作者：Kate Hrotek 陈苑苑

英国国王查尔斯在美国国会的讲话，将历史、外交与幽默融于一炉。其中，“两个乔治”的说法尤其精彩。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位乔治，是领导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的乔治·华盛顿；另一位乔治，则是失去北美殖民地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查尔斯国王借用狄更斯The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的标题，将那段历史称作 The Tale of Two Georges，两个乔治的故事。

《双城记》写的是法国大革命背景下的伦敦与巴黎，秩序与革命；而两个乔治的故事，却从战争与分离，渐渐走向了理解与结盟。

查尔斯国王在演讲中，首先以英国国王与英联邦元首的身份，祝贺美国建国二百五十周年。国会议员全体起立，向他报以长时间的掌声。从现场画面看，查尔斯似乎并未预料到如此热烈的回应。这种克制而略带拘谨的风度，很英国。

而“两个乔治”的时代之初，1776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英国政府决定以战争面对殖民地的反叛。然而，那其实更像一场隔着大西洋进行的内战：双方拥有共同的语言、法律传统以及政治文化，甚至连北美殖民者要求独立时所依据的许多原则，也同样来自英国本身。三千英里之外的北美大陆，最终选择了独立的道路。法国的介入，则进一步改变了战争的走向。最终，英国战败，美利坚合众国诞生。

对于大英帝国而言，失去北美殖民地，本该是一段沉重而难堪的历史。然而查尔斯国王只是用“两个乔治的故事”轻轻一点，随即又幽默地补充：乔治三世从未踏足美国；而他本人此次来访，请诸位放心，绝不是英国打算偷偷把美国收回去。全场大笑。

但笑声之后，一个事实却始终存在：美国虽然脱离了英国，却并未脱离英国文明。
建国之后的美国，几乎可以看作英国文明的延续与更新。英语、 普通法传统、议会政治，以及对于个人自由的理解， 都深深带着英国文明的印记。查尔斯国王在演讲中，将这一切归功于当年的建国元勋：他们是怀抱理想、勇敢而富于想象力的反叛者。

失去北美殖民地，对大英帝国当然是一次巨大的失败。然而，英国并未因此停下脚步。此后的英国，继续推动工业革命，拓展全球贸易，并逐渐建立起新的世界影响力。

英国的国家自信，并不仅仅建立在领土拥有之上。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相信：土地越大，资源越多，国家便越强盛。然而英国后来所走出的，却是另一条道路：真正支撑一个国家长久力量的，也许并不仅仅是疆域，而是制度、文明，以及社会内部的创造力。

撒切尔夫人曾反对英国加入欧盟。她认为，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历史传统并不相同。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再到议会制度的逐步形成，英国的政治演变总体上更偏向渐进与平衡，而非彻底摧毁旧秩序。与法国大革命式的激烈断裂相比，英国更倾向于在冲突之后重新寻找平衡。

英国失败了，随后坐下来谈判。1783年，英美签署《巴黎条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两年之后，约翰·亚当斯出任美国驻英国的第一任使节。作为坚定主张独立的人物，他在觐见乔治三世之前相当紧张——在英国国王眼中，他无疑是一位“叛臣”。然而，会见却十分友好。乔治三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最后一个愿意放弃北美殖民地的人；但既然独立已成事实，他会尽力成为美国最好的朋友之一。

美国独立战争固然是一场战争，却并未最终演变成文明的决裂。

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也与英国文明本身的气质有关。英国是欧洲国家，却并不位于欧洲大陆之上，而是悬在其边缘的一座岛国。论面积，只有罗马尼亚那么大；论人口，仅同浙江省差不多。然而，对现代世界的影响之深之广，却超过了许多领土更辽阔、人口更众多、资源更丰富的国家。它不仅塑造了自身，也间接塑造了后来的美国。

英国文明是欧洲文明之树最受海风吹拂、也最向海洋伸展的一枝。它有数百年基督信仰，也形成了一种偏向“中道”的文明性格：在传统与改革、 礼仪与理性、 统一与多元之间寻找平衡。

英国国王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英国国教的象征性领袖。 伊丽莎白女王曾说，耶稣基督——这位和平之君，他的生命是她的启发，也是她生命中的锚。查尔斯国王在演讲中也说，基督信仰是他“坚定的锚”与“每日的启迪”。两代君王的话语之间，似乎始终回响着英国文明深处基督教信仰的底音。

基督信仰相信，人并不完美。人会软弱，会骄傲，也会被欲望驱使。正因如此，人需要节制，需要宽恕，也需要对更高价值保持敬畏。英国文明里，也始终保留着一种克制感。它不太相信“绝对正确”，也不太热衷于把对手彻底消灭。英国人的幽默、自嘲，以及对于平衡与妥协的偏爱，或许都与这种人性观有关。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政府认为向殖民地征税理所当然；而北美殖民者则坚持“无代表，不纳税”。宗主国希望维持帝国利益，殖民地则希望建立一个更符合自身理想的新国家。双方因此爆发战争。然而，冲突并未最终演变成两国之间的仇恨。因为彼此都仍属于同一种文明传统，也都理解：人有追求自由的愿望。

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和承认，也体现在英国对印度独立的态度上。

英国与印度之间，并不像英美那样属于同一种文明体系。当年的东印度公司，仅凭极少数英国人，便管理着庞大的印度社会。英国人往往认为，自己带来了更有效率的制度、法律与行政体系；但印度人真正想要的，却并不仅仅是“被更好地管理”。他们更希望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即便并不完美——这也是人性。

印度独立之后，仍然留在英联邦之内。曾经的殖民地，并未永远成为敌人。

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仍在不断向外扩张帝国版图，那么到了伊丽莎白二世时代，英国则逐渐放下殖民帝国，转而维系起一个更松散、也更平等的英联邦，而许多昔日的殖民地至今仍是其中的成员。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最终作出判断与选择的，仍然是人。

查尔斯国王的讲话里，其实藏着一条隐线：Agree to disagree——承认双方并不相同，却仍愿意彼此相处。这种能力，并不仅仅来自外交技巧。技巧背后，还需要更深的东西：原则、节制、对于人性的理解，甚至某种信仰。

也许正因如此，大英帝国虽然失去殖民地，却并未失去自己的风度。它用理解为对方留下空间，也用幽默维护自己的体面；它并不倾向于彻底消灭对手，而更倾向于在冲突之后重新寻找平衡。

而这种平衡的背后，或许正包含着一种成熟文明对于人性的承认：人会彼此不同，甚至彼此冲突；但仍然可以彼此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