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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7日紀實作者：何与怀 澳华学者作家张典姊女士遗照 （前言：〈时光流逝，心湖依旧——我所认识的张典姊〉一文写于2011年2月，当时典姊已经病重，但还是很认真也很感激地阅读。本文后来收进笔者所著的《海这边，海那边：世界华文女作家掠影》一书，笔者在中国开会时拿到此书，12月回到悉尼就第一时间呈送到典姊的病榻前。现在重睹此文，笔者又一次堕入对典姊深深的追思之中。） 一 让时光暂且倒流——于是，在我们眼前掠过这一幕：十七年前，在1994年11月那个温馨的晚上，在现在早已消失的悉尼华埠德信街新瑞华大酒楼，百余作家及来自新闻界、学术界、文艺界的贵宾济济一堂，欢声笑语，文光闪烁，洋溢着一派既热烈又高雅的气氛。那是正在举行的首届澳华杰出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 那晚，十位作家获此荣衔。雪梨作协（那时正式名称是“澳洲华文作家协会雪梨分会”）黄雍廉会长特为盛会题联，曰：“古道薪传，文光耀南极；华风初曙，学海十翰林。”如他一贯不太在乎诗联形式是否工整是否符合格律，黄会长只在意以这两句话点出这次颁奖的精神意义。而作为一个标志，梁羽生、刘渭平、赵大钝三位悉尼文坛前辈（还有英语作协主席Dr Jackson）都莅临盛会致辞并亲为“十翰林”颁奖。真是“古道薪传”！真是“华风初曙”！ 张典姊早年参加的一次文学活动（左三是黄雍廉会长）。 这次至午夜始结束的充满着诗情和喜气的典礼和宴会，正是由时任雪梨作协副会长的张典姊参与主持。会上，她还作了关于屈原的演讲，激情讴歌屈夫子为理想不惜殒灭的崇高品质。说：文人在中国近五千年的艺林中俯拾皆是，但要具有〈天问〉中的宇宙观；〈橘颂〉中的出污泥而不染；〈招魂〉中的魂顾四方后而能终归净土；〈国殇〉中的终刚强兮不可凌，魂魄毅兮为鬼雄；〈涉江〉中的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种种气魄、节烈及美学极致者，唯屈原一人。 二 第二年，即1995年，尚是年初未几，澳洲华文作家协会雪梨分会便告分裂。后来，文坛又一次分裂，再后来，再一次分裂。 本人一向对这些分裂不以为然，但另一方面，又对不无道理甚至言正辞严的分裂理由表示理解。我是1996年初才从新西兰奥克兰市来悉尼定居的，对之前文坛纷争也略知一二但无深考也不想考究。而1997年，我开始参加悉尼作协（当时改称“澳洲雪梨华文作家协会”）活动，在这一年，我倒是亲眼目睹张典姊离会“出走”，组建“澳大利亚东亚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并被推选为其会长。我和典姊都算是“人文学者型作家”，自然有一份不须强调但暗地里少不了的惺惺相惜的友情。此后，我虽然身为澳洲雪梨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还是非常乐意应邀参加“分裂出去”的交流会的一些活动。 张典姊生前与悉尼文友的一次欢聚（摄于2006年5月29日）。 除较轻松的活动如举办中国工艺书画展览以及圣诞聚餐外，张典姊和她的会员会友们张罗过一些专题学术讲座，如邀请澳中友协主席James Flowers讲“澳中文化层间语言之沟通及文化之沟通”；潮州同乡会会长周光明讲“与中国的商留往来”；民族电台国语组组长林桂生讲“民族电台的架构和未来的走向”；方劲武侨领讲“数十年来雪梨侨社的活动与展望”；中文教育理事会顾问史双元博士讲“在中小学推行汉语课程中所遭到的困难”；国际笔会悉尼主席Yvonne Preston讲“悉尼笔会与世界六十余国会友的沟通”；大学专业人士讲“电子邮件的运用与商贸挂钩”；英语诗刊总编Neil James讲“澳洲英语诗刊的现状”等等。与会者包括澳洲政要、文化界人士、社团领导人、学术界人士，以及前中国总领事馆吴克明总领事、汪志刚文化领事及刘永芳侨务领事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麦觉理大学中文系主任也就是张典姊的顶头上司康丹（Danial Kane）教授赴会畅谈他“与中国文化人士的接触及感想”。康丹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与王蒙、张艺谋、巩俐……等京城文化名人熟识，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他一口纯正的京腔，比中国人还中国人。这些活动都不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更感到，作为一个在更多时间里只对文字和教学有兴趣的学者，张典姊组织、举办这些活动实在太不容易。尤其如此，我觉得典姊是一位有毅力有担当的学者。 三 张典姊早年毕业于台北国立台湾大学英语系。1967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她，应聘到澳洲参加翻译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这是澳洲国立大学科研机构为配合英国剑桥大学出版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中国科学史》的学术工程的一部分）。三年后，她获大学指导中文课程的柳存仁教授推荐，参与教学工作——从此就开始了她自认比科研翻译更符合她的性格志趣的教书生涯。在此期间，很值得一提的，是她还是前澳洲总理现外交部长陆克文（Kevin Rudd）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字“初恋”的一位牵线人。 张典姊在大学工作室。 那是1977年，陆克文成了她的中文课程的一位学生。现在过了三十多年，张典姊对这位学生当时的表现依然历历在目，赞不绝口。她说那时已经是学校学生会主席的陆克文，很有君子风范，总是笑容满面，彬彬有礼，勤奋用功不用说，而且思维格外清晰，说话逻辑严密，还很有前瞻性，真是一个未来政治家的坯子。 张典姊把这个故事讲得津津有味：陆克文曾演过她编写的一个中文舞台剧，叫做《小放牛》。当时年方二十的陆克文很瘦，却要在戏里扮演脑满肠肥的地主，只好在衣服里塞了个皮球；班上十四名学生都参加了演出，由于女生比较多，于是编剧加导演的张老师便把其中六个女生都“送给”陆克文当“小妾”；为了表现地主自我陶醉的生活状态，还让陆克文在出场时哼唱了好几句京剧唱段。在这些安排和指导下，一度“妻妾成群”充分“享受”中式地主生活的陆克文表演得惟妙惟肖（也许这个早期经验也有助于他今天和中国打交道时对遍布神州的权贵二奶现象见怪不怪）。 这出在1977年8月份公演的小戏获得了满堂彩，有200多名观众前来捧场，其中不乏名流政客，如澳大利亚外交部和中国大使馆的官员，还有堪培拉国立图书馆和国立大学的人员。演出后，年轻但却老到的陆克文带领同学们在堪培拉唐人街一间中餐馆搞了个答谢宴，并代表剧组发言致谢，送了张典姊老师一束鲜花，作为对她辛苦教学的感谢。 三十年后，2007年11月，陆克文在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中大获全胜，一夜变天，一举推翻了连续四届执政长达十一年半的何华德（John Howard）先生，成为西方国家领袖中，首个会讲中国话的“中国通”总理。张典姊现在回忆起来，脸上不无欣喜之色，一再说：陆克文那时真的很活跃，当时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有政治才能！ 四 张典姊几年之后于1980年转到悉尼市的麦觉理大学，继续执教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艺术课程。她始终如一努力钻研备课，自编教材，兢兢业业，全心全意，把教学工作做到最好。其实，用她的话说，她的教学、研究，也是她的个人兴趣、爱好，“几乎公私不分了”。几十年来，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没有请过一天假，缺过一次课。 典姊教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勇于开创新的课程。2003年8月初，她经过一年半的精心策划研读资料编好教材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正式开讲“中国武侠小说”，近六十名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报读。当时，这门课在澳大利亚是前所未有的首创之举，甚至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还是世界其他各地的高等院校，也都闻所未闻，因而备受国际汉学界的关注（现在连中国大陆的高中语文教科书，也开始吸收武侠小说作为课文）。 在开课首日，典姊特意邀请隐居悉尼的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大师来为《白发魔女传》题词做解说。那天大教室早已爆满，连走廊上都挤满了人，进不了场的人只好在门外听听声音。梁羽生夫妇甫进场时已赢得了满堂热烈鼓掌。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也在百忙中特意前来做开场白捧场。张典姊在讲话中提到一年半前她访问北京清华大学与有关学术机构交流和探讨武侠小说流派及对中西文化的影响；当然，她更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梁羽生大师的著作及其崇高的文学地位。随后，梁羽生大师以洪亮的声音和江湖的豪情回溯他写武侠小说的起因和来龙去脉。他幽默的讲话（如顺便提到他早年在香港时曾长期在报章上开设《李夫人信箱》以女人化名回答读者投书而不被识破），赢得了满堂的笑声与掌声。对大学的师生来说，在武侠小说开课首日，能邀请到梁羽生大师亲自到场解说，真是一次难得的文学圣餐；在典姊的心湖脑海中，更是一个永远不灭的亮点。 张典姊也是一位书法家，家里墙上挂的是启功老人赠送给她的书法作品。 张典姊的教学工作非常繁忙。这些年，她开了包括文学﹑写作﹑书法﹑艺术等不同内容的八门中文课程，每年报读的学生多达五、六百人，其中书法课有两百人，电影课近九十人，忙碌的情形可想而知。她除了本地还有来自海外各国的学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典姊的学术地位也得到相应的认可。她的博士论文《李汝珍及其镜花缘》已经于1995年出版成书；有关资料展现在中国新成立的李汝珍纪念馆内。她这位麦觉理大学亚洲语文系高级讲师也是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她多次出席国际语言文学会议。1989年她担任亚太地区大学文学语言学会东亚组召集人。她还被世界各地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如1995年她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作东京一桥大学政治社会学院的访问学者，2002年应北京清华大学之邀作学术访问……2006年被美国传记中心选为21世纪杰出女性。 五 张典姊满心欢喜她的教学工作和她工作了几十年的麦觉理大学——该校思想开放的领导和发展创新课程的自由让她事业有成，毫无疑问也是她“最喜欢”的理由。不过，她的全心奉献也意味着她要付出不可避免的牺牲。我感触最深的是，澳华文坛很多活动她都没有时间参加，其中很令人遗憾的是两个她应该在场的集会却缺席了：黄雍廉会长的追思会和梁羽生大师的追思会。 黄雍廉会长的追思会于2008年4月26日举行。这是确知他去世后三个星期，而在确知之前他已经去世近四个月了；更令人嘘唏的是他去世前竟然在长达半年时间里完全消失于悉尼文坛，没有一个文友听到他一句半句的声音获知他一丝半点的实况。黄会长有功于澳华文坛，他这样的离去很让大家伤感。张典姊早年曾热心协助黄会长开展协会工作，当然也有同感。但是，由于学校的工作，她对能否到会没有把握。她在给我的回件上说：“最近麦大改组（多院合并），校方急件限时的甚多。黄先生去世，深感哀痛。希望到时我能完成校方的多项文件，赶赴追思会。万一赶不及，请代向黄家人及诸文友致歉。新文苑我会买一份作永久的纪念。”结果她果然未能到会。 张典姊慑于悉尼麦觉理大学。 梁羽生大师追思会举行之日（2009年2月21日），正是张典姊预定必要参加的一个重要的教务会议之时。她用英文给我回了一封说明她不克到会的电邮。其中写道： It is a wonderful thing that you can organize a memorial service for Liang Yusheng of whom I have such a fond memory and respect. How much I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and pay a tribute to Liang who is a legendary hero in our mind. However, most unfortunately the new depart head, Professor Martina Mollering called an important dept. meeting at her house on 21 Feb. this coming Sat. at 1pm and will carry the meeting and lunch for three to four hours as this is a newly amalgamated dept containing 13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Japanese, German, French, Russian, Spanish, Arabic etc. so much things need to be discussed and the amalgamated courses too such as combined Chinese film with Japanese film and Indian film etc. I am the one currently teaching Chinese film therefore I can not be absent at this meeting. So much to my regret that I would not be physically at the Liang’s memorial service this coming Sat., please pass my apology and explanation as well as my deep sympathy to Liang’s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I know many of you will be there and my thought will be with you there. I believe Liang’s spirit will be there too and appreciate your great love for him.…… 典姊的电邮详细认真地解释她无法到会的原因，甚至信后还附了院系秘书关于这个教务会议的通知，可以感受到她的内疚与无奈。 六 繁忙的教学工作自然也大大影响了她的文学写作。 讲起张典姊早年的文学梦，那些雏莺试啼，那真是一串珍珠般的晶莹发亮堪可怀念的记忆！典姊出身书香世家。她的舅舅赵敏恒十一岁考取清华，又以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密苏里大学完成新闻学硕士学位，后任英国路透社驻中国总经理，一生报导了许多历史性的事件，包括二战时亲自到开罗采访报道当年四巨头会议（前些年中国大陆出版了一本书《爱国报人——赵敏恒》，承认了他在新闻业上的杰出贡献。）母亲执教于台湾大学医学院，并兼院长的英文秘书。伯父是康有为的弟子，康的儿子就经常住在张家。喜爱读书的典姊自小就翻看父亲的藏书，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以及其他各种中外文学名著。在小学时，典姊居然就开始编辑一本“杂志”，还为它起了一个似乎久经沧桑的名字——“茫海”。杂志当然很简陋，但在一帮小同学间流传受到捧读也很让编者得意。自初中三年级开始，典姊像模像样写起小说和诗歌了。今天她还记得，她第一篇小说叫〈蓝色毋忘我花的悲歌〉；第一首诗歌叫〈海鸥〉。高中一年级作文课上，她一篇题为〈我们的大杂院〉的作文被老师评为全班最佳散文，投到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副刊也被刊登出来，与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等名家大作并列。就读台大外文系时，她是《台大青年》杂志的编辑，同时不断为几家刊物写稿。1970年，典姊以〈书香子弟〉等十七篇散文荣获台湾侨联总会颁发文艺奖(散文类)。获奖的评语是：“文笔流畅，描述生动，处处流露人性和善与丰富感情。”颁奖典礼在堪培拉澳洲国立图书馆大礼堂举行，驻澳沈琦大使颁奖，两百多澳洲政要和大学人士前来观礼，会后还放映司马中原原著的电影《路客与刀客》作为余兴节目…… 张典姊散文集《写在风中的歌》 的确，无论是学问人生或是散文人生，张典姊有许多别人所没有的优势。如为她作序的澳华另一位学者作家庄伟杰所说，典姊只要从文化和精神上更加靠近心灵，就能圆更美的文学梦。可惜，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文学上。教学如此繁忙，她怎么能够专心致志在文学写作上去更好地寻求对心灵的把握和精神的开掘，去寻求在散文语言的驾驭上更具情绪力度和深度传递，尤其是对自身女性的个性挖掘等方面进行更为巧妙的调整？典姊虽然至今发表了近百篇散文和诗歌作品，对一位写作了几十年的作者来说，量也不算多。幸好，无论如何，2006年6月，张典姊终于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写在风中的歌》，其实，她酝酿在心中要出这本散文集的事好像已有二十多年了；中国著名作家刘心武为此书写的序也早已在1998年3月就写好了。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出一本书也要拖这么多年。这也说明，典姊的教学工作壓力多麽大啊。從另一方面想，这部文集对典姊来说是多么难得多么重要多么亲切啊。如她〈自序〉中所说： 我如同一个怀胎了二十多年的母亲，如今终于让这个胎儿出世了。我心中是如释重负，真的是充满了感激与轻松。二十多年前的激情经过冰封、冬眠、蝉变、复苏、觉醒、振奋，终于让这个快要变老了的婴儿面世了。我的兴奋不是以三言两语可以说尽的；尤其是我是单身而无子女的人，这个婴儿对我来说具有双重意义。就像在三十年前，我曾发表达一篇文章〈变〉，文中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间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物与我皆无尽也。” 七 《写在风中的歌》一书除了两篇作为附录的访问记以外，共有两辑四十九篇文章。张典姊除了写散文、随笔外，还写诗，写影评画评书法评，写其他各种学术评论，还有翻译。由于她教授中文和有关中华文化各种课程，一定在备课中和在课余之后写了不少有关文章（这倒是教书和写作一种难得的兼顾），《写在风中的歌》是散文集，一些文章不宜收在书里，但我注意到，收在书里倒很有些随笔性的影评。其中涉及到具体某部电影的就包括：〈观《披狼皮的爱人》后有感〉、〈炽情的基督〉、〈情网恢恢〉、〈从《英雄》、《卧虎藏龙》谈到“施比受更有福”〉、〈双龙之光环——从李小龙的“武与艺”到李安的“卧虎藏龙”〉、〈《万世千秋》观后感〉、〈金碗孽缘〉等。这些文章不乏对电影本身的真知灼见，而且因为是随笔性的，还经常生发出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生感悟。〈双龙之光环〉文章甚短，却非常震撼。它道出了：“历史的长流中，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何其远的差距，但在双李的拳与剑，心与道，人伦与自然，浑然挥舞的一刹间，或许只是一秒间，已圆了一场大中华儿女天道人合一的美梦。”至于像〈大圆场〉、〈主角与配角〉这些谈论戏剧人生篇什，本身就是人生感悟。如〈大圆场〉感慨：“在人生的大戏场内，像希特勒纳粹营的暴行，中日战争中1300万中国牺牲者，这些都是大悲咒。愿人们记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再重蹈那些大悲咒。那些冤死之魂不也曾梦想过大圆场吗?”如〈主角与配角〉结尾这样企盼：“有戏演人生才够味，最可怕的事是没戏唱了。希望人人每天都有好戏唱，每天都有听戏人。” 张典姊在新书发布会上为读者签名。 也许也是出于女性的特长，张典姊精于观察，敏于感悟，不论是对自然人生或是对社会历史。在〈雪梨风情画〉中，她这样描画雪梨（悉尼）：“如果曾经是个女人，她应该是一个由满手老茧，刁蛮不驯的村妇摇身一变而成今日的风情万种，涵养而世故的秋水伊人。”在〈乡间的娱乐〉中，她写潜藏于记忆深处的小时的乡间往事，非常真切，特别对那些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台湾乡间一无所知的读者。而〈湖边的故事〉则像散文又像小说，写的是澳洲一间湖畔旅舍内的住客，白天上班教学，夜晚休息聊天。他们有白肤的、黄肤的、黑肤的，有红发的、黑发的、棕发的，就如同花有红、黄、蓝、白一样的稀松平常。每个人景况际遇各自不同，却都有些虽然平常而又令人感叹的故事。他们生老病死，一天天过日子，而“湖上的流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风本无意，云亦无心。”最后，“湖依然睡着，人们依然存在着。风和云不知聚散了几次？故事总新鲜过后又被遗忘了!”真是自我心灵世界的一种深刻体验！为张典姊作序的刘心武说，典姊的不少散文，以介绍澳洲风物人情为依托，寄寓自己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反复叩问，这就使她的文字不仅有“画面”，而且有深度，读来厚重扎实。的确如此！ 有时，典姊又使用借物咏志的手法，以散文诗的体裁，相当空灵典雅的短句，化解内心的焦虑，抒发旷达的情怀。刘心武这个心得，我也有同感。我在书中找到〈澳洲耶诞〉这幅澳洲风情画。这篇在1970年1月初稿3月再修的散文刻画澳洲圣诞节到元旦期间种种情景，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清脆的教堂钟响了。我猛然惊觉一九六九年已去了!新的一九七零年已开始。去的是美好的，来的也将有去的一日，因此来的也是美好的。”典姊竟是以这样美好旷达的心境看待时光的流逝！弹指间，四十一年过去，她就在去去来来的日子里，自个吟唱着自己独特的歌。人在“异域”，走在路上，有沧桑、有感念、有探寻、有收获、有说不尽道不清的话题。她一边在吟唱中重温人生历程和感悟世事风情，一边在行走中领略和回味中西古今文化。 八 作为一位跨越中西文化的人文学者型作家，张典姊如何认识世界，阐释生命，追问历史，关怀人文？我问过她，在《写在风中的歌》中她自己比较喜欢的篇什是哪些，她给我所举的是：〈清华去来〉、〈深悼钱钟书〉、〈唐诗是神龛〉、〈忆屈原〉、〈钱钟书的幽默中寓深意〉和〈中西文学在互通人性上的共识〉。从这个篇目不难看出这位女学人的心灵。如果说《写在风中的歌》是“知识与心性，智慧与情怀交媾孕育的精神产品”（庄伟杰语），这些篇什更洋溢着一股浓郁的文化气味。 典姊看重〈清华去来〉是很自然的。作为全书首篇，文章记录她应北京清华大学之邀前往做为期一个月的学术交流，记录她在“清芬挺秀、华夏增辉”的校园内的一些思绪。这里，清幽的校园口依然矗立着那块在宣统辛亥年间由那桐题的“清华园”三个大字，这个素洁如汉白玉的门碑是两个世纪来清大的标志。校舍中一些早年由庚子赔款兴建的美式或欧式的精致建筑独具特色，代表了那个年代的历史轨迹，在旭日冬暖、和风熙熙下仍然挺立着，让人感觉不出时光的流逝以及风尘的洗礼。张典姊在这里除了交流活动外，蛰居潜读，白天有一对白猫作伴，夜里窗外的青松，涛声阵阵。她心静如水。 张典姊的生命定位，在海外华人中甚具代表性——她归化了异乡，却又坚守母语文化。对她来说，她认为也是对于许多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唐诗是神龛，是心灵深处的一盏明灯。“唐诗中许多发人深省的佳句一方面可陶冶心情，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固守那些美好的情操。”她曾经目睹，在堪培拉庆祝演出宴会上，已成为国际文化名人的钢琴家傅聪先生，对掌声鲜花恭维赞誉都已麻木，只是拉上一二知己到宴会的一角，一边饮酒一边吟诵唐诗名句，心才陶醉，眼才放光。张典姊在〈唐诗是神龛〉中，以她目睹的这一刻，盛赞母语文化中的精华——这是注入华人心湖活水的清泉! 钱锺书教授写给张典姊的亲笔信。 张典姊的散文明显弥漫着书卷气。她这个具有东西两种文化体验的研究中国学术泰斗钱锺书的专家，其感悟流露在〈深悼钱锺书〉和〈钱锺书的幽默中寓深意〉等文章中。她深切怀念她的忘年交钱锺书大师，并通过阐述钱氏散文〈写在人生边上〉的幽默手法以及他微妙的人生看法，讴歌了中华文化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开篇讲到，张典姊曾在雪梨华文作家协会的颁奖会上作有关屈原的演讲。屈原这位中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可以说是典姊的偶像。她崇拜他，反复研究他，并在澳洲大学讲台上，独辟一个专题，用英语讲授他的《离骚》。在〈忆屈原〉这篇文章中，典姊认定“美”是屈夫子精神上最高的提升激素，是他从童年起就追求的品格和价值，所以他能进而成为第一位把道德评价与美学评价综合成一体的中国文人。典姊通过这种如庄伟杰所说的“属于精神的叙事伦理”，让人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力量。 很有意思的是，《写在风中的歌》最后一篇作品，是〈佳民与水妖〉。这是一篇翻译作品，讲的是澳洲土著神话。在那神话里，叫做佳民的原住民好汉，追求一个艳丽非凡的水妖，无比坚定执著，即使最终被水妖之父红蛇撕裂成碎片。论者发现，在完全不同的时空中，屈原与佳民演绎的悲剧，虽然情节迥异，然而他们以“美人”为理想寄托物，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竟是如此相通。这也是张典姊在〈中西文学在互通人性上的共识〉一文中反复证明的观点。 的确，張典姊写得最顺心最有意味的文章，是对人事的吟唱和对历史的眷恋。她以其中国古典文化底蕴，融汇西方文化精华，行文走笔自有一种温馨的人情味，自然也透露出她的东方式古典意绪。她就是以此编织她的人文精神、价值追求和生活姿态。 《写在风中的歌》可以说是张典姊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语境中为自己也为心弦振动频率相似的其他人构筑的一片精神福地。正如她自己表示，这本书的诞生，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她生活轨迹中的一些蛛丝马迹能供给后来者一点经验，一点星光，一点抛线或一点苔痕。她希望她这本书就像寒夜星空上遥远的星辰间互放的光亮，或是曾被人走过的小径上留下来的一束野花。她希望人们在寂寞的午后，在踽踽独行时，也许翻开这本书，也许会在书里找到一点共同的思路，也许寂寞的人也会眼中闪出亮光，哀愁的人也能寻回一个午后的安馨，一丝静夜的烛照。 这是多么平实又多么美好的愿望！我想，典姊这部文集是达到她的目的的。 九 张典姊繁忙的教学工作不但影响了她的文学写作，也影响了她的健康。她曾说过希望自己能如《圣经》所说的做“一根压不断的芦苇”。在精神上她可能做到了，但在身体上，她给压垮了。 2009年8月16日，本文作者何与怀博士到张典姊家中所拍。 去年（2010年）11月间，我给张典姊一封电邮，告诉她悉尼文坛的作家诗人组织将为我联合举办一个新书发布暨作品研讨会，请她拨冗光临。她回复说：与怀，很高兴你出书。鉴于我的健康问题恐无法出席研讨会。请告知你的地址以便寄一本我的散文集《写在风中的歌》给你。 我说，《写在风中的歌》我早就有了，也拜读了，谢谢你。我问她：你身体有什么问题吗？请保重。我觉得奇怪，她怎么用上“鉴于我的健康问题”这种沉重的字眼呢？我心里已被一种不祥的感觉所占据。果然，她告诉我她“开了两次大刀，一是在结肠，一是在肝切掉癌部分。目前在做化疗，很辛苦”。 收到典姊的信我大吃一惊。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十倍！而我一点都不知道！我问她，你现在家里或是在医院？并告诉她一定要配合医生治疗，更重要的是心情要放开些。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但又要有战胜病魔的坚强信心和毅力。 她回信说： 六月十七开结肠，八月二十六开肝，目前化疗欲去除一公分左右小的lescion。化疗要做到起码明年三、四月。 谢谢你打气鼓励，关心我。已瘦了十一公斤，但开始学会了要注意照顾自己。 盼你继续写作，著作是永恒的，生命有涯，学识和艺术是无涯的。 有空发发电邮来给我，我会觉得挺安慰的…… 张典姊的短信。 我找了冰夫、舒欣去看她。又转告一些文友，说张典姊不幸遭受癌症之苦，需要各位文友安慰。接着，萧蔚、谭毅、翁友芳、张奥列、杨鸿钧、广海……等都去看望过她，力图为她做些事。但我知道，我们的探望、安慰作用微乎其微。一切都交托上天吧。让我很感动的是，张典姊在重病中，还惦记着她的书，惦记着文学，说出“著作是永恒的，生命有涯，学识和艺术是无涯的”这些话。 但典姊还要使我更加吃惊。前几天《澳华新文苑》第466期登出张典姊专辑后，我告诉她好几位文友来信来电表示对她的敬仰和关心。特别悉尼诗词协会会长乔尚明先生和他的太太江涛女士希望在她精神较好的时候去探望她。并说，我的文稿近一万二千字，还要登几期，希望能表达对她的成就的肯定和赞赏。今天，2月22号，典姊回信说：千谢万谢。能有你这位知音挚友，不虚此生。文字难抒尽我对你的感激与钦佩。愿主赐福于你。有人看了你的文章后已表示激赏。我已给份报让系里秘书看。讲了这些后，她竟然说这些天她“很忙”！ 我问她，你还要教书吗？学校知道你的病吗？你的身体能再经得起忙碌吗？ 她说: 我周一及周五每隔一周教一次书法理论。目前有一百二十多人的大班。累一些但能开一扇窗。学校知道我的病。 “累一些但能开一扇窗”！我顿时泪水盈眶，无言以对…… 我想到典姊〈湖边的故事〉中那位严重残废要坐轮椅的珍妮。她一直献身于社会福利工作，还成了甘大医院社会服务部的主任。她常笑着说：“忙是最好的快乐剂。一天忙到晚，我便不愁什么，不怕寂寞了。” 我又想到，许多年前，一次采访中，当问到甚么是曾给予她的最好忠告，典姊说：“我的母亲告诉我，作为一个女性，你必须要独立与自主。” 对“谁对你有所激励？”这个问题，典姊回答时用英语解释中国圣人老子《道德经》里的格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她说这条哲理对她影响很大。…… 这就是张典姊！ 我这篇文章2011年2月5号开始动笔，写写看看，断断续续，时而沉浸在十几年来和典姊的交往之中。开始写那天，悉尼处在破纪录的摄氏42度的高温笼罩中，我给典姊传去一封电邮，说：这些天很热，希望对你不至太大影响。无论如何，令人生畏令人不安事实上也的确非常喧嚣暴躁凶狠的虎年毕竟过去了，让人感觉机灵聪敏善良安详的兔年已经来临，希望兔年给你带来康复。我在为你编专辑。我在庄伟杰繁多的作品中找出一首诗——〈沿着如风的思绪流动〉，现在提前送给你： 春天的脚步声已渐渐清晰 我谛听到一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风 夹杂着泥土、草原、雪花和马蹄的气息 从离我很远又离我很近的地方 吹拂我缠绕我唤醒我 我知道风是怎样向我的方位滑翔的 它经过的河流越过的山脉告诉我 风是顺着季节的弧线一路奔腾而来的 本来我就想写一首关于风的诗 只是至今尚未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尽管写风的诗并非是一件新鲜事 但风依然不停地流动或奔走 即便风可能停留在昨夜的冷雨中 或者栖息在某处山岗某棵树上 甚至让人找不到原初的模样 其实，风一直都在悄悄地注视我 春节快到了风在更换姿态 大地一片苍茫自然变幻无常 风有时会像人的眼神似的充满忧郁 或者冷不防从历史的某个拐弯处爬出来 驱使我们反过来像风一样发出声音 这时我什么都不想依旧独守空房子 继续怀抱寂寞享受孤独的旅程 让梳理的文字沿着如风的思绪流动 当然我同样在内心为你 为所有的亲朋好友祈祷 并以宗教信徒般虔诚的方式 将无尽的祝愿织成祥云化成和风 时刻环绕在我们的头顶 这种人为的浪漫一如风在自然飞翔 在平安的爆竹声中在除夕之夜 为所有关心我的人掀开新春的序言 当钟声响起风在歌唱…… 典姊把她的散文集题为“写在风中的歌”，我领悟到其中大有深意。她想送给读者一串智慧的风铃，可以打开层层的风门；打开国界的，打开种族的；打开不同文化的，打开今古的，打开阴阳两界的。让我们像游丝一般穿梭于时光的隧道中，互相欣赏隧道中荧荧的光点引领我们走向终极的喜悦。 刚进医院时的张典姊。 典姊让梳理的文字沿着如风的思绪流动，从心湖深处不断给我们吹送她的歌……是的，当钟声响起，风在歌唱…… 张典姊曾这样祝福自己：“每日的心湖是活水满盈。”人生在世，心湖绝不能成为一潭死水，更不可任其干涸。我也祝福她：时光流逝，心湖依旧——依然让心湖活水满盈，每日每时。 （写于悉尼，2011年2月5号动笔，22日完稿。） 后记： 张典姊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已移入一间Nursing Centre。这是她离开住家前给我的电邮： Dear Henry,  Words can not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and gratitude of your article introducing me on Xin Bao for the last few weeks. I have read today’s and have been deeply moved by your insight into my spiritual world and my sensitivities to various things toward individual persons/writers/scholars and Chinese cultures.  You have taken pains to study me and my writings which to a depth even myself can not probed into. How mysteriously one person can microscopy another person to such details!  Unfortunately, I can not write you long letter neither can read your emails or write to you again for quite a while. Next Monday I will temporarily go to Straithfield Nursing Centre for respite care, 64/217 Albert Rd, Tel. 97647800.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your immensely encouraging article on me which brings me great delight.  Anita 12-03-2011 2012年7月14日，本文作者何与怀博士与萧虹博士（左二）、谭毅博士到悉尼格林威治医院探望张典姊女士。 倾樽合泪江天祭 ——沉痛悼念张典姊女士 张典姊女士顽强地也非常凄苦地与癌症搏斗了两年多，最终于2012年9月24日在悉尼格林威治医院不幸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治丧委员会在悉尼各家日报刊登的讣告。 张典姊女士早年毕业于台北国立台湾大学英语系，1967年应聘到澳洲工作，随后在这里定居。生前为澳大利亚麦觉理大学（Macquaire University）亚洲语文系高级讲师、澳大利亚东亚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新州华文作家协会顾问、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悉尼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1992-1997），1995年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在东京一桥大学政治社会学院作访问学者，2002年应北京清华大学之邀作学术访问，还被多所知名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06年被美国传记中心选为21世纪杰出女性。出版著作有学术论文《李汝珍及其镜花缘》及散文集《写在风中的歌》。 张典姊女士去世当天，悉尼华人文化教育界组织了治丧委员会。成员有：典姊亲人张典熙女士、徐汉勇先生、徐思敬先生、徐思梅女士；有悉尼文化教育界人士萧虹博士、陈慧博士、何与怀博士、乔尚明先生、江涛女士、白菲比女士；有这两年来给重病中的典姊极大照顾帮助的杨鸿钧先生、广海先生、刘群先生和樊轲先生。治丧委员会在悉尼各家日报刊登了讣告，并办理各项有关后事。 张典姊追悼会按照宗教仪式于9月28日上午十一时在South Chapel，Northern Suburbs Crematorium（199 Delhi Road, North Ryde）举行。当天出席追悼会近百人，包括几位八十高龄的老人，如：悉尼酒井园诗社创社社长西彤先生、悉尼诗词协会创会会长乔尚明先生及其夫人江涛女士。 张典姊女士棺前置放花圈，其中有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悉尼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何与怀博士；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悉尼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许耀林先生；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澳华文学网总编辑谭毅博士敬献的花圈。 在会上致悼词有Martina Mollering教授、何与怀博士、白菲比女士和陈慧博士。何博士回顾了张典姊女士几十年来为澳洲华文教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对她的文学成就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介。他谈到文友们对典姊的悼念，宣读了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韦钢先生和前会长洪丕柱先生传来的悼信。 悼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何与怀先生暨新州华文作协 惊悉澳大利亚麦觉理大学（Macquaire University）亚洲语文系高级讲师、澳大利亚东亚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新州华文作家协会顾问、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前悉尼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张典姊女士不幸辞世。 张典姊女士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她的生平事迹必将激励我们大家勇于探索、不断耕耘。 我们谨代表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为澳洲华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华文作家，表示沉痛哀悼。愿张典姊女士安息。 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韦钢、洪丕柱  26 Sep. 2012 悉尼诗人广海先生在会上朗诵悼诗： 九月，你生命之门/“写在风中的歌”/春秋间不停辽阔//怜悯生命的双眼/以柔弱的目光/关注举步维艰时刻//上帝已向你招手/大地的一切/万事皆休/奔向拥抱的双臂 乔尚明先生在会上宣读并展示了他“悼念张典姊女史”的挽联： 振铎多门类堪称才女，唐诗作神龛唯有斯人。 以及题为“沉痛悼念张典姊老师”的《鹧鸪天》词： 宝婺星沉噩耗传，弘扬国学几经年。名师一代留懿范，桃李千株荫陌阡。 清似水、洁如缣，污泥不染沼中莲。倾樽合泪江天祭，南国文坛失上贤。 部分与会文友在张典姊女士追悼会后合照。右起：杨鸿钧先生、乔尚明先生、Gordon Davies牧师、何与怀博士、西彤先生、广海先生。展示的是乔尚明先生手书的的挽联和《鹧鸪天》词。 Post Views: 240 […]
2025年9月23日紀實 / 评论——读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 作者：何与怀 在中国的西北戈壁荒漠上，在一个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角落，在历史的幽暗深处，埋葬了无数饥饿、恐惧和冤屈的亡灵。那就是“夹边沟”，一片被人长久刻意遗忘的土地。 一、赵旭：一个锲而不舍的历史真相追寻者 1985年，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开始了几乎注定孤独悲壮的旅程。他不是成就斐然的学者，更不是官方历史的编纂者，只是一个想知道真相的追寻者。一开始，他的问题很简单：我的尕爷，到底为什么死在了夹边沟？他是怎么死的？ 这位追寻者叫赵旭。他的尕爷，他祖父最小的弟弟，叫赵廷祺。赵廷祺这个名字曾经在当地人眼中代表着学识与风骨。他是甘肃省永登县第一中学最优秀最有名望的语文教师和教务主任，国学根底深厚，口才出众，深受学生与同事的敬重。可是，仅仅因为他1947年大学毕业前夕在台湾台中中学实习过语文授课和图书馆管理这样一段履历，便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最终冻饿惨死在了那片荒凉的戈壁沙漠。那一年，他三十八岁正值壮年。 赵旭尕爷赵廷祺（摄于1956年） 赵旭的母亲常对他念叨：“你尕爷在你满月的时候来我们家，你一见到他就大哭不止，那就是个不好的兆头。”这句带着宿命阴影的话，如同烙印，一直压在一家人的胸口，刻在了赵旭的心头。更令人心碎的是，1960年，在他尕爷饥饿难耐寄出求救信的时候，赵旭的父亲因为是右派分子被单位专政管制动弹不得，只好由他二十多岁的母亲代劳去看望送食物。他母亲当时蒸了一帆布包的包谷面窝窝头，牵着他这个还不满六岁的孩子，想去赶赴夹边沟。可是，在那个大饥荒年代，往新疆逃命的人特别多，火车站上挤满了人，去新疆方向的火车一停下，逃荒的人们便蜂拥而上，有从车门上拼命往上挤的，有从车窗爬着往里钻的，赵旭和他母亲整整三天都没有挤上火车。不久，等来的不是团聚，而是一纸“死亡通知书”。 从那一刻起，小小年纪的赵旭，心中便深深地埋下了一颗追问的种子。 于是，大学一毕业，赵旭便下决心采访夹边沟的幸存者。他是第一个，也是孤独的第一个，在人人生怕牵连、避之不及夹边沟话题的年代，他开始了他漫长的追寻跋涉。刚开始他去了解和他尕爷一同到夹边沟农场的甘肃省永登县的幸存者，接着又去采访夹边沟的另外一些幸存者。为了寻求真相，他利用假期时间自费到全国各个地方去找有关人员。最后，赵旭了解清楚了他尕爷的遭遇，也知道了夹边沟农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采访最初，赵旭本来以为各个幸存者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可是，经过一步步了解，发现每一个幸存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辛酸故事，都写满人间炼狱的悲惨。这促使赵旭怀着更浓烈的责任感去搞清每一个人的经历。例如，为了搞清傅作义的叔伯兄弟傅作恭的情况，他走访了傅作恭当年工作单位的同事，采访了傅作恭在夹边沟农场时的场长、管教，以及傅作恭在夹边沟农场劳教时的小队长和小组长，以及掩埋傅作恭的人，并查阅了傅作恭在夹边沟时的档案材料。仅仅为搞清傅作恭的情况赵旭就耗费两年多的时间。 为了还原当年历史的真相，挖掘被掩埋的每一个名字，能采访的赵旭都采访了。在采访中，赵旭经常与被采访者一起哭泣，一起悲愤地流泪。幸存者们告诉他，夹边沟农场大饥荒发生后，早晨还在埋葬他人的人，到了下午就成了被掩埋的对象。1959年11月中旬，出现第一个吃死人的劳教人员尤创吉，此后，人们饥饿到极致，吃死人的情况更多了，皮肉割去吃了，内脏被掏出煮食，最后连骨头也不放过。未死的人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早早地挣扎着为自己刨出一个坑，托付同伴：“我死了，就埋在这里吧。”那是一种比死亡更悲凉的尊严：为自己掘墓。…… 多少年来赵旭就这样一直在为夹边沟农场的冤魂而奔走，采访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假期休息时间。在采访过程中，他遭受到数不清的白眼、冷漠，无数次的阻拦、打压、恐吓，甚至被有关当局审问抄家。许多人在那个年代被整怕了，这些幸存者自己害怕，就连他们的家人也被株连九族的政策弄得不敢接触赵旭。有些人和他在电话上约好，可当赵旭坐上飞机去采访时，采访对象突然被家人阻拦不让见面。但是，赵旭始终坚持着，他可以为采访一个人连续在其门上守候多日，这让许多原先不愿接受他采访的人也为之感动。就这样他几十年如一日，从甘肃省永登县的幸存者开始，逐渐范围扩大到全国采访，历时将近三十年，采访了一百多位幸存者。尽管其中二十多位因为害怕不让采访见光，但赵旭依然写下了七十多位幸存者的证言。 赵旭（右）采访夹边沟幸存者甘肃农业大学学生右派孙枢。 这些血泪斑斑、极其重要的证言，在中国竟没有一间出版社敢于接受出版。1994年甘肃出版社一位女编辑看到赵旭送来的手稿后，对赵旭说：“小伙子你胆子也太大了，夹边沟你也敢写，赶快拿回去，再不要给人看。”随后，赵旭只能转向用小说体裁暴露那段沉痛的历史，1999年赵旭西部小说选《天劫》中的“人劫”，以及2002年的长篇小说《风雪夹边沟》，在苍茫的黑暗中偷偷点燃了一粒火种。直到2008年，赵旭五十万字的《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在美国才得以出版；2014年，又在台湾出版了补充修订版《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直到如今赵旭还在对《证言》修订补充，他是倾其一生的心血，几乎把全部的生命交付给了夹边沟这片阴森幽暗的戈壁荒漠。（未完） Post Views: 120 […]
2025年8月1日小説作者：映 霞 2021年5月15日，澳华文化界举行盛大庆典晚宴，祝贺何与怀博士八秩寿诞荣获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这是当晚他和颁奖委员会成员的合照 （一） 无论在哪里，那条陪伴孩童时光的河水都会在他的梦中不期而至。 那条河叫钦江，在钦州城镇一旁，一年中大多时候，是一条清澈悠长的河，它清澈到人在岸上可以看见鱼儿游过的身影。 何与怀博士的父亲母亲和大哥 童年的他常常独自在河里蹚着，游着。打水漂，抓鱼，摸虾，他样样精通。 他记得，微风中总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从河岸上飘来。那是从有着微微柔毛，散生着苍白色皮孔的绿色乔木龙眼树上散发出来的。 但是，这条河带给他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思念、沉默和无言的忧伤和恐惧。 何与怀博士四岁时的照片 有一段日子，他熟识的江水竟然变得污浊可怕了。常是在大清早，听到有人喊“又有又有……”，江面上又出现浮尸。有些被捞上，却大半天没人收埋，太阳暴晒下，胀鼓鼓的。大人说，都是江上游村镇里打死或自杀的恶霸地主，以及他们家里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幼。那时，在钦州镇的西门岭，则成了刑场，说是有些村庄整个村子都是土匪，抓来枪毙，一批一批，有一次多达六七十，用机关枪扫射…… 随着时光的推移，小孩渐渐长大。在江畔，在河堤上，他常常一个人坐着。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看着。河水滚滚向前，仿佛自己也在溯江前行。 何与怀博士儿童时期上学的钦州镇第一小学现改名为“永福小学” 当细小而又深陷的眼睛里，困惑或自卑渐渐扩大，眼泪也在眼眶中打转。他想着前几年跟着学校师生去了台湾的两个哥哥，想着父亲国民党员身份带给他的不安和所受到的歧视，想着有一次“六一”儿童节那天全校学生都戴着红领巾在阳光下集合庆祝，唯有他一人躲在远处孤独地望着…… 风吹过，草丛簌簌作响，云朵黯淡。 那些时日，书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一旦进入书中，可怕可悲的事物，和世界的所有，都消失了。书中，仿佛有一道乳汁流过饥渴的心灵，安慰和滋养着少年的他。 那时，他不单看遍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往往放学之后就走向镇上唯一的书店。 他没钱买书，但想阅读书店里所有的书。 书店毕竟是卖书而不是阅览室啊。起初，书店里的工作人员怕他妨碍别人，想赶他出去。后来看到他安静地在角落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也就让他待在那里。 何与怀博士12岁小学毕业报考钦州第一中学时所照的报名照 当一个人开始恋书的时候，他的灵魂就会燃烧，另一个世界就会展现在他面前。 又过了一些年月。1959年，未满18岁的他，家庭成分被打上另类烙印的他，以出乎意外的优异成绩，考上南开大学。在老师同学诧异而又惊叹的目光中，他离开了钦州，走向北方，走向渤海之滨，成为当地第一个考上这座名校的人。 因为家里贫穷，他坐慢车，硬席，上上落落，走了三天两夜，才终于在一个傍晚时分进入南大校园。在车上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中，过往的岁月，从孩提到少年，又在脑海里一幕一幕出现……那一次，也是开学，不过是小学开学。他感到很好笑的是，小学一年级开学第一天，他是被父亲抓住，像押送小犯人一般地送到钦江江畔这个“镇一小”的教室交给老师，一路上还哭着，不知为什么，很恐惧。一年下来，老师的评语竟然大书四个字，是：“学有心得”。不知这位年青的女教师是如何归纳总结出来的？真莫名其妙。莫非慧眼识珠？这颗“珠”也太小了吧，怎么看出？这文绉绉的四个字，即使是写给家长阅读的，似乎也过于简洁了。不过，一年一年过去，他越来越懂得这四个字，可视之为四字箴言吧，极其珍贵。 如果不是？他想，他本来会自生自灭…… 这位不肯认输让人刮目相看的少年，他的名字叫何与怀。 （二） 在南开，他在外文系主修英美文学。 对何与怀来说，读大学是为了走出小镇，去看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授课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有时并不能满足他，但南开大学的整个图书馆则为他提供了精神成长的养料。有时，他在借书卡上，偶然看到如雷贯耳的大名，想象着，二三十年前，这位了不起的前辈，也在看同一本书，便感到莫名的兴奋和喜悦。六十年代初那三年大饥荒时期，对任何一个青年，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吃饱吃不饱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但对何与怀来说，吃饱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好书，他就活不下去。 何与怀博士就读的南开大学主楼 陈寅恪当初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国外的图书馆。何与怀上南开，仿佛也是为了一座图书馆。 因为任何时代的精华皆在书中，在图书馆里。 况且真正的大学就是书籍。所以书籍是他生活中的阳光，书籍也仿佛让他的人生像鸟儿长上了翅膀。 书是人类先哲的灵魂发出的最美妙的声音，而何与怀听到了这声音的召唤……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从人类其中的一座精神丰碑中，他听到了这两句空前绝后的回声，那是以文坛硬汉著称的海明威在《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呐喊。 何与怀被震撼了…… 他研究海明威一生中错综复杂的感情，和作品中表现的美国“迷惘的一代”对人生、世界、社会的迷茫和彷徨，以及海明威简洁、独特的摄象机般的写实手法风格的形成。 他剖析海明威作品的人物，特别是《老人与海》中桑提阿果老人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 海明威《老人与海》封面 当年大学并不需要撰写毕业论文，何与怀却不声不响地把他对海明威的解读和评价，额外写出一篇卓越的文章。教授英美文学的李宜燮先生有点意外，当然更是高兴。在二十年后，这篇论文竟然还让何与怀也收获意外的喜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系主任思屯慕教授（Prof. Terry Sturm）在阅读此文后，特别批准何与怀在没有硕士毕业的情况下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三）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一觉醒来，何与怀发觉自己赤身光脚躺在山坡青草地上，旁边是一头憨厚的老水牛，它湿漉漉的身子还留着趟过泥河的印记。他慢慢地欠起身来，抬头看见还有八头水牛在飘荡着水草的山塘里打滚，自得其乐。更前方则是山外山，火烧云正把层层山岭染成一片赤红。 他想起来了，这是广东三水南边公社乡下。他是一个贬谪之人，从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岗位上，下放到这个原为劳改监狱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他的工作就是放牛，那九头高大不一的水牛就是他天天悉心照顾的朋友。 几年前，1964年夏天，何与怀从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随即被分配来到广州，接收单位却是还没有成立的广州外国语学院，便先安排到中山大学外语系进修。第二年春天，学院有地址了，在广州瘦狗岭，原是一间林业学校。在那里他与二十几位老师和行政人员在广州高教局领导下一起紧锣密鼓地创办一间要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型”的教授外国语的学院。 广外当年建校时的小树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他全身心投入到英语教材编写工作中，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好评。 但好景不长，文革来了，十年动乱开始了，出身反动和基督教家庭的何与怀想置之度外，也是妄想。 先是要他主动交代和父母亲属的关系，再有人暗地里告发，说他辗转香港和身在台湾的两个哥哥私通信件，并已为公安截获。 何与怀博士多次回到他参加创办的广外（现改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这是他一次回去探望李筱菊教授（摄于2007年8月15日她家里） 他受到批斗，接着下放到五七干校，似乎已经是很轻的惩罚了。 起早摸黑，他游走在三水的阡陌山野。 痛苦，再加上孤独的阴影笼罩，何与怀感到委屈、难受，内心极为彷徨。 许多年后，他告诉我： 最困难的时候，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桑提亚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他面前。那双象海水一般蓝的眼睛，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贫穷，孤独和衰老并没有夺取老人的意志、自信和对人对生活的热爱。 何与怀博士的恩人、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系主任思屯慕教授（Prof. Terry Sturm）。他因癌症不幸于2009年5月25日去世 风烛残年的老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但他仍不肯认输，而是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尺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船往海里走，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他也丝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鲨鱼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作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最终，老人筋疲力尽地拖回一副鱼骨头…… 思屯慕教授逝世讣告截图 老人心怀的琴弦，触动了何与怀的心弦，好像有一根琴弓把他们的灵魂拉在了一起，从两根弦里发出了同一个声响： 我不会被打败！ 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被赶走。 从此，何与怀凭借自己的双眼双手，凭借自己最直接的感受，凭借自己一次次地思考与调整人生方向，实打实地面对现实，最后他并未颓丧失志，更没有陈尸荒山，倒反而逐步适应过来了。苦难的生活也成为他日后研究和写作的不竭动力。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四） 何与怀的顿悟，也悄然漫溢出个体的边界，使他的思想到达了一个更为广袤的领地。 他跳出了自身的处境，担忧的不再仅是个人的安危。他更深层次地思考文革产生的原因，和整个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走向。 何与怀博士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攻读博士学位时前后两任系主任索斯博士和闵福德教授 1982年11月，何与怀到南半球的新西兰留学。 第二年，他进入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班，一年之后又被推荐到该校亚洲语言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原来是雷金庆博士(Dr. Kam Louie)。雷博士年轻有为，非常杰出，不久另谋高就。此后，便由刚走马上任的系主任、世界著名汉学家闵福德教授（Prof. John Minford）接手指导。 由于何与怀有意呈现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整个“新时期”的文学政治事件，所以论文撰写得很长，篇幅是一般要求的两倍以上。 1988年德国波鸿鲁尔大学马汉茂教授和夫人廖天琪女士访问奥克兰大学时和何与怀博士的合照 1990年6月，他向大学提交了这部论文。论文审查人校外的为美国的郑树森教授（Prof. William Tay）和德国的马汉茂教授（Prof.Dr. Helmut Martin）；本校的为庞秉钧高级讲师。他们都对何与怀的研究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庞秉钧先生指出何与怀既有中国生活的丰富经验，又为西方人文视野所熏陶。郑树森教授认为此论文属于“A”的级别，是当时全世界最完整的有关课题的研究，热切希望能及早出版。而马汉茂教授在1988年到奥克兰大学访问时曾翻看过何与怀未写完的论文草稿，当时他就跟何与怀说定了日后由他出版此书。 美国加州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树森教授给何与怀博士论文写的评语 他果然于1992年在德国出版了何与怀这部长达600页的专著，书名为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此书前言是闵福德教授写的，时间是1991年5月。其时正是何与怀在奥克兰大学毕业典礼上被授予博士证书。 闵福德教授对何与怀的博士论文评价非常高，他甚至说未来所有这一领域的学者都要感谢何与怀的贡献。他对专著所附的词汇表也很感兴趣，而何与怀后来也果真不负所望，用了几年业余时间编撰了一部由纽约M.E. Sharpe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词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此词典现在由另一家出版社再版，仍可在世界各地重要书店或网站买到它。 何与怀博士论文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和他编著的英文词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 这部英文词典中文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厚达750页，收入两千多个条目。一般而言，这种大型的词典编撰应是多位专家学者集体完成，而何与怀竟然一个人包办之。虽然时隔多年，直到今天国际学术界仍觉得不可思议。 何与怀的内心总有一股蓬勃的力量。他在生活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现实，这股力量都能够在写作和研究中被释放出来。 他找到了自己的路。 他撰写了十多部书籍，除上述两部英文著作外，还有各种评论、随笔和报告文学作品，并主编或编著许多部文集。林林总总，已出版的计有：《英美名诗欣赏》《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北望长天》《他还活着》《海这边，海那边》《龙年之变》《依旧听风听雨眠》《最后一课》《生命从高峰跌落》《丹心一片付诗声》《怀抱同一个梦想》《刘百达作品悉尼研讨会文集》《文革五十年祭》《悉尼中国古典文学论坛文集》和《何与怀诗评集》。待编待出版的有：《澳华文学评论集》《何与怀诗评集（二）》《悲伤的朦胧》《何与怀时政杂评》三集和《何与怀随笔集》。 （五） 我初读何与怀文章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篇标题为“招魂：为戴厚英，为人道主义”的文章。它吸引我的原因有二：一是戴厚英是我叔叔华东师大的同学和知交，也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也去过她在复旦大学名为“任性斋”的书斋。二来何与怀此文写得非常深刻，感情洋溢，气势恢宏，读来如雷贯耳，着实令我难忘。 何与怀博士文章《招魂：为戴厚英，为人道主义》为许多网站媒体刊登转载。这是其中一个网站 何与怀把《人啊人！》看作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他从周扬、王若水说起，认为戴厚英在刚刚结束“文革”噩梦的初期，以自身的血泪经历，对人道主义的高声呼唤，不啻为当时整个中国大陆文坛的晴空霹雳，可谓振聋发聩！ 他深刻地写道： “当时的主流‘伤痕文学’作者多以受害人的角度控诉声讨，而戴厚英在作品中却是以自己作为文革参与者的角度，作了沉痛的反思和忏悔，因而历史苦难有了具体的个体担当者的形象。这在‘新时期文学’中并不多见，极其难能可贵。这显然比一场浩劫之后只把一切罪恶都归咎到什么‘四人帮’而加以控诉的作品更具精神高度。” 何与怀的写作，几乎和一个个中国文学政治事件同步进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革”的惨痛尚还历历在目，中国却又折腾“清除资本主义精神污染”之类的政治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以周扬和王若水为主要靶子，一批作家连带他们的文学作品也遭殃。 对此现象，何与怀指出：“批判者有权却没有真理，他们动辄冠人以‘反动’帽子，其实自己正是反时代潮流而动之。” 何与怀博士在奥克兰大学曾与“朦胧诗人”顾城、杨炼同事教学。照片左二为顾城，左五为何与怀博士。 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何与怀的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大多都是为被批判者鸣不平。 2000年12月中旬，何与怀博士与王若水先生摄于香港大学一个研讨会上 何与怀公开表达自己观点，充分表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求实精神。他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某些人的需要，而是诚实地剖析自己看到并深刻思考后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等的表达及其理由写进书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是二千多年前三闾大夫屈原追求真理的精神。洪流滔滔，薪火相传，何与怀执着、不屈、矢志不渝的无畏精神和坚定信念，也是这种精神的延续。 （六） 蔚蓝色的天空里悬浮着几朵绸缎般的白云，太平洋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与碧天已完全融为一体。有几只快艇安静地停泊在海上，小岛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远古洪荒般的琉璃瓦的光泽。 那是曾经有顾城、谢烨、英儿的激流岛，也是何与怀最初给予他们帮助的地方。 1991年5月9日，何与怀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何与怀在新西兰一开始是全职博士生，后改为半工半读，在亚洲语言文学系里为学生上些课，并作些校外翻译工作。其中协助顾城在系里为硕士班上中国文化课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何与怀连同家人很快就和顾城、谢烨稔熟起来。记得他们的儿子小木耳（Samuel）出生后，还是何与怀陪同他们去有关部门办理证件之类。 和顾城的接触，听他上课或演说时出口成章、散发智慧的话语，自然加深了何与怀对顾城自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来的天才的注意。在何与怀专著《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第七章整章中，他论述了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派，和长达六年的中国朦胧诗论争。 何与怀移居悉尼后和刘湛秋、英儿（麦琪）也很熟悉。在他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悲伤的朦胧》中，他动情也客观地描写了三十年里他们四人之间一幕一幕复杂曲折的爱恨情仇，以及天才诗人顾城短促的以悲剧收场的一生。 特别是在阅读何与怀写的《麦琪：心灵之旅已经结束》时，一种莫名的凄凉会袭上我的心头。 “她像受惊的小鸟，声音低微，难得发笑，即使笑起来决不敞开，或者更多的是让人无法忽略的苦涩。” 这是何与怀在文中描写的英儿。 他生动地刻画了2002年英儿在《爱情伊妹儿》新书发布会上给人的印象。“这位自称为‘麦琪’的女人，即将四十岁，已不再年轻了，又经历了太多生死的变故，早年那副清纯样子已了无踪影……”短短几行，就写出了她注定走不出顾城和谢烨在他们《英儿》一书中给她的定位和她的宿命形象。 何与怀也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他被心中求真的光照亮，受到疗愈和启发后，都会在新的思想当中成为给予自己和他人的礼物。 何与怀博士和他三十年前的博士导师雷金庆教授及其夫人李木兰教授合照于悉尼大学（2014年6月12日） 从余光中、白桦、顾城、流沙河……到澳洲的华裔诗人，他和诗，和诗人都似乎特别有缘分。他在每篇文章中，对各个诗人的作品都用高超的诗歌赏析技巧作精辟深刻的分析。无论是用综合分析法，即通过对全诗的整体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从诗歌最突出的方面着手表达自己观点的主题分析法，读后都让读者对他的行文构思和表现手法留下深刻影响。 在分析澳洲华裔诗人西贝的文章中，他从绘画的角度切入来比喻西贝的诗，以说明分析西贝的诗不属于写实画派，而是属于写意画派甚至先锋画派。他写道：“生活中的一个小物件、小场景便能触发她的创作灵感，牵引出作者心灵深处的某种感悟，然后由这种感悟生发开去组合意象寄托情感或思绪。她并不采用完全写实的手法去组织材料，而是把能够表达她思绪的意象抓来组合在一起，象由心构。” 当今文坛，有些所谓评论家的诗评写得像极了陈腐的八股文，常常令人觉得枯燥乏味，倒了味口，连读下去的感觉也没有。但何与怀的诗评常写得或开门见山，或卒章显志，别具一格，自出机杼。 抒情性也是他的诗评不落窠臼的特色。 我还记得2018年在Rockdale图书馆举办的映霞诗歌研讨会上，何与怀就很动情地以映霞的代表作《我用尽死亡的力量》为例，向与会者发问：“在座很多诗人，有的还多年来写过不少情诗，但请问谁曾经‘用尽死亡的力量’去爱，去‘偿还对生命浩瀚的辜负’，而且在诗中如此真诚如此深刻地表现出来？而映霞就是这样的一个，我相信谁读了都会心感震撼。” 他分析了映霞诗歌的想象思维带有一种“现实生活”和“灵魂梦想”合成的特性。诗中歌唱“天真”，而不是经验，显示出映霞的创作偏爱歌唱甚于表白。他说：“还有什么能比一种具有现代抒情风格的倾诉更令人感动呢？” 映霞女士（左）与何与怀博士和淳子女士在悉尼大学的合影 他在为映霞的诗集《我只想透过你的爱来看世界》“跋”中，更从高行健获诺贝尔奖的小说写起，阐述作家和诗人最重要的气质就是“真”，对外部世界展示灵魂拷问的内心世界都必须非常敏感。诗人在诗中必须散发出自己独特的“精神气场”。 何与怀的诗评，就这样如好的诗歌一样，每个字都如此真诚地反射着他的美学观念，并叩击着读者的灵魂，让人深思。 （七） 罗曼·罗兰曾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写道： “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但将近八十岁的何与怀，他不是。 读他不同时期写的的文章，仿佛都能听见沉思后的呐喊，在雄伟与抒情间使人感到一种豪放与婉约的融合。 流光慢慢地消逝。慢慢地，我们都会变老，从起点走向终点，自然而必然。何与怀每一阶段的人生之路，都是心在哪里，路和爱就在哪里。 昼夜递嬗，周而复始，年复一年，他常常看到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灵魂深处浮起，异乎寻常地清晰。 蕙风朗月，煦日甘霖。 博学，睿智，再加上善良的灵魂，总是会给人最友好最舒坦的存在感。从认识何老师，这位澳华文坛辛勤耕耘者的第一天起，他就让我体会了这样的感受。 何与怀博士一家于1995年底移居悉尼 从2015悉尼大学的我的第一次专题诗会，到他2019年为我的新诗集所写的专题评述，再到我亲眼所见他为所有文化人的无私付出和全力支持，都告诉了我，何老师是一位心怀大爱的人。 在澳华文坛杰出人物之中，就其对于文化艺术的贡献而论，我想实在鲜有在何老师之上者。 何与怀是我和许多澳华文坛文学创作者的一个知音。他和他的十几部专著，甚至花了近二十年主编的将近一千期《澳华新文苑》，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和人生的经历中都成为一个良伴和良师，也促使大家的心中都保有一股创作的激情与爱的欢乐。 （八） 小河飘过，大江东去，无限春风海上来。 孩童时的江河声，无论回溯至如何久远，种种往事都能超越年月而相接…… 何与怀博士和家人庆祝八秩寿诞 何与怀博士和他的“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奖座、奖状和证书 太平洋的浪涛声，无论在辽远的时空中如何轮回不已，阵阵潮起都凝聚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生命力…… 那一刻，他用一颗永远不会老去的心，让灵魂初始的扉页在永恒的文字里又飞了起来…… – 2020年9月20日于悉尼 Post Views: 233 […]
2025年7月15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AI写作：关于文学未来的展望 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从中国来的留澳学生的一员，夏儿曾在悉尼《东华时报》发表过长篇散文《寻找毕加索》，一时令人瞩目，但那时她毕竟很少写作，一般定位为画家。2008年3月，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鹤兰》，现在，2025年，她第二部长篇小说《静静的海牙》出版了，如大家所说，又是一部杰作。可以说，夏儿是澳华文坛的一个缩影，她和其他许多澳华作家诗人一起，又一次证明了澳华文学是一块“不断崛起的新大陆”。澳华作家田地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如果出现五个十个唯韬，澳华文学的黄金时代便如期而至。是啊，如果唯韬、夏儿、西贝、布文、沈志敏、映霞、武陵驿、欧阳昱……等等澳华作家诗人多写出优秀作品，澳华文学便将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整个文坛将是繁花似锦，欣欣向荣，一片生机，在华文文学世界展现耀眼风采。 2025年7月6日，何与怀博士在《静静的海⽛》新书发布会上和夏儿合照。 但是，展望未来，我不得不想到摆在所有写作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AI写作。 前面讲到，夏儿的《静静的海牙》继续她在《望鹤兰》的风格，这是她的长处。她这种文如其人的状态，很难改变。对大多作家来说，也是这样。布封那句话，“风格即是人”或“风格即人格”，正是强调风格与作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风格不是可以随意模仿或改变的，而是作者个性的自然流露和体现。就像一个人的外貌和言谈举止会反映出他的内在一样，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也会反映出他的内在世界。因此，“风格即是人”这句话也常常被用来强调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作家创作的真诚和个性。 而现在，大家都看到，AI 完全可以以极高速度轻而易举地帮助作家创作与自己原本气质风格迥异的作品，而且这正是AI在写作辅助中的一大优势。 为什么AI能做到风格“变身”？因为AI有海量风格学习能力，可以接触并模仿各种文体、风格、语气——例如从村上春树式的疏离、到鲁迅式的锋利、再到王小波式的调侃……等等。人类作家可能有偏好，但AI没有情感负担，可以灵活切换。从结构到细节的掌控力，AI表现得非常强大，不仅模仿语言风格，也能掌握节奏、叙事结构、角色语言、象征用法等深层要素，让“风格变形”更彻底，而不仅仅是语言口吻的变化。 现在已经出现“协作式创作”。作家可以告诉AI：“我想写一篇像卡夫卡风格的短篇小说”，AI便生成初稿，作家再修改细节，就像化身另一位作家。这样，如果你想模仿某位作家的风格写作，提供类似文本，AI模仿其语气、句式、节奏；如果你想尝试不同题材（如科幻、悬疑），AI能补足知识盲区并生成结构清晰的情节；如果你感觉自己写出来的太“像自己”，AI提供风格对比版本，让作家跳出惯性；如果你希望挑战多语言或古文风格，AI可以翻译、改写为文言文、拉丁文……等等特殊形式。 你想高效利用AI来“变风格”吗？请给AI输入你想模仿的作家或风格的样本，就达到更精准的效果。请给AI明确需求，是想要更冷峻？更诗意？更口语化？说明白，AI便更懂你。AI接受初稿的“异质性”，有时候风格跳跃大，反而更能激发灵感。 悉尼文化界七十多人参加了夏儿《静静的海⽛》新书发布会，祝贺她在体弱多病的状况下断断续续前后用了二十年写出这部小说。这是会后部分与会者合照。 今天，AI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平均每七个月能力就翻倍，一步步形成自身研发，AI打造AI，出现自主意识，在各个领域开始全面渗透、影响、参与人类生活。这样下去，将会出现何种状况，都很有可能。至于文学写作，对于AI，我相信很快那将不过是小菜一碟。这样，借助AI，一个写作人——不管是什么气质的写作人——既能制作出像《追忆似水年华》那样充满出色的心灵追索、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卓越的意识流技巧的作品，像一首由多种主题构成的交响乐，爱情 、嫉妒、死亡、回忆、时光，时而交叉重叠，时而又游离开来，让人感慨万千；也能制作出像《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史诗般的长卷，讲述一群人在家国的动荡与历史的变迁中挣扎求存，人性的善与恶、温暖与残酷在他们身上以最纯粹鲜明的色彩闪动着…… 对文学创作来说，不知这是喜讯还是噩耗？是让写作人尽情发挥生产辉煌还是使他/她成为坐享其成的日渐萎缩者？或者换一个角度思考，未来的人类，将会越来越离开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人”的属性了。 再回到夏儿。如此这般，未来某年，某一日，在悉尼市中心一座大厅，一位叫做夏儿的女士，青春靓丽，容光焕发，向大家展示她最新出版的分上下两卷的一部长篇小说。评论家介绍，这部长达一百万字的作品，手法复杂多变，情节诡秘莫测，充满政治权谋，国际纷争，又有恐怖暴力，色情陷阱…… 大厅里，人声鼎沸，争论热烈，有人企图找出夏儿许多年前写出的《静静的海牙》或《望鹤兰》的蛛丝马迹，结果毫无头绪。许多人心里纳闷：她还是夏儿吗？ （根据2025年7月6日夏儿《静静的海牙》研讨会上的发言扩展定稿。） Post Views: 227 […]
2025年7月15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关于“在地书写”、“超地域书写”与“第三类文化” 有一个术语：“在地书写”。“在地”指的是“在本地”或“立足于某地”；“书写”在此不仅指文字的写作，还可以泛指一切表达、记录和叙述地方经验的方式，包括影像、声音、艺术等。这是一个常用于文学、文化研究、人类学、地理学等领域的概念，指的是在特定地域、地方或社区的语境中进行的创作或表达。其特点为： 地方性：以某一具体地域为出发点，关注地方性经验、历史、文化、语言、生态、民俗、语言和社会现实。 主体性：由生活在该地的人进行表达，强调“由内而外”的叙述，而不是外来者的俯视或想象。 抵抗性：在地书写常常反对主流叙事或中心话语，比如反对中心主义、殖民话语、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 多样性：不同地域的在地书写各具特色，构成一种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夏儿的《静静的海牙》和《望鹤兰》封面 文学上，“在地书写”显然是作品的重要品性，这还不在于书写的内容，更在于书写的心态、感情、思想、精神；由此，作品可以更进一步进入新的层次：“超地域书写”、“超文化书写”。的确，不论讲什么故事，都是作家心中的情感故事，随着感情的流动，故事便会超地域、超文化。夏儿的《静静的海牙》和《望鹤兰》两部长篇小说，是在地书写、超地域书写的优秀作品。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指出，《望鹤兰》所触及的精神元素，尽管表现方式有地域和文化属性，本质上却是超地域、超文化的。夏儿属于这样一种作家类型：其所努力的乃是打破固有文化的封闭，在人类普遍价值上寻求与其他文化汇通……（郜元宝，《不只是舔痛——评夏儿长篇新著〈望鹤兰〉》，悉尼《澳華新文苑》第320期）。关于《静静的海牙》，张奥列指出，夏儿的视界，不在于哪里的故事、哪里的人，而在于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因此，她书中的人物，穿梭于华人、澳洲人、欧洲人之间，笔墨从中国到澳洲再到欧洲又回到澳洲，既有母国往事，也有他乡我族，还有异邦别裔。这种不同生活履痕、不同地域人文的时空转换。这既表现夏儿开阔的视野，也是《静静的海牙》这部作品地域文化跨越的属性……写人，写心，写魂，夏儿写的是精神层面的故事，写的是还原生存本质的故事，写的是超越自我超越地域文化维度的故事。（张奥列，《写人写心写魂的夏儿——序夏儿长篇小说〈静静的海牙〉》，悉尼《澳华新文苑》第1216期） 澳华文学评论家张奥列在《静静的海牙》发布会上发言。 在世界华文文学中，书写在地故事的传统由来已久，无论是早期的台湾留学生文学还是后来的新移民文学，都提供了不少经典的作品。如许多学者指出，现在提倡“在地书写”，除了关涉到世界华文文学的丰富与深化，有助于为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提供更多的价值，这也是对过去一些年“讲述中国故事”写作浪潮下的一种自觉回归，同时也与当前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下人们渴望在彼此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展开沟通、对话的愿望有关。 “在地书写”、“超地域书写”、“超文化书写”让我们思考许多有关问题。广义来说，它们质疑“中心—边缘”的知识结构，强调边缘地区或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经验也具有知识价值和文化意义，是对知识生产方式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在文学领域上，我本人就多次指出，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要承认世界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华文文学中心，而不能再把中国之外的某国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例如，澳华文学和世界各国华文文学一样，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员，并非什么支流末节的“海外文学”。关于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无论从创作实际或是理论取向来看，绝非单向回归而是多元升华。我们赞同“双重传统”的观念。世界各国华文文学会溶合“中华文学传统”和所在国的“本土文学传统”这两个传统而发展，还会出现一个从母文化过渡到异质文化的过程——东西方两类文化在不断碰撞、交融和互补中产生变异，显示出“第三类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补充说一下，为“多元文学中心”和“双重传统”问题，我和1999年出版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汕头大学陈贤茂教授曾进行了长达好几年的争论。最初，我在2001年文章《关于华文文学的几个问题》中，辟有两节与陈教授商榷（此文曾发表于中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并被北京《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转载）。后来，在2004年，我写下专文《评〈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两年之后发表在陈教授曾任主编的《华文文学》杂志上展开论争。 何与怀博士文章刊登于2006年第5期《华文文学》“争鸣篇”栏目上。 不久，刚刚东山再起重新走马上任《华文文学》主编的陈教授在该刊上发表了他的《也谈〈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对我加以反驳。之后，我于2008年9月再写了专文回敬——这回是长达二万四千字的《看来不仅仅是辩论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也谈陈贤茂教授的〈也谈〉》。郜元宝教授阅后激动地给我来信，说他几乎一口气读完这篇长文。他的评价是：“真是洪钟大吕，发人深思，不仅理清了海外华文文学许多历史积累起来的理论纠葛，还进一步触及隐藏在华文文学背后的一系列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大问题。好多年没有读到这样的大文章了，佩服！”著名华文文学研究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也认为此文“很有对话价值”，热心转给《华文文学》，结果当然不出意料——不能发表。现在此文收进本人《世界华人文学评论集》（下卷）》一书上（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影视集团出版，2025年5月，页264-295）。 《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目录。 不过，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我于2011年2月又写了一篇长文，提出“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文世界文学”的概念，倒是被作为“理论前沿”发表于《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的确，由于世界各国华文作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华文文学作为中外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有可能因中国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嫁接而孕育出有别于中国文学的文学精品，世界华文文学可以获得甚至出乎意外的成就。这些优秀作家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精品是华文文学世界的共同财富。这正是当今世界各地华文作家为了建构华文文学世界应有地位正在做出的努力。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必定出现用华文创作的“世界文学”，出现得到全世界各国公认的﹑成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宝贵财产的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这是我们齐心致力的愿景。 （根据2025年7月6日夏儿《静静的海牙》研讨会上的发言扩展定稿。） Post Views: 170 […]
2025年7月15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关于“新移民文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夏儿是1989年移居澳洲的。在1989年前后那几年，中国出现新移民大潮。那些新移民里，大多是大学毕业的文化人，他们在文革初期，曾卷进“全国大串连”的狂热中，现在出国便戏称之为“世界大串连”，他们中的作家写出的作品被冠以“新移民文学”。和世界各国华裔新移民作家作品一起，夏儿的小说《静静的海牙》，以及《望鹤兰》，也可被称之为这种新移民文学。 本文作者何与怀博士与陈思和教授再会于悉尼（2011年5月16日） 有一个观点，说新移民作家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海外军团”，新移民文学实质上是一种“离境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延伸”，可看作中国当代文学富有新质的组成部分，有足够的依据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事实上，1999年，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他出版的令学术界耳目一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就专辟一章“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其中的第三节“中外文化撞击的空间”就以海外新移民作家及其创作为研究对象，率先将严歌苓、高行健……等新移民作家的海外题材创作纳入研究视野。但是，将新移民文学从“海外华文文学”中离析出来这一文学史处理方式，特别是把新移民文学看作是一种“离境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延伸”，不能不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有一些学者，例如中国海南师范大学的毕光明教授，他们赞成把新移民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组成部分，是着眼文学批判历史和剖析人性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审美作用，可以更有利于发掘它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更有利于发挥它的社会与审美作用。毕光明教授说，新移民小说的写作是创作主体在跨文化场景中视界融合的产物，将其置于中国当代文学中呈现出新的色谱，效果是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给中国大陆作家以艺术启示，也挑战和修正了大陆作者的期待视野。他还认为，随着中国大陆作家和读者的视野拓展，新时期文学在本土上也能实现处理中西文化冲突的经验，但新移民文学即使随着创作主体异域经验的加强而质地翻新，大陆中国当代文学的与之融汇仍无窒碍。（毕光明，《中国经验与期待视野：新移民小说的入史依据》，《南方文坛》，2014年6月） 本文作者何与怀博士与毕光明教授摄于世界华人作家笔会2025墨尔本会议上。 毕光明教授的这个期盼不错，但可能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特别是在当今严酷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状况下。 1979年，夏志清教授英文巨著中译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 大家知道，1979年，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一部英文巨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被译成中文出版。就是他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直接推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重写文学史”运动。这个运动打破了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枷锁，不但让张爱玲、沈从文这些文学大家重见天日，更促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大繁荣（参阅拙文《保卫文学：从夏志清评张爱玲两部作品谈起》，收进笔者《世界华文文学评论集（上卷）》，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影视集团，2025年5月，页2-28）。 何与怀博士《世界华文文学评论集》封面 而现在，中国又出现了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要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呢？可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教授的一篇大文说明。在她的作为头条刊登于北京《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的《“重写”百年文学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一开头，她开宗明义就说：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思考和推动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了当代性契机和理论资源，为重新建构百年文学史叙述的新形态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这也是21世纪展开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研究实践的主要理论基础。 贺桂梅书记大文作为头条刊登于北京《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她的大文这样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人类文明史高度提出的新理论，不仅关涉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塑造人类文明史上的新形态。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主要侧重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阐释，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拘囿于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正是对“文化”问题的重视，使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再也不能讨论“单数的现代性”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从这样的高度来思考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挑战的不仅是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将是人文学的想象力。 贺桂梅书记/教授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确。这样的“重写文学史”如果得逞，中国当代文学会走向何方？努力迎合因而“荣幸”地被收编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移民文学”，又将会出现何种状况？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Post Views: 175 […]
2025年7月15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献给父亲的《静静的海牙》也是夏儿向普鲁斯特的致敬 那么，文如其人的夏儿，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在其三观影响下的写作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注意到，夏儿把《静静的海牙》“献给亲爱的父亲”。她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着。 夏儿父亲香港作家曾进奎先生 夏儿的父亲年青时是革命者，是游击队文化教员，是党报的编辑，但由于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有“历史问题”，因此被下放到广东佛山市华英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她父亲一生最爱的书是唐诗宋词，外国文学则是《日瓦戈医生》，看了无数遍，这微妙地反映了他的内心深处。在教育岗位上，父亲是远近有名的老师，培养了很多优秀学生，但最终还是由于发言直率，再次受到组织迫害，心情非常恶劣，最后离开大陆，也总算逃过了文革大劫。父亲深深悔恨自己走错了路，浪费一生。 夏儿（左一）和她的爸爸、妈妈、嫂子、哥哥、妹妹。 童年的忆记会在心灵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夏儿小小年纪时父亲就对她们兄妹要求非常严格。要她和哥哥学习唐诗宋词，兵车行、长恨歌、琵琶行、木兰辞等等，她和哥哥都能倒背如流。父亲出走香港之后，夏儿很早就失去父亲的教育和保护，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但父亲对文学的热爱已是夏儿生命的基因。在没有父亲指导的情况下，她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经典作品，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多年以后，开始成熟的她投入了文学创作。夏儿说，她的文学生涯与父亲有密切的关系。父亲在香港是一个作家，写连载，出版过书，但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从小离开的女儿，居然继承他的热爱，也成为了一个作家。现在，她把《静静的海牙》这部小说献给父亲，以纪念父亲永恒的爱。 夏儿深情地追忆父亲生前长期一直给她写信，教育她要善良正直，弱者自爱，还要爱人，这深深地进入了她三观的基础。我注意到，《静静的海牙》的引子，特别描写了两只小猎豹。它暗示了小说内容：爱的纠缠，其中包含亲情、爱情、友情的纠缠，包含了命运给人生造成的遗憾，包含了艺术与生活之间关系的思考与困惑。这部小说里面几乎所有角色，都逃不过这种命运。大部分是弱势群体，被命运践踏，包括主角。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我也注意到，夏儿在她的写作感悟里，一开头就专门提到以“追忆”著称的意识流鼻祖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如果梵高在绘画上是夏儿的偶像，在文学上这位二十世纪法国伟大的小说家便是她的偶像，夏儿以《静静的海牙》向偶像致敬。 夏儿在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之前，就听说这个人的写作非常奇特，随意地把不同风格的东西放进小说中，诗、散文、报道、评论……创造了新的写法。他的“随意”，其实正是高明之处——普鲁斯特让形式看似松散，实则服从于“记忆的流动”这一主线。这启发了夏儿，给了她灵感与勇气，也随意发挥。夏儿觉得自己观察、感受事物的方式，“天然与普鲁斯特接近”，觉得自己细腻，纤弱，神经过敏，有时激烈极端，近乎病态。 夏儿发觉自己与普鲁斯特同病相怜，一样虚弱多病，但两人的境况又很奇特地如此不一样。有一种母爱——母亲的操控和不能抗拒的关怀——会让孩子窒息，这很不幸落在普鲁斯特和她母亲的身上。而夏儿，她一直追寻父亲的影子，寻求父爱。她七岁那年，父亲离开，再见时已经二十四岁，此后直到父亲去世，见面加起来不足一个月。夏儿是一颗孤独柔弱的小草，在背阴的石缝里艰难生长。 阅读普鲁斯特，夏儿深深感受到：“生命只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靠着回忆和幻想，许多意义浮现了，然后消失，消失之后又浮现。”“当岁月流逝，所有的东西都消失殆尽时，唯有空中飘荡的气味还恋恋不散，让往事历历在目。”“回忆中的生活比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更为现实。”“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景观，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 《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中译本封面 夏儿领悟了：写作是一种抵抗遗忘。把稍纵即逝的瞬间转化为永恒的文学，也是文学的目的之一。虽然这并不是普鲁斯特的原话，但却是非常“普鲁斯特”的。在他“抵抗遗忘”的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深刻探讨了时间的流逝与记忆的复苏。在此书结尾，普鲁斯特提出了艺术的任务正是揭示这些隐藏于时间之下的真实感受。关于瞬间与永恒，他认为某些感官经验可以唤起“非自愿记忆”即“无意识记忆”，让过去在当下复活。而写作，是将这种复活“固定”下来的一种方式。是的，“过去并未消逝，它只是被掩埋；一旦被触发，就会全然复活。”夏儿确信，并写出了。在她这部二十三万字的小说中，夏儿展示了女主人公画家舒玉从青春到暮年的各种生活碎片，抒发出自己各种感慨、思考及冥想，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是了不起的“复活”。天然与普鲁斯特接近的夏儿说： 在我，人生像一场由梦想，欢乐、幻灭、沉沦、绝望、再觉醒组成的连续剧。生命是一条浑浊的长河……写作，就是在追忆中，在再创造中，在幻想与虚构中让这条河变清澈。找出亮点，把它们串成一条发光的珠链，向人生交功课，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挑战。（夏儿，《关于我的写作》，悉尼《澳華新文苑》第1216期） Post Views: 152 […]
2025年7月15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文如其人：夏儿继《望鹤兰》写出又一部杰作《静静的海牙》 何与怀 何与怀博士在《静静的海⽛》新书发布会发言，旁边是主持人淳子女士。 在夏儿《静静的海牙》研讨会上，主持人淳子一不小心脱口把《静静的海牙》说成《静静的顿河》，从心理学猜想，淳子在潜意识里一定是把《静静的海牙》看成如同《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杰作了。这是对夏儿最大的肯定。我也肯定夏儿，但我想说夏儿绝对写不出《静静的顿河》。说到肖洛霍夫这部作品，我非常欣赏它的英译书名：And Quiet Flows the Don。在Quiet Flows the Don前加上一个And，真是神来之笔。顿河安静地流淌，不舍昼夜，而它的周围，正在上演两次战争和两次革命，正在上演“红”“白”哥萨克之间的残酷杀戮，正在上演哥萨克青年军官葛利高里和他的女人阿克西尼娅的悲剧以及葛利高里一家在动荡年代中的变迁。1965年，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因为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而夏儿，你绝对不能期待她写出什么跌宕起伏大气磅礴惊天动地极其复杂的史诗般的作品，写出什么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或遗臭万年的大奸大恶者。夏儿觉得，宏大叙事固然重要，惊天动地的社会事件与历史，有能力的作家会把它们记下来，而小人物小事情在她眼里是同样的珍贵。她在写作中发现，藏在记忆深处打动她的，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与轰轰烈烈的事件，却是是一些生活中的小片段。一切生活中小小的掠影都会深深牵动她。对于她，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就是发生在人生中的大事，那是隐藏着人性深处的上帝创造人类时小心地放进的最伟大的美，最值得被记录下来。这就像她在《静静的海牙》所记录的。夏儿说： 人们惯于忽视弱者，而弱者有时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强大……想想，有什么比这更宝贵；一个受尽人生沧桑折磨，却最后一刻还在温柔地祝福他人的灵魂，有谁比他更接近上帝？我们应该像对一颗从大海打捞的闪闪发光的珍珠那样珍视这些人的心，维护它，传给下一代。作为作家，我希望自己能发出时代所需要，温暖人心的声音，但发现自己能做的只是尽量把藏在最深处的话说出来。（夏儿，《关于我的写作》，悉尼《澳華新文苑》第1216期） 在《静静的海牙》封底，印了淳子几行字，说这部作品“模糊了纪实、小说、散文、诗歌的界限”。淳子把她之所以肯定夏儿的一个原因早就说出来了。的确如此。而这正是夏儿小说的特色。这让我想到高行健于1989年在法国完成的《灵山》。当然，《灵山》走得更远。高行健自己也说：《灵山》是以人称替代人物，以心理感受来替代情节，以情绪变化来调整文体，无意叙述故事又随意编造故事，类似游记又近乎独白。（高行健：《文学与玄学.关于〈灵山〉》，《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页176)。有人批评《灵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小说，不是现代派小说，更不是传统小说。对此，高行健满心欢喜，觉得这简直是极大的赞扬。 夏儿的《静静的海牙》继续她第一部长篇小说《望鹤兰》的风格——小说散文化，无拘无束，空灵诗意，情感细腻，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记得《望鹤兰》书稿提交南溟出版基金时，我作为基金的一个评审，一开始就非常肯定这部作品。在她修改期间，我一再建议她改得更散文化些，更诗意，更空灵。这更适合她的性格气质。2008年，书出版，获得一致好评。著名文学评论家郜元宝教授赞叹地说，夏儿也是一位“成名之前就已经成熟的作家”。在艺术技巧方面，郜元宝说，夏儿的特点是杜甫所谓“放笔直干”，于无技巧中见技巧，仿佛铁笔空中一挥，凡所触着皆成鲜活意象。郜元宝很纳闷夏儿平日所思所学如何有此造就，只好“偷懒地承认这是一种天才”（郜元宝，《不只是舔痛——评夏儿长篇新著〈望鹤兰〉》，悉尼《澳華新文苑》第320期）。我当时的评论，标题就是，“空灵诗意的《望鹤兰》：夏儿展示高度文学化的文学真实”。前两年，我把文章放进《嬗变——“四十千”纸上足迹三十年》一书，最后加了一句话：“2023年，夏儿又写就另一部长篇：《静静的海牙》，她在慢悠悠地修改，大家都在期待，很吊胃口，相信又是一部杰作。” 我对我的“相信”很有把握。是的，有些作家，写出第一部成名作之后，后面的跟不上了，但夏儿不是这种作家。她这个人，在生活上迷迷糊糊，还病歪歪的，有时甚至晕倒，但在艺术真谛的追求上，她的小说如同她的画作，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人的感悟力、理解力、剖析力。她就是多年引而不发，一发惊人，而且好像不经意地。现在，《静静的海牙》出版了，果然又是一部杰作。这部作品夏儿没有申请南溟出版基金，如果申请，评审们会认真研读，也许会获得通过，虽然2006年《望鹤兰》已经获得赞助，但再一次获得不是没有先例，海曙红、辛夷楣以及新西兰的艾斯都先后两次荣获南溟基金赞助。 阅读夏儿小说，我马上想到中国老话“文如其人”。法国作家布封(Buffon)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译成中文是“风格即是人”或“风格即人格”，意思是，作品风格，尤其是文学作品的风格，直接反映了作者的人格、个性、思想和情感，反映了我们常说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确，文如其人，夏儿是一个典型。 （根据2025年7月6日夏儿《静静的海牙》研讨会上的发言定稿。） Post Views: 159 […]
2025年7月15日评论作者：何与怀原载：万维网友来稿 （前言：欧阳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才华出众，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他驰骋澳洲英中文双语文坛，成绩斐然，从1991年到墨尔本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出版著作至今，三十多年间竟然难以置信地已经出版各种中英文著作译作多达一百五十种，并获得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创作基金。本文是三万多字的长篇评论《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澳华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欧阳昱的先锋探索意识》中的第一节。全文收进本人2025年出版的上下两卷《世界华文文学评论集》一书中。） 欧阳昱博士 欧阳昱的中文长篇小说作品，题材虽千差万别，追求创意却一以贯之。我们可以追踪一下。 分别于2018年10月、2018年12月和2019年3月，欧阳昱出版了《绿色》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台北猎海人出版社）。这部总计近七十五万字的三部曲，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湖北黄州和武汉为背景，主线是主角春阳和盈盈恋爱生活。前两卷合为一篇完整的故事，但并不以情节取胜，着意的是人物心理刻画和语言魅力。第三卷表现大学那批年轻人青春期的躁动不安、对文学的追求、对现实的失望、对未来的迷茫，以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编织了这部小说中的欲望之网。此卷无论创作时间，还是故事发生的时间，都早于前两卷，其中人物的名字，也都进行了虚化，不再完整有序。 欧阳昱《绿色》。这是第二卷。 当年已经六十三岁的欧阳昱以“绿色”对青春给予回望与致敬。他精心布下这张欲望之网，让爱情故事自始至终贯穿全书，形成此网的兴奋点。在大学生守则上有着“不许谈恋爱”禁条的1980年代初期，小说中的角色不仅有爱，还有性爱；不仅有性爱，还有“乱爱”。他们当互相不在一起时，心中彼此都有暗暗爱恋的对象。与此同时，又因这种恋情的产生而深感不安，良心和道德常常受到双重谴责。这部长篇自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就是要出轨；在谋篇布局上，总是不忘出新，追求创意，这是先锋作家欧阳昱的一贯行为。 欧阳昱《她：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 如此前一年，2017年5月，他出版的《她：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台北猎海人出版社）。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纽约在读博士真念双为了纪念她与已故作家修洁音之间的爱情，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并将其生前作品，主要是他的短篇小说整理成书，为了纪念他而出版。读者看到的就是她研究整理这位已故作家的全部过程和部分成果。真念双与修洁音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因对文学的追求而深深堕入爱河，情真意挚。小说循着他俩的足迹踏遍世界各国，通过他们之间的倾心交谈，逐渐展示了两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修洁音笔下所描述的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风貌。欧阳昱一如既往地沿着自己的先锋之路，进行跨界探索。他不以故事为中心，把小说写得像诗，把诗写得像小说。《她》是通过作者想象的一位女主人公，对想象的作品进行重新整理、编辑、剪裁、细化、解读和重置的故事，所以说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这是一部讨论记忆和失忆、原作和遗作、她者写作和自我写作、跨国界爱情写作、原创和再创之间游戏关系等问题的作品。 同年几个月前，2017年1月，欧阳昱还出版了《独夜舟》（台北猎海人出版社）。全书三十五万多字，题材涉及婚恋、家庭、文化冲突等当代问题，背景跨越中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故事描述代号为“8.59先生”的老作家在后失联时代为撰写最后一部长篇而把自己写到了失联的地步。在粉身碎骨的一刹那，幻化成了多重身份，既是编辑，又是翻译，还是教授、读者、游客、绘画点子人、小众情人、孤独症患者、无国籍人士、自殖研究者、非故事实验人、批评家、点赞家、双语写作人等一系列互不相连的角色。他死后，研究者把他没有发表的遗作逐渐搜集起来，拟在他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公示于人。 欧阳昱《独夜舟》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好一艘“独夜舟”！欧阳昱在其中发展了充满哲理性、思辨性的特立独行的风格。如论者所言，欧阳昱在《独夜舟》中的反传统写法，真可谓登峰造极。他采用了反故事(anti-story)、非故事(non-story)和抽象小说(abstract fiction)等颇富创意的新手法，结合独白、信件、日记、对话、衍文、误发、诗歌、散文诗、小说、译文、引文、非小说等各种传统文体，状写了多媒体、自媒体、国际空间和多元文化下交流中断、肉体阻隔、生不如死、生即是死等纠结不休的忧郁症生存状态。他探讨了时间的哲学问题、死亡的诗学问题、梦的小说学问题、丑的美学问题，以及其他诸多不被传统小说关心的问题，如生活在国缝、人缝和文化缝中的人的问题、性的问题和人性的问题。 三年之前，2014年3月，欧阳昱出版了原名为《柔埠》的长篇小说《淘金地》（江苏文艺出版社）。小说描述十九世纪中叶一万七千人踏上离家万里的旅程来到澳洲柔埠这个地方。他们为了淘金，忍受背井离乡的孤独，并要反抗、抵制白人公然的歧视。这些来自中国的淘金者，在逃过了饥饿、意外、伤病和人头税之后，能否最终摆脱艰难的困境，淘得黄金，荣归故里？这是一部十九世纪中叶海外华工的血泪淘金史，也是争取平等权的抗争史。这些故事被写入历史封存起来，而这段历史被他乡人忽视、被故乡人遗忘，当再次被翻开时，他们的名字上都已积累了百年浮尘，变得模糊不可辨认。现在，欧阳昱把这段历史翻开了，呈现在读者面前。人们评论说，欧阳昱和当年华人一样，是一位旅居澳洲的离乡游子。也许，只有像他这样的作者，才能切肤体会先民心中与家乡远隔重洋的孤独感。他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真切深刻的描述，让读者感同身受。 欧阳昱《淘金地》 欧阳昱如何打动读者？他利用多重叙事角度和中英双语混杂使用，以不断变化的七十六篇对话构成作品的全部内容，而对话中作家的声音却近乎隐匿，带有零度叙事特征。作者的思考和探讨从眼下的现实伸向深远的历史。这里，就远不是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的尴魀的问题了；而是不同种族在罪恶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所衍生的包括法律的社会制度统治支配下所得到的绝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这是一部解构历史的先锋小说。它之于历史，是一段负责任的还原；之于文学，是一种先锋的尝试；之于作者自身，是浓浓的情感的寄托。如评者所说，每一位迷失在高楼大厦间的、字里行间的、心灵间的漂泊者，都能在“柔埠”淘到属于自己的金。 至此，我们就要追踪到欧阳昱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的发轫之初了。 早在1989年，欧阳昱就写就长篇小说《愤怒的吴自立》（墨尔本原乡出版社，1999年；台湾釀出版，2016年）。这部正式动笔于1989年“六四”当夜的作品写的是之前的中国。主角吴自立是一个厌世的、充满严重叛逆情绪的二十一岁大学生，他觉得时代没劲、人生没劲、社会没劲、活着没劲。“真他妈的没劲！”于是，他突然意识到：“我只有彻底毁灭自己，才能整个儿毁灭世界。”这个吴自立，欲自戕而不能，终日沉浸在对死亡的暝想、对自我毁灭的设计、对他人地狱的仇恨、以及最终对另一自戕者的追寻之中。欧阳昱提供一个不仅仅是“发现死亡”而是要去“寻找一种最完美的自杀方式”的典型。 欧阳昱《愤怒的吴自立》 这部并无紧凑的情节的小说，充满幻妙的描写，谐音语意的建构，用死亡来消解死亡，用荒诞来解构荒诞。有人把《愤怒的吴自立》看成一个“后现代”故事（张奥列，《双语作家欧阳昱》（《澳华文学史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页226）。有人把它看成“现代主义”小说，而且在当时甚至明言：“该作品，无论从主题还是从创作手法，都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天书”式小说，可以说这是澳洲华人文学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现代主义小说。”（海洛英，《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澳洲之争──评《悉尼的中国男人》《动感宝藏》及澳洲华人文学创作》，网文）。《愤怒的吴自立》于1999年出版时序言作者乜人进一步把它标明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模本小说”。该序言认为：主人公的精神危机是其作为问题存在，受困于人之存在问题，最终堕入问题深渊的典型个案。作为一个存在于信仰的荒漠里，在精神的极限上自我摧残的人，他的一生，如同与他一起存在于生的囚笼的人之生死，不过是在给定的生存境遇里完成给定的命运（乜人，《愤怒的吴自立》序，《华文文学》，2015年2月，页115-117）。 可以说，在吴自立身上，明显充满著作者欧阳昱的思考；或者不如说吴自立就是欧阳昱的代言人。欧阳昱在作品中将琐碎的个人感觉无限放大，让读者从这种膨胀而琐碎的感觉中去体味人物对社会对时代的叛逆情绪和反叛精神。他更惊世骇俗地把这种抗拒、愤慨的情绪推向极致──死亡，而且是蓄意的自杀。作者以寻死的意念去表达一种愤怒和无奈，以寻死的意象去告别这个病态的时代不健康的社会。读者从中能感觉到，写作时的欧阳昱其实和主人公一样内心充满愤怒、无望、无力、迷茫，就如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坦率地说：“也许我跟吴自立的唯一相似之处在于，我们都想自杀，都在寻找一种最完美的自杀方式。在找到这种方式之前，我们都还没死成。”事实上，欧阳昱的不少作品，都触及到“死亡”的话题或字眼。“死亡”意识贯穿于其创作中，似乎是他情有独钟的艺术思考角度。甚至在1997年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欧阳昱也用“死亡”作演讲题目──他问道﹕“文学死亡了吗？”（欧阳昱，《文学死亡了吗？》收在夏祖丽主编的《文化跨越──中华文化与移民文化国际研讨会文集》（文化建设基金管理委员会1997年12月出版，页71-76）。 “真他妈的没劲！”吴自立这句话，相当点明这个“后现代”故事。他吓人的话还包括：“我只有彻底毁灭自己，才能够整个儿毁灭世界。”我早在二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试谈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中，就指出，“死亡”意识似乎是欧阳昱情有独钟的艺术思考角度，显示了他不屑世俗的文人傲骨及忧患意识，让他的《愤怒的吴自立》这部作品在人生的思考、哲学的探讨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我们可以探问：《愤怒的吴自立》写的是中国；但“吴自立”显然也已“移民”澳洲。最重要的是，作品的作者欧阳昱是这一群移民澳洲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在澳洲拿了博士头衔，选择中英双语写作，充当英语文坛和中文文坛沟通的角色，被认为是他的最佳选择，对澳华文学的推动也功德无量。在自由民主澳洲的背景下，欧阳昱执着于他的“死亡”意识，十年期间费尽心力也要出版他的《愤怒的吴自立》，具有什么启发意义呢？表现不屑世俗的文人傲骨以及灵魂深处对世俗格格不入的焦虑？进而论之，这是否是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所感受而且无法摆脱的尴魀的一种极端折射？（此文收进本人《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香港当代作家出版社，2004年5月） （2024年10月25日完成初稿，11月15日定稿于悉尼。） Post Views: 204 […]
2025年6月4日詩歌作者：韦钢 风，从北方缓缓吹来，绕过曾经林立的旗帜，拂过石阶，拂过沉默的脚步，也许拂过一顶帽子的边缘，那顶帽子，后来再无人戴起。 夜晚，灯光依旧，只是不再那么刺眼。它极力照亮着前方的路，可我分明看见，灯下的影子在倒退。 广场依旧辽阔，鸽群还会低飞，之前的脚印，也被雨水洗过，却没能被时间带走。 那日的颜色，不曾褪去。那夜的回声，依稀轰鸣。偶尔望向星空的人，轻轻点着头，仿佛听见远方某个角落，一声长叹，回荡在天际，悠悠不散。 三十六年，风未止。无声地穿越着岁月，吹过无人驻足的角落，吹过那些失落的名字，或许也吹过那顶无人戴起的帽子。它不想惊动什么，像一段未尽的叙述，在广场的边缘，低声地述说。 Post Views: 162 […]
2025年6月4日散文 / 時事作者：Yuan Hrotek 生活中看見燭光要等到斷電，隨機的。突然一片漆黑，大人手忙腳亂，小孩卻歡喜莫名，期待著燭光，當幽暗微弱的燭光散放，彷彿剎那間生成了一個新世界。 最能記得燭光摇曳的情景是在軍營，七十年代初天寒地凍的西安，姐姐在部隊生病，我去做陪伴，那时我十五歲。軍營裡熄燈準時，書看得半啦啦，一片漆黑罩下來，只有點燭續讀。一間小屋，一張小桌，倒也夠我看書，夠我抄錄。不知哪裡來的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還有《勸學篇》裡的“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我一字一字工整地抄在本子上，日後幾十年這兩句教誨常常會不請自來。 在燭光裡讀書有一種特別的意味，那時候不曉得懸梁刺股，也不知道秉燭夜讀，讀書絕對沒有用，可就覺得讀書不一樣，而就著燭光讀書尤其不一樣。有時在燭光裡不讀書，只看燭火慢慢燃燒，輕輕飄動，暗淡的光線彷彿要你領略什麼，心中也總有感動。 人過中年，燃燭的興致更大更濃。起居間的壁爐架上放著淡紫色燭臺，大小圓孔不規則地分布在圓柱形燭罩上，讓燭光投去不同的方向，幾面牆上都有曲線勾勒出的亮環，火苗輕輕搖擺，亮環隨之移步，大大增加了光亮的幅度。我遠遠地靠在沙發裡，靜靜地看著，看得著迷，卻也不知道迷的是什麼。 在起居間裡看燭火燃燒還不夠，還會常常在臥室裡點上蠟燭。上床後看會兒書，準備睡了，就在床頭櫃上點支細燭，讓燭光陪我度過臨睡的時光，取代明亮的床頭燈。細燭懂事一般，慢慢地燃著，柔柔地閃著，與我對看著。隨著時間推移，燭芯周邊徐徐漾起燭液，燭液的半徑慢慢擴展，熱度也從中心傳到邊緣，燭身變暖變軟，碰上去像愛人的手。 安安靜靜的夜晚，空氣彷彿凝固，唯有火苗會感受到空氣的細微流動，而隨之輕輕搖動。燭芯雖然置中，但燃著的燭芯卻不會永遠九十度站立；燭身受熱不均，邊際慢慢失去完美的圓周，燭液小池塘決堤而出，沿著外牆一下子淌下來，確如一串淚珠，跌落在燭臺上。 淌下的傾刻凝為固體，不再參與燃燒；我為之不平，便將燭臺上的殘燭再放回燭蕊旁。殘燭靠近熱源而迅速融化，小池塘隨之上漲，導致液面上的燭芯變短，於是火苗變小。液體越多，燭芯越短，火苗愈小，小到只圍在燭芯的頂端，像一尾螢火蟲停在那裡。 那一汪燭液一心要把她拖下去，她大概敵不過吧？火苗越來越小，越來越靜，幾乎紋絲不動。好像知道自己弱小，極力保存自己的能量，決意堅持著。我目不轉睛，想看到她到底能堅持多久。那像螢火蟲般的火苗，同時消耗燭液又融化殘燭。只有保持這脆弱的平衡，火苗方可生存下來。不可思議的是，火苗竟然有調整自己大小的本能，來保持消耗和融化的平衡。 這是一場意志的拼搏。當火苗稍大，殘燭的融化加快，则燭液的水平升高，導致火苗變小。而一旦火苗變小，殘燭的融化減慢，燭液水平下降，火苗又逐漸增大。如此往復循環幾個鐘點以後，火苗跨越了最小點，終於轉危為安，開始持續長大。穩定以後，也就無法逆轉，除非我再度加進新的固體燭料。萬物均有靈，一支蠟燭的生命如此有限，竟能擁有將其延至最高限度的能力。 蠟燭的意志讓我深懷敬意。 一支細燭就有如此的力量，倘是千萬支蠟燭同時點亮，便如星空敲碎了黑夜。那是港人紀念64二十周年的燭光夜，六個足球場，連同草地籃球場和廣場均被佔滿，組織者稱有十五萬人進入公園，另有五萬人因場地限制不得而入。 二十年是一代人的時間了，那年的主題就是薪火相傳。主席臺上播放當年學生抗議的畫面，有遇難者家屬的錄像，發言人中有當年運動的參與者，有香港的親歷者和支持者，還有儿时不曾知道該事件的年輕人。臺下人人手執一支細燭，在胸前點亮，燭光在風中搖曳，照出人們平和堅定的面容。每一支燭都在流淚，为那天失去生命的人們；每一支燭都在燃燒，給周圍送出溫暖的氣流，每一支燭都在發光，傳遞人們心中的正義和希望。維多莉亞公園星火點點，漫漫一片，穿過二十年的時光，照亮亡靈漫長的冥路，越過千山萬水，匯入国人爭取自由的長途。 在當時一國兩制的香港，前總理的回憶錄《改革歷程》在那個燭光夜之前得以發表，英文版命名為《國家的囚徒》同時在多國出版。但多位当年的学生领袖与当事人从世界各地飞过来， 风尘仆仆，却被香港政府拒之门外。 自長安街上响起聲槍，香港是中國國土上唯一可以公開紀念這個日子的地方，這個傳統延續了30年，卻在2020年被新冠病毒絞殺了——原本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草地上的燭火，燃在了各家各戶的窗臺上。 上帝造的光明，豈是可以轻易熄滅的？ 由此種種，我對燭光幾乎近於迷恋，常常地以燭代燈，配之以各種形狀顏色的燭臺，讓我的世界溫馨朦朧，好似迷濛中會有神的聲音，告誡我人的卑微有如蠟燭，但仍可有些許光亮。 Post Views: 140 […]
2025年4月14日散文 / 紀實 / 评论作者：何与怀 杨小凯教授 （前言：行云流水，转眼之间，澳华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竟然已经去世二十年了。他是2004年7月7日在墨尔本家中去世，只有五十五岁。本文写于当年7月杨教授去世一个星期后，现在特发稍作修改的此文，以表纪念。 这位大师级的华裔经济学家的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 他的生命－学术轨迹注定他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早年，不到二十岁的他，写出近一万八千字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震惊了文革时期的中国权力中心。成为经济学家之后，他也是倡导中国宪政最早和最力者之一。中国向何处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亲身的实践。但就杨小凯个人来说，可以预料，这位经济学大师，这位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便会形成他不朽的圣徒地位；他生前种种，他的苦难，他的追寻，他的成就，将会升华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实践动力，将会有助于他的祖国健康发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热切希望的。 而今天，处于当前中国严酷形势下，面对习近平对内高压对外扩张的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面对他的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人们发现，杨小凯在那场具有经典意义的论争中关于“后发劣势”的理论证实无比正确，当年他的预见与忧虑，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眼下中国残酷的现实。今天，他二十年前这个先知般的不单关系到中国人还会影响全人类命运的警告，尤其应该在每一个人耳中长鸣：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2004年7月7日清晨7时49分，有一位华人在墨尔本家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大概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位离世的华人曾经名叫杨曦光，他们大概不清楚曾经生活在身边的这位华人是世界著名的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明白这位华人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他不到二十岁时就以一篇文章震惊中国大陆的权力中心；他坐过十年冤狱却在狱中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中，他大概也要归为“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经济学、政治学、甚至神学的观点可能不容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精英所忽视…… 这位华人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五十五岁，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天妒英才”这一句被用滥了的悼词，用在这位现名叫杨小凯的教授身上可能并不合适，因为他生前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但我对他的过早谢世，真是感到万分的痛惜和悲怆！ 一，〈中国向何处去？〉：一篇文章震惊中国权力中心 小凯原来是他的乳名，他的学名是杨曦光。1968年初，在那个荒唐混乱险恶的年月，这个名字曾经流传一时，为中国大陆许多人——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所知道，虽然于不同的人揭示的是不同的意义。 当时，随着“文革”汹涌而诡谲的铺开，杨曦光，一个十几岁的湖南长沙一中的学生，竟然过于早熟地严肃认真思考中国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包括“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在他写出的那批在当时左得出奇却又大逆不道的论文中，最具震撼力的是那篇近一万八千字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完稿于1968年元月6日。几天之后，元月12日，文章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的名义油印刊出。 这篇文章刊出时加有一注：“这是一份徵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然而，这份印了八十份、只发出去二十份的不定稿不胫而走，数天之内便以各种方式传到全国各地。杨曦光立时在湖南以及其他省份成为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 在当时神州大地浓重弥漫的“巴黎公社热”中，杨曦光也从“巴黎公社”经验里找到了灵感。他在文章中指出：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 “巴黎公社热”的始作俑者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杨曦光当时也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拥护者——〈中国向何处去？〉正是以“毛泽东主义万岁！”的口号结尾的。他的这篇大作，主旨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吹彻底的革命，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是周恩来总理及其手下的统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但是，杨曦光他们的极左思潮，却不合时宜干扰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而且，他的大文中所运用的“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并以此“分析在这些革命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阶级变动”（这也是按列宁的思路），而且断然提出“推翻”什么什么的战斗口号，对中共当权者显然是太过危险太过可怕了。这岂仅是一株“大毒草”？！这亦可能变成一场足以冲破神圣庙堂的滔天洪水！ 镇压发生在1968年元月24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省无联”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生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于是，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等人在全国展开了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规模批判。 1968年2月，杨曦光作为要犯而被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母亲被怀疑就是康生所谓的“黑手”“陈老师”（她刚好姓陈），受尽批斗凌辱后悬梁自缢，身为高干的父亲则被关押，一个妹妹下放到山区，另一个妹妹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此外，杨案还连累一大批不相干的人。 1969年10月，杨曦光经一年零八个月的拘留后转为正式逮捕；十一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当年对杨小凯的逮捕令。 杨曦光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二，从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变成经济学家：杨曦光在十年冤狱中自学成才 十年冤狱，自然是杨曦光一生中一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但他没有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摧毁，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的探索以及自觉的责任感。他选择知识，选择学习，以极大的毅力完成入狱时作出的人生规划。十年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如人们所说，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一般人大致差不多。但杨曦光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荒唐险恶的时代与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机械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这绝对是寥若晨星，甚至绝无仅有！当然，杨曦光也万幸地碰到一个难得的机遇——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学富五车却因政治问题入狱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成了杨曦光的老师和启蒙者，特别是其中那位在1970年就被枪毙了的《湖南农民报》总编刘凤祥。 杨曦光的质疑精神与生俱来，个人又经历这种不平常的际遇，他自然不相信当时流行的、只能顶礼膜拜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他在狱中甚至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后来不无自我打趣地说： “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劳改中的杨小凯（前行右二）。 杨曦光读罢《资本论》之后，心中便期望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杨曦光已完全没有坐牢前的理想主义了。他转而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这是他当时在狱中的真实感受。 ……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 此时，四人帮倒台已一年半，但还是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家闲居了一年。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1979年的杨小凯。 杨小凯后来找到工作，但只是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一名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再次报考，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所里安排杨小凯住在一栋宿舍的小房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他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杨小凯在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开始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他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1982年，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全力帮助下，杨小凯被武大聘为助教，一年之后，又被提升为讲师。这个期间，杨小凯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这时，他又碰到人生一个机遇。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慧眼赏识。于是开始了他人生另一条新的历程。 杨小凯生命后二十年的轨迹，记录了他新的奋斗新的成就： 1983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87年，论文通过答辩，之后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 1989年，任澳洲莫纳什大学高级讲师；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1992年，成为莫纳什大学正教授；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了令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2000年，升任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全家福：摄于1988年，在Monash大学，时杨小凯刚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就这样，这个当年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现在以其成果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的一位代表。 三，“超边际经济学”：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 按照国际经济学界内行人的说法，杨小凯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位为澳大利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学术上的成就怎么形容都不过份。他在整个经济学的历史上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既深且远，今日尚无法充份估计。 杨小凯著作《发展经济学》封面。 当年《经济学原理》出版时，便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 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最赞赏杨小凯了，特别是杨和他的同事黄有光教授这几年所作的叫做“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研究。两年前布坎南到莫那什大学访问，当着校长的面就说，这是当今全世界经济学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他认为杨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的确，按照国际经济学界不少人的意见，超边际分析是杨小凯此生最主要的、可惜也是最后的贡献。杨小凯自豪地把他的新框架称之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如以黄有光的话来形容，这个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是与患难结发妻子生的唯一孩子。 市场和分工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分工的发展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早已指出。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国际贸易等有限的领域，一般不再强调分工及其对效率和增长的意义。在讨论增长的源泉时，大家注重的是劳动、资本、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数学化的因素。而杨小凯，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把经济学回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交易理论并把其发扬光大。他运用新的超边际分析和最新发展的数学方法，在新框架内，统一地推导和阐释目前所谓的微观、宏观、贸易、发展、产权等各种分支经济学。 内行人评论说，超边际分析是理解杨小凯学术思想的钥匙。它高于边际分析又包含着边际分析。它首先研究的是分工水平和制度方向的问题，然后再涉及到某一制度框架下的资源配置均衡。反映在数学上，边际分析只考虑内点解（只涉及数量消长）的最优决策值，而超边际分析还要比较角点解（涉及到不同制度方向）的最优决策值。也可以说，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而超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的跳跃。 可见，超边际分析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范围远远优于边际分析。但因为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局限迟迟没有突破。也许是出于机遇、勤奋和天才，杨小凯首先找到了寻求最优角点解的方法，因而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运用超边际分析阐释所有的分支经济学。 在杨小凯看来，自由市场的最主要功能，不在于寻找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以此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而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两大条件是择业自由和价格自由。 杨小凯还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必须交换越来越多的商品，因而交易费用也会增加。所以，他认为，交易效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否则会限制分工的深化。进而，在此问题上，杨小凯涉及了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的透明、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道德风险的规避、城市化、技术进步、保险的发展，直至宪政的确立。这里呈现一条清晰的逻辑——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大大促进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带来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关系图（网络）。 显然，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极其丰富，或者说跨越了一般经济学范畴。当然，杨小凯有些思想还有待更严谨的证明；也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例如，张五常对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尚未信服。但这位很少钦佩别人的教授也说杨小凯是他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能够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中国学子。正是聪明者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者难求也。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他张五常那种求学的际遇，杨在经济学的成就将会是怎样？！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四，“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一场具有经典意义的论争 人们都说，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突破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正如他们指出，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的理论的真实背景。 在本世纪初这几年，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之争在中国大陆兴起，并大大开阔全国经济学家的眼界和思路。这个论争可谓具有经典意义。 林毅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从当年一个叛逃过来的台湾军队的连长变成为今天能够影响北京经济政策的智囊人物。这位智囊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摹仿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林毅夫进一步认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正为中国大陆许多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杨小凯利用前几年在上海经济全球化研讨会和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的机会，特意提醒人们同时也要注意后发劣势，尽管这个观点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 据了解，后发劣势理论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这个概念是一位在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联邦主义等领域很有建树的、已经过世的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沃森（Olson）教授提出来的。 沃森使用的英文字眼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而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在一个时期里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杨小凯指出： “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此时，杨小凯不但是一位经济学家，还俨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社会政治学家、一位宗教文化学家。 他让人们看到苏联的教训。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今天可以看到，这种短期的成功，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有稳固建立起来。大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民众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原因何在？北美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国家实行单一制。北美国家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各国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另外，北美是新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中国也有许多例子。清朝持续三十来年的洋务运动，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杨小凯感慨地说，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苏联的教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最后又变成“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后发劣势的具体例子还包括家电行业、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等等。杨小凯回忆，中国五十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的学习成了工业大国。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并为许多国人所称赞所认同。可是，杨小凯从中看到的是后发劣势的表现。他认为，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显然，在杨小凯看来，“后发”当然可以有优势的，问题是你是否清楚优势在哪里；如果你舍弃最根本的优势，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诅咒”，变成后发劣势。 制度！此时此地，这是一个敏感的字眼。什么叫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游戏规则，但往往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制度里面有非理性主义。这是“诅咒”得以发生的原因。 杨小凯知难而进，尽管费力不讨好。 五，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杨小凯教授的宪政理念 林杨之争看似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有着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并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至今的种种论争，种种问题，如国学和新国学、亚洲现代化（或“亚洲价值”或“新儒学”）、人文精神、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和后殖民、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识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种层面上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关。林杨之争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 学者还认为，林杨之争，不管结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中国大陆如何宪政转轨。 杨小凯成名之后，利用接受採访、回大陆讲学的机会，不断表达他关于宪政的严肃的政见。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许老板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也认为这是好事情。但杨小凯指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捩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 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或者说参政只是副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杨小凯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杨小凯还指出，中共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搞选举，从基层开始，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他说，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学会选举是一切执政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关于“依法治国”，杨小凯指出，这和“法治”是有区别的。所谓“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它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回顾五四运动，中国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而在杨小凯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杨小凯，一个经济学家，却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了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应该说，这是他生命－学术轨迹所注定的，是其应有之义。中国要改革开放，但如果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接收了坏的资本主义，杨小凯作为一个对资本主义了解非常透切的内行人，自然心急如焚发出警告。而作为一个在中共专制独裁制度生活过并惨遭迫害的过来人，杨小凯更深刻认识到，这个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在一个题为“中国改革面临的焦点问题”的长篇对话中，杨小凯指出：“中国政府总想与美国结盟，但是总是结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专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发出警告：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关于宪政，杨小凯还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共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他认为：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包括林彪，都不会死得这么惨。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杨小凯的灵感来自这句英国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基于：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不过，这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国跳出“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不过，“革命”这个东西很复杂。杨小凯后来亦觉得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民众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民众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民众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民众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 回顾杨小凯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回顾他当年那么简单地、激进地鼓吹极左思潮、革命手段，而现在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倡导自由，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倡导宪政，要求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离，取消马列主义和什么什么思想作为国教的地位。他对许多复杂的问题给以反复、认真、深刻的思考——这是多么巨大的思想飞跃！ 到了生命最后岁月，杨小凯的宪政理想更已发展成为基督教宪政。在他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的自述中，他回顾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三个阶段的心理历程。首先，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他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然后，他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但尚未能相信永生和神；最后，由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那就是“信”。 杨小凯此时觉得，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以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自述》中，谈及英、美、澳洲、加拿大的制度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支持“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杨小凯指出，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单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能够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并非其最优决策。一九一七年俄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而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能起关键的作用。 杨小凯最终皈依基督，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在他的《自述》中，杨小凯启发性地自问自答： 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 检阅世界发展史，宪政最初无疑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之中。但自由立宪政体的生成是否以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先决条件？这个问题肯定众说纷纭。杨小凯去世前两年，即2002年7月，在上海作题为〈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时，阐述了他“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观点。赞同的人说，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不过，不论是杨小凯的演讲或是布什的演讲，他们阐述的这个西方思想在汉语文化的神州大地似乎是反应不大，起码眼下的情形是这样，尽管据说现在中国基督徒已有数千万，而且内中有众多的知识分子（2005年，德国之声引述梵蒂冈廣播电台《IDEA》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信奉上帝的教徒数量已经超过了庞大的七千多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这个数字包括中国一般所说的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大部分是没有在官方登记的地下教会的成员）。 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为什么尚未成功？答案何在？？？ 不管怎样，杨小凯是以他生命的极终体验，得出他这个答案的。 六，逝世突显价值：感悟杨小凯教授的命运和思想 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说，杨小凯逝世太早了，太令人惋惜了。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向友人详细描绘他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地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要将自己的经济学发现向中国向世界广为宣讲……。他旺盛的生命力、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经济学成果的充分信心，使他的友人深深感动。听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思维活跃、却已患上绝症的人如此滔滔不绝，友人暗暗心酸，只能一再要他量力而行。 已经身患重病的杨小凯摄于墨尔本家中。 真是令人无限痛惜和悲怆的英年早逝！杨小凯就这样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去了。 不过，杨小凯天上有灵，一定也感到相当宽慰。 杨小凯灵柩。 杨小凯谢世的当天，噩耗便马上传到他梦魂萦绕的祖国，而第二天，也就是7月8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第一时间举行了悼念活动。“艰辛求索宏图初展曦光何以顿逝？！心系神州壮志未酬鹤驾几时归来？！”——各位教授、学者怀着深深崇敬而又惋惜的心情缅怀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事迹。 “纪念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杨小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的悼词这样定位。 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说：“杨小凯……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多年潜心治学，博大精深，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中国出生的当代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骄傲与楷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悼诗云：“平生风云惜师友，岁月蹉跎志弥坚。魂如有灵励相知，智遗千秋鉴世人。”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杨小凯的悼念之情：“不屈之魂，求索之灵，一代楷模，永存吾心。” 家人在杨小凯墓前。 ………… 悼念座谈会由杨小凯学术对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林毅夫的悼词说：杨小凯以五十五年的岁月走过充满传奇的一生，就时间来讲他的人生不长，就成就来说，他的人生非常丰富。他一生以真挚的心，执著追求自己的学术和理想。道路坎坷，却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他的成就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 林杨认识是在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之时，前后算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他们最近这几年在学术观点上，特别如前面所述在所谓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问题上，时有冲突。但是，“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毅夫充分认识到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的价值。 杨小凯的价值似乎由于不幸逝世一下子突然呈现在中国大众面前，而尤其显得珍贵。那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重要报刊对杨小凯的去世和生平成就进行了突出的报导。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对他传奇的身世和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感觉到了：在杨小凯学术成就背后，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而这和中国大陆某些知名学者形成了强烈对照。 的确，应该让中国大众充分明瞭杨小凯的价值。 应该在中国二百年来的大变局中去感悟杨小凯的命运和思想，并从中看到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历程，和一个古老民族精神信仰的命运。 杨小凯九十年代中出版了一本记录他的难友的非同凡响的书，书名叫《牛鬼蛇神录》。书的最后一页回忆他1978年4月刑满释放走出牢房的心情。他告诉自己：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封面。 二十六年来，杨小凯从中国漂泊到美国，又从美国漂泊到澳大利亚，但他一直心系神州，心系那些被囚禁的精灵。 他仰望星空，不断思索。他以先知般的睿智，始终在探讨他的祖国如何立足于世界之林，始终在探讨中华文化再度复兴的可能性。 当年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几十年来，仍一直萦绕於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而“向何处去”的方向，在他的思索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人把杨小凯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联想起来，毕竟这三位具指标意义的改革派领袖也在杨小凯的人生道路上（报考研究生、平反冤狱、出国留学）留下印记。也许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顽强地萦绕于这三位中共领袖的心头？也许他们都有著类似的执著，有着某种理想主义情怀？也许杨小凯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有更持久的历炼，又有其学养优势，因而这“一介平民”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更无束缚，更有突破？也许杨小凯与他们在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以至背景、地位差别太大，彼此并无多少可比性？ 总之，中国向何处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亲身的实践。但就杨小凯个人来说，可以预料，这位经济学大师，这位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便会形成他不朽的圣徒地位；他生前种种，他的苦难，他的追寻，他的成就，将会升华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实践动力，将会有助于他的祖国健康发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热切希望的。 而今天，处于当前中国严酷形势下，面对习近平对内高压对外扩张的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面对他的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人们发现，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理论证实无比正确，当年他的预见与忧虑，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眼下中国残酷的现实。今天，他二十年前这个先知般的不单关系到中国人还会影响全人类命运的警告，尤其应该在每一个人耳中长鸣：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杨小凯与妻子吴小娟。 （本文写于2004年7月杨小凯教授去世一个星期后。文中有关讨论参考国际经济学界的意见。2022年6月22日稍作修改，主要增加最后两段。） Post Views: 254 […]
2025年4月12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1. 沈志敏建构“综合逻辑”大厦 2016年4月，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收到墨尔本作家沈志敏一部申请赞助书稿：《新的启示——“综合逻辑”大厦的建构》。作为南溟出版基金的一位评委，我当时得以有机会翻阅了一下。但由于该书稿不属文学类，所以后来没有列入评审之中。半年之后，11月1日，沈志敏这部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改为《综合逻辑论—人类自组织意识的逻辑生成及其发展》，全书超过四十四万字，四百八十多页。真可谓一部煌煌大著！ 本文作者与沈志敏在2006年11月25日悉尼研讨会上的合照。 关于这部书最初的构思，沈志敏说他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一是人类的生理本能是否能够生成转换为认识理解事物的理性化的逻辑意识？二是如何从人类全体和人类个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既相似而又有差异的智性中来体现这些逻辑意识？他发现，将这两个问题串通后，让他感到眼前豁然开朗，一条“综合逻辑”的路途被开拓而出，一片五彩缤纷的火焰照亮了这条探索的道路。 于是，沈志敏不拘一格地提出了“综合逻辑”是人类认识的源头，也是其它一切形式逻辑的基础，由此大胆地将这一逻辑形式设定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类智性的基本起点、人类创造的开端和人类精神的初始状态。“综合逻辑”是人类具有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的一种自我意识组织系统，这个自我意识组织系统在人类经验活动中、在和事物发生关系时，能够产生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 本书论证和分析了人的“智性”如何产生，而又如何转换到人的逻辑思维中去的。这种逻辑思维的模态就是本书阐述的“综合逻辑”。这种逻辑意识的萌发让前人类踏入人类的境地，它的产生在人类史上促成了人们的物质创造活动，形成了人类的精神意识并推动其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组织的产生。 沈志敏还认为，综合逻辑也是其他所有形式逻辑的基础层面。创设和研究综合逻辑体系，是为了揭示人类自身的思维认识活动，刻画出人们普遍的思维联想活动是如何形成的，采用古代哲人一句话就是：“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通过这些画面的揭示和观察，可以清楚地表明，在综合逻辑通道的运行中，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创造意识，这种创造意识当然会对人们的社会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沈志敏的学术“野心”极其巨大。他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其经济发展已走向高潮，但是在人文科学的领域似乎还没有跨出中国古代哲人留下的那些沉重模糊的历史脚印，也没有走出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家给予的较为清晰的经验知识的脚印。当然踩过这些脚印是必需的，就像人们所说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跨出这些脚印却更加难能可贵——也许在跨出那些思想意识区域的时候，探索者不得不承受拖泥带水的沉重的步履。沈志敏为此大胆宣布：“必须有所突破和创新。”他很赞赏比利时科学家伊·普利戈津的那句言语：“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普利戈津，《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57页。）他希望他这部《综合逻辑论》能成为人类探索途中的一个小小的痕迹。 《综合逻辑论—人类自组织意识的逻辑生成及其发展》封面 或者更进一步，沈志敏显然是想达到他这样一种预期设想：他要以这部原创理论性著作试图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创设一个全新的逻辑体系。当你打开了那扇“综合逻辑”殿堂的大门，当你穿行在神秘而又迷人“综合逻辑”通道之中，当你观赏了“言语结构”那幢人类交流行为的构架；当你看完了这本书，当你读懂了这本书，当你走出了“综合逻辑”大厦，当你走下门前壮阔的台阶，清风徐来，突然间你就会有这样的发现和感受——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因为你对人类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那是因为逻辑和思想的力量。 沈志敏《综合逻辑论》主要是从认识论方面论述“综合逻辑”的概念，企图建构起一座新颖的逻辑大厦。这部学术专著的观点当然还需要许多业内专家的多方论证，但作为沈志敏十多年精心钻研和创作的文化成果，是可喜的也是值得珍惜的。我把它称之为“澳华文坛的超文学研究”。在澳华文坛，除沈志敏外，这种研究已有洋洋洒洒煌然大观的论著问世的还有：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汪应果讨论灵魂和生死奥秘问题的《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海之涛先生企望综合解释所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生命智能科学理论的《大终极理论》；圣童博士探讨他称之为“神性本体论”哲学客观性及其价值的《神性本体论哲学》。他们的研究都相当奇特有趣，绝对引人入胜，虽然人们不一定认同。这个话题，笔者或者会另文论述。这里只想说一句，他们几位的探讨各不相同。至于沈志敏，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他只热衷于小说创作，完全想不到他对哲学之类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作了如此认真而且具有开创意义的探讨。 当然，本文还是集中讨论沈志敏业已引起澳华文坛甚至华文文学世界瞩目的小说创作。 2. 沈志敏早期小说：澳华留学生文学的一个缩影 沈志敏1990年作为留学生来到澳洲后，便写了不少小说，反映来自中国的留澳学生的生活，成为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的主要作家之一。 如他的短篇小说《红坊夜雨》(悉尼《东华时报》2000年7月20日)。当年，这五万中国大陆留学生生活极其艰难，“永居”又久候不批，许多人精神几近崩溃。在他们及其家人、朋友中间，五花八门的家庭、婚姻、性爱情欲故事层出不穷，自然也是澳华作家所描写的重要内容。有若干作品描写嫖妓的经验。吴棣一个短篇小说就叫做《嫖妓》（《东华时报》最早刊载，多年后《澳华文学网》2011年12月4日重载），从头到尾就是写一个穷留学生在妻子从国内来澳团聚前夕唯一一次找洋妓女的经过。他想了却一个多年的心愿，不幸得到的是一个令他完全垂头丧气的折磨。黄惟群的中篇《寻》(悉尼《东华时报》1999年6月3日、10日连载)刚好相反。作品中的主人公人过中年，在悠长的寂寞难耐的日子里从来没有真爱，只有在嫖妓的时候，才体验到性爱的快乐。而沈志敏的《红坊夜雨》又不是上述的两种单纯性欲体验。故事中的“我”在妓院挑中的妓女碰巧是同住在悉尼红坊区一座楼的邻居，在谈天中发现大家还是四川同乡。故事结束于“我”在雨巷中的等待，带着无限的惆怅，“红坊区仿佛迷失在夜雨之中……”。这个雨巷，令人不由得联想起戴望舒的雨巷。小说显然另有一番氛围情趣——这正显示作者在性欲之上的精神追求。 庄伟杰主编《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封面 沈志敏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与袋鼠搏击》（《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第1-9页）构思本身就很奇特，极富想象力。它描写一个失去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遇上袋鼠的袭击，把澳洲特有的、但也不多见的景象写活了。小说中显示动物的灵性与人的精神对应，展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故事很实在，笔墨却很空灵。作者笔下的澳洲袋鼠，借力跳跃及与人握手言和的细节，简直就跃然纸上，可谓神来之笔。它那样强劲有力、彪悍顽强、善恶分明而又宽容大度，这分明正是澳洲之魂。悉尼作家张奥列当年编辑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时，把这篇小说的题目作为整部书的书名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与袋鼠搏击》是当年澳华文坛难得的短篇佳作，既很澳洲化，又具现实性，寄寓着人生拼搏的勇气及坚韧精神，可谓“澳味华风”──把澳洲风情与华人生态揉合一起。(张奥列：《不事张扬的沈志敏》，《澳华文人百态》，台北世界华文作家出版社，1999年10月，第60-61页；《澳味华风小说情》，同书，第160-161页) 所以，毫不奇怪，《与袋鼠搏击》被编进中国《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作为大学教材，而且是澳华文学部分的第一篇。沈志敏作为作者也很喜欢自己这篇作品。事实上，可以说，在澳华文学中，还没有一篇超越过它的短篇小说。 沈志敏一部中篇小说《变色湖》(墨尔本《原乡》1996年第2期，第23-51页)荣获2000年中国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违反签证条例的中国留学生被移民局官员追捕的过程，但其最可贵之处恰恰是超越了“居留”的主题。这可与他1995年电影文学剧本《枪声，响起在移民局门口》（又名“人类学论文”，澳洲《华声日报》，1995年1月28日-3月4日连载）比较一下。后者也有对移民问题的深层思索，其内容真实地反映出当年中国大陆留学生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活烦恼和无奈叹息，笔调沉郁并略带几分悲戚。但《变色湖》有所不同。故事主人公江华带着一把二胡来到澳洲闯荡，虽然直到最后“居留”问题并未解决，但他显然已经以他的二胡──所谓“东方上帝的声音”──赢得了澳洲人特别是澳洲土著的心。读者发现这是一篇东西文化交融的颂歌，一篇人性胜利的颂歌。 该小说叙述江华初到澳洲，遇到种种困难，特别是居留问题，但得到土著人的帮助。江华被移民官拘留时，一位土著长老带着手下来搭救他，顺便还把移民官和警察训斥了一顿。江华自己虽然命运未卜，但不怨天尤人，他甚至非常热爱澳洲这块神奇的土地。“澳大利亚天广地宽，是上帝心情坦然的时候创造出来的。”显然这也是作者的态度。请看下面的描写──一个还是“异乡人”对这块土地的感觉： “每天傍晚，完成葡萄藤下紧张万分的收割，我都要攀登到这一道小山岗上，喘一口气，看着天那边，灿烂多姿如火如茶的晚霞，渐渐地泯灭在波澜壮阔的云端之中，景色的含义显得如此单纯，又如此深奥，也许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山川湖泊和河流，千万年来座落和流淌在这片土地的周围，它们肯定比我更加理解消失中的晚霞。”(同上，页25) 作者以饱满的欣慰心情描写江华在一座古老的乡村小教堂里给人们演奏： “阳光从彩色的花玻璃透射进来，和二胡声，和那一排排长椅上坐着的人们，共同营造起一种和谐氛围。这座教堂并不华丽，内部也没有高大宽敞的空间，和那些神圣的大教堂相比，似乎低矮了一些。然而，教堂内并不缺少上帝给予的情调。我想，平时间，牧师庄严的布道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心里，优美的风琴声漫在每一块砖缝间。今天，让一曲二胡声象泉水般地流入，让人们增添另一番情趣，也许，这是上帝的一种新观念吧。”(同上，页36)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像其他许多澳华留学生文学作家一样，沈志敏那个时期的作品在艺术构思上总的来说格局不大，在思想观念上有些幼嫩，简单。《变色湖》多少就有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倾向。故事这样结尾： “我伫立在红色的湖边思索着，一夜之间，水为什么由乳白色变成浅红色，我无法猜出其中的原因。但是人呢？一夜之间，我变得心胸坦然了，无畏无惧，准备踏入牢笼，而那两位移民局官员也改变了主意。是什么让这一切都改变了，是天地间的气候和温度，是山川水流中的矿物质元素，是人体之内的心理机制，是脑袋里的脑组织结构？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位万能博士，无法回答。 “水还是水，但是改变了颜色；人还是人，但是改变了一些见解。在水底的深处，在人类的心灵深处，却有许多东西是难以改变的。大自然深处有着精灵，人的心底下面有着灵魂。”(同上，页51) 来得太突然太美好了吧？即使上帝已有一种“新观念”，并非全部澳洲人都已一致认同，亦非每一个华裔新移民都有幸得以亲身体会。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当年从封闭专制的社会来到自由开放的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文化人一种普遍急切期盼心理的折射吧？ 3. 呼应与超越：从《变色湖》到《动感宝藏》 《变色湖》发表十年之后，沈志敏完成首部长篇小说《动感宝藏》，一下就获得很大的成功，被上海人民出版社购下版权并于2006年6月出版，更荣获台湾侨联总会颁发的2007年世界“华文著述奖小说类第一名”奖项。 这部作品生动地集中描写了三位少年在澳洲大地上的流浪、探宝和历险的一系列紧凑动人的故事。三个少年中，白种人汤姆斯的父亲是澳洲国会议员，当下正忙碌着竞选州长的宝座，但反对派收买记者从各个渠道挖出他许多不可告人的隐私。汤姆斯从报纸上知道父亲在外面有好几个情妇，又知道他本人并非父亲亲生，而是他母亲和一个音乐学院教授的私生子。这一切如五雷轰顶。父亲自杀的结局最终使汤姆斯离家出走。另一个是华人少年高强。他在澳洲读高中，刚考出了驾驶执照。在中国国内担任企业老总的父亲曾经答应过儿子，送他一辆名牌跑车。然而就在这一天，高强得到消息，他父亲因经济问题，被逮捕入狱。高强一下子坠入黑暗之中。而土著少年土谷，则压则根儿不知道父亲是谁，他母亲属于“被掠夺的一代”，有着严重的心灵创伤，沉醉在毒品的麻醉之中。那天，土谷的弟弟土包因在街上参与贩卖毒品，在警察追逐的过程中，土包撞在铁栏上，不幸死去。土谷为弟弟的死感到怒火万丈…… 沈志敏长篇小说《动感宝藏》封面 这件意外的事件成了导火线，激起红坊区的土著人的愤怒，他们纷纷上街，拦住街道，用石块和燃烧瓶袭击警察。当时，高强在酒馆门口搭识了汤姆斯，他俩漫无目的地走入红坊区，恰好遇到那场暴乱。他俩为了发泄心头的不满，一起参加了扔石块等袭警活动，并被街头摄像机照录下来。在混乱之中，他俩又遇上了土谷，三人一起偷了一辆车外出逃亡，最后被警察抓获，三人一起被送进了阿姆斯拘留营。 在拘留营里，三个孩子搭识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贩毒者斯蒂姆。这个人为了实现一项惊天大阴谋，通过女友在外面劫持了一架直升飞机，带着这三位本性善良的少年和他一起越狱，真正走上了逃亡的不归路。其后，这三个少年游走了澳洲许多地方，一连串险象横生的寻宝、海上飘流、森林中与鳄鱼对峙等极为惊奇的故事相继发生。他们在沙漠边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传说中的宝藏，并战胜了斯蒂姆的阴谋，不过宝藏并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块记载着当年白人抢劫土地屠杀土著人的图景的千年古木…… 小说中生活画面广阔鲜明，具有健朗活泼风格。全书故事跌宕起伏，趣味无穷，读来引人入胜。在寻宝历险过程中，三位主角因彼此间的语言与性格习惯不同的踫撞，显露了人物各自特点。他们在不期而遇以后结伴历险，以智慧和才干克服种种困难，渡过种种难关，其中有与居心叵测的流氓斯蒂姆的斗智斗勇，有对于神奇宝藏的种种线索的细致分析和切实寻求，有对真诚的友谊和理解的企盼与赞美，又在各个方面显示他们努力追求人生的成功和真善美的美好境界。三位少年一度被那个专事偷抢的惯犯所控制，但最后摆脱了，返回正常社会，成了少年们崇拜的英雄。如乔鲁在此书的“跋”中所说，《动感宝藏》作为一部探险小说，承传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这些欧美文学名家名著的文学精神，“这样的描写不仅仅是行走，更是一种不畏艰难困苦的心路历程；所写的不仅仅是探险，更是一种精神的自由释放与创新。”（《动感宝藏》，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20页）由于这次生活的经历，三位少年成熟了，产生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许多人赞赏地注意到沈志敏这部小说主角的设计。三个少年，一个华人、一个土著、一个白人，这难免让人联想到带有政治寓言的“三原色”。欧阳昱在他的《后多元主义澳大利亚中的归属问题》（中国汕头大学《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第58-59页；网络转载）一文中就指出，所谓三原色，美术指的是红黄蓝，但在此指的是黑黄白，沈志敏就“以这种三原色为该书奠定了基础”。在该文中，欧阳昱强调： 三个孩子浪迹天涯，寻找宝藏，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宝藏，其中的种种故事，都不如该书结构之后暗藏的思想重要。这个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一个重大认识，尽管是有限的认识，即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谐和文化和谐之关键，就是这种三原色的融合。（欧阳昱，同上） 应该说，沈志敏有意设定的澳洲“三原色”，让人感受到澳洲这个移民国家的大洋气息，感受到它的健朗向上的多元文化和活泼世态。这三个走到一起的少年凭借自己的才华，面对纷繁的世界，努力做出正确判断与抉择，富有动感地证明了个人生活的本来意义。 《动感宝藏》内中的长途游历探险，以及不同种族间的文化碰撞和融合，让人联想到他1996年中篇小说《变色湖》。也许，考虑到中国国内读者对《动感宝藏》无疑会有新鲜感和神秘感，此书相应展现了更多的澳洲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方面的内容，但熟悉澳洲生活的本地读者，尤其熟悉沈志敏作品的读者，这可能是缺点而不是优点——过多的引述或多或少湮没了作者自己的灵气和作品应有的风采。如果更严格地说，此书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有时不免影响人物性格的塑造。当然，瑕不掩瑜，这部沈志敏第一次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他不故步自封，因循拾取陈旧题材，而是另辟新径，大胆尝试，竟以三个不同血统不同文化风俗习惯的角色，演绎出这部二十四万字的力作，显示了他独到的才思，实在难能可贵。沈志敏的《动感宝藏》与《变色湖》遥相呼应，但格局大大扩大了，特别是思想内容有了深化，不啻是一种超越。 2006年11月25日，《大洋时报》社长冯团彬和沈志敏专程从墨尔本来悉尼举办“大陆、沈志敏新作暨澳华长篇小说研讨会”。沈志敏在会上说，有不少人问他怎么会写这么一个故事，写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故事。他说，他也说不好为什么，“在我写东西时，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在梦幻中，看见了三个少年，跟踪着他们，就写出来这么个历险记。”沈志敏无疑也做了一次探险，他这个“梦幻探险”是成功的。 4. 沈志敏的《堕落门》：某种澳华沉沦男人的传神写照 沈志敏的长篇小说《身份》，是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2008年赞助的唯一作品，2011年7月，该作品以“堕落门——沉沦澳洲的中国男人”为书名在台北由酿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在这之前，该书稿在海内外发表的时候，曾根据报刊发表要求改称为《海外混客》《身份，你这鬼东西》或《“身份”这鬼东西》。《老谢外传》其实是在中国国内杂志上连载时最早的书名，最后用《堕落门》，也是根据台北的出版社的要求改的。 沈志敏《堕落门——沉沦澳洲的中国男人》封面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叫“老谢”。老谢下过乡，做过工，但最引以为荣的是做过教师。他说，在中外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担任过老师，后来就成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一条金光大道的导师了。老谢当然没有这么伟大的志向，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他出了国，变成了黑民，又被关进移民局的大牢，后来摇身一变拿到了澳洲永久居留。他结过婚，又不得不离了婚。他在国外混得并不怎么样，却一心想混出个人模狗样。于是，上帝满足他的要求，让他莫名其妙地发了财，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一会，但回到澳洲，他又糊里糊涂破了产。全书二十四章，最后，尾声，老谢上法庭。他又成了一个穷光蛋。 书最后有这么一段描写。老谢坐在一块石头上，点上一支“魂飞尔”牌香烟，苦苦地思索起人生。这时候的他俨然一位“我思故我在”的哲人。他在袅袅烟雾中沉思：“今天，我老谢为什么会混到这个份上，我老谢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角色？” 天黑了，烟盒里的烟也被老谢抽完了，最后，老谢发现自己形象越来越模糊。于是，其它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他眼前，他仿佛看到了历史长河里的各种各样的伟人，看到形形式式的英雄人物，也看到了不少大坏蛋；看到了许许多多不好不坏的人，也看到了不少又好又坏的人，他感到自己和两个人有点像，一个是中国人，那是鲁迅笔下的阿Q，另一个是看到了洋人，那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唐诘可德。但是再想想，自己和谁也不像……。他自言自语地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我是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嘴里一片苦涩，脑袋里一片混乱，“发根他妈”。 沈志敏这部改于2008年6月30日、7月7日的长篇小说《堕落门》就此结束。 “发根他妈”作为全书最后四个字很有意思。这是老谢标志性的口头禅。“发根”是洋人的国骂“fucking”的谐音，“他妈”是中国国骂的主要成分，把洋骂和国骂结合起来是老谢的独家的发明。“发根他妈”音调骂不响，还带有点唱腔，听起来也不像骂人的话，所以洋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弄不清楚。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骂人并不一定是去激怒别人，而是在安慰自己，就像阿Q骂别人是自己的儿子，其目的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老谢便是这样。 一个平凡的人，而却偏偏要走不平凡的路，混来混去，像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拖泥带水，乱七八糟。沈志敏这样比喻：平凡和不平凡就像两个鸡蛋碰撞，蛋壳碎了，流出一堆粘糊糊的蛋清和蛋黄，这就是老谢的人生悲喜剧。他是生活在现代的人，但是按照现代人的标准，他又是即将过去的人，和新生代隔着八九条代沟，想跳也跳不过去。可是老谢不死心，他还要无休无止地想望将来。因此，这个生活在现实的人，又是梦中之人，有时候搞不清楚自己是处在现实之中还是在睡梦里。老谢在梦中还要打呼噜，为他梦中出现的图景激动，也为梦中的情景而后悔。“如果没有梦，人还活着干什么？”他觉得这句话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真理，“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还要真理”。这样，他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黄粱梦。 前面说了，《堕落门》这部小说，曾用名有“身份”、“海外混客”、“身份，你这鬼东西”、“老谢外传”等。就是“身份”那鬼东西，弄出酸甜苦辣许多事，弄出人间悲欢离合。2001年，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的长文，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讨论“身份焦虑”这个痛苦的主题。《堕落门》中所刻画的“老谢”这个“沉沦澳洲的中国男人”，是当年留澳学生的一员，这部作品可谓是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的扩展，深化，以及另类化。“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我是谁?”这是老谢的话，特别作为《堕落门》全书的开卷语。 沈志敏作为作者，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最喜欢的是《堕落门》。他在简述其作时，说他在以前写的一些作品中也写到过老谢这种人，有时候搞不清楚，老谢是我是你还是他，因此，断断续续地写了十几年。沈志敏说：“有些书可写可不写，这本书是我很想写的，在写作的过程中，经常有喜怒哀乐共生，还有乱七八糟的梦，让我沉醉其中。”（网络书讯）可见，“老谢”的喜怒哀乐，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他前后左右幌动的影子，长久以来一直缠绕着沈志敏的心灵。最终，他以风趣、幽默、生动的笔调，以满含诙谐讽刺而又令人信服的真实，成功地将“老谢”这个人物写活了，写得有血有泪。二十多年前那些和《堕落门》作者前后脚踏上澳洲这块新大陆的，那大批背景相同的所谓四十千的老留学生们，都会从老谢的身上看到什么。实际上，老谢就是当年他们中间不少人——某种沉沦澳洲的中国男人——传神的写照。可以说，《堕落门》是一部充满自我省思的优秀作品。 “时间能淘汰老谢的生命，时代却无法淘汰老谢混迹海外的形象。”《堕落门》的“引言”如是说。这句话看来也将在澳华文学史上让人们长久铭记。 5. 那辆澳洲巴士情迷意乱：现代旅游文学的尝试和创新 2012年6月，沈志敏和宋来来合作，出版了长达三十多万字的《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这是一部旅游文学长篇小说。书中真实地描述了一辆满载来自中国的游客的巴士在澳洲大地上的漫游，描述了不同层次的华人在这个旅游过程中的言行举止，以及对澳洲风土人情社会结构的各种理解。而在司机雷哥的眼里，这群游客有点像妖怪。于是，读者见识了一个情迷意乱的浪漫之旅。 真是情迷意乱。甚至游客尚未开始他们的旅程之前，小说一开头就出现匪夷所思的故事。 在去飞机场的途中，巴士内只有司机和导游两个人。 “干爹”，那位打扮性感的女导游海伦对司机叫唤了一声，声音很亲切很动人，甚至有点暧昧。 这暧昧是真的。这两人是怎样组合到一起的呢？被叫为“干爹”的司机是雷哥。有一天，在墨尔本的唐人街喝了不少酒的雷哥，看到一个姑娘，二十岁模样，脸色苍白，脸蛋有点脏，神态是惶恐是无奈还是傻也说不清楚，竟然对着一个一个走过去的男人，叫唤道：“谁想娶我，哪一个人要我？我跟你们走。”还能对着洋人的脸蛋，用英语嘶叫。这时候，雷哥的脚步已经停留在边上。她瞧见了雷哥，又叫唤道。雷哥也被这种大胆的语言吓了一跳，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年头，中国的女孩在国外到底是怎么了？“姑娘，你不是瞎说的吧？不是胡说八道，不是开玩笑？你能嫁给我？”雷哥一副认真的模样。那个姑娘好像碰到了大救星，“大叔，不，大哥，你要我了。”来回几句对话，好像是唐人街上的一场戏收场了，在边上的观众看来，戏的结尾是一个女傻瓜跟着一个酒鬼走了。后来，这个女孩就是今天的女导游海伦。整个事情复杂有趣得很，也有情有义得很。 沈志敏《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封面 当然，这是一部旅游文学，主要讲旅客讲旅游，包含着大量信息和中西文化的解读。从墨尔本机场开始，到悉尼情人港结束，一路花絮纷繁，故事层出不穷。就看看小说每章的题目吧，也可略知一二：墨尔本是个“墨”字；灰色的香烟，蓝色的功课，和黑色的记忆；滑铁卢宾馆门前的闹剧；冷风城堡；董老板真的挖到了金子；美女导游的床边座谈；大洋路上的暴风雨；耶稣究竟有多少门徒；美女导游的明暗花招；包大亨和金牛县老板过招斗富；墨尔本夜游；安利风暴；鲍导师的“指点迷津”；雅拉河畔的烧烤；后花园里拍卖奥运砖；天体浴场；兰卡海湾的悬念；企鹅岛的爱心；堪培拉的Relax；海伦和雷哥，情迷意乱的陷阱；葬礼和婚礼；歌剧院的阳光和同性恋大游行；唐人街文化和情人港的奇迹。一共二十三章，让人大饱眼福。 这部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角，但一辆巴士上的二十几个人又全是主角，没有惊险曲折的情节，但都是有故事之人，各有各的故事。例如其中一位朱丽娅老太太，涉及于她的身世，在全书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也是非常出乎意外的一幕。 旅游团在悉尼情人港游览的时候，那个朱丽娅老太太拉着拉杆箱瞧着飞来的白鸽，又抬起头来望着天，看着海。也许，那些飞来的白鸽能带来梦中期望的信息，上帝啊，她已经老了，还能等到哪一天吗？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种声音，好像是从天上传来的，又好像是从海面上飘来的，不，就是在不远之处，越来越近。朱丽娅转过脸，瞧见不远处有两个人，一女一男，都已上了年纪，好像也是亚裔人士，女的推着轮椅，男的坐在轮椅上，脸上戴着一副黑色的太阳镜，但他的肩上搁着一把小提琴，一手扶琴，另一手拉动着琴弦，全神贯注。琴声是那样的熟悉，对于朱丽娅来说，这首曲子就像是天竺之音，她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朝那里走去，背后的拉杆箱在草地上一跳一跳，好像箱内藏着一个小精灵。她走近那辆轮椅，她走到那个拉琴人面前，那个男人的琴声嘎然而止，突然，从男人的嘴里吐出了几个字“朱丽娅。”朱丽娅似乎也感到这张脸廓很熟悉，“你是？”提琴从那个男人手上掉下来，他猛然从轮椅上站起来，摘掉墨镜…… 朱丽娅认出了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个她三十年来朝思暮想的情人。当年，罗敏和朱丽娅都是在一个山沟沟里插队的知青，两人后来分隔了三十年，等待了三十年，也寻找了三十年。朱丽娅含着热泪打开了那个拉杆箱，满满一箱三十年前罗敏寄来的情书，一封也不少，这是藏在一个从女青年到中年女教师，到上了年纪的女教授心中的金子。这个女人太执着了，她不止一次地来到澳大利亚寻找断线的爱情，她是在找天上飘逝的云，海里游失的鱼，可是居然给她找到了。这是中国人的朱丽亚和罗密欧的故事。 情人港上阳光普照，海风徐徐吹来，鸟语花香，叶浓草绿。那辆轮椅上面，罗敏又抱起提琴，左右是朱丽娅和赵妹，他们面对着蓝色的大海，小提琴声音又响起来了，琴音跌入在海浪之中——。 全书便结束在这连旁人也为之流下热泪的感动之中。 沈志敏这部题为“澳洲，那辆情迷意乱的巴士”的作品，全书以轻松风趣的文笔，描述故事生动有趣，还出人意表。只要翻开这部书，读者就会被吸引，这是一部让你看了一遍，还想再想看一遍的小说。难怪它出版后，被认为已俱备了搬上银幕的大好条件。 沈志敏此书的确比较独特，大概是中文写出的当代第一部描绘旅游的长篇小说。现今的中国的旅游文学，大多是一些较短的山水散文等。纵观文学史，中国古有《西游记》《老残游记》等，欧美有《格列佛游记》《匹克威克外传》等，它们都是名著，但和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文学不免有所区别。而就长篇小说这种体裁而论，沈志敏这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过住小说的特定方法。作者自己也觉得，在创作过程就充满挑战性，不仅感觉到内容是全新的，而且文学形式上好像也有所突破。艺术贵在创新，此书为华文旅游文学提供创新试验。所以有人说，它的面世将会冲击华文旅游文学的创作方向。沈志敏如此试验，当然需要勇气与胆量，及不计得失的精神配合，也基于他经过多年的写作磨练。 6. 现实手法，浪漫情怀：沈志敏的“乡土文学” 在澳华文坛，关于沈志敏的小说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文学理论中所说的“主义”，大概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作品内容主题所体现的精神、作品所采用或遵循的创作方法，以及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定文学形态或者特指某种思潮和流派。这样，关于沈志敏小说的“主义”想象，讨论起来也很有意思。 不少人认为沈志敏的小说是偏向浪漫主义的。悉尼作家、评论家张劲帆就很明确指出：“浪漫主义”是“沈志敏小说的灵魂”。（劲帆：《浪漫主义：沈志敏小说的灵魂》，《澳洲网》，2007年7月2日）他说，沈志敏早年不少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变色湖》，觉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充满激情和传奇色彩的浪漫主义，他的长篇小说《动感宝藏》更令人加深这种印象。在张劲帆看来，沈志敏的浪漫主义首先表现在他的题材选择上。他喜欢描写长途游历探险及不同种族间的文化碰撞和融合，展现澳洲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大多具有强烈传奇性的故事，而不是常规性的普通生活，这样的题材为他的浪漫主义提供充分的发挥余地。其次，他的浪漫主义表现为想象力的极大发挥，如在《与袋鼠搏击》《动感宝藏》等作品中的一些情节描写。还有，在他的瑰丽而充满激情而且时有哲理的文学语言上，也体现他的浪漫主义。张劲帆还赞赏地说，澳洲的华文写作者人数不少，但是大多走的是写实主义的路子，也有少数走的是现代主义的路子，走浪漫主义路子的，大约仅沈志敏一人。沈志敏的独特性对于澳华文学来说就很值得珍视了。（劲帆，同上） 沈志敏《天皇盖地虎》获2019年全球戏剧主题微型小说征文一等奖。在颁奖典礼上与颁奖嘉宾陈之彬先生（右）与吕顺先生合照。 但也有许多人看法不同。例如墨尔本评论家海洛英完全持不同见解。他把两位澳洲作家的两部长篇小说——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和沈志敏的——作为对照物进行讨论。他说，对于在1989年前后移民海外的中国作家来说，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很大程度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澳洲作家大陆和沈志敏就是极为典型的例子：大陆的作品满天满地泼撒着现代主义的胆大妄为，而沈志敏的小说则一笔一划地刻写着现实主义的工工整整。海洛英还说，澳洲华人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力量比较，可以用“沧海一粟”来形容，现实主义是沧海，现代主义是一粟。沈志敏的《动感宝藏》，属于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既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也体现在创作方法上。（海洛英：《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澳洲之争──评《悉尼的中国男人》《动感宝藏》及澳洲华人文学创作》，网络，作者文集2006年12月）海洛英没有从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态度、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细分讨论，他的出发点就是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个规范。但他可贵地指出：沈志敏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模仿之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是呈现了一种非典型化的趋向，用“全景式”的扫描方法，而且不仅仅在于人物群体的塑造，更在于对澳洲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包罗万象的描述。 海洛英总结道： 这一“全景式”的描写方法，明显是作者刻意而为的，意在通过这一方法全景地细节地描写和介绍澳洲社会。这一描写方法也明显是成功的，使沈志敏的小说跳出了留学生文学和移民文学的范围，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成为华人新移民文学中第一个描写留学生和移民生活以外的长篇小说。（海洛英，同上） 在关于“主义”问题上，张劲帆与海洛英两人（还有其他一些人）看法不同。他们作出评论的时候，沈志敏的《堕落门》和《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尚未问世，如果他们读到这两部作品，也许各自都会不同程度修改某些己见又加强某些己见。也许我们可以说，沈志敏小说是叙述手法上的现实主义和内容情调上的浪漫主义。现实手法，浪漫情怀，这是他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张劲帆与海洛英他们两人有一点很清楚是共同的，就是都肯定沈志敏努力描写留学生和移民生活以外的故事。以我之见，这正是沈志敏不同于澳华其它许多作家的最大的亮点——这就是生活澳洲的华人描写澳洲生活的澳华“乡土文学”，或称之为澳华文学“本土化”。正如悉尼作家刘放所说，沈志敏的《动感宝藏》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作品中有一种浓郁的澳洲乡土气息，感到作者对澳洲发生的很多大事件了解得很透彻，也融合得很到位，很活。这样的澳洲乡土风情，在沈志敏的其他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如《与袋鼠搏击》《变色湖》……等，作品中描写的那种场景、环境、氛围，都充满着这种澳洲乡土气息。沈志敏写现在的澳洲，有澳洲“乡土文学”的味道。（刘放：《沈志敏的澳洲“乡土文学”》，《澳华文学网》，2010年1月7日） 沈志敏的探索与尝试，无疑有着相当正面的意义。澳华文坛一般状况是，大都是华人写熟悉的华人，在澳洲的或在祖籍国的。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沈志敏的突破是难能可贵的。他跳出许多华人作家惯有的思维模式，把笔触深入澳洲社会，在澳洲的红土沙漠中吸收养分，创作出富于澳洲乡土特色的作品。显然，如果澳华作家象沈志敏那样关注澳洲乡土，面对现实，开拓视野，创作的题材就会象“动感宝藏”一样，无穷无尽，更趋于多元丰富。而且，正如刘放指出，如果说，我们华人终将融入澳洲，以澳洲为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澳洲人，那么，澳洲华文文学最终也必然进入澳洲社会的主流和深层，反映澳洲社会的本质，写出澳洲乡土风情澳洲味。（刘放，同上）其中因果关系完全符合逻辑。沈志敏所代表的这种方向路径将促使澳华文学的创作前景更为开阔，更有意义。 走笔至此，我想起前文引用过的欧阳昱大文《后多元主义澳大利亚中的归属问题》，此文讨论沈志敏的《动感宝藏》时，有一个观点：“这部小说还是揭示了一个比较黑暗的真理，即澳大利亚是一个不适合中国人久留之地。”如果这是真理，确是真够黑暗的。不过，就我而言，我找不出这个“揭示”，读不出这个“真理”。进而论之，一个热爱澳洲这个新家园并致力澳华文学“本土化”的澳华作家，想来大概也不会认同更不会宣扬这个所谓“真理”吧？ 7. 综合逻辑与文学创作：沈志敏的见解与实践 本人多次和沈志敏讨论他的小说创作。他喜欢的作家有浪漫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的。他在创作过程中，心里并没有想到什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没有刻意地去模仿某些主义和方法，只是根据人物和故事去发展。当然，他也像每个搞文学创作的人一样，总是要借助夸张和虚拟，总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是说他的《动感宝藏》让人不禁想起《汤姆.索耶历险记》之类的小说吗？马克.吐温这部作品就是将现实主义的刻画和浪漫主义的抒情和谐地统一。或者，就像他沈志敏自己在《堕落门》中曾经说过的一个比喻：“滚圆的鸡蛋有点浪漫主义色彩，就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份浪漫主义的情怀；吃在嘴里的鸡蛋，却是一股儿现实主义的味道。” 在他看来，世界上大凡作家偏向两种类型：一是记录型，以自己的经历为主叙述人生故事，如曹雪芹，他的《红楼梦》出自自身经历；二是创造型，以虚构为主描绘这个多彩的世界，如雨果，他的《巴黎圣母院》从石头上的刻字生发灵感。当然，两者都不是绝对的。前者在叙述人生时经常注入虚拟成分，后者在虚构人物事件中肯定也会有自己的人生体验。在两者中间都出现过许多他喜欢的杰出的作家作品。但沈志敏坦言，他比较喜欢更具有想象力构建的作品。他喜欢雨果甚于巴尔扎克。在当代中国作家中，金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非常着谜。当年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一口气阅读了金庸的好几部作品，废寝忘食，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沉湎在他构造的武术世界中，不亦乐乎。他说，金庸的作品不但继承了旧武侠小说中比武设局等等特点，更为可贵的是在他的新武侠小说中拉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帷幕，将大量的人文和文化因素放入了侠客领域，走进历史的虚拟之中，构建起一个波澜壮阔引人入胜而又使人眼花缭乱的东方武术世界。 金庸建构起的这个武术世界，沈志敏认为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运用了有关的历史知识，和广泛涉及到的其他各种知识；另一个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作者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在天地间纵横驰骋，在过去和今天的时光中穿越，他将人生之中各式各样的经验知识串行起来，然后精心制作出他的人物，又像蜘蛛构制网络一般，让那些人物活跃在那片虚拟历史天空下的大网之中。沈志敏在他的《走进历史的虚拟——谈金庸武术世界的建构》（《澳洲网》，2017年11月1日）一文中，最后这样指出： 完美的虚构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这个“无”并非纯粹的“无”，而是将许许多多的“有”，建构成一种新的物类。新武侠小说不就是这个无中生有的“新物类”吗？……金庸在走进历史的虚拟之中建构起来的武术世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疑地是创制出一朵奇葩。 沈志敏由衷佩服这种无中生有的创造。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他所醉心的文学创作中的创造联想。本文开头谈到沈志敏建构“综合逻辑”大厦，关于综合逻辑和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他多年来一直就有一套见解，并运用于他的文学实践。 沈志敏说，综合逻辑是一种联想的逻辑。综合产生联想，产生从简单到复杂的类构思维活动。当然，事实上许多类型并不是那样清晰可分的，各种类型又混杂在一起，又可能相互交叉融合在一起，造成新的更加复杂的类型，很多类型都是“动”和“静”的结合体，而且经常发生变化，犹如结构的生成转换，所以说“类型”的情况是无限的，永远处于不停地构成和发展中，因此也呈现出各种类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大量的情况，都是处于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类构的情况中。只要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存在，就能在实际生活中，去抽象总结出各种类型，也能够从主观出发去创作出某种新的类型。 每一篇或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个复杂型的类构。如《动感宝藏》，属创造型，但开始的故事取自于悉尼红坊区的土著闹事，劫狱的联想来自于澳洲新闻。三位少年为黑白黄三色象征；《堕落门》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和澳洲留学生生活的编织；《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实验性，无主角，但二十几人又全是主角，充分体现联想及其扩展。再以《与袋鼠搏击》为例，看各种联想如何构成合理的因果关系：黄羊和袋鼠的跳跃，观察和传说中的经验；拳击手和袋鼠的搏击，对于动物合理的推测经验；作者在轧钢厂和牛厂里的生活，自己直接的生活经验；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无奈苦闷和精神生活，作者自己和身边朋友的经验；袋鼠的形象和澳大利亚的象征，知识的经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书本经验。最后，各因果联想类构成这部作品。 那么这个作品究竟是否成功呢？如果是一部成功的作品，那就是这种复杂的类构活动，至少对于一件艺术品来说，做得很“精确”；如果是不成功的话，也许原因多种多样，但是胡编乱造肯定是一大原因。“胡编乱造”也是根据人的主观要求去选择经验事物进行类构的，但那些事物在类构的过程中，没有反映出正确的因果关系。作品缺乏类构的“精确性”，主要是因果类构的不合理，甚至是荒谬，从而造成了作品的失真，因此那个“假说”也就不能成立。这些都可谓沈志敏经验之谈。 总之，关于综合逻辑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沈志敏认为人的思维活动，包括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都含有逻辑意念，但传统意义上的形式逻辑难以包含和说明这些思维活动各个方面，而综合逻辑却能从互为因果的关系方面来理清那些思维的头绪。而文学创作其实就是人们通过这种逻辑意识，来对自己的经验记忆等知识进行的类构联想，形成了一种通过文字化的创作活动。 澳洲中部艾雅斯岩石 在检查沈志敏这个见解时，我发现一个很有趣而且很重要的现象——他对“石头”情有独钟。沈志敏说，石头是这个地球上存在时间最绵长的物体，人类利用石头而产生的想象可以无穷无尽。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的石头上瞧见一行文字，然后就演绎和虚构出“巴黎圣母院”这一部传世巨著。中国的古典名著《西游记》让石头里面爆出一个最有灵性的猴子孙悟空。曹雪芹索性就将他的“红楼梦”称为“石头记”，让无生命的石头演化出最玄妙的故事，于是“红学”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解读不完的谜语。而用石头筑起的万里长城既是占据万里空间和千年时间的实体形象，又在精神层面含蓄地表达了这个民族的意志和命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历史图腾。沈志敏认为，再从那些综合逻辑的交叉通道扩散出去，古今中外世界大部分民族的精神活动中都有这种“石头情结”，都想在无生命的石头里留下自己的生命痕迹。古老的从埃及人无声的金字塔到玛雅人遗失的石头城，近代的从巴黎圣母院到米兰大教堂，似乎每一块石头里面都含有人类的精神遗迹和密码，想通过地面上的石头和天上的圣灵进行交谈，也想利用石头和自己的未来的后代进行交流。 沈志敏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逻辑运用方式作出解释，说明在创作中正确运用逻辑和因果关系的重要性。他对产生丰富联想的“石头”意象情有独钟，并从综合逻辑的交叉通道去追寻人类“石头情结”的普遍意义。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从这些独特的角度去探讨小说创作中的问题，是很有启发性的。当然，这个论题很大，还有待展开。 8. 澳华文坛“获奖专业户”：沈志敏一步一步攀登文学高峰 1989年“六四”之后，四万多中国留学生/文化人被获准居留澳洲，其中有些人喜欢弄文舞墨，有些原本就是作家，经过三十年历程，如今业已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澳洲华文文学格局。在众多澳华作家当中，沈志敏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他为澳华文学添上一抹难得的亮丽的色彩。 　 沈志敏为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财务理事。这是该会在墨尔本一次会议后的合照（左起齊家貞、汪應果、黃惠元、黃玉液、婉冰、李照然、後排右起陸揚烈、沈志敏、倪文秋、張愛萍。摄于2005年2月12日）。 沈志敏1956年出生于大上海，中学毕业后，曾插过队，当过工人和技校教师，搞过经销工作。1990年赴澳洲，前期寄居于悉尼，后期定居于墨尔本。在澳洲，他是生活较为颠簸坎坷者，从事过各行各业的工作，早出晚归或值夜班，许是生活重担过累，有一段时间经常神情恍惚，步履飘浮。他这个人，不善词锋，不会高谈阔论，不与人争论，有点腼腆，是内向型。然而，经过几十年耕耘，沈志敏却出类拔萃，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被称为澳华文坛“获奖专业户”，屡屡获得世界各地各种文学奖项。例如： 中篇小说《变色湖》获2000年中国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 散文《澳洲牧羊记》获北美《世界日报》2003年征文佳作奖； 散文《燃烧的帐篷》获《世界日报》2004年征文第三名； 首部长篇小说《动感宝藏》荣获台湾侨联总会2007年华文著述奖小说类第一名； 长篇小说《墯落门》获澳洲南溟出版基金2008年度赞助出版； 散文《街对面的小屋》于2011年获得第一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散文优秀奖； 散文《假如我活一万岁》于2015年再获得第五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散文优秀奖； 微型小说《天皇盖地虎》于2019年获全球戏剧主题微型小说征文一等奖； 长篇小说《情迷意乱的巴士》在2023年第二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首届国际华语原创IP电影节”上，获“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小说奖”； 《玉佛的哭泣》获2024年第14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创作奖散文佳作奖。 的确，在澳华文坛上，沈志敏堪称是实力较强的一位作家，无论就作品的产量还是质量而言。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沈志敏的文学轨迹。他自幼爱好文学，出国前开始从事业余创作。到了澳洲，他在工余疲倦中，仍坚持创作不缀，默默耕耘，写点东西以抚慰心灵，向来不管文坛是非。他不仅有毅力，更很有天赋，故事编得好，巧妙，流畅，符合生活逻辑，又有想象的层面，天马行空，收放自如。初时，他经常为悉尼华文作家庄伟杰主持出版的留学生杂志《满江红》杂志撰稿。1991年底，上海青年文学刊物《萌芽》发表他的短篇小说《干杯，为这个世界》，从此，他的文学写作开始建立在自信与才华的基础上。特别有意义的，沈志敏获得澳洲居留身份定居墨尔本后，逐渐意识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迁徙不断摆脱生存困境不断扩展生命空间的历史。岁月流逝，事物生发，自有其内在因素。于是，他多了一份沉思和冷静，也多了一份快乐和轻松。在他一部一部的作品中，沈志敏不仅力图超越狭隘民族地域文化意识的樊篱，而且把人类栖息问题引向更深层更具有人类文化学的探思。他的作品洋溢着大洋气息，展现丰富的人文内涵，显示了一种在新的更大背景下人类精神的释放、更新和升华。 就在本文将要结束之时，我不禁想到沈志敏在其散文《燃烧的帐篷》中对那块世界著名的澳洲石头-岛山-神石的描写： 傍晚时刻，在大沙漠中间突然耸立出一个庞然大物，让你眼前一亮。 它的全名叫艾雅斯岩石，高340公尺，周长约九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独体岩石，地质学家称它为岛山。它是天上掉下来的神石，是附近的土著人的崇拜物。根据季节和时间的不同，它能变化出七种颜色，又名“变色岩”。 我们眺望着艾雅斯岩石……在这个神秘的沙漠中究竟蕴藏着多少个迷呢？那块巨大的石头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迷。 “你说这块大石头像什么？”阿华问我。 我凝视着那块大石头，脱口而出道：“它像一个帐篷。” “哪有石头的帐篷？这是一块整石。”阿华也喜欢和我顶牛。 “你怎么知道那块石头中间没有空间呢？”我宁可想象在那块石头中有一个巨大的空间，一个土著人的王国世世代代生活在里面，他们是天外来客还是千万年前的遗民，都无关紧要……。这时候，我看见晚霞照射在巨大的岩石上，从下端慢慢地向上移动，似乎正在点燃着那块天底下最大的石头。我仍然在想着：是的，人类至始至终需要一个巢窝，哪怕是从母胎开始，人类住山洞，构木为巢，筑泥为屋，制砖造瓦建房，直至今天的高楼大厦，其功能和作用是一脉相承的。人需要一个巢窝，然而人又喜欢走出巢窝，走出家门，走出国门，去发现，去寻找，他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什么呢？是在寻找一个灵魂的巢窝，还是一个精神的家园呢？ 哦，当晚霞在跌入天际的一刹那间，将整块巨石都点燃了，广阔的沙漠中间那一片红艳艳的光辉就是一座燃烧的帐篷，在那个燃烧的帐篷中间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世界…… 沈志敏在他墨尔本家中的书房。 就像那个燃烧的帐篷，就像那块硕大无比的变色神石，在沈志敏的脑海里，一定也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世界，并未完全为外界所知。本文开头点明，沈志敏的学术“野心”极其巨大。如以上论述所示，他的文学“野心”何尝不更是如此？回想2006年11月25日悉尼举办的沈志敏新作暨澳华长篇小说研讨会的主题——“打造澳华文坛旗帜性作品”，祝愿沈志敏继续攀登文学高峰，既能以奔放浪漫的情怀与想象投入通俗文学写作，又能以历史穿透力和美学的丰富性在作品中叩问灵魂，震撼人心，创作澳华文坛旗帜性作品！ Post Views: 289 […]
2025年4月2日詩歌 / 评论1. 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 （在世界华人作家笔会2025墨尔本大会上的讲话稿） 各位老师好！由于时间所限，我从长篇演讲稿《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后半部分缩写成这篇发言，故难免在逻辑上、举例上等等方面都会有所疏漏，权作抛砖引玉吧。 先谈写作的大前提，这当然关涉写作主体。作为女性作家诗人，我认为，在写作中首先要淡化这个“女”字，淡化性别意识，让自己努力接近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丰富完整的“人”来进入写作。简言之：要先成为“人”，而不是“女”——这是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前提（这当然同样适用于男性作家）。 既然是作为人的写作，那么其一，写出关怀人的作品，即具有厚重内容、思想超越的“人文关怀”；其二，写出关注当下的作品，即具有社会紧迫问题意识的“现实关怀”。 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也许更多地表现为：主题是关乎人的；题材则侧重于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 我的整体写作、包括女性题材写作，内驱力都来自我对社会存在和个体及族群生命的痛切感！ 并非说作家自己一定要经历诸多苦难，但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强大的“共情能力”，能对他人苦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谈到这一点，我特别要感谢与我亦师亦友的何与怀博士，以他著名评论家的敏感和深刻，居然在20多年前初见我、初读我的作品时，就敏锐地洞悉到这一点，为我写出了1万余字的长篇评论，标题就是《痛苦，是她诗歌的源泉》。的确，优秀的作品回答现实关切，必然体现出作家的心跳声，以及他与大地同步的疼痛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升华为博大的“悲悯情怀”——这，正是文学写作应追求的至高境界。 再谈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我于新世纪出版的两部诗集，都专门辟出一辑书写女性题材，落脚点都是在呼吁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的现代化。我的女性言说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误导、妇女观念的倒退不遗余力地揭批。比如《特区的她们》等，描写病态环境中部分女性人生观的病态扭曲。 第二，对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城市打工妹悲惨处境感同身受的痛切关注和强烈呼吁。比如《深圳打工妹》组诗8首、《飘落的树叶》等。 第三，正面书写理想状态的女性存在姿态，张扬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性灵绽放，全面发展。比如《有一种女人》《关于她们的十四行》《狼毒花》等。 第四，描写这块土地上男女两性关系相处的真相，指陈其违逆现代文明主流的荒谬之处，用了带有冷幽默语调的自嘲口吻。比如《螺帽与螺钉》《男人女人》等。其中的代表作是《沙发》，以人格化的物借喻扭曲的女性生存姿态，被唐晓渡等评论家赞为：对女性生存真相悲剧性的深刻揭示，具有“命名的能力”。 第五，努力拓展对女性话题的思考深度：既揭示当下生存境况，更把书写的笔尖犀利地楔入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找出社会悲剧的真正根源。其代表作是我写于2003年“疑似乳腺癌”动手术前夜的《致乳房》。此诗超越一己之悲，沉痛而又深刻揭示了女性境遇的历史悲剧性，痛陈传统文化的荼毒乃至屠戮，发出关爱女性命运、以及困厄中的女性自尊自强宁折不弯的强烈呼声。 这首诗曾被评论家称为“诗坛经典之作”，殊不知当时极度痛苦中的我是当作绝笔写的。它曾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被国家级的《中华文学选刊》转发在扉页。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曾感叹：“我为她的《致乳房》感到震惊！这是一首写给女性的历史、也是写给个人命运的诗篇，它所包含的悲剧的文化与生命体验，比过去我所读到的所有“女性主义”的作品都要丰厚强烈得多。我从刘虹的大量诗歌中读到了强烈的人格力量“。 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此诗最早、最隆重的反响正是在悉尼，这又要感谢何与怀博士——记得当时我把初稿电邮给了关注我手术结果的何博士，作为此诗的第一读者和第一评者，他在不久后的长篇评论中如此写到：“《致乳房》发在2003年《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58期上。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众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旋即他又安排了在2003年端午诗人节上，悉尼华语电台几名播音员联合朗诵了此诗。这一切让我感念至今！ 记得15年前我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时，记者访谈问我写作中的“女性视角”。我回答说：无论“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都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的眼睛。在写作中，这样的“眼睛”也可称作“双性视角”，它应该是超越性别的。而这样的“眼睛”所构成的现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对视”，既不是旧时代女人的“仰视”，也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俯视”；同时尤须警惕；中国女性普遍不自觉地、甚至主动地甘为“被视”——即传统文化灌输的、几近刻入基因的“被看意识”。孰料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却还有那么多的女人、包括一些女写手把自己当作男人眼中的猎物、尤物和宠物，主动迎合男性目光包括价值尺度，自甘于“被观赏”的位置，成为男性目光的消费对象，且充满了交易盘算。我在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时创作的爱情诗《向大海》，就特别强调了男女两性的平等“对视”，“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句是反复回旋于这首诗的基本咏叹。 记者还问到性别导致了怎样的写作差异。我认为在诗写中，性别的差异，永远不会大于个性的差异。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主体性的存在，要努力成为具备现代人格、内在丰富、精神独立的个人；其次，在表达上忠实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发掘出个体言说的独特性。那么，其性别意识的丰盈饱满自在其中；所谓“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表达，也是水到渠成的；“写作差异”也将不求自来——不是追求与“男人”的，而是与“别人”的不同。写作中，还应尽量从性别意识上升为“人”的意识：力求以丰富饱满的“个性”独秀文苑，而不是以刻意营造的“女性”引诱被看。 综上所述，我的女性言说似可通俗地概括为：写作时少想着自己是女人。除了要最大限度地绽放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更重要的是，应以一种超性别视角，把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的关注,追求普遍人性的健康与和谐发展；以期建立起两性相生、良性互动的现代人文景观；并以此拓展女性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波伏娃正是从女性成长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角度，在其名著《第二性》中道出了这句至理名言：“她们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人。” ——与此同理：要做好一个女作家，更应先追求成为“完整的人”。 谢谢大家！ 2. 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在悉尼的演讲） 今天能来到这里分享写作心得，与大家交流切磋、共同成长，非常高兴！首先要感谢山林、千波、张劲帆等老师的辛苦筹划、精心安排，还要感谢拨冗光临现场的本地作家诗人们！我的演讲题目是：《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身为一个女性诗人，多年来我一直很关注女性写作的主体性问题——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面对书写客体，怎样以现代文明意识来观照和表达女性群体的当下境况、历史命运和精神成长；第二，更重要的是，作为书写主体，女性作家怎样不断自我完善其独立人格、思想追求和公民素质，以期在作品中彰显现代女性应有的丰富性，尽可能完整地揭示出女性整体的存在真相和发展方向，为女性群体乃至整个族群发声。下面分为3个方面来谈今天的话题： 一、简介我的女性题材写作的经历和社会反响 记得15年前，我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上海《文学报》对我专访时，就给我出了这个大题目：谈谈你的女性写作立场。 可能因为自己属于精神追求比较强烈的人,至今被朋友们称作“九死不悔的理想主义者”；尤其经历过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打开国门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当时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在那个精神飞扬的年代，我生吞活剥读了不少新引进的现代文明包括人文主义的书籍。我结合自己的经历，开始关注这块土地上女性群体的现实遭际和历史命运。1980年代中期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女性题材的诗作，比如1985年发在《人民文学》的《读雷诺阿<少女像>》，之后还有《诗刊》《华夏诗报》《青年文学》等报刊。近20年来，我更是越来越多地涉及该主题，发表了大量作品。比如在《光明日报》《诗刊》《星星》《散文诗世界》、台湾《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紫丁香诗刊》，澳门《中西诗歌》，《香港散文诗》，美国《新大陆》、《亚省时报》《常春藤》诗刊；菲律宾《世界日报》等；此外《中华文学选刊》发在扉页的《致乳房》；《花城》上的《女书》组诗12首等。还有咱们《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20多年前就由何与怀博士热心引荐陆续发表了我数十篇作品、包括女性题材作品 。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妇女的解放程度。”所言极是！这不仅是考察客观社会的标杆，更是女作家自查自省、乃至自我存在的使命。 我持续多年的女性话题书写，在海内外文坛引发了不少关注和好评。比如台湾著名诗人向明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评论《丰富而不凡的女性言说》；《文艺报》蒋登科的评论《刘虹：拒绝与坚守》；《诗刊》海上的评论《自由心性与良知》；《文学自由谈》向卫国的评论《追求诗歌的“重”与“大”》；《阅读与写作》赵思运的评论《刘虹诗歌的女性言说》；《澳洲新报》上的何与怀博士的刘虹访谈《对话：精神贵族与现代女性诗写》；台湾《艺文论坛》的刘虹访谈《女性诗歌：根部意识与现代精神》；香港《夏声拾韵》上的《诗歌是我俗世的飞翔——刘虹访谈录》；评论家唐晓渡发在《绿风》和《特区文学》上的《评刘虹的诗<沙发>》；以及国内外著名评论家和诗人孙绍振、鲁原、陈超、张清华、耿占春、李建军、何与怀、王岳川、李小雨、韩作荣、王燕生、向卫国、张德明、、周思明等对我第6部诗集中女性话题作品的评论等等。此外，在第13届国际诗人笔会上，我宣读了论文《现代女性的诗写姿态》…… 这里节录一段同为女性诗人的原《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的评论： “刘虹的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优秀的女诗人，首先要突破的是性别，也就是说首先是诗人，而不是女诗人。大气、纯粹，这正是刘虹的诗最令人欣赏的地方。思想的光芒使女诗人显出不同寻常的可爱。” 另一位著名诗评家赵思运也谈到我作品性别表达的特征：     “刘虹的诗充满了丰富的诗学辩证法：一方面，把性别意识发挥到极致，考量女性的生存处境；另一方面，又在价值立场上极力淡化了性别意识，而凸显出普适的“人”的立场。一方面张扬俄罗斯的文学精神；另一方面，又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语境。一方面，打开女性的丰富而充盈的生命感觉；另一方面，又涤荡了风花雪月的脂粉气，而通向骨气奇高的理性之境。将对立的两极力量平衡起来的诗艺，对于诗人是很大考验，而刘虹无疑是化险为夷的。”     “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曾是我多年前研读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女性主义”奠基人西蒙·波伏娃著名的《第二性》一书的心得概括，成为我一生的追求目标，以及写作时的精神向度。然而，我越来越发现，现实中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在一个传统劣根顽强因袭加现代文明精神缺位的土地上，一个追求人格尊严、独立思考、性灵绽放、看重精神价值的女性，越努力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越与现实中传统社会所要求的“女人”标准背道而驰，以致遭遇更多的人生磨难……毋庸讳言，在世俗世界里，这几成今天的一道“中国特色”风景…… 其实，在有些只要奴才不要人才的地方，男人也同样：想不谄肩胁背、挺直腰杆不妥协、不流俗地做人，那多半会被俗世所不容。 ——正因为此，我才要用自己诗笔真诚地呼吁： 无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要先成为人——题中之义包括：去努力拓展人之成为人的社会环境，以及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理想追求，才有可能接近成为一个丰富完整的女人（或男人）；这辈子可以不做世俗世界的所谓“成功女人”，却应该努力地去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大写的——人！同时，作家只有不断历练成长为人，才有可能写出具有灵魂质量、思想份量和历史重量的好作品。 二、是何、为何、又如何呈现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我认同的“女性写作立场”主要包括： 首先，树立健康的写作理念。多年前在《诗刊》介绍我的专题中，我曾这样表述过自己的写作理念： 一个人选择了诗，不仅仅是选择了一种言说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生存方式。因此，诗写者最终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写什么”，甚至也不在于“怎么写”，而是你自身“是什么”——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还是那句老话：追求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诗写的历程，首先是灵魂熔铸的历程。我始终看重作品所体现出的心灵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以及对价值立场的自觉坚守。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写作的大前提，当然关涉写作主体。作为女性作家诗人，我认为，在写作中首先要淡化这个“女”字，淡化性别意识，让自己努力接近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丰富完整的“人”来进入写作。简言之：要先成为“人”，而不是“女”——这是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前提（这当然同样适用于男性作家）。 既然是作为人的写作，那么其一，写出关怀人的作品，即具有厚重内容、思想超越的“人文关怀”；其二，写出关注当下的作品，即具有社会紧迫问题意识的“现实关怀”。 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也许更多地表现为：主题是关乎人的；题材则侧重于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 我的写作包括女性题材写作，内驱力都来自我对社会存在和个体及族群生命的痛切感！并非说作家自己一定要经历诸多苦难，但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强大的“共情能力”，能对他人苦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谈到这点，我特别要感谢与我亦师亦友的何与怀博士，以他著名评论家的敏感和深刻，居然在20多年前初见我、初读我的作品时，就敏锐地洞悉到这一点，为我写出了1万余字的长篇评论，标题就是《痛苦，是她诗歌的源泉》。的确，优秀的作品回答现实关切，必然体现出作家的心跳声，以及他与大地同步的疼痛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据此才有可能升华为博大的“悲悯情怀”——这，正是文学写作应追求的至高境界。 为何要倾注于女性言说？简而言之，若把我用诗歌表达的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归结为几个字，可曰：痛切感！这正是我写作女性题材的强大内驱力和持久的激情之源。一个真诚面对生活的作家诗人，就总是怀有“忧天下之忧”的悲悯情怀，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疼痛感，方可对社会不断发出追问，不断标出新的审美高度以促社会进步。 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大家知道：任何问题的提出都应有现实针对性。而我在诗写中强调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进而才可以做好女诗人，正是在感官欲望疯狂膨胀、市场化语境格外形而下的今天，对严重误导女性成长的病态环境的坚决抵抗与观念反拨。我的展现大体可归结为5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误导、妇女观念的倒退不遗余力地揭批。比如发在《星星》诗刊上的《特区的她们》，描写病态环境中部分女性人生观的扭曲（此诗曾获全国大赛一等奖）。发在《花城》的《让我提前进入老妇的生活》、《男人需要的女人》、《趟不过男人河的女人》等，揭示女性当代生存的悖论。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题世界名画》、《我歌颂重和大》也涉及此类的话题。 第二，对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城市打工妹悲惨处境感同身受的痛切关注和强烈呼吁。我曾在报社新闻热线值班，接到过多个打工妹呼救的电话。为何说打工妹是弱势中的弱势？因为她们往往多承受了一重性别的不安全感、甚至来自打工仔的情场欺侮。我直接面对这个群体创作了《深圳打工妹》组诗8首、《飘落的树叶：读新闻打工少女跳楼宁死不卖淫有感》。后一首诗沉痛到冷峻荒诞感的地步：我书写的立足点并非常规角度的同情跳楼者、谴责施害者，而是着重表达对蒙昧看客和无视生命的传统贞洁观的愤怒，对促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和陈腐文化的尖锐批判。 第三，正面书写理想状态的女性存在姿态，张扬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性灵绽放，全面发展。发表的此类作品主要有《有一种女人》《女诗人》《关于她们的十四行》《狼毒花》等。 第四，描写这块土地上男女两性关系相处的真相，指陈其违逆现代文明主流的荒谬之处，用了带有冷幽默语调的自嘲口吻。比如《螺帽与螺钉》《让我扮一回淑女》《男人女人》《情书里的她们》等。其中的代表作是《沙发》，以人格化的物借喻女性的生存姿态，被唐晓渡等评论家赞为：对女性生存真相悲剧性的深刻揭示，具有“命名的能力”。     下面我 朗读《沙发》：                    《沙 发》 它就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夕照里，更妩媚了它穿着真皮的微笑它谦恭迎纳的姿态使事物坚硬的一端顿时服软它曾是客座并客串一个中国式的家庭天伦之乐的部分尽管，从不许它站起来 它长久地邀约、等待被要求的温柔与端庄，只有向自己的内部一再逼取它坦然引领压迫，引渡强权对软硬不吃，应对以大开大阖的弹性，对施虐迎合以受虐并乐于被夸赞为——体贴乐于被沧桑人世勒索为女性胸怀柔若无骨，是主人对它的另一项夸赞 你想像不出，无论豪宅还是陋室少了它的明确位置，暧昧身份谁将与惰性调情陪春心落寞，谁将以柔克刚，承受生命之轻和无聊之重，每个夜晚谁为电视剧捧出收视率，以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强韧理由 由于它的铺垫，使冷硬难耐的生活再次下降底线。它解构了硬同时解构一切决绝与高度让自由落体在触地的一刹丧失呐喊却令暴力君临时弹起更高的麻木，以对世界的半推半就随遇而安，阐释阴性的东方哲学在站立和倒下之间，它让人模棱两可，中庸，苟且以便依仗坐在怀里的幻觉与自己和解…… 缺钙的脊骨需要托靠羸弱的雄心需要温馨摇篮这个顶着洋名字的中国女人必须在命运绷紧了的皮笑肉不笑上把自身的曲线竭力驱赶要隆起更多的柔软去碰硬于挤压困窘中，亮出自己的丰乳肥臀，在所有的厅堂跪成一排！ 此刻，它像所有女人一样害怕孤独，以致所有的摆布对于它都像是……正中下怀它甚至怯怯地问——这，正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吗？ 第五，除了上述四个角度的表达，我还努力拓展对女性话题的思考深度：既揭示当下生存境况，更把书写的笔尖犀利地楔入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找出社会悲剧的真正根源，以期得以疗治推动社会进步。其中的代表作是我写于2003年“疑似乳腺癌”动手术前夜的《致乳房》（那天恰逢三八妇女节）。此诗超越一己之悲，沉痛而又深刻揭示了女性境遇的历史悲剧性，痛陈传统文化的荼毒乃至屠戮，发出关爱女性命运、以及困厄中的女性自尊自强宁折不弯的强烈呼声。这首诗曾被评论家称为“诗坛经典之作”，殊不知当时极度痛苦中的我是当作绝笔写的。它曾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被国家级的《中华文学选刊》转发在扉页。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曾感叹：“我为她的《致乳房》感到震惊！这是一首写给女性的历史、也是写给个人命运的诗篇，它所包含的悲剧的文化与生命体验，比过去我所读到的所有“女性主义”的作品都要丰厚强烈得多。我从刘虹的大量诗歌中读到了强烈的人格力量“。 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此诗最早、最隆重的反响正是在悉尼，这又要感谢何与怀博士——记得当时我把初稿电邮给了关注我手术结果的何博士，作为此诗的第一读者和第一评者，他在不久后的长篇评论中如此写到：“《致乳房》发在2003年《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58期上。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众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 旋即他又安排了在2003年端午诗人节上，悉尼华语电台几名播音员联合朗诵了此诗。这一切让我感念至今！ 下面我节选朗诵：全诗共五节，每节11行，为省时间我只读头尾两节。 《致乳房》                 　           ——写在2003年3月8日乳腺手术前夜 　             一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你旖旎而来的路上有太多风光但谁又敢夸口景色？人人一睁眼就摄入心底并使英雄雄起又跪倒，口中喃喃婴语的——是谁？ 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                五都说黄河自你而来　长江自你而来有关高度被低处的挥霍　歌里没说明白 在语言竞相虚胖的时候　只有你把塌瘪当归宿 对于许多人包括男人　 你是图腾是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审美叙事　也是功用是家常是一生的外向型事业　和不绝如缕的下流之歌是被榨取被亵渎也奈何不了的　慷慨 一个词因而借你还魂　今夜之后哪个词还能挺身而出　在你交出的位置号称——母亲？在小路趔趄扑往家园的方向　虚位以待？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我的女性书写，在从以上五个方面展现我的指认、揭批和吁求之外，我还试图挑破一个可谓集体无意识的误区——我深深感到，我国多年的所谓“妇女解放”其实扭曲之至，只强调经济地位提升和独立之类外在的东西，而忽视了人格平等、精神独立这一更内在的现代素质，这导致了大量女性除了把自己“解放”得跟男人比“粗”比“悍”之外（这当然与男女干一样活儿强顶半边天、不顾性别差异地“被解放”有极大关系，仅这一点社会就难辞其咎），而自我立身之本的尊严意识、精神独立却极为欠缺。对此，在我的女性题材写作中给予了劝诫式的关注。比如在《深圳打工妹》组诗中的《白领小芳的幸福生活》、《小妹》，以及《特区的她们》一诗中对那些或被迫、或自觉地“活在男人眼睛里”中、充满交易意识的女性，就表达了一种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我新世纪出版的两部诗集，都专门辟出一辑书写女性题材 ，落脚点都是在呼吁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的现代化。 说到这儿，我想起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厌女症深刻且犀利的剖析。她指出，厌女症在男性身上表现为对女性的蔑视，在女性身上则体现为自我厌恶，这一洞察深入到性别文化的骨髓，让人们看到性别不平等如何在潜意识层面运作。她还针对女性群体强调：“保持个体的独特性、自由，比追求平等的对待更加重要。”     多年来，我的女性写作立场首先是从我自己的观察、自省、读书等等经历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这期间自然也接受了从西蒙-波伏娃、伍尔芙、杜拉斯到上野千鹤子等杰出女性主义作家的重要启发，使我关于女性写作的立场也愈发明确一一比如在写作中，我不仅仅会关注仍处于父权社会的女性生存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女性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声音，而是更加强调：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存在，女性必须在精神上自我解放，追求人格尊严，独立思想，生命价值的绽放。这首先就要克服内心的自厌、自卑、自弱、自我放弃，突破内在的枷锁。 我15年前出版的第6部诗集《虹的独唱》，书中用了整整一辑来多维度地表达我的女性写作立场，这一专辑命名为“女书”。其中一些诗作如《有一种女人》《致女儿》《螺帽与螺钉》《特区的她们》《沙发》《致乳房》等等，曾广获好评，被多次转载、选刋。近年我的女性书写则更多为独白式,如《自首书》《我的性别简历》《梦》《漂亮女人存在之学》《挺好》《我和我的母系基因》等等。 回到上面朗读过的《沙发》，这是21年前看着我家的沙发写的，力求深入针贬在社会客观压力和女性自身退缩这两者同谋下，所导致的女性身心的奴役状态如何达到司空见惯且不自觉的程度。现在看来，这首诗的主题也恰恰对应了上野千鹤子的那句名言：“因为无法逃离而强行养成的忍耐力，是奴隶的宽容。” 毫无疑问，身为女性作家，我们在成为“人”的过程中，首先应同整个女性群体一样：摒弃这种古朽文化强加给我们的“奴隶的宽容”，并用笔充分地表达我们挺直的脊梁。 曾有记者问我，“写作时你肯定会不自觉地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我的回答是：不！不是这样。性别在我的诗写中，除了起到题材视野有所侧重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多的作用。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健康写作理念的作家，首先是要站在一个追求现代文明的现代人的立场。如过分夸大性别在写作中的作用，总让人疑惑这可能多半是一种“营销”策略吧？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上这种“策略”还少么？比如那时泛滥文坛眼花缭乱的旗号和炒作：“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小女人散文”等等。我并不笼统地反对“身体写作”，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历史起点，“身体写作”对于打破“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话语统治，无疑曾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似乎1990年代引入中国后我们就念歪了经，过于痴迷于形而下的身体抚摸、欲望展销，却忽视了“身体写作”中更重要的对女性完整的生命体验的发掘（包含肉的，更包括灵的）。所以，我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作家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到性别的区分。如不先界定和展示你在动物界的种属，岂不容易堕入论公母而非论男女的荒诞中？显然，先成为人，继而作为人而为文，这是一个逻辑的、也是一个现实的不可跨越的前提。 面对种种社会病相，我愿把女性题材书写，当作是对“五四”反封建主题的延续，当作新时代妇女自我解放、精神现代化的新启蒙。 （这里插一段“轶事”：著名女作家张洁谈到总被人强调为“女作家”隆重介绍时曾激愤地说：“我干吗非得卖这个‘女’字！不亮出这字儿，我就当不好一个作家不成？！”我很欣赏张洁这种拒绝搔首弄姿卖弄性别的“大女人气”）。 获得中国女性文学奖时，记者还问到我写作中的“女性视角”，我认为，无论“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都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的眼睛。在写作中，这样的“眼睛”也可称作“双性视角”，它应该是超越性别的。而这样一种女人与男人的“眼睛”所构成的现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对视”，既不是旧时代女人的“仰视”，也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俯视”；同时尤须警惕；中国女性普遍不自觉地、甚至主动地甘为“被视”——即传统文化灌输的、几近刻入基因的“被看意识”。孰料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却还有那么多的女人、包括一些女写手把自己当作男人眼中的猎物、尤物和宠物，主动迎合男性目光包括价值尺度，自甘于“被观赏”的位置，成为男性目光的消费对象，且充满了交易盘算。 我在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时创作的爱情诗《向大海》，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句是反复回旋于这首诗的基本咏叹。曾有论者将《向大海》与舒婷的爱情诗名篇《致橡树》相提并论，而我可能更多地聚焦于相互独立、各自丰盈强大的男女两性，怎样在“对视”即平等对话中，达到深层的互相呼应、互相容纳，达到哲学意义上的自洽与包容。而当它指向个体时，无疑将成就爱情的最高境界。 是的，从“人”的立场出发，张扬独立人格、尊严意识、自强精神和自由心灵的现代意识，这是我诗写中主要的“女性视角”，并力求开阔以达高远。 西蒙·波伏娃正是从女性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角度，在其名著《第二性》中道出了下面这句至理名言：“她们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人。”——与此同理：要做好一个女作家，更应先追求成为“完整的人”。 至于“性别导致了怎样的写作差异？”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在诗写中，性别的差异，永远不会大于个性的差异。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主体性的存在，要努力成为具备现代人格、内在丰富、精神独立的个人；其次，在表达上忠实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发掘出个体言说的独特性。那么，其性别意识的丰盈饱满自在其中；所谓“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表达，也是水到渠成的；“写作差异”也将不求自来——不是追求与“男人”的，而是与“别人”的不同。写作中，还应尽量从性别意识上升为“人”的意识：力求以丰富饱满的“个性”独秀文苑，而不是以刻意营造的“女性”引诱被看。 综上所述，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似可通俗地概括为：写作时少想着自己是女人。而应以一种超性别视角，关注整个人类文化历史,探寻普遍的人性意义；把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的关注,追求普遍人性的健康与和谐发展；以期建立起两性相生、良性互动的现代人文景观；并以此拓宽女性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三、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主要特征:现实关怀和思想力度    在我的第6部诗集《虹的独唱》研讨会上，记者采访我说：你的诗十分关注现实，比如闻名遐迩的《打工的名字》等关注底层劳动者；《我歌颂重和大》《说白》等扫描透视社会病状。在诗歌和诗人越来越倾向于内心，倾向于自我的年代，这是非常独特的。你如何看待诗人的“责任”与“担当”？你诗风的独特之处？我回答说：向内或向外，只是诗写路数的不同，这与写不写得出好诗无关。向内的倾述，关键是看诗中的“自我”是否有足够的分量、能否“倾诉”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况味与价值追寻？但无论怎样，自我倾诉不能过滥，一味自我抚摸以致成为自恋的表演。诗人还是要更多地睁眼看世界，成为怀抱悲悯之心替这个世界喊疼的人。这至少是一个健康人格的存在姿态所要求的，更是文学的道义担当和写作的意义所要求的。（这里插几句：我近年的写作，较之过去更加深切地关注社会现实，诗也越写越干巴锋利，曾自嘲：我写的是“杂文诗”，至少在咱们《澳洲新报》发表的数十首诗中多半可归于此类（多用的笔名）——我实在是不吐不快啊！我视精准犀利的表达为第一，管他什么文体，若为此丢了诗人的名号，那就丢吧，呵呵……事实上，22前我的长诗《打工的名字》被海内外广泛转载时，其中就包括《中国杂文选刊》,分两次转载的）. 其实，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并非对诗人的特别要求，而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合格的公民都应具备的。俄国的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就曾强调： “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你必须成为公民。”既然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就必须具有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只不过在方式上更多的是用笔。我曾这样强调过自己的写作理念：“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 有评论家把我的写作特征归类为“抽象现实主义”，以及区别于一般女诗人的“厚重与大气”。我想，这是在肯定我对现实关怀和思想力度的追求吧。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我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其中，我着意用“贴地而行”作“人文关怀”的定语，这是借用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朱学勤的一个词，意思是要俯下身来近距离地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呼声。我的《打工的名字》、《特区的她们》、《飘落的树叶》《深圳打工妹》等，以及近年的大量诗作，比如《敏感词》《说小》《指望》《今日说法》《形式逻辑里的人民》等等，可以视作对这一追求的自觉实践。我希望不断地丰富、升华、包括矫正自己的认知，坚定地从一个真正的“现代人”的立场出发，不断增强对现实社会洞悉、命名和批判的能力，使我的诗笔更加具有穿透力。 为便于大家理解“抽象现实主义”,我节选《打工的名字》朗读一小节：        C．打工的名字像成年期拐不回来的儿歌在语词上响亮，在语法里暧昧 它作复数，被称作人民君临于许多报告，属于客串性质它作单数，就自称老乡穿过城市的冷与硬，以便互相认领 它发高烧打摆子都在媒体高兴时，被摆在“维权”的前面作状语生气时，又成了“严管整治”的宾语过年最露脸，在标题上与市长联合作了一天主语 此外，它总是和鱼建立借代关系——车厢里的沙丁鱼，老板嘴边的炒鱿鱼信访办缘木求鱼，医疗社保的漏网之鱼还有美梦中总想翻生的咸鱼…… 它在外科截肢内科祛毒急诊清创妇科打胎常常被写成简化字异体字和丢了偏旁部首的错字使它在病历内外都摇摇晃晃站不稳…… 从上大约可见，诗思力求在更高的抽象层面，做名与实之间或名与名之间反复穿越。这是谈到我嘱意的诗写风格之一，略举一例，今天不能展开说。 谈到我追求的好诗？记得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对爱尔兰诗人希尼的授奖辞说：对生存境遇的“细腻而又深刻的反思，以丰富的抒情美和道德与理性的思考深度，使日常生活提炼升华，并使历史得以复活。”我所追求的好诗，就是符合或接近上述写作理念、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表达出人类共有的生存困境并吁求拯救的诗歌；我欣赏的诗人，就是写出这种诗歌的人——包括“记忆历史并为历史做见证”，富有道德激情、思想深度、丰美的意蕴和形式，崇高与优美的结合。具体在风格上我的爱好比较宽泛，不拘于某一类型。比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要诗人和之后的“不合作者”诗人，包括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其他还有现代欧美重要诗人里尔克、艾略特、普拉斯、叶芝、米沃什、奥登、希尼、帕斯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每读她的诗，都有一种深深的感佩——无论多么粗粝恶劣的环境、长久的暴政打击，都侵蚀不了诗人那颗优雅高贵的心。我常常为她、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中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古老的东方民族骨子里钙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贫乏，很容易滑到自嘲自虐式的油滑、痞气，以及价值虚无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惟物是拜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和坚韧，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和卑怯——就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 文学艺术的追求过程，就是求真、向善和寻美的过程。在作品的思想力度上，我之所以把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或曰“求真价值”）摆在首位，主要是针对当代文坛多年来的一个乱象——有些诗人不经过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以求获得理性把握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而只凭一己一时的小感觉写作，常以思维的浅薄和混乱冒充“朦胧美”，或以形式的花哨掩盖内容的苍白。须知，真正的大诗人，都首先是个有“头脑”的思想家；甚至仅仅具备道德激情的正直“心灵”，缺乏思想的高度，也难以企及写作的大格局。 关于这一点，著名评论家陈超在诗论集《打开诗歌的漂流瓶》中曾有明确的表达：“文学写作在强调‘心灵’之外，也要看重‘头脑’。”我的理解是，前者更多的表现出作家对世界的情感向度（需要向善的态度与热情），后者则表现出对世界判断的思想高度（需要求真的发现与深刻）——此乃“大气”的前提。毫无疑问，真与善，是美的基础，面对大千世界，求真欲是一个健康人格的本能欲求；那么，它合乎逻辑地理应成为人类文学表达的基础价值所在。评论家敬文东曾倡导“诗歌伦理学”，他把“无发现”视作“不道德的诗作”。求真意志所导致的不断“发现”，对现象世界重新命名的能力，应是一个严肃作家的重要写作目标。 而思想深度，无疑来自于作家顽强的求真意志。这不仅要善于概括提炼直接经验（自身体悟）与间接经验（他人总结），而且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偏重审美表达中的“感觉”、“意会”；夸大形象思维而贬抑抽象思维；处世做人上则要求“藏锋守拙”、“难得糊涂”，以及不求真理但求人情的“面子主义”。与世无争、虚静无为的“出世哲学”，驯顺忍耐、骑墙中庸的“苟活智慧”等等。这都与极权社会统治者数千年推行的“愚民政策”和高压治理密切相关，使社会上长期充斥着压抑真理追求的“反智主义”和“蒙昧主义”。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多强调一些理性的敏锐、作品中多体现一些求真的意志，正是在这个特殊语境里“矫枉”所需要的反拨（我在这里并没有因此轻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即审美价值的意思，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青年学者余杰曾说：“文学既是一次梦幻之旅，也是对现实执著的关注和批判。”我深以为然。一个从“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必然要回应时代的主要问题。比如在今天，不懈地揭示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用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话语权去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包括权贵市场经济、官场腐败、权力通吃和阻挠政体改革等等），这正是当下作家所应寻求的最重要的“真”。我始终认为：诗人应该保持精神的洁癖。我很欣赏作家张承志的这个词：清洁的精神。对于女性，尤其女诗人，这种自爱，更是尊严的象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说得好：“写作是证明自我的唯一途径”。的确，诗歌写作，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存在的方式，也是我以决绝的姿态与世界相拥的方式；它顽强地证明着我的生命存在，且不断校正着我的感性与理性、外在我与内在我的失衡，使我葆有心灵的持续健康和丰富。同时，在客观上，我的诗写能对世上的真善美有所促进，至少有所吁求，这令我欣慰。在某种意义上，诗歌写作之于我，不啻为一种俗世的拯救；或者说，是在肉身沉重的俗世间心灵的飞翔。                          最后，朗读我女性书写的代表作《向大海》中的一小节，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篇：                                                                              《向大海》       ——写于1987年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秦皇岛海边 面对你，所有不真实的都仿佛存在。 夕阳自焚的气息自深渊弥漫你柔滑的掌上耸动一个粗野的世界断裂之光劈开一片片跑马场月亮在我狂欢的发梢备下金鞍待一声口令，自宇宙之外倾听你深沉的叹息像倾听英雄的独白 而我此时，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刻，上苍疏忽了某个传统安排也许我指尖走漏过一叶白帆的潇洒而信念恪守于高高把位淌低音弦上你嘶吼的男性血和你礁渚郁结的深重苦难这使我顿感卑微从此缄口，静如一条偈语…… 于是，我得以从全方位包抄而来被波涛托举为开花的时辰渲染葬礼在我辉煌的伤口敷你咸味的体贴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爱！ 我因而成为最蛮傲的情人用凋落的泪光踩响格律横贯多变奏主题，我飘逸如云又时时为你雄浑的幽思所注满驭饕餮之谷抖野性的缰绳跨越整世纪情感的断层——我只臣服于你的麾下，以女王临渊的姿态 此刻，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有谁知道，你的浩瀚只是我灵魂的一次宣泄一行诗的剪影一句箴言我们是天生的不肖之徒据守阴阳两极不忍，却又只能拒绝陆地的挽留正如你以博大的沉默拒绝人类语言命运将我封闭为一座礁石却被你永恒的骚动宣布为另一种浪花: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谢谢大家！ Post Views: 223 […]
2025年4月2日詩歌 / 评论何与怀 一 试想像这么一个场面：在澳大利亚这个位于南半球、远离中国的英联邦国度，在悉尼这个西方城市中的一间中式酒楼，几十位华裔诗人聚会，两位本地电台汉语主持人和一位悉尼大学汉语教师，以朝圣般的虔诚，共同朗诵一首诗，全场屏息倾听，结束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大家无不感动、钦佩，甚至肃然起敬…… 这是澳州《酒井园》诗社2003年一个春日举行的活动，朗诵的诗是刘虹的《致乳房》。 二 2003年3月4日，我收到刘虹的电邮，告诉我她大约一周后动手术。她说：我患乳腺肿瘤多种，先取出一个最危险的（当时被广州和深圳几家医院疑为乳腺癌）。我主要是身边无人照顾，加上体质太差，心里有点害怕。还有报社正在合并动荡时期，不宜住院请假；正在筹划的诗歌活动也骑虎难下。最主要的，是女人对这种手术都有本能的拒绝心理。我的身体从小就多灾多难，常常要承受病痛煎熬。刘虹最后对我凄然地说，再给我一点勇气吧。谢谢！又说，可以谈谈审读我诗稿的意见吗，感觉也行，这真是我的精神寄托啊！ 第二天，我又收到一封题为“刘虹致谢！”的电邮。信上说，我会记住你的鼓励，愿上苍保佑我——手术提前了，再联系。此后，我一直预感刘虹有好消息给我。3月20号一早打开信箱，果然！刘虹告诉我，她已动了乳腺手术，万幸是良性的，上苍保佑！刚刚出院，今天提前上班了——工作环境压力大，不敢休完病假。 她随信附了一首诗，就是《致乳房》。 她问我，你们报纸能发么？ 我说，这正是我最想发的杰作。 《致乳房》发在《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五十八期上（2003年4月12日）。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衆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我自信我的见解不错。 后来，刘虹告诉我一连串的好消息：《致乳房》在《星星》2003年6月号发出后，立即被国家最高级别的《中华文学选刊》推举选用，以最快速度发在第八期扉页上了。接着，又被《诗刊》十一期选载了。陆续还有《诗歌月刊》、菲律宾《世界日报》、美国《亚省时报》、马来西亚《清流》杂志。此诗并在当年的全国诗赛中获奖。刘虹一再强调：“我永远记得是你慧眼识珠首发的，你是这首作品的真正伯乐！再次谢谢你！” 我对“伯乐”的赞谢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我希望所有读到《致乳房》的人都能感受作者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对自己精神疆域的坚守。这首诗现在誉满海内外，但它是在一种多么可怕的状况下写成的啊！ 回到2003年3月8日那天。 刘虹那天上午还在坚持上班，下午独自去医院办理住院及手术的繁冗手续，晚上回到形影相吊的家，备感孤凄恐慌无助，自哀自怜中又心有不甘。她拼命压住自己的软弱、绝望的念头，或者相反——绝望的念头正在打垮她：以为一生在绝望中挣扎，现在可能真的走到头了。一个单身女性孤独无助地承受也许是癌症大手术的身体重创已经够惨，何况又要痛失女性美的标志！何况痛失之后还要面对生死难定的生命挣扎！她想到即使侥幸不死于癌，但她纯情至性付出血泪代价、守望了大半生的爱情从此更加遥不可及！即使能苟延残喘，可生命的质量此后再也谈不上了。她怀疑自己还有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现实能力…… 死到临头的感觉，又不甘心就此了断，此时她突然想到必须用一首诗，记录这种痛苦的生命高峰体验，也许这首诗就是她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生命留痕……这是三八妇女节之夜。《致乳房》在泪中急就—— 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开始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绝笔。它差不多是被当作遗嘱写的。所以，刘虹回忆说，当时的心情凛冽、决绝而又澎湃，基本是一气呵成。又恰逢妇女节，全世界关注女性的时刻，但“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她却只能凄哀地泣血而歌，自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充满了生命的悖论！ 《致乳房》全诗共五章，每章十一行，形式上比较整齐。以刘虹当时的心境和紧迫的时间，她根本来不及考虑诗歌形式的问题，可以说是自然流淌。现在人们都一致指出，这首诗的形式是其主旨的非常恰当、完美的载体。刘虹谦虚地说这属于“歪打正着”，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三 许多论者都赞同，《致乳房》可以视作深度诗写的成功范本（对比之下，当代中国诗坛泛滥一时的下半身诗歌作者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只是这些诗人毫无羞愧之心），体现了刘虹坚定的理想主义诗写立场，她要传达出：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心地高洁、精神丰富、有灵魂持守的女性，在深刻的自我认定之上对痛苦宿命的担当。当然，以刘虹的人生观和精神疆域，她不可能局限于一己的命运悲哀，自然流淌出的是高标于世俗之上的一个大写的人，对生命和世界的审视与浩歌。 再以《打工的名字》为例。这是刘虹另一首重要的作品，动笔于2003年元月，3月修改定稿。一年之后，刘虹告诉我，此诗近期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几家报刊发表和转载，包括《中国杂文选刊》，但她并不以为然——文学媒体也是跟风，跟中央“关注农民工弱势群体”文件精神之风。而这首诗远远早于此风之前写成，早先投稿却无人搭理。一家国家级大刊物在投稿8个月后、“风”盛之时，才又翻出来，说诗好，要发，责怪刘虹已转投边塞小刊《绿风》发出了（！）。《打工的名字》第一节整个是“名称”的排列： 本名    民工小名    打工仔／妹学名    进城务工者别名    三无人员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昵称    农民兄弟俗称    乡巴佬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    公民家族封号    主人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真是不动声色却意味深长的排列。谁都可以看出其中巨大的悖论和讽刺意味：农民工名实不相符、名字与名字演进的自相矛盾、和历史更迭中被欺骗的命运。下面几节都是农民工命运的讨论的展开和深入。诗这样结尾： 打工的名字，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惭 它决定对内作一次机构精简，首先去掉那些好听但没用过的学名尊称和封号重新起用曾用名，至于临时户口名悄悄地暂时别报，当务之急是把讨厌的时髦称呼n次方再乘以负数，算算最後值是梁山泊还是梁山伯——哦，如果所有伤心都能化蛹为蝶…… 打工的，在改名字之前做着最后的盘点。 刘虹说，之所以修改了好几遍才定稿，就是想让自己的热血走到笔端时冷凝一些，不是直接为打工者“热呼”，而是“冷嘲”社会的自欺欺人，唤起打工者对自己命运的真切认识和权益维护意识，并警示官府不要把人“逼上梁山”。 在书写形式上，《打工的名字》保持了刘虹一贯的风格：追求情绪的内在节奏感、语言内核的张力，以及词语质地的强烈对比与碰撞。正如一些诗评家所称赞的，这首诗的特点是写得比较“智性”。刘虹自己调侃说，她的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大大强过她的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如果被传统诗论判定，实为一个“不适合写诗”的人。但她始终看重诗里所传达的思想——这块土地上启蒙的使命远未完成。 刘虹的创作表明，她确实一贯重视作品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这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个诗写者起码的社会良知和道义承担。她之所以能在中央文件之前写出此诗（她此类关注底层群体的作品还有多篇），除了她一直“坚持要用一颗朴素的灵魂倾听大地痛苦的呻吟、绝不切断诗写者与现实存在的血脉相连”这样的写作观念之外，还因为她在新闻媒体工作多年，前几年还负责过新闻投诉热线，经常接触到底层打工者的不平之声、呼救之声，声声让人不安：这社会真是太黑了！简直有官逼民反的势头！刘虹在工作中尽力帮他们向上投诉以解危难，但这并不足以平静她的良心。正如她自己所说： “若我不写出来，我的笔也会不安的。这个时代仍需要铁肩担道义的、正直的、有热血的诗人，社会的‘痛点’也是自己生命之痛！一个诗人的痛感神经麻木，就不配写诗了。所以我一直不能认同让诗歌回到内心、只抒一己小悲欢、小自恋的写作姿态。” 前不久，刘虹来信说她正在编辑新诗集，出版商催着交稿，但还是要等我的回音——她叫我看看哪一辑排第一、第二？看看那首诗排第一、第二位置？她说是“求教”，我可担当不起，但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就按现在第一辑排第一，而且，第一首应该改为《打工的名字》，第二首为《一座山——致钟南山》……，这样更突出这部诗集与众不同——更注重其社会政治意义。 她在这部2004年底出版的新诗集《刘虹的诗》的自序中强调： 其实，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的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 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四 三十年来，刘虹写出一首首令人瞩目的诗章，也奠定了她在中国诗坛的独特位置。她自己较喜欢的代表作是：《向大海》、《故乡》、《夜读郭路生》、《欢乐》、《探月》、《西部谣曲》、《一座山》、《致乳房》、《打工的名字》、《说白》、《我歌颂重和大》……阅读这些诗章，谁都会有所觉察：显然，刘虹选择了一种“用生命写诗”的诗写姿态。而她选择了这种诗写姿态，肯定就是选择了生活的冒险与苦难。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刘虹呢？ 我第一次见到刘虹是在2002年12月，当时我从遥远的南半球来到中国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参加第七届国际诗人笔会。开幕前一天下午空档，同是诗会代表的刘虹和香港的海恋来约我去拜访南京的《扬子江》诗刊社，该刊刚刚发表了刘虹的作品，她已经与子川主编约好。于是我见到一位年近中年的女子，身穿火红的大衣，整洁自爱；性格也很火红，热情爽朗，一见如故。 这就是刘虹。她送我一本她新出的诗集，书名是《结局与开始》。我说怎么是北岛的味道，她说她开始写诗并在诗坛小有名声的时候正是北岛的时代，《结局与开始》的确是仿用北岛一首诗的标题《结局或开始》，是概括她当时生活的“临界状态”——希望旧的结束，新的开始，虽然无论在生活还是写作上，至今都难以对这一状态有效突破，她说是作为一种积极的自我期待吧。 与结局、开始相关，刘虹迄今经历了她生命中两次流浪。 第一次流浪，是“文革”后期。刚读中学的她随军队总部的父母发配，从北京赴新疆。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长途汽车，天苍苍，野茫茫，越走越荒凉。但西出阳关、有所隐忍的大悲壮，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击心灵的大感动，无疑为她五年后在边陲戈壁开始诗的涂鸦、直至十年后参加《诗刊》社主办的全国青春诗会，这一段与诗结缘的历程，铺就了她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广袤襟怀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铸，则注定了她诗的今生今世。她在大西北一住十年。 一九七六年她开始在《诗刊》发表作品时，跟朦胧诗一代人北岛、舒婷他们的创作主题比较接近，是对传统的叛逆。但她那时主要是批判的角度，而个人生存的痛切感远远不如后来在深圳那样深切。在北京解放军总部优越的环境长大的她，那时还没有真正体验过底层的东西。最早让她受震动、开始思考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还有上大学以后接触到被打成“5·16分子”逃到西北的、思想解放比较早的老红卫兵，对她影响比较大，这也部分解释了她为什么跟朦胧诗思想渊源比较近。 一九八七年春，刘虹经历一场情感重大打击以致罹患伤寒，报了病危。当年底，重症初愈、不待好好休养，却草草收拾行李：右手一只小皮箱（内藏一本《里尔克诗选》），左手一只编织袋（装有一个300Ｗ小电炉），茫茫然登上南下的飞机独闯深圳，开始了她生命的第二次流浪。 这样，时代与社会就在刘虹身上制造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潮空前释放了人的欲望，出现大面积的人心失守，道德沦丧；而她恰恰在深圳这个人性大实验场的地方坚持她那种精神高蹈的诗写，好像在跟商业社会唱反调。她说，这既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奋争，更多的是和自己较劲——看与“权力市场经济时代”格格不入的她，能活出多少生命能量来。 只身闯深圳的第二次流浪，所赠予刘虹的生命体验，可谓五味俱全，她觉得至今还很难说已梳理清楚。但有一条可谓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的人格经受住了“破坏性试验”。像她所自我调侃的，她是个“徒有其名的深圳人”——多年来世俗功利上无所求获，她只能按自己的价值观，在世俗利益上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以保存有限的心理能量来调节身心平衡，追求人格健康。她对精神生活有着非常强烈渴望，如果有半口饭吃，就会想着精神上的追求。她苦苦思索：文化人在这个远未合情合理的境遇中，如何找到存在的座标，在物欲横流、价值错位中守望灵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她发现，这不仅仅是当今文化人面临的问题，它也程度不同地体现着各色人等、包括“成功人士”的永恒惶惑——你是谁？你到底要什麽？你如何要？这是正常人性最深处的疑问，也是人类亘古以来面对自身的永恒追问——这便是人类开启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之门的钥匙。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大潮中出现的道德沦丧、精神委琐和人性异化的所谓“现代病”，就是在滚滚红尘中弄丢了这把钥匙。而刘虹坚定地紧握着这把钥匙，拒绝名利物欲诱惑，拒绝把浅近的目标当作归宿，拒绝把手段当成目的。 刘虹回顾，她一生基本都是一个人在面对社会。十五岁就参加“革命”，招为边境线上的小报务兵，太小就尝到了生活的阴暗面；长期的孤独感，加上一生体弱多病。总是在疾病中煎熬的她，有时真是把写作当成与生命赛跑，活一天，写一天。如写不动了，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她看重生命的尊严和质量，不能想象重病缠身、苟延残喘、乞人怜悯、不能思考和写作的日子是不是需要过下去……总之，多病甚至也成为她目前写作的动力，怀着很强烈的紧迫感，要只争朝夕。她又有太多的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思想，骨子里极悲观，而她本来的天性是开朗活泼的。这样，刘虹一直有一种悲哀：健硕的灵魂追求，与病弱的肉体之间，构成她生命的矛盾冲突。对此她曾报以苦笑——也好，否则她可能早就成了行动上的激进的革命党人了。在孤独、痛苦和高压下，刘虹却始终能持守率真、正直的天性，绝不为世俗功利扭曲人格、卑躬屈膝、拍马钻营、苟且媚俗。正如刘虹自己所说： 求真欲，是人类的基本本性，也是脱离动物界的人性的基本文化。对宇宙、对自身无休止的发问，对大道、对真理百折不挠的寻找，对破译客观和主观之谜的永恒渴求——这种精神化的、形而上的求索，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文明的动力，也使人自身在主观世界裡不断得到升华，不断被更高地文化着。求真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价值观——只有具备强烈求真欲、身心洁净的人，才不会为一时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羁绊，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嚣尘上时有自我放逐的勇气…… 为此，她把一代大师陈寅恪的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五 刘虹曾在诗集《结局与开始》后记中，把到深圳之前和之後的诗歌创作作了一个盘点：前一阶段可称为广阔些的“大地忧思”，後一阶段则更多的是切近的“存在之痛”。抒情的热与冷转换，同具生命的真诚和质感，只是后阶段更多一些欲飞折翅的无奈与惶然。 “大地忧思”正如当时的朦胧诗那样，主要指忧国忧民的意识，包括对民族劣根性和文化传统的反思，对“文革”和中国苦难的反思。 从一己的生存感受推及到大家的窘境，从过去轻飘飘的生存优越感到触摸切近的存在之痛，这是刘虹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地忧思”好像更多一些居高临下、悲天悯人，她那时是跳出来客观地观察比较多，有些“隔”；而她更直接的、切身的是在深圳，走到了“存在之痛”，置身其中。如论者所说，如果把她的《致乳房》与同时创作的《打工的名字》放在一起考察，就可以更容易地把握她的人文关怀，这也是她的后期创作主题“存在之痛”向前期主题“大地忧思”的重生性叠合与深化。一个理想主义者，肯定是有着更多自寻的痛苦，所以刘虹为什么会写到“临界状态”、“刀尖上的舞蹈”这样的锐利的感觉。由小我的一己之痛深化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民族的痛苦——从痛感出发，她觉得就抓住了写作的本质。而以前多是从“思考”出发。而现在走到了“痛感写作”，诗人主体意识更强，更加直接进入诗歌。她说她的诗写经验若缩为一句话，就是鲁迅那句名言：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好诗必须和诗人的灵魂一起熔炼；诗是活出来的，不仅仅靠舞文弄墨。 刘虹声称她特别为俄罗斯民族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她说，如果不能活出智慧和幽默的风格，那么守住悲壮和沉郁也是一种大美，一种有力度的美。她诘问：“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就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 但在苦难中坚守高贵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痛苦宿命的担当必然要在思想上、乃至生存上均要承受残酷的而且无穷的煎熬。 今天中国大陆，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座标上，太多的人赶着歌颂“盛世”太平、炮制“主旋律”还来不及，或者与时俱进，投合商业需要，及时以文字换取物质利益；而刘虹却恪守“精神边缘主义”，追求前瞻性和由此而来的批判性，向往坚持自由思想、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永不合作的姿态，希冀自己永远能为社会指出新的标高！冥冥之中，生命的走向似乎遵循一条坚韧的、内在的轨迹：刘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十多岁时就已朦胧感到“社会肯定”与“自我肯定”在她身上可能永难一致。然而，她更看重的是后者。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她都只听从内心的呼唤，忠实于生活赋予她的真情实感。那么，既然刘虹不图见容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怎么会特别惠及于她呢？ 可能在深层的、也许是永恒的意义上，对刘虹更为残酷更难解脱的折磨还不是社会政治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刘虹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她说：女作家、女诗人、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诗人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然后才能做女人。不能过分标榜女性诗歌、女性写作，要跳出“小女人”的圈子，首先追求活成一个大写的人，写出真正的人话，以促进社会的更加人化。 基于这种观点，在2003年9月“第八届国际诗人笔会”珠海诗歌论坛上，当广州一位女诗人强调女性生理、心理、情感上的特点，强调女性诗歌在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都有别于男性，并呼吁男士们更多地关注、评论女性诗歌时，刘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当下文坛的真问题或曰更紧迫的问题是：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塑造成为“人”，而不要因袭乃至迎合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女性定位——热衷于成为男权社会的“被看”。刘虹这几年还反复强调：一生反抗“被看”意识，是成为真正的现代女诗人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刘虹对那种给诗涂口红、穿露脐装，甚至涂上经血的所谓“女性意识”更是不屑与为谋。这样，刘虹是占据了一个诗写理论的高地，但这个高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大潮的包围、冲击下，周边已出现许多流失；而站在这个高地上的刘虹不免显得茕茕孑立，形单影只。 刘虹的“精神的洁癖”的极致是她对爱情的真谛的坚守；作为反面，是对情场变商场、真爱缺席的愤激和悲哀。这是她多年诗写的一个核心主题。早在写于1987年8月《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的早期代表作《向大海》一诗中，刘虹就已经淋漓尽致地抒发她对理想对象的追寻、张扬她理想主义的爱情观了。值得注意的是，她当时就已经有了预感，这种理想境界决不容易达到，甚至不能确定：这是“你我共有的高贵，抑或悲哀”；而假如这种理想境界无法达到的话，“将是我一生的——惨败！……”。在诗中，甚至出现这些不祥的哀叹：“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爱”；“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显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灾难，藏在刘虹灵魂深处；而人性中永远无法完全彻底摆脱的动物性，便是制造这种灾难的罪魁祸首。当我看了刘虹写于2004年3月题为《找对象》的关于爱情哲理的随笔后，我就对她说：“犹如彻底的人道主义只有在文学艺术中才能实现，完全理想主义的爱情在生活中很难找到。你起码早生了三百年。” 如论者所言，“刘虹像赴深渊一样献身于爱情，献身于诗，又写出深渊一样的女人，深渊一样的诗，使她的诗成为爱情的绝唱，也成为女人的绝唱。”类似下面的雄论也是正确的：越是理想主义者，越是在灵魂深处潜藏着悲哀，也正是在悲哀的生存境况中，才使得理想主义更加光彩夺目。但听听刘虹自己的诉说吧： 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写作姿态其实是……绝望。或者说，是害怕面对绝望。我曾随手记下一个词：绝境书写——书写绝境。而这倒反而比十年前平心静气和得多，从容得多，因为不再期待前方真有什么在等着你了。好像接受了自己的宿命。其实，我的诗全是蘸着自己的生命之痛写的。是的，痛苦是我诗歌的源泉…… 六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当我读到《致乳房》一诗的这个结句，我震悚了。这好像是刘虹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这好像是刘虹对自己命运的极具象征意义的预言！ 或者这就是刘虹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刘虹的命运似乎带有悲剧性，这是她秉持的理想主义在当下语境所难以逃脱的宿命。她将来终有一天到了谢幕的时候，只是，谢幕之后，必定在中国诗写历史上被重新打开…… 写于2003年。此文曾发表于2005年第3期《中外诗歌研究》（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期刊）；收入《依旧听风听雨眠》（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一卷：2006年12月台湾出版）；提交第九届国际诗人笔会。 Post Views: 260 […]
2025年4月2日詩歌作者简介 刘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媒体主任编辑。生长于北京军队大院，文革后期曾随父母发配到过新疆。1982年大学毕业先后供职于政府政策研究室、大学和新闻媒体。 1976年底始在国家级报刊《诗刊》发表作品，迄今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近2000篇作品（其中含《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发表数十篇,有些作品因内容敏感而用了多个笔名）； 已公开出版6部诗集1部文集，以及5部自印诗图集。诗集曾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首届香港龙文化金奖、第三届深圳青年文学奖、《诗刊》年度优秀诗集奖等。单篇作品曾获《人民文学》《诗刋》《中国作家》《星星》“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等全国性大赛和征文20余个奖项；百余篇次的作品入选各种重要选本。 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2009年在北京举办了刘虹新书发布及作品研讨会。2007年入选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库。曾任深圳新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散文诗学会深圳分会副主席；目前担任国内大型新闻资讯平台冯站长之家“一日一诗”栏目副主编。现居深圳。   《向 大 海》 面对你，所有不真实的都仿佛存在。 夕阳自焚的气息自深渊弥漫你柔滑的掌上耸动一个粗野的世界断裂之光劈开一片片跑马场月亮在我狂欢的发梢备下金鞍待一声口令，自宇宙之外倾听你深沉的叹息像倾听英雄的独白 而我此时，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刻，上苍疏忽了某个传统安排也许我指尖走漏过一叶白帆的潇洒而信念恪守于高高把位淌低音弦上你嘶吼的男性血和你礁渚郁结的深重苦难这使我顿感卑微从此缄口，静如一条偈语 从此我满怀莫名的心酸：不似江河你没有分支或歧路作为排泄也不随手涂些沟沟汊汊的调情小令不企望青苔的传说顾盼于两岸诱你流连在深谙世事的掌纹种植绝世孤独狂蹈于飓风之上又执著于一点：除朝圣之路你无从挥霍那因抑郁而勃奋的剽悍之体，但不苟且你因此成为精血充盈的男人成为东方的性征——一页补白 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当船舶的犁尖与雷电之鞭轮番在你肌肤上纵横书写暴虐当午后阳光扼你声带成史诗的碎片和那从陌路涌来的惯于膜拜的面孔都被你一次性曝光——以不动声色的一瞥你不羁的自由，是对纤绳的拒绝 于是，我得以从全方位包抄而来被波涛托举为开花的时辰渲染葬礼在我辉煌的伤口敷你咸味的体贴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爱！ 我因而成为最蛮傲的情人用凋落的泪光踩响格律横贯多变奏主题，我飘逸如云又时时为你雄浑的幽思所注满驭饕餮之谷抖野性的缰绳跨越整世纪情感的断层——我只臣服于你的麾下，以女王临渊的姿态 此刻，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有谁知道，你的浩瀚只是我灵魂的一次宣泄一行诗的剪影一句箴言我们是天生的不肖之徒据守阴阳两极不忍，却又只能拒绝陆地的挽留正如你以博大的沉默拒绝人类语言命运将我封闭为一座礁石却被你永恒的骚动宣布为另一种浪花：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 那么，把我剥光于你容纳的目光吧在晚霞不屑于披露天空的时刻我恰如裸体的精灵，丰腴的美人鱼以细润小手把幸福抚得粗糙难辨曾在嶙峋的浪峰宣誓反抗又于谷底隐忍了一切——这是你我共有的高贵，抑或悲哀？ 是的，我只能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当风暴撩起你旺盛的情欲如潮涌来以岸之臂高扬雄性的召抚我颤栗着，以空前的驯顺卧成从不爽约的沙滩把莹洁之躯展开为情书的段落我青春的线条如月光滑翔被你细细认读，或是节选。之后又全部注入我的细节而你此后将成为痴迷的浪游者毕生行吟于我繁枝虬结的血管惟你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将是我一生的——惨败！…… 哦，大海！我作为女人和你对视面对你，所有真实的都不复存在了呵！ （写于1987年8月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秦皇岛海边） 《致 乳 房》 一 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开始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你旖旎而来的路上有太多风光但谁又敢夸口景色？人人一睁眼就摄入心底并使英雄雄起又跪倒，口中喃喃婴语的——是谁？ 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 二 都说你是美在夜晚的修辞，你白天的修辞是乳罩你是史诗是大咏叹，与这小家子气的浮夸关系紧张你有你的硬道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善于退居一隅安贫乐道，谢绝调情小令叩访不经意间，你撞瘸了多少慌乱的目光 你只为悦己容，对白璧无瑕的事物保持自恋和景仰 明天，手术刀将为你作最后一次修辞——先是删繁就简，索璧留瑕，且拒绝夸张让激情卧成伏笔，痛感打通通感伤痕从暗喻走向白描，让尖叫的思想俯身于跌宕 然后，让女人与骄傲反讽——挺起谦虚的胸膛 三 都恭维你像月亮，不逢十五也能集合温馨、柔润、圆满……等等粉饰太平的意象谁知道漫漫长夜你自给自足，也是自焚自戕 何况走过今夜，你将永远定格在残缺上 让我用倒计时，丈量你最后的丰足和爱情肤浅的泪里，你脱水的形象 不要告诉我，月亮从来是情感天空的一块伤疤不要告诉我，我是疤痕体质，像这个国家 而你是历史，终要把心底的创伤移民到皮肤上且保留双重国籍，以便在哪儿都有疼的义务 从此，面对贪婪的世界敞开你硌手的安详 四 都把你当醉人的一杯，注满阳光月光和泪水即使摔碎，也躲不开自己的光辉 盈满或是空亏，永远在提示生活的渴意五千年政策倾斜，以极尽悬赏或垂怜的姿态，一次次慨然倾尽自己 在索取与给予之间，有过什么样的落差怂恿杯中水位，等待一声心跳从悬崖启程为赶在情欲到达之前，作一次真正的倾倒等待梦中那双虔诚的手，把盏你的盈溢…… 有奶就是娘的年代你仍决定等下去，并以空得心满意足的样子，等待命运的  一次失手 五 都说黄河自你而来　长江自你而来有关高度被低处的挥霍　歌里没说明白 在语言竞相虚胖的时候　只有你把塌瘪当归宿 对于许多人包括男人　你是图腾是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审美叙事　也是功用是家常是一生的外向型事业　和不绝如缕的下流之歌是被榨取被亵渎也奈何不了的　慷慨 一个词因而借你还魂　今夜之后哪个词还能挺身而出　在你交出的位置号称——母亲？在小路趔趄扑往家园的方向　虚位以待？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写于2003年3月8日乳腺手术前夜） 《打工的名字》 A．本名    民工小名    打工仔／妹学名    进城务工者别名    三无人员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昵称    农民兄弟俗称    乡巴佬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  公民家族封号    主人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B.打工的从名字中接生自己，从泥土深处摇曳而出。一棵草，举着风中的处境与一坡拔出泥的兄弟，赶往被命名的路上传说中的兴奋和远方，把他们提前充满 他以抓阄躲避命运，小小心愿一藏再藏不知道将为怎样的手所倾注他用俯身来仰望，从忍不住的汗滴里看到一天的蓝，不是为自己摇晃 进入城市的赌局，赌注就是自身名字是惟一的本钱。扣留，抵押，没收所有防范和惩罚都离不开交出身份证打工的惶惶如丧名之犬，作为名字的人质他时常感到，名字对自己的敲诈 他是被拖欠工资，又被拖欠名字的人…… C．打工的名字像成年期拐不回来的儿歌在语词上响亮，在语法里暧昧 它作复数，被称作人民君临于许多报告，属于客串性质它作单数，就自称老乡穿过城市的冷与硬，以便互相认领 它发高烧打摆子都在媒体高兴时，被摆在“维权”的前面作状语生气时，又成了“严管整治”的宾语过年最露脸，在标题上与市长联合作了一天主语 此外，它总是和鱼建立借代关系——车厢里的沙丁鱼，老板嘴边的炒鱿鱼信访办缘木求鱼，医疗社保的漏网之鱼还有美梦中总想翻生的咸鱼…… 它在外科截肢内科祛毒急诊清创妇科打胎常常被写成简化字异体字和丢了偏旁部首的错字使它在病历内外都摇摇晃晃站不稳 D．打工的名字被烈日和冰雪轮番擦拭来不及过渡频频错位的表情 它湿得拧出水，年初民工潮弄湿大半张地图年尾挤胀邮局的汇款，是它干燥的一种方式它平时不干不湿，像一块来自冷泪的玻璃清清醒醒地，隔开别人的风景 它顽强地浪漫过，把“打工诗人”的雅号插活在《诗刊》，光长花朵不长饭它也曾铤而走险号称亡命之徒，不过是把自己扔下楼顶，为讨讨不回的工钱 它在新闻热线的投诉名，是屡遭侵权者而“严打”的枪口，曾把它圈入预备役罪犯是居委会不屑造册的——暂住人口是城管办早就瞄准的——脏差乱 你在他乡还好吗？常回家看看……打工的名字挤在电台点歌节目里互相取暖 E．此刻，打工的名字好奇地从这首诗里往外看天还是这样蓝，水还在照样转只是各色人物的名字与时俱进有了改变——先富起来的，精英或高端的，领子白的经济犯罪或政治腐败的……最后还有性服务工作的，都在小康花名册上堂皇就坐 打工的名字，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惭 它决定对内作一次机构精简，首先去掉那些好听但没用过的学名尊称和封号重新起用曾用名，至于临时户口名悄悄地暂时别报，当务之急是把讨厌的时髦称呼n次方再乘以负数，算算最后值是梁山泊还是梁山伯——哦，如果所有伤心都能化蛹为蝶…… 打工的，在改名字之前做着最后的盘点。 （写于2003年3月） 《螺帽与螺钉》 早先螺帽与螺钉互相吸引它们对抗——对抗得严丝合缝事情如果结束在诗歌之前彼此就不会成为对方的漏洞或把柄 螺帽总想献身给惟一的螺钉螺钉窃喜却又怕对不起自己的耐力希望被多多笑纳而非独占它不明白螺帽为何要如此纠缠 螺钉属于科学叙事和工具理性它享受具体和具体的一次次否定螺帽显然空灵一些耽于美感叙事它用空间做梦用时间破碎 老了的螺钉怀一腔雄性的委屈还有多少未刺探的空虚未直奔的主题老了的螺帽笑自己是个圈套漏掉的是日子套住的是自己…… （写于2002年3月） 《沙 发》 它就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夕照里，更妩媚了它穿着真皮的微笑它谦恭迎纳的姿态使事物坚硬的一端顿时服软它曾是客座并客串一个中国式的家庭天伦之乐的部分尽管，从不许它站起来 它长久地邀约、等待被要求的温柔与端庄，只有向自己的内部一再逼取它坦然引领压迫，引渡强权对软硬不吃，应对以大开大阖的弹性，对施虐迎合以受虐并乐于被夸赞为——体贴乐于被沧桑人世勒索为女性胸怀 但你不能说它形而下的负重是忍辱，你也不能断定与穿着礼服的下半身们不断摩擦又不断勾结，它产生的是灵感还是快感柔若无骨，是主人对它的另一项夸赞 一个进进出出的家里，只有它拥有最稳固的位置：介于餐桌与床笫之间，母亲与情人之间。饱暖思完淫欲另有一处怀抱，让男人撒欢又能撒野 你想像不出，无论豪宅还是陋室少了它的明确位置，暧昧身份谁将与惰性调情陪春心落寞，谁将以柔克刚，承受生命之轻和无聊之重，每个夜晚谁为电视剧捧出收视率，以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强韧理由 由于它的铺垫，使冷硬难耐的生活再次下降底线。它解构了硬同时解构一切决绝与高度让自由落体在触地的一刹丧失呐喊却令暴力君临时弹起更高的麻木，以对世界的半推半就随遇而安，阐释阴性的东方哲学在站立和倒下之间，它让人模棱两可，中庸，苟且以便依仗坐在怀里的幻觉与自己和解…… 缺钙的脊骨需要托靠羸弱的雄心需要温馨摇篮这个顶着洋名字的中国女人必须在命运绷紧了的皮笑肉不笑上把自身的曲线竭力驱赶要隆起更多的柔软去碰硬于挤压困窘中，亮出自己的丰乳肥臀，在所有的厅堂跪成一排！ 此时，它像所有女人一样害怕孤独，以致所有的摆布对于它都像是……正中下怀它甚至怯怯地问——这，正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吗？ （写于2004年3月） 《怀旧音乐会》 大幕拉开，猛然窜出那个红彤彤的高音年代我慌忙捡一个弱音落座试着掏出，40年前的旧情怀 这些欢乐的鼓感恩的弦，和退休的硝烟，向着太阳涕泪交流地表白这些真诚编织的神话，梦话和谎话——我们成长期的奶！营养了几代人永远处于儿童时代…… 掌声久久站立，撑住大幕落不下来我看到我周围的观众和我自己，有久违的潮湿爬出眼眶陌生，又亲切，仿佛要用曾经的豪迈与轻信，拽住如今这个什么都不信的世界 （写于2005年10月） 《在鲁迅故里》 我在黄昏靠近先生的故居。真的猛士个性出鞘之处，一声呐喊的由来……而族群仍在铁屋里徘徊几千年如一日，苦难仍在寻找他呼啸的笔尖—— 自由意志！张扬与抵抗！可更多的灵魂在丧乱中沦陷。乌篷船列队驶过故乡缓慢的脸……听说闰土进城打工阿Q当上网警，孔乙己在咸亨书院讲授假肢上的犬儒学—— 惟子君出走再无消息。又听说狂人被以日记证明搧颠罪，当然难为了宪法和庭辩……我选择在黄昏靠岸为从头穿越先生的目光和目光挑破的长夜一一以认领我的精神籍贯。 （2008、4、27于绍兴） 《回望新疆》 多么缓慢：一粒石子和一群石子在戈壁上走了一万年。雪峰的凝思驻留于远古退却的总是地平线。这一切使我的到来成为必然 风吹草低，太阳在早晨的边缘纵情一跃热瓦甫的急弦上，紫葡萄泪光一闪——多么迅疾西部谣曲中，谁能不俯下傲慢的双肩 从此，我的诗收敛无辜风情，不再卖弄从此，我的眼在不毛之地，也能处处惊艳回望新疆，有多少陡峭，就有多少灵感…… （写于2006年10月） 《喜 欢》 我喜欢独处，在书籍里兀自沉醉与那些高尚的人对话也喜欢春天和二三知己踏青郊野喜欢一荤一素半碗饭就知足的胃口较之物质欲望我更喜欢精神饕餮喜欢在床头备着纸笔捕捉灵感和思考碎片，为此偶尔喜欢上失眠当缪斯引领我俯向沉默的大地同时也诱我喜欢仰望永恒的星空我因而厌恶高音喇叭，喜欢低音琴弦上凝重的倾诉和倔强的起飞在我的履历中，喜欢北京给我的视野也感谢大西北的风沙打磨出我的脊梁喜欢男声四重唱，喜欢抽象画里隐秘的形而上。还喜欢草原歌曲它让我对人生愈益深情且旷达曾经喜欢数学、哲学，神秘又高邈现在喜欢逻辑学，更犀利地戳穿谎言不好意思: 我还喜欢荣膺不喜欢的人的眼中钉，同时被喜欢过的人卡成喉中刺且深入且浅出，以免轻薄爱与恨……当世道沉沦，我喜欢患精神洁癖的人当凛冬突至，我喜欢风雪中的抱薪者愿努力追随，并献上我的敬意 最后，为了写诗，我喜欢某些不如意的经历甚至喜欢上创伤，以便葆有最新鲜的——痛感！只为配得上这伤痕累累的土地。 （写于2021年11月） 《说 小》 曾经指向可爱的事物——娇小，幼小，小巧，发小，小不点儿小得玲珑，天真无邪，令人怜惜如今更多的时候却令人侧目——卑小，屑小，宵小，小心机，小报告另有小品，小说，小时代……恶俗加小家子气地：小。小成了——小人。小得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小得令法令也不敢小觑。只见它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小着，一览众山地小着戴上红袖箍更是恣意妄为地小！告密，监控，文革式围攻小粉红地小；拒绝思考拒绝长大类人孩地小。小到不可方物直接乜睨大——尊大，浩大，远大，大方，大气，大不吝统统死在这个鼓励小的年代 小是小的通行证大是大的墓志铭 小对人的围追堵截只需略施小计：跪舔时行苦肉计，群争时使离间计藏疫情真相时有掩耳到零计或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计战争制裁表决亮出弃权计或明修……暗度……计打左灯挂倒挡施初心计，权斗则用反腐计。连学历也能小试身手一一小博连读，官员博士遍地。36计大大不够用了，只好让人们撸起袖子大力创造：小——女人傍大款急于做小男人更是折了脊梁小成了侏儒当官的比着养小蜜，小蜜在床上较量较量着，就小成了负数蚁民们也竞相缩没了尊严小成0一一啊，Q也行！为讨得小恩小惠小钱小利不惜阉了命根阳痿得再也养不出江洋大盗，而只配小偷小摸。终于全体江山小到了最高境界：做权力的小妾；终于实现了大国自古以来的宏伟理想：跪在皇帝脚下，自称——小的。 （写于20220117-20240131改） 《敏感词》 一切都在麻木口味，眼神，痛感一切都在装睡是非，善恶，真相连谎言的狂欢也穷词少韵瘦成了瘪三不知羞耻的年代除了激活且耽于物欲，贪欲口腹之欲，尚余一事比性欲，还敏感 惊得汉语从五千年前仓皇赶来——数典忘祖？改良创新？或，正下一盘大棋——别字、错字、拼音字拆字、白字、谐音字，更有×××、口口口、- – /……哈哈——千古奇观！悠悠古国的又一特色令秦暴君焚书坑儒、明茶肆莫谈国事、清朝野文字冤狱所有文化蹂躏者都自叹弗如令祖先捂上蒙羞的脸令华夏文明已认不出自己的……人模狗样 那些将母语逼良为娼的那些在网络里蹲守告密的那些神经质到——心虚的或因心虚才神经质才格外敏感的正逼出更多汉字的碎尸让能用的字能说的话越来越少把半部汉语词典打入黑牢让人话与日俱增地被灭掉官话舔话大话谎话鬼话漫天逍遥 此刻，我这首小诗也许又把某根过敏的神经绊倒哦，网络背后蒙面的宵小请高抬贵手，允许我用待脱敏的汉语，与你调笑…… （20211105-20240827改） 《中药罐》 材质、款式，都没变病，也没变和惰性的日子一样仍在万历15年 一切就位，扶正祛邪的必要条件一一心中是热的，血压是高的气是不打一处来的嘴小也是要呼号的沸腾时，越发像革命点火，当是充分条件 为经得起熬煎，需要密封，确保泡沫紧围核心内循环。药方仍是祖上的壮阳+滋阴，儒+法配伍，秘而不宣 重要的是火候要慢有拿捏感。草药如草民被反复萃取，敲骨吸髓时间，被温吞地耐力训练百年之大变局磨蹭在百年之前最终，药引和药渣都烂在肚子里……事儿还没完一一它吐出的苦汁营养了人民的苦，它要做出土文物，千古一帝哦不一一千古一罐 一一历朝，历代。 （写于2023年8月） 《自首书》 你在看深渊时，反被深渊盯住悬崖兀立，才显出悲情的高度 以为诗可抒大地低处的呻吟以为振翅就能划破封冻的天空 坠落即流星喷起即岩浆：殉道必有回声……你以为的皆未发生 那些经你的眼光诞生的人又经你更深情的注目，夭折 狠狠心，没有什么非得作牵绊也没有什么值得你目送，和绝望 你早已是故乡的他乡人与乡音失联，错过了青春风情 将错就错或将计就计地：爱着情到深处，惟有死亡不忍辜负 ——它静默中的燃烧。是时候了天已黑透。这是投名状更是自首书 （写于2023年2月） 《马头琴》 忽然慢下来。黄昏、晚风和夕阳红尘外，心事低迴婉转又旷远悠扬 ——月光下的酒神！令人生宽广却在两根弦上醉倒，莫名地忧伤 晚霞抽出丝丝缕缕的痛，羁绊万马奔腾的心，惟有梦莺飞草长 远古无端走来，泪水无端盈眶长跪音符里，只为认领最柔软的坚强 安静，仿佛也慢下来，适闻天籁星空深邃如无字真经，天堂在上 就这样，独与天地之精神来往看长调起伏草原的胸脯，和体香 因安静而深情的事物又因深情而心旌摇荡 听它提琴的缠绵，听它二胡的凄凉更有独奏孤绝，一把琴辟一方疆场 这一刻，往事纷纷如暮鸦归案紫苜蓿收网马蹄声，野葵收网金黄 琴声，收网故乡—— （写于2023年3月） Post Views: 291 […]
2025年3月25日詩歌 / 评论何与怀 2018年7月18日完稿于悉尼 第一节：她曾经以现代意识小说打动澳华文坛 上世纪的1998年，悉尼文坛出现一本小说集，书名甚为悲催：“她们没有爱情”，这是悉尼九位女作家的作品。之前三年，还有另一本书，是杂文集，书名也很抢人眼球：“悉尼八怪”，出于八位男作家之手。于是，就有“九妖八怪”之说，当然这不过是戏谑而已。 本文评论的对象西贝女士是《她们没有爱情》的一位作者，书中有她三篇作品：《愤怒的蜥蜴》《一支桃花》和《美的终结》。其中，《愤怒的蜥蜴》曾获台湾《中央日报》世界华人小说佳作奖，并入选中国大学教材《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ｐ323－326）。当年，澳华小说常要处理的主题是中国留澳学生移民家庭中的情感冲突甚至婚姻破裂，西贝小说也不例外。《愤怒的蜥蜴》描写一对夫妻，叫林英的妻子已经适应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但比妻子晚了几年来澳定居的丈夫卢平却无法改变自己，只好退缩到自己的幻想世界，有如神智失常。小说一开头就让人感到什么不祥之兆： 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是人类，卢平不由长舒了一口气，但是想起梦里的蜥蜴，又不免感到似乎若有所失。 故事这样结尾──一个悲剧的暗示： 林英回来得越来越晚，每天刻意地换着时装，用起浓烈的香水。卢平早晚还是一个人蹲在后院，用那把生锈的斧子，一下接一下地砍着地上的树桩。丽丽（家里的小猫——引者注）睁着一只碧绿的独眼远远地盯着他。 西贝小说数量不多，但都出手不凡，读来感觉很有灵性，那种细腻而又丰富的感情色彩与冷静而又深沉的理性品格常能恰到好处地融合一起。她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别在于她有意突破传统的现代意识。萧虹为《她们没有爱情》作的序中谈到西贝，这样说：“她的《愤怒的蜥蜴》令人想起卡夫卡《蜕变》。”甚至还发出她是否是学西方文学的疑问。 西贝却非西方文学专业出身，她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专业是数学、电脑软件程序设计，并以此为生。当年，人们都认为西贝在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她也没有继续以这类作品在澳华文坛亮相，甚至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似乎不见了踪影。幸好，在2015年，她出其不意拿出了一部诗稿。这部称之为《静守百年》的诗稿马上获得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青睐。基金评审委员会作了如下评语：“《静守百年》，让诗歌重回自然，重回美好纯净。含蓄，有丰富的诗味，且蕴藏哲理。”2016年4月，西贝诗集由位于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书店以及亚马逊、当当网、京东网发行出售，得到广泛的好评。 原来，在文学方面，西贝最喜欢的是诗。原来，在她几乎消失于澳华文坛的那些时日里，她继续写了许多诗篇，而且很多都是意象新奇意境深刻的可圈可点的佳作。 第二节：西贝意象探讨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 或者，让我先谈谈西贝的诗论。 2017年10月28日，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作为第一次参加论坛的西贝，提交了一份在会上发言的论文，题目是“诗的多维空间和意象构造”。让她深感荣幸又出乎意外的是，本次论坛六十多篇论文中，她的论文立即被著名诗歌刊物《星星》选中发表在会后的11月期刊上。 西贝可以说从写诗开始一直对诗的意象表达感到特别兴趣。她认为，纵观诗歌史，流派各异形式各异，而诗的意象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今天，现代人的思想变得越来越细致复杂，依靠辞藻的平面抒情和描写，往往不再能唤起诗的共鸣，诗人往往需要探索自己内心的深处，把那些复杂得难以言说的感觉和体验，借助于意象，来间接地传达其多维的深层的蕴涵。比如从某个简单的物体、场景或过程出发，凝定在一些细节的呈现，微妙的关联能使读者在具体化的意象氛围中唤起个体的经验，从而在感悟和超验的空间里产生心灵的共振。 而怎样深化诗歌意象的探讨呢？俗语说，三句不离本行。西贝的诗论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在谈到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这个特征时，西贝使用数学的拓扑学（topology）的概念。她说，意象凝练的诗，可以超越文字的局限，沿着无限的时空之轴，从物象的层面出发，由微妙的心理逻辑向量牵引，走进超验的拓扑空间，并回归物象的本源。拓扑空间虽然属于数学范畴，但数学除了研究数量关系，更是研究模式的科学，对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有力的工具。拓扑学主要研究空间內连续变化下维持不变的性质。重要的拓扑性质包括连通性与紧致性。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比如拓扑学中的“莫比乌斯带”（Möbiusband），可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轻而易举地制作出来。它的特点就是正面和反面是相接的。在谈到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时，西贝又在数学解析几何中一个研究“纤维丛”（或“纤维束”，fiber bundle）分支得到灵感，引荐纤维丛来分析诗的意象丛。数学中的“纤维丛”空间，是用基空间与纤维的乘积空间来定义的。她做了个通俗的比喻：纤维丛可以直观地想象成泥土地上长满的杂草。那么泥土地是平原还是山坡？地面平坦还是凹凸？草叶平直还是卷曲？数学研究纤维丛的各种性质，并把纤维丛分为平庸和非平庸的，比如平面和圆柱面都是平庸的纤维丛。西贝发现，诗歌中的意象丛像极了数学里的纤维丛，意象丛的平庸与非平庸与数学的定义也几乎是一致的——如果诗中的意象丛充斥着规则的物象排列和单调的重复，必然导致诗的平庸。显而易见，平庸的意象丛千篇一律，只能令人感到乏味。但如果是非平庸的意象丛，诗的优胜立马突显。 当然，关于诗与数学，也有其他人有过相关的探讨。例如，1985年3月，在厦门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会议论辩之中，文学批评学者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会后他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上把论文发表了，标题是“文明的极地——诗与数学的统一”，该文当时颇具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文艺批评新方法热，林兴宅教授是开拓者之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林教授的“诗与数学的统一”的命题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当代数学大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丘成桐先生则曾经讲述数学与文学的共鸣。2015年12月，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时说，将一个问题或现象完美化，然后将完美化后的结果应用到新的数学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这是数学家的惯用手法，与文学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文学家用这种手法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罢了。在中国古代，很多传说都是凭想象力，根据已知知识夸大地描述很多无法证明的事情。文学家为了欣赏现象或者舒解情怀而夸大，而完美化，但数学家却为了了解现象而构建完美的背景，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近代数学家在数学不同的分支取得巨大的成果，与文学家的手段极为类似…… 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不过，必须指出，西贝的诗论不但提出饶有趣味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她是其诗论的富有成果的实践者。从浅层来说，数学专业出身且又在从事数学工作的她，写诗时会不经意便使用了数学术语。比如，在《静守百年》诗集里，《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真实被几何形式切割/折射着抽象的影子//颈状的瓶 花朵/是一些叠起的菱形”的句子；《秋千》中，有“把优美的弧线/抛向开花的树顶”、“欣喜 并不顾一切/在四维的春天/横冲直撞”的句子；《小白鼠》中，有“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术语；在《荧屏》中，有“按某种程序自成宇宙/用星星刻画黑暗”、“无穷个0和1 /永远也走不出的循环”的句子……等等。但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并不重要，一般诗人也会在诗中用上某些学科术语。然而，往深里看，无论在情感体验上还是在运思方式上，人们更发现西贝的诗作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第三节：“莫比乌斯带”：让意象走上无尽的循环之路 西贝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诗的莫比乌斯带”： 物象写在纸的表面/难言的真相隐在背面/两者截然相隔/有人戳破了纸/只窥视到一些碎片//但有一条诗的莫比乌斯带/让两者在不经意间相遇/在那里没有分隔的边界/沿物象的层面径直走下去/你能无限地趋近真理 西贝这首诗，把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特征描写得很清楚。的确，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但是，西贝指出，从表面的物象描述，到达隐在背后的超验的感悟，再回归到意象的本源及至更深一层的现实，循环往复间就仿佛是走在一条“莫比乌斯带”上，演示出富于意象的优秀诗歌能够把现实的物象空间和寓意的超验感悟空间奇妙地连接在一处。“莫比乌斯带”像数学无穷大的符号“∞”，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行走，他可以无限地走下去。西贝认为，拓扑的这些性质恰好也概括了现代诗歌意象的某些属性。 西贝这一首《玻璃中的女子》，就很具有显示诗歌意象纵深走向的“莫比乌斯带”特征： 玻璃中的女子/修长 身着华丽时装//优雅的手势/占据显著的位置/一个纤细的指尖折断了/露出石膏的白骨//玻璃中的女子/目光停在伤口上/她漠然的眼睛/因此  有了忧郁的光芒 2018年10月，西贝在悉尼大学校园里开会时所摄。 玻璃中这位“女子”的眼睛和她被折断的手指，两点之间的距离仿佛能让意象形成一条循环之路，就像是一条正面和反面相连相接的“莫比乌斯带”，正面是华丽优雅漠然死寂；反面则是刻骨的创伤所激发的鲜活的痛楚。此诗显然想通过对精美橱窗模特的表层描述，以一条无尽的循环之路让意象纵深地走下去，去展现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诗人的意思是：也许唯有从完美走到伤痕累累，才能从死走向不死，并在循环往复中闪烁最终的充满缺憾的生命之美。 西贝说，传统的写实诗作就像传统的绘画，画得越逼真水平才越高，但确切地说那该算作是技术的水平，而不是艺术的水平。而要把个人的体验升华到艺术的高度，往往需要打破传统的写实。比如毕加索画的《哭泣的女人》，那女人的脸扭曲错裂，我们看到的不是她哭泣的面孔，而是她内心象火山一样喷发的痛苦，画面爆发的强大能量冲击波深深地把人震撼，是传统的方式所无法企及的。西贝补充说，很多人对现代艺术充满质疑，因为的确有一些伪艺术家，以为把形体画得不成比例，把诗句写得荒诞，便可标新立异；即使有些名家经典，也会有败笔之作。事实上，每一首诗都是对诗人的心智、视野眼界、感悟力和文化沉淀以及经历储备等等特质的考核和验证。 第四节：传达内心的不可言说的悟：西贝在意意象丛非平庸性 关于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西贝非常在意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她这首《当轮到我们》是一个实践其诗论的例子： 当轮到我们/怎样去关闭/白色或黑色的盒子/怎样去留存/最好的隐秘的部分//最后一刻的完整酮体/竟然曾是如此冷漠/手持蓝色的玫瑰/白纸遮住脸//当轮到我们/怎样去打扫和退还/那些空旷的房间/一只蟋蟀/跳上月光的凉台//边缘之外  众说纷纭/桌椅被重新放置/灭掉最后一盏灯/空白的墙壁/回音  触到了/无边的  黑暗的丰腴 这是一首关于死亡的诗。每一个人最终必然要面对死亡，自己的或别人的。当轮到我们去面对失去生命的最亲的人，有很多悼念的诗歌写尽悲痛哭泣和缅怀。西贝这首诗试图用意象的丛生去填补死亡留在我们心底深不可测的空寂和茫然。很多情况，这些感受很难用词语来表述，所以她借助了众多的意象：白色或黑色的盒子、完整的酮体、蓝色玫瑰、白纸、空旷的房间、月光、蟋蟀、重新放置的桌椅、灭掉的灯、有形的墙壁和无形的黑暗。这些意象看上去或许并不相互关联，像一堆杂物或一堆杂草，但这些意象丛的杂物杂草全都带着自己特有的敏感脆弱的神经各自生长，并将永远伴随我们度过失去亲人之后的漫长荒芜的岁月。读了这首诗之后，你会深深感受到这种空寂茫然的意境，而且这个领悟会越来越难以磨灭。 澳洲画家、剧作家、诗人罗德尼·米尔盖特（Rodney Milgate）写过一首诗《莫那若的风景》。1996年，澳华文坛成型初期，悉尼英语作家协会的Robyn Ianssen（楊舜）联同在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王一燕编辑出版《纸上的脚印》（“Footprints On Paper”，Robyn Ianssen Productions），书中收了这首诗，它也是西贝选作营造非平庸的意象丛的很好的例子。这首诗译文如下： 我的是那些蓝桉树幽灵，脖颈瘦长，哑然无笑，/迎着晨风翘首睥睨，沿着库玛公路游荡。//我的是那些体肤绷紧的蝉，伏在傍晚黯赤的微光中，/切切鸣唱白骨般的声音，阵阵铜锣敲响大地。//我的是基调，向回忆倾斜，树梦见原罪的赭石，梦见人界的黑色。//我的曾是一支军队，拯救的直线沿距离和时间平行伸延，/当天空响起殷殷的钟声，便如创作意义者在布道，在畅饮蓝天。//我的是拔地而露的树根，将那些沉睡的树干心中半隐半裸的秘密扎围进沙穴。//我的将是太阳的吼叫，为一个孩子充满阳光的日子干杯；/灵魂欢呼时，茅棚便在脑中闪光，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 澳华画家范东旺作品《树》（丙烯画，90×90 cm） 在澳洲内陆行驶过的人都会对那烈日下无边的旷野、空寂的公路、高大的桉树留下无法忘怀的苍然冥冥之感。正如西贝指出，米尔盖特这首诗和他的现代绘画一样，诗中的意象丛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强有力地向各个方向伸出意象丛的触角：向着幽冥的宇宙、大地的白骨；向着原罪的赭石、人界的黑色；向着树根、沙穴、太阳的吼叫以及雨的手指。读着这首在涌动的激情中饱含历史沉思的诗，我们很自然地被它的意象煽动着，好像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了意象丛的基底，似乎每一颗汗毛都像纤维丛一样竖立起来。 显然，西贝很早就非常关注诗歌（包括英语诗歌）中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与诗歌寓意的纵深走向不同，诗的意象丛就像一片花草丛，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有自己的颜色，都是自己的终点，形成了多维的非平庸意象丛。意象的众多有时能够带来某种量变到质变的效应，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象生成的非平庸性。 诗学专家吕进教授认为：“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不可说’的无言的沉默。”（见他的《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一书）西贝说她对此深有体会。想要传达内心的这种不可言说的悟真是很难，而借助于诗的意象丛，横向铺展，往往能帮助诗人通过再现那些闪烁不定稍纵即逝的幻象最终来传达心头的感悟。 第五节：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哲理思考：西贝与高行健共鸣 《静守百年》中许多诗篇，就像这两首可作为西贝诗论范例的《玻璃中的女子》和《当轮到我们》，都非常洁净，纯粹，而且，要进入她要传达的心头感悟，读者似乎需要努力通过一堵墙——一堵在那里竖立着的抽象性的墙。的确，西贝诗作散发着来自数学的影响，抽象性把她的诗与数学拉在一起，进而西贝巧妙地将抽象的诗思化为意象，以其意象透露诗思。 那么，西贝诗作与空间艺术的绘画疏远吗？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自从18世纪德国美学家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他编著的《拉奥孔》（Laocoon： An Essay upon the Limits of Painting and Poetry，1766年出版）一书中论述了他关于“诗与画的界限”的观点，在西方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也为中国许多诗评家所接受。但是，虽然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诗画之间的异质性，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推倒“诗画本一律”的基本理论。具体涉及到西贝的诗作，以及下面要涉及的高行健的水墨画，莱辛提出的“画只宜描写，诗只宜叙述”的见解，就更是可疑了。 《静守百年》正文前，有七幅配诗画，为悉尼画家兼作家吴棣所创作。这为诗集作序的新加坡诗人学者陈剑先生注意到了。他在序中说，吴棣的插图恰到好处地烘托了西贝诗的意境。诗人和画家共同呈现的双重空间，既平行又交织，虚实结合，达到了语境和视觉完美互动的艺术高度。（见陈剑《静守百年》序，《叶尖水珠透析的生命》）而我，当然更感兴趣的是西贝作为诗人的配画诗。去年（2017年），西贝给我一组题为《水墨之境》的诗作，让我在《澳华新文苑》上发表，这组作品就是为高行健一组水墨画配诗。 对这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刘再复先生给以最高的评价。他说他发现高行健前后至少有四次了不起的“人文发现”：发现二十世纪的“现代蒙昧”、发现自我的地狱乃是更难冲破的地狱、发现“脆弱的人”，以及发现对立两极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第三空间（也可称作“第三地带”）（见刘再复，《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华文文学》2017年5期）。本文当然只能简略谈及高行健的绘画。而在这方面，刘再复也指出高行健找到一个前人未曾认识到的宽广领域，在抽象与具象之间，诉诸提示与暗示，提供了一派难以捉摸而极为丰富的内心影像。向来以黑白水墨作画的高行健，其笔触自有光和影在画中涌动，从其心灵最深处勾起，是模糊又难以言喻的身影与记忆。高行健本人，比较自己的文字，对其画作也有更高的自我评价。他在其论著《另一种美学》中这样说：“语言是自我藉以成就意识的工具。言辞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局限；表述明确的逻辑藉此得以产生，辩证与哲学也因此得以形成。绘画则是直呈内心所见(即心象)，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 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水墨画《奇景》（《Miracle》） 作为诗人，西贝非常赞赏高行健的“接棒继续上路”的水墨画。西贝在她的组诗《水墨之境》的前言中说：“高先生的朦胧与半朦胧的水墨色泽和光晕，留给我们广阔的空间于潜意识中去体味，然后那些不期而遇的感悟浮出心的水面。这样的感悟可遇而不可求，蕴含着瞬间一切的可能性，超越了智慧，带来无限的诗的遐思和沉浸。”又说：“高行健先生的水墨画总是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每幅画都像是一首诗。神秘的静寂与苍凉，无论抽象或具象，都以某种独特的韵律震撼心底，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澳华新文苑》811期，2017年9月30日）且看看西贝如何在“一种莫名的感动”下，把高行健一幅画译成一首诗。以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命名为《奇景》（《Miracle》）的一幅水墨画为例，西贝以这首也题为《奇景》的诗作表达她的解读——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 跟随一滴水/进入神的王国/古老的真理  秩序/永恒的气息降临//而她是否还能再变作女神？/乳汁里混合着爱与死//直接回到原始的山林/灵魂裸露着她的不幸和隐秘/天国最后的甘泉/凝固了光明和黑暗 高行健把作画当成物我两者的凈化。凈化结果油然而生孤独感。他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孤独就是其主旨与圭臬。两部小说的文字，把孤独感传达得非常出色。而他的绘画，则像他自己说的，“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在高行健2006年创作的《世界的尽头》（《The end of the world》）中，我们看到，即便画中的人不是单个而是复数，画里却没有“他们”，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孤独且要面对孤独的人。对于高行健来说，复数本质也许根本就不成立，在天地之间，在或坚实或悬浮之间，只有单数的个人才有可能成立和存在。这是何等的孤独！但这又何尝不是伟大的所在。西贝显然在心里产生高度的共鸣，虽然有点沉重。她告诉笔者，看过高行健的小说，比较而言还是高的画作给她的触动更深。“是高行健画中的孤独和虚幻感与我产生了很大共鸣。”（西贝给本文作者的电邮）西贝也和高行健一样，张扬孤独。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自述《看哪这人》中那篇《我为什么这样智慧》第八节说过：他整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盛赞孤独的酒后狂歌，或者，假如人们明白了他的意思的话，是一首赞美洁净的歌…… 的确，对他们而言，赞美“孤独”就是赞美“洁净”。而洁净正是西贝意象的本性。 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水墨画《双视图》（《Double View》） 人说高行健水墨画表现出了一位“怀疑者和洞察者”在文字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不断作哲学思考，作品具有不可排除的哲学层次。他的写意水墨画中，呈现的不仅仅是具象，呈现的是他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现状的形而上思考。西贝显然深深理解了。她说：“他（指高行健——引者）的绘画和他的文字一样冷静而深含寓意。他把人生的孤独和求索在黑白颜色的层次中透析升华，心灵的观照指向宇宙万物的奥秘，静谧中散发着禅宗色彩。禅悟本是非传达的，而高先生的画笔正是在高于理智近似幻化的空间中以心传心，仿佛能让人走回到天地混沌未开之始，去触摸宇宙万物的本源。”（澳华新文苑》811期）她为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双视图》（《Double View》）水墨画配了这样一首同题诗作： 或许梦就像一些窗口/最接近所谓的平行宇宙/双重的时空/一些迷路的形影/在不同的维度里穿行/各自卓越着  深邃  宁静//并相互叠加  纠缠/回到原始图腾古老的本原/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同的过去和未来/神话  瞬间再现/拨动死水深潭里的心弦 第六节：西贝意象与女性诗写：在细腻感触之上的有关完美与生命的悖论的哲理思考 《静守百年》分为五辑，《静寂》、《身世》、《风景》、《草木》这四辑是新诗作品，一共一百零三首；第五辑《古词新韵》则是基本上为2015年所作的七十五首古词。纵观整部诗集，不管新诗也好古典诗词也好，特别是古典诗词，不少作品，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阴气”，很容易看出是出于女性之手。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个局限。但对于一个作者，这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每个人都有局限。而且，我这里所说的“阴气”，绝非贬意，只不过说明一种特性；而且，这种特性，经常陪伴的是柔和、静好、美丽、委婉、温馨……诸如此类。基于此点，我不太喜欢西贝那首被吕进在他的序中作为重点高度称赞的《小白鼠》。这首诗描画小白鼠被解剖的过程：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受够折磨，流尽鲜血，变成了垃圾箱里的白色尸体。吕进当然说得对，“这种对于痛苦的小白鼠的悲悯情怀，来自女性的敏感和细腻”，但诗里现出的这种“细腻”，似乎有点让人不适。还有，诗中直接道出：“你蓦然想到/从痛苦中分离禅的过程“，也太露骨了，近乎推销，难以打动人。西贝诗写，似乎也不好像陈剑在他的序中说的“很具备所谓女性主义写作的意涵”。窃以为最好不要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归结西贝的诗作的特性，主要的一点是，女性主义异义太多因而异议也太多。 说了以上这些，我便要指出，读者可以发现，并会不由得发出赞叹，西贝在她许多诗里，把女性诗写推至到一个何等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境地。 从她一起步来说吧。在《草木》这辑，有一首《无花果熟了》，标明发表于1984年，可能是她的处女作，起码是她发轫时期的作品： 微雨 黄昏是昏黄的/在窗前我等候妈妈/窗台一颗紫色的无花果/无花果熟了//无花果 梦里也在长大/而她是太晚熟了/黄昏露出疲倦的微笑/妈妈  无花果是甜的吗？ 无花果“梦里也在长大”，诗中洋溢着对母爱的沉醉，似乎还让人感觉一种少女特有的淡淡的幽怨和愁绪。写作此诗那时，西贝是一位涉事未深的少女，但如许多论者所说，此诗却出奇地开始“成熟”了——以成熟的诗艺呈现晚熟少女的心境与动静，呈现一种优雅平静而且略带几分虚幻感的色彩氛围。她的诗歌正是在这种情感体验基础上营造出了一个充满幽闭色彩的个人世界。 之后，三十多年来，西贝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有了许多阅历，诗艺更加成熟了。前文所论述的《玻璃中的女子》，是1994年的作品，而199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其中一位撰稿者、文学评论家周可教授，就对此诗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这首诗借助于象征的巧妙，运用诗歌表现方式的超验性追求以及简洁明晰如同数学方程式一样的形式构架，对女性命运及女人自我身位作出哲理性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情绪性体认。诗中，西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将现代女性的命运聚焦在精美的橱窗模特身上来加以把握。大块的橱窗玻璃隔开了诗人与对象的距离，进而也阻碍了诗人的情感投入，因而也就在避免了诗人情绪化倾泻的同时强化了诗人远距离的“出位之思”。玻璃橱窗中女子的装束和姿态虽然华丽而优雅，但却掩盖不了其无生命的苍白和冷漠，而她如果想去争取获得自己的生命，那么她又将以牺牲美丽为代价。周可指出，在西贝笔下，美丽与生命竟以如此难以协调的悖论形式浓缩在女人身上，不仅显示了诗人对女性现代命运的深刻揭示，其内涵的抽象度几乎达到了一种寓言式的高度，同时也是诗人思维方式日趋形式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表现。正像有的哲学家所说，数学之美，美在抽象。而西贝的这首《玻璃中的女子》所呈现的美，恰恰具备了这一素质。 《静守百年》第二辑“身世”中，有一首题为《杯子》，也是西贝女性诗写的范例，这是诗的最后一节： 为什么你要触动/这最后的/脆弱的/完美容器？/把它放回到托盘上/看上去它完好如初 诗中，通过“杯子”这本来完美容器的破裂，暗示生命不堪一击的脆弱，而它在破裂的一刹那所发出的“轻微的声音”，则如同生命毁灭瞬间的叹息，或许，那张“托盘”，才是它的归宿。如周可所指出，无论是《玻璃中的女子》中那漂亮的橱窗模特还是《杯子》中托盘里精致的杯子，都是西贝感知女性现代命运的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具体形式，它们在西贝精神世界中出现并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以致于最终成了诗人进行女性自我定位的最佳坐标。凭借这一坐标，西贝在诗中对女性在现代生活中的尴尬处境——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共存——作了一次简洁抽象的提示。这里有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还有，西贝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西贝女性诗写的意象，显然充满在细腻感触之上的哲理思考。 西贝诗如其人，人如其诗。她为人低调、沉静、简约，还常带着少女般的羞涩。这成因恐怕超出数学专业训练，也许源自她个性中天生的谦卑，甚至如陈剑在他的序中说，还可能与她从小贫血多病有关。西贝在《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这样的自剖：“形体越来越令人羞愧，不祥的预言直达心底”，她希望能突破自己，从而“小心翼翼，想借强化的光线，穿透一条幽闭的通道”，然而，“穷极了所有的方式，难于启齿，永恒的谜团，而沉静、简约、淡到极致，构成一个温柔慰籍的空间”。 吕进在他的序中说得好，欣赏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就是在和一位富有教养的女诗人对话。在喧哗的世界里，她宁静地守护着自己的内心。她不拒绝对日常生活的表达，而是从表达里显示出，她从寻常的事物里寻找诗美的能力，寻找心灵的栖居地的能力。 第七节： “有我之境”抑或“无我之境”？西贝意象与中国传统诗论 西贝在意象上着力，她的诗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独特的意象，把我们带进一种奇妙的意境，让我们深刻感受她所达致的审美境界、精神境界。她的确善于营造意象，或者准确地说，那绝不是刻意营造，而是流自她内心深处的隐喻，是她自然而然的具体化了的感觉。意象能力是判断一位诗人高低文野的重要标尺，西贝的诗艺常常让人赞不绝口。 再试试赏析西贝另一首诗《雪》： 雪落在冬天的路上/多么喧哗的街道/行人和他们的孩子走来/雪僵硬了 凝成一片透明的冰//雪落在隆起的屋顶/多么温暖的房子/雪  融化为晶莹的泪/顺着屋檐滴落//雪落在荒凉的山野/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她静静地绽放/一片洁白的完美和遗忘 吕进教授为《静守百年》作序，其序的标题是“洁白的完美与遗忘”，就是取自西贝此诗的最后一句。他极其欣赏地说，这的确是雪，它落在路上，落在屋顶，落在荒野。但是，这更是诗歌世界的“雪”，它是泪滴，它能绽放。在“雪”的背后是诗人，一位女诗人对洁白的向往：“太阳照不到的”人生和世界的洁白。由《雪》及至西贝其他诗作，吕进觉得，无论写内心状态，写身世，写风景，还是写草木，西贝的运笔方式多是“现实的心灵化”。用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的话，她是在“以心击物”，所谓“击物”，就是以“心”去分解“物”和重组“物”：物因心变，变得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她笔下的世界就这样变成了她的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崭新世界，然后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的，使“物皆著我之色彩”。吕进认为：“以心观物，是西贝写诗的基本方式。”周可教授同样赞赏这首诗。他说，西贝在《雪》中呈现一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在繁荣喧闹的大街上会变得僵硬，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又将融化成水，只有在孤独寒冷的空旷原野，雪才成为雪，冰雪之美才会显得那么纯粹而清高。显然，在《雪》里，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 从《雪》的解读，可以进而议论一下“意象”、“意境”、“境界”这三个诗学和美学术语。在中国诗论上，这三者有许多讨论，也有些不同见解。 何与怀博士在西贝诗歌研讨会上发言。 一般认为，意象既指称作为名词的客观“物象”本身，又肯定意象是意中之象。或者如艾青在他的《诗论》中所说，意象就是“具体化了的感觉”。或者说，物象是客观存在，然而进入诗人的构思，经过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两方面加工，物象便成为意象。或者我们再加上一个概念：“语象”，视之为诗中存在世界的基本视象，包含物象，并包括物象以外的“象”，这样，意象是经过诗人构思由若干语象的陈述关系构成，其结构形态有主次式、辐射式、并列式等等。这样，意中之象，情景交融，由此构成一个包含着意蕴于自身的一个完整的感性世界；而意境，作为意象的总和，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意境是中国独有的一个诗学和美学术语。 关于“境界”，现在这一概念已成判断艺术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已成为一个有高度和深度的层级概念，被套进诗词画照音乐舞蹈戏剧小说甚至体育建筑多种门类，表达作品所达到的审美层次、精神层次。不少学者把“境界”和“意境”混为一谈，而我倾向认同更多学者的这个观点：这两个概念虽然的确有相通之处，但也需要加以区分。综合各论者观点简述之，“境界”可以和“意境”做以下的区分：从艺术范畴的界定上看，“境界”的本质是客观的“景”和主观的“情”两个元质构成，而且这两者都是“观”即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而“意境”强调“境生象外”（刘禹锡），“余味曲包”（刘勰）。从艺术理想的追求上看，“境界”主“真”，且带有浓厚的西方哲学中的“理念”色彩，实为“理念”的“真”；而“意境”主“美”，其基础是“天人合一”的东方生命意识，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积极的生命态度和超脱精神。从思维方式上侧重点上看，“境界”偏重于抽象到具体，是对理念的具体感性的呈现；“意境”则偏重于具体到抽象，是通过有限的具体的各种艺术要素来传达一种无限的抽象的宇宙意识。作为美学范畴，“意境”或“境界”都是一种情景交融而又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作为哲学范畴，“境界”则进而透示人生境界，其最高形态是一种诗意的存在方式。 总而论之，作为艺术审美符号的“意象”、作为艺术审美判断的“意境”，与作为生存价值判断的“境界”，三者之间是各自独立而又交叉融通的关系。 王国维的《〈人间词乙稿〉序》一文所体现的理论是“意境论”，主要流露出西方式的分析推理倾向。他的《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是“境界说”。王国维认为，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无法分解。他的境界说强调与情、景二要素相对的“观”，亦即心灵境界；文艺作品的境界只不过是诗人心灵境界的物态化，是艺术家对于心灵境界的一种肯定方式。王国维推崇“境界”，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他还认为，多数诗人只能创造“有我之境”，只有杰出的诗人才能创造“无我之境”。王国维推崇“无我之境”，表明他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境界。 作为《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王国维的“境界说”既是他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这部著作虽然继承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着重直觉感悟和经验描述的特色，但这是他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评论。从他这两种著作分析看，他的“境界说”是在其“意境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立足于中国传统，融合了西方理论观点，从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 那么，试问：西贝的《雪》所呈现的是王国维说的“有我之境”呢抑或“无我之境”？按前面吕进教授的分析，似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那么，相应而言，诗中应以情为主，多半是情语，感情外露、强烈，是“显我”，是物的“人化”即感情化，文学创造主体色彩浓厚，而对象主体“物”受到改造痕迹明显。但通读全诗，似乎又并非如此。此诗以景为主，大体是景语，感情冷淡、内蕴，是“隐我”，是人的“物化”，感情自然而然流露于物的如实描写中，文学创造主体色彩相对淡薄，外射于对象主体内容与自身意蕴和谐融合。这又似乎是“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全诗的基调绝非宏壮而是以优美见长。如此看来，西贝诗作意象所营造的意境以及所达致的境界很值得考究。 第八节：《悬浮液》：一个解读西贝意象的有趣的例子 为西贝《静守百年》写序的吕进教授和陈剑先生刚好是我敬重的两位朋友。一位是重庆西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该校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一位是新加坡著名学者、诗人与评论家、国际诗人笔会创会诗人与主席团成员。两位诗学造诣很深，不过我还想就他们在其序中都提到的西贝的一首诗再请教一下。这首诗是《悬浮液》： 悬浮液/细小的油珠/漂浮在水中//它们 永远/不会溶于水/任凭你怎样搅动//它们悬浮着 漠然/带着游离的孤独 陈剑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沿着铁道》的诗一起解读。他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只有长长的夕阳/把草的手臂伸向铁轨/让列车带上她的乡梦”，于是认为《悬浮液》也同样透露：“移民的生活有些艰辛，南十字星空下的乡愁是浓的”。吕进的笔墨更多。他觉得《悬浮液》很精彩。为何精彩？他说，诗在笔外，情在墨外。诗笔落墨的地方不一定是诗人想告诉你的，写的是悬浮液，实际上是在倾诉一种惆怅，倾诉一种游离的孤独。吕进也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无根的植物》的诗一起解读。他也是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美人鱼在海底不停地弹着琴/ 歌里歌外 漂泊的游魂/唱着叶落归根——”。于是，《悬浮液》让他得出这样的感觉：“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 很有意思的是，周可教授在他参与编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介绍澳华文学时也对西贝这首诗作过评论。他是把这首诗和西贝另外两首诗《杯子》和《雪》连在一起作出解读的。在《杯子》一诗，诗人从杯子坚硬的质感和细腻的触觉入手，象征性地写出了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但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周可认为，这也就是《悬浮液》一诗中所揭示的境界。毫无疑问，诗人所写的这种“悬浮”可以看成是一种拒绝同化的生命姿态，而从其“游离的孤独”状态中，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周可进而指出，《悬浮液》与前文论述过的《雪》中所表达的情感一样，西贝呈现的也是这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 我个人感觉，周可对《悬浮液》的解读，可能更接近西贝在她诗中以“悬浮液”这个意象所传达的意境和境界，这也是出于我对西贝个人气质思想的感觉。的确，《悬浮液》的境界大大高于世俗的一般异国乡愁。而且，请想一下，如果按照吕进所说，“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那这种命中注定绝对无法调解的乡愁以及在这种乡愁压抑下的生活也就太悲催了吧。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这些成了澳大利亚公民的华裔民众如何在这个新的家园生活下去啊？！ 还可以再议论一下。 何与怀博士与吕进教授、梁上泉先生（左），蒋登科教授（右）摄于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 注明写作日期是1992年5月的《悬浮液》是西贝刚刚移民澳洲第二年的作品。诗人来到这个说英语的西方世界，一下子有个适应的过程，在她一些诗中流露几许乡愁非常正常。不过，中国国内的人，最好不要想当然过分地夸大这种情绪，特别在当前“地球村”时空背景下。因此，吕进在他的序中说西贝的《无根的植物》这首诗不由使他“想起菲律宾诗人云鹤的名作《野生植物》”，也不由得使我生发一些微词。 “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华侨”（吕进把原诗中的“华侨”改为“游子”，可能笔误）——云鹤这首题为“野生植物”的诗，历来被称为“华侨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以“野生植物”这个意象象征“浪迹天涯、无所依归”因而可怜巴巴的华人，一直被中国许多诗评家反复称赞。但是，就整体来说，在今天这个意象并不准确，而且极其有害。世界各地华人生存状况，早就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时代，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会逐步养成全球眼光，做一个“世界村里的世界人”，抱持世界主义，抱持普世价值，使自己当下的生活更具有可信度，更具有充实感。还有，必须指出，“华侨”这个词绝非等同“华裔”或“华人”。而多少年来，甚至直到现在，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华侨”这个词却还是错误地甚至是故意错误地广泛使用来统称居住世界各地的华人，好像他们只不过是暂时在那里“寄居”但仍然是中国统治者管辖下的顺民，完全无视他们甚至已经好几代是所在国的既享受权利又力尽义务的公民。 吕进在序中进而把“文化全球化”称之为当下“一个流行很广的伪命题”，这就进入一个大问题了，这一发挥就更值得商榷了。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第九节：以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 歌德曾经下了断言：诗不可译。西贝也认为，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包括音乐绘画文学等，或许诗歌是最难穿越不同国度的。的确，所有译诗者都有共识：译诗之难几乎有如登天。不过，我在一篇题为《一个挑战》的文章中也同时指出，如果我们不作极端的要求，像歌德所说的“两种翻译的原则”那样——要不把外国作家移居中国，使他们变作中国人；要不自己跑到外国去，去适应该国的生活条件、语言音调和特性——那么，译诗是可能的，译得好也是可能的。我在一篇评论美国华裔诗人非马的文章中说过，比较而言，非马的极其重视意象的诗章可以比其他很多诗人的作品较少困难地翻译成另一国文字，他自己就把自己不少诗作非常精确并且传神地译成英文。同样，西贝的诗作也是这样。 事实上，西贝爱读英语诗歌，自己也很喜欢用英文写诗，有时亦在从事中英诗歌互译。早在1995年，她第一次写的双语诗发表在悉尼大学的《Collage 1995》期刊上；她有一首英文诗《Red Spider》曾获Australia Scribblers National Literary Competition 2013-Poetry诗歌佳作奖；她用英语写的文章曾被选入澳洲出版的英语书籍《Lu Xun and Australia》；她还曾把雷平阳的诗译成英文发表在《当代国际汉诗》2016年4月的期刊上。特别是，她的《静守百年》诗稿提交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时，原来连带还有英文诗稿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考虑国内读者范围，把英文部分去掉了。诗稿中有些诗她其实是先用英文写出，然后再译成中文，比如《帆影》等诗。希望《静守百年》能够尽快出版一个英文版本，我相信其他族人会欣赏的。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西贝把一些诗作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用以证明自己的诗观。其中一首诗，为一位澳大利亚希腊裔诗人尼克斯·诺米克斯（Nikos Nomikos）所写，收在他的诗集“Noted Transparencies”(《显著的透明》，trans by George Mouratidis ，Owl Publishing， 2016)，西贝中译如下： 今天，当美丽世界的庆典开始，/带着所有斑岩一样的心脏，/带着良好的愿望，他们呼唤我的名字，/用扩音器（好像我是个聋子）/他们向我展示旅途的行程，/快点，亲爱的兄弟，他们告诉我，/波丽妮娅正吹着口哨将带你上船。 西贝指出，诺米克斯这首诗，没有丝毫的奇语，甚至没有什么形容词，诗从希腊文被翻译成英文又被她译成中文，因为文字平易，多次转译也不会有质量的损失。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这首诗正是因为在诗人平易的文字后面，通过庆典这一通透的意象，传达了一种局外人与这个喧嚣世界相隔甚远的对孤寂的沉湎和迷惘。这也恰好表现了很多现代人常常怀有的对外部世界的陌生感以及置身于边缘生活中的游移与逃避的矛盾感触。西贝觉得，此诗的超现实主义很有感染力。她读过很多人的诗感慨遗世的孤独，对此都已感到麻木了，但这首小诗却深深地触动了她，甚至让她的眼中充满泪水。心灵的共鸣在物象和超验的多维空间产生，这就是诗歌意象的力量。诺米克斯诗集的名字“显著的透明”，也让西贝很喜欢。通透的意象，朴素真切来自心底去除辞藻包装的诗歌意象，能让地球上被不同语言和国界隔开的空间变得透明，能让诗本身的光芒在广阔的大地上穿行无阻。 西贝在谈到诗的“莫比乌斯带”时，也引用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一首题为《落雪》的诗作，此诗收在他的诗集英译版本《The Great Enigma》（《巨大的谜语》，trans by Robin Fulton.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一书中，西贝把它再转译成中文： 葬礼接踵而来/就像驶近城里时/那越来越多的交通灯//成千上万的人/看着地上长长的阴影//一座桥/慢慢地把自己架起/伸向苍穹 西贝说，这首诗有着多维的意象：雪、葬礼、交通灯、阴影、桥，看似各不相关，有人甚至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跳跃太大，费解，而翻译家罗伯特·布來在题为《半完成的天国》的序言里说得好：“我們之所以感触到他诗歌里阔大的空间，也许因为他每一首诗里的四、五个意象，都來自灵魂深处那些隔得远远的源头”；颁奖的瑞典学院也指出：“因为透过他那简练、透通的意象，我們以崭新的方式体验现实”。西贝完全同意。她觉得，正是这些多维的意象神秘地唤起我们有时是不自知的某种深处的感觉，精致的关联带来心灵隐秘知音的感动。她最为欣赏这位诗人的平静和客观，那种不带评判的观察其实是人类智力的一种极高的形式。他的这首诗就像题目中的雪一样地静和冷，对接踵而来的葬礼没有悲伤，也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意象的流动或跳跃，蕴含内在的知性，诗人以他纯粹个人的细微的体验映射出人类永恒的疑问，能让读者的联想向深处延伸。不同的人，可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唤起不同的感怀或共鸣。西贝进一步指出，跟随诗中一连串的意象，以及平实文字下流动的幽深的感觉，仿佛是被诗人引领着走在一条生死回旋之路，极像是走在“莫比乌斯带”上，从生的层面到死的层面，再到生死合一的层面，直觉和理性在这里不期而遇并得到完美的统一。 2018年9月，西贝在美国密苏里河边。 西贝成长于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不但包括新诗也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其精髓都融化在她的血液里。但同时，在澳洲生活多年的她，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诗歌意象，有着极其敏锐的领悟力。潜移默化中她兼收并蓄中、英诗歌的长处。例如，可以看出，西贝诗作，其意象的营造，具有西方诗歌象征主义的倾向。进而论之，对于生命的无常，命运的荒诞，西贝意象背后，往往藏着独特的哲理沉思和阐释并升华形成深层意念，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是深具“禅”的意味；而在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中，如陈剑所说，西贝应该受到尼采和艾略特的影响，并演化出自己对生命的禅悟。生死存亡可谓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象征主义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一个最佳实例。至于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对生死存亡更是这样阐释：“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 西贝的诗写及其探求之路，也许可以向我们证实：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表现人性以及人类共同抱持的普世价值的文化，包括对文学中的诗歌意象的感悟，是相通的——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西贝自己也说，富有蕴涵和寓意的诗，言之有物，是诗人选择意象的渠道来捧出自己的灵魂，而因为人类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感受是相通的，因此在翻译体中很少会有质量的流失。这样的诗既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超越了语言的隔膜，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声音。前文讨论非平庸意象丛时，引用了罗德尼·米尔盖特的《莫那若的风景》这首诗。西贝极其尊敬这位澳洲诗人。她在1996年《纸上的脚印》发布会上见过米尔盖特先生，他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高大沉静温和。2014年米尔盖特因心脏病去世，西贝看到消息时，在脑子里回旋着他的诗句：“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第十节：静守百年：怎样才能承受真相？ 2016年9月12日，南溟出版基金为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举行新书发布会。这是会后部分与会者合照（西贝前坐右四）。 很多阅读过西贝诗集的人都在想，西贝是怎样想到为她的诗集起名“静守百年”？整部诗集没有一首诗以此为题，不过，诗集第一辑“静寂”开首第一篇《白杨林》，诗的最后倒有被诗人选用来命名这本诗集的四个字——“静守百年”： 白杨  树干林立/压缩的空间/纵深的距离/那么多眼睛和嘴/阅尽一切 缄默无语/述说和请求的能力/转化为他们站立的方式/沉默  沿两个方向伸延/向上是炫目的光圈/向下是脚趾的探寻/穿透深不见底的黑暗/苍然静寂的森林/怎样才能承受真相？/破译的密码/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深深浅浅 静守百年 “静守百年”，让人有说不尽的联想，这个书名当然就是诗人对整部诗集一个精髓概括，可谓又美妙又准确。正如悉尼作家张劲帆在《品读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说，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西贝可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的生命定义为世界的冷静观察者，静静地守望，静静地冥想，静静地书写，诗集中的第一部分以“静寂”来命名，似乎也印证着这一点。 悉尼诗评家进生写了一篇《白杨林》读后感《怎样才能承受真相？》他说，被西贝诗句引导的想象，附着在白杨林的特质上，是展现人类精灵般的诗意与比拟。破译的密码，深深浅浅，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人生自然也得承受真相。破译人生的密码，又该写在哪里？有了白杨林的启迪，回答应该不难。 但是，要猛然一下子就读懂西贝的诗，有时真的却是很难，原因就在于西贝善于把握意象，使之跳跃，使之潜沉，交叉反复，就像数学演算一样深奥莫明。张劲帆在他的文章中说，西贝喜欢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起来，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去解读，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些读者可能会产生厌倦和疲劳。陈剑在他的序中也说，意象的阐释有时并不是十分好理解。如果不能从诗句中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有时真是不容易读懂那些诗。那些诗具有朦胧的意象而使之变得隐晦，反复读才能突然豁然贯通，然后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诗人的哲思。比如《面具》这首诗，既抽象又形象地描述了人的另一个面孔，那个面孔带着最初的爱和痛楚，带着惶恐和羞愧，有时会像幽灵一样走出来，唤醒生命中深藏的最温柔的隐痛。诗写得似乎深奥，但又何其奇妙： 一张苍白的石膏的脸/曾挂在壁橱后面/后来它被留在阁楼/再后来它被你遗忘//一个孤寂的黄昏/你恍惚看到/它在阁楼的门缝张望/一晃 就不见了//你走上阁楼/在突降的沉寂中/听到它低声说/不要开灯/不要驱赶我的阴影 《面具》插图（澳华画家吴棣作品） 话说回来，不管如何赞叹西贝意象如何纯净、简洁、含蓄、深刻，也不管如何感到她一些诗中意象如何费解，她的诗就是她的诗，是诗歌百花园中一种，就是那么一种，值得珍惜的一种。一方面，不应因为西贝的《静守百年》的成就，便把它彰显的自然、美好、纯净等品性看成“让诗歌重回”的唯一的方向；另一方面，不必要求她为了迎合读者而自行改变诗风，只希望她在自己风格上更上一层楼，使自己这独特的一种更加完美。而作为读者，欣赏西贝诗作，的确是需要一点文化准备的，甚至有文化也不一定成——至少你不能在繁忙杂乱的时候读，不能在心绪不宁的时候读。 走笔至此，我不由得想起西贝组诗《水墨之境》其中的一首她为高行健于2006年创作的水墨画《The End of the World》所配的诗作。她这首诗，题为《世界的尽头》，似乎让我顿时深生感悟： 在世界尽头的路上相逢/走向天地浑然的神性//而光阴  把我们/涂抹得面目全非/只有凭熟悉的痛苦/ 辨别你的身影//寂静  在全程闪耀/向同一方向移动  不约而同/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 是谁在把我们引领 也许，为了试探西贝诗意，我们也要静守百年？也许，也要在世界的尽头，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是谁在把我们引领？当然，我知道，此刻，我因极度欣赏而夸大其词了。 注：本文所引诗作及论述，除非另有注明，皆出于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4月）及她发表在中国诗刊《星星》2017年11月中旬刊上的论文。 Post Views: 422 […]
2024年11月22日小説作者：沈志敏 （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获奖作品 ）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街上没有几个行人，脚步匆匆，走向各自的去处。 有一个穿着旗袍的女青年闯入了这条街，就像一头惊恐迷路的小鹿，她没有去处，也没有方向。因为在几个小时前，她刚从巨福路的一处花园豪宅里出走。在大上海这个迷乱的城市里，她从这条马路走到那条街，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几十条马路，也许是半个上海滩。她的颈上是一条白色的围巾，腋下还夹着一本书，那本书也无法把她领向一个温暖该去的地方。 寒流袭来，冷风嗖嗖，梧桐树上已经见不到一片叶子，枯黄的树叶在地下打滚，在她的脚下围成了一团。天空中的白云一片凄凉惨淡，越来越黯淡，好像要下雨。不，已经有稀疏的雨滴，一滴一滴地从天上飘向大地，其中有一滴飘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和天上云色同样的苍白，大脑已处于半麻木的状态，不知道东南西北，更不知道应该再走向哪一条街？一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在她背后响起，惊动了她，她转过脸看见了一个穿邮递员制服的人就在自己身旁，那顶帽子下面，是一张年轻人的脸。他问她：“你在等人？”她摇摇头。他打量了她一下，又问，“你要去哪儿？”她轻声回答：“我也不知道。” 他推自行车要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因为有几滴雨也飘落在他的脸上，他对她说：“天要下雨了，你没有雨伞，应该躲躲雨。” “躲雨？”她的声音很无奈。 他说：“街对面的那间屋子，就是我的住处，你可以去躲一下雨。” 她看着他的脸问：“你说街对面的那间屋子？” 他回答：“是的，就是街对面的那间小屋。” 这时候一辆黄包车从街上飞奔而过，黄包车夫也不愿意在这种气候下拉客，想快点赶回家去。 没有几分钟，天色又增加了一层灰暗，雨滴子更密了，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了。她跟着他走过了那条七八公尺宽的街道，似乎是趟水过了一条小河，有点儿凉，也有点儿怕。 他用钥匙打开一把挂锁，推开门，“嘀嗒”一下拉亮屋里的电灯，那是一个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十几支光的小灯泡。她看清楚了，一间小的不能再小的屋子，大概只有六七个平方米。里面靠墙是一张木板床，床边是一张油漆剥落的木桌，木桌这边有一个熄了火的煤球炉子，煤球炉子上有一个被熏黑的铁锅。当他把那辆自行车推进屋里，两个人再也没有转身的余地。 他把门关上，插上门后的木头插销。她在他插门的时候，“啊”了一声。他转过脸说：“你放心吧，我不是坏人。”然后转过身来，几乎碰到她的身上，他说，“屋子太小了一点，你找个地方先坐下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找，除了床沿边上。在他说话的时候，她突然看清楚桌上有一尊小小的佛像，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一尊袒露着大肚子的笑眯眯的弥勒佛。她拉了一下旗袍，在床沿上坐下来。 这个秋夜特别冷，气候又下降了好几度，好像进入了冬天一般。木门后贴着旧报纸，冷 空气仍然能从破纸的缝隙间钻进来。秋雨绵绵，浇湿了墙上唯一的一扇小窗。两个人都能听到外面淅沥的雨声，和屋檐上掉落下来的滴水声。屋内的电灯已经关熄，但是桌上的小佛像前的一个酒盅里插着一支香，香已燃到一半，点滴火光在黑暗里闪烁，还有一缕清香漂浮在寒冷的空气中间。 她睡在那张木板床上，盖着他的被子。而他只能坐在床沿上，因为屋里没有一把椅子，他的头搁在桌上，两条胳膊当作枕头。他已经把所有能穿的衣服全穿在身上，两件外套，三条裤子和四双袜子，用来抵御深秋的寒冷，他将伏在这张桌子上熬过一个漫漫的寒夜。 他能感到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床板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因为同样的床板也延伸到他的臀下。他猜想在她身上肯定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睡觉前，他并没有问清楚她的情况。他去附近的老虎灶打来一瓶热水，他的邮件包里还有一块饼子，他和她分享了那块 被热水泡软了的饼子，然后他让出了自己的床。他也想到，孤男寡女在这间小屋里，她能对自己放心吗？他正襟危坐，尽量不动弹。倦意来临，他顾不到想这想那，他感到自己快要进入梦乡，那是脑袋搁在桌子上的梦。 他好像听到她在说话，“大哥，你冷吗？你把床和被子都让给了我。”他不清楚自己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他感觉到自己从额头下面抽出一只手来，那只手在她的被子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然后他也听到了自己的说话声音，“你安心睡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的一只手从被子里面伸出来，突然间，握住了他的那只手。就这样，两只手握了整整一夜。 七十多年前，我的外婆就在那间小屋里认识了我的外公，外公就是那个年轻的邮递员。 后来在那一小块玻璃窗上多出了一个“喜”字，小屋就成了外公和外婆的新房。再后来，糊报纸的墙上多了一张胖娃娃的年画，小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啼声，那个小孩就是我的母亲。 外婆早已学会了在门外生火点燃煤球炉子，然后把煤球炉子提进屋里，给这间小屋里增添几分温暖。外公一直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邮递员，那辆自行车已经锈迹斑斑。岁月如梭，中国大地上经过了一次次动荡，政权更迭。 当我舅舅出生的时候，邮电局给外公分配了一间较大的屋子。这间小屋因为实在太小，也没有被收去，仍然留在外公的名下，里面放点杂物之类。外公外婆也经常去那里看看。这个小屋的故事，已经从外婆嘴里传到我妈妈那儿，又传到了我们第三代。 记得我小时候，外婆还带我来过这个小屋，桌上的那尊小佛像还在。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少年的时候就问过外婆，认为出走挺好玩。 外婆笑笑，“你还太小，不懂。” 当我长大了一些，又问外婆：“一个大姑娘睡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小屋里，你不害怕吗？” 外婆说：“起初，我有点害怕，后来我看到了桌上的小佛像，就不害怕了。还有，你外公穿的是邮递员的服装，面相和善。”外婆说起过，待她最好的是她的乡下外婆。她的外婆信佛，每天要在观世音像前燃香。虽然这个小屋里的桌上是一尊弥勒佛像，她知道也是佛。佛和佛应该是相通的。 我就问她，观世音和弥勒佛是女是男的问题。外婆笑了，说：“是男是女不重要，普渡众生，众生有男有女。” 后来，中国大地上又经历了一场浩劫。外公因为在邮电局勤勤恳恳地干了几十年，已经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造反派揪斗他的时候，说他是三青团的特务，利用送邮件的身份传递特务情报。其推理是这样的，你一个小小的邮递员，资产阶级的大小姐怎么会嫁给你？外公说，外婆是自动送上门来的。那些人瞪大眼睛问，“凭什么？你就编吧，特务就是能编。” 外公和他们讲不清楚。在那个年代，许多道理是讲不清楚的。外公被整得身心交瘁，更严重的是医生在外公的身上查出了晚期癌症，治疗也没用，少则半年，多则八九个月，让他在家里等待末日的到来。可是造反派仍然不肯放过他，还要株连“资产阶级大小姐”的外婆。” 家里人商量后，决定把外公和外婆转移出去。造反派三番五次地找上门来，家里人就说外公和外婆出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造反派甚至派人找到了乡下，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影踪，以为外公已经病死了。其实，外公外婆大隐隐于市，就躲在造反派不知道的那个小屋里他们如同回到了以前的岁月，那个煤球炉子还在，外婆又生起了火为屋子里添上几分热量，同时也为外公煎熬几贴中药。桌子上的佛像被包起来藏在床底下，那个年代谁也没有胆量烧香拜佛。 世界上真的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那场浩劫也降温了。外公仍然活着，他再去医院检查，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以后外公又活了二十多年。我好奇地问过原因，外公也说不上来。我问，“是不是外婆煎熬的那些中药起了作用？”外公说，“也许吧”。但那些中药也是很便宜很普通的清凉排热解毒的药草。 “那是菩萨保佑。”外婆一脸虔诚。尽管那时候，那尊小弥勒佛还躲在他们的床下。外公却很幽默，“外婆也是被菩萨送到这间小屋里来的。不然我这么一个穷邮递员怎么会娶到资产阶级大小姐，凭什么？” 那时候我已经长大，再去问外婆离家出走的原因，外婆告诉了我。她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房姨太太，因为吸鸦片成瘾，在外婆七八岁的时候就病死了。后来她的父亲又娶了一房姨太太。虽然，外婆过的也是有钱人家小姐的日子，但并不幸福。她每天听到的都是冷言冷语， 另几房太太明争暗斗，对她这个失去亲娘的小姐更是白眼相加。她知道自己在那个家里，除了作为出气筒外，是一个多余的人。后来父亲为了生意上的发展，逼着她这个刚跨出校门的女儿嫁给一个上海滩上的大亨，去做人家的填房。 外婆把她珍藏着的那本纸张发黄的旧书拿给我看，当年这本书是她出走的精神支柱。这是一本挪威戏剧家易仆生的翻译作品， 娜拉是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名，“娜拉出走”是那个年代青年女子不满家庭的反抗形式，但是走出家庭后，前途渺茫，凶险莫测。外婆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在上海滩上胡乱奔走，没有想到，会撞进了一个年轻邮递员的小屋。 用外婆的话说，那是她和外公的缘分。而在外公眼里，外婆是降临那间小屋的仙女。 后来在上海滩上兴起怀旧风，我也去过乌鲁木齐（旧名巨富路），那里豪宅一幢连着一幢，那些大洋房都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旧宅，我也不知道外婆家是哪一幢？我就去问外婆。 外婆说，“那不是我家，我的家就是你外公的小屋。那里的洋房再大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稀罕。” 从农村插队回来，我在城里一时也找不到工作，感到很失落。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许多沿街的房子变成了商店。那间小屋实在太小，改成店面也不合适，外婆出了个主意，让我在门口卖茶叶蛋。那只煤球炉子换成了比较新式的煤饼炉子，上面是一只很深的钢精锅， 鸡蛋煮熟后，炉子下面的门开一条细缝，只要一点小火，就能保持锅里的温热，又省煤又实用。在这条街上开出了许多小店，小饭馆，食品店，杂货店，服装店，什么店都有。而小屋门口的“茶叶蛋”恰好弥补了一项空缺。煮茶叶蛋的配方也是外婆教我的，用的茶叶是浙江 乡下带来的，除了一定浓度的酱油，配上一点茴香挂皮。四周住的都是平民百姓，茶叶蛋沿街飘香把他们吸引过来，特别是一早一晚，人们上下班的时候，顺手买上一二个物美价廉的 茶叶蛋，边走边吃，味道好极了。我说：“茶叶蛋卖得好，是外婆的配料好。”外婆说：“生意好是菩萨带来的。”她让我把藏在床底下的弥勒佛又找出来，供奉在桌上，特意关照我，每晚要点一支香，就像外公当年那样。 小屋门口的茶叶蛋给了我自食其力的信心，空闲下来，我就读书，温习数理化，兴致高涨时，对着街上叫喊一声：“五香茶叶蛋！”晚上我也在睡在这个小屋里，床头堆满了书籍，看书至深夜，眼累了，就从那扇小窗里看到夜空中的星星，闭上眼睛，脑海里出现了外公外婆当年相识时的情景，心里平添上一层温情脉脉的感觉，进入梦乡。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恋爱了。那时候，上海年轻人谈恋爱的去处是黄浦江畔的外滩，沿江的围栏边，像插蜡烛似的一对接着一对情侣，几乎找不到一处空隙。谈恋爱本应该是两个人的世界，可是黄浦江畔的情侣们，只要嗓音稍微高一些，就不知道谁和谁谈了， 引起隔壁情侣们的窃窃私笑。那间小屋简直成了谈情说爱的奢侈品，小屋里是我和女友两个人的天地，我俩可以放心大胆地温柔。女朋友指着桌子上笑眯眯的弥勒佛说：“瞧，他在偷看我们。”我说：“他喜欢看。”当年，他看着外公外婆的男欢女爱；如今，他又看见了我和 我的女友的情意绵绵。他袒露着大肚子，笑看人间的欢乐，他是在为我们祝福。女友从我的嘴里知道了外公外婆的故事。她说：“我真想成为你们的家人。”不久后她成了我的妻子。 外公比外婆早走十几年。十几年后，外婆已近百岁高龄，她也生病了，不肯住院，也不肯打针吃药。那些日子，她老是吵着要去那间小屋，说外公在那间小屋里等她。我们告诉她，外公已经故世多年。可是她执意要去，谁也说服不了她。如果她一个人住进那个小屋里，谁来照顾她呢？她说她不需要人照顾，她自己能照顾自己，菩萨也会照顾她。我们都以为她老糊涂了。但是没办法，她天天吵着要去小屋，后来闹得白天不吃饭，夜里不睡觉，一定要去那个小屋。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是很随和的，从来没有这样执拗过，我们只能随了她的愿，把她送去了那间小屋。恰好我女儿学校放假，我就让我女儿每天去小屋照顾外婆。外婆外公和这个小屋的故事也已经传到了我女儿那一代。 外婆在那间小屋里只住了三天，就过世了，走的时候很安宁，神态慈祥，脸上还带着微笑。母亲说：“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菩萨相。”我们只才恍然大悟，外婆并没有糊涂，她执意要来这个小屋，真的是外公在这里等她。外公从天上下凡来到这间小屋里来接她。一般来说，人老的时候，嘴里吐出的气息都有一股儿腐朽的味道，可是外婆嘴里没有。更奇怪的是，女儿说，太外婆住在小屋里的那三天，她的身上发出了一股儿只有幼儿身上才会有的乳香味。 至今，人们也说不出其中的原因。那间狭窄的小屋里让外婆得到了一生的幸福。今天，这个世界上到处是一片浮躁的杂音。 中国到处都在建造高楼大厦，上海滩上许多旧房子都被拆除了。那一条离市中心不远的街也被房产商看中了，整条街上的房子都被推倒了，那间小屋也无法幸免。铲车推倒的不仅仅是那些陈旧的老房子，而是把过去和今天撕裂开来。不久以后，那条街面目全非，建造起十几幢豪华的公寓，被上海人称为新贵们的高尚住宅小区。那间小屋算是我们家的祖宅，也补偿到了一些钱，这些钱肯定买不到那个住宅区里面的一间厕所。 在一个晚上，我又走过那条街道。街道已经拓宽了许多，街道上经常有名贵的轿车来往。 我不知道居住在那些豪华公寓里的人们生活如何？但愿他们的家庭像外公外婆在小屋里建立起来的家庭那样，和谐安宁；而不是像外婆以前的那个家，一片纷争的吵闹声，虽然那里是一处比这里的公寓更加豪华的大洋房。 我又抬起头来仰望夜空，当年外公外婆从小屋里透过小窗看到的星星，以前我住在小屋里看到的星星，和如今夜空中的闪烁的星星没有什么两样，星空下面是万家灯火，是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都市的繁华过程就像一匹巨兽，必然会吞噬许多东西。 虽然，街对面的那间小屋也被吞噬了，但是我相信世界上肯定还有不少相似的房间存在。这间小屋已经活在我们家的几代人的心里，让我们家几代人都保持在一种和睦相处的氛围之中，让我们家的几代人保持着平和乐观的处世心态。 这时候，恰好有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夜空，就像在我心中划过…… 沈志敏 – 澳华作家，曾三次获得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Post Views: 225 […]
2024年11月22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本文被收录于作者2023年出版的《嬗变》一书。）   华人来澳已有两百年历史，在此期间，即使零星出现过一些华文文学作品，也很珍贵。就从澳洲一部最早的华文长篇小说《多妻毒》谈起。这部用中国文言文撰写的长篇于1909年6月5日至1910年12月21日在《警东新报》连载，分五十二期刊出。这份报纸的英文名字一直叫Chinese Times，但中文却曾一再改名：开始叫《爱国报》（1902-1904），后来叫《警东新报》（1905-1914）、《平报》（1917），最后叫《民报》（1919-1922），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不久时墨尔本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中文报纸。 《多妻毒》最初连载时作者本来未署名，但从作者其他作品知道他的名字是黄树屏（Wong Shee Ping），又名黄右公或黄又公，笔名江夏二郎，1887年生于广东开平。父兄都在澳洲墨尔本有生意。他本人受过基督教传教士训练，也受过传统中国的教育。起初他在报社任排字员，后来升任编辑，还曾是基督教牧师的领袖。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他，是澳洲国民党的重要党员。他不但要改革中国的政治体系，还主张革新中国的文化，包括反对多妻制，其超前的思想应该是融合了基督教教义和革命的政治思想。还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经领导澳洲华人“维持禁例会”，掀起反对白澳政策的运动。   《多妻毒》表明了作为作者的黄树屏的思想倾向。这是一出悲剧。当年中国人风闻新金山淘金的消息，纷纷以“卖猪仔”的办法登陆澳大利亚。小说主角尚康经过千辛万苦磨难，后来和友人一起做生意成功，享有一定的财力和地位。他在家乡本有结发妻子，但又在澳洲娶了一个名叫俏喜的妾。这个年轻女人成了他在新金山的妻子，在政府登记过的，因此地位比原配还稳固。俏喜完全不理会华人勤俭的传统，生活奢侈，又迷上赌博；而丈夫尚康又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无法制止她，结果破产身亡。这个女人也无法再在澳洲栖身，只得回到亡夫家乡。尚康原配马氏在家乡省吃俭用，攒下了一份薄产，还领养了一个儿子。她宅心仁厚，收留了俏喜，可是这个妾终于因结交了坏人，不但毁了原配和儿子，最后自己也把命搭上。这一家人无一幸存，竟然灭门了。《多妻毒》以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和澳大利亚为叙事背景，通过全知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尚康远赴重洋淘金谋生的艰辛，家中妻子马氏独自生活的不易，并严厉批判了马氏愚守传统以及小妾俏喜谋财害命并最终自食其果。小说不仅反映了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国际局势，更反映了海外华人在新旧文化碰撞中的困顿与抉择。有些研究说，《多妻毒》这个故事发生在澳洲和中国，涉及黄树屏父亲那一代人的历史，也就是淘金热一代。黄的父亲是维州淘金热时期的重要人物，似乎是这部小说人物的灵感来源。小说主角的妻子是一个中心人物，她仍然留在中国，可能就是以作者的母亲或相关女性为灵感，这些女性的丈夫也同样在海外寻求财富。   《多妻毒》是部虚构小说，但也是半历史小说，更如该作品副题所标示，是“社会小说”（A Social Novel）。它所描述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具有确切的历史基础，地理环境讲得也非常真实。从文学角度看，作品展示了华人特别是女性华人在广东和澳洲的生活细节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而它的社会认识价值也很高，它重现了早期华人视角中的当年澳洲日常社会，以及淘金时代以后华人在澳洲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这部将人性放在中心位置的小说，描绘出一幅比枯燥的历史文章更令人难忘的时代图画。而且，它可以充当进入更多学术文献的踏脚石。作者黄树屏显然是在以文学的形式，探讨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探讨身处二十世纪初的澳华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作为，提出当年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文化自信与思想局限的课题。 《多妻毒》是第一部讲述澳洲华人经历的长篇小说，也是澳洲第一部中文长篇小说，甚至也可能是西方的第一部中文长篇小说。它的出现与出版，不但在澳华文学史上也在澳洲文化史上是重要的一个亮点。 2013年，澳洲华裔学者郭美芬博士在其历史研究专著《塑造华人澳洲——城市精英报纸与澳华身份的形成》中，首次提及这部百余年前发表的华人小说，并对其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探讨。2019年，悉尼大学出版社将伊利·芬奇（Ely Finch）翻译的《多妻毒》英译本（The Poison of Polygamy）和它中文原著一起以双语本出版。此后，这部作品不但引起国内外华人研究学界关注，更在澳洲英语文化文学界出现极为热烈的反响。几个重要媒体上如《澳大利亚艺术评论》（Australian Arts Review）和《悉尼书评》（Sydney Review of Books）都有书评发表。书评介绍道，这本由伊利·芬奇翻译的双语版让读者体验到原作者黄树屏独特的叙述风格——他融合了社会批判与道德教训，探讨了贪婪的陷阱及移民在异乡适应的种种挑战。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和革命者，黄树屏借此小说讨论了多妻制、文化适应以及殖民环境中华人移民所面临的社会孤立等问题。书评还说，在关于淘金热时期华人经历的叙述匮乏中，《多妻毒》双语本的出版成了一个显著的例外。而这双语版的意义值得强调，它让澳大利亚读者了解中国-澳大利亚历史中较少被关注的一面。   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外”：在备受期待的2023年新剧季，布里斯班拉布瓦特（La Boite）剧院以《多妻毒》的舞台首演拉开帷幕。剧院宣称，这是一个跨越时间的道德故事，充满谋杀、勒索和背叛的元素。剧院艺术总监考特尼·斯图尔特（Courtney Stewart）不仅将这部大胆的澳大利亚新作编入她的首个剧季，还将亲自执导该剧。结果，这部作品采用了环形舞台设计，于2023年5月8日正式上演。考特尼·斯图尔特的戏剧改编生动展现了社会斗争，突出了华人移民面临的社会挑战，将华人移民的经历具象化，连接了历史与当代澳大利亚的视角，引起了现代观众的共鸣。 《多妻毒》这部小说的重新出版及舞台改编广受好评，不仅重现了这一被忽视的历史，还以寓言般的叙事和犀利的文化观察引发了历史和现代观众的共鸣。 在某种意义上，本文也是对《多妻毒》这部了不起的作品的致敬。 Post Views: 503 […]
2024年11月21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前言：欧阳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才华出众，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他驰骋澳洲英中文双语文坛，成绩斐然，从1991年到墨尔本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出版著作至今，三十多年间竟然难以置信地已经出版各种中英文著作译作多达一百五十种，并获得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创作基金。本文是三万多字的长篇评论《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澳华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欧阳昱的先锋探索意识》中的第四节。全文将收进本人明年出版的新书中。此节提前发表，以就教于方家；另外，对有志于小说写作者也许可以开阔眼界和思路。） 欧阳昱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当然也表现在他的英文小说中。 欧阳昱的英文长篇处女作是2002年10月1日出版的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东坡纪事》，Brandl & Schlesinger出版）。小说中，欧阳昱带领读者踏上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前往中国内陆一个著名的文学小镇。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正在寻找新生活的澳籍华裔诗人庄道，他回顾了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往事，以及导致1989年“六四”的一系列事件。庄道在翻译自己在“六四事件”期间写的中文小说的同时，还为一家澳洲公司做研究。身份、边缘性和后殖民性在这个浓烈的澳华故事中被大规模地探讨。 欧阳昱透露此书就是宋朝伟大诗人苏东波对他的直接影响，书名即是对他的指涉，小说中的“东坡市”即是他熟识的亲切的家乡黄州。但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腊宝、赵红梅认为，当代移民作家如欧阳昱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家园意识”。他们共同撰写的一篇得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AA101214)赞助基金的文章强烈谴责欧阳昱，认为《东坡纪事》暴露了作者迎合移居国主流社会、套用东方主义话语对祖国竭尽攻击的意图（《王腊宝、赵红梅，《“流亡者归来”——评欧阳昱小说《东坡纪事》中的反家园意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页78-82）。然而在澳洲，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可谓一鸣惊人。它一经出版，悉尼大学英文系就把它选为教材，并邀请欧阳昱前去讲学授课。《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认为它“诙谐、愤世嫉俗且粗俗”（amusing, cynical and bawdy）。澳洲另一家杂志《超越》(Overland)则称它“让读者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真相，作品既辛酸、又痛苦、发人深省，还充满幽默与悲伤。”（It confronts the reader with unsavoury home truths and it is poignant, painful, provocative, funny and sad.）《东坡纪事》荣获2004年南澳文学创新奖，并入围2003年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南澳文学奖评审词说： “欧阳昱的作品创新、引人入胜，常常让人不舒服。它从一个移民澳大利亚的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多元文化社会是否能真正实现完全融合的令人不安的问题。”（Innovative, compelling and often profoundly discomforting, Ouyang Yu’s book i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hinese immigrant to Australia it raises troubl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fully integrated multicultural society.） 过了八年，2010年8月，欧阳昱出版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The English Class（《英语班》，Transit Lounge Publishing出版），于2011年获得新南威尔士州总督奖，并四次入围其他大奖。这部小说主角叫京。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时，他是一个在乡村度过几年当农民的知青，后来在一个省级造船厂当卡车司机。京在恶劣的环境下，一边开卡车一边自学英语，最终通过考试进入东湖大学的英语班。在那里，他遇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并爱上了英语老师瓦格纳博士的疏远伴侣德尔德雷。这部小说生动地细腻入微地刻画和展现了一个渴望西方生活的中国卡车司机的虚构生活。与欧阳昱的许多作品一样，它探讨了许多中国人移居英语国家的渴望，也微妙地解构了殖民主义的机制。 澳洲英语文学界许多人认为《英语班》堪称一部杰作，技艺精湛，引人入胜、是一部既睿智、勇敢又富有娱乐性的小说。澳洲当代非常著名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评介说：此书是 “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和澳大利亚文化的理解，这是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史诗般的旅程，欧阳昱以令人信服的诚实和激情讲述了这个故事”。（an utterly authentic story which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an epic journey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counted with all Ouyang Yu’s compelling honesty and passion.见网络。） 组成欧阳昱“黄州三部曲”的第三部英文长篇小说Loose：A Wild History（《散漫野史》，Wakefield Press出版）则接着于2011年出版。 这是一部颇具挑战性的书，属于极端的后现代元小说（meta-fiction），由多个交织的叙事线构成，其中一条是欧阳昱在离开澳大利亚十年后重返中国的经历，另一条则是小说写作本身。在这些叙事之间，还穿插了各种日常琐事，号称来自欧阳昱的日记和笔记，记录了他在中国期间的经历以及他在墨尔本生活的点滴。有许多短暂的故事情节，稍纵即逝，闪烁不已，还出现欧阳昱那个因信仰法轮功而遭到当局惩罚而去世的弟弟。书中充满有趣又古怪地闪烁着的灵感，充满思想，而这些思想相当发人深省：对作为移民的疏离感的探讨，对在新旧国家中同样感到格格不入的体验，身为现代中国人的感受，以及言论自由的实际意义等等问题的思考。 欧阳昱不仅用后现代手法来展示技巧，更是将其作为探索身份的工具，也探讨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让读者在真假之间猜测。如果说它最大特点，那就是——如书名所示：“散”。整部作品就像大杂烩，无所不包，也没有清晰的情节结构。各章节不按传统的数字顺序排列，而是随意加小数点；书中包含日记、回忆、笔记、信件、录音、电子邮件和其他文字资料的片段。小说让人感觉是一部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各种故事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后现代的拼贴手法被用到极致。 亚历克斯·米勒这样形容说： “如何向你描述《散漫野史》？我曾称它为伟大的澳大利亚反小说，但它并不试图遵循任何传统形式，表面上它反对一切——反纪录片、反回忆录、反文化史——其中几乎没有虚构的成分。除了在诗歌方面采用了较为传统的方式，它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强度和嘲讽拒绝了各种文学形式的规范。”（“How to describe LOOSE to you? I’ve called it the great Australian anti-novel, but it doesn’t seek to respect any of the conventional forms and is, on the face of it, anti-everything，anti-documentary, anti-memoir, anti-cultural history — there is very little of fiction in it. Except for poetry (where its approach is conventional) the disciplines of the various literary forms are rejected repeatedly an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vehemence and ridicule.”见网络） 澳洲书评家丽莎·希尔（Lisa Hill）对《散漫野史》评价甚高。她说：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喜欢和欣赏这种写作风格的人群中以某种方式流行起来。这是因为我认为，昱和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及杰拉尔德·默南一样，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潜在候选人。”(I want this book to go viral somehow amongst those who like and admire this kind of writing. This is because I think that along with Brian Castro and Gerald Murnane Yu is a possible candidate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见网络) 希尔把欧阳昱与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和杰拉尔德·默南（Gerald Murnane）这两位备受赞誉的澳洲作家并提，实在非同小可。该知道，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文化身份的探讨而闻名。他的小说《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获得了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和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并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年度图书。此外，他还荣获了2014年的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奖（该奖项由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设立，旨在表彰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杰拉尔德·默南则以其对记忆、身份和澳大利亚风景的独特描绘而著称。他的作品《平原》（The Plains）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学的经典之作。默南曾获得1999年的帕特里克·怀特奖和2009年的墨尔本文学奖，并多次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欧阳昱于2017年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Billy Sing（《沈比利》，Transit Lounge出版），在内容上更在写作形式上一反他的“黄州三部曲”。这是澳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著名的狙击手沈比利的真实故事，书封面就是截取比利1915年随军赴欧途中在埃及休整时照的的一张照片。 沈比利于1886年出生，母亲英裔，父亲华裔，他和两个姐妹在昆士兰州的乡村长大。1914年，他是最早的一位参军者，以出色的射击技术而闻名。欧阳昱以第一人称叙述，借比利的眼睛去看残酷的战争和无所不在的种族主义。在讲述比利辉煌却充满矛盾的生活以及战争的恐怖时，欧阳昱以富有想象力的笔触捕捉到身为局外人和英雄在自己国家的双重身份及其带来的困境，作者对华裔澳洲人的理解使叙事充满敏感和深情，呈现出另一种人生的精妙体验。这是一部既诗意又现实，既炽热又清新、既精致又残酷的小说。这是一个悲伤而深刻的故事。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一个尚未逝去的世界》（Contemporary Australian Literature: A World Not Yet Dead）这部名著的作者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irns）评论《沈比利》说： “……在他最为凝练、易懂且充满人情味的小说中，欧阳昱用强烈的情感与悲剧性的深度，将历史中遥远的人物带回了现实，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感受到他的痛苦。欧阳将沈比利带回了几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历史中，但也让我们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究竟是什么，未来可能会怎样。这本书极其精彩，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In his most concentrated, accessible and humane novel yet, Ouyang Yu brings a figure from remote history fully alive with intensity and tragic depth, lets us hear his voice and feel his pain. Ouyang restores Billy Sing to an Australian history that has threatened to erase him, but leaves us fundamentally unsettled about just what that history has been and might be. This book is terrific, it moved me to tears.”见网络） 欧阳昱迄今最新一部也是他第八部英文小说是去年（2023年）出版的All the Rivers Run South（《条条河流向南流》,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 这部获得澳洲政府两年创作基金赞助的书，厚达414页，它以实验性形式呈现，通过复杂的多层次的叙述，将历史与虚构相融合，在小说中包含又一个小说，声称是一部来自中国在Laurendal大学攻读创意写作博士学位的已故学生张宝辉的未出版的博士论文草稿。英语书评人也说在澳洲人们并不常见这样的书；这部实验小说并非为所有人而写，但它会吸引那些勇于探索的读者，虽然起初他们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弄清故事的脉络。里面有关于一位据说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淘金热时期活跃的名叫阿辛的街头讲故事者的虚构传记，这个“传记”由张宝辉叙述，张的博士导师是斯泰西教授。随着深入探索澳洲历史，张宝辉把学术论文变成一系列思维爆发、日记条目、刻意记录的记忆空白、迷你历史故事、零散的诗歌片段、关于历史和虚构的哲学沉思，以及他自己关于疾病、性模糊、爱情或无法实现的爱情的故事。他把阿辛的故事与自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他的充满了破碎的记忆、沉思和自我反省的创意论文，展现了他面对一系列问题的内心挣扎。这本书让读者窥见张宝辉的自我发现之旅，同时探讨跨文化联系、疏离感，以及拥抱或调和多重身份所需的韧性等更广泛的主题。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散文家、评论家和诗人德克兰·弗莱（Declan Fry）分析道： 我想说欧阳昱在玩弄语言，但其实不然：他所做的是认识到语言在玩弄我们。这种散漫而几近迷幻的叙述融合了欧阳昱长期以来的执念：身份、历史、文化伪善、种族、叙事的本质。我们该如何接近这样一个松散如生活本身的故事——一个必须尊重生活的杂乱无章的故事，仿佛生活的第一稿也是终稿？《条条河流向南流》探讨了如何回应历史，面对一种无法用单一方式叙述的历史（这一点也可以用来形容欧阳昱的作品）。它让人联想到哈维尔·马里亚斯曾说过的有关虚构的观点：在虚构作品中，某种比历史更真实的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作者创造历史，为我们展现生活的真实，以及在其中寻找意义的挣扎——无论是个人历史，还是地缘政治的历史——同时保持对偶然性以及死亡的开放态度（无论是象征的还是字面的）。这构成了历史唯一可担保的凭据。欧阳昱抚慰受苦的人，也震撼舒适的人。《条条河流向南流》对那些曾与卡尔德隆一样认为“人最大的罪行是出生”的人们，既是一剂抚慰也是一记猛击。（英文原文因篇幅关系删去，可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对于亚历克斯·米勒，他禁不住这样说： “在过去三十年里，屡获殊荣的作家欧阳昱创作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作品。他的天才迸发出强大的能量，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和翻译作品中展现的丰富思想和创新无处不在，尤其在他引人入胜的新小说《条条河流向南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对中澳文化交流感兴趣的人来说，了解欧阳的作品至关重要。”（“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award winning writer Ouyang Yu has created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innovative body of work this country has ever seen. The powerful energy of his genius, the rich stream of ideas and innovation in his poetry and novels, and in his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is evident in everything he writes, and never more so than in his enthralling new novel, All the Rivers Run South.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familiarity with Ouyang’s work is essential.”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明年（2025年）2月1日，欧阳昱还将出版The Sun at Eight or Nine（《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这部英文长篇小说，书名截取自曾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毛泽东语录也是“最高指示”（毛的原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它就是以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代为背景，故事围绕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展开，展现极致的苦难与崇高。那段岁月，全国从中央到地方，政治争斗激烈，人们情绪失控，行为疯狂。相信欧阳昱这部新作又将引起澳洲英语文坛关注。但现在，身为澳洲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上述这段评论，真切而又准确，也可视之为欧阳昱非凡的文学成就的一个最简洁的总结了。 （2024年10月25日完成初稿，11月15日定稿于悉尼。） Post Views: 459 […]
2024年5月10日紀實 / 评论作者：何与怀 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莫言也像所有与会作家艺术家一样，在此次会上表态，发言说：   “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丰富，充满了艺术辩证法，充满了科学精神，听后很受鼓舞。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讲话能够让文艺工作者感觉到，读到会心处想拍案而起，有心领神会之感，感觉到我们心里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他用非常精辟的话语概括出来了。我想，这都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个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人，是一个内行。”   莫言如此肉麻吹捧这个习总，让人感到很不是滋味；不过，如果再看看他三年多前有一次是如何评论人们对毛泽东的评论的，那更只有“愤怒”二字。 那是2013年4月21日，莫言应邀在中共中央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四周年纪念活动上作主题演讲。在这个题为“文学创作漫谈”演讲中，他竟然大放厥词，说：   “现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泽东，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我想这是在蚍蜉撼大树。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诗歌，但他的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得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你能写出他的那种龙飞凤舞、狂飙一样的字体吗？ 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画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现在一些所谓的‘教授’，所谓的‘公知’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认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就是正义的化身，实际上十分可笑。”   的确，如果是一般作家，就凭这两个发言，完全可以定性了，不必浪费口舌再加以讨论了。但他是莫言，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获者，我感到还有探讨一下的必要。 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莫言从瑞典国王的手里接过了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   瑞典画家约翰·斯滕堡（John Stenborg）为莫言设计的获奖证书。   一. 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开始曾让中共官方欣喜若狂，其高度肯定与对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荣获者高行健以及颁奖者瑞典学院的疯狂攻击形成反差极大的对比。   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在第一时间里，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莫言获奖表示祝贺。祝贺信中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有中共中央领导的认可，跟着自然是各级领导飞快的热烈祝贺。文化部部长蔡武致莫言的贺信说：“莫言同志以卓著的文学创作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作家、艺术家自豪的事。”中国作家协会认为：“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指出：“莫言的小说创作，一直葆有深邃的人性深度与持续的反思精神，总在历史与个人的互动关系中，探悉各色人等的命运走向。……这些追求，使得您的笔下的一切，都是人之情性与民族精神相贯通的个人化呈现与艺术化象征。您当之无愧地属于当代中国作家一流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中国小说学会在致莫言的贺信中说：“我们认为，您的意义，不只在于您代表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在于您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虔敬态度和所投注的巨大热情，在于您对文学的世界所做的广袤而深厚的开掘，以及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对于汉语言的诗性魅力的努力探索和高度造诣上。” 莫言获奖让中共官方欣喜若狂，最早最高也是最离谱的称赞来自中共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他竟然把莫言获奖看作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这显然把一个文学事件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宏大的国家政治层面了。 这是中共的标准作业。人们因此不能不想到十二年前的那次大批判大攻击。高行健文学成就非凡，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可是，高行健却被中共视之为敌人，遭其猛烈攻击。 高行健1996年到悉尼时的合照（左起：何与怀、高行健、陈顺妍）。 中共还连带猛烈批判、攻击颁奖者瑞典学院。当年《人民网》专稿指责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中国作家协会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获奖，“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帮腔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长长的题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骂，充满火药味：   “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把诺奖颁给高行健再一次验证了瑞典文学院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   二. 很快，中共官方发现祝贺莫言不啻吞下了死苍蝇，这只死苍蝇是如此地恶心——至关重要的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文译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这也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极其鄙视的笑话了。   当年莫言被宣布获奖后，中共官方在第一时间里就大肆庆祝，其思想逻辑不难理解。比对一下，同是获得诺奖，原先那个高行健，“六四”后宣布退出共产党，谴责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又去了法国成了“叛国者”，十足一个反共作家；而莫言就不同了，是党员又是军衔少校的军队作家，更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妥妥的“赵家人”，是真正的自己人第一次荣获诺奖。但是，很快，中共官方发现吞下了死苍蝇，这只死苍蝇是如此地恶心——至关重要的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文译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这也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极其鄙视的笑话了。 这是颁奖辞英文本的开头。 当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颁奖典礼上发表《颁奖词》，介绍莫言的主要作品，并阐述该委员会决定授予莫言文学奖的原因。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时，却不得不整段整段删掉批评共产党洗脑宣传篡改历史的部分，删除了颁奖词中所有对中共不利的字句，使颁奖词完全变味，此外，对勉强出示的部分也故意翻译得面目全非，语义不详，让人看不懂。 根据资料，被中共官方媒体删除的颁奖词段落包括：   “中国在二十世纪中的暴虐，也许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现在他那些英雄、恋人、施虐者、强盗，特别是坚强无畏的母亲的故事之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以及那里鲁莽、无助和荒唐的人们。”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极品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只有男童能入膳；被忽视的女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讽刺指向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令天文数字的女婴被流产：重男轻女，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还就此话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对以往那五十年的宣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严苛的修正。” “莫言为反抗所有不公行为的低微个体打抱不平，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诺奖评审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宣读的这篇颁奖词开头至关重要的一段当然也删掉了：   “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篡改的历史及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摸索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 莫言接受颁奖之后和太太合照。   尽管中共肆无忌惮删改，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慢慢地也在中国流传开来，并在圈内激起很大反响。有一位作家在微博中就称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不是吃素的”。她写道，“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对作品中的时代和人物的理解有这么深刻吗？我们是否是一个阅读贫乏而浮躁的民族？是否是一个不懂得尊重智者不懂得反思和自省的民族？” 当然，她也和其他一些同行一样，虽然大致认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的“深刻”，但在中共的高压统治的社会环境下，仍然不敢对其何以“深刻”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相反，在整个国家，十二年前的一幕重现——更多的毛左学者和小粉红铺天盖地的批判攻击来了，对诺奖评审会，对莫言。攻击者也不敢正确写出《颁奖词》有关字句（讽刺的是，那些忌讳的敏感词写出也发不出），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看到《颁奖词》，但他们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个比一个疯狂。 他们咬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西方政客污蔑中国的有力证据，这是对中国的贬损，对中国的嘲弄，对中国十四亿人民的挑衅。 他们说，从这个颁奖词中，西方人的政治倾向和意图是如此露骨、如此直接地展示了出来。他们需要并鼓励中国文艺工作者来创作“反抗”的作品。他们需要棋子。 他们认为，西方反华势力慷慨褒奖莫言，是因为在莫言笔下，他们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而莫言迎合了他们。抹黑中国的人和文字，西方人却如捧香脚一样。看了这个颁奖词，一切不言自明。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树欲静风不止。 他们说，文学是政治的延伸，是人类战争的一部分。一些人故意散布文学无国界、文学无立场，居心叵测。颁奖词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研究莫言就从颁奖词入手。把颁奖词和莫言放在一起去研究，加以分析之后，就能得出“正确结论”，莫言为何样人，也就显而易见了。 于是，罪名确实了：莫言为西方反华提供炮弹，人们必须记住这个可耻的“大师”！   三. 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这是文学的胜利。   当年中共当局一些人把高行健获奖看作“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而莫言获奖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显然不懂诺贝尔文学奖甚至可说根本不懂文学，固然贻笑大方；而相隔十二年两次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以及获奖者高行健和莫言的攻击批判，其横蛮荒谬，卑鄙恶劣，世间罕见，也是自取其辱。 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有评审不当的时候，但这两次，我个人感觉都很不错，评委的确“不是吃素的”。莫言获奖后，我就发表过《并非意外的成就》和《文学的胜利》等文章，表示祝贺与赞许。事实上，高行健获奖后两年，莫言和他的英文译者、美国聖母大學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来访悉尼的时候，我就当面对莫言说他可能十年左右获得诺奖，我有幸言中了。 这是当年的合照。   莫言的英文译者、美国聖母大學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来访悉尼的时候和本文作者的合照（中为陈顺妍）。 其实，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当年，莫言才五十七岁，竟写了十一部长篇、三十部中篇、八十个短篇。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奖无数： 1987年，《红高粱家族》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获“联合文学奖”；1996年，《丰乳肥臀》获第一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0年，《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十八名；2001年，《红高粱系列》获《今日世界文学》七十五年来全世界四十部杰出作品；2001年，《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2001年，《檀香刑》获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2001年，《酒国》获法文版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3年，《檀香刑》获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2004年，获“茅台杯人民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5年，获第三十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5年，《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6年，获“福冈亚洲文化奖”；2007年，《生死疲劳》获“福星惠誉杯”优秀作品奖；2008年，《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2011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所获奖项五花八门，有来自中国国内的，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各种获奖原因在档案上都写得很清楚。 例如，“冯牧文学奖”指出：“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说：“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鼎钧双年文学奖”认为：“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诸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檀香刑》是这样一个标志：民间渊源首次被放到文源论的高度来认识，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小说创作宗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同时，作者关于民间渊源的视界进一步开拓，开始从抽象精神层面而转化到具体的语言形式层面，从个别意象的植入发展到整体文本的借鉴。”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颁奖者这样赞扬莫言：“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指出：“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他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认为：“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赞叹说：“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茅盾文学奖”指出：“莫言的《蛙》……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四. 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真实始终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莫言荣获的所有奖项都是以这个最高标准来检验并认可他的文学成就。   众所皆知，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莫言的小说显然体现了这个文学本性，真实地揭露了中国社会人间百态。 就拿那段被中共媒体删除的诺奖颁奖词所评论的两部莫言长篇《酒国》和《蛙》来说吧。 《酒国》首次出版于1992年。莫言在作品中继续沿用其“乡土性写作”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打破传统，通过三条线索进行写作和交代，在叙事实验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形成了该小说文本结构特色。小说主线是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市去调查地方官员烹食婴儿的犯罪案件。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能经得起诱惑的，这位特级侦查员在权力、美酒和女人之间周旋的过程中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厕里。他的墓志铭刻着：“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 小说动笔于1989年9月。触发莫言灵感因而动笔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报刊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文章撰写者发现自己是个永远喝不醉的人，结果被调到矿山党委，专陪干部出席酒宴，深得领导宠爱。莫言原想只写部五万字的中篇，只写酒，写这奇妙的液体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但当写起来莫言才知晓这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决定于觥筹交错之间，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也变成了交易场，由酒场深入进去，便可发现这个社会的全部奥秘。于是《酒国》的讽刺和批判锋芒越写越尖锐。莫言自己表明：此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官场腐败现象批判的力度最大的一篇小说，可是“现在批评界的领袖们喜欢的是‘优雅’和‘高尚’的东西，我的作品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中国酒文化的丑恶和危害在中共治下的这个国度早已发展到惊人的地步，这是不争的现实。《酒国》借助“酒”来抨击中共官场的腐败，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但谁敢说它不真实？ 《蛙》这部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深痛的长篇力作。它将视角定格在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乡土中国生育史，通过书中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变迁，大胆探讨生命及一系列社会矛盾热点，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自己的下属们执行中共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孕妇流产，成了心头两件大事。在执行这个“基本国策”的过程中，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了。就姑姑来说，她亲手结束了二千多名胎儿的性命。晚年时，姑姑深感自己罪不可恕，内心充满罪恶感。为了能够弥补和忏悔自己心中的罪恶感，她嫁给了泥塑大师，和丈夫一起通过捏泥娃娃的方式来赎罪。但这种方法无疑是苍白的，并没有让她罪恶的内心得到一丝好转。因为心灵上的巨大痛苦，她患上了失眠症，最后导致神智失常，时常身披黑袍，像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晚上一片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死去的婴儿精灵在控诉…… “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莫言在不同的场合接受不同的访谈时都一再提到这句话，可以看成他写作的根本动因，也是他小说想要描述和揭示之处。所谓“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如论者所说，就是写作对象在某个层面上真正进入莫言的精神世界，并且深深地使他感到挥之不去的痛苦，不写出来便难以疏解。具体到《蛙》这部长篇，是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社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已经深深地震撼到莫言。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人的痛苦，也与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关（莫言的姑姑确实是他写《蛙》时的模特，当然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蛙》指向中共愚昧、蛮横、罪恶、毫无人道的独生子女政策。书名“蛙”与“娲”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隐喻。原始时代古人搞不清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从蛙卵中想象出自己的身世。“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而来。“蛙”是生命、繁殖的隐喻，是人类长河中不断延续香火的象征。而中共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啻是扼杀生命。现在中共猛然醒悟，发觉它这个方针政策后果极其严重。它从不久前坚决的“一家一子”到现在鼓励多生到三孩，但为时已晚，老的已经生不出年经的不想生，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人们都说，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共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共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莫言的《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说。 真实始终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文学触及真实，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对真实的正视与真诚，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决定作品拥有力量的大小。莫言的作品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的作品里确实出现了许多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那犀利的笔触记录的，是文学作品，更是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跌宕起伏下的人间百态。正是这样大胆地直面人性的逼真描写，才让作品拥有了灵魂。   五. 被诺奖颁奖辞赞誉为莫言最“卓越的小说”的《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性大书，表现莫言的“狂妄的野心”。   在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丰乳肥臀》被赞誉为莫言最“卓越的小说”（most remarkable novel）。 的确，莫言1995年创作的这部长篇是一部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性大书。全书主要刻画了一个伟大母亲形象，这位母亲上官鲁氏悲剧色彩的一生，是莫言对大时代背景下母女亲情与现实利益强烈冲突的形象化展示。 莫言在作品新版自序中写道：“书中的母亲，因为封建道德的压迫做了很多违背封建道德的事，政治上也不正确，但她的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阔的大地。”为了可以生下儿子，鲁氏不惜与六名不同的男子发生关系，里面除了鲁氏的姑父，还有土匪、郎中、屠夫、和尚、逃兵。可惜依旧没有生下儿子，此时的鲁氏已经怀过七个孩子了，整个上官家族和鲁氏自己都期盼着有一个儿子降临。幸亏最后生出来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孩子依旧不是上官家族亲生的，是上官鲁氏和一名国外的牧师所生，这一胎生下了双胞胎，一男一女，姐姐取名为玉女，弟弟取名为金童。上官金童的出生可能是这个家族希望的开始，在家里备受宠爱，但也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位于故事中心的，是母亲那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母亲用奶水喂养女儿和女儿们的子女，在战乱中保护孩子们避难、逃荒……大起大落中，母亲始终如坚硬的河床承受着一切，保护着一切，见证了战争与饥饿，也见证了荒唐与挥霍。 上官鲁氏这位饱经苦难的母亲和她的八个子女构成的庞大家族中，七个女儿跟着她们爱上的男人加入不同的政治势力，姐妹亲属贯串体现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政治权力和低层社会民间势力。莫言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政治气候的变迁，也表现了他对于女性的爱戴、同情和赞颂。读者发现，在这里，爱与欲、生与死、鲜血与肉体、饥渴与奢侈，都以超自然的能量爆发出来，二十世纪中国的疯癫岁月在这个庞大家族的内部投射出角逐与厮杀、亲情与背叛、牺牲与冷漠、荣耀与耻辱。 小说中，对毛泽东异想天开在1958年搞的“大跃进”，莫言重现了当年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揶揄革命派妄图拿公兔给母羊配种的伪科学试验，而在当时，凡对此类事情表示怀疑的人都会被打成右派。小说的结尾为新资本主义勃兴的九十年代，那时候某些靠出售美容品发了大财的骗子们仍妄图通过杂交的方法养出凤凰。 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书中更有许多令人锥心的细节描写。“当女人们饿得乳房紧贴在肋条上，连例假都消失了的时候，自尊心与贞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莫言在小说中所写的文字。那个时候，这一家人的生活属实是没有任何的希望，想活下去都是难上加难。有一个细节：母亲在工房工作的时候，不允许自带粮食回去，她为了养活孩子们竟然将豆子直接生吞下去，回到家之后再抠吐出来，洗净之后再给孩子们吃…… 全书贯穿了女性视角。莫言说，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就是这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他仅用了八十三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小说初稿。在这本书里，他“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他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莫言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当然，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莫言说这是他“狂妄的野心”，就像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不用说，莫言的作品不符合中共要求的“主旋律”，也注定让一些满心以为“岁月静好”的人失望。但无可否认，这部小说严肃，诚挚，富有象征意义，对中国百年历史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作者以一贯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东方超现实主义的笔法，以朴素的小人物为载体，描绘了一幅散发神秘色彩的乡村图景，充满对纷乱变革时代的展示，并展现他对亲情与人性的反思，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音。人们说，这是莫言小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莫言也这样告诉世人：“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   六.《生死疲劳》布置了一个魔幻境界，对中共建政后五十年全部措施作了全方位的揭露和批判。 《生死疲劳》于2006年出版，这是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也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鸿篇巨制。 莫言用四十天写就这部四十三万字的长篇，但这个故事在他心里积累了四十三年。莫言说：“假如我能有两本书得以流传，《生死疲劳》肯定是其中之一。”莫言还透露：诺贝尔奖的评委因为读完了《生死疲劳》，才把这个奖项授给了他。莫言向读者推荐《生死疲劳》：   “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小说中人跟动物之间可以自由地变化，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中国最近五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文学探索、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这部长篇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从1950年到2000年中共执政整个历程。从土地改革，到建立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到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以及人民公社宣布解散……所谓生死疲劳，皆因折腾。这部小说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映照中国现实，反思体制的弊端和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讥讽和批判既残酷又荒唐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农村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 小说中，当年土改的时候，有一个叫西门闹的地主被中共枪毙了，他到了阴曹地府喊冤，阎王就叫他再世轮回。五十年间他一世为驴，二世为牛，三世为猪，四世为狗，五世为猴，六世好不容易再得人身，偏偏又是一个大头婴儿，带着不治之症。读者感觉，西门闹所经历的一切苦厄，似乎也像是作者莫言自己在经历，他简直是把西门闹当作了自己的内心来写，因此这篇小说有着深切的代入感和冲击力。而莫言之所以能够这样写，是因为他拥有一颗了明世事后阔达的悲悯之心。《生死疲劳》正是在莫言这颗心的照应下，通过西门闹的生死轮回经历，引发出那段既残酷又荒唐的历史时期与西门闹息息相关的各色人物的命运流转。尽管这些人物命运蕴含着深切的悲剧色调，莫言依旧遵照内心的阔达悲悯，赋予世间万物不管是人或是动物以生的尊严和死的哀悼。这便是《生死疲劳》读来最为令人动情的地方，也是此书对于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主题深化最有力的秘密武器。 特别请注意：莫言悲悯之心献给了西门闹，而西门闹是一个被中共政权镇压的枪下鬼——一个冤魂。小说开头写了西门闹在阴间被油炸之后，向阎王叫冤：   看到阎王和他身边的判官们，脸上都汪着一层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气，陡然从我心中升起。豁出去了，我想，宁愿在他们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 “冤枉！” 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根据中共有关文件，到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全中国地主大约还有279.7万人幸存。就是説，自土改以来的二十四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占总数83%），他们或是在土改中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爲有两千多万人之众的中国富裕农民这个“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人们想到湖北女作家方方的《软埋》。方方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不断打捞历史，又拷问历史。这是一个严肃作家对土改的深刻反思。她问了一句历史肯定要永久铭记的话：“改朝换代，稳固江山，一定要这么残酷吗？”这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诘问，同时给理性的人们提出了一道严肃的历史题目。   七.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对中共社会的批判比高行健的更强更烈更直接更有感染力，在大大小小的毛左眼里，的确亦可当成他的反共“罪证”。   关于文学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影响，人们可能还想到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作品。 刘再复曾指出，不管是高行健还是莫言，他们共同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现在本身都已成了“世界心灵”，代表世界的精神水准和高度。但是他们两人在风格、文学手法和写作方式上都表现得截然不同。他们各自主体状态也明显不同。高行健体现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而莫言是中国民间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高行健的戏剧作品在中国很难找到知音，而莫言的作品没有这种“洋味”，他造就的是一种雅俗共赏的中国土地味、泥土味。如果说高行健是从普遍到个别，莫言则是从个别到普遍，是福克纳式的。莫言属乡土性写作，是深挖“一口井”即他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中，在谈到《丰乳肥臀》这本书的时候，就自认怀有“狂妄的野心”，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他从高密情结，到中国情怀，再到世界情怀。 莫言的情结与情怀，他的“狂妄的野心”，在千万读者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在我看来，与高行健的“冷文学”相比，莫言的“热文学”更容易让接受主体受到感染，沉迷其中，彻底认同它对揭露和批判对象的极其猛烈的杀伤力。宣布莫言获得诺奖的时候，中共当局及中共大大小小官员竟然兴高采烈，纷纷祝贺，这是真够讽刺意味的。他们真是看不懂莫言的小说，在“魔幻”“狐幻”等等文学手法的包装下，其非常强烈的社会政治批判性比他们曾经大为谴责批判的高行健的“冷文学”厉害多了。 许多人喜欢用“冲击波”这个词来形容阅读莫言作品后的感觉刺激。中国社科院前文学研究所所长、成就非凡的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刘再复的阅读经验应该很有说服力。他回忆说，第一次对他的冲击波是《红高粱》。这是一次颠覆性的写作，颠覆了权力书写的历史。被视为“土匪”的抗日好汉“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天堂蒜薹之歌》写一个叫“天堂县”的地方，其实那不是天堂，而是一个地狱，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人，那样悲惨、那样卑微、那样无助、那样贫穷。 《酒国》又是一次大爆炸。刘再复回忆他当时读后彻夜不眠。从原创性的角度说，莫言第一个把妖魔鬼怪带入中国当代文学，即第一个在当代文学中打开潘多拉魔盒。莫言的家乡距离蒲松龄的故乡只有三百多里，他不仅受到南美马尔克斯“魔幻”的影响，受蒲松龄“狐幻”的影响也很深。 刘再复受到的另一次冲击波是《丰乳肥臀》。他指出，这部作品的原创性首先体现在理念上，然后才是写作技巧上的原创。刘再复还说，在理念上，莫言发现中国人作为一个“种”在退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生命上都被教条和理论框架压得萎靡不振，所以，中国人的生命要重新爆发。刘再复一篇文章称赞莫言是“生命的旗手”就指这一点。他说他要痛心疾首地呼喊，告诉中国人，种在退化，中国男人已经不像男子汉了。这正是“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在《丰乳肥臀》开篇，就看到了种的退化，中国的种需要杂交，才能发生生命的爆炸。刘再复形容莫言这幽默是“恶毒的幽默”，是大幽默，具有非常强的思想力度，与钱钟书那种英国绅士的小幽默很不同。 刘再复说他受到最后一次冲击波是《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檀香刑》写尽各种刑罚，淋漓尽致。进行酷刑的时候，还烧着香，残忍却要用虚伪来掩饰，把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面彻彻底底地展现出来。《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竟然变成驴、牛、马、猪等动物进入生死轮回，原创性和想象力之丰富让人惊叹…… 刘再复用“冲击波”这个词来形容阅读莫言作品后的感觉刺激。这是本文作者和他的一次合照。 莫言小说的“冲击波”对大大小小毛左的心脏肯定也产生了强烈刺激，不过，这是绝然不同的刺激。 他们受到刺激便要回咬。前文说过，他们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个比一个疯狂。不久前就有一个叫“毛星火”的小混混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要起诉莫言，而且扬言如果莫言不被法律制裁，他便要亲自使用暴力惩罚莫言。他居然还获得八千多同类的附会赞同。 毛星火的起诉书列举了莫言的十大反共“罪证”，涉及莫言创作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蛙》《生死疲劳》等多部作品。他指控莫言在著作中描述“八路军不真心抗日，却去攻击残害民间抗日组织铁板会，来抢武器，同时也伤害老百姓”。他还指控莫言涉嫌诋毁毛泽东，诋毁中共官员，称当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为人民服务，都是骗人的…… 虽然毛星火是个小混混，但熟悉莫言作品的人都知道，他那些列举并非捏造。莫言许多作品就是从立意到细节颠覆了中共官宣历史的文学塑造，这个“重塑”当然也颠覆了中共确立的毛泽东的伟人形象——莫言对毛泽东如此憎恨甚至说他想在毛故居大床上撒一泡尿。中共当局于2018年颁发了一个“英雄烈士保护法”。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如果按照中共这个“法律”，莫言的罪证可谓罄竹难书；如果按照不久前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污蔑志愿军冰雕连先烈”被判刑的标准，莫言被判刑坐十辈子牢都不够。   八.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诺奖颁奖词可谓把莫言千万字的“罪证”凸显出来，让他难以洗脱；这样一来诺奖颁奖词本身的确也因称赞莫言的“罪证”而成了“反共”罪证。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攻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机构自然也是应有之义——这个机构没变，既然高行健获奖时攻击，莫言获奖时当然也得攻击。 有人自以为得计做了一个比喻。说：莫言描述的哪怕全是真的，但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也是居心不良。举个例子，我们上厕所，发现厕所很脏，于是吐槽了一句，这个厕所好脏啊。这是事实吧，也没有人会拿这个做文章。但是，这时候你邻居跑来夸奖你，说你好勇敢，会揭露这个小区厕所到处都是屎……“我想脑子正常的都知道这个夸奖是特么给我和小区扣屎盆子”。 一位中国网友发文谈论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 他们指出，莫言可不是临时犯事，而是蓄谋已久，就是“以抹黑祖国为生”。最大的罪证就是诺奖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这是“全篇侮辱中国”。 他们分析得清清楚楚，指出：《颁奖词》不是在褒赞作品、评价作品，而是在指导中国作家如何将文学政治化，而且是按他们的标准政治化，将西方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以慢慢改变中国的颜色。《颁奖词》还总结提炼出高明的手法——要“冷嘲热讽”、“想象飞掠”，要“使用夸张和戏仿”，要“魔幻”，要“伪装”……如此等等。这不是颁奖词，而是诱导教唆条例！也可以说，《颁奖词》被颁奖者弄成了一种武器。这武器的原材料就是莫言奉献的作品。这原材料本身有毒，经过提炼加工之后杀伤力更强。他们拿起这种武器，从文学渠道向中国发起了攻击。其攻击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赤裸裸，二是全方位。他们的赤裸裸，不加掩饰，肆无忌惮，表明了他们的嚣张与狂妄；他们的全方位攻击，表明了其祸心之大，这祸心代表了西方妄图全面改变中国颜色的险恶用心。 按照他们的归纳，《颁奖词》恶毒作用有三。一是《颁奖词》本身的攻击、抹黑作用。它在世界流传，对中国的负面作用肯定不小；而且《颁奖词》以文献形式保存，其毒害作用还具有长期性。二是颁奖行为和《颁奖词》的鼓动、诱导、教唆作用。这一点从颁奖前几十年中国文学界一些人痴迷外国奖而生发的一些乱象，即可见一斑；现在，给莫言颁诺奖了，《颁奖词》发布了，其影响力指数级扩大。三是颁奖行为和《颁奖词》必然对莫言作品的毒性起很大的催化作用、广告作用。 …………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这些攻击也可以说有根有据，完全击中《颁奖词》的“要害”。 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其中讲得分明：   “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这不就是针对莫言这些人吗？莫言众多的小说绝对可以对号入座。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把“垃圾”视为至宝。 毛泽东在他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   “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刘再复说，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认同莫言的中国土地味、泥土味也可谓是一个“奇观”。我觉得这可能算不了什么“奇观”。“诺奖”评委会2012年10月11日公布莫言获奖时已经说了，获奖原因就是：“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在我看来，真可谓是一个“奇观”的，应该是诺奖忽视政治身份因素，毅然颁奖给莫言，一名中共党员、中共军官、中共官方机构的副主席。不过，也许这也不算是什么“奇观”，这只说明诺奖评委们真正懂得文学，欣赏文学，尊重文学。前文提到中国有一位作家称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不是吃素的”。诚哉斯言！   九.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莫言的反共“罪证”即他众多小说不就正是罄竹难书的中共罪证，证实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吗？！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 2021年6月22日，中共文化战线主要喉舌《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秘书处书记吴义勤的重要长文《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文中列出了中国百年来上百具有“红色基因”的作家和作品。中共1949年建政后作家的作品也有数十部，如《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但莫言和他的作品却不见踪影。 吴书记妄称这些红色经典是“全中国人最爱读”的作品。他强调，“讲好党的故事”是中国新文学的神圣使命。比如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呼唤，表现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深刻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老舍的《龙须沟》通过龙须沟的古今对比，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全景展现党建立红色政权、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长征和革命战争的恢宏历史。在百年名作家里也有揭露社会黑暗的，包括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但他们揭露的是“旧社会”，在他们眼里这就有本质的不同。总之，吴书记要求文艺要在党领导下树立明确的服务方向。 两天之后，6月24日，《光明日报》接着发表《文艺报》总编梁鸿鹰《让人们重回百年文学现场一一写在“红色经典初版影印文库”出版之际》，梁文也列出了大量红色作家和作品，莫言当然也榜上无名。 几乎同时，央媒发表两篇重磅文章，是给中国以及世界一个明确的告示。在他们看来凡是“抹黑”中共治下的中国，“诋毁”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作品，都缺少红色基因，都违背他们所说的“主流民意”，必然被唾弃，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这个评定标准清楚宣示，只有歌颂中共极权的作品方有红色基因，才能成为名家名作。而莫言作品没有一部是歌颂所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几乎都在揭露社会的“黑暗”，这当然不符合中共极权统治的需要与其文艺评判的标准，自然无法得到中共官方的认同。就这样，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便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 当然，站在中共当局立场，莫言和他的作品被否定，是无比正确的。 而莫言，被确定缺乏“红色基因”，其作品不属“红色经典”，因而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无比光荣的大好事情，其意义接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中共治下四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全都命运不堪。 莫言给自己的定位是：写人性，讲真话。他多次阐明：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他势必要讲假话，这样他对社会无意义，对老百姓无意义……莫言明确宣布：   “我认为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莫言以他的作品证实并宣扬他的写人性、讲真话的理念，而他这个理念亦是文学的真谛，而这个文学的真谛是直接和中共要求文艺要在党领导下服务党的事业的方针完全针锋相对的。 而且，文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学接受主体对作品的解读，或者说再创造，有时会远远大于文学创造主体的设想，甚至会非常出乎意外。所以，不管莫言有意或是无意，不管他的意识或潜意识是怎样，就是因为他写了人性，讲了真话，他的作品已经产生的效果无可辩驳，的确指向一个令很多人心知肚明但不敢公开论述的目标——反共。 所谓反共，在意识形态上，无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义法治人权，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价值。在文学领域，就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揭露和鞭挞“假丑恶”，追求和颂扬“真善美”。因此，进而论之，大凡一个具有良知敢讲真话的中国作家，他或她的涉及社会批判的文学作品，不管有意或是无意，都会产生“反共”的效果，他们的作品最终都会指向、揭露、控诉、批判具有“反人性反人道红色基因”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现行制度的荒唐荒谬与荒诞。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莫言的反共“罪证”即他众多小说，不就正是罄竹难书的中共罪证，证实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吗？！   十. 在今天以习近平为至高无上者的中共集权高压统治下，人人心怀恐惧已是社会常态，不少人变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处其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无疑是杰出的，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别的人一样，绝非完美，绝对有可以和应该指责之处。但历史给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学造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为“世界心灵”对人类的贡献上。   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指出，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来自于制造了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种政治领袖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自中共于1949年在中国大陆建政以来，共产党对权力实行绝对垄断所造成的制度劣势，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愚蠢。而今天，习近平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三种特质。在这种独裁专制制度下，他必然热衷于大搞个人崇拜，并在个人崇拜氛围包围中傲慢、腐败和愚蠢，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天才，是战略家，其最高指示绝对不能妄议，稍有异议，一定是重刑或人间蒸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共产独裁专制制度必然产生习近平这样的领袖，而习近平这样的领袖必然强化此种制度。迷恋专制政治的习近平不可能放过任何领域的控制。因为任何领域如落在控制之外，本身就构成了对他极权统治的巨大威胁。 正是因为这样，习近平的中共极权统治也就构成了中国民众生活的巨大威胁，包括在文学艺术领域。 习近平上台不到两年，就大模大样以毛泽东为榜样，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他所认可所推崇的创作主基调，提出他所谓“反对丑化历史”的总方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治与文学风向标。莫言就此被视为异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被解读为西方借他的作品丑化中国。从此以后，莫言就被钉在了批判的标靶上。 当然不止莫言一人。 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发表之后，中国一批极左派人物不失时机认真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大兴批判风。例如，2017年5月22日、23日、24日接连三天，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三个中共高官，在红色文化网分别发表气势汹汹的文章，对方方进行政治批判，斥责方方的《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斥责这部小说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惊呼习近平《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5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也在观察网发表批判，称《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在批判浪潮中，非但批判方方的小说，连带张炜、陈忠实、阎连科、余华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并置于其批判之列。莫言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专制独裁者最重要的统治手段就是让天下臣服，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在今天以习近平为至高无上者的中共集权高压统治下，人人心怀恐惧已是社会常态，不少人变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处其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无疑是杰出的，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别的人一样，绝非完美，绝对有可以和应该指责之处。例如，本文开头提到他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习近平的肉麻吹捧，以及此前在中共中央机关一个纪念活动上为毛泽东辩护，令很多人非常愤怒。 有人指出，莫言在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似乎也产生了一种“获利恐惧”。害怕已获得的利益消失而产生过度的反应，很可能对他人格造成某种破坏。这一现象又称为“赢家的诅咒”。莫言不会不明白，一顶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不但无法保护他，反而引起中共当局和一些御用文人的忌恨和仇视，很可能更会导致他遭受整肃。 自小挨饿受苦对人生艰辛深有体会的莫言天生具有农民的“狡猾”，有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熟识中国民族心理、深知中共枪打出头鸟厉害的他，绝对不想当英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年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的谭嗣同何等英雄。一生为国为民的谭嗣同一行“六君子”，心甘情愿为百姓付出生命。可是，这些百姓却对他们投掷臭鸡蛋和烂菜叶，一边扔着垃圾，一边还咒骂着他们卖国。谭嗣同被刽子手故意用钝刀砍了三十多刀，死得非常痛苦，而围观群众却手拿着馒头翘首以盼，只等着能抢先蘸上他热腾腾的鲜血。人心叵测。现在，莫言可以预期，如果开一场“斗垮莫言”的批判会，慷慨激昂争相发言以表立场分清界线的作家同行，绝对不会比当年反胡风、反右时少，绝对不会比文革时少。甚至，有些现在义愤填膺指责莫言献媚中共的所谓“反共”人士，也大有可能去凑热闹兴高采烈地看头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莫言也可笑地落得被中共批斗的“可耻下场”，这些人看到别人被自己所反对的中共迫害，不但没有恻隐之心反而幸灾乐祸。 其实，不管怎样，莫言命运已定。假如习近平独裁专制继续；假如发展到“精致新极权”的毛左路线继续；假如定于一尊的个人崇拜继续——而这些都是几乎肯定的（我曾提出“个人崇拜加速度”的命题做过论证），在这种状况下，莫言这位天下第一的讲故事能手，即使从此“金盆洗手”不再进行任何写作不再讲什么理念并不时做出一些顺服效忠的表态，他都不可能成为“赵家人”，不但不会，而且最终会正式被中共抛弃，有人就用“待入狱”预言他的未来。 我曾提出“保卫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用在莫言这个个案，也是非常切合的。 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伟大的人物，我相信就是因为当时有人认同并极力发现、赞扬、推崇他们非常难得的杰出之处伟大之处；而且这些发现、赞扬、推崇得到社会承认并流传下来，并最终成了历史定位。对于莫言，虽然他饱受各方恶毒攻击，我相信历史给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学造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为“世界心灵”对人类的贡献上。 2012年10月21日夜，莫言曾写给香港《明报月刊·莫言专号》一段亲笔字：   “多年前，刘再复先生希望我做文学海洋的鲸鱼。这形象化的比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复信给他：‘在我周围的文学海洋里，没看到一条鲸鱼，但却游弋着成群的鲨鱼。我做不了鲸鱼，但会力避自己成为鲨鱼。鲨鱼体态优雅，牙齿锋利，善于进攻；鲸鱼躯体笨重，和平安详，按照自己的方向缓慢地前进，即便被鲨鱼咬掉一块肉也不停止前进，也不纠缠打斗，虽然我永远做不成鲸鱼，但会牢记着鲸鱼的精神。”   让我们相信牢记着鲸鱼精神的莫言。 莫言在获奖的第二年，在东亚文学论坛上，发表一篇题为“哪些人是有罪的？”的演讲，莫言大声疾呼：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   让我们也记得莫言这篇足以震惊世界的演讲。 “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了让众多同代人倾倒折服的巨吼。”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在2012年12月10日颁奖典礼上发表的《颁奖词》最后一句压轴的话。天才难得，何况是莫言这样一位天才，必须珍惜。让我们衷心赞美吧。   （2024年4月27日于悉尼。鉴于篇幅原因，全部注释删除。） 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获奖当年，莫言才五十七岁，竟写了十一部长篇、三十部中篇、八十个短篇，已经获奖无数。 这是莫言201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 Post Views: 323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来源：《世代》第16期     故事梗概：抗战尾声期，国军收复柳州。94师的美军军械官卢·德克斯特写给在纽约的新婚妻子的一束家书，信中讲述了一个洋溢着蘑菇鸡汤鲜味的另类战争传说。韩副官爱上了一个偷军粮的卖蘑菇女孩，部队因此吃上了鲜美的蘑菇鸡汤。但有人指控女孩是从矿井里爬出来的蘑菇人，吃了地下活死人的蘑菇定会遭遇不测。不久，日本战俘石黑有吾与韩副官下完最后一盘棋，自杀了……   1945年7月28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在昆明修整如此之久，差不多生锈了。你还记得我笑话过那个加尔各答的锡克教算命先生吗？正如他所预言，中国战区司令部的命令突至，我们反攻到柳州，一路上错过了邮差。晚饭后，骗邮政官打开邮局，找呀找呀，终于找到你的三封信。我满怀感恩之情，暴雨过后，你在纽约地铁中写的那些短诗驱走了我身边散也散不尽的阴郁。 不知为何，我对死亡产生了特大的好奇心。路边倒卧许多饿殍，妇孺老人，国军士兵，偶尔也有日本士兵，画也画不过来，想借一台相机，苦于没有胶片。在乡下，到处可见征兵官荷枪提杖抓壮丁，不论老幼，用草绳系脖颈，像鸡鸭串成一串，壮丁受够虐待，即使能逃跑，多半也会死于道中。 韩副官好几次跟他们发生争吵。有一次，韩直接拔出手枪，上了膛，脖子上青筋突突跳。我用开玩笑的口气责备他：枪不是笔，不能随便拔出来。仗越打，你脾气越大，以后回朱师长身边很难伺候呀。韩却说打完仗，他回乡做个小学教员，有一碗蘑菇汤喝就成。 是的，真不愿向你承认，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吃的是什么。铁钉一样粗硬的水牛肉和红皮小土豆，我们无处诉苦。不过，相对百姓来说，军队供应也算是好得没话说。何况不久前，还有口福大餐一顿。那次晚饭吃的是新鲜猪肉和鸽肉，还有西瓜盂，用西瓜掏空蒸熟，盛放连神仙也不敢想象的鸡肉蘑菇汤，鲜到老和尚要跳墙，这是老吴的说法。他是临时雇请的当地厨役，喜欢拍我们美国人马屁，他偷偷报告我说那个是蘑菇人的蘑菇，吃不得。住在地底下不见天日的蘑菇人，他们白送的蘑菇千万吃不得。可是，我们不管不顾，硬是吃了喝了又怎样。上帝啊，我们是快乐的美国兵。 对于吴老头的话，我总是将信将疑。他不太用陈述句，多的是感叹夸张，添油加醋，也许是习惯于被洗脑，很像国民政府的宣传口径。罗蒂，你想不想知道一个秘密？关于蘑菇的，准确地说，关于蘑菇人。我们在柳州吃到了一生中最为鲜美的蘑菇，韩副官喜欢得不得了，他相信那些都是地底下的蘑菇人送来的。 这事不简单。让我还是从伙房频频失窃一事说起吧。那一阵子，司务长一做饭，就开骂，偷猪肉的贼生儿子没屁眼，附近村民来偷我们美军补给不是什么新闻，可他骂娘一般有指向，他不好直说，他怀疑是老吴监守自盗。 那天却是老吴自个儿抓住了小偷。我们闻声赶到伙房，一个瘦得异常的黑衣女孩被老吴按翻在地，她背着斗笠，估摸不出她年龄，但那双红褐色的眼眸亮晶晶的，看不出任何惧意，剪得短而参差的黑发在斑驳树影里，如同野火烧过的杂草洒着金光。她伏在地上，勉强撑起身子，捡拾滚了一地的白蘑菇塞入篮子。 老吴像水牛那样喘着粗气，起身夺过篮子。一大把大小蘑菇像冰雹似的砸向她面门。她惨叫一声，声音沙哑暴躁。我的眼前飞过白藕似的细胳膊。蘑菇在地上翻滚，光溜溜的，不长绒毛，菇柄白而细长，菇盖边缘削薄，布满褶皱。 老吴抹了一下大脸盘，大手油腻腻的，从篮子里掏出美国造午餐肉罐头，一个又一个，埋在蘑菇下面的罐头。老吴洋洋得意地笑着。 这下我认出来了，她是我的模特，一个卖蘑菇的山里小姑娘，如同上次见到的那样，她的脸色异常苍白，嘴唇不见血色。第一次见她，记得是部队开进柳州的前一天，半道上天气热，人更疲惫。我们撞见一辆老旧的雪佛兰篷布卡车抛锚，车后轴直挺挺翘在大石头上，司机和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检查引擎；当地人穿黑衣扛锄头，七嘴八舌，围着车指指点点；黑外衣似透非透，不穿内衣，那酷酷的黑色更适合身材窈窕的当地女子，比如，卖蘑菇的中国姑娘。 那辆卡车烧炭，车大灯歪头耷脑的，走夜路也许要有人打灯笼，走前面照着，像古希腊的第欧根尼那样，也许能找到些什么；车肚腰因超载而塌陷，好像当地那些大肚贴地的肥猪；车厢照例加装了板凳，改为载客，乘客们犹如沙丁鱼般拥挤着推搡着。漫天扬尘落下之后，我看见那个戴斗笠的黑衣小姑娘靠石头坐着，脚搭在一只大轮胎上，胸前抱着一只大竹篮，身边搁着一盏红灯笼。稚气的脸庞上有一条明暗界线，上半部郁然死寂，下半部生气勃发，这是不容错过的绝佳写生机会。但当地一发现洋人，马上招来不少看热闹的。我的女模特也起身挤过来。我叹口气，收起纸笔，只好作罢，只在心里记住了，斗笠的深蓝色阴影抹不去那红褐透亮的眼珠子。   抱歉，叫你看得没头没尾的这些唠叨话，回头我好好写一写韩副官，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军人。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7月29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风尘仆仆开进柳州的日子是7月20日。在一处华侨建造的酒店的废墟上扎营。我终于搬入柳江岸边的“豪华套房”——卧房仅仅是个废弃阳台，搭上一架梯子，供攀爬进出。逢到天气晴好，我们就动手修房，从瓦砾堆里清理出无名尸骸，将一个个新油毛毡屋顶支起来，结束了餐风露宿的行军日子。韩副官和我同屋。他是国军94师师长朱怀冰师部内最勤快的人，他破例没有在钢盔里洗脸，拍拍手上的尘灰，吹了一段口哨，像是中国西北民歌的曲风。我们没有镜子，但他的黑脸就是我们上后山洗澡的最正当理由。 走在上山的石阶，有个堪萨斯来的军械师大声说，这个酒店真晦气，你们说，该不会是一个咒诅之地吧？ 类似的话，听过好多遍了。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留驻此间，但说实话，这是日军摧毁柳州后全城能找到的最好驻地。 堪萨斯小伙子又说，听说酒店最初是被日军征用改作军官俱乐部。 另一人笑着说，不是不是，是改成了监狱。 大家大笑起来，真像一座大监狱呀。 韩副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脚下的这座山是被炮火炸成寸草不生的，在风水上说，是损丁格…… 风水学我们美国人永远搞不懂，但94师上上下下都亲眼目睹了日军如何彻底摧毁柳州的一草一木。我们在江对岸俘虏了不少日军，然而在酒店却一无所获，这里，除了鸟雀藤萝残垣断壁，就是墓园一样的死寂，围墙上耸立铁丝网碎玻璃，被炸毁的房间依稀可见原来都精心加装过的窗栅栏和大铁门。我们找到了和服、木屐、木桶之类，像是日本澡堂的用具，然而，谁也不愿用现成的木桶木盆，宁愿爬上山洗澡。也许是风水学的缘故吧，谁知道呢。 池塘里水流很缓，水也不深；山上布满碉堡战壕，草长茂密；这里听不到轰炸机的呼啸声。那些烧酒精或烧炭卡车受伤似地蹒跚，牛车笨重的哀叹，苦力的劳动号子，调门长而高的面包叫卖声，都留在了闪闪亮的柳江岸畔。天空正在魔幻渐变，从浅蓝到橘红的层次感，远远超过了我所能描摹的笔头功夫。 韩既没游泳，也不洗澡，仅仅洗脸洗手，坐在鱼骨般的条石上，让温热的水反复拍打脚面，湿透的背在阳光下冒着白气，招来了善意的嘲笑。大家都脱得精光，他既不愿袒露身体，也不愿离群独处，谁知道他在想什么。罗蒂，司令部魏德迈将军派我进驻国军94师，率领十来人：参谋、10名军械师，韩副官作为94师派员兼做翻译。他是这支美军军械分队里唯一的华人，看得出他竭力隐藏着在一群白人战友包围下的拘谨。 我游累了，来韩副官旁边坐着，我说中国西瓜有黄穰红穰，味道一样甜，但个头比美国西瓜小一半。 当我梦想着中国西瓜的时候，韩出神地盯着自己的手，他的手背上被蚊子叮得肿起老高。 有人嬉笑咒骂，晚饭少不了又是沙丁鱼罐头青豆罐头嘉宝奶酪，至于新鲜牛排和鸡肉，你只有指望连大炮也无法震塌的人类想象力了。 韩咕哝着什么，我没听清。他站起身再说一遍，他说的似乎是狐狸。当地人说要是遇上狐狸，你停下注视它，饥肠辘辘的狐狸也会跟着停下，回首呼应。人狐会深情对视。不过，我可能是听错了，也看错了。此时，我看见一个戴斗笠的当地女孩，倚着岸边的树，白鱼似的光脚踢出一小片水花。等到大家上岸，我随着韩的眼光，搜索塘边树丛，那边却什么也没有了。 我大笑说，当地人爱偷看洋鬼子洗澡。 韩说，卢中尉，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 我说看见了一个当地女孩。他却说刚才，时间停顿了，大概有十秒钟之久。 我愣住了。他说，时间好像在池水中间被冲断了。水这边，闪闪放光的，是世间无论什么都不能改变的宁静；而水那边，静默的黑暗，是我们最害怕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它毫无疑问地在那里。就在那里。 我顺着他的手指，水里面什么也没有，我说韩，恐惧会让你手里的枪变成笔。 参谋上岸后揶揄说，战争出诗人，全是因为缺少女人的缘故。 我不以为然。韩不是战士。从军前，他是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所经历的生离死别，对一个读莎士比亚的大学生来说太过分了。有时候，他给我看他写的诗，记在一个日记本上，关于火焰和玫瑰之类的，仗打得越多，他写得越少，风格也消沉了。 爬上光秃秃的山丘，韩副官紧跑几步，身后披着的那蓝丝绒般的夜幕，却是懒洋洋的，迟迟不肯覆盖半山，仿佛一直等着水塘边迟迟不归的山雀。山下到处散落着零式战斗机和军用卡车的残骸，提醒我战争不是诗歌，从不分行，使我疲惫不堪，只能由着自己的身体去反应。 柳州，日军占领时间并不长，但“三光”政策早把这里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山道上，那些侥幸躲过了轰炸的杂树遮住了些什么。我走上前，看见韩同一个戴斗笠的黑衣女孩说着什么。他给了她一些钱，却没要她篮子里的蘑菇，她的红褐色眼珠突然叫我想起韩的诗歌：火焰和玫瑰。这样，韩与我们进城路上遇见的那个卖蘑菇的瘦瘦的黑衣女孩做了朋友。信内附上我给她补画的一张速写。其实，她的面色比画纸还浅，嘴唇也如苍鹭似的白，不知怎么在明暗上准确表达。等有机会搞到颜料，我想作一幅大尺寸的画。 韩对我说，现在老是觉着饿，哪怕吃到撑死，还是饿。体内好像附着一个吃不饱的灵魂，但不知道是谁的。似乎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吃得饱的东西，但又害怕真的找到，那东西既不在水这边，也不在水那边…… 我很担心韩的心理状态。战争不需要诗人，被摧毁的不光是都市田园好山好水，还有诗人。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够聪明，做不了诗人，我竟然看不出战争和饥饿的必然关联，制造恐惧的不光是战争，也有饥饿。军粮供应总是时断时续，我们常常有一顿没一顿，韩是饿怕了。饿死鬼打不了胜仗。 暂且搁笔，容我想一想到底怎么落笔写蘑菇人的秘密。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3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对不起，心情乱到几天没给你写信。必须让自己先平静一段时间，再提笔写蘑菇人的故事。 在我们做新屋顶时，卖蘑菇的小姑娘也来默默观看，开饭时会分给她一些吃的，她总是羞怯地拒绝。但我们看得出她的饥饿。我们在废墟中陆续挖出一些小木牌，散落在粉饼眉笔之类资生堂牌号的日本化妆品当中，上面用毛笔书写，诸如“明美”、“夏树”、“静香”和“麻衣”等日本名字。我们研究半天也没搞懂。她却激动起来，瞪大眼睛，指着木牌啊啊乱叫，身子颤巍巍的，分不清是害怕还是激动。她是哑巴，也不识字，始终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看得出她真心想帮我们，我们真心喜欢她，都叫她哑妹。这事让小心眼的人（比如吴老头）很嫉妒。 回来说那次哑妹行窃罐头被吴老头活捉的事。一阵惊奇过后，我马上释然。我说过战争的副产品是饥饿。饿得两眼冒金星的村民常在附近转悠，都以为在美军驻地能找到好吃的。我们都不责怪哑妹，吃饱饭是人最低的需要，所以，挨骂的人变成了老吴。韩副官尤其态度凶恶，手指头戳到老吴面门上，他大包大揽说肉罐头是他送给哑妹的。 你想怎么着。 老吴浑浊的老眼里泛着泪花，眼巴巴望着我和司务长。司务长是朱师长的远房亲戚，被调来炊事班管灶头。他克扣伙食是常事，就算轮到我们美军头上，他也不放过。他和我对视一眼，我微微一笑，摊开手耸了耸肩。他懂了，我对他手脚不干净了然于胸，但我已决意包庇同样手脚不干净的哑妹。他摘下帽子卷在手里，将耳朵上夹着的香烟递给老吴说，去把蘑菇收了，抓几只鸡来，算了算了，今晚改善改善伙食。 老吴接过皱巴巴的烟，用脏衣袖抹着眼睛，舔了舔脏兮兮的上唇，什么也没说，抓来一只母鸡，三把两把，硬生生给鸡拔了毛，把浑身血淋淋的鸡扔到女孩面前；鸡疼得上蹿下跳，咕咕尖叫；老吴咧开瘪嘴，对她凶巴巴地说，你要蘑菇钱，就给老子去拔鸡毛。 说着他点上烟，嘿嘿笑着，从袋里摸一把谷子撒出去，鸡踉踉跄跄跟在谷子后面跑，鸡血洒了一路。哑妹纤细的身体如同狂风席卷下的风筝，颤抖不已。但没等老吴笑完，他的肚子就挨了女孩一蹬腿，重重地仰面倒地。一声暗哑的怒喝像一道光，从厚黑事物的缺口射出来。他的下巴上马上又收到了第二脚。难以置信，哑妹那么瘦弱的体格居然瞬间爆发出旋风般的力量。我们都听见了下巴骨撞击地面的难受钝响。 哑妹朝地上啐了一口，把半篮子蘑菇朝韩怀里一塞，转身跑了。 为了息事宁人，我让韩副官送给老吴一双美军新皮鞋作了结。 吴老头杀完鸡，手上血淋淋的，不忘气喘吁吁地骂娘。 司务长瞪起眼训斥老吴：累么,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老吴憨憨笑着，接过韩副官吸了一半的骆驼烟，揉着青紫的半边脸，吸了一大口，对我们说，长官，你们不晓得，这蘑菇真不能吃。这是死人蘑菇！ 我们叫他说明白原委。他捡起地上的两个烟蒂放入口袋，卖足了关子，挠着自己的肚皮说，早就想给长官们说说咱们合县蘑菇的秘密。离这200里地，就是咱们最大的合县煤矿，桂系军阀早年开公司大肆开采，厉害呢，赚了不晓得多少钱。遇上打仗，经理跑了，煤矿欠薪还缺粮，矿工活不下去。两年前，日本鬼子占领矿区，刺刀逼着工人下井，不知有多少矿工死在井下。有一些死人就发生了尸变，变成了冤气最重的蘑菇人。不懂？唉，合县从大清年间开始采煤，不断有人死于井下塌方，活埋地底，冤气长年累月不散。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之气加上主火的黑煤，还有冤气，一块儿滋养，冤死者不得超生，聚在黑暗的深处，最后变成了蘑菇人，靠吃地下蘑菇为生，肉体不腐烂，神智就像他们生前，可他们人早就死了，就是活死人。矿工下井，往深处挖，不留神就会撞见，吓一跳，蘑菇人可怜巴巴的，说自己身上好冷，向矿工讨烟抽，抽完烟，跪下，求矿工带他们上去，他们想回地上，想回家去。话说鬼子兵来了，鬼得很，让矿工下去找蘑菇人探矿，蘑菇人找到的都是富矿。但蘑菇人缠着要出去，矿工不肯，蘑菇人会献上长在地底深处的极品白蘑菇，那是他们的食物。矿工得了极其鲜美的地下蘑菇，告诉他们自己先上去，再放篮子拉他们上去。可这是骗人的。蘑菇人永远上不去。矿工拉到一半，剪断绳子，蘑菇人呼啦啦呼啦啦，掉下井，摔成一片片碎蘑菇…… 韩副官皱着眉给我翻译完，我不禁感到脊梁骨凉飕飕的。蘑菇人是什么玩意儿？鬼故事？活死人？还是妖怪？ 老吴瞅着自己的新鞋鞋尖，冷冷地说，卖蘑菇的小姑娘就是地下来的蘑菇人。 韩皱起眉头，对我说，这儿的老百姓特别迷信。长官别见怪。 我捡起地上被踩烂的一片蘑菇，看了看说，咱们要吃的就是蘑菇人的蘑菇。 罗蒂，你绝想不到，我们是在老吴臭婊子似的咒骂声里吃上蘑菇人送来的蘑菇。蘑菇上了砧板，我们信科学的，就不会放过了。我们不信他那一套迷信邪说。晚饭仍然没有新鲜牛肉，但司务长下了狠心讨洋人欢心，有鱼有虾、红烧肉、糖醋里脊、鸽肉、春卷、炒面、宫保鸡丁……浩浩荡荡，摆满了桌，但真正征服我们的胃的是装鸡肉蘑菇汤的西瓜盂。 天黑得很慢。十来个美军官兵互相搂抱，转圈跳舞，我站上桌面，唱起了百老汇歌曲。我说原以为我会阵亡在大陆反攻之前，我还很可能讲了许多不该说的事，不该煽情的话，甚至还说了很快是你的21岁生日。哦，说漏了，对那么多人说漏嘴了，可我喝醉了。毕竟作为你6个月时长的新婚老公，这点权利我还有的，我对着柳州的晚风，大声呼喊着罗蒂生日快乐！听，战友们都在祝你生日快乐。后来，我还是没管住舌头，提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部队不久要开拔，收复广东。 战争快要结束了！ 胜利！胜利！大家搞来一坛琥珀色的绍兴酒，最后，半锅蘑菇鸡汤也被端了上来。每个人的脸上布满了晚霞的色彩，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和平近在眼前，人人兴奋异常，我们嘴角滴着油腻的汤汁，憧憬着战后的正常生活。唉，那个老吴，也鬼鬼祟祟喝了汤。每个人都喝下了一生中最多最鲜的蘑菇汤，见到天堂似的，一个个眼神恍惚，浑身零件散了架。 那时候，我完全没料到，吴老头讲的蘑菇人故事居然是真的。那是7月26日晚上发生的事。 写到这里，我困了，早点睡，做个好梦。 爱你，永远。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4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我对韩说：老头的故事很有趣，哈哈，他居然说我们吃的是僵尸蘑菇。 韩收起笑容，左眼眨了眨，样子一点儿也不俏皮。我疑惑地盯着他，他问我还记得那个眉毛上长痣的日本鬼子吗，我说记得。我给他画过像。 韩说，那日本人也讲过合县煤矿蘑菇人的事。他亲眼见过蘑菇人。 我吃了一惊，我说，假如哑妹是蘑菇人的话…… 韩笑了：为什么不是？ 哑妹就是蘑菇人。我不但吃惊，我的头快炸了。要是没记错，大概是在7月27日的下午，韩提及的那个日本军官关在江对岸的战俘所。在中国，我遇上了一些非画下来不可的人，韩、哑妹、还有那个日本军官。韩副官常去跟日本军官下围棋。他们成了朋友。跟敌人做朋友，在中国是很危险的事。 记得一到柳州，韩带我去战俘所画肖像，隔着铁栅栏，选不到好角度，韩说等一下，有一个人有意思，值得画，他上厕所去了。 那个人出了厕所，臭烘烘的，乱蓬蓬山羊胡子，军装破破烂烂，被看守叫住，马上立正，没有敬礼，惹得看守踹了他一脚，但被韩副官制止了。那日本人向我们鞠躬，盘腿坐下。我破例没有坐板凳，而是像对方那样盘腿坐下。我叫他注视窗外，接着，盯着他眉毛里那颗黄豆粒大的黑痣，开始埋头作画。他的眼神老是游离，落在天花板上石灰脱落的某个位置。画到一半，我的腿麻得失去了知觉。看守们围上来，对纸面比划，夸我画得像。 被画的日本军官听了，微微点头。他看上去是那样有百利而无一害，在我笔下，他全然是一个敦厚谦逊的东亚平民。他在画上签上大名：石黑有吾，以及他家在日本江津的住址。他拜托我将这幅肖像寄给他父母。在翻阅我的速写本时，他忽然屏住呼吸，全身动作停在一页，仿佛石化了似的，那一页是卖蘑菇的哑妹的速写。他的手指神经质地抚摸着铅笔线条，直到指肚黑了。我问他是不是认识，石黑抬头凝视被窗栅栏切割成方格子的破碎天空，良久，他长痣的浓眉抖动了一下，摇头否认。他像智者习惯的那样，以沉默捍卫着自尊心。不过，在平静淡漠的下面，你依旧可以触摸到俘虏特有的病态痛苦和羞耻。 韩和石黑都是棋迷。一来二去成了棋友，韩为了下棋方便，有时候擅自将石黑调出监室，他不合时宜地将日本战俘当作了朋友。我忍不住提醒他，不要被画上那家伙的宽厚模样蒙骗，石黑可是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效忠天皇的日本军人。韩沉默半晌，他说石黑君不一样。石黑是日军派驻合县煤矿的中队长，本人十分抵触日本军国主义，偷偷做过一些义举，诸如在日军撤退前，他没有枪毙四个被俘的游击队员，而是派他们去井下采煤，等于变相释放了他们。 我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韩问我信前世吗，我反问：上战场的人生命都不确定，前世有意义吗？ 他说听我给你讲一讲前世。柳州的前世，是一口巨大的井。人都住在井下面，看不见日头，每一天都生活在井底，无边无尽，没有光明，连影子也没有。过日子全是在寻找，不是燃料，就是食物。他们吃的是蘑菇，照明取暖靠煤块，统统来自地下，来自蘑菇人探知的大煤矿和黑暗蘑菇森林。蘑菇人不是死人，也不是鬼，他们活着，只是他们完全忘了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但他们还有唯一的盼望，回地上去，回到太阳底下。找到煤矿或者蘑菇就能上去，离开地下。寻找，其实是逃离。逃离也是寻找。每个人都是如此，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回到太阳底下的生活。这些全是石黑告诉他的，石黑同情中国百姓，厌恶毫无意义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战争把活人都变成了死人，又把死人重新变成了活人。有时候，韩感觉石黑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出家人。 日本人讲述柳州的前世故事让我迷惑不解。我大力摇晃着脑袋，绍兴酒的后劲叫后脑袋疼，感觉迟钝了不少，我听不懂韩是什么意思。 韩又说石黑治理合县煤矿时，非但听说过蘑菇人，还亲眼见过。石黑曾经良心发现，命令矿工们把一个蘑菇人救上来，他亲自盘问验证，蘑菇人根本不是什么活死人或者僵尸，他们只是些走狗屎运的矿难幸存者。等那个蘑菇人康复后，发给盘缠就给打发走了。但矿工们特别迷信，并不买账，他们坚持认为那个人是地下来的僵尸，吃了僵尸蘑菇的人也会变成蘑菇人，永远回不到太阳底下。 罗蒂，别担心，别以为我是喝多了中国酒胡诌，我所写的都经过反复斟酌。放心吧，喝过蘑菇汤的人全都安然无恙。得去工作了。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5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现在得回头交代一下，那个众人皆醉的蘑菇汤夏夜，也就是8月3日的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所能记得的是，当时，听了吴老头一番蘑菇奇谈，我撑不住，倒在食堂睡了。醒来是在半夜。强烈的恶心呕吐腹痛，却拉不出，我在茅厕和食堂之间来来回回，折腾了老半天，像是大病初愈那样。经过肠道排泄，眼前所有的事物都在摇晃碎裂，失去了所谓的真实感。 我披衣而起，穿过鬼影憧憧的废墟和院子，从竹梯爬回豪华套间，突然间，我的动作凝固了，我看见韩德吊床上有两个人抱在一起，自然而然的，姑娘的裸臂停留在韩裸露的胸膛上，韩酣睡的面容十分安详，几乎听不到他打鼾。好半天也看不清哑妹的面容，她似乎睁着眼睛，凝视着夜空，天上一团团的黑影，像是村庄的倒影。天光就是这样，在她脸上慢慢亮堂起来。 她转过脸来。我的酒劲和怒气全消散了，开始惊惧起来。她像是猛然间长大了，成熟了，变了一个人似的。当地人关于柳州的讲述使我确信，这是一个真正的广西少女，大山里头来的，高额头、细腰身、嘴角的弧线很弯，脸色苍鹭似的白。 我退回院子里。一夜的狂欢散去后，黑暗里的生物弄出许多忧伤的声音。月光滴滴答答的，像我的怀表急促地踮着脚尖行走。她提着一盏红灯笼，从梯子上跟下来，放下灯笼，是她主动拉起我的双手，还是我拉起她的双手，我完全记不清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眼神燃烧着什么烧不完的东西，像是地底下最深处的煤块，最好的地下深处的火焰，火焰其实是一种燃烧氧气的语言。我讲个不停。说什么呢，我说我是太平洋岛屿争夺战的幸存者，前年圣诞节前坐船来的，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包括韩。他是我最好的翻译和朋友……她能听懂，我太激动了。不知道该做什么，老毛病一犯再犯。胡说一气，语无伦次，根本不在意她是哑巴。我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中文，是一种来自地底下的有几十亿年历史的语言。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惨白的面容。从她的双眸中,毫毛似的无数细雨，无声无息，飘落在眼前一层又一层无穷无尽的喀斯特山形上。我听见了来自她喉咙深处的呜咽，以及来自自己身体内依次崩塌的声响。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手放在双膝之间，头朝下侧卧在帆布床上，尽量收拢着双脚，像子宫里安睡的婴儿。 隔天，去日军战俘所画像。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 石黑罕见地打破沉默，他说他也能画。我把笔和速写本交给他。他的画技太差，把富士山画得很丑，在山下，他画了一口不知通向何方的井。 借助懂英语的其他战俘，我问他是不是管过合县煤矿，他歪头盯着天花板上渗水的地方。我又问他是不是听说过矿井底下发现蘑菇人的事，他迟疑地看了我一会儿，又盯着天花板装傻。我要求他开口，他像块长满苔藓和裂纹的石头，固执地拒绝。他留给我唯一的说法是他没空，因为韩君约了他下棋。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韩不是他的借口。但他无所谓，将眼光锁定在天花板上。彼此凑近了，真受不了，他全身臭得像具腐尸。我吩咐看守快快给他洗个澡。 走出战俘所，我跳上吉普车，才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但却一时间想不明白。我反应十分迟钝，觉得这事跟韩有关，但我搞不懂他与石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傍晚时分，暴雨倾盆，目力所及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个小湖泊，看来受灾面积不小，我得出去找人帮忙，加固一下新屋顶。祈祷雨快点停。 祝你一切安好，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7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石黑有吾死了。 他死了，他的死使我醒悟过来，那天石黑当我面说过的那句话是“我们的最后一局棋”。石黑一定是预感到了他的死期，他在我逼问他蘑菇人的事的那一刻，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无所谓，因为他就没打算活下去。那是他和韩的最后一局棋。 他的死亡经过是这样的：上午，三架日军轰炸机飞过云天，在飞机和云朵之间的空隙当中，可以看见微弱燃烧的橙色光焰，日头像一只追逐光明的飞蛾，很快被盘旋回来的日机覆盖，日军轰炸机的发动机呼啸声彻底降服了地上人们的本能。谁也没发现防空洞里少了一个人。等待之所以漫长，因为日军飞机在他们头上去而复返，奇怪地转了好多圈，没有扫射，也没有投弹，像是履行什么葬礼仪式，终于，拧身飞走了。 日本战俘们起先尚能保持那种什么都能忍受的平静，喉咙里压抑着汩汩声响，犹如耳朵眼里塞着棉花，伏在地上，静听地洞深处狐狸的悲鸣。 终于，不知是谁在小声念叨：石黑君在哪里？ 没人接茬。石黑没死。但所有人显然都遗忘了他。他没有趁空袭越狱逃跑，而是用床架上取下的一枚锈蚀的大铁钉，划开了自己的肚腹，亲手把肠子扯出来。他跪倒在地，大声喘着气，一直苦苦熬到天黑，才断气。他死得正是时候，没有留下遗书。彼时消息传来，广岛被核弹轰炸，蘑菇云高高升起在废墟上空，苏联向日本火速宣战，日本完了。   看守所的气氛十分诡异，中国士兵没有欢呼雀跃，日本战俘也没有捶胸顿足，周围的人都像石头人那样，垂手对着奄奄一息的石黑，每个人的表情肃穆冷淡，似乎都在默哀，也似乎都无动于衷。人人都接受了一个日本军人死得其所。这名天皇的武士到了只欠一死的地步。石黑自裁后，身子特别轻，像是极度疲劳之后虚脱的那种轻，身上散发着浓烈的腐败味，身下积着一汪紫黑色血水，叮满了苍蝇，被我画笔描摹过的深邃眼睛大睁着，依然死盯着天花板上的某点。 看守长见惯了死亡，但没见过这种残忍的死法，他松开自己的武装带，以手背不断擦汗，站得离死尸尽量远，在死亡原因一栏中填写了“霍乱”。他没布置尸检，战争死个把日本鬼子不算什么，只是吩咐士兵，把石黑拖出去火化了。 大量平民丧生在广岛核爆炸，这是震惊人类历史的大事件。日本人为他们的侵略行径得到了报应，但我们并不是那么高兴。抱歉，死亡掳走了幽默感，今天就写这些，保证今后写一点让你高兴的东西。 吻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9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在石黑死后，僧人去战俘所做法事驱邪，韩则邀我一起爬山。 酒店的后山，越往上攀爬，越会明了，这座山彻底被炮火毁了。树林尽焚，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山石和长势卑微的灌木。 我扶住一块山岩，停下喘气，问他石黑死时他去哪里了，韩说哪儿也没去，在山上看风景。 看什么风景？看日机丢炸弹？山中的光线不好，看不清他的脸，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把他拉近身边，他的眼白露出较多，那眼神和死前的石黑非常像。我意识到他们两人长得也有几分像，是中国人长得像日本人，还是日本人长得像中国人，真不好说。但两人的气质截然相反，石黑坚强而阴郁，韩则浪漫而狡黠。此刻，韩副官同我一样爬得汗流浃背，但像敢死队发起最后一次冲锋那样兴奋异常。 你们不是棋友吗，他死了，你连面也不露。我说。 韩大笑，笑得太急太神经质，猛烈地咳嗽起来。他肯定向我瞒着什么。我说韩，你必须对我说实话。石黑告诉我你约他下最后一局棋，为什么说是最后的棋呢？难道他的死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山上除了碉堡工事，还藏有许多阴暗潮湿的洞穴。我们沿滑溜溜的石阶，钻进一个山洞，手电筒光打在水迹斑斑的洞壁，不是发现地层结构，就是照亮一些岩壁文字。韩尽量岔开我的话题，他告诉我那些并非是兴致所至的涂鸦，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山川风物的崇奉祭祀。你在寺庙里的善男信女身上找不到的，但在山洞的幽暗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真实信仰在洞穴的幽暗里。 我们跌跌撞撞，钻入一个更阴暗的岩洞，数尊损毁的佛像歪倒在地，我说主啊，我敢打赌，在下是第一个到此一游的美国人。 韩大笑，笑声戛然而止，扑啦啦，惊飞了无数蝙蝠，蚊虫为吸到了新鲜血液，嗡嗡歌唱起来。手电筒光圈里照着一些奇怪的小对象，我凑近一瞧，竟是几只用过的保险套。 韩挠着脖子上蚊虫咬的肿块，转脸忽然对我说，石黑很守信用。我和他约定，最后一局棋定生死，谁赢谁活，谁输谁死。他的棋输了，他必须死。他做到了，保住了日本武士的荣誉。 出洞花费了较少时间，我恢复了一些体力，我说天哪，这是谋杀，即便他是日本战俘，即便他十恶不赦，即便你没有亲自扣动扳机。但你是军人，这里有军纪，你有没有一刻想过军法？ 他嘿嘿一笑，不回答。这一刻，我想到他毕竟还是个诗人，中国诗人。 出洞后坡度大了，仿佛快到山顶，但转过山路，发现只是翻过了一块巨岩而已。继续往上爬，山势险峻起来，日头开始西沉，陡路两侧均是斜探下峭壁、侥幸躲过炮火的杂树藤蔓。我们略微恐高，不再交谈，好节省体力，彼此分担着缄默的重量。 当爬上陡坡，柳州全景在我们脚下。西天的火烧云似乎并不悬在天上，而是来自于城市内部。柳江像一条青蛇，企图咬自己的尾巴。机场抛弃在远处，像是被咬下来的一节蛇尾。尘土一路上虽尽显其恶，但彼时，晚霞为尘土所过滤，在山峦间，形成一团蓝幽幽的薄雾。看不到山脚的池塘，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那个天天洗净我们的地方。 一回身，看见一小片树林，居然逃过了战火的屠戮；遥遥的传来了犬吠，似乎越来越接近；主啊，我的胸口充满了突然袭来的波涛般汹涌的温暖。我瞬息感觉到了来自天地间造物主的巨大悲悯。我口里喃喃，不住向上帝祈祷和平。可你知道的，我素来不是那么敬虔的。有时候，我还认为上帝不在现场。请饶恕我，上帝。 韩不再兴奋，他终于可以冷静下来，向天空舒展开双臂说，看哪，这里就是山顶。 眼前只是一小片矮矮的树林，一条蜿蜒无尽的山路，伸向山的另一边，前方不知是何处，不是我们期望的会当凌绝顶的样子。这里什么也不是，这里通向未知的某处，这里是结束，也是开端，这可能就是生命的真相。 在山顶上，韩到底说了些什么，我有些晕眩，反应又迟钝起来。我们都避开了轰炸广岛不谈。记得他说的全是关于合县煤矿的逸闻。蘑菇人啊蘑菇人，煤矿上至今流传着日军诓骗蘑菇人的许多传说。比如，矿工们向日军报告说多次在井下遇见蘑菇人，送来许多鲜美的地底蘑菇。石黑中队长吃过，很喜欢，他下令矿工拉一个蘑菇人上井，矿工不愿意，但他们更害怕日军，他们拉上来的那个是女的，不会说话，只会呀呀叫。矿场传说讲过饥荒岁月，下井采煤的人中混入过女扮男装的村女，遇上矿井坍塌，被活埋在井下。矿工们都说石黑留下了蘑菇，却把蘑菇人送进了监狱。 我说，女扮男装？石黑救上来的蘑菇人是哑妹吗？ 韩调转脸看我一会儿，用奇怪的口吻说，别当真，卢中尉。这里的老百姓特别迷信。 我说迷信不好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我们都笑了，但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说，好吧，不管迷不迷信，不管我信不信，你得放个假，好好睡一大觉。 韩又摇头说，过去那么多年，以为打败日本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持之以恒寻求的好日子，现在真的离目标这么近了，忽然发现实际上好日子还是那么遥远。打败日本后真的是我们的好日子吗？这些年以来，浴血奋战得到的那些东西，也许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韩卸下配枪递给我。我收回手掌，掌心里除了沉甸甸冷冰冰的枪支，还多了一颗温柔轻忽的小小白蘑菇。 他说，开饭时间到了。我饿了。 他转身，大步朝山的另一边走下去，身影迅速，像下矿井似的沉降下去，下面除了黑岩以外，无非是泥土和灌木，灌木和泥土。在天全黑之前，他变成了一个浓黑色坐标，和山色混为一体。 他没有回我们的豪华套房，我想他不会回来了。 他真的没有回头。失去一个像韩那样的朋友真难受，但这就是人生，永远在失去一些什么。幸好我还拥有你、你的爱和灵魂。爱你在每一时刻。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10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今天我一直在祷告。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今天最重要的消息是长崎又遭到核弹轰炸，我不了解其中细节，也不想了解，人死得太多了，但战争真的快结束了。这里的部队和百姓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仍然活在深重苦难之中。我提笔画了两个典型的国军士兵：一个瘦骨嶙峋到极致，简直是个走路的骷髅架子；另一个还没步枪高，只是个孩子。十来天前，他俩还是逃难的普通平民。 我向师部报告了韩的失踪，关于蘑菇人，我半个字也没提。我们也没再见过哑妹，驻地里没人在意，毕竟打仗的日子，每天都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从此再不出现。朱师长忿忿地认定韩当了逃兵，我不这么看，我告诉他韩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国军人，他对敌人有独特的看法，他对仇恨也有他自己的消解。朱师长不懂，他不可能懂。在师长眼里，只有汉奸或者非汉奸，朋友或者敌人。 我将石黑有吾的画像放进了他的骨灰盒，希望他在日本务农的父母收到能有所安慰。无意中我们得悉，这酒店以前不是什么军官俱乐部，而是日军的慰安所，曾经有许许多多无辜的女人（朝鲜人、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在这里忍受饥饿和蹂躏。现在不妨略略评估石黑的说法，我估计他一直在对韩副官撒谎。他是不是没有释放那个女扮男装的矿工，没有将她送进监狱，而是直接送来这里充当慰安妇。是不是她命硬，没有死在慰安所，而是逃了出去，变成了卖蘑菇的小姑娘。或许，她的日本艺名就是“夏树”之类。或者，她真的是来自地下的蘑菇人，不会死的蘑菇人。我们在半道遇见的黑衣女孩是一个不会死的蘑菇人，但我们喝了她的蘑菇汤安然无恙。韩说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好人的缘故。我们都在战场上杀过人。我真希望韩说的不是恭维话。我的这些想法目前统统无从考证。但不管怎么说，韩副官是相信的，他相信石黑害了卖蘑菇的小姑娘，而韩以他自己的方式报了仇。中国式复仇，看上去就是一局大棋。不过，我更愿意相信是石黑以他自己的方式赎了罪。石黑不是一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比大多数日本人更明白战争的残酷和荒谬。韩也是。 亲爱的，要是你不相信我所讲的蘑菇人故事，请仔细察看信中所附的这只小蘑菇（希望漫长的邮路中不被压碎），我不是小说家。韩相信，我也相信，当地穿黑衣的矿工们都信蘑菇人的故事。在搁笔之前，要特别提一下每夜都来造访的小客人。熄灯钻进蚊帐，他们就来了。萤火虫打着红灯笼，要跟地平线闪烁的星辰媲美。红灯笼的舞姿是我每晚的催眠方法。此刻，眼皮开始打架了，今晚一定会梦见蘑菇人，黑亮的煤块，以及在暗处刷刷生长的白蘑菇，我想问问他们打着灯笼在寻找什么。不晓得他们会怎么回答，也许会说饥饿死亡算不了什么，生命得到的那些东西只是侥幸罢了，每天失去一点点，才算是活着。 梦里，绳子断了，蘑菇人呼啦啦呼啦啦，掉下井，摔成一片片碎蘑菇……在战争落幕后，我想去合县煤矿。你看，在黑暗的未知面前，我们如此弱小无力，但它确凿无疑地存在着。我现在对死亡没有恐惧，而是充满了莫大的好奇心。也许，我早已变成了一个一直在寻找光明出路的蘑菇人。 你说过要和我一起经历所有未知的未来，现在，仅仅是断断续续写下个开篇。这些信集中起来邮寄，发现过于冗长深奥，但不是故意如此，实是生命从不简单，生命即是冒险。渴盼收到你的复信，也许，将来你也会梦见地底下的蘑菇人。等部队到贵阳再聊。 爱你每一分钟。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作者小传 武陵驿，生于上海，居墨尔本。世交会、维州华文作协和澳洲华人作协会员。小说学会理事。圣公会牧师。《世界诗歌》副社长。ACT硕士。小说刊于《芙蓉》、《江南》、《文学港》、《安徽文学》、《莽原》和《四川文学》等。诗歌见于《创世纪诗杂志》等，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已出版《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和《骑在鱼背离去》。   题图：1948年柳州全景（局部）。图片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1948%E5%B9%B4%E6%9F%B3%E5%B7%9E.jpg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6期（2022年春季号）。 Post Views: 251 […]
2024年4月11日评论作者：蚁人 来源：澳洲网 > 大洋笔会   一件蓄意隐瞒被害者的罪案 初读澳洲作家武陵驿的短篇小说《钟蜂》是在工余。当时办公室里正被隔壁过来的李姐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只要拉够足够的人头，李姐说，就能够领一百块钱，她的邻居已经成功了。我早已公开宣示永久卸载「拼多多」，得以幸免被骚扰，继续安静地读我的小说，却发现武陵驿这个短篇小说是读不完的，意思是说，一下子读不明白。实际上，这篇小说我反复读了整整三天，几乎寝食俱废，仿佛中了作者下的蛊。 我认为这不是传统悠久的推理小说（mystery）,也不是西方流行的罪案小说（crime fiction)。小说取消了上帝视角，取消了侦探这一传统解谜角色，这是罕见的指定读者充当侦探的侦探小说，没有尸体，没有侦探，没有被害者，看不到凶案现场，也看不到惊心动魄的案情，更没有大结局的真相大白。但，你分明却感到一股类似爱伦•坡小说的死亡气息，黑雾从猫头鹰翅膀底下呼呼漫灌，不明的钟声又响了，即便感觉再迟钝，也无法忽视半夜城里到处响起来的奇怪钟鸣。 本文在此试图与读者们一起，穿越作者精心制造的迷雾，去发现这个哥特式爱情故事内部被隐藏的被害者。 叙事的正面 人畜无害的乡村青年老伽在大城市打工，迷上女主播而负债累累，失败了的他选择退居小县城桃县讨生活，遇上工厂女工杜鹃，不忍看她沦落风尘，决定挣快钱为她赎身，然而当他赚了大钱，却找不到杜鹃了，他怀着一线希望重返桃县，却突遭逮捕。 以上是老伽对叙事者“我”的讲述以及叙事者自身的见证，这篇小说貌似这样简单明了的叙事版本。可是，小说又明确说「老伽讲的下半段故事有多少真实度，不好说」，要求读者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叙事者口述，武陵驿也写到「老伽痛苦地呲牙咧嘴，不由我不信他说的故事」。叙事者轻信了，读者却不能不怀疑武陵驿是不是在文本里留了草蛇灰线，因为除去老伽讲的故事，在此之前，“我”这一条叙事线索上伸出了一个古怪的很的枝蔓：一个神秘女顾客清晨来到家电修理部，留下龙洲路某号的地址，要求上门修家电。女人梳着大辫子，「我隐约觉得这个女人与老伽有关」，是不是杜鹃？她的出场布满了不祥的预感，「仿佛夜雾骤然升起在猫头鹰的翅膀底下」，「两只手像猫头鹰的翅膀，交替拍打」。杜鹃离开桃县后下落不明，那个貌似杜鹃的卖肾女人已死，清晨的不速之客却很像她，文本在这里起码出现了三个疑问： 疑问一，到底卖肾的女人是不是杜鹃？老伽既然那么决绝地偷肾回来，几乎能肯定她就是杜鹃，可邻居却说她跟着瘸子去了南方（割肾在河北，而桃县位于江汉平原。两者都不是南方）； 疑问二，如果卖肾女人是杜鹃，那么后来她去了哪里？果真是因为术后感染死了吗？ 第三个疑问最关键，神秘女顾客是不是杜鹃？是杜鹃本人还是杜鹃的鬼魂？也就是说，杜鹃是死，还是活？ 阴暗潮湿的夜雾此时从小说里溢出，笼罩在读者心头，迟迟挥之不去。悬疑高潮来到，疑似杜鹃的鬼魂再次登场，“我”一路尾随她去到龙洲路某号，闯入了老伽的据点，冰箱、望远镜和一大包冥币，冰箱里有腐烂的肾，用来孝敬死人的冥币，看来杜鹃的的确确是死了，如此与老伽前番所说的一切都能对得上，然而“我”却被愤怒击中，似乎发现了更多，「龙洲路的老房子是预示着老伽骗了我、骗了杜鹃、骗了所有人吗」，「莫非他发财的故事也是他精心编织的鬼话」，「我开始怀疑老伽的故事，怀疑他回到桃县的动机」。 至此，聪明的读者骤然意识到，叙事者的讲述注定是不可靠的，必须要从头开始，重新梳理武陵驿留下的每一条线索和暗示，运用逻辑推理将故事复盘。 叙事的反面 叙事的反面被作者刻意隐藏了。只有留意每一个细节，质疑讲述者的可靠性，才会发现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暗黑故事。从小说一开始，这个表面上单纯的故事就被注入了暗黑的基因，故事的生长，像树根逐水四处蔓延，有它自己独立的走向，读者不能干涉，甚至武陵驿也不能掌控。这是小说的逻辑。 若想走出春水楼的迷宫，不妨像读莎士比亚那样借助于鬼魂。小说用哥特式文学语言告诉我们：考古发掘从地下挖出了无数根发辫，「长辫子卷曲成社群盘绕，一簇簇野蛮的蘑菇，长成黑暗天地的状貌」，发辫的意象如是为杜鹃之死鸣冤，顺应了小说中的线索“寒流像愤怒那样击中了我”，也就不难理解老伽被抓时，一只钟蜂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我”和钟蜂都为老伽残忍地对待爱人感到愤怒。 杜鹃死了，但她的冤魂却释放了读者的想像力。割肾手术感染而死并非罕见，为何死后冤魂不散？为何她的鬼魂不去纠缠施虐者瘸子而总是去往龙洲路老房子？小说又提出线索：「我意识到这只好事的钟蜂已错过了大好季节，它一定是一路跟随着那女人。钟蜂要是记忆力好的话，一定记得住杜鹃在哪里」、「如果从老伽来这里算起，它就能记住老伽，一定能记住最关键的三四个月，那差不多是蜜蜂的一辈子，也会是老伽的一辈子」，跟老伽交往三四个月是他们两人命运中最关键的时期，小说用了完整一节写最初的交往，章节标题是非常浪漫的「爱情在夜空里按古老的图案铺陈」。 追述两人初始，是从他从望远镜扫描黑暗的窗户开始。从窗帘被烟头烫出破洞的视窗，他发现了她，她被瘸子赶出房子，站在天井里哭，「他从望远镜里看了许久，把楼上女邻居脸上的汗毛也看得清清楚楚」，杜鹃太缺爱了，「他还没射击，她就被击中了」，「她倒在他怀里，辫子缠住他的胳膊，他在她脖子上亲了一口」，老伽冷静地与杜鹃聊天，在她说出「姓伽的老头很凶嘛」时，他答非所问，「哦，哦，咱老乡都管我叫老伽，他说着就连续打喷嚏，涕泗横流，样子很狼狈」，显然，这里的反应很反常。 「她尖叫起来说她们骗了她，骗了她的人是楼里女人，她们管老伽叫半夜出去打鸟的变态」，在写热烈情事时插入“骗”字这个不和谐音，打鸟射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就在他们的“爱情”进行到“铺陈古老的图案”之际，却出现了打鸟射击之类话语，考虑到杜鹃就是一种鸟，作者无疑在暗示这是将她当作了某种目标。 春水楼的女人小芹「告诉皮短裙这是喜欢半夜出去打鸟的老伽，原也是春水楼的租客，他是来打杜鹃鸟的，小芹不怀好意地笑」；又写到老伽搂着杜鹃的脑袋，他说「将来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情事正浓，又是第一次云雨，难道不该应承以杜鹃的名字来命名吗？在这样的小事上，连最虚无缥缈的承诺老伽都不愿意给杜鹃，杜鹃（一如她的外号傻子）对老伽产生了极端感情依赖，不惜花大钱给他买望远镜买药，虽然望远镜是山寨的，药是假的。 春水楼的爱情危机四伏。 异乡人的欲望和末日 一旦读者开始质疑老伽对杜鹃的爱情，杜鹃的鬼魂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龙洲路宅院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破译这爱情密码，就勘破了老伽的行动地图。 关于老伽的命运，小说中几乎有一段是明言了，「每当我在喝酒的场合讲起老伽的故事，老是从一只蜜蜂说起。我说一只蜜蜂空中由上至下，像神那样见证了一个外乡人在桃县的欲望和末日，听的人不免哈哈大笑，桃县都是很实在的乡下人，他们是非常容易感受到幸福的人，不会轻易相信我这种外乡人在酒桌上的胡言」，读者别为「胡言」两个字就轻易被糊弄，忘记了这故事是关于异乡人的欲望和末日的。 桃县是江汉平原上一个不发达的小县城，不管将桃县看作隐喻还是地理位置，常理下，打工只会往大城市跑。老伽带着一肚子被骗的怨气和天文望远镜，反向来到桃县，不是随便落脚的。他入住人员构成复杂的春水楼，用望远镜寻找着目标。杜鹃是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底层女人，成天在黄赌毒边缘行走，她们与亲人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早已断绝，这样的女性最容易被罪犯盯上，她就是这样被老伽盯上的。小说里老伽放出了心头的狼，不是色狼，他要做吃人的狼，把人连同恨统统吃下去。 被人骗之后，老伽想的不是如何防骗，而是如何骗回来。很可能那时他脑子里全萦绕着人体器官，可以佐证的是刚出场时，他就看中了大冰箱。而他在交往中的另一面令杜鹃害怕，在他告诉她同瘸子背地里的谈判后，杜鹃本能地感到了不安，她起先坐在床上，后来挪到小破竹椅子上，小小的破椅子将她包裹，多少给她一些安全感。 既然他不能断定卖肾女是杜鹃，为什么毅然决然将肾偷出逃回了桃县？答案显然是他早知道她是杜鹃。很可能，这个案子就是他和瘸子合伙弄的。小说故意略去了这些交代，但是运用小说逻辑，我们不难断定他对杜鹃的虚情假意，为杜鹃赎身只能是个人吹牛似的杜撰。瘸子沉迷于打牌，赌债高筑，很可能就是是老伽向瘸子透露了卖肾管道，于是二人谋划起如何共同寻找肾源发财。杜鹃跟瘸子同居那么久，没有被卖肾，一旦认识老伽，就立刻被逼上了卖肾绝路。这无疑证实了我们的推理，两个谋财心切的男人把她当作了生财工具。 这是老伽与杜鹃爱情腐烂的真相。两个异乡人在桃县所发生的爱情危机四伏，终于坠入狂花末路。 结语 破解了这起罪案，却不能让我们从此心安理得。这篇小说中叙述的罪与罚并不像俄国文学的《罪与罚》，作者借鉴了悬疑小说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的种种技巧，构成了华语文学中罕见的哥特式小说的恐怖效果，却让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深思：到底是什么造就了钟蜂式的罪与罚？ 叙事者的第一人称「我」为读者创造出不可靠的第三人称视角，剔除了同样不可靠的内心描写，留下多种线索，却又处处故布疑阵。就短篇容量而言，这篇小说所达到的广度深度以及技术含量都令人叹为观止。而其引发对罪与罚的思考则是作者留下的钟声的回响。 请读者诸君一同来勘验《钟蜂》的现场，鉴别物证，条分缕析，或许能同意笔者的浅见一二，就是对本文最大的回报了。 Post Views: 300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首发于《世代》第15期（2021年秋冬合刊号）     误入春天的飞虫   他走进我的家电维修部的那天，神情异样，但我没注意到。我那时在为一只误入春天的飞虫烦恼，看不清飞虫的翅膀，但振动的声音在耳边大得赛过直升机起落。我一只手捂住耳朵，立起来驱赶那只在日光灯底下盘旋的苍蝇。 那时，我没有把他与飞虫联系起来。我只是伸着懒腰说，老伽，你要是不嫌弃，我刚修好这一台，你拿去用。保险不会坏。 老伽是我的老乡，但我们之间并不熟，他孤身一人落魄在桃县，有事没事常往我这里跑。他一直打量屋子角落里那一台绿色双门大冰箱，连续打了好几个大喷嚏，用袖管擦着鼻子。 我说，你用五年坏不了，到时你不要就送回来，拆下压缩机，照样卖出去。 老伽来桃县后，除了付手机费连吃饭都成问题，他来找我买冰箱，但他没有钱，我把这归结为他自小就是眼高手低。我在市区僻静的地方开家电维修部，说是维修，其实就是卖二手家电，从废品收购站买来各种废旧家电修旧如新。但比起老伽，我的境况算得上是土豪，我觉得有能力帮老乡是一种光宗耀祖的行为。他可能还脸红了，我没注意，反正他也没付钱。我知道他不是有心占我便宜。 老伽是一个你看上半小时也记不住的人，他除了满头钢发以外就没有什么特征。他要自己拖回去，我说不用，待会我让人给他送去。你住哪，他说不用不用，拗不过去才告诉我，他说话鼻音重得像得了感冒。 春水楼？我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我才发现他使劲眨着眼睛，眼睛泪汪汪的，眼底血红。原来他对这个春天过敏，不知犯了鼻炎还是花粉症。老伽在臭名昭著的春水楼里租了房，其实这没什么奇怪，你要是想在桃县市区便利安全的地段省下些房租，最好的选择就是春水楼，离市公安局不远。除了钱以外，另一个理由是他不想继续成为街坊邻里睡得最晚的人，只有春水楼那个艳名远扬的地方有许多比他睡得更晚的人。那儿住着妓女、皮条客和一切攀附这个古老职业为生的人，天南地北，三教九流，什么口音什么来历都有。 那只苍蝇累了，落在他头上，老伽吓得跳起来。 我找来一只苍蝇拍，但他像看见毒蛇那样断然拒绝了。我拿着拍子转圈猛打一气，看看空空的拍子面，我僵住了动作，歪着脑袋看他，发现他脏兮兮的耳朵尖动了一下，他笑了，笑得有点儿丧：是蜜蜂。 我不置可否。他又问：你听见了吗，钟声？ 我不懂，他说他常听见些奇怪的声音。在非常寂静的时候。比如，现在。听见蜜蜂说话的声音。 老伽像昆虫学家那样看着我说，蜜蜂很可怜的，它的脑袋那么微小，什么也记不住，寿命那么短，活了等于白活…… 这是感时伤怀的老伽，一个不伤害万物的佛系怪人。 窗户玻璃被撞得啪啪响，轮到我的眼睛确认了一遍，是一只普通的蜜蜂，在抗议玻璃以透明的存在欺骗了它。如果蜜蜂能说人话，也许会说出它的不幸，在不幸中它能记住些什么呢？蜜蜂的生涯太过短暂，容纳不了太多日常平凡琐碎，也许只能选择性记忆，记下某些最重要的时刻，最幸与最不幸的时刻，好像我最能赚钱的时刻。我有点恼，老伽一来就用乱七八糟的想法掺乎我的生意，说把我一心赚钱过好日子的心情给搅乱了。 老伽又从我这里买了电视机、微波炉和洗衣机等家电，以及一部二手手机。我记不得他付钱了没有，也没太在意。二手家电常有点小毛小病，我去春水楼帮他修理过好几次，顺便知道了他与傻子的事。之所以留意他的风流韵事，因为我老怀疑他把钱浪费在了女人身上。老伽早年去深圳打工，每天就跟个流水在线的零件那样杵在生产线，站足八小时，还经常加班。下班后，他没别的娱乐方式，就看看直播，打打农药，每天至少花四个小时在手机上。看直播爱上了一位说话可人的直播小姐姐，郁积的乡愁与烦恼都得到了排解。为了引起那位小姐姐的注意，让她开心，他不停地打赏。花光了工资后，他又经人指点，在网上借了现金贷，提供身份证、手机号，三分钟打款。感觉这钱跟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他不停地从几十个APP借钱。开始他搞个账本，记录每个借款APP的还款日期，到后来他每月的工资连各家的利息都不够，雪球滚不动了，恶意催款的电话就打回了他老家。他爹做梦也没想到儿子出来打工七八年竟然欠了几十万的债，马上勒令儿子回老家务农。在变卖家产还了部分欠款后，妈妈病倒了，家里出不起住院费。 没钱了，老伽被那位甜心直播姐姐拉黑，曾经他为她打赏过18万多，都成了历史。老伽一气之下把手机扔进了垃圾堆，在家里躺平了大半年，从床底下找出结满蛛网中学时代的一件宝贝。   爱情在夜空里按古老的图案铺陈   若是手里有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难免会老想着找个地方用武。老伽行李箱内带来那台破旧的天文望远镜，他入住桃县春水楼头一天，就把它架起来。楼层过低，镜头从天井里看不到天空，恰好落在楼上一些照进黑暗的窗户。 你没法漏掉窗帘布面上烟头烫出的破洞，你也没法不留意楼上傻子家的窗户，昏黄灯光里浮动的轻灵黑影。他不晓得傻子多大年纪，反正不管她多大，春水楼里都管杜鹃叫傻子，她的四川口头禅是啥子啥子。杜鹃和一个她称为老公的瘸子同居，够傻的。他如此注意是因为他起得晚，总是被那个瘸子在天井里大喊大叫吵醒。他拉开窗帘，看那瘸子站在下面天井的阴影里，叉腰，瞪眼，瞎嚷嚷的劲头把狗子都吓跑了，男人去打牌的前奏。 老伽喜欢在镜头里观察杜鹃一个人走过门前那条石板路去上中班，一心一意埋头赶路的专注，不施脂粉，长袖长裤，戴着抗静电的条纹袖套，外加一条黑亮水滑的大辫子，不象春水楼的女人。杜鹃是春水楼楼里面唯一不操皮肉生意的女人。他被她那月亮似的白脸吸引住了，他自以为她和他是同路人，同样倔，同样怯，无法为这个坏得无以复加的世界所包容。 杜鹃在天井里洗洗涮涮，与人偶尔聊起在电子厂打工，也聊起打工史，去重庆，去深圳……退守县级市桃县，钱越来越难赚，但桃县生活费用低一些，赚少些也能对付。她的身材依然苗条犹如少女，眉眼依然动人如同初春的湖水。他常想人老珠黄这个词用在她身上并不公平，她的皮肤泛出象牙年深日久的乳黄色，显出古老唐诗的韵味。杜鹃看到附近站街女往往露出不屑，与她们照面会偷偷地骂婊子，尤其是对那些整夜去酒吧舞厅鬼混的女人。她在楼里面没什么朋友。 第一次他看到她哭的时候，狗日的瘸子把她的东西一骨脑给扔了出来，锁上家门，大摇大摆走了。她哭得特别孤单，楼里人只是看热闹说风凉话，并不想一块儿哭。 老伽从天文望远镜里看了许久，把楼上女邻居脸上的汗毛也看得清清楚楚。天井里扔满了她屋里的东西，两只红塑料桶，铁丝弯成的衣架，五颜六色的毛巾和女人衣裳，一床薄被子，编织袋，行李箱，坤包，一根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毛竹片。瘸子不晓得去了哪里，天黑也没回，赌兴发作起来，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 老伽等到天黑了，趁人不注意，下去把傻子杜鹃领回了自己屋子。刚才还哭着要杀掉狗日的瘸子的杜鹃哭累了，一点儿没犹豫，还问他可以看电视吗。五分钟后，她被《非诚勿扰》等选秀节目逗得擦着红眼睛笑了。老伽放心了，她一点儿也不怕他。 他给她做了面条，接着，在狭小屋里绕圈子，看她有滋有味地吃面，他问她饿不饿，立刻笑了，他喜欢说废话。长久以来就做梦，天上掉下一个姐姐陪他去天井里看天气，让他心里的狼被冷风吹醒。他乘车来桃县，起初在一家无纺布工厂做质检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丢了饭碗，不赌不嫖，窝在家也能挨一段日子。他告诉她自己不是深夜外出干坏事，而是去郊外看星星。她嚷嚷起来，他不晓得她是说傻子还是啥子。他说这个爱好费钱，但比看直播好多了。他热爱夜色覆盖的地方，上面有许多背戳破了的洞，少年时代就是攒钱买望远镜，从军用望远镜攒到天文望远镜。他在桃县日子就是白天蒙头大睡，夜晚出去看星星。 他又说，四百年前，外国有一个顶聪明的老头爱摆弄镜片，不知怎么一搞，他把两个镜片弄在一起，看到了老远老远的地方，看到了月亮，月亮上面的树，房子和人，看到天堂。 啥子天堂？杜鹃啪嗒一声把电视关掉了。 天堂当然有。天堂在星星上面。 外国老头是谁？ 伽利略，他顺道还瞅见木星的四颗卫星。 姓伽的老头很凶嘛！ 哦，哦，咱老乡都管我叫老伽。他说着就连续打喷嚏，涕泗横流，样子很狼狈。她给他找来纸巾擦拭，把他鼻子擦得通红。傻子不能理解男人怎么能得花粉症加萎缩性鼻炎，老伽也不能理解女人看几眼电视上别人的哭笑转眼完全忘了自己的霉运。世上有瘸子那样短命鬼勒索女人赖以为生，世上也有傻子这样甘心情愿打工来供男人吃喝嫖赌。 他拿出自己80mm口径的天文望远镜，她双手抱娃娃似的掂量，好重。当然重，他说快20斤呢。但这个只能玩玩。国外都是小孩子玩的。他想要的是重两倍的那款进口镜，专业级别，口径150mm, 750焦距，他紧张到口吃，说那要好几万块呢。可以看到月亮上的环形山，神秘塔楼，还有地道。你知道月球是空的吗，那下面布满了四通八达的地道，还有高达5千米的尖塔。你想想，桃沙酒店的高度才50米！ 他压制着自己心里的那只狼，把她拉到天井里，架起望远镜像高射机枪那样朝天瞄准。她薄薄衣衫上廉价香水、发油和天拿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让他看到了天文望远镜里永远看不到的景象，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正在夜空里按古老的图案铺陈。他还没有射击，她就被击中了。她倒在他怀里，辫子缠住他的胳膊，他在她脖子上亲了一口。她尖叫起来说她们骗了她。骗了她的人是楼里女人，她们管老伽叫半夜出去打鸟的变态。外乡人和他那火箭筒似的装备早就恶名在外。 老伽双眼红肿，流着泪，得意洋洋告诉我，那晚杜鹃主动留下过夜。他在床上忽然有了比天文观测更重大的发现，他想不到瘸子居然比他所认识的所有男人更有福气。他搂着傻子杜鹃的脑袋，宛如搂着偶然路过地球的一颗小行星。他说起他的伟大理想，将来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 他给我看手机里杜鹃的相片，那其实是一个长相平平的女人，春水楼的女人。 我很快忘了她长什么样，忘了老伽的风流韵事。   桃县上空的隐隐钟声   桃县的百多万人口聚集在汉江平原最低洼的一个弹丸之地，就像地壳、地幔、地核全部浓缩在一个点，产生如此紧密的引力，吸来的无外乎这样的人：他头顶稍嫌大的灰色鸭舌帽，皮夹克搭配牛仔裤，拖着一只外观像编织袋一样的超大行李箱，走路蹭着墙根，躲避着一只苍蝇的跟踪。他走不快，踮起脚尖，看上去犹如一加速就要摔倒的样子，逢人憨憨地笑，逼出额上抬头纹，脸上脖子里满是汗，焦虑的心下面隐藏着一头狼。一当他发现一路上盯着他的不是苍蝇，而是一只迷路的蜜蜂，他的脸愤怒得扭曲起来。 老伽走进这个故事纯属偶然。如果不是因为蜜蜂，我无法理解这些偶发情绪缠绕的琐事。这些因为美和疼痛搞得乌七八糟的点点滴滴，像蜜蜂的记忆一样短暂，但也如蜂尾的毒针一样危险。每当我在喝酒的场合讲起老伽的故事，老是从一只蜜蜂说起。我说一只蜜蜂空中由上至下，像神那样见证了一个外乡人在桃县的欲望和末日，听的人不免哈哈大笑，桃县人都是很实在的乡下人，他们是非常容易感受到幸福的人，不会轻易相信我这种外乡人在酒桌上的胡言。 话说那一年，老伽搭破旧的长途车一路颠簸，像装满砂石的编织袋填塞堤坝缺口那样，倾倒在桃县长途汽车站。他不怕苍蝇，但他怕蜜蜂，总觉得那种毛茸茸的小飞虫活着一天不是为了好好生活，而是为了蜇人。他一到桃县，听见了城里到处隐隐约约滚动的钟声，这让他感觉轻松，继而起了最初的疑惑。桃县上空独有的隐隐钟声。当时，他尚未把钟声和蜜蜂联系起来。 一些衣衫褴褛的工人吃饱午饭，挥动大镐，下意识地随着钟声节奏，修缮桃沙江畔一片破败的古宅。老伽混在看热闹的桃县群众里面，关心恢复明清古宅原貌的进展，他不搭讪，也不跟无所事事的游民开无聊的玩笑；他越来越吃惊，也许只有他这种同样游手好闲的外来打工汉子，才会特别注意到桃县奇怪的钟声。这里并没有教堂，只有一些香火茂盛到令人惊疑的庙宇，都在离桃县很远的穷乡僻壤，不知道市区附近什么地方能发出这样的钟声，但这里的人感觉迟钝。人人习以为常，在轰轰钟声的大背景里过着小日子。 春水楼是一幢贴满白色瓷砖的回字形八层楼，极其普通，除了门口挂着一对大红灯笼，没有任何特征，与周边的繁华极不相称。底层院子朝外搭了一圈违章建筑，砖墙和墙板上贴满了各色膏药似的小广告；背景画着拙劣的绿草地和蓝天白云，一排小孩子傻笑着，提水壶在浇花；棚顶彩色塑料雨布上面压着木条，石块，罗筐，还用空调外机作为固定。两楼以上全是闪闪发亮的不锈钢防盗窗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夜风穿过，天井地里纸屑、碎啤酒瓶之类杂物哆嗦着跳舞，违章棚顶劈劈叭叭作响，中空的大楼发出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回声；不熟悉的人夜路经过一定会吓跑，住在楼里的人全都木然，甚至说没有这种声音还睡不踏实。让他们真的睡不踏实的是半夜钟声，都说听见了悠扬厚实的钟声，绝不是什么鬼怪夜声。桃县没有教堂，离庙宇也很远很远，这钟声着实有点古怪。为了探究没有来源的钟声，老伽跑遍了桃县周边，当他灰心丧气的时候，他在望远镜里看见了一团黑云，常在半夜出现，钟声被夜色放大了，响彻春水楼。 老伽对邻居小芹讲，他喜欢绵绵不绝却若有若无的半夜钟声。他和好心的小芹套近乎，目的是为了杜鹃无家可归。小芹说叫她来吧。 等到杜鹃搬进小芹家，老伽第一个发现那不太合适，一间房内并排放着两张双人床，隔一布帘，床间距离仅容一人过。晚上，小芹那边同她开出租车的老公的任何微小动静，杜鹃都很难错过，反之亦然。 杜鹃并不在意。她常来老伽的房里看电视，顺便把该放冰箱的东西放到老伽的冰箱里，该加热的东西放进老伽的微波炉，但不在老伽处过夜，说是她的中班改成了夜班。有天晚上，老伽外出经过桃沙酒店，看见停车场走出来一群身材矮小精壮的本地人，好几个都有纹身，其中有两个女人，他避之不及，一秒钟内认出了小芹，下一秒钟认出杜鹃。他还在发愣，那群纹身汉子簇拥着两个女人进了桃沙酒店。等到他回过神来，他不敢贸然走进酒店，他一直在回忆刚才杜鹃脸上是什么表情。过几天，他从小芹嘴里得知杜鹃改行了。她饱受流水线拉长的咸猪手骚扰，丢了工作，不得不跟着小芹去酒店作公关了。老伽没说什么，连续好几夜，他都盘桓在野地里看星星，他又能做什么呢，他连自己也很难养活，杜鹃还是瘸子的老婆。 瘸子尖利的高音在天井里再度飘荡，他高音喇叭似的叫嚷杜鹃的名字，手里掂着擀面棍，他突然回来了，他把杜鹃从小芹家抓回自己屋里。杜鹃再也不来老伽那里看电视用冰箱了。老伽就是那阵子勤快地跑我的店，看我修各种古怪东西，他说他要好好工作，学一门手艺。我说有女人了吧。他赶走两三只吵闹着的苍蝇，松了一口气说，不是蜜蜂。我歪着脑袋看他。他不好意思地说骗光他钱的那个做直播的小婊子就是一只带毒针的蜜蜂，四处折腾，尽想蜇人。 你不知他有多讨厌蜜蜂，我根本没想到过他和蜜蜂之间的必然联系。 过了一段日子，他想向我拜师学艺。我说这活你干不了。 老伽缩了缩脖子，脸色突变。半天憋出一句话，说这活他能行。我不理他。 我认定老伽喜新厌旧，有重色轻友的毛病。好像是为了验证这事，有一天他突然打了个电话给我，淡淡地说他已经离开桃县，把冰箱等都给了傻子，说话间好像处理他自己的遗产，还提醒我别忘了帮杜鹃修理。我马上拉黑了他，很快忘记了这个自私的老乡和他的相好。   他袋子里提着的全是钱   桃县是一个令人神志昏沉的小地方。虽然每个人都像羊群那样起早贪黑，不知在赶什么活，理性介于清醒与梦幻之间，唯有活着的意志是无比坚实的力量，像引力那样死死缠住了好大喜功的梦想。时间是尴尬的存在，好像吹过江汉平原的风，你能听见钟表走路的滴答脚步声，如同听见它在田野间摆弄什么名堂，但你就是找不到它存在的痕迹。即使是新生事物，如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如蛛网般的高速铁路，都像是原来就有的，原封未动的。一切改变都是混沌的，模糊的，只有生意是明确的，热气腾腾。 桃县人之所以效率和速度至上，都围绕着生意。生意不好，担心饿死；生意好，担心来不及做。时不时抽空打一个盹，看上去这一座城人人都在装睡，你不用叫醒那些装睡的人，因为他们始终没正儿八经睡着过。桃县人是谨小慎微、思虑过度的一类人。顶多就是打个盹而已。 一只蜜蜂出现在我的小店打烊的时候。那个薄雾升起的桃县傍晚，我也在装睡。 我闻见一股子浓浓的莲香，浓到中药煮沸的气味。我所记住的却是嗡嗡的翅膀振动声，超过了直升机螺旋桨噪音，达到了钟声的频率。我惊奇，出现的是一大群蜜蜂，铺天盖地，密密麻麻，像成了一团乌云，发出了桃县特有的钟鸣。更令我惊奇的是出现的不是老伽，而是一个戴着三层无纺布口罩的女顾客，仿佛夜雾骤然升起在猫头鹰的翅膀底下。她说的话听上去像坏掉的水箱，水声单调，绵绵不绝，根本听不懂；她的眼睛不看任何事物，又像看着所有的事物，两只手像猫头鹰的翅膀，交替拍打后腰，是左侧，我注意到。 天哪，后来，我反复地想，到底是左侧还是右侧。但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她留下一张纸条，写有龙洲路某号的一个地址。我呆呆地注视着她飘然离开，身后拖着一根大辫子，还有乌云似的蜂群，它们生涯短暂，游手好闲，发出瀑布撞击悬崖似的轰鸣。我花了不少时间，极力想弄懂她和成群出现的蜜蜂之间有什么联系。她是要我去上门修理。可我几天下来，弄丢了那纸条。以后的日子，我成天神思恍惚，磨磨蹭蹭，什么劲也没有，把几台电视给修坏了。我好像见过那个女人。我直觉感到她和老伽有什么联系。但末了，什么也记不起来。找不到老伽，是因为拉黑他的人是我。 就在这时候，老伽回来了。春水楼的人说他其实是想重回春水楼，说对了一半。当时，老伽埋头上楼，手里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红色马夹袋，经过自己原先的住处，没停住，上楼，来到熟悉的那个房门口。一个面容陌生的皮短裙女人斜倚在走廊栏杆上，吐着瓜子皮，像新搬来的人那样饶有兴味地打量着他。 楼下的小芹追上来，告诉皮短裙这是喜欢半夜出去打鸟的老伽，原来也是春水楼的租客。他是来打杜鹃鸟的，小芹不怀好意地笑，接过老伽递来的烟说，老伽你走后，这里多安静呀，你听，坟地一样的静！ 皮短裙脸上慢慢显出失望，她转向天井吐烟圈。 小芹对老伽说，冰箱你拿回去吧。还有这个。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大纸箱，里面装着一架标着洋文的高级天文望远镜，还有一大包苗家配方的鼻炎药。 小芹啧啧地说傻子离开前留下给他的，老贵的。 他仔细察看后叹了口气，他断定这望远镜其实是一件山寨货，他手里惦着那一包药，点了点头，傻子不识货的。 在小芹的出租房里，他看到了原来属于他的电视机、微波炉和一台二手的果绿色冰箱。他想起从前在春水楼那段秘而不宣的日子，恍如隔世的感觉，不相信自己曾在最著名的城中村春水楼里做过这些风尘佳人的邻居。他留下三千块钱，单单雇人运走了绿色冰箱。 小芹和皮短裙惊慌起来，跑回了各自房间。她们躲在屋子里，又听到了隐隐约约的钟声，来自桃沙江方向，这一回声音奇大，如同许多巨石跌跌撞撞滚落江面，发生在大白天。她们想明白了一件事，每次钟声变大都是老伽出现的时候。她们不约而同找了街上的瞎子算命，花的是老伽的钱。 洪湖来的算命瞎子是为预卜未来而生的，空洞的眼睛在墨镜后面看着天，用干涩到发痒的声音说，桃县泡在糖水里，好日子到头了。 这消息太丧了。   老伽跟着辉子干得挺顺利   春水楼是回不去了。老伽回来不久，住进了桃县人民医院，是秋天的事。 我去探望他，不是为了他欠我的，但一见面他还是从枕头下抽出一迭钱塞给我。证明外面传闻不假。小芹后来到处对人说，老伽发财了！他袋子里提着的全是钱！皮短裙可以作证。看来她们都用各自的方法偷看过老伽的马夹袋。 我说老伽你回来也不打声招呼。他整个脸肿得像猪头，手臂上小腿上发出一片片红疹，正预备做鼻炎手术，只是抬头纹更深，满头钢发比以前更加挺立。 我说起遇见那个神秘女顾客的事，说到龙洲路的地址，老伽脸上的表情瞬间从错愕转为激动，又从激动转为怀疑。他颤巍巍掏出手机，我认出那是我给他的二手机，我说不太像。我见过手机里的女人照片，其实，我在心里早确认了那眉毛、眼睛和额头，杜鹃拥有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你无法忘记的特征。 看来老伽的记性要比我长得多，因此也痛苦得多。他说在离开桃县前，他犹豫了好多天，终于趁着瘸子不在的晚上，把杜鹃单独叫来。杜鹃以为是照常来看电视，她还扭捏推脱了一阵，老伽的倔劲发作了，看他特生气，她才答应了。她来的时候换了一条黄黑双色斜纹裙子，那个夜晚在老伽的记忆里洋溢着蜜蜂嗡嗡盘旋的春天气息，让他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她带来许多速冻饺子，两人吃了，剩下的她要放冰箱，他说不用了，这冰箱留给你。 杜鹃看着果绿色大冰箱发愣，她说你要用的。他说用不着了。 她说送我也没地方放。他说电视那些你统统拿去。 她瞪着他。他说他要走了，他在南方找到一个好工作，工资高，带宿舍，管一日三餐，他不能放弃那么优厚条件。 他不知怎么告诉杜鹃。但他还是说了，他想去南方挣二十万块钱，把她从瘸子手里赎出来。不是个小数目，但他起码可以试一试运气。她拎起裙子坐到他床上去，又移坐到一把破竹椅上，好像在寻找什么可依靠的地方。她才发现老伽胆子并不小，他居然偷偷去找过瘸子，瘸子在狂怒过后，眼睛开始放光，似乎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他豪爽地说他是花了大价钱把杜鹃买来的，这些年物价飞涨，吃了喝了用了不少他的钱，他开二十万块一口价，给老伽一年时间。 杜鹃双手掩面哽咽起来。如果她哭得美，他的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他想给她些安慰，但鼻炎发作了，他说话就像哼哼，该死的草籽花粉怎么就飞得屋里到处都是！他听见杜鹃说别碰我，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下贱。 老伽想天下之大谁能来安慰他自己呢，非常想抽烟。他嗓子里起先干燥的冒火星，现在转为黏糊糊的痰液，满是雨水泥浆，说不出话来。他的耳边传来钟声，如同巨石滚落桃沙江面。他感到屋子外面一定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蜜蜂。 杜鹃把辫子拆开，黑发散在肩头面门，遮住了她湖水似的眼睛，她说，求你一件事。不管你回不回来，要是你发现了新的小星星，能不能给它起名叫“杜鹃”？ 老伽说杜鹃毕竟是个傻子。他骗了她。 他放出了心里的那头狼，不去南方，而是去了省城。他被蒙上眼见了公司的领导，他们管他叫大哥，听声音大哥细声细气的，非常年轻。一个叫辉子的小伙子交给他一部专用手机，带着他一起外出跑业务。他们在车站接到一个二十来岁的江西小伙子，按大哥吩咐核实了来人身份，带他到附近一家医院体检，抽血、验尿、腹部拍片，把他安排在车站旅馆，关照他不要与别人交谈，不要熬夜，少用手机。他们还用小伙子的身份证替他买了车票。 第二天，目送小伙子进站上火车，他们俩搭上长途车前往济南。他们在济南一间小旅馆找到早抵达的江西小伙子，给他买了一件御寒的外套。在那里一共四天，老伽他们每天为他交纳房费，还给他100元零花钱，嘱咐他不能乱跑，早睡早起。小伙子的嘴唇哆嗦着，眼睛也红了。长这么大也没人这么关心他。第四天，他们领着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男子来为小伙子再次抽血。隔天清晨6点，熟睡中的江西小伙子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们已经为他订好了前往河北的大巴，小伙子再次独自上路。 老伽他们租一辆出租车上了青银高速公路，在邢台南宫出口，他们截住大巴车，再次接上江西小伙子，来到一家宾馆，早有一个面如金纸的浙江口音的人在宾馆里面等候。下午6时许，他们一行四人登上一辆灰色面包车，这回他们拿走浙江人和江西小伙子的手机，给他们戴上眼罩，途中完全不许交谈。一小时后，车子开进一处空旷的农家小院。铁栅大门挂着绿帆布作遮挡，小院内杂草丛生，自西向东五间平房依次排开，透出暗淡的灯光，后窗全用砖块砌死。从外面你看到的只能是月光和月光底下的坟地，长草凌乱模糊，像起舞的鬼魂。 江西小伙子被带到另一间房，空空荡荡，只有一张手术床、两台叫不上名字的仪器。屋里三四个戴口罩的人看不清面目。其中一人穿戴白大褂手术帽，其余人墨绿手术服。白大褂问是不是确定要进行肾脏摘除手术，那小伙子机械地说，卖。 什么都可以卖，只要价格合适。浙江人很开心，他被带进另一间平房，如果他安静地等待，明天他将得到一枚新的肾脏，替代体内已经衰竭的器官，美好的新日子即将重新开始。 老伽跟着辉子干得挺顺利，跑了几单这样的业务后，很快熟悉了公司的生意经。买肾的浙江人要给大哥55万，外加红包，而可怜的江西小伙子卖肾只能拿到4.5万。老伽也曾犹豫过，但想到他和辉子每人每单可分到一万元，外加红包。跑一年存下的钱就离二十万块差不多，他就能振作精神跑下去。 那一晚。他在农家小院子里办完交接，扭转脸去，屏住呼吸，再次听到了熟悉的嗡嗡声，他发现院墙下的幽暗中分辨不出是蜜蜂还是飞蛾。接着，眼前出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轻灵背影，蓬松的白色滑雪衫遮不住她，蒙着黑眼罩，那根水滑到闪光的长辫子何其眼熟。她是另外一组业务员带来的货源。业务员们都极怕大哥，没人敢泄露货源的身份，也不允许他们私下攀谈。 手术开始后，老伽溜出院子，躲在村头树下吸烟，火星飞舞，长草扬花。不晓得是烟雾还是过敏，他猛烈咳嗽起来，脸色灰蒙蒙的，闭着眼睛，泪花仍然溢出了眼睑，满脸都是，头皮疼痛发胀，他好像马上要昏厥。自从他们租下这个农家院落，村民们都有些疯狂了，他们捏着农具在周围转悠，他们说坟地里的僵尸出来了，又出动来吞噬村里的牲畜和婴儿。他觉得村民说得不假，这个农家小院是修在乱葬岗上的，半夜出动的僵尸就是他自己。他不得不躲着村民，像僵尸进食那样亢奋地吸完半包烟，他没有昏厥过去，没有丧失理智，他做了一个草率的决定。 他偷偷剪断电线，趁着农家院子断电的混乱，潜入手术间，偷走了那片刚刚摘下的肾脏，连夜坐车逃回桃县。可是那时候，他发现杜鹃早已离开了桃县，瘸子也走了，只有小芹她们还用着他的电视机冰箱微波炉。小芹说杜鹃跟瘸子去南方赚大钱去了。 南方是老伽心里永远的痛。他后悔莫及，一心想把偷来的肾还给那个长辫子卖肾女人。他冒险在圈内辗转打听，却意外得知那个女人因为术后感染，没熬过七天就死了。她是被她的赌鬼老公逼着卖肾还债的。他心里悚然一惊。那个女人会是他朝思暮想的杜鹃吗，那个蒙眼罩的身影既熟悉又陌生，他在心里默过了千遍，依然无法确认。他千方百计，也无法获取女人的名字。他说完，又开始流泪擤鼻涕，杜鹃当然不可能是真名。他的目前计划是花钱对付花粉症，做完鼻手术，就去南方，医生警告他如果手术失败，他的眼睛会丧失流泪的功能，他说好啊好啊，他要的就是这个。 我果然发现病房里不知何时起飞着一只黑色花纹的蜜蜂。翅膀振动声音如此大，原不该一直忽略到现在。老伽讲的下半段故事有多少真实度，不好说。好比病房里凭空出现了一只蜜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老伽说他发现了真相。他说在走南闯北做业务的那段时间，他遇见了一个养蜂人，那个人告诉他桃县出现的其实是一种叫做钟蜂（Bell Bee）的外来蜜蜂，源自遥远的古老澳洲大陆，尾巴没有毒刺，修筑螺旋结构的蜂巢，别以为没有刺，就没有进攻性，它们其实会用嘴咬人。钟蜂的爱好是像羊群那样密集地群体行动，成百上千，聚集在半空，形成黑云，发出模拟钟声的集体共振。 老伽没有说他的钱怎么来的，但看到他突如其来的富有，你完全可以自由想象，他如何在住院前租下了桃县水边的好房子，买了最贵的天文望远镜，每天夜里在宇宙里寻找新的小行星。当然，他没能找到什么小行星，却发现钟蜂一路尾随着他，无论他在哪里租房，钟蜂都会聚拢来，把钟声尽量放大，尤其是在人声寂灭的半夜。 我走到病房的窗前，外面的桃县是阳光抚摸下一片昏然欲睡的海。我也听见了那神秘的滚滚钟声。那只钟蜂黑色斑纹的小身体依然在老伽的病房里打转。单个翅膀的振动之大，老伽痛苦地呲牙咧嘴，不由我不信他说的故事，我想起最早出现在家电维修部里的那只钟蜂，是不是同一只呢，很能确定。老伽现在是一个有钱人了，但他并不高兴，他像迷路的钟蜂被密封在这个秋天里，对前方的出路仓惶失措。   寒流像愤怒那样击中了我   现在，我终于得知了钟蜂的秘密，却反而怀念那不知钟声源头的日子。没有蜜蜂的嗡嗡声是不成其为春天的，没有催动花开万里的神秘钟声是不成其为桃县的。然而这两者却是同一种存在，钟蜂为什么出现在桃县这个小地方，正如老伽为什么要一再回到桃县一样，是一个谜。春天早就过去了，钟蜂的日子快到头了。 入冬以前，一个清晨异常冷。寒流像突然的愤怒那样击中了我。后来，我不断回忆起那个破坏了幸福感的冷酷清晨。路灯坏了的小巷，在霜冻的晨曦里永远没有尽头，我与她擦肩而过，在一连串肢体哆嗦中，认出了她。她来过我的店，依然戴着口罩，瞳孔不看着任何物体，但眉毛眼睛额头如此清雅光洁，藏在她口罩背后的某种尖锐的棱角使我感到刺痛。以前的错觉是可笑的：她实际是用两只手交替捂着后腰，从前面看，就像猫头鹰拍打着翅膀。 我尾随着她，穿过桃沙江边的古宅保护区，穿过湿地的水杉灌木和茎叶倒伏的田埂，来到更为低洼的龙洲路。寒冷的雾气打湿了一切在田垄中褪色的景物，连同我的面颊。我衣着单薄，在风里像来不及收割的庄稼那样杂乱颤动，以为天气要发生变化。女人留下的纸条上写的就是龙洲路某号，传说在桃县还未出现之前的远古时代，这里是龙嘴的所在，龙口不断吐出污泥浊水，年深日久，沉积为龙洲洼地。她消失在洼地里，那里有一幢绿树环绕的老房子。 在昼夜不分明的这种神秘时刻，那是一栋我所害怕的房子，绿得晦暗，散发着霉味。 蜂巢般纠缠不清的一圈圈电线下面，院门未关严实。我推开门。屋里无人，桌上放着一只红色马夹袋，鼓鼓囊囊的；窗前架着一具火箭筒似的天文望远镜，印着不认识的外文字母；角落里一只硕大的绿色冰箱非常眼熟，我一把拉开冰箱门，闻到了一辈子所能闻到的最奇怪臭味。 冰箱坏了。 我在冰箱背后的不干胶贴纸上看到自己维修部的电话。 存放在绿色冰箱里的那片肾腐烂了。我看得清楚。这是我的错。我给老伽的冰箱这么快就坏了。但他现在有足够的钱订购最新款的超大冷柜。然而，桌上的马夹袋，我拆开一看，全是冥币，捆扎得整整齐齐。 下雨了。我似乎看见老伽歪斜着倚靠门框的场景。他满脸不知是雨还是汗，点燃一支烟，出神地望着日益接近冬天的细细雨丝，瞳孔里露出狼的目光。他好像在听着什么音乐，怀念桃县的钟声，等着猫头鹰般拍打翅膀的女人寻到龙洲路来，我的这次突然造访岂非证明他所期盼的并非痴心妄想。桃县没有教堂，庙宇也很遥远，但钟声擂过大地的胸膛，撩拨汉江平原的众多河网，送许多舟楫逆流而上。老伽天天夜里扒着高倍数望远镜望天，他已经找到钟声的源头，但他还在寻找着未知的小行星。寻找着他失去的女人。龙洲路的老房子是预示老伽骗了我、骗了杜鹃、骗了所有人吗，如果春水楼的人看见他提着满满一袋子钱都是冥币的话，莫非他发财的故事也是他精心编的鬼话？我开始怀疑老伽的故事，怀疑他回到桃县的动机。 抬头看到一只蜜蜂像直升飞机那样停在半空，我意识到这只好事的钟蜂已错过了大好季节，它一定是一路跟随着那女人。钟蜂要是记忆力好的话，一定记得杜鹃在哪里。我在手机里检索了一番，发现网上说蜜蜂的记忆力只能记住七天，但如果从老伽来这里算起，它就能记住老伽，一定能记住最关键的三四个月，那差不多是蜜蜂的一辈子，也会是老伽的一辈子。我们低估了蜜蜂的记忆力。这只钟蜂可能老了，但它的记忆却很新鲜。它的视角永远在你头上，像神那样俯视众生，心怀悲悯，一旦有机会成群结队，就发出警戒世人的钟声。 我陷落在绿色房子一片寂静的中央，只有我的噗通心跳，还有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钟声，仿佛雷声滚过江面。 从此往后，我再没见到那个猫头鹰似的女人。 老伽还没出院，警察就来了。老伽出事那天，我正在吃午饭。等我闻讯赶到桃县人民医院，医院大楼前围满了吃饱饭看热闹的桃县人。警车呜呜地叫着，正在费力地驶离人群。我看见老伽戴着手铐坐在车内，正襟危坐，在两个警察中间。看热闹的人说警察因贩卖人体器官通缉他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他抬起脸，一脸无辜，眼神像洪湖来的瞎子那样空洞，面容浮肿，双眼红肿到睁不开，鼻部贴着药棉绷带，看来鼻手术失败了。 一只飞虫拼命撞着车窗玻璃，发出劈劈啪啪子弹爆裂的声响，几乎要破窗而入。那一定是钟蜂的愤怒。   一条夹着尾巴的草狗来凑热闹，它开腔狂吠，遭到闲人们的痛斥驱逐；狗似乎明白了钟蜂的愤怒。如果这时候你蹲下来，仔细端详狗的眼神，你会发现狗的智商并不像外表那般低，狗常常比人更快解读神启。在桃县人民医院有太多翘首盼望肾移植的病人，现在医院的后门，常能看到一些戴口罩捂着后腰的外乡人在散步。他们相信在桃县将开始一段崭新的幸福日子，而这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有钱人。老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就算他重回桃县是为了假扮有钱人，我也没有理由看低他。 进去后，老伽托人带话告诉我，看守所里没有蜜蜂，只有苍蝇，数不清的苍蝇。不过, 他对蜜蜂的害怕只是杞人忧天罢了，不管是苍蝇还是蜜蜂，生命苦短，活不过这个冬天。他没有提龙洲路的绿房子，我也不问。老伽终于摆脱了一段尴尬的人生，他说监狱里面的日子好多了，过敏鼻炎神奇地不治而愈。 老伽被捕那天，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建筑工人从那所惬意的桃沙江畔古宅地下挖出无数根长发辫。奇怪的发现召来省里一群考古工作人员，他们目睹长辫子卷曲成蛇群盘绕，一簇簇野蛮的蘑菇，长成黑暗天地的状貌。他们经验丰富，但不知如何撰写报告。头发是最难腐烂的。考古发现常常既不美，也没有什么价值。 这个冬天，我等待着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比如，成群结队出现的钟蜂。   （作者为世界华文作家交流会、维州华文作家协会和澳洲华人作家协会会员，微型小说学会理事，圣公会牧师。所著小说散见于《芙蓉》、《文学港》和《四川文学》等大陆文学期刊。） Post Views: 279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2023年06月26日09:05 来源：《长江文艺》2023年第6期   – 1 – 穿堂风跳过两个公共厕所，从安西大弄堂冲出来，一头撞上长安路上的车流，被中山西路十字路口彻底收作之前，总是盘旋在长安路上一排异常整齐的法国梧桐树头顶。那时候，安西这个鬼地方没有这样的大树，树身上还统一刷着白得晃眼的漆。 日本楼的阳台对着长安路上的车水马龙，红英被呜呜的风声吸引着。她有一双猫一样的眼睛，慵懒的目光像是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在眼睛里，但有意无意目光总要越过那排白漆树，落在长安路1344号。长安路上都认得，那是乔家红漆斑驳的大门，通过一条比喉咙还细的黑漆漆的窄过道，进入一个狭小的天井，长春住的阁楼窗口开在天井。 红英是班里不发声音的，长相出挑，举止文雅，体育不错，成绩平平，平日不显山露水，也不送往迎来，做不了班干部。不过，到了寒假，按家庭住址划分若干个学习小组，她却成了长安路日本楼这一片的小组长。眼看着寒假的日子一天天消逝，她赖着不去检查长春的作业，就像是抽屉锁着，钥匙丢了，一想起就烦。她磨磨蹭蹭走在安西大弄堂，鼻间充盈黄鱼烂菜叶尿碱的复杂味道。 长春正岔开两腿，站在大弄堂里的小菜场，挡住了穿堂风，口里啵啵吹着泡泡糖，左手在腰间皮带上捻着什么，转而拍打一株铁树，好像那棵树眨眼间要长到天上去，变成一头墨绿色恐龙，掀翻整个长安路第三小学。他是长三小学最受女生欢迎的左撇子。但这不包括红英这一类。 他眼光游走，没有落在经过的红英身上，却像是最冷的清早窗户上的冰花，看似玻璃平面上几何图案扩张得肆无忌惮，其实绕来绕去还是那个中心。他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红英加快脚步。长春伸出左手拦住。红英讨厌他停不下来充满挑衅的左手，一甩短发，想绕开男孩身上那股子快要溢出来的寒气。 半路上有坏人。长春说。 天还亮着呢。红英说。 那我们一道走。长春说，他缠着不放。 路上昏头六冲地又说，你晓得敲头人吗？ 自从全城陷入一场敲头噩梦当中，长春被敲头人深深吸引着。他有声有色讲起母亲说了无数遍的第一起敲头案：那个风雨交加的夜里，穿红毛衣的年轻女工撑着红伞穿着雨鞋，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离大孚橡胶厂不远的荒凉小路上，路边不远就是黑魆魆的苏州河，另一边则是一块烂尾的建筑工地，这一带远离长安路至中山公园的热闹地段，面积有几个足球场大小。周围一片漆黑，路灯不知是坏了还是被街头混混打碎了，红毛衣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背后窜出来一个骑车人，超过她的刹那间，车闸吱扭一声，那人抽出一件钝器，带着风声砸中她的脑壳…… 红英立定在电线杆下，扫了一眼学校绿漆大门，看不到收发报纸的老头，她说，做啥要瞎讲，我不怕的。 红英从来不信乔长春的话，正如她不信乔家阿奶的话。她玩厌了桌上的算盘和各色应收应付账款的蓝色小图章，溜出食品店财务室，顺一架木梯，爬上水泥晒台。 冬天没有什么风景可看。一片压一片的瓦片连起来的屋顶，灰黑色海浪翻滚一般。她拿眼在屋顶相连的凹处扫描，除了一些飞鸟播种的野生植物，没有什么发现，到现在也没有下雪的样子。 楼下在喊：天黑了，作业写完了吗？ 天还没黑呢，大人喜欢骗人。红英不理不睬。 那声音闷闷的，提高了分贝：快点下来，小姑娘回家啦。 天空飞过一大群花白间杂的鸽子，像是覆着白粉的大黑板上漂移着粉笔字，让红英想起她还是有个妈的，虽然她总是不在家，老是要她放学后待在史阿姨的单位。 史阿姨还在叫：快点——小公主，敲头人要出来啦。 叫公主也没用。史阿姨那张嘴不是说她像弹钢琴的小姑娘，就是像会跳舞的小公主。红英更不怕敲头人，她没有穿红衣，头发是有点黄，不是枯草的黄，而是晴天渲染过的金色。发箍也不是红色的，但史阿姨吓唬她说敲头人出来敲人脑袋前，会先讲出那个人的名字。你的名字里是有红色的。 黑咕隆咚的楼梯口传来硬物碰撞的声响，一迭声哎呦哎哟，财务史阿姨上楼走得急，大约是膝盖撞在楼梯扶手上。妈妈近来在红英放学后，把她像一件出售货物寄放在新宁食品店二楼财务室。完结，该着被押送回家了。 她期待着天黑得快一点，也许可以撞见敲头人。 起风了，冬雨洒下来，有一阵没一阵的。两人都没带伞，史阿姨抓着红英的手，边走边发抖。长安路往东走，哪怕过了下班高峰，行人车辆也是渐渐多起来，没什么好怕的。然而她们都晓得现在共发生了七八起敲头抢劫案，两人死亡、六人重伤、多人轻伤，全是穿红衣的女性，重案都发生在苏州河到沪西体育场一带。被抢物品五花八门，辣酱、药品、饭盒、化妆品、香水，手表、戒指、金项链……敲头人一件都不放过。史阿姨路上在唠叨。 史阿姨的婆婆乔家阿奶头顶着个面盆，屁颠屁颠赶上来，红英立刻刹车。 史阿姨也站住，不是怕看见婆婆，她也看见了跷脚斌生。天上稀稀拉拉落下些大雨点，打在梧桐树叶上，行驶的车辆上，移动的雨伞上，行人头顶上。指端能感觉到红英的血流在加速，她用力拽住小女孩的手。 红英没想到见到斌生阿哥是这个熊样。冬天了，他还是那件夹克单衣，打湿了，认不出本来颜色。晒黑的面孔上像乌龟壳爆裂，老远能闻见香蕉水味道，近一米八的个子因为腿脚不便，迈出每一步都要含胸收腹斜肩弯腰倒向一侧，犹如背上驮着一大袋米。民警小金他们披着雨衣，嘴唇苍白，反剪着斌生的双手，显得比被押送的人更吃力更沮丧，他们逶迤行过积满水的坑坑洼洼，朝派出所走去。 – 2 – 那时候，乔家阿奶的奶末头儿子长春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三角花园。 三角形小花园，不但形状奇怪，连踢个半场小足球的空间也没有，却是个闹中取静的秘密角落。绿色植物叶片上一层血迹似的铁锈，中山路桥投下乌云一般的巨大阴影。晴天也是阴阴的，难免有些古怪的事发生，藏着些逃学孩子的书包皮球弹弓钓鱼竿之类玩意儿。到了夜里，星星点点火光跳动，一切都会生动起来，都说树妖在夜里出来觅食，专抓迷路的孩子。吓得女孩子们都远离三角花园。长春曾经把红英单独骗来这里，不只是为了炫耀三角花园，只有他晓得芭蕉树丛最深处有一个防空洞，不知道有多深多大，从门缝里扔了几颗石子进去，半天也听不到回声，更是为了给她讲一个独家新闻：那个敲头家伙是有动机的，骑单车执铁锤，偏爱肯德基的红，要在肯德基炸鸡店在中国开满100家分店之际，敲满100个红衣女的头。 红英扭头就走，扔下一句话：十三。 长春纠缠红英不知怎么被乔家阿奶晓得了，她数落奶末头儿子说，长春呀做啥要跟日本楼小姑娘搞，她妈是只什么女人。摆不脱跟跷脚混在一道，骚逼。 跷脚当然是指斌生。乔家阿奶在长安路和派出所之间不厌其烦跑来跑去，为的是验证她没有看错斌生。她说警方早就确定了是单人作案；作案工具为类似榔头的金属钝器；劫财劫色，手段狠毒，不计后果，熟悉地形，不像流窜作案，专案组在案发地周围守候良久，终于逮住了嫌犯长安路跷脚。长安路上闹闹嚷嚷，有人叫好，有人跳脚，有人叹息，也有人讲触霉头。红英一直不肯相信警察会冤枉好人。果然她猜对了，派出所把斌生关了两三天，没搞出什么结果，只得放了。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倒是吓坏了长安路一条街。丈夫陪老婆、父亲陪女儿成了出门标配。女工不敢上中班夜班，工厂将食堂临时改成宿舍，没有条件的就借用附近学校教室做临时宿舍；女人不惜将头发剪短，出门不敢穿红色衣服；甚至有人戴摩托车头盔走夜路，随身包包内藏着大剪刀。 那时候，乔家斜对过的日本楼是西站以西最好的建筑物。孤岛时期日本人所建，长安路的清早，路边马桶排长队的时候，日本楼则是另一个世界，安静得很，每家每户铺深色柚木地板，都有卫生间抽水马桶。一楼一分为二，东边是公寓入口，西边则是地段医院的大门。住在五楼的红英常常听见楼下医院的嬉笑吵闹。冬天日短。大白天，袅袅白雾从门诊部的烟囱管腾腾升起。楼道里房间里却永远是黑魆魆的。楼上阿六头讲以前楼里吊死过一个大肚皮日本女人，夜里有时能听见东洋女鬼在哭，女鬼白天视力差，如同睁眼瞎，到夜里看得一清二楚，专门半夜出来寻男人。红英妈打断女儿说，阿六头赤佬骗小鬼的。红英说女鬼自己生不了小孩，夜间来找男人生小孩。她在走廊里也听到过好多次奇怪的哼哼声。每次到这里，妈妈免不了啐女儿，全是地段医院病房那帮神经病太吵了瞎污搞。红英争辩说那声音有时又像是老爷车，在天上哐啷哐啷跑。 妈妈看到日立彩电上什么人乐得大笑，笑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什么又说，小鬼头越来越像你杀千刀的爹了。 红英面孔涨红，不做声。她最生气的事是不光长安路一条街，连她亲妈也讲她没有爹，但这么久以来，她也习惯了，她晓得他们全错了。世上哪有小孩子没有爹，她只不过是想不起爸爸的面孔，在记忆里，伴着妈妈摔锅砸碗的哭骂，他就是一个喝闷酒的酒鬼，宛如深夜苏州河油汪汪水面上来来去去的水泥船神秘地出现神秘地消失，跟她像是从来没什么关系似的，顶多是一副掉了色的金丝边眼镜，毛茸茸的胡茬，一双骨节棱棱湿冷粗糙的大手，有点像斌生的手。 红英万万没想到斌生骗了她，她问小儿麻痹症会死吗，他说不会。不久，却传来了死讯。清晨上学路上，她看见安西小菜场里好多人顶着西北风往长安路上跑，要赶到中山路桥去。她不能跟着去，听人说警察封锁了三角花园，有了重要发现。人们一面赞叹，一面唏嘘，这么快就捉到了。 斌生独自躺在芭蕉叶最深处的防空洞内，头靠着砖头垒砌的土灶，头发烧焦了，眼半开半合，口微张，右手压在胸口下，左手伸得僵直，指尖朝向门口。指甲折断脱落，铁门下部布满刮痕。肌肉萎缩的左腿藏在右腿下面，脏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西裤上现出黄腊腊一滩尿迹。警方排除了非正常死亡，法医认定是心肌梗塞，没说什么时候死的，但唯有红英知道，他一定是在做梦当中走的。她还知道，梦是芭蕉叶形状的。 民警小金等人找到了一些琐碎的东西，搪瓷碗，破铁锅，雨衣，手套，手电筒，丝袜，蕾丝内裤，避孕套，平刨等等，包括一把铁锤，锤头沾满了土和草木屑，散乱分布在防空洞各个角落，洞壁上白粉笔画着一片大芭蕉叶子。头顶上不时传来轰轰声响，那是轮胎碾过中山路桥面。围观的人说小金他们裹着军大衣，依然冻得嘴唇发紫体似筛糠，冬天的防空洞就是一个冰窟窿，冻死人不偿命。锤子送到刑警大队做检查，验出了血迹，不能确认是被害人的。但大家早都默认了敲头人是跷脚斌生，遗憾的是就算能给他定罪，谁也没本事抓一个死人。 半空中有零星火光，爆竹劈劈啪啪响起来。新年快到了。 长安路上只有红英不相信斌生死前住在防空洞，没有二胡唉，斌生怎么可能不带着他的二胡，住在那么冷的地方。她很小就见过斌生，但第一次两人说话却只是两年多前。妈妈开始将她托给史阿姨。 那天史阿姨急着回去烧夜饭，本来要送红英回去，但红英妈说自己来接红英。五点多，出纳走了，六点钟不到，史阿姨也走了，将备用钥匙留给红英。 财务室出门左手，一架纹理磨得铮亮的木梯搁在半人高的小门口，通向水泥晒台。她记得头一次爬梯子发现晒台，晒台中央的藤椅日晒雨淋，白惨惨的，像一具蜷缩起来的动物白骨。她往藤椅里一扑，椅面塌陷，吱嘎尖叫起来，椅腿左左右右摇来晃去，愣是没塌倒，像是激流里的小船，险归险，始终不倾覆。她好几次把椅子拖到晾衣绳下面，帮着把掉下来的被子重新晾上去，第二天发现藤椅又回到了晒台中央。无论怎么摆椅子，隔天总会回到晒台中央，好像椅子长脚认得方位。那是跷脚斌生的藤椅。史阿姨说他的手很巧，店里的桌椅货架冰箱都是他修好的。 红英轻轻推开晒台木门，门轴发出吱嘎吱嘎声，藤椅上伏着一个黑影，她正想退回去，那个影子会说话，他说，看。 她吓了一大跳，身子退得太急，把门撞上了，退不回去，她更慌了。 影子起身攀住晾衣裳铁架子，翻过晒台栏杆，一只脚踩在墙面上凸出的椽子，另一只脚就像蜗牛伸展腹足那么晃来晃去，一点一点，顺着栏杆外缘朝前爬，红英的心随之悬在半空中。她看出那只荡在半空中的脚有毛病。四周静极了。该如何描述这种傍晚自然生出来的寂静，长安路上连个小小的图书馆都是成天闹哄哄的。 她故意啊了一声，惊叫声赛过地面拖曳铁货架的锐音。那人脚下打滑，差点掉下屋顶，好在他手指扳牢屋脊，呼吸粗重，摇来晃去一阵，最后落在屋顶和屋顶之间的凹陷处，站稳了脚跟。衔接屋顶的油毛毡很结实，渐渐蓄了土，雨过之后，陆续长出一些鬼头鬼脑的野生植物。当他气喘吁吁爬回来的时候，胳肢窝下夹着一只拳头大小的野西瓜。 她认出了那张像皱皮苹果的憨憨笑脸，深度近视眼镜，夹鼻裹着橡皮胶，鼻翼笑纹深刻，三十来岁年纪倒像是四五十岁。除了带崇明口音的上海话和流行的酱紫色夹克衫，他身上再没有什么本地特征。没有上海户籍，更无从证明他与这里的联系。他是长安路上来历不明的人，半天也讲不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周家桥新宁食品店沈经理招临时工，看他老实，身世可怜，又是个瘸子，心一软，就安排他住商店楼上三层阁看店。 她免不了想起长春说的圆规画圆圈的比喻。这次，长短不一的圆规脚异常轻巧完成了徒手攀援的高难度动作，大大出乎她的预料。她为恶作剧抱歉，他未语先笑：谢谢小鬼头吓我一跳。本来心口不舒服，倒被你一下吓好了。 那是她第一次知道斌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 3 – ——总归有一天会摘到一个熟的。 说这话是在财务室左侧斌生的三层阁，竖一把短木梯作出入口，单靠屋顶老虎窗通风，人站不直，夏天闷热，冬天漏风，他家在哪里没人知道。他好像也不在乎。反正自从他来到新宁食品店，长安路上只知道他孤家寡人无处可去。他拿一把油腻腻的水果刀，剖开了小西瓜，瓜瓤白乎乎的，籽也是白的。他尝了一口，皱起眉头，揉着胸口，呼吸平顺了，一脸苦相，但嘴角挤出笑意说，味道好极了。 红英笑了，斌生说味道的腔调同雀巢咖啡广告一个样。天气回暖，屋里一股子脚臭汗酸烂水果的混合怪味，被子书籍药瓶乱糟糟堆在床上，床下塞着脚盆拖鞋木工工具箱。红英不喜欢看书，就看墙面贴着的大海报，上面一排排电线纵横的傍晚天空底下，五个短裤少年并排站立，昂首望着远方，他们在等待着什么，什么才值得去永远等待？她从长春硬要借给她的竖版旧小说认出繁体字的“遠”，念得出四个蓝色大字是“永远等待”。若干年后，当她疯狂地迷上香港Beyond摇滚乐队，才似乎明白了永远和等待之间的那种相依相恨的莫名关联。每逢听到苍凉遒劲的粤语版《海阔天空》，鼻尖一定会闻到斌生小屋子的气味。 她吸溜着鼻子，吃了话梅糖、盐晶枣，眉眼便活泛起来。 斌生在火油炉上煮了两人份的葱油拌面，看她吃得鼻尖冒汗，遂取出一把破二胡，笑着说，日本楼小姑娘，想听什么？ 红英喜欢斌生搂着二胡摇头晃脑乱拉一气。下班后，斌生不是上晒台坐在藤椅里发呆，就是在三层阁里摆弄二胡。这完全不是白天在店里你能看到的那个被人呼来喝去的杂工。食品店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少不了他，但没人拿他当一回事。沈经理背着手走来走去，有时给斌生脑袋上轻轻一巴掌，骂他拉二胡是乱弹琴，怪不得老大不小找不到家主婆。史阿姨说不要小看斌生，人家在外面有花头。有人问什么花头呀，史阿姨来不及回答，沈经理就说偷南货店隔壁花痴的花裤子穿喽。大家笑得稀里哗啦，斌生也笑。沈经理又拍他脑袋，笑什么笑，笑嘻嘻不是好东西。斌生还是笑。史阿姨讲经理不要欺负老实人哦。 斌生讲他看中的是小提琴，但他买不起，也学不起。好歹二胡不贵，他攒钱买了一把二手的，自己琢磨着就拉上了。他咿咿呀呀拉了《金蛇狂舞》和《草原之夜》，红英要听《二泉映月》，他不愿拉，那太惨了，他只拉开心的。楼下传来高涨的喧哗声，像是一屋子人在打麻将，又像是马路边坐着许多人喝啤酒，一浪高过一浪，他把脑袋探出老虎窗，装作看见了什么似的，大呼小叫起来：夜里有红毛外星人在马路上打仗，就在大马路上，离周家桥不远，要不要看？ 斌生这么说，她半信半疑起来，他托着她腋下举到窗口，喧闹声却消失了，除了对面黑魆魆的屋顶下昏黄的灯火，彷佛夜雨淋湿的一排排纸灯笼。 她没作声。 斌生说，再往远处看，越过全部的屋顶，就是海，看见了没有，喏，海里有一座芭蕉叶形状的岛。 她嗯了一声。 他说，岛上有栽满菠萝莲雾的山谷，吃过莲雾吗？味道好极了。 她说，看不见呀？ 他只说，你有猫那样好看的眼睛，仔细看，一定看得见。 他是第一个讲她有猫眼睛的人，但她当时没留意。楼梯口传来特别急促的脚步声，但两人也都没留意。红英妈又食言了，来得特别晚，她爬上木梯，三层阁小得她都站不下，她一把拧住斌生的耳朵骂：哎呀斌生，看不出老实人会这样瞎三话四，要把我乖囡带坏的。她还是个小姑娘…… 斌生大手一松，红英身子落到地上，羞得手脚也没地方搁。 斌生跑进货，腿脚不好，骑车技术却一流，长安路上的跷脚踩着链条有毛病的永久自行车，有求必应，大家都爱找他帮忙。他常在上班时间帮人忙私活，不是做木工修理家电，就是踩黄鱼车买菜送货。要是他在三层阁，店经理或团支部书记来了，群众咳嗽就频繁起来。只要远远地三声低咳，他立刻停住手里的活计，回到楼下店堂仓库埋头干活。领导有时问斌生中饭吃过伐，斌生点头说味道好极了。大家就捧着肚子笑。斌生的普通话就这一句说得字正腔圆。 红英妈跟史阿姨走得很近。红英妈会撒娇，史阿姨会夸人，好起来两个人简直是亲姐妹。史阿姨夸她是长安路上一枝花。红英妈就托她照看未来的一枝花红英。那天，工会发了电影票，史阿姨要加班，就叫在三层阁看书的斌生带红英去看电影。 两人一高一矮从周家桥一路往东。额上感觉到了雨点，上午下过的雨，声音早就过去，水珠子还寄存在树上，这会儿，雨水是先落到斌生身上，镜片湿了糊了，一颗水珠子滚到他脖根上，碎裂后，变成一条身子不断生长的小蛇，游入他衬衫领口，但他没感觉，笑得镜片上看不见眼睛，变着法儿同红英找话题。他高鼻梁上架着沉重的黑框眼镜，每句话都以笑开始，以笑结尾。一点儿也不好笑也要笑，却没法跟他生气，这就是他这个人讨人厌的地方。再说大人跟小人有什么好多说的。 她觉着街上的人都在看他们。 斌生在小摊买了孙悟空猪八戒的糖人，红英不要，他一手一个拿着，高高低低地走着。她跟在他后面，躲闪着他的影子。两个人走得别别扭扭的，走过中山西路口的红绿灯，走过安西大弄堂。两人背上汗涔涔的，风一吹，挺凉快。红英再看他傻笑，也不怎么讨厌了。他不能算是阿哥，严格来讲，他是爷叔级别，但妈妈分不清辈份，让她叫阿哥。连沈经理她也要红英叫大阿哥（老沈都过五十岁了）。 斌生说他不敢牵她的手，因为他走路样子太难看。她心里一惊。斌生说小儿麻痹症造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别人会笑话的。她眼神柔柔的，依然不做声。斌生又说下趟不带你看电影了，别人会笑话的。她眼光直了，咯咯笑着说，这多没意思。说不定我长大后，长到你一样高，也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红英的手朝他歪斜的肩头比划了一下。 到了西站口，道杆提起来，路人和自行车纷纷推搡着他们上前，斌生趁乱牵起她的小手，他大手心潮湿粗糙，并不舒服。 路上有人叫红英，她赶紧甩脱斌生的手。 长春甩着长发迎面而来，手里托着三角纸包，边走边吐瓜子壳。 红英瞟了一眼，也许因他是史阿姨的小叔，就不想多理睬。 他嘻嘻笑说，跟圆规跳舞。 红英马上明白了他笑什么，从侧面看让高高瘦瘦的斌生牵着，的确像是跟一只脚长一只脚短的圆规跳舞。 斌生面孔一红，扶了扶眼镜架，装作什么也没听见。长春来劲了，他返身跟上他们，一路上，他的话比西站的绿皮火车还要长，几颗唾沫星子沾到她脸上，她用手绢抹掉。悄悄扯扯斌生衣襟，希望这个大人能像个大人样赶走长春，但斌生没有，他一味努力走着，才能赶上长春的快步。好不容易走到了中山公园附近的影院，长春没有电影票，斌生终于找到了借口，但还是不得不挖出口袋里的零钱加上两个糖人，才打发走了他。 走前，长春毫不掩饰对斌生的敌意，压低声音说，夜里小心敲头人。 电影一散场，红英穿过人群，走得像逃跑。 电影不好看？斌生挤着赶上来问。 她摇头。 你怕敲头人？他又问。 她又摇头。她担心的是长春，但那小子不在，他没耐性，早不知去哪里野了。她一本正经地说，敲头人是他们编出来吓唬人的。 斌生倒是有点惊奇。店里的人都说跷脚晚上通宵看书，看得近视一千度，镜片赛过啤酒瓶底，肚皮里装的全是油墨，此话看来不假。他说要讲个真实的敲头人故事给她听，比电影精彩。影院的人群涌入街巷，像浩荡的长江消散在入海口。斌生对着街灯眯起眼，镜片上像有点点鱼鳞闪耀，他说他是出生在长江入海口的渔家孩子，父母靠出海捕鱼为生。有一次，父母出海，航行得很远很远，说是去了一个芭蕉叶形状的南海岛屿，再也没有回来。回来的渔民们则说那儿是一座阳光普照的美丽岛，长满菠萝莲雾的山谷住着一位天使，捧着鲜花招待你，照顾你，祝福你。去了的人幸福得不想回家。斌生不懂为啥父母连儿子也不要了。村里的说法有了转折，又有回来的人说那个岛哪里有阳光，其实是黑得可怕的所在，到处是沼泽，浓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沼泽里住着一个恶魔，一旦狭路相逢，他就会用铁锤敲碎人脑壳。（红英起初银铃一般笑，此时笑声便被夜色吞没了。）渔民们没有撒谎，都说了实话，但他们都只说对了一半，要是他们登岛的时间是白天，遇见的是天使。换成夜间上岛，只能遇到敲头人。 红英低着头想了一会儿，眼睛一亮：遇上敲头人就死得硬翘翘了，那阿哥你怎么知道那个岛的事呢？ 我是逃回来的，那辰光我太小，爹妈都去了岛上，他顿了一顿说，死了。 红英瞥了一眼斌生的腿。他瑟缩了一下，像是被蜜蜂蛰了一下，他讪讪地说小辰光他的腿没毛病，跑得比花狸猫还快，后来被铁榔头砸断了一条腿。 红英沉默了一阵，问他：斌生阿哥，你恨敲头人吗？ 斌生挠着头皮说，为啥要恨？只要避开夜晚，就能遇到天使。 她说，夜晚怎么避得开？如果你在岛上过夜，不就碰到敲头人了？ 斌生辩解说，那你可以在白天登岛，不要过夜。保护好自己。 这个办法灵。她说，那个岛在哪儿呢？ 轮到斌生沉默了。街边食肆,一对落地大音响里邓丽君唱得很嗲：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 怎么才能去那个岛找到天使呢？她追问。 心脏为啥叫心脏，晓得么，就是心脏了。要是心不脏，就一定能去。他答。 她绕过地段医院门口的积水，认真地歪着头，说出想了一路的结论：阿哥，这个故事不好。 他恢复了笑容：为啥？ 红英咯咯笑着说，骗人。这故事是假的。你的脚不是小儿麻痹症吗？ – 4 – 乔家门前那一棵梧桐树除了白漆外，还用红漆写了大字“南侠在此”。为了看清这几个字，红英借着去竹器店买淘箩的机会，走过好几个来回。长春的行书写得颇有中流击水的气势。可知那小子最近迷上的是《三侠五义》《小五义》等等，书包里全是这类书。 穿过黑乎乎的窄过道，跨过被两个水斗占满了的天井，她看见一个小男孩呆头呆脑坐在乔家客堂间楼梯上，扁扁的大脑袋上鼓起一个暗红色的包。长春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说那是鹿角。小孩子好奇的目光停留在红英白中泛红的脸上。长春的目光也跟踪而至。她虽很瘦，身子骨早早露出了美人坯子的苗头。 在长春的手指接触到红包之前，被一巴掌打开了。史阿姨嫁入乔家后，脾气也变坏了。对于至亲从来不吝批评。她拉长脸，训斥小叔长春长大了也不懂事，产钳夹出来的产瘤怎么能随便乱摸？ 小男孩哭了，伸出小手往空中乱抓。 乔家阿奶从里屋跑出来，手里抱着糖果罐，学着小孩呀呀说话：吃糖糖吃糖糖。 史阿姨撮起嘴抱着孩子死不放手，说小孩吃糖牙齿要坏的。 长春趁机窜上去摸着了那只角，吓得史阿姨大嚷要管教被宠坏了的长春。乔家阿奶一手抱着糖罐子，一手叉腰对媳妇虎起脸说，乔家养的小人，管教轮不到外人。 史阿姨面色不对，鼻子里哼了一声，抱起男孩，屁股一扭上楼去了。从头到尾，她并无正眼瞧一下红英，当她是空气看不见。 街上传闻看来不假。史阿姨的冰冷态度证实她真的跟红英妈绝交了。她再也不能容忍跟一个日本楼骚货做朋友了。红英不怪史阿姨，要怪就怪国棉厂转制。红英妈等一大批工人提早退休回家，于是日本楼里人多嘴杂，谣言四起，楼上阿六头领头说半夜里闹的不是东洋女鬼，而是红英家里进了野男人。还没等红英妈找楼上算账，国棉厂宣传干事拉着几个保卫科的人，夜里打着手电筒轰然冲上楼来，砸开红英家房门大吵大闹，他们真的发现有人从阳台爬水落管子逃走了，远远一个一瘸一拐逃窜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楼下歪倒着一辆破自行车，那是斌生的永久。楼上楼下马上都晓得了宣传干事是红英妈的相好，却不敢相信她的新欢居然是跷脚斌生。红英妈有口难辩，干脆闭门不出，闷在家里做美容烫头发。 国棉厂慢慢风波平息了，但新宁店却余波再起，一向笑眯眯的斌生卷铺盖滚蛋了。事起仓促，沈经理像往常一样领着一群职工拿斌生开玩笑，斌生，你的永久哪去了，斌生说找不到了，老沈讲脚踏车在红英家呢，斌生连连否认，老沈又讲红英快叫你阿爸了吧，大家都笑，但斌生竟生气了，冷不防推了老沈一把。老沈靠着水果箱站稳之后，一把揪住斌生衣领，往他头上狠敲毛栗子。午饭时候，斌生冲进经理室，手里提着一把铁榔头，一声不吭，面无表情，老沈打翻了饭盒，吓得赶忙逃回了家，好多天他都称病在家，不久调走了，离开前，他没忘了打电话到店里，警察也来了，他们和店里职工一起动手，赶走了斌生。 红英感觉浑身僵硬发冷，非常想念家里那个总有股子药棉怪味的硬枕头。她匆匆检查完，急着要走。长春的作业勉强做完了，却说起乔家后院半夜里的动静，有什么东西从屋顶上经过，瓦片叽叽嘎嘎乱响，天亮了，他从客堂间楼上后窗爬上灶披间屋顶，发现不少瓦片被踩碎了。看红英没反应，他补充说是半夜里敲头人在乔家房顶飞檐走壁呐。 她捂住嘴，像是被什么咬了一口。 长春得意了，他透露说警察收到举报，有一人去中山公园金店修理一根金项链，心形挂件上刻有“琴瑟好合”字样，很像4月份敲头人劫走的项链。高个子，偏瘦，中年人，穿酱紫色夹克衫，讲崇明口音普通话，可惜晚了几分钟，来不及当场生擒。警方又气又喜，发现了重要的辨识特征，那人是瘸子，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瘸子。 红英脱口而出：你是说？ 长春说，跷脚斌生轻功练不到家，踩碎了我家瓦片，脚有毛病嘛，不过爬你们家阳台倒是手脚蛮利落的。 红英这边知道是长春向派出所举报了斌生，史阿姨那边第一个跟斌生划清了界限。斌生被赶出了新宁店。史阿姨痛定思痛，一度交友不慎，一是日本楼的女人，二是三层阁的老实人。她作出结论，沈经理做得太对了。红毛衣女工的男人是她认识的，她又讲出事那晚男人在家里做好了饭菜，等到9点多坐不住了，跑到邻居亲戚家中去找，遍寻不到。11点多，他找到了那片荒地，看见围了一些人，扒开人群，只见妻子躺在那里，满脸血污，上衣衣襟敞开着，裤子脱到了膝盖处……老实人真不老实。史阿姨的叙述比她婆婆可信，打消了长安路好心人对跷脚残留的一点点好感。斌生就是这样子在长安路上身败名裂的。自此没有商家厂家私人老板敢收留他，长安路上都像防贼一样防着他。有人撞见他坐在饭店门口，总会用幸灾乐祸的眼神望向他的破二胡和面前的搪瓷破碗，斌生怔怔地坐在原地，坏脚盘在好脚下面，有人给碗里丢硬币，故意丢到碗外面。也有人招呼说跷脚你讲一讲日本楼那天晚上的事，想逗他讲一些细节出来，但他只盯着人群里的小孩子，孩子看见他直勾勾的眼光就害怕，往人群里躲，拽着大人的手要走。 斌生嗫嚅着说，不是我。 有人逗他说，那半夜去红英家翻阳台爬水落管的总归是你吧？ 斌生连声说，不是我不是我。 乔家阿奶撇着嘴说，还不是你——你的脚踏车在楼底下呢。 马上又有人问：跷脚，你的脚踏车呢？ 斌生嘴巴张合，半天说不出话来，光会摆弄二胡，可是，无人想听。连红英也不想。她听见熟悉的二胡，远远避开了。 联防队在中山公园巡逻，发现一个模样像敲头人的鬼影徘徊里深夜的湖畔。随后，大白天发生了救狗事件。 清水浜河道并入公园，拓宽为人工湖，西面为游船码头，北面是穿廊水榭。据水榭现场市民说，当时听到有人喊“救妹妹”，以为是有人落水，一个女孩冲到水榭大喊救命，附近都是下棋散步静坐的老人家，唯有一个中年男人仰面朝天，脸上盖着一张报纸在午睡。那人一听跳起来，反而摔倒了，暴露了他是瘸子，他迅速爬起来，衣服也没脱，甩掉球鞋就下水。湖水很浅，他救起来一条狗，冻得全身发抖，但他返身又下水搜寻。那求救女孩脸涨得通红，一个劲叫他回来，说要救的只是她的狗。 下水者很尴尬，坐在岸边，脱下衣服晒太阳，有人喊他斌生，人群哗然，有目击者自动站出来澄清说听见女孩当时喊的是“救狗狗”，马上有人反驳说早干吗去了，为什么不早说，又有人嚷嚷说要报警，看热闹的人一窝蜂转向，帮着女孩讲话，她喊的就是狗狗嘛。认出斌生的人于是问他有没有去过金店，斌生脸色煞白，满头满身不知是汗还是水，他只会讲不是我的金项链。另一人问他怎么不去日本楼睡女人，他只会说，我的脚踏车被偷了。他牙齿打架，讲也讲不清。那人还在说红英是个小女孩，你不要一拖二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斌生面色铁青，脖子上青筋暴起，朝那人扬起来了拳头。那人叫着“跷脚又要杀人啦”，抱头鼠窜。人群激愤起来，几个年轻人摩拳擦掌要教训跷脚，人群又叫喊，让开让开闲人让开，领导来了。 公园领导来了，斌生仓皇逃走。这件事更加说不清了。长安路上公认最有学问的洪教授说，不论是为了救人还是救狗，其行为都构成见义勇为。街道办则说申报见义勇为的相关工作并非街道办负责，如果有关部门研究出结果，街道办会全力配合。以上都不会有结果的，下水救人的是浑身是嘴也讲不清楚的斌生，谁也不晓得他现在住在哪里。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两周后，警方在三角花园防空洞找到了他的尸体。有人恍然，他是住在防空洞的，也有人说他是冬天下水救狗，生病给病死的，然而众怒难犯，那种为死者开脱的说法不久就自动消声了。 – 5 – 新宁店三层阁门上挂着铜锁。斌生再也不会回来了。 红英记得最后一次爬上晒台的那一晚。以前每到夜幕降临，晒台中央会有一人坐在藤椅上，上身半转，右胳膊搁在椅背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面，看不出腿的长短。他呆呆看着夜里的屋顶。直看到屋顶开始放出绿色荧光，许许多多蜗牛开始慢慢散步，背上的壳五彩斑斓，藤蔓绿匝匝覆盖了屋面，其中一枝上长出了一只篮球大小的西瓜。她明明将藤椅踢倒了，它借着一阵风自己又爬起来，风挺大，吹得它黧黑的身躯微微晃动，仿佛一只硕大的蜗牛在蠕动。她恶狠狠摇晃着晒台中央的藤椅，像是要拆了它的筋骨，手上风一吹丝丝拉拉生疼，没有倒刺嵌在里面，手指被藤椅上的竹篾划破了。 在到处有人追着讨饭斌生取笑的日子里，红英开始躲着人，绝足不去乔家，直到去少年宫活动。那个日子像是过儿童节。吃过晚饭，她在少年宫玩累了。却碰上长春对她说悄悄话：你的眼睛真像猫。 那是斌生说过的话。她面露惧色。为避开长春，她去了游泳池。冬天的泳池没有人，她在角落里抱腿坐下，透过飘扬的刘海，望着枯叶不断跳落在晃来晃去的水波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天黑前，同学们和老师都走了。长春找不到她，也走了。 深夜的马路像是漂浮着深紫色海藻的一片海。她走了很久，也走不到头。觉着离长安电影院不远了，但中山公园却总是走不到，更别提长安路了。不是走反了方向，就是迷路了，她想。不怕黑灯瞎火，也不怕敲头人，但她怕的事情发生了。骤然间，行人都不见了，霓虹灯火也像害怕月光那样，溶解在海水的幽暗里。这座城市里的人似乎全都登上一列绿皮火车远去了。 耳朵里捕捉到了熟悉的响动，很平常的声响，老爷车在天上行进的哐啷哐啷，斌生那辆永久嘶哑转动着链条。车轮吱扭一声刹住，斌声单脚点地，不说话，只是笑。阿哥怎么知道我迷路了？斌生不说话。她跳上永久的后书包架，双手抱住他的腰。他的腰间硬鼓鼓的。风扩大了声量，链条该上油了，哐啷又哐啷，伴着心跳节奏，像是深夜天山迪斯科舞厅的强劲节奏。很多年后，她总能在粤语版《海阔天空》中听出那种节奏。先前她还觉得斌生好是好，就是太傻气太窝囊，缺少长春的那股子霸道执着。但此刻她承认玩什么刀子刮片香烟牌子橡皮泥都太幼稚了，放暑假前，树上知了热死忒啦热死忒啦乱叫已经够烦了，长春还去搞来一只金乌虫，用白线系了，叫虫子绕着她的课桌飞。最糟的还不止于此，长春人小鬼大，居然会告密。斌生一直不响，听她絮絮地说她曾休学一年，在病床上看窗外的树、天空和鸽群。她朝鸽子招手，嘴里含混地说着。鸽群全然不顾，径自在半空中呼啦啦盘旋。她在悠长的鸽哨声里，自觉是找不到归巢的小鸽子感受到了未来的重量：她想快快长大，做一个好妻子，学会弹钢琴，家里要有一台音质华丽的二手雅马哈钢琴，自然还要做一个好母亲，在家里给孩子做菜烧饭洗衣铺床。斌生仍然不说话。红英说累了，她从没有说过那么多废话。她终于懂得了夜里的寂静是什么，不是阿六头说的惨兮兮的东洋女鬼，也不是财务室隔壁三层阁的暗淡电灯光。等到声音都入睡之后，她能听到树木花草齐刷刷生长的声音，有一只猫潜伏在周围，你无法事先发现它，除非你能注意到它发黄的亮眼睛，当它匍匐得太累，夜里落单的鸟就会走入它的罗网。猫爪子磨得尖而亮…… 我们这是去哪儿？她问了一个重要问题。 斌生终于开口：那个芭蕉叶形状的岛。 她忍不住呼喊：那我们遇见的不是天使而是敲头人啰？ 斌生也笑：我是敲头人。 他真的从腰间拔出一把铁锤，舞出一股金属的啸音。 红英咯咯地笑。她晓得斌生没有死，她忽然想明白了，做啥要害怕敲头人，天使到了夜里就会变成敲头人，天一亮，他又会变回天使。 过了很久，红英才想到有什么地方不对，二胡。斌生没有带着二胡，他带着一把冰冷的铁榔头。 红英回家之后，就着凉病倒了。她高烧不退，冒冷汗，说胡话，一阵一阵地发抖，不断说是斌生骑车送她回家的。红英妈抓着处方甩着体温计，对楼下地段医院医生叹气说，我家小姑娘会不会脑子烧坏掉，央求街坊邻里找了大半夜，好不容易才把她找到的，难道真的是撞邪了？ 她特意给斌生烧了纸钱，念念有词：哎呀斌生，你死了就算了。要是真有冤，来找我吧，我不怕的，放过我女儿。 红英渐渐康复之后，历时数月的敲头案终于告破。公安专案组描摹嫌疑人的画像。协查通报发送到各级，终于在在宝山查到了与画像长相酷肖的可疑人员，在案犯逃回安徽之前抓捕成功，案犯供认不讳，所有敲头案都是他干的。此时斌生已经去世大半个月。 妈妈做晚饭时，感叹道：斌生真正作孽呀，新年我去玉佛寺给你烧头香。 红英蜷缩在被窝一角，只是冷漠地望着妈妈的背影，直到妈妈预感到了什么，回过头来。妈妈眼泡浮肿，拔光了重新勾勒的黑眉一边高一边低，红英索性就说了实话：不要猫哭老鼠。以为我睡着了不晓得，那天晚上翻阳台的是新宁的沈经理，他骑走了斌生阿哥的脚踏车。 妈妈怔住了，发觉女儿长大了，发出莫名其妙的咯咯笑声。她走过来，圆润的手臂圈住女儿肩头，轻声细语地哄她：乖囡，答应姆妈不要讲出去。 红英面孔涨得通红，身子扭来扭去，始终甩不脱妈妈的手臂。弄痛了，她不觉泪眼婆娑，轻轻问是不是你叫斌生去中山公园金店的，我看到你有一根金项链，上面也是“琴瑟好合”四个字…… 妈妈紧紧搂住女儿，彼此衣服摩擦，悉悉索索作响，她说不作兴这个样子讲姆妈的。又把下巴颏牢牢贴在女儿头顶，反复摩擦着说，姆妈没工作没收入了还要养囡囡打扮囡囡供囡囡读书姆妈爱囡囡…… 几滴热热咸咸的液体弄湿了女儿的额头和刘海。 女儿睡着后，妈妈发觉女儿的脸颊是湿的，分不清是谁的泪。 红英妈没有睡，她破天荒在灶披间忙着拌糯米粉粳米粉，明天她要做许多红红的定胜糕，请洪教授来写福字写春联，派楼上阿六头去换煤气罐，叫调到烟糖公司的老沈去看看天山一条街的店铺摊位，寻一桩生意做，春节快到了。 妈妈不知道的事发生在那天夜里。红英发现自己站在食品店后门，门无声地开了，好像有人替她安排好了一切。 从来不曾在半夜来过。好奇心胜过了害怕。外墙写着火红的“拆”字，只剩下一个建筑框架，柜台货架冰箱仓库不见了，三层阁晒台藤椅不见了。店堂中央空荡荡的，居然长出了一株芭蕉树，金灿灿的芭蕉叶舒展开来，特别宽阔，特别浓绿，在破窗户漏进来的光线里显得无比妩媚。她听见那个树上的声音在说，如果心不脏，你终究会去到那个芭蕉叶形的岛，见到拿着铁锤和鲜花的天使。 嘴里尝到了新年的味道，香嫩的，油烟的，外脆里糯，夹杂着薄暮的寒意，应该有爆竹声和烟花色，也许还有雪花淡淡的甜味。下雪后，室内不再是现在这般阴郁，长安路被人踩出黑乎乎的泥水，但路边和屋檐上必然残留有白晃晃的粉状物，手一摸就化了，小手会生红红的痒痒的冻疮。她要找到的是没有人踩过的雪，那些雪水不脏，她看见那些雪水融出的一片海，海面上浮出一个芭蕉叶形状的岛。不要性急嗬，等一等，登岛的时候就会是天亮。她会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人站在栽满菠萝莲雾的山谷，掉了色的金丝边眼镜，毛茸茸的胡茬，朝她挥起一双骨节棱棱的大手。   武陵驿，小说陆续见于《芙蓉》《文学港》《江南》等刊。诗歌曾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已出版小说《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骑在鱼背离去》。《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获侨联总会2020年海外著述奖；《蘑菇人》获2022年北美文苑文学奖短篇小说组第一名。《鳄鱼之城》获2023年温哥华世界华人作家笔会暨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小说奖。 Post Views: 248 […]
2024年4月11日评论作者：夕颜   一 江南多雨。尤其今年。一场场滂沱，仿佛演绎告别。心底虽已层层灰，疫情伤痛尚未成为往事，不能安然掩埋，文学还欠世人一个交代，大国还欠良知一个控诉。抬头，清亮硕大的月轮，站立树梢，倔强的容颜，一些文字，乘著月色，裂水而来。带著冷洌奇谲，一遍遍叩击心扉，一读再读《两分钟的夜》。卡夫卡式的简洁，睿智紧凑。近乎戏谑，隐埋深重哀叹，或至呐喊控诉。阔大悲悯，展露冷酷的批判，率先以荒诞姿态对清零运动当头一棒。 二 两分钟的夜，让久被遮蔽的心，打开一扇窗，热泪得以奔流，再次发问：我是谁？他们是谁？我们是谁？为什么发不出人民这个音？我作为那场大疫演变为大役再至大疑的亲历者，忍受尚未被删除的记忆再次翻涌：电话亭住了近一月的女子；因病痛、破产、孩子夭折等选择轻生的人；被莫名拉去隔离的人；大巴翻入沟壑身首异处的人；无奈、抑郁、愤懑的人；以及更多麻木或帮凶的人……都是“他们”。他们是人民吗？人民有罪吗？他们该死该消失该雾化吗？ 三 “自由是夜里两分钟的事。死也是夜里两分钟的事。” “这座城市晚上灯光喧闹，彻夜通明，根本不需要月亮。” 月亮因孤独向隅的干净照耀，是不可原谅的与众不同，是有罪的清醒，是不与黑暗妥协的光照。夜，如玄铁，如黑洞。催生著这座大城里的醉生梦死。这座大城，在一个外乡女子抵达后，再次变得无从抵达。人性或能偶尔跃出幽深海底。经小说变形之后，痛不欲生变得滑稽可笑，然而，一切彷佛都是正常的正确的。 四 许许多多的他们。如云如雾如烟如尘如幽魂纠缠不休的他们。他们始终不曾离开，他们的存在就是明证。那些美好的、光亮的、柔软的，在有序混乱中，在时代锋刃下，被碾压，被斩碎，再也无法完整，消失于汤汤浊流。 在啸然而至的庞大国家暴力机器面前，如蚁的我们，愈发卑弱渺小。仅存的温脉情感，必然沦为可笑可悲的一小撮。不可言说的清零封控，是一场盛大的表演。不是我们辜负了时代，而是时代驯服了我们。 我们心如止水。我们精疲力尽。我们狂妄自大。我们自欺欺人。 五 七夕既过，蓦然中元。鬼魂皆在雨中出没。没有宣传中的团圆，亦无泪水中的祭奠。城中如冢，风声惊悸。粉红者叫嚣，暴力者依然振振有词。 逝者已矣。纵夜半推枕而起，愁肠如缕寸断，唯有形无形，化作饮泣，掉落微尘。残存蚁民，只能在下一个清明，继续翻找荒草遗训，以微弱心火，为白骨续命，不要把思念哀伤用尽，将来如何书写这段历史，以卵击石的叩问。 六 有时想那些早走的人，是不是更幸运。没有自由的富裕，没有人权的先进，潮湿是覆天盖地的绝望情绪，从旧到今，从夏到秋。两分钟的夜，没有月亮。魔幻荒谬故事，都有带血的现实内核。一场大国春梦了无痕。够了，该结束了，戏子们，停止所有羞耻的表演。想对自己说：对主义祛魅，弃除乞丐的心。天是蓝的。风是自由的，人间蝼蚁悲苦一生，却心有盼望，拥有两分钟的月光。 七 高处依然有光，高处依然有层叠的黑。大时代碾压著无数无关紧要的小确幸。不在现场的黑色幽默。九月到来，仿佛一切又是新的。转角处楝树高大，飞鸟低低掠过。廊下有风，吹在百草肋间。人在两分钟的夜里，怀念完整的明月。一两枝野花，安静摇曳。 (2023.09.01写于上海封城后一年) Post Views: 237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那一夜，月亮只出现了两分钟。 之后，每个夜晚都是如此。 我们对夜的感觉统一成了一个零碎单位，两分钟。   第一个注意到此事的是蛤蜊。防盗门咚咚擂响。空气里散发著浓重的消毒水味。日出之前，肥辉打开屋门，见是蛤蜊，就把粗肥的圆桶身子顶著门，好像不让蛤蜊闯入似的，蛤蜊那家伙单身独居，靠著父母房产租金不劳而获，喜欢足不出户，典型的宅男剥削世代。肥辉晓得他在高楼里守著窗前的一台天文望远镜，昼夜不停，观察著楼前的红色电话亭和那个女孩，是因为他如此热爱著电话亭女孩，就故意问：做噩梦啦？ 蛤蜊双眼通红，嘴唇干裂，反问：做噩梦？ 这一阵子尽出稀奇古怪的事，全球大瘟疫，疫苗强制，乌克兰战争等等。蛤蜊说楼底下的野猫成群结队到处乱窜，肥辉说那是饿的，社区封了这么久，人都饿成了这副鬼样子，猫还不得疯么。蛤蜊说不对不对。 我们的大楼已经封控两个月。为了验证似的，一只饿得皮包骨头的老鼠拖著长尾巴，从走廊灯影里慢慢踱过去，给这一夜作了可怕的注脚。 蛤蜊舔著嘴唇说，电话亭女孩，把我们的月亮给撞没了。 蛤蜊使用了“我们”来修饰月亮，后来过了好些天，肥辉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月亮原来是属于我们的，竟然被一个外地人给撞没了。肥辉认定蛤蜊脑子进水了，晚上没吃饱吃好，把面粉煮成面疙瘩，一根芹菜切成末撒进去，马马虎虎就算是晚餐。可吃得差也不至于扯淡。 两分钟的夜也不至于令蛤蜊痛不欲生。   她是谁，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来干什么，肥辉都想不出，她的身材长相太惹火，他脑子里尽是些不干不净的念头。蛤蜊也是这样子，所以两人成了朋友。 回想起来，她到达这座城的那一夜，没有风，没有雾，月亮还很正常，一切都很正常的样子。她背著双肩背包，拖著拉杆箱，茫然站在火车站出站口，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来到我们的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除了出生在这座城以外，我们想不出有什么理由爱上这座城。不过，当局比我们著急，老是在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有主人翁精神，好像我们真的是这座城的主人似的，结果是城里的出生率直线下降，出现了负增长。 戴口罩的排队长龙与冷冷清清的站前广场构成了极大反差。人造光敌不过月光，让面目不清的人们披著乳白色光晕，显得非常柔和。那时候还没有封控，出站口布满了到达旅客，一个个在刷身份证乘车证，查验健康码和报告。坐在检测亭前手里摆弄著棉签的，统一称为“大白”，所谓有工资收入的志愿者，据说是比较高级比较文明的志愿者。 肥辉的圆桶身子现在倚著他的计程车，他琢磨著哪一个旅客能最快速度完成语检（LA tests），刷健康码身份证，通过人脸识别，从出闸机离开火车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也是一种智力活动。 栏杆上趴著一个青年，叼著烟，揉著眼睛。等她走到现场检测站，他断定这个白色泡泡袖收腰搭配开叉牛仔半身裙的韩风女孩是目标客户，冲上去抢过她的拉杆箱，拉起就跑，吓得她来不及跺脚追赶。 肥辉拦住他，从口罩背后喝道：蛤蜊，做啥！ 蛤蜊的口罩掉了，举起手里的牌子，挡箭牌似的挡在胸前，上面歪歪扭扭写著大字：美人鱼旅社。 大白们趁机围拢来，到处都是感染危险，没有48小时语检（LA检查）阴性报告就去做现场付费检测，只有检测通过，才能通行，安全就是这么回事。他们说话腔调如此一致，叫肥辉无法分辨谁是员警谁是志愿者谁是清洁工。 安全，大白们捍卫的是安全。但注意到的却是那个女孩。她不戴口罩，眯著眼打量我们所住的这座大城，嘴角弯出月牙般的洁白弧度。可爱可亲的微笑，你可以忽略她简约的装束，但没法不注意她，没法不想到她的笑在此时此地，是一种美妙的错误。 何况，她还会跳脚尖叫，她的尖叫击穿了许多人的耳膜：手机不见了——   大瘟疫怎么开始的，谁都记不清了，但持续了起码两三年。 病毒发作，咳嗽发烧全身酸软，神志不清，记忆力衰退，眼底出现出血点，视力模糊，看物件出现重影，然后是负面情绪，暴躁易怒，邻里吵架家常便饭，天桥、公厕出现了反社会标语，街头暴力陡然剧增，离婚率陡然攀升。我们成了语言的难民，有些人借酒浇愁，滥用药物；有些人精神亢奋，胡言乱语；更多人则不敢说话，终日沉默无语。这样未尝不是好事。 专家们发现病毒是通过语言迅速传播的，病毒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也许还有生殖系统），入侵大脑，病人的记忆开始紊乱，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产生怀疑，进而否定，乃至负面修正，发不出诸如“人民、斗争、安定、团结、爱国”之类的语音。专家把这个病毒名为“负修正病毒”（Negative Correction Virus），并迅速发明了相关疫苗。对NC病毒了解得越多，越搞不清病毒的起源，病毒溯源不知为何变成了禁忌。大瘟疫不是到此为止，人口开始剧减，因为感染者病况恶化到最后都会莫名其妙气化消失。感染三四个月，发展到反社会，以至形体虚化，变成雾气一样的物质，消失于空气中，使城里的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当局这才觉得事态严重，疫苗注射成效不大，检出病毒不太可能，但诊断语言上的感染症状相对容易，语言抗原检测（Linguistic Antigen tests）便成了必然。他们发明了一套检测封控系统，不定期把肥辉们封锁在各个社区，城里到处设立了语言检测站，雇佣大白们强制实行语言抗原快筛，把感染者拉走，拉到城外大山里的隔离营，去删除那些有害的负面记忆。 这个月，大白们给行道树做LA语检，舆论为此争论不休，到底树木有没有语言，语言学家论证了植物们也说话，结果大白们赢了，赢了两次，他们围著楼前的行道树，用语言表和专门发明出来的树木语言试剂测试了两遍，结果发这几棵树真的感染了。马上找来伐木工给砍了。   大白们不在乎她有没有手机。有没有手机都要回去做语检，否则就拉走。 她坚持说，我不去隔离营。有没有文件？档规定了必须强制做就做。 一个嗓子粗壮的大白戴著两只口罩，训斥她说，把口罩戴起！ 她冷静地说：保持1米半以上距离不就行了。 另一个大白比较有礼貌：女孩子人长得蛮清爽的，为什么不替别人著想呢？戴口罩做语检都是为社会作贡献。 她是讲原则的，她清楚告知网格员和大白她不做的原因：顶头上司说的任何事情你们都不假思索地照办，没动脑筋想一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 戴两只口罩的大白说，上面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做，应检必检！ 她坚持要看档，有礼貌的大白有点崩溃，他取出一个带萤幕的手掌形检测器，叫她读出上面显示的词语，第一个词是“人民”，如果她读不出读错了，机器两分钟就可以诊断出。但她一口拒绝了。她说应检尽检对象包括密切接触者、境外入境人员、发热门诊患者、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口岸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 你抗拒执法？ 另一个大白比较狡滑，抓住了问题要害：你打疫苗没？ 她很奇怪：连语检都没做，打啥子疫苗嘛。 她想离开，但走不成了，买票上车要48小时语检报告，出站也要48小时报告，她进退两难。好心人开始劝她妥协，但她展示了出奇的倔强：不做！ 到这座大城展开全面封控之际，她在出站口已经与大白僵持了三天三夜。   封城第一日，许是大白疏忽，她趁乱溜出站。但我们认为更可能是大白手下留情，反正城里坚壁清野，无处可去。城里布满了四通八达的弄堂，有一条小弄堂在车站背后最不起眼的地方，必须有向导带领，左三拐右四转，才可能找到。 她是怎么找来的是一个谜。她先看到夜里最亮的“美人鱼旅社”的灯箱，连著一大团马蜂窝似的电线团，下方是一张台球桌。一个长发没有戴口罩，留小胡子，俯身准备击球。桌面破损得厉害，露出烟头烫的小洞，伤口似的。 他的对手站在旁边，同样不戴口罩，是一个双目血红的青年。气温有些低，风将广告灯箱轻轻撼动，台球桌上的几颗球也跟著颤抖。他被光下的影子干扰，拄著球杆抖著一条腿，忽然，他转过脸来认出了她，脸色紧张得发白。 ——这里有住吗？ 她笑得很好看，声音也柔和，讲话慢条斯理，天气有点冷，高开叉的牛仔裙，很难不注意她晒成橄榄色的长腿。 他四下里张望，没有大白，也没有员警，想到她没有手机，员警无法跟踪她，他揉红了眼睛，松了口气。这是蛤蜊第二次见到她。美人鱼旅社不起眼，逃过了第一轮封城，还在偷偷营业。蛤蜊偷来一件白色防护服扮作大白，才混出社区门口的检查站，但他想把她带入我们社区，这根本做不到。 长发小胡子说，腿再美笑得再好看也没用，有没有语检报告？ 没有报告无法入住。   这座城市像其它地方一样，有一个站前广场，叫做人民广场，浪漫的英国式电话亭点缀其间。我们住在站前社区的板式高层，视窗正对火车站，楼底下大门外就有一只孤零零的火红色电话亭，构成了我们有限想像力的最远端。 那天早晨，蛤蜊来到视窗，瞭望著冷冷清清的人民广场。 然后，他撞开肥辉的铁门，把他痴肥的身体拽到窗台，手伸的老长，指著人民广场。红色电话亭前面两棵树之间拉起了晾衣绳，上面晾著一条眼熟陌生的开叉牛仔裙。 蛤蜊没有白白当一个高楼偷窥者。当我们所有人被封在大楼里的时候，那个女孩拖著行李箱，住进了那个火红色电话亭，成为了我们所喜爱的“电话亭女孩”。   美人鱼旅社停业后，蛤蜊失去了外出工作许可，回到他28楼公寓的窗前，开始没完没了通过那台望远镜观察她。 出太阳了，她扎了个丸子头，矫健的身形穿梭在晾衣绳下，晒各色衣裳，晒蓝白相间的毯子，从容得仿佛这就她的家。 我们管她叫“电话亭女孩”。 不知谁举报了她。她住进电话亭第二天，警车来了。两个大白跳下车，说不了两句话。之后，员警轮番又来了几次。整整一个月，她住在小小电话亭里。人在里面，只能坐著或蜷缩躺下。亭外面放著大桶矿泉水，以及用不著的大米、食用油和奶粉等等，都是社区好心人送的。她只要可以直接吃的速食。蛤蜊给她送过水果和速食面，两人没怎么讲话。进电话亭要脱鞋。那么小的空间，他没好意思进去。他发现她每天都换衣，有时紫衣牛仔裙，有时白裙白鞋，有时则是棕衣黑裤。他像一个热情信仰异端的信徒，虔诚地记录著她每天的衣食住行。 这不，楼上飞下去一架无人机，她看到了，举起双手，左右摇晃，跳跳蹦蹦，对著无人机镜头打招呼。这让蛤蜊兴奋了好几天。在无人机摄下的视频里，她笑得那么开心。 大多数时候，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亭里待著。如果一时间看不到她，我们心里都会空落落的。她情绪自如，行动正常，没有任何疲态。每天都有人关注她，用手机记录下她的生活场景。时间长了，就像一部电视连续剧。 与关在社区里的我们相比，电话亭女孩无疑是最自由的小鸟。   现在马路上阳光普照，空无一人，遭人遗弃了的星球。 她刚来的时候，天还冷，道旁梧桐树光秃秃的，如今已经冒出了新芽，绿油油的喜人，这些树一辈子都不能自由挪动半寸，不敢去想它们有没有思想。思想，对于人或者树都是一种奢侈品。 4月25日下午，大雨如注。夹杂著电闪雷鸣。社区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著电话亭，担心水是否漫进去。经过一夜，大雨转成了小雨。我们连忙去张望，却发现她背著双肩背，挎著布袋，离开了电话亭。警车跟在她身边，开得很慢。她的情绪有些失控，走几步，回头对著警车嘟囔几句，比划一下小拳头。 蛤蜊冲下楼去，已经太晚了。 我们在心底里为她祈福，谁知竟然应验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回来了。我们把笑容藏在心底里，默默观察著她一袭藕色紧身衣，在不断变换色彩的朝霞里甩头，摆腰，扭胯，那种非洲舞，需要奔放的手鼓伴和。   终于有一天，大白开著警车，来了好几趟。把她的东西从电话亭里扔出去，大声训斥她，勒令搬走。她上前阻止，被两个大白动手摁倒在地。蛤蜊肯定急疯了，立刻，一架无人机从28楼飞下去，像一只愤怒的乌鸦，扑向大白。大白无法逮捕无人机，仓皇驾车逃走。 蛤蜊一夜未睡，他的担心是对的。大白不甘心，当晚警车去而复返。警灯闪耀。大白吆喝著什么，蛤蜊在高楼上听不清。月亮钻出云朵，她没有抵抗，灵巧地爬上了电话亭顶。 现在推想，应该是在那一夜，蛤蜊在日出前敲开了肥辉家的房门，他说那是第一个两分钟的夜。她光著脚，在电话亭顶上唱歌起舞，迎来了仅仅两分钟的夜。月色从来没有如此忧伤。风声很大，淹没了哀怨的歌唱。她的丸子头还转了一圈，360度，一大圈。千真万确。太恐怖了，她的丸子头转了一整圈。月亮坠落，起风了，雾气茫茫，世界进入了暂停模式，一片漆黑。黑到大白们和警灯也是黑的。蛤蜊坚持说她就是那两分钟内消失的，形体虚化成一股烟，融解于夜雾。信不信由你，肥辉。 肥辉当然不信，谁有那么大的质量把月亮给撞下去，但事实如此，从此往后，每一个夜里只有两分钟的月亮，以及无限循环往复的暗黑。这也许就是我们大家所担心的事，但大家像肥辉那样不愿相信，抱著侥幸心理，也许明天一切就会正常起来。 蛤蜊冲到楼下，拼命地踹临时安装的封控铁栅栏。他忽然看见半空中一张张人脸，五官清晰，嘴唇紧闭，全是怒火中烧的表情。 半夜那种哐啷哐啷的金属撞击十分吓人。 肥辉在28楼也听得清清楚楚，他辗转难眠，似乎想到了太多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想，老婆在身边坐起来，揉著眼一脸迷糊：做噩梦啦？ 他翻了一个身，赌气似的放了个响屁，用无人能听清的声音回答：做噩梦啦。   员警找不到电话亭女孩，而我们的夜只有两分钟，没有什么人明白这其中的联系。想起这些，真令人绝望，我们许多人的腿肚子在发抖。楼上楼下都说天有异象，世道将有大变，但大家都一致性回避了一些不吉利的字眼。唯有蛤蜊拎不清，老是把话题转到电话亭转到月亮转到两分钟的夜，邻居们不得不说起那个女孩，一致性转向说她是自作自受，好端端房子里不住，为什么偏偏拣著个电话亭去住，又不是搞什么行为艺术。两个月前的同情怜悯统统都不见了。每个人都加重了担心，怕再发生些什么，一些神秘恐怖、但想起来又没什么根据的事。 员警们见怪不怪。闪著警灯的警车又停在电话亭前，两个大白像机器人那样有条不紊地封了电话亭，带走了女孩剩下的锅碗行李箱等物品，临走，当然没忘上楼来，用一副铮亮的手铐带走了单身汉蛤蜊，警方指控蛤蜊强奸了电话亭女孩，蛤蜊听说是美人鱼旅社的长发小胡子作证，就气急了，但员警胸有成竹地指出案发地点在美人鱼旅社，时间就是封城第一日。 另一个大白把电话亭外面清理干净，最后拿走了两棵树之间的晾衣绳，那该是个清洁工，我们认为。   在蛤蜊被拘留后，肥辉才醒悟到真相的恐怖。 他们始终存在，环绕著我们。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不是没意识到，就是忘了他们的存在。而且，在一片可怕的酣睡中，只有两分钟的月光里，电话亭女孩消失了形体，变成了他们的一份子。 对于他们，原本肥辉是有所察觉的。虽然看不见，但他们环绕著树木道路车辆和我们的城。半夜起来上厕所，习惯不开灯，藉著阳台透入的月色本来足以搞清厕所的门在哪儿，但在没有月光的夜里，漆黑一片，他撞到了客厅的墙，突如其来的疼痛叫他有所醒悟，他咒骂著睡得像头猪的老婆，摸到开关，灯光巨大的闪亮伞面挡住了黑暗的侵蚀，浸泡在幽暗里大半夜的物件露出了轮廓，没有什么边界感，不像月光下习以为常的那样，桌子是桌子，沙发是沙发，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是其它东西，他分明感觉到了形体的虚假，如我们的情感，也有类似的故意作伪。 大风打著旋，刮走这地方的一缕缕暖意。声音掺杂在夜色里，或者说黑色浮尘突出了噪音，是他们在制造噪音，想让肥辉知道他们存在，眼睛血红，上半身齐全，相貌清晰，却没有脚，这让他们像风那样行动；常常是不可见的，只闻窃窃私语，灯光的背面，浮出一张人脸，隐约辨认出她的精致五官和若隐若现的笑容，看不见身子，再细看，不见了。 他们人数众多，状如散沙，时而聚拢，时而分散，白天他们是安静的，顶多窃窃私语，像微风在城里东一家西一家地串门；夜里风速陡然增大，譬如今晚，他认定是他们在大声呼喊著什么。他听不清他们的呼声。但他能感受到他们的压迫和干预，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旁观了。 他们形成了我们城市的风和雾。风要控诉，雾要覆盖。 他们回来了，是因为他们记得。   中午12点钟，起雾了，天黑了；晚上6点钟，起风了，天又亮了。 凌晨时分，天是最黑的。世界是混乱的，但混乱是有序的。 我们或多或少失眠了，无论是什么年纪什么状况。 当肥辉从28楼坠落之后，发出一声巨响，家俱和床都地震般地晃动著我们的心。我们老老少少聚到窗前，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夜只有两分钟寿命。没有月亮的夜里，什么都被吞噬了。但我们晓得黑暗里肯定发生了什么。 这段日子以来，楼上楼下都在说快解封了，后来得知就是这时，两分钟里面，蛤蜊悄悄走出了拘留所，被释放了，而肥辉躲著老婆，一个人从28楼跳了下去。自由是夜里两分钟的事。死也是夜里两分钟的事，从肥辉在28楼留下的大半支烟可以判断，他在窗台前的月色里徘徊了两分钟左右。他为自己的生命价值做出了最后诊断，彷佛死是他最后最有价值的自由。   封控中，我们不能自由下楼，只能想像晚上6点钟升起的日头是如何鲜艳。想像肥得找不见眼睛的那张面孔如何被重力挤压成一块肉饼。 一个大白在现场对医院太平间的人咕哝著：他没有戴口罩呐。 现场没有什么血迹，大白来来往往，白色防护服很有出丧的感觉。有人说肥辉是得了癌症，有人说他是断粮一周了。他老婆说肥辉的口罩用光了，家里没粮，得了抑郁症。但隔壁老阿婆哭著说小伙子是肚子痛得受不了，又去不了医院，才跳楼。没有人愿意提及他在飞出视窗前喊过什么。 蛤蜊想了一天一夜，他得出最后结论：他们说的全不对。肥辉是想感染，想变成他们中的一份子。 他们？他们是谁？大楼里的人没有反应。我们都不理解他的意思。 ——他们，你听风里面，他们在喊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检测要吃饭。 蛤蜊说完就后悔了，邻居们以为他关得太久，精神出问题了。所以盯著他，要求他在两分钟内一口气说出以下单词：人民，安全，领袖，爱国，幸福，统一，斗争……   起雾了，什么也看不清。 蛤蜊服了安眠药，得快快入睡，淡忘眼前所见的事物。他知道他们又来了。他们一直在四周。他放弃了，大白们是对的。肥辉就算得了癌症，就算自杀了，但他也没有变成幽灵，他不是他们。他不想成为他们，永远死不了的走不脱的一群鬼。所以，他只好死了。 有谁是大雾的对手呢，他们就在雾里，他们形成了雾。他们并不可怕，不威胁我们，他们穿行在我们的世界里，像冷眼旁观者，有时候露出人脸，面容冷峻，对正在出现的事情无论好坏，不评价，也不介入。顶多是呼喊，那时候风就大了。 他们什么都知道。知道得太多了。   肥辉死得太早，白白死了。好消息终于成真。隔了两天，社区就毫无征兆地突然解封了。180度急转弯，所有封锁措施都取消了。 楼里没有人露出喜色，顶多就是迎面撞见点点头，交换一下口罩上面的警惕眼色，算是打招呼，封了两个月之久，大家都缺少血色，走路样子别别扭扭的，好像忘了该怎么走路。每天都得做语检，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犹如一日两餐，大家都习惯成自然，自然就是一种习惯。习惯就是走回头路，我们自觉回到自我封闭，这样最安全。 在看不见月亮的夜里，他们开始骚扰我们的世界。 当蛤蜊阅读历史书时，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他们没有名字，但人类动物自然界的许多特殊行为与他们有特殊关联，比如，潮汐，深夜的鬼哭狼嚎，人的情绪失控，女人的月经周期。他们在地球上存在了超过45亿年，几乎与太阳系一样老。自身不可见，靠吸收白天的太阳光维持生存，但在黑夜里，有时候可以见到他们，面目一半清晰，一半模糊，取决于吸收能量的多寡。 这座城市晚上灯光喧闹，彻夜通明，根本不需要月亮，在他们入侵之前，没人在意，偶尔情侣抬头望天，他们看到了满天星斗，自然的星星，人工的卫星，他们很快闭上眼，低下头，风太大了，风大到了飓风的程度，大家都在寻找避风地方，根本没人在意有没有月亮。 然而，他们不是入侵，而是存在。他们一直是沉默的存在。谁又是风的对手呢？他们就在风里，事实是他们形成了风。 风和雾大了，有时候，演变为暴风雪。   蛤蜊偷了肥辉的途安车离家，不载客，遇到了暴风雪，弃车之后，他在大风雪中走了好多天，本想搭大巴进山，但所有的大巴都被征用了，其中一辆大巴半夜翻进了山沟，车上载的全是需要转运的密接者。 每一晚，只有两分钟的夜光照亮前路。他没有走出我们的城市。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我们的城市。城市是我们的牢狱。他走了不知有多久，直到看见地平线上温暖的灯光。 走了那么久，没有死在暴风雪中，却只有走回这座大城的份。他不怕迷路，怕的是失去记忆。起风了，起雾了。他们在呐喊，夜色降临，他宁愿变成他们中的一员，只要能保留他的记忆。 雾消散后，月亮出来了，只有两分钟，两分钟足够烧毁夜晚。电话亭起火了。怎么起的火，他无所谓，他把汽油桶和打火机都扔进了火堆，这支大火炬带来的光和热，终结了两分钟的夜。 员警赶来，要将他带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摇头。 他们的脸上闪耀著自信，指著只有鬼影子似的大白们出没的广场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还是摇头。盼望著在开口之前消失。但员警一定要他发出“人民”的音。 他说，这是……广、广、场。 员警冷笑著说出了重要事实：他讲不出自己的名字，有很长一段日子了，他忘了，他的记忆不完整，被删除了重要的一块，他很可能是从隔离营跑出来的。很可能感染了。   熊熊烈焰里，他看见他们又出现了，其中有那么一个女孩，你没法不注意到她。她的韩风开叉牛仔裙。白色泡泡袖，诱人的收腰。她笑得那么美妙，那么错误。 他想起了她的名字。但说不出来。 在形体消失之前，他很开心。   作者小传 武陵驿 本名张群，生于上海，居墨尔本。澳洲华文作家协会（ACW）会长。圣公会牧师。神学硕士。2017年回归文坛，重新发表作品，小说陆续刊于《芙蓉》、《江南》、《文学港》、《安徽文学》、《都市》、《莽原》、《长江文艺》和《四川文学》等文学期刊。诗歌见于《创世纪诗杂志》《乾坤》等诗刊，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诗参考》等选本。已出版小说集《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和《骑在鱼背离去》。 在澳洲曾获华人作家节散文奖和Ewing Trust 作家奖等奖项。小说《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获侨联总会2020年海外著述奖。《蘑菇人》摘得2022年北美洲文苑文学奖短篇小说组第一名。 Post Views: 179 […]
2024年2月4日小説 / 紀實作者：韦钢 1987年3月27日，我乘坐的澳航客机降落在悉尼机场，标志着一年左右的出国努力可以抛到脑后了，新的生活和挑战即将开始。 来澳洲之前被告知，领事馆主管教育的丁老师会到机场去接我，悉尼的住处也有安排。组织上想得很周到，所以没有那种要去异国他乡无着落的感觉。 记得出国前系主任马教授找我谈话。他曾教我车辆动力学，也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有严重的口吃。 “韦……那个…..钢啊……” 我恭敬地等他的下文。他看着我，憋了好半天才说出下一句：当然啦，你……肯定是会按时回来的。你看系里的某某某到现在还没回来，公安局已经来两次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十二年后我回国，提了一瓶澳洲红酒去看望他，一直以来总有一种辜负了他的期望的愧疚感。此时他已经退休，老了不少。他告诉我：你走，是对的！你看，张三走了，去了美国；李四也走了，去了加拿大；王二麻子也去了深圳。都走了…… 我属于“公派进修”。当时全国各个高校都陆续选派年轻教师出国进修，他们基本都是恢复高考后头几届的毕业生。文革革了不少老教师的命，加上当时有政策要求“工农兵学员”退出教学岗位，所以大学里师资严重匮乏。一个快速补充师资的办法就是在应届毕业生中留下一些学习好的做助教，进入教学环节。同时，国家也恢复了研究生的培养。彼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八十年代，改革像春风一般吹遍各个角落。国家百废待兴，人们憧憬未来，充满希望。向西方学习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教育部和各部委都不断为各高校安排名额，选送年轻教师到国外进修。然而名额有限，僧多粥少。所以在那个年代，出国进修对年轻人来说可谓是梦寐以求。既出去镀了金，回来还可以买免税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一步跨入小康。对快要结婚或是刚刚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起初，“选拔”出国进修人员主要是靠组织推荐。后来上面发现这个方法越来越成问题。群众意见很大，没有关系和后门的人就完全没有希望。所以上面想了一个办法：对年轻教师进行外语全国统考。按外语统考成绩排名选拔。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办法也未必公平。但当时对我来说那是绝对合理！ 我考的是英语，拿了全校第一名。本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现在一下就成了铁定，馅饼直接砸在脑袋上。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就像过山车，让人有点惶惶不安，总觉得不真实。 不久，上面就下来一个出国名额，是去美国的，可是没有轮到我，拿到名额的是某处长的侄子。好像是因为他之前几次都没走成，这次必须给他。 校领导告诉我：不要着急，下一个名额肯定是你。后来又下来一个名额，果然给了我，只是这个名额是去澳洲。 于是就把之前酝酿了很长时间的“美国梦”从脑子里抹掉，开始做去澳洲进修的思想准备。 所谓“进修”就是你被选中后自己联系一个对口的大学和对口的导师，在那里工作一年。不缴学费也不拿对方一分钱，等于给人家免费做一年的助理、干一年的活。 当时国家的意图是派人在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通过深入接触的方式，哪怕混一年，耳熏目染多少也能带回来一些先进的思想、方法甚至成果。那是一个白猫黑猫的年代，一切有利于快速提高中国教育科研水准的事，都可以摸摸石头。 因为是免费给人干活，联系接收大学和导师并不难。我的名额是去澳洲，就联系了布里斯班的昆士兰理工学院QIT，现在叫QUT。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摩擦学。这是一门新学科，专门研究摩擦磨损和润滑。比如汽缸壁与活塞环之间的摩擦、膝关节的摩擦等等。当时澳洲只有QIT有这个方向。 话说在悉尼机场下了飞机，过了海关，拖着行李来到出口。眼前有很多接机的人，有的人手里举着牌子。我就极力找一个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长着中国面孔的丁老师。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压根就没有看到中国面孔的中年女性，不免有点不知所措。除了知道“丁老师”三个字外，我没有任何地址或电话号码。 我便穿过人群往外走。离开接机的人群后，突然看见一位中年女干部模样的人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心里一喜，这肯定是丁老师了！便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她跟前。 “您是丁老师吗？我是韦钢。” 我期待着她说：“啊，你就是韦钢啊，欢迎欢迎。”然而她的表情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心想坏了，认错人了。但还是不死心，又问了一句：“您是丁老师吗？” 她没有说是，但也没有说不是，所以还有希望。果然，她公事公办地回了一句：“你等一等。” 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在车上丁老师告诉我：“我先带你到领事馆，因为38号那边的人都上课去了，要到下午三点半之后才能带你过去。” “38号”是公派留学人员的一个集散地，在红坊区。那条街叫什么不重要，大家都管它叫38号，重音在“号”字上，那是离中央火车站不远的一处很旧的住宅。那种住宅门面都不大，但纵深方向很长。一户挨着一户。38号里面有四、五个卧室，一个不大的客厅。厨房很大，似乎是后建的，与主屋分开。还有一个洗衣房，里面有一个超大的洗衣机。洗毛毯被子都不成问题。客厅里则是空空荡荡。而卧室基本都按国内单身宿舍的模式重新安排了一遍。每个卧室都有两三张床，有的是双层。   那时澳洲政府大力援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中一项援助计划就是为中方公派留学人员培训英语。所以公派进修人员在正式进入澳洲大学开始工作之前，都免费接受澳洲援助局（ADAB）的英语培训。短则两个月，长则六个月，时间长短是在北京通过澳方的考试决定的。我在去布里斯班之前，将要在那里学习两个月的英语。 丁老师带我去了领事馆，差不多已是午饭时间。我被告知可以在领馆餐厅吃午饭。我被带到一个不大的餐厅，和领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排队打饭。桌上放着三个不锈钢大盆：一盆米饭，一盆红烧肉，另一盆是煮白菜。每个人拿着碗自己装。饭菜简单，但很可口。关键是自己装，吃多少装多少，不像在国内食堂打饭时常要叮嘱师傅一句：多给点肉啥！ 打饭吃饭，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编外吃客。吃完饭，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丁老师让我在领馆里等，我就画地为牢在那里等。压根没有想自己到街上溜达溜达。 那时没有手机，行李也没有打开，两手空空。于是就坐到餐厅外的阳台上，仔细观察悉尼的街景，第一次近距离地考察外国的街道。遗憾的是周围都是高楼，视野并不开阔。下面是一条很窄的单行道，也看不出有什么先进之处。于是就观察从那里经过的车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每辆车都要在那里拐弯，我能看见里面的司机，但看不见他们的头。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打方向盘的动作都差不多，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条黑色的背带。当时不是很明白，应该是与安全有关。我在想，他们都是这里的主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生活，没有人在乎我这个初来乍到充满新鲜感的中国人。 终于，38号的人来接我了。38号里住的，除了偶有回国的人暂住一两晚外，基本上都是正在ADAB接受英语短训的人。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有几个人我在北京集训的时候就已经见过。 拖着行李大约走十来分钟就到了38号。行李刚放下还没打开，他们就说，“走走走，带你去‘摩尔’买点日用品，正好我们也要买东西。” 走了约莫半小时来到“摩尔”，看到墙上的大字“The Mall”，我想这一定就是“摩尔”的由来。超市不是叫Supermarket吗？突然觉得书本上学的英语和实际情况还是相差很大。 第一次进外国的超市，琳琅满目。最让我吃惊的是在一处卖肉的地方看到鸡腿像小山一样整齐地码放在玻璃柜里。我心里想，这么多鸡腿，那得多少鸡啊！小时候家里偶尔杀一只鸡，母亲就给我和妹妹一人分一只鸡腿，而这里的鸡腿好像是按需分配。牙膏牙刷我都带全了，其实也没啥好买的，就是有点迫不及待地想到处看看。 38号的厨房，里面设施齐全，大家各自做饭吃，也有两个人合起来做的。各显神通，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但都以简单省钱为原则。 吃完饭，老曹提议大家出去散散步。他刚刚完成进修，明天要去机场搭飞机回国。在38号中转一下，我们便漫无目的地在悉尼的大街小巷里溜达着。 一边溜达，我一边问他们ADAB英语培训的情况。有人说，老师根本不讲课，让大家围坐一圈，聊天，然后就是看电影。有人说那里的环境非常好，在一栋高楼的十五层，里面还有乒乓球台。老徐插话：“厕所真干净！他妈的资本主义的厕所比我们的厨房都干净！” 不知走了多远，有人说往回走吧，我们就开始往回走。路边有不少被丢弃的物品，现在知道那是一年一次扔大件垃圾的时候，市政府派垃圾车统一拉走。大家看见很多东西还可以用，觉得很可惜，就决定带点有用的东西回去。我们几个人硬是抬回去一个尚好的三人沙发和一个大彩电。彩电不知是好是坏，但小李说简单的问题他会修，拿回去再说。他曾经自己组装过一台小彩电。 大家吭哧吭哧搬回来一个沙发和一个电视机，放在空空的客厅里。电视不亮，倒也蛮协调，陡增了住家的气氛。 有几个人没有跟我们出去散步，此时正在与一个叫托尼的人兴高采烈地谈着话。托尼是马来西亚华人，人很瘦，几乎是病态的瘦。曾经很潦倒，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去砸商店的橱窗，然后让警察把他抓起来，解决吃饭问题。这是他自己说的，我有些将信将疑。老马说，托尼前几天刚带他们去红灯区参观过。 而此时托尼的身份是北京某免税店在悉尼的代理。他隔三岔五到38号来推销商品。拿着各种大件商品的图片和一本经常更新的价格簿，让大家预订，可以直接在北京取货。每次他来都要被大家围在中间，询问彩电冰箱之类商品的型号和价格。除非是回国人员，其实大家也并非要下订单，只是想了解型号和价格，好盘算自己需要省下多少钱，回去后能实现几个现代化。所以托尼一来，大家总是很兴奋。根据托尼提供的信息，不断更新自己小本本上的预算计划。 那时公派出国进修人员不外乎都在打着两个算盘。或者说是一个最低目标和一个最高目标。 最低目标就是将生活费一点一点地省下来，回去时就可以实现小康现代化。有人甚至连摩托车也买了。所以有精明人偷着出去打工赚些额外的钱。绝对保密，只有最要好的人知道。其实只要一个人知道，很快大家也就知道了，只是不说而已。当然现在说说也没啥，偷偷打工的就是老徐。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关系自然近了一层，但他打工的事却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他有额外的收入，所以也时常花点钱买一点贵的东西尝尝新鲜。他比我早到悉尼几个月，我去不久他就离开ADAB，去了塔斯马尼亚大学。几天后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一页纸的信中简要介绍了那边的情况。末了他嘱咐我：冰箱里有一罐易拉罐的可口可乐，他只喝了一半，授权我可以把它喝完，问题是我这个人有洁癖。 所谓最高目标就是想办法找奖学金读学位。因为在学术生涯中，“一年进修”虽然回去后会戴着一顶“留洋”的光环，但毕竟什么学位也没有，空手而归。所以不少人就挖空心思，给世界各大学的对口教授写信联系，希望得到奖学金，读硕士或者博士。写几十封乃至上百封信的大有人在，但真正成功的可谓凤毛麟角。大家都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哪怕是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医看。 一旦实现最高目标，不仅省去了国内考研的艰辛、拿一个洋学位回去，而且最低目标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后来很多人发现，在自己进修的大学和导师那里，如果干得顺手，双方互相了解后，拿一个奖学金其实也不难。 我就是这种情况，一封信没有写，后来也得到了奖学金，从“公派进修”转为“自费留学”，进而改变了预先设置的人生轨迹。这是题外话。 不知几点钟，托尼走了。有人说，赶紧睡觉吧，明天是周末，一早要乘火车去洛克戴尔跳蚤市场。 洛克戴尔跳蚤市场相当大，数不清的摊位，什么东西都有。用很少的钱能买到各种有用的东西。新来的人到那里去，可以买点毛毯棉被之类无法从国内带来的东西。有人再买几件合适的衣服、物品等。 根据计划，中午12点之前必须赶回来，去附近的派迪斯菜场。 派迪斯菜场是由几个大仓库改造的自由市场。那里蔬菜、水果、肉类、海鲜，只要是吃的东西应有尽有。菜场12点关门。而在关门之前的几分钟，摊主们就开始把空纸箱排成一排，将没有卖完的菜每个纸箱里分一点。然后就在离12点只有一两分钟的时候，摊主一声吆喝，纸箱就立刻被人们一抢而空。纸箱里放满了各种蔬菜。容不得挑选，但随便一箱都很丰富。每箱只要3块钱或者5块钱。38号的人每星期去这里买一次菜。11点多钟去，去早了就随便转转，先不买任何东西，只等那最后一刻，抱一箱回来，往往一个星期吃不完。 不知几点了，睡觉吧。我被安排在一个上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不知什么原因，来澳洲的第一个晚上竟有些睡不着。 突然，门口传来吵架的声音，听不太清楚。隐隐约约听到有人重复地喊：“你们就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吗？！啊？！” 一会，吵架的声音平息了，我们都起身问是怎么回事。小刘是这里临时被指派管事的，刚才就是他在和人吵架。 小刘告诉我们：“是一个自费的留学生，刚下飞机没处去，想在这里借宿一夜。已经让我撵走了。这怎么行？！我们怎么能让自费的进来住？” 其他人也附和着：不可能，不能坏了规矩。 我心里其实有点同情那个自费留学生，老想着他那么晚去哪里呢。同时一种“公费留学生”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睡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今天起，还有很多事在等着我。 来澳洲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如今成了记忆中的一个碎片。   注：本文为《大地留印》第四册稿件 Post Views: 217 […]
2023年10月15日時事作者: 何与怀 果然不出所料，或者说有幸言中了，澳洲这个要求修改宪法以便在议会设立“原住民议会之声”机构（Indigenous Voice to Parliament）的全国公投以失败告终，而且失败得很彻底——不但全国投NO者占大多数，而且全国六个州中没有一个州是投YES人数过半的。 澳洲人民证明了非常明智，非常清醒，大家共同努力成功地让今天——10月14日——成为一个“光辉的日子”。这真值得大事庆祝。 正如我在之前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所指出，这个公投是现任工党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政府一个决策大错。 可想而知，如果强行修改本来已经确立人人平等的宪法，强行为某一特定族群在法律上特别在宪法上明文给以特别优待，让他们站在“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地上，势必就是“以平等要求制造不平等”。这样一来，贫困将成为美德、卖惨将变成正义、无赖将变为强者。将“平等”无限放大的所谓“政治正确”，最终只会把国家搞得鸡飞狗跳，体无完肤。的确，凌驾于人人平等的法律之上来追求某个“种族平等”，非常荒谬，是绝对错误的。那种所谓“政治正确”的主张，其背后的逻辑并非是保护某个种族，而是妄图实现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是不可告人的政治计谋。 人们有理由担心，“原住民议会之声”如果设立，将成为实际上的第三个政府议院。议会通过的每一项法律，无论是税收、国防、社会保障、健康……肯定都和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有关，这就意味着他们这个机构将有权审查每一项立法，可以在任何政府层面及领域，对包括从核潜艇、气候变暖到你我后院种树、小孩上学等等一切事务进行干预。会出现永无休止的各种索求和赔偿，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地位和权力、土地和金钱等等，上到立法，中到司法，下到行政，可以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人都指出，这个Voice不仅仅只是简单地要求承认原住民在澳洲的历史，而是要重新分配权力，给予原住民通过澳洲宪法这个根本大法而确立的特殊的权力。它可以手举宪法的上方宝剑，以没有听取原住民的意见为由，上告直至联邦高等法院，挑战任何层面的政府的政策和决定。 我在《警惕人性陷阱》一文中，引用哈耶克这句名言：“人类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由善意铺就的。”一些抱着善意对公投说YES的人以为，公投只是承认原住民宪法地位那么简单。殊不知一但承认其特殊地位，他们中以及他们背后利用其身份的一些人，在人性陷阱引诱下，会“宜将剩勇追穷寇”，今后一场场撕裂并削弱澳洲的噩梦，不是不可能连续不断发生的。哈耶克曾经唤醒无数乌托邦患者，鼓舞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今天我们大多数澳洲人也认真记取了他的告诫：无论初衷多么美好、意愿多么良善，忽视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愚善”实践，必将带来负面的结果。要警惕人性陷阱，无论是在什么人的身上。 澳大利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多元文化国家，能够几十年来一直欣欣向荣蓬勃昌盛，正是因为澳大利亚现行宪法拥抱并实行自由民主公正博爱的普世价值，保障所有人种一律平等，保障所有人，不论是原住民或新移民，都一律平等，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去发展自我，去创造自己的一片天地。因此，我在文章中呼吁：保卫澳大利亚现行宪法。今天，是值得大事庆祝，澳大利亚现行宪法保卫住了。 10月14日这个公投，是澳洲本世纪以来第一次全民公投，今天所取得的这个公投结果，比任何州或联邦选举都要重要得多！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指出，这是对有毒种族政治和按种族划分国人的企图的识破；这是对受害者文化和低期望的偏见的拒绝；这是一场对抗“白左”精英的真正的草根运动的胜利。对澳大利亚整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 但是，我也不幸言中了：澳洲现任工党政府长时间精心设计和大张旗鼓举办的这次公投，是一场全国规模的人为撕裂澳洲社群的“盛举”！它绝对达不到和解团结的目的，而且，适得其反，不管通过或不通过，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 这好象是一场大对决。多年来，澳洲人第一次这样关心政治，也是第一次，澳洲人如此分裂。 有人硬要将澳大利亚人分为“受害者”和“入侵者”两类。我在之前一篇文章中就语重心长地问道：“入侵者”从两百几十年前第一个在澳洲下船定居者算起，是否要包括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的子子孙孙？他们经过几十代之后是否还要背负祖先的“原罪”？这些年先后从各个国家来澳的众多移民，是否也有“入侵者”之嫌？而最初的“受害者”原住民，几十代下来，越来越享受这个国家越来越发展的文明，还得到各种特殊的照顾，是否现在还应该死抱着“受害者”的心态？是否还要愤愤不平要算两百多年前的老账，而且要加倍偿还？现在，这个公投以失败告终，但是，被阿尔巴尼斯总理方案大大吊高胃口以为志在必得的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原住民，很可能心感怨恨，“我们与他们”、“受害者与入侵者”之类的有害心态很可能将会强化。 事实上，还未公投之前，有人在几个月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已经对设立这个“Voice”说“No”的人指控是噴发着“种族主义”。提出修宪的领军人物，墨尔本大学教授Marcia Langton就公然宣称：“不同意修改宪法的观点是基于种族主义的价值观和纯粹的愚蠢。”这是一个使人可能触犯法律的指控，不禁令人担忧。现在公投没有通过，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所有说“No”的选民都被认为是持有“种族歧视”观念或就是“种族主义者”了；澳洲则将是一个令原住民倍感怨恨的种族歧视严重的国家了。的确，阿尔巴尼斯政府举办这个公投，大大损害了整个国家。这是非常不幸的。 阿尔巴尼斯政府为这次公投，花费四亿多澳元巨资，单单兼职就要十万人。电视广告，媒体宣传，广告彩旗，铺天盖地，大张旗鼓。各级议会和各种机构居然通过YES决议。许多政客轮番轰炸，总理频繁走穴，走上街头开启拉票模式。在投票前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就形成压倒一切的气势，可是却落得这样一个失败的结果，对他们来说，当然也很不幸。阿尔巴尼斯总理要承担所有责任。本来，这个公投通过的希望甚微，他却信心爆棚，如此投入，是否相当政治弱智？现在，根据最新Newspoll民调，工党的首轮票选支持率下滑至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阿尔巴尼斯的个人支持率也跌至新低。 今天，尘埃落定，且抛开政党纷争，但愿此次公投不会揭开澳洲未来社会的“潘多拉魔盒”。 历史并没有原罪。让我们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让我们前进，而不是倒退。让我们开始新的一页，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为澳洲这片如此多姿多彩绚丽夺目的土地尽力添砖加瓦。 （2023年10月14日于悉尼） Post Views: 257 […]
2023年9月30日詩歌作者：韦钢 2023-9-29晚 去买月饼 一轮明月 躲闪着树木 盯了我一路 我便带它回家，挂在 院子里的天上 吃了月饼，月 依然静静地呆在院子里 你能看见我家天上的月亮吗 那你眨眨眼 我就能看见你 我刚吃了 上海的苏式月饼   Post Views: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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