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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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27日，我乘坐的澳航客机降落在悉尼机场，标志着一年左右的出国努力可以抛到脑后了，新的生活和挑战即将开始。

来澳洲之前被告知，领事馆主管教育的丁老师会到机场去接我，悉尼的住处也有安排。组织上想得很周到，所以没有那种要去异国他乡无着落的感觉。

记得出国前系主任马教授找我谈话。他曾教我车辆动力学，也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有严重的口吃。

“韦……那个…..钢啊……”

我恭敬地等他的下文。他看着我，憋了好半天才说出下一句：当然啦，你……肯定是会按时回来的。你看系里的某某某到现在还没回来，公安局已经来两次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十二年后我回国，提了一瓶澳洲红酒去看望他，一直以来总有一种辜负了他的期望的愧疚感。此时他已经退休，老了不少。他告诉我：你走，是对的！你看，张三走了，去了美国；李四也走了，去了加拿大；王二麻子也去了深圳。都走了……

我属于“公派进修”。当时全国各个高校都陆续选派年轻教师出国进修，他们基本都是恢复高考后头几届的毕业生。文革革了不少老教师的命，加上当时有政策要求“工农兵学员”退出教学岗位，所以大学里师资严重匮乏。一个快速补充师资的办法就是在应届毕业生中留下一些学习好的做助教，进入教学环节。同时，国家也恢复了研究生的培养。彼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八十年代，改革像春风一般吹遍各个角落。国家百废待兴，人们憧憬未来，充满希望。向西方学习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教育部和各部委都不断为各高校安排名额，选送年轻教师到国外进修。然而名额有限，僧多粥少。所以在那个年代，出国进修对年轻人来说可谓是梦寐以求。既出去镀了金，回来还可以买免税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一步跨入小康。对快要结婚或是刚刚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起初，“选拔”出国进修人员主要是靠组织推荐。后来上面发现这个方法越来越成问题。群众意见很大，没有关系和后门的人就完全没有希望。所以上面想了一个办法：对年轻教师进行外语全国统考。按外语统考成绩排名选拔。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办法也未必公平。但当时对我来说那是绝对合理！

我考的是英语，拿了全校第一名。本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现在一下就成了铁定，馅饼直接砸在脑袋上。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就像过山车，让人有点惶惶不安，总觉得不真实。

不久，上面就下来一个出国名额，是去美国的，可是没有轮到我，拿到名额的是某处长的侄子。好像是因为他之前几次都没走成，这次必须给他。

校领导告诉我：不要着急，下一个名额肯定是你。后来又下来一个名额，果然给了我，只是这个名额是去澳洲。

于是就把之前酝酿了很长时间的“美国梦”从脑子里抹掉，开始做去澳洲进修的思想准备。

所谓“进修”就是你被选中后自己联系一个对口的大学和对口的导师，在那里工作一年。不缴学费也不拿对方一分钱，等于给人家免费做一年的助理、干一年的活。

当时国家的意图是派人在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通过深入接触的方式，哪怕混一年，耳熏目染多少也能带回来一些先进的思想、方法甚至成果。那是一个白猫黑猫的年代，一切有利于快速提高中国教育科研水准的事，都可以摸摸石头。

因为是免费给人干活，联系接收大学和导师并不难。我的名额是去澳洲，就联系了布里斯班的昆士兰理工学院QIT，现在叫QUT。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摩擦学。这是一门新学科，专门研究摩擦磨损和润滑。比如汽缸壁与活塞环之间的摩擦、膝关节的摩擦等等。当时澳洲只有QIT有这个方向。

话说在悉尼机场下了飞机，过了海关，拖着行李来到出口。眼前有很多接机的人，有的人手里举着牌子。我就极力找一个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长着中国面孔的丁老师。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压根就没有看到中国面孔的中年女性，不免有点不知所措。除了知道“丁老师”三个字外，我没有任何地址或电话号码。

我便穿过人群往外走。离开接机的人群后，突然看见一位中年女干部模样的人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心里一喜，这肯定是丁老师了！便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她跟前。

“您是丁老师吗？我是韦钢。”

我期待着她说：“啊，你就是韦钢啊，欢迎欢迎。”然而她的表情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心想坏了，认错人了。但还是不死心，又问了一句：“您是丁老师吗？”

她没有说是，但也没有说不是，所以还有希望。果然，她公事公办地回了一句：“你等一等。”

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在车上丁老师告诉我：“我先带你到领事馆，因为38号那边的人都上课去了，要到下午三点半之后才能带你过去。”

“38号”是公派留学人员的一个集散地，在红坊区。那条街叫什么不重要，大家都管它叫38号，重音在“号”字上，那是离中央火车站不远的一处很旧的住宅。那种住宅门面都不大，但纵深方向很长。一户挨着一户。38号里面有四、五个卧室，一个不大的客厅。厨房很大，似乎是后建的，与主屋分开。还有一个洗衣房，里面有一个超大的洗衣机。洗毛毯被子都不成问题。客厅里则是空空荡荡。而卧室基本都按国内单身宿舍的模式重新安排了一遍。每个卧室都有两三张床，有的是双层。

 

那时澳洲政府大力援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中一项援助计划就是为中方公派留学人员培训英语。所以公派进修人员在正式进入澳洲大学开始工作之前，都免费接受澳洲援助局（ADAB）的英语培训。短则两个月，长则六个月，时间长短是在北京通过澳方的考试决定的。我在去布里斯班之前，将要在那里学习两个月的英语。

丁老师带我去了领事馆，差不多已是午饭时间。我被告知可以在领馆餐厅吃午饭。我被带到一个不大的餐厅，和领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排队打饭。桌上放着三个不锈钢大盆：一盆米饭，一盆红烧肉，另一盆是煮白菜。每个人拿着碗自己装。饭菜简单，但很可口。关键是自己装，吃多少装多少，不像在国内食堂打饭时常要叮嘱师傅一句：多给点肉啥！

打饭吃饭，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编外吃客。吃完饭，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丁老师让我在领馆里等，我就画地为牢在那里等。压根没有想自己到街上溜达溜达。

那时没有手机，行李也没有打开，两手空空。于是就坐到餐厅外的阳台上，仔细观察悉尼的街景，第一次近距离地考察外国的街道。遗憾的是周围都是高楼，视野并不开阔。下面是一条很窄的单行道，也看不出有什么先进之处。于是就观察从那里经过的车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每辆车都要在那里拐弯，我能看见里面的司机，但看不见他们的头。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打方向盘的动作都差不多，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条黑色的背带。当时不是很明白，应该是与安全有关。我在想，他们都是这里的主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生活，没有人在乎我这个初来乍到充满新鲜感的中国人。

终于，38号的人来接我了。38号里住的，除了偶有回国的人暂住一两晚外，基本上都是正在ADAB接受英语短训的人。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有几个人我在北京集训的时候就已经见过。

拖着行李大约走十来分钟就到了38号。行李刚放下还没打开，他们就说，“走走走，带你去‘摩尔’买点日用品，正好我们也要买东西。”

走了约莫半小时来到“摩尔”，看到墙上的大字“The Mall”，我想这一定就是“摩尔”的由来。超市不是叫Supermarket吗？突然觉得书本上学的英语和实际情况还是相差很大。

第一次进外国的超市，琳琅满目。最让我吃惊的是在一处卖肉的地方看到鸡腿像小山一样整齐地码放在玻璃柜里。我心里想，这么多鸡腿，那得多少鸡啊！小时候家里偶尔杀一只鸡，母亲就给我和妹妹一人分一只鸡腿，而这里的鸡腿好像是按需分配。牙膏牙刷我都带全了，其实也没啥好买的，就是有点迫不及待地想到处看看。

38号的厨房，里面设施齐全，大家各自做饭吃，也有两个人合起来做的。各显神通，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但都以简单省钱为原则。

吃完饭，老曹提议大家出去散散步。他刚刚完成进修，明天要去机场搭飞机回国。在38号中转一下，我们便漫无目的地在悉尼的大街小巷里溜达着。

一边溜达，我一边问他们ADAB英语培训的情况。有人说，老师根本不讲课，让大家围坐一圈，聊天，然后就是看电影。有人说那里的环境非常好，在一栋高楼的十五层，里面还有乒乓球台。老徐插话：“厕所真干净！他妈的资本主义的厕所比我们的厨房都干净！”

不知走了多远，有人说往回走吧，我们就开始往回走。路边有不少被丢弃的物品，现在知道那是一年一次扔大件垃圾的时候，市政府派垃圾车统一拉走。大家看见很多东西还可以用，觉得很可惜，就决定带点有用的东西回去。我们几个人硬是抬回去一个尚好的三人沙发和一个大彩电。彩电不知是好是坏，但小李说简单的问题他会修，拿回去再说。他曾经自己组装过一台小彩电。

大家吭哧吭哧搬回来一个沙发和一个电视机，放在空空的客厅里。电视不亮，倒也蛮协调，陡增了住家的气氛。

有几个人没有跟我们出去散步，此时正在与一个叫托尼的人兴高采烈地谈着话。托尼是马来西亚华人，人很瘦，几乎是病态的瘦。曾经很潦倒，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去砸商店的橱窗，然后让警察把他抓起来，解决吃饭问题。这是他自己说的，我有些将信将疑。老马说，托尼前几天刚带他们去红灯区参观过。

而此时托尼的身份是北京某免税店在悉尼的代理。他隔三岔五到38号来推销商品。拿着各种大件商品的图片和一本经常更新的价格簿，让大家预订，可以直接在北京取货。每次他来都要被大家围在中间，询问彩电冰箱之类商品的型号和价格。除非是回国人员，其实大家也并非要下订单，只是想了解型号和价格，好盘算自己需要省下多少钱，回去后能实现几个现代化。所以托尼一来，大家总是很兴奋。根据托尼提供的信息，不断更新自己小本本上的预算计划。

那时公派出国进修人员不外乎都在打着两个算盘。或者说是一个最低目标和一个最高目标。

最低目标就是将生活费一点一点地省下来，回去时就可以实现小康现代化。有人甚至连摩托车也买了。所以有精明人偷着出去打工赚些额外的钱。绝对保密，只有最要好的人知道。其实只要一个人知道，很快大家也就知道了，只是不说而已。当然现在说说也没啥，偷偷打工的就是老徐。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关系自然近了一层，但他打工的事却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他有额外的收入，所以也时常花点钱买一点贵的东西尝尝新鲜。他比我早到悉尼几个月，我去不久他就离开ADAB，去了塔斯马尼亚大学。几天后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一页纸的信中简要介绍了那边的情况。末了他嘱咐我：冰箱里有一罐易拉罐的可口可乐，他只喝了一半，授权我可以把它喝完，问题是我这个人有洁癖。

所谓最高目标就是想办法找奖学金读学位。因为在学术生涯中，“一年进修”虽然回去后会戴着一顶“留洋”的光环，但毕竟什么学位也没有，空手而归。所以不少人就挖空心思，给世界各大学的对口教授写信联系，希望得到奖学金，读硕士或者博士。写几十封乃至上百封信的大有人在，但真正成功的可谓凤毛麟角。大家都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哪怕是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医看。

一旦实现最高目标，不仅省去了国内考研的艰辛、拿一个洋学位回去，而且最低目标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后来很多人发现，在自己进修的大学和导师那里，如果干得顺手，双方互相了解后，拿一个奖学金其实也不难。

我就是这种情况，一封信没有写，后来也得到了奖学金，从“公派进修”转为“自费留学”，进而改变了预先设置的人生轨迹。这是题外话。

不知几点钟，托尼走了。有人说，赶紧睡觉吧，明天是周末，一早要乘火车去洛克戴尔跳蚤市场。

洛克戴尔跳蚤市场相当大，数不清的摊位，什么东西都有。用很少的钱能买到各种有用的东西。新来的人到那里去，可以买点毛毯棉被之类无法从国内带来的东西。有人再买几件合适的衣服、物品等。

根据计划，中午12点之前必须赶回来，去附近的派迪斯菜场。

派迪斯菜场是由几个大仓库改造的自由市场。那里蔬菜、水果、肉类、海鲜，只要是吃的东西应有尽有。菜场12点关门。而在关门之前的几分钟，摊主们就开始把空纸箱排成一排，将没有卖完的菜每个纸箱里分一点。然后就在离12点只有一两分钟的时候，摊主一声吆喝，纸箱就立刻被人们一抢而空。纸箱里放满了各种蔬菜。容不得挑选，但随便一箱都很丰富。每箱只要3块钱或者5块钱。38号的人每星期去这里买一次菜。11点多钟去，去早了就随便转转，先不买任何东西，只等那最后一刻，抱一箱回来，往往一个星期吃不完。

不知几点了，睡觉吧。我被安排在一个上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不知什么原因，来澳洲的第一个晚上竟有些睡不着。

突然，门口传来吵架的声音，听不太清楚。隐隐约约听到有人重复地喊：“你们就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吗？！啊？！”

一会，吵架的声音平息了，我们都起身问是怎么回事。小刘是这里临时被指派管事的，刚才就是他在和人吵架。

小刘告诉我们：“是一个自费的留学生，刚下飞机没处去，想在这里借宿一夜。已经让我撵走了。这怎么行？！我们怎么能让自费的进来住？”

其他人也附和着：不可能，不能坏了规矩。

我心里其实有点同情那个自费留学生，老想着他那么晚去哪里呢。同时一种“公费留学生”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睡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今天起，还有很多事在等着我。

来澳洲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如今成了记忆中的一个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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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大地留印》第四册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