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te Hrotek 陈苑苑

《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将莎士比亚与但丁置于西方文学的中心，理由是他们在“认知的敏锐、语言的活力与创造的才情上”超越了所有同行。然而，这一判断并非没有反对者。布鲁姆随即提到托尔斯泰——“憎恨莎士比亚学派”的旗手。以托尔斯泰的名望与文学地位，他确实有资格提出质疑。但布鲁姆并未说明托尔斯泰究竟如何论战，这个空白由奥威尔在数十年后补上。

在《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小丑》以及《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两篇文章中，奥威尔重新审视了托尔斯泰晚年写成的小册子《莎士比亚和戏剧》，并对其作了清楚而细致的分析。1903年，七十五岁的托尔斯泰出版了小册子，不久便绝版。四十年后，奥威尔重新审视这篇几乎被遗忘的文字，并称它是“最受低估的”。他没有急于裁决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之间的是非，而是在对立之中保持罕见的平静与客观——这正是奥威尔评论的力量所在。

托尔斯泰声称，他在反复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俄、英、德译本后，始终只有三种感受：“抵触、厌恶和疑惑”。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甚至算不上一个“平庸作家”，更不可能是天才。因此，他认为自己必须站出来谴责莎士比亚，指出其“危害”，即便这与整个文明世界的共识相悖。

奥威尔在回应中并未直接反驳托尔斯泰，而是首先动摇了“文学评价可以被证明”的前提。在概述托尔斯泰的论点后，他写道：“人们的第一感觉往往是，他居然说莎士比亚是个糟糕的作家，这肯定是胡说八道。其实并非如此。” 这似乎是在为托尔斯泰辩护，但奥威尔随即指出：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莎士比亚或任何作家是“优秀”的；同样，也没有方法能够证明某位作家是“蹩脚”的。文学价值无法通过论证确立，只能在时间中显现。

托尔斯泰提出了一套看似严谨的创作原则：主题必须有风骨，写作必须真诚，技巧必须高超，且作品应表达作者内心的真实感受。出自托尔斯泰之口，这些标准自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当他以此衡量莎士比亚时，结论却极为严厉——在托尔斯泰看来，莎士比亚的观点低俗，写作敷衍，毫无真诚可言，因此只能被视为糟糕的作家。

然而在奥威尔看来，托尔斯泰的这套文艺理论几乎毫无价值，因为它建立在主观而武断的假设之上，且标准本身模棱两可。例如“真诚”一词，其含义“可以根据笔者的意图随意揉捏”。在这样的前提下，“优秀”或“蹩脚”都无法被证明；真正能显现作品价值的，只有时间。奥威尔的判断极为简洁：“除了作品能否历久弥新这个概括了大众观点的索引，没有任何标准能够定义文学作品的价值。” 正如一首诗歌，无需任何论据为其辩护，它能够流传下来，就是最好的辩护。

谈到莎士比亚的代表作《李尔王》时，托尔斯泰认为它完全名不副实。在他看来，只要是头脑清醒的评论者，读完《李尔王》后不可能产生除“厌恶与逆反”之外的任何感受。然而奥威尔指出，托尔斯泰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存在一系列根本性的曲解。

托尔斯泰认为李尔既无退位的动机，也无退位的必要。然而奥威尔立即指出：在《李尔王》第一幕中，李尔已明确承认自己“老年体弱，不堪朝政重负”。托尔斯泰声称自己读过多种译本，而且“一读再读”，却从未注意到这句台词，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托尔斯泰还认为小丑这个角色完全没有必要，但在奥威尔看来，小丑恰恰不可或缺。他不仅说出了剧中最尖锐的观点，也承担了莎士比亚在隐晦处表达社会批判的功能。《李尔王》中大量的批判性语句，都由小丑或处于疯癫、装疯状态的人物说出——这是莎士比亚在时代限制下保护自己、同时表达思想的方式。

《李尔王》是一部典型的悲剧：李尔因对人心的无知付出代价，科迪莉亚因坚持诚实而失去生命。托尔斯泰认为科迪莉亚的死亡使剧本丧失了道德意义，而奥威尔的理解恰好相反——当美德无法战胜一切，而人仍被视为高于毁灭自身的力量时，悲剧才真正产生。托尔斯泰并不接受这种悲剧观，这也成为他否定《李尔王》的重要理由之一。

李尔退位后才意识到，失去权力的他已无法像从前那样令人臣服；那些曾对他极尽奉承的人转而变得冷漠甚至无情，这使他陷入愤怒。托尔斯泰认为这种反应“不自然”，而奥威尔的看法恰好相反——“放在这个角色身上，这种反应再完美不过”。更讽刺的是，托尔斯泰本人曾主动放弃财产与特权，他理应更能理解李尔在失势后的震惊与愤怒。

有趣的是，现实中的托尔斯泰与剧中的李尔王之间竟存在着一种近乎讽刺的相似性。李尔放弃王位，却自负而天真地以为自己仍能呼风唤雨；托尔斯泰放弃尘世的享受，却未真正放弃“由此得到回报”的期待。两人都是真心实意，也都未能成功。他们更深层的相似性在于：各自的行动中都夹杂着值得怀疑的动机。

奥威尔指出，《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少数具有明确寓言性的剧作之一：不要轻易放弃权力，也不要轻易放弃财产；你可以将财产赠予他人，但不应期待因此获得幸福。托尔斯泰对这两层寓意都深感不满。很可能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些寓意，他才对《李尔王》产生愤怒与不安。奥威尔进一步解释：如果一个人真正想“为别人而活”，就必须以他人的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好处。

《李尔王》所展示的，正是当高尚的行为夹杂着自我动机时，它最终会导向怎样的结局。

奥威尔指出，莎士比亚在 1600 年之后的创作逐渐呈现出鲜明的道德中心与主题结构：麦克白探讨野心，奥赛罗围绕嫉妒，而《李尔王》则以“放弃”为核心主题。这些作品的力量并不来自抽象的理论，而是来自主题与人物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结。

托尔斯泰放弃了财富、名誉与特权，也发誓摒弃一切形式的暴力，并因此付出代价。然而在奥威尔看来，他并未真正放弃胁迫的原则，内心仍保留着某种权力欲望。这一点在他的小册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托尔斯泰试图扭转世人对莎士比亚的喜爱与肯定，以道德权威的姿态重新塑造大众的判断。

奥威尔推测，托尔斯泰或许已经意识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他自身的道德权威构成了威胁。人们越是被莎士比亚吸引，便越难接受托尔斯泰的判断。在托尔斯泰看来，欣赏莎士比亚几乎是一种道德失范，犹如饮酒或抽烟。然而这篇小册子的影响终究微乎其微，既未动摇莎士比亚的地位，也未改变大众的审美。

托尔斯泰与李尔之间的相似性——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画面——布鲁姆也曾指出：晚年的托尔斯泰几乎活成了李尔王。奥威尔并未否定托尔斯泰的理想，而是强调这些理想内部存在难以自洽的矛盾。

托尔斯泰是他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也绝非拙劣的论战者。按理说，莎士比亚在遭到如此激烈的抨击后应受到动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依然稳居经典的中心位置。除了那本几乎无人问津的小册子之外，所有对莎士比亚的贬抑与诋毁都已消散无踪。

问题在于：如果莎士比亚真如托尔斯泰所言那般不堪，那么又是什么让他获得如此普遍的赞赏？托尔斯泰的解释是，一种如病毒般蔓延的心理暗示蒙蔽了整个文明世界，因为莎剧迎合了上层阶级漠视宗教、道德败坏的心态。

当托尔斯泰提出这些批评时，莎士比亚已离世近三百年，而他的剧作仍不断被搬上舞台。不仅在英国长演不衰，在英语世界、欧洲诸国乃至亚洲都广受欢迎，甚至连红色苏联也纪念莎士比亚逝世 三百五十周年。奥威尔的解释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存在某种历久弥新、为无数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东西。

奥威尔指出，如果你认真读过莎士比亚，很难不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引用他的语言——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主题，他都曾触及。莎士比亚并非哲学家或科学家，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语言本身。他不仅是剧作家，更是诗人，而莎剧中所蕴含的诗意正是其最精华的部分。

总之，托尔斯泰以一套主观且不可量度的文艺理论来评价莎士比亚，而奥威尔只依凭一个朴素的常识：历久弥新。前者诉诸抽象原则，后者着眼于可观察、可量化的现象。

奥威尔的笔调平静，言辞简洁，整篇文章如同镜头缓缓推移，让人同时看清树木与森林。他不以情绪推动判断，而是让事实本身显出力量。读者看到的只是事实，而事实本身已无可辩驳。这样的写法看似不作判断，却比直接判断更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