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 – 澳洲华裔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学者的家园

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Australia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簡稱澳華作協，ACWA）是澳洲政府正式註冊的文學團體。

澳華作協是澳洲華裔作家、詩人、文學批評家、文學研究學者的家園，也是廣大的文學愛好者的心靈家園。凡認同本會宗旨者，經兩名理事介紹、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均可入會。本會舉辦各種文學文化交流活動，包括澳洲各地之間、世界各國之間，大家相互學習，相互尊重，共同進步。本會致力於澳華文壇這塊“不斷崛起的新大陸”更快崛起，並參與促進世界華文文學的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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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心湖依旧 — 我所认识的张典姊

戈壁荒漠上悲愤的呼喊（一）

2025年9月23日紀實 / 评论——读赵旭《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作者：何与怀在中国的西北戈壁荒漠上，在一个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角落，在历史的幽暗深处，埋葬了无数饥饿、恐惧和冤屈的亡灵。那就是“夹边沟”，一片被人长久刻意遗忘的土地。一、赵旭：一个锲而不舍的历史真相追寻者 1985年，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开始了几乎注定孤独悲壮的旅程。他不是成就斐然的学者，更不是官方历史的编纂者，只是一个想知道真相的追寻者。一开始，他的问题很简单：我的尕爷，到底为什么死在了夹边沟？他是怎么死的？这位追寻者叫赵旭。他的尕爷，他祖父最小的弟弟，叫赵廷祺。赵廷祺这个名字曾经在当地人眼中代表着学识与风骨。他是甘肃省永登县第一中学最优秀最有名望的语文教师和教务主任，国学根底深厚，口才出众，深受学生与同事的敬重。可是，仅仅因为他1947年大学毕业前夕在台湾台中中学实习过语文授课和图书馆管理这样一段履历，便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最终冻饿惨死在了那片荒凉的戈壁沙漠。那一年，他三十八岁正值壮年。赵旭尕爷赵廷祺（摄于1956年）赵旭的母亲常对他念叨：“你尕爷在你满月的时候来我们家，你一见到他就大哭不止，那就是个不好的兆头。”这句带着宿命阴影的话，如同烙印，一直压在一家人的胸口，刻在了赵旭的心头。更令人心碎的是，1960年，在他尕爷饥饿难耐寄出求救信的时候，赵旭的父亲因为是右派分子被单位专政管制动弹不得，只好由他二十多岁的母亲代劳去看望送食物。他母亲当时蒸了一帆布包的包谷面窝窝头，牵着他这个还不满六岁的孩子，想去赶赴夹边沟。可是，在那个大饥荒年代，往新疆逃命的人特别多，火车站上挤满了人，去新疆方向的火车一停下，逃荒的人们便蜂拥而上，有从车门上拼命往上挤的，有从车窗爬着往里钻的，赵旭和他母亲整整三天都没有挤上火车。不久，等来的不是团聚，而是一纸“死亡通知书”。从那一刻起，小小年纪的赵旭，心中便深深地埋下了一颗追问的种子。于是，大学一毕业，赵旭便下决心采访夹边沟的幸存者。他是第一个，也是孤独的第一个，在人人生怕牵连、避之不及夹边沟话题的年代，他开始了他漫长的追寻跋涉。刚开始他去了解和他尕爷一同到夹边沟农场的甘肃省永登县的幸存者，接着又去采访夹边沟的另外一些幸存者。为了寻求真相，他利用假期时间自费到全国各个地方去找有关人员。最后，赵旭了解清楚了他尕爷的遭遇，也知道了夹边沟农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采访最初，赵旭本来以为各个幸存者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可是，经过一步步了解，发现每一个幸存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辛酸故事，都写满人间炼狱的悲惨。这促使赵旭怀着更浓烈的责任感去搞清每一个人的经历。例如，为了搞清傅作义的叔伯兄弟傅作恭的情况，他走访了傅作恭当年工作单位的同事，采访了傅作恭在夹边沟农场时的场长、管教，以及傅作恭在夹边沟农场劳教时的小队长和小组长，以及掩埋傅作恭的人，并查阅了傅作恭在夹边沟时的档案材料。仅仅为搞清傅作恭的情况赵旭就耗费两年多的时间。为了还原当年历史的真相，挖掘被掩埋的每一个名字，能采访的赵旭都采访了。在采访中，赵旭经常与被采访者一起哭泣，一起悲愤地流泪。幸存者们告诉他，夹边沟农场大饥荒发生后，早晨还在埋葬他人的人，到了下午就成了被掩埋的对象。1959年11月中旬，出现第一个吃死人的劳教人员尤创吉，此后，人们饥饿到极致，吃死人的情况更多了，皮肉割去吃了，内脏被掏出煮食，最后连骨头也不放过。未死的人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早早地挣扎着为自己刨出一个坑，托付同伴：“我死了，就埋在这里吧。”那是一种比死亡更悲凉的尊严：为自己掘墓。…… 多少年来赵旭就这样一直在为夹边沟农场的冤魂而奔走，采访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假期休息时间。在采访过程中，他遭受到数不清的白眼、冷漠，无数次的阻拦、打压、恐吓，甚至被有关当局审问抄家。许多人在那个年代被整怕了，这些幸存者自己害怕，就连他们的家人也被株连九族的政策弄得不敢接触赵旭。有些人和他在电话上约好，可当赵旭坐上飞机去采访时，采访对象突然被家人阻拦不让见面。但是，赵旭始终坚持着，他可以为采访一个人连续在其门上守候多日，这让许多原先不愿接受他采访的人也为之感动。就这样他几十年如一日，从甘肃省永登县的幸存者开始，逐渐范围扩大到全国采访，历时将近三十年，采访了一百多位幸存者。尽管其中二十多位因为害怕不让采访见光，但赵旭依然写下了七十多位幸存者的证言。赵旭（右）采访夹边沟幸存者甘肃农业大学学生右派孙枢。这些血泪斑斑、极其重要的证言，在中国竟没有一间出版社敢于接受出版。1994年甘肃出版社一位女编辑看到赵旭送来的手稿后，对赵旭说：“小伙子你胆子也太大了，夹边沟你也敢写，赶快拿回去，再不要给人看。”随后，赵旭只能转向用小说体裁暴露那段沉痛的历史，1999年赵旭西部小说选《天劫》中的“人劫”，以及2002年的长篇小说《风雪夹边沟》，在苍茫的黑暗中偷偷点燃了一粒火种。直到2008年，赵旭五十万字的《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在美国才得以出版；2014年，又在台湾出版了补充修订版《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直到如今赵旭还在对《证言》修订补充，他是倾其一生的心血，几乎把全部的生命交付给了夹边沟这片阴森幽暗的戈壁荒漠。（未完） […]

何与怀-他从钦江河边走向世界

2025年8月1日小説作者：映霞 2021年5月15日，澳华文化界举行盛大庆典晚宴，祝贺何与怀博士八秩寿诞荣获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这是当晚他和颁奖委员会成员的合照（一）无论在哪里，那条陪伴孩童时光的河水都会在他的梦中不期而至。那条河叫钦江，在钦州城镇一旁，一年中大多时候，是一条清澈悠长的河，它清澈到人在岸上可以看见鱼儿游过的身影。何与怀博士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童年的他常常独自在河里蹚着，游着。打水漂，抓鱼，摸虾，他样样精通。他记得，微风中总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从河岸上飘来。那是从有着微微柔毛，散生着苍白色皮孔的绿色乔木龙眼树上散发出来的。但是，这条河带给他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思念、沉默和无言的忧伤和恐惧。何与怀博士四岁时的照片有一段日子，他熟识的江水竟然变得污浊可怕了。常是在大清早，听到有人喊“又有又有……”，江面上又出现浮尸。有些被捞上，却大半天没人收埋，太阳暴晒下，胀鼓鼓的。大人说，都是江上游村镇里打死或自杀的恶霸地主，以及他们家里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幼。那时，在钦州镇的西门岭，则成了刑场，说是有些村庄整个村子都是土匪，抓来枪毙，一批一批，有一次多达六七十，用机关枪扫射…… 随着时光的推移，小孩渐渐长大。在江畔，在河堤上，他常常一个人坐着。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看着。河水滚滚向前，仿佛自己也在溯江前行。何与怀博士儿童时期上学的钦州镇第一小学现改名为“永福小学” 当细小而又深陷的眼睛里，困惑或自卑渐渐扩大，眼泪也在眼眶中打转。他想着前几年跟着学校师生去了台湾的两个哥哥，想着父亲国民党员身份带给他的不安和所受到的歧视，想着有一次“六一”儿童节那天全校学生都戴着红领巾在阳光下集合庆祝，唯有他一人躲在远处孤独地望着…… 风吹过，草丛簌簌作响，云朵黯淡。那些时日，书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一旦进入书中，可怕可悲的事物，和世界的所有，都消失了。书中，仿佛有一道乳汁流过饥渴的心灵，安慰和滋养着少年的他。那时，他不单看遍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往往放学之后就走向镇上唯一的书店。他没钱买书，但想阅读书店里所有的书。书店毕竟是卖书而不是阅览室啊。起初，书店里的工作人员怕他妨碍别人，想赶他出去。后来看到他安静地在角落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也就让他待在那里。何与怀博士12岁小学毕业报考钦州第一中学时所照的报名照当一个人开始恋书的时候，他的灵魂就会燃烧，另一个世界就会展现在他面前。又过了一些年月。1959年，未满18岁的他，家庭成分被打上另类烙印的他，以出乎意外的优异成绩，考上南开大学。在老师同学诧异而又惊叹的目光中，他离开了钦州，走向北方，走向渤海之滨，成为当地第一个考上这座名校的人。因为家里贫穷，他坐慢车，硬席，上上落落，走了三天两夜，才终于在一个傍晚时分进入南大校园。在车上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中，过往的岁月，从孩提到少年，又在脑海里一幕一幕出现……那一次，也是开学，不过是小学开学。他感到很好笑的是，小学一年级开学第一天，他是被父亲抓住，像押送小犯人一般地送到钦江江畔这个“镇一小”的教室交给老师，一路上还哭着，不知为什么，很恐惧。一年下来，老师的评语竟然大书四个字，是：“学有心得”。不知这位年青的女教师是如何归纳总结出来的？真莫名其妙。莫非慧眼识珠？这颗“珠”也太小了吧，怎么看出？这文绉绉的四个字，即使是写给家长阅读的，似乎也过于简洁了。不过，一年一年过去，他越来越懂得这四个字，可视之为四字箴言吧，极其珍贵。如果不是？他想，他本来会自生自灭…… 这位不肯认输让人刮目相看的少年，他的名字叫何与怀。（二）在南开，他在外文系主修英美文学。对何与怀来说，读大学是为了走出小镇，去看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授课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有时并不能满足他，但南开大学的整个图书馆则为他提供了精神成长的养料。有时，他在借书卡上，偶然看到如雷贯耳的大名，想象着，二三十年前，这位了不起的前辈，也在看同一本书，便感到莫名的兴奋和喜悦。六十年代初那三年大饥荒时期，对任何一个青年，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吃饱吃不饱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但对何与怀来说，吃饱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好书，他就活不下去。何与怀博士就读的南开大学主楼陈寅恪当初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国外的图书馆。何与怀上南开，仿佛也是为了一座图书馆。因为任何时代的精华皆在书中，在图书馆里。况且真正的大学就是书籍。所以书籍是他生活中的阳光，书籍也仿佛让他的人生像鸟儿长上了翅膀。书是人类先哲的灵魂发出的最美妙的声音，而何与怀听到了这声音的召唤……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从人类其中的一座精神丰碑中，他听到了这两句空前绝后的回声，那是以文坛硬汉著称的海明威在《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呐喊。何与怀被震撼了…… 他研究海明威一生中错综复杂的感情，和作品中表现的美国“迷惘的一代”对人生、世界、社会的迷茫和彷徨，以及海明威简洁、独特的摄象机般的写实手法风格的形成。他剖析海明威作品的人物，特别是《老人与海》中桑提阿果老人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海明威《老人与海》封面当年大学并不需要撰写毕业论文，何与怀却不声不响地把他对海明威的解读和评价，额外写出一篇卓越的文章。教授英美文学的李宜燮先生有点意外，当然更是高兴。在二十年后，这篇论文竟然还让何与怀也收获意外的喜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系主任思屯慕教授（Prof. Terry Sturm）在阅读此文后，特别批准何与怀在没有硕士毕业的情况下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三）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一觉醒来，何与怀发觉自己赤身光脚躺在山坡青草地上，旁边是一头憨厚的老水牛，它湿漉漉的身子还留着趟过泥河的印记。他慢慢地欠起身来，抬头看见还有八头水牛在飘荡着水草的山塘里打滚，自得其乐。更前方则是山外山，火烧云正把层层山岭染成一片赤红。他想起来了，这是广东三水南边公社乡下。他是一个贬谪之人，从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岗位上，下放到这个原为劳改监狱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他的工作就是放牛，那九头高大不一的水牛就是他天天悉心照顾的朋友。几年前，1964年夏天，何与怀从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随即被分配来到广州，接收单位却是还没有成立的广州外国语学院，便先安排到中山大学外语系进修。第二年春天，学院有地址了，在广州瘦狗岭，原是一间林业学校。在那里他与二十几位老师和行政人员在广州高教局领导下一起紧锣密鼓地创办一间要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型”的教授外国语的学院。广外当年建校时的小树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他全身心投入到英语教材编写工作中，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好评。但好景不长，文革来了，十年动乱开始了，出身反动和基督教家庭的何与怀想置之度外，也是妄想。先是要他主动交代和父母亲属的关系，再有人暗地里告发，说他辗转香港和身在台湾的两个哥哥私通信件，并已为公安截获。何与怀博士多次回到他参加创办的广外（现改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这是他一次回去探望李筱菊教授（摄于2007年8月15日她家里）他受到批斗，接着下放到五七干校，似乎已经是很轻的惩罚了。起早摸黑，他游走在三水的阡陌山野。痛苦，再加上孤独的阴影笼罩，何与怀感到委屈、难受，内心极为彷徨。许多年后，他告诉我：最困难的时候，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桑提亚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他面前。那双象海水一般蓝的眼睛，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贫穷，孤独和衰老并没有夺取老人的意志、自信和对人对生活的热爱。何与怀博士的恩人、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系主任思屯慕教授（Prof. Terry Sturm）。他因癌症不幸于2009年5月25日去世风烛残年的老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但他仍不肯认输，而是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尺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船往海里走，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他也丝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鲨鱼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作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最终，老人筋疲力尽地拖回一副鱼骨头…… 思屯慕教授逝世讣告截图老人心怀的琴弦，触动了何与怀的心弦，好像有一根琴弓把他们的灵魂拉在了一起，从两根弦里发出了同一个声响：我不会被打败！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被赶走。从此，何与怀凭借自己的双眼双手，凭借自己最直接的感受，凭借自己一次次地思考与调整人生方向，实打实地面对现实，最后他并未颓丧失志，更没有陈尸荒山，倒反而逐步适应过来了。苦难的生活也成为他日后研究和写作的不竭动力。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四）何与怀的顿悟，也悄然漫溢出个体的边界，使他的思想到达了一个更为广袤的领地。他跳出了自身的处境，担忧的不再仅是个人的安危。他更深层次地思考文革产生的原因，和整个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走向。何与怀博士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攻读博士学位时前后两任系主任索斯博士和闵福德教授 1982年11月，何与怀到南半球的新西兰留学。第二年，他进入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班，一年之后又被推荐到该校亚洲语言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原来是雷金庆博士(Dr. Kam Louie)。雷博士年轻有为，非常杰出，不久另谋高就。此后，便由刚走马上任的系主任、世界著名汉学家闵福德教授（Prof. John Minford）接手指导。由于何与怀有意呈现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整个“新时期”的文学政治事件，所以论文撰写得很长，篇幅是一般要求的两倍以上。 1988年德国波鸿鲁尔大学马汉茂教授和夫人廖天琪女士访问奥克兰大学时和何与怀博士的合照 1990年6月，他向大学提交了这部论文。论文审查人校外的为美国的郑树森教授（Prof. William Tay）和德国的马汉茂教授（Prof.Dr. Helmut Martin）；本校的为庞秉钧高级讲师。他们都对何与怀的研究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庞秉钧先生指出何与怀既有中国生活的丰富经验，又为西方人文视野所熏陶。郑树森教授认为此论文属于“A”的级别，是当时全世界最完整的有关课题的研究，热切希望能及早出版。而马汉茂教授在1988年到奥克兰大学访问时曾翻看过何与怀未写完的论文草稿，当时他就跟何与怀说定了日后由他出版此书。美国加州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树森教授给何与怀博士论文写的评语他果然于1992年在德国出版了何与怀这部长达600页的专著，书名为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此书前言是闵福德教授写的，时间是1991年5月。其时正是何与怀在奥克兰大学毕业典礼上被授予博士证书。闵福德教授对何与怀的博士论文评价非常高，他甚至说未来所有这一领域的学者都要感谢何与怀的贡献。他对专著所附的词汇表也很感兴趣，而何与怀后来也果真不负所望，用了几年业余时间编撰了一部由纽约M.E. Sharpe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词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此词典现在由另一家出版社再版，仍可在世界各地重要书店或网站买到它。何与怀博士论文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和他编著的英文词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这部英文词典中文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厚达750页，收入两千多个条目。一般而言，这种大型的词典编撰应是多位专家学者集体完成，而何与怀竟然一个人包办之。虽然时隔多年，直到今天国际学术界仍觉得不可思议。何与怀的内心总有一股蓬勃的力量。他在生活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现实，这股力量都能够在写作和研究中被释放出来。他找到了自己的路。他撰写了十多部书籍，除上述两部英文著作外，还有各种评论、随笔和报告文学作品，并主编或编著许多部文集。林林总总，已出版的计有：《英美名诗欣赏》《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北望长天》《他还活着》《海这边，海那边》《龙年之变》《依旧听风听雨眠》《最后一课》《生命从高峰跌落》《丹心一片付诗声》《怀抱同一个梦想》《刘百达作品悉尼研讨会文集》《文革五十年祭》《悉尼中国古典文学论坛文集》和《何与怀诗评集》。待编待出版的有：《澳华文学评论集》《何与怀诗评集（二）》《悲伤的朦胧》《何与怀时政杂评》三集和《何与怀随笔集》。（五）我初读何与怀文章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篇标题为“招魂：为戴厚英，为人道主义”的文章。它吸引我的原因有二：一是戴厚英是我叔叔华东师大的同学和知交，也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也去过她在复旦大学名为“任性斋”的书斋。二来何与怀此文写得非常深刻，感情洋溢，气势恢宏，读来如雷贯耳，着实令我难忘。何与怀博士文章《招魂：为戴厚英，为人道主义》为许多网站媒体刊登转载。这是其中一个网站何与怀把《人啊人！》看作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他从周扬、王若水说起，认为戴厚英在刚刚结束“文革”噩梦的初期，以自身的血泪经历，对人道主义的高声呼唤，不啻为当时整个中国大陆文坛的晴空霹雳，可谓振聋发聩！他深刻地写道： “当时的主流‘伤痕文学’作者多以受害人的角度控诉声讨，而戴厚英在作品中却是以自己作为文革参与者的角度，作了沉痛的反思和忏悔，因而历史苦难有了具体的个体担当者的形象。这在‘新时期文学’中并不多见，极其难能可贵。这显然比一场浩劫之后只把一切罪恶都归咎到什么‘四人帮’而加以控诉的作品更具精神高度。” 何与怀的写作，几乎和一个个中国文学政治事件同步进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革”的惨痛尚还历历在目，中国却又折腾“清除资本主义精神污染”之类的政治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以周扬和王若水为主要靶子，一批作家连带他们的文学作品也遭殃。对此现象，何与怀指出：“批判者有权却没有真理，他们动辄冠人以‘反动’帽子，其实自己正是反时代潮流而动之。” 何与怀博士在奥克兰大学曾与“朦胧诗人”顾城、杨炼同事教学。照片左二为顾城，左五为何与怀博士。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何与怀的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大多都是为被批判者鸣不平。 2000年12月中旬，何与怀博士与王若水先生摄于香港大学一个研讨会上何与怀公开表达自己观点，充分表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求实精神。他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某些人的需要，而是诚实地剖析自己看到并深刻思考后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等的表达及其理由写进书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是二千多年前三闾大夫屈原追求真理的精神。洪流滔滔，薪火相传，何与怀执着、不屈、矢志不渝的无畏精神和坚定信念，也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六）蔚蓝色的天空里悬浮着几朵绸缎般的白云，太平洋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与碧天已完全融为一体。有几只快艇安静地停泊在海上，小岛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远古洪荒般的琉璃瓦的光泽。那是曾经有顾城、谢烨、英儿的激流岛，也是何与怀最初给予他们帮助的地方。 1991年5月9日，何与怀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何与怀在新西兰一开始是全职博士生，后改为半工半读，在亚洲语言文学系里为学生上些课，并作些校外翻译工作。其中协助顾城在系里为硕士班上中国文化课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何与怀连同家人很快就和顾城、谢烨稔熟起来。记得他们的儿子小木耳（Samuel）出生后，还是何与怀陪同他们去有关部门办理证件之类。和顾城的接触，听他上课或演说时出口成章、散发智慧的话语，自然加深了何与怀对顾城自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来的天才的注意。在何与怀专著《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第七章整章中，他论述了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派，和长达六年的中国朦胧诗论争。何与怀移居悉尼后和刘湛秋、英儿（麦琪）也很熟悉。在他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悲伤的朦胧》中，他动情也客观地描写了三十年里他们四人之间一幕一幕复杂曲折的爱恨情仇，以及天才诗人顾城短促的以悲剧收场的一生。特别是在阅读何与怀写的《麦琪：心灵之旅已经结束》时，一种莫名的凄凉会袭上我的心头。 “她像受惊的小鸟，声音低微，难得发笑，即使笑起来决不敞开，或者更多的是让人无法忽略的苦涩。” 这是何与怀在文中描写的英儿。他生动地刻画了2002年英儿在《爱情伊妹儿》新书发布会上给人的印象。“这位自称为‘麦琪’的女人，即将四十岁，已不再年轻了，又经历了太多生死的变故，早年那副清纯样子已了无踪影……”短短几行，就写出了她注定走不出顾城和谢烨在他们《英儿》一书中给她的定位和她的宿命形象。何与怀也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他被心中求真的光照亮，受到疗愈和启发后，都会在新的思想当中成为给予自己和他人的礼物。何与怀博士和他三十年前的博士导师雷金庆教授及其夫人李木兰教授合照于悉尼大学（2014年6月12日）从余光中、白桦、顾城、流沙河……到澳洲的华裔诗人，他和诗，和诗人都似乎特别有缘分。他在每篇文章中，对各个诗人的作品都用高超的诗歌赏析技巧作精辟深刻的分析。无论是用综合分析法，即通过对全诗的整体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从诗歌最突出的方面着手表达自己观点的主题分析法，读后都让读者对他的行文构思和表现手法留下深刻影响。在分析澳洲华裔诗人西贝的文章中，他从绘画的角度切入来比喻西贝的诗，以说明分析西贝的诗不属于写实画派，而是属于写意画派甚至先锋画派。他写道：“生活中的一个小物件、小场景便能触发她的创作灵感，牵引出作者心灵深处的某种感悟，然后由这种感悟生发开去组合意象寄托情感或思绪。她并不采用完全写实的手法去组织材料，而是把能够表达她思绪的意象抓来组合在一起，象由心构。” 当今文坛，有些所谓评论家的诗评写得像极了陈腐的八股文，常常令人觉得枯燥乏味，倒了味口，连读下去的感觉也没有。但何与怀的诗评常写得或开门见山，或卒章显志，别具一格，自出机杼。抒情性也是他的诗评不落窠臼的特色。我还记得2018年在Rockdale图书馆举办的映霞诗歌研讨会上，何与怀就很动情地以映霞的代表作《我用尽死亡的力量》为例，向与会者发问：“在座很多诗人，有的还多年来写过不少情诗，但请问谁曾经‘用尽死亡的力量’去爱，去‘偿还对生命浩瀚的辜负’，而且在诗中如此真诚如此深刻地表现出来？而映霞就是这样的一个，我相信谁读了都会心感震撼。” 他分析了映霞诗歌的想象思维带有一种“现实生活”和“灵魂梦想”合成的特性。诗中歌唱“天真”，而不是经验，显示出映霞的创作偏爱歌唱甚于表白。他说：“还有什么能比一种具有现代抒情风格的倾诉更令人感动呢？” 映霞女士（左）与何与怀博士和淳子女士在悉尼大学的合影他在为映霞的诗集《我只想透过你的爱来看世界》“跋”中，更从高行健获诺贝尔奖的小说写起，阐述作家和诗人最重要的气质就是“真”，对外部世界展示灵魂拷问的内心世界都必须非常敏感。诗人在诗中必须散发出自己独特的“精神气场”。何与怀的诗评，就这样如好的诗歌一样，每个字都如此真诚地反射着他的美学观念，并叩击着读者的灵魂，让人深思。（七）罗曼·罗兰曾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写道： “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但将近八十岁的何与怀，他不是。读他不同时期写的的文章，仿佛都能听见沉思后的呐喊，在雄伟与抒情间使人感到一种豪放与婉约的融合。流光慢慢地消逝。慢慢地，我们都会变老，从起点走向终点，自然而必然。何与怀每一阶段的人生之路，都是心在哪里，路和爱就在哪里。昼夜递嬗，周而复始，年复一年，他常常看到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灵魂深处浮起，异乎寻常地清晰。蕙风朗月，煦日甘霖。博学，睿智，再加上善良的灵魂，总是会给人最友好最舒坦的存在感。从认识何老师，这位澳华文坛辛勤耕耘者的第一天起，他就让我体会了这样的感受。何与怀博士一家于1995年底移居悉尼从2015悉尼大学的我的第一次专题诗会，到他2019年为我的新诗集所写的专题评述，再到我亲眼所见他为所有文化人的无私付出和全力支持，都告诉了我，何老师是一位心怀大爱的人。在澳华文坛杰出人物之中，就其对于文化艺术的贡献而论，我想实在鲜有在何老师之上者。何与怀是我和许多澳华文坛文学创作者的一个知音。他和他的十几部专著，甚至花了近二十年主编的将近一千期《澳华新文苑》，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和人生的经历中都成为一个良伴和良师，也促使大家的心中都保有一股创作的激情与爱的欢乐。（八）小河飘过，大江东去，无限春风海上来。孩童时的江河声，无论回溯至如何久远，种种往事都能超越年月而相接…… 何与怀博士和家人庆祝八秩寿诞何与怀博士和他的“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奖座、奖状和证书太平洋的浪涛声，无论在辽远的时空中如何轮回不已，阵阵潮起都凝聚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生命力…… 那一刻，他用一颗永远不会老去的心，让灵魂初始的扉页在永恒的文字里又飞了起来…… – 2020年9月20日于悉尼 […]

夏儿《静静的海牙》研讨断想（之五）

2025年7月15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AI写作：关于文学未来的展望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从中国来的留澳学生的一员，夏儿曾在悉尼《东华时报》发表过长篇散文《寻找毕加索》，一时令人瞩目，但那时她毕竟很少写作，一般定位为画家。2008年3月，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鹤兰》，现在，2025年，她第二部长篇小说《静静的海牙》出版了，如大家所说，又是一部杰作。可以说，夏儿是澳华文坛的一个缩影，她和其他许多澳华作家诗人一起，又一次证明了澳华文学是一块“不断崛起的新大陆”。澳华作家田地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如果出现五个十个唯韬，澳华文学的黄金时代便如期而至。是啊，如果唯韬、夏儿、西贝、布文、沈志敏、映霞、武陵驿、欧阳昱……等等澳华作家诗人多写出优秀作品，澳华文学便将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整个文坛将是繁花似锦，欣欣向荣，一片生机，在华文文学世界展现耀眼风采。 2025年7月6日，何与怀博士在《静静的海⽛》新书发布会上和夏儿合照。但是，展望未来，我不得不想到摆在所有写作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AI写作。前面讲到，夏儿的《静静的海牙》继续她在《望鹤兰》的风格，这是她的长处。她这种文如其人的状态，很难改变。对大多作家来说，也是这样。布封那句话，“风格即是人”或“风格即人格”，正是强调风格与作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风格不是可以随意模仿或改变的，而是作者个性的自然流露和体现。就像一个人的外貌和言谈举止会反映出他的内在一样，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也会反映出他的内在世界。因此，“风格即是人”这句话也常常被用来强调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作家创作的真诚和个性。而现在，大家都看到，AI 完全可以以极高速度轻而易举地帮助作家创作与自己原本气质风格迥异的作品，而且这正是AI在写作辅助中的一大优势。为什么AI能做到风格“变身”？因为AI有海量风格学习能力，可以接触并模仿各种文体、风格、语气——例如从村上春树式的疏离、到鲁迅式的锋利、再到王小波式的调侃……等等。人类作家可能有偏好，但AI没有情感负担，可以灵活切换。从结构到细节的掌控力，AI表现得非常强大，不仅模仿语言风格，也能掌握节奏、叙事结构、角色语言、象征用法等深层要素，让“风格变形”更彻底，而不仅仅是语言口吻的变化。现在已经出现“协作式创作”。作家可以告诉AI：“我想写一篇像卡夫卡风格的短篇小说”，AI便生成初稿，作家再修改细节，就像化身另一位作家。这样，如果你想模仿某位作家的风格写作，提供类似文本，AI模仿其语气、句式、节奏；如果你想尝试不同题材（如科幻、悬疑），AI能补足知识盲区并生成结构清晰的情节；如果你感觉自己写出来的太“像自己”，AI提供风格对比版本，让作家跳出惯性；如果你希望挑战多语言或古文风格，AI可以翻译、改写为文言文、拉丁文……等等特殊形式。你想高效利用AI来“变风格”吗？请给AI输入你想模仿的作家或风格的样本，就达到更精准的效果。请给AI明确需求，是想要更冷峻？更诗意？更口语化？说明白，AI便更懂你。AI接受初稿的“异质性”，有时候风格跳跃大，反而更能激发灵感。悉尼文化界七十多人参加了夏儿《静静的海⽛》新书发布会，祝贺她在体弱多病的状况下断断续续前后用了二十年写出这部小说。这是会后部分与会者合照。今天，AI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平均每七个月能力就翻倍，一步步形成自身研发，AI打造AI，出现自主意识，在各个领域开始全面渗透、影响、参与人类生活。这样下去，将会出现何种状况，都很有可能。至于文学写作，对于AI，我相信很快那将不过是小菜一碟。这样，借助AI，一个写作人——不管是什么气质的写作人——既能制作出像《追忆似水年华》那样充满出色的心灵追索、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卓越的意识流技巧的作品，像一首由多种主题构成的交响乐，爱情、嫉妒、死亡、回忆、时光，时而交叉重叠，时而又游离开来，让人感慨万千；也能制作出像《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史诗般的长卷，讲述一群人在家国的动荡与历史的变迁中挣扎求存，人性的善与恶、温暖与残酷在他们身上以最纯粹鲜明的色彩闪动着…… 对文学创作来说，不知这是喜讯还是噩耗？是让写作人尽情发挥生产辉煌还是使他/她成为坐享其成的日渐萎缩者？或者换一个角度思考，未来的人类，将会越来越离开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人”的属性了。再回到夏儿。如此这般，未来某年，某一日，在悉尼市中心一座大厅，一位叫做夏儿的女士，青春靓丽，容光焕发，向大家展示她最新出版的分上下两卷的一部长篇小说。评论家介绍，这部长达一百万字的作品，手法复杂多变，情节诡秘莫测，充满政治权谋，国际纷争，又有恐怖暴力，色情陷阱…… 大厅里，人声鼎沸，争论热烈，有人企图找出夏儿许多年前写出的《静静的海牙》或《望鹤兰》的蛛丝马迹，结果毫无头绪。许多人心里纳闷：她还是夏儿吗？（根据2025年7月6日夏儿《静静的海牙》研讨会上的发言扩展定稿。） […]

夏儿《静静的海牙》研讨断想（之四）

2025年7月15日评论作者：何与怀关于“在地书写”、“超地域书写”与“第三类文化” 有一个术语：“在地书写”。“在地”指的是“在本地”或“立足于某地”；“书写”在此不仅指文字的写作，还可以泛指一切表达、记录和叙述地方经验的方式，包括影像、声音、艺术等。这是一个常用于文学、文化研究、人类学、地理学等领域的概念，指的是在特定地域、地方或社区的语境中进行的创作或表达。其特点为：地方性：以某一具体地域为出发点，关注地方性经验、历史、文化、语言、生态、民俗、语言和社会现实。主体性：由生活在该地的人进行表达，强调“由内而外”的叙述，而不是外来者的俯视或想象。抵抗性：在地书写常常反对主流叙事或中心话语，比如反对中心主义、殖民话语、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多样性：不同地域的在地书写各具特色，构成一种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夏儿的《静静的海牙》和《望鹤兰》封面文学上，“在地书写”显然是作品的重要品性，这还不在于书写的内容，更在于书写的心态、感情、思想、精神；由此，作品可以更进一步进入新的层次：“超地域书写”、“超文化书写”。的确，不论讲什么故事，都是作家心中的情感故事，随着感情的流动，故事便会超地域、超文化。夏儿的《静静的海牙》和《望鹤兰》两部长篇小说，是在地书写、超地域书写的优秀作品。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指出，《望鹤兰》所触及的精神元素，尽管表现方式有地域和文化属性，本质上却是超地域、超文化的。夏儿属于这样一种作家类型：其所努力的乃是打破固有文化的封闭，在人类普遍价值上寻求与其他文化汇通……（郜元宝，《不只是舔痛——评夏儿长篇新著〈望鹤兰〉》，悉尼《澳華新文苑》第320期）。关于《静静的海牙》，张奥列指出，夏儿的视界，不在于哪里的故事、哪里的人，而在于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因此，她书中的人物，穿梭于华人、澳洲人、欧洲人之间，笔墨从中国到澳洲再到欧洲又回到澳洲，既有母国往事，也有他乡我族，还有异邦别裔。这种不同生活履痕、不同地域人文的时空转换。这既表现夏儿开阔的视野，也是《静静的海牙》这部作品地域文化跨越的属性……写人，写心，写魂，夏儿写的是精神层面的故事，写的是还原生存本质的故事，写的是超越自我超越地域文化维度的故事。（张奥列，《写人写心写魂的夏儿——序夏儿长篇小说〈静静的海牙〉》，悉尼《澳华新文苑》第1216期）澳华文学评论家张奥列在《静静的海牙》发布会上发言。在世界华文文学中，书写在地故事的传统由来已久，无论是早期的台湾留学生文学还是后来的新移民文学，都提供了不少经典的作品。如许多学者指出，现在提倡“在地书写”，除了关涉到世界华文文学的丰富与深化，有助于为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提供更多的价值，这也是对过去一些年“讲述中国故事”写作浪潮下的一种自觉回归，同时也与当前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下人们渴望在彼此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展开沟通、对话的愿望有关。 “在地书写”、“超地域书写”、“超文化书写”让我们思考许多有关问题。广义来说，它们质疑“中心—边缘”的知识结构，强调边缘地区或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经验也具有知识价值和文化意义，是对知识生产方式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在文学领域上，我本人就多次指出，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要承认世界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华文文学中心，而不能再把中国之外的某国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例如，澳华文学和世界各国华文文学一样，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员，并非什么支流末节的“海外文学”。关于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无论从创作实际或是理论取向来看，绝非单向回归而是多元升华。我们赞同“双重传统”的观念。世界各国华文文学会溶合“中华文学传统”和所在国的“本土文学传统”这两个传统而发展，还会出现一个从母文化过渡到异质文化的过程——东西方两类文化在不断碰撞、交融和互补中产生变异，显示出“第三类文化”的鲜活生命力。补充说一下，为“多元文学中心”和“双重传统”问题，我和1999年出版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汕头大学陈贤茂教授曾进行了长达好几年的争论。最初，我在2001年文章《关于华文文学的几个问题》中，辟有两节与陈教授商榷（此文曾发表于中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并被北京《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转载）。后来，在2004年，我写下专文《评〈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两年之后发表在陈教授曾任主编的《华文文学》杂志上展开论争。何与怀博士文章刊登于2006年第5期《华文文学》“争鸣篇”栏目上。不久，刚刚东山再起重新走马上任《华文文学》主编的陈教授在该刊上发表了他的《也谈〈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对我加以反驳。之后，我于2008年9月再写了专文回敬——这回是长达二万四千字的《看来不仅仅是辩论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也谈陈贤茂教授的〈也谈〉》。郜元宝教授阅后激动地给我来信，说他几乎一口气读完这篇长文。他的评价是：“真是洪钟大吕，发人深思，不仅理清了海外华文文学许多历史积累起来的理论纠葛，还进一步触及隐藏在华文文学背后的一系列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大问题。好多年没有读到这样的大文章了，佩服！”著名华文文学研究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也认为此文“很有对话价值”，热心转给《华文文学》，结果当然不出意料——不能发表。现在此文收进本人《世界华人文学评论集》（下卷）》一书上（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影视集团出版，2025年5月，页264-295）。《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目录。不过，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我于2011年2月又写了一篇长文，提出“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文世界文学”的概念，倒是被作为“理论前沿”发表于《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的确，由于世界各国华文作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华文文学作为中外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有可能因中国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嫁接而孕育出有别于中国文学的文学精品，世界华文文学可以获得甚至出乎意外的成就。这些优秀作家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精品是华文文学世界的共同财富。这正是当今世界各地华文作家为了建构华文文学世界应有地位正在做出的努力。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必定出现用华文创作的“世界文学”，出现得到全世界各国公认的﹑成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宝贵财产的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这是我们齐心致力的愿景。（根据2025年7月6日夏儿《静静的海牙》研讨会上的发言扩展定稿。） […]

夏儿《静静的海牙》研讨断想（之三）

2025年7月15日评论作者：何与怀关于“新移民文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夏儿是1989年移居澳洲的。在1989年前后那几年，中国出现新移民大潮。那些新移民里，大多是大学毕业的文化人，他们在文革初期，曾卷进“全国大串连”的狂热中，现在出国便戏称之为“世界大串连”，他们中的作家写出的作品被冠以“新移民文学”。和世界各国华裔新移民作家作品一起，夏儿的小说《静静的海牙》，以及《望鹤兰》，也可被称之为这种新移民文学。本文作者何与怀博士与陈思和教授再会于悉尼（2011年5月16日）有一个观点，说新移民作家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海外军团”，新移民文学实质上是一种“离境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延伸”，可看作中国当代文学富有新质的组成部分，有足够的依据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事实上，1999年，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他出版的令学术界耳目一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就专辟一章“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其中的第三节“中外文化撞击的空间”就以海外新移民作家及其创作为研究对象，率先将严歌苓、高行健……等新移民作家的海外题材创作纳入研究视野。但是，将新移民文学从“海外华文文学”中离析出来这一文学史处理方式，特别是把新移民文学看作是一种“离境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延伸”，不能不遭到许多人的质疑。有一些学者，例如中国海南师范大学的毕光明教授，他们赞成把新移民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组成部分，是着眼文学批判历史和剖析人性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审美作用，可以更有利于发掘它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更有利于发挥它的社会与审美作用。毕光明教授说，新移民小说的写作是创作主体在跨文化场景中视界融合的产物，将其置于中国当代文学中呈现出新的色谱，效果是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给中国大陆作家以艺术启示，也挑战和修正了大陆作者的期待视野。他还认为，随着中国大陆作家和读者的视野拓展，新时期文学在本土上也能实现处理中西文化冲突的经验，但新移民文学即使随着创作主体异域经验的加强而质地翻新，大陆中国当代文学的与之融汇仍无窒碍。（毕光明，《中国经验与期待视野：新移民小说的入史依据》，《南方文坛》，2014年6月）本文作者何与怀博士与毕光明教授摄于世界华人作家笔会2025墨尔本会议上。毕光明教授的这个期盼不错，但可能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特别是在当今严酷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状况下。 1979年，夏志清教授英文巨著中译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大家知道，1979年，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一部英文巨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被译成中文出版。就是他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直接推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重写文学史”运动。这个运动打破了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枷锁，不但让张爱玲、沈从文这些文学大家重见天日，更促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大繁荣（参阅拙文《保卫文学：从夏志清评张爱玲两部作品谈起》，收进笔者《世界华文文学评论集（上卷）》，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影视集团，2025年5月，页2-28）。何与怀博士《世界华文文学评论集》封面而现在，中国又出现了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要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呢？可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教授的一篇大文说明。在她的作为头条刊登于北京《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的《“重写”百年文学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一开头，她开宗明义就说：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思考和推动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了当代性契机和理论资源，为重新建构百年文学史叙述的新形态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这也是21世纪展开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研究实践的主要理论基础。贺桂梅书记大文作为头条刊登于北京《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她的大文这样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人类文明史高度提出的新理论，不仅关涉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塑造人类文明史上的新形态。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主要侧重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阐释，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拘囿于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正是对“文化”问题的重视，使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再也不能讨论“单数的现代性”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从这样的高度来思考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挑战的不仅是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将是人文学的想象力。贺桂梅书记/教授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确。这样的“重写文学史”如果得逞，中国当代文学会走向何方？努力迎合因而“荣幸”地被收编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移民文学”，又将会出现何种状况？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