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 旭

我与钱理群老师从相识、相知到相惜是与我写夹边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2008年我自1985年开始采访夹边沟幸存者的《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在海外出版，收到书后我第一时间就将此书寄给了钱理群老师，他收到书后给我来了电话，对我这本书大加赞赏。后来我的《风雪夹边沟》繁体版要在台湾出版，我想让钱理群老师给此书写个序言，因为多年的交往我知道钱老师为人正直，且与我的三观是相合的。可我拿起电话后又放了下来，这样拿起放下，再拿起再放下，犹豫再三后我还是拨通了钱老师的电话。

“是哪位？”对面是钱理群老师宏亮的声音。
“钱老师是我，赵旭。”
“有事吗？”
“我想让您给我的长篇小说《风雪夹边沟》繁体版写个序言。”

电话那头先是停了片刻，接着钱理群老师问我：“什么时候要？”

当时繁体版《风雪夹边沟》已经审稿完毕，出版社等我赶快送来此书的序言，于是我赶紧说：“钱老师越快越好。”

接下来钱老师给我告诉了他的e-mail邮箱地址。

我知道钱理群老师是个大忙人，他是不会轻易答应给人出书写序言的。钱理群老师除了在北京大学上课以外，他还经常外出讲学，每年还有不同的著作出版。所以我对钱理群老师给我的《风雪夹边沟》繁体版写序言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没想到一个电话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我的邮箱里收到了钱理群老师给我书的序言《一部揭示血淋淋的真实的“野史”——赵旭《风雪夹边沟》序》。我读着他的序言，心潮澎湃，苦涩酸楚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多少个日子里我一个人自费全国采访，碰了无数的钉子，还受到上面的不断打压，在彷徨无助的日子里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撑着我。记得在采访夹边沟的幸存者时，幸存者及其子女被过去的专政整怕了不予配合，周围的同事朋友觉得我是无事找事自寻烦恼，加上对我抄家、威胁恐吓，这种误解和恐惧时时伴随着我。多少年来我不但受尽了身边人的白眼和冷漠，就连夹边沟的受害者也对我敬而远之，当然被请去喝茶也成了家常便饭，我多么希望有一双温暖的大手拉我一把，给我以抚慰和理解，而今天钱理群老师不但给了我无私的帮助，而且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挺身出来支持我。

钱理群老师是我读鲁迅作品时尊敬的老师。我任课的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一个学生，也是钱理群老师在北京大学讲鲁迅课时的学生。当我读鲁迅作品遇到疑难问题时我就会在电话上请教钱理群老师，钱老师真可以说是诲人不倦，百问不厌，当我说起鲁迅时他就会滔滔不绝地给我解释，而且有问必答，观点新颖，触类旁通，让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我的学生给我说，钱理群老师特别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经常在课上课下与学生坐在一起探讨鲁迅以及鲁迅的作品。这位学生告诉我，钱老师在课堂上说道，你们兰州就有一个作家是鲁迅的爱好者，他还写了反右、写了夹边沟。这个学生骄傲地说道，赵旭老师是我写作课的老师。

钱理群老师是大学教育独立思考的践行者，而且他对当今大学的弊病看得非常清楚。记得钱理群老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他认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对此我也有同感，我们现今的大专院校里就有这样一些学生，平时不好好学习，小小年纪对权力却无比的贪婪，当在学校掌握到一点点管人的权利，对同学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在背地里向老师和学校打小报告。这些学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课堂里吹毛求疵揪住一些老师对课文的自由发挥，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来举报老师，而且在这种大环境里我们有些学校和专管教育的领导还助长这种风气。举报老师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品德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破坏了正常的师生关系，毒化了轻松活泼的学术氛围。而钱理群老师此时的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直击要害，这种风气若不改变，我们的学校能培养出有独立思考精神，有批判思维优秀合格的学生吗？

2009年6月钱理群老师在西北师范大学讲学，他打电话约我到学校餐厅要与我见面，我去后他从餐桌上下来，与我坐在餐桌旁边沙发上谈起了鲁迅并问我的写作情况。当时西北师范大学校长还有中文系多位中层干部就坐在餐桌上，而餐桌上的主角却撇下那么多领导与我侃侃而谈，我看到餐桌上陪他吃饭的人不时朝我们看过来，我说钱老师您先去吃饭吧，我随后再找您聊，可他干脆把我也拉到餐桌上和他坐在了一起，并在餐桌上介绍我写夹边沟的情况。

钱理群老师找他写序言的人很多，包括一些有钱有势之人，可他对这些人的要求直接给以拒绝，但他对那些极左年代的受害者却嘘寒问暖，尤其对反右运动里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常常报以极大的同情。兰州大学邹世敏副教授1950年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1957年被分配到哈尔滨市第一工人医院。可她刚到工作单位紧跟其后中国医科大学给医院寄来材料，材料给邹世敏罗列了4项罪名，并定性处理为一般右派分子。因为这样邹世敏刚参加工作就成了右派分子，陌生的同事不愿与她接近，跟她面对面坐着的同事只顾自己给病人看病，一天八个小时没有一个同事跟她这个右派医生说一句话。1959年起，全国分批给“改造好了的右派”摘帽，由于邹世敏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整个兰州医学院最后只剩下了她一个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时，她的丈夫还贴出大字报《对邹世敏的揭发信》，邹世敏老师看到这个大字报后心里如刀割般疼痛，自己最信任的人在她最危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要置她于死地。

1999年，退休10年的邹世敏老师把自己被打成右派后的经历写成了书《追寻》自费出版了，当钱理群老师拿到这本书后在去欧洲的飞机上读了这本书，并写了评论《在这位女性面前我们羞愧难言——读李蕴晖<追寻>》(李蕴晖是邹世敏的笔名)。钱理群老师写道“一个突然的冲动，我抓起笔，在摇晃的飞机座位上，在邹世敏《追寻》的书，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这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最可贵的精神与品格是‘不肯苟同’，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这样的凡事苟且的国民性如何形成，它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根源，都很值得研究。这其实正是种种恶行在中国一直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民族灾难要从民族精神上寻找原因。正是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女人这样，绝不苟且，守住底线，我们民族还会这样吗？因此，这位因不肯苟且而自踏死地、惨遭种种不幸的女人的悲剧，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每一个因苟且而获得了种种利益的人们，包括我自己，都应该在这位女性面前感到羞愧与内疚。而我们早已失去‘知耻’之心了。”而就在此时我也读了邹世敏的《追寻》与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我也写了一篇读后感《两位不寻常的女性———和凤鸣与李蕴晖》。我想我和钱理群老师为什么能够在同一时间想到一起呢？为什么我俩都对这位坚强的女性肃然起敬呢？人有时候很奇怪，当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与你想说想写想笑想怒有同样三观的人时，你的孤独感荡然无存。正如艾青先生《我爱这土地》中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们都心系祖国，我们都深深地爱着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就在这期间我听到钱理群老师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和老伴一起住进了北京昌平区一家养老院。我打电话问他，钱老师这是真的吗？他说对他来说时间太重要了，住进养老院大量时间可以用来写作，不用操心做饭等日常琐事。他说，现在只用做三件事就行了，第一是休养身体，第二是写作，第三是跟朋友们聊天。

2018年我的人物传记《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在香港开放出版社要出版，因为别的人连钱理群老师的只言片语都得不到，可我已经让钱老师给我的书写过一次序言了。我是不敢有非分之想的。可我在与钱理群老师交谈提到了这本书要出版时，钱老师听后非常高兴。他说，你写夹边沟详细记录民族痛史，说明你是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

钱理群老师让我将电子版书稿发到他的邮箱里，过了不长的时间他给我的这本书又写了序言《一个乡村教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钱理群老师在序言里写道：“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里记述的绝非王永兴老师个人的苦难，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我多么希望在我们国家能多有这样一些脚踏实地的作家。关于《死亡劳教营夹边沟幸存者——乡村教师王永兴》最后要问的是，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乡村教师王永兴，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他所总结的民族的血的教训和个人珍贵的人生经验，今天的读者将会如何看待与对待呢？”

多少个日子里，我是以钱理群老师作为我人生楷模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他对人谦卑的态度修炼自己，以他批判性精神给我的启示提高我的素养，将他对我的教诲提升着自己的思想与品德。“人逢良师成大器，友结纯洁显挚真。”钱理群老师是我人生中最敬佩最信赖的朋友，人有一知己，足以慰风尘，在我坎坷的人生中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