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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5日詩歌 / 评论何与怀 2018年7月18日完稿于悉尼 第一节：她曾经以现代意识小说打动澳华文坛 上世纪的1998年，悉尼文坛出现一本小说集，书名甚为悲催：“她们没有爱情”，这是悉尼九位女作家的作品。之前三年，还有另一本书，是杂文集，书名也很抢人眼球：“悉尼八怪”，出于八位男作家之手。于是，就有“九妖八怪”之说，当然这不过是戏谑而已。 本文评论的对象西贝女士是《她们没有爱情》的一位作者，书中有她三篇作品：《愤怒的蜥蜴》《一支桃花》和《美的终结》。其中，《愤怒的蜥蜴》曾获台湾《中央日报》世界华人小说佳作奖，并入选中国大学教材《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ｐ323－326）。当年，澳华小说常要处理的主题是中国留澳学生移民家庭中的情感冲突甚至婚姻破裂，西贝小说也不例外。《愤怒的蜥蜴》描写一对夫妻，叫林英的妻子已经适应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但比妻子晚了几年来澳定居的丈夫卢平却无法改变自己，只好退缩到自己的幻想世界，有如神智失常。小说一开头就让人感到什么不祥之兆： 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是人类，卢平不由长舒了一口气，但是想起梦里的蜥蜴，又不免感到似乎若有所失。 故事这样结尾──一个悲剧的暗示： 林英回来得越来越晚，每天刻意地换着时装，用起浓烈的香水。卢平早晚还是一个人蹲在后院，用那把生锈的斧子，一下接一下地砍着地上的树桩。丽丽（家里的小猫——引者注）睁着一只碧绿的独眼远远地盯着他。 西贝小说数量不多，但都出手不凡，读来感觉很有灵性，那种细腻而又丰富的感情色彩与冷静而又深沉的理性品格常能恰到好处地融合一起。她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别在于她有意突破传统的现代意识。萧虹为《她们没有爱情》作的序中谈到西贝，这样说：“她的《愤怒的蜥蜴》令人想起卡夫卡《蜕变》。”甚至还发出她是否是学西方文学的疑问。 西贝却非西方文学专业出身，她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专业是数学、电脑软件程序设计，并以此为生。当年，人们都认为西贝在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她也没有继续以这类作品在澳华文坛亮相，甚至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似乎不见了踪影。幸好，在2015年，她出其不意拿出了一部诗稿。这部称之为《静守百年》的诗稿马上获得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青睐。基金评审委员会作了如下评语：“《静守百年》，让诗歌重回自然，重回美好纯净。含蓄，有丰富的诗味，且蕴藏哲理。”2016年4月，西贝诗集由位于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书店以及亚马逊、当当网、京东网发行出售，得到广泛的好评。 原来，在文学方面，西贝最喜欢的是诗。原来，在她几乎消失于澳华文坛的那些时日里，她继续写了许多诗篇，而且很多都是意象新奇意境深刻的可圈可点的佳作。 第二节：西贝意象探讨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 或者，让我先谈谈西贝的诗论。 2017年10月28日，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作为第一次参加论坛的西贝，提交了一份在会上发言的论文，题目是“诗的多维空间和意象构造”。让她深感荣幸又出乎意外的是，本次论坛六十多篇论文中，她的论文立即被著名诗歌刊物《星星》选中发表在会后的11月期刊上。 西贝可以说从写诗开始一直对诗的意象表达感到特别兴趣。她认为，纵观诗歌史，流派各异形式各异，而诗的意象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今天，现代人的思想变得越来越细致复杂，依靠辞藻的平面抒情和描写，往往不再能唤起诗的共鸣，诗人往往需要探索自己内心的深处，把那些复杂得难以言说的感觉和体验，借助于意象，来间接地传达其多维的深层的蕴涵。比如从某个简单的物体、场景或过程出发，凝定在一些细节的呈现，微妙的关联能使读者在具体化的意象氛围中唤起个体的经验，从而在感悟和超验的空间里产生心灵的共振。 而怎样深化诗歌意象的探讨呢？俗语说，三句不离本行。西贝的诗论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在谈到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这个特征时，西贝使用数学的拓扑学（topology）的概念。她说，意象凝练的诗，可以超越文字的局限，沿着无限的时空之轴，从物象的层面出发，由微妙的心理逻辑向量牵引，走进超验的拓扑空间，并回归物象的本源。拓扑空间虽然属于数学范畴，但数学除了研究数量关系，更是研究模式的科学，对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有力的工具。拓扑学主要研究空间內连续变化下维持不变的性质。重要的拓扑性质包括连通性与紧致性。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比如拓扑学中的“莫比乌斯带”（Möbiusband），可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轻而易举地制作出来。它的特点就是正面和反面是相接的。在谈到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时，西贝又在数学解析几何中一个研究“纤维丛”（或“纤维束”，fiber bundle）分支得到灵感，引荐纤维丛来分析诗的意象丛。数学中的“纤维丛”空间，是用基空间与纤维的乘积空间来定义的。她做了个通俗的比喻：纤维丛可以直观地想象成泥土地上长满的杂草。那么泥土地是平原还是山坡？地面平坦还是凹凸？草叶平直还是卷曲？数学研究纤维丛的各种性质，并把纤维丛分为平庸和非平庸的，比如平面和圆柱面都是平庸的纤维丛。西贝发现，诗歌中的意象丛像极了数学里的纤维丛，意象丛的平庸与非平庸与数学的定义也几乎是一致的——如果诗中的意象丛充斥着规则的物象排列和单调的重复，必然导致诗的平庸。显而易见，平庸的意象丛千篇一律，只能令人感到乏味。但如果是非平庸的意象丛，诗的优胜立马突显。 当然，关于诗与数学，也有其他人有过相关的探讨。例如，1985年3月，在厦门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会议论辩之中，文学批评学者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会后他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上把论文发表了，标题是“文明的极地——诗与数学的统一”，该文当时颇具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文艺批评新方法热，林兴宅教授是开拓者之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林教授的“诗与数学的统一”的命题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当代数学大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丘成桐先生则曾经讲述数学与文学的共鸣。2015年12月，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时说，将一个问题或现象完美化，然后将完美化后的结果应用到新的数学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这是数学家的惯用手法，与文学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文学家用这种手法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罢了。在中国古代，很多传说都是凭想象力，根据已知知识夸大地描述很多无法证明的事情。文学家为了欣赏现象或者舒解情怀而夸大，而完美化，但数学家却为了了解现象而构建完美的背景，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近代数学家在数学不同的分支取得巨大的成果，与文学家的手段极为类似…… 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不过，必须指出，西贝的诗论不但提出饶有趣味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她是其诗论的富有成果的实践者。从浅层来说，数学专业出身且又在从事数学工作的她，写诗时会不经意便使用了数学术语。比如，在《静守百年》诗集里，《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真实被几何形式切割/折射着抽象的影子//颈状的瓶 花朵/是一些叠起的菱形”的句子；《秋千》中，有“把优美的弧线/抛向开花的树顶”、“欣喜 并不顾一切/在四维的春天/横冲直撞”的句子；《小白鼠》中，有“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术语；在《荧屏》中，有“按某种程序自成宇宙/用星星刻画黑暗”、“无穷个0和1 /永远也走不出的循环”的句子……等等。但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并不重要，一般诗人也会在诗中用上某些学科术语。然而，往深里看，无论在情感体验上还是在运思方式上，人们更发现西贝的诗作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第三节：“莫比乌斯带”：让意象走上无尽的循环之路 西贝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诗的莫比乌斯带”： 物象写在纸的表面/难言的真相隐在背面/两者截然相隔/有人戳破了纸/只窥视到一些碎片//但有一条诗的莫比乌斯带/让两者在不经意间相遇/在那里没有分隔的边界/沿物象的层面径直走下去/你能无限地趋近真理 西贝这首诗，把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特征描写得很清楚。的确，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但是，西贝指出，从表面的物象描述，到达隐在背后的超验的感悟，再回归到意象的本源及至更深一层的现实，循环往复间就仿佛是走在一条“莫比乌斯带”上，演示出富于意象的优秀诗歌能够把现实的物象空间和寓意的超验感悟空间奇妙地连接在一处。“莫比乌斯带”像数学无穷大的符号“∞”，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行走，他可以无限地走下去。西贝认为，拓扑的这些性质恰好也概括了现代诗歌意象的某些属性。 西贝这一首《玻璃中的女子》，就很具有显示诗歌意象纵深走向的“莫比乌斯带”特征： 玻璃中的女子/修长 身着华丽时装//优雅的手势/占据显著的位置/一个纤细的指尖折断了/露出石膏的白骨//玻璃中的女子/目光停在伤口上/她漠然的眼睛/因此  有了忧郁的光芒 2018年10月，西贝在悉尼大学校园里开会时所摄。 玻璃中这位“女子”的眼睛和她被折断的手指，两点之间的距离仿佛能让意象形成一条循环之路，就像是一条正面和反面相连相接的“莫比乌斯带”，正面是华丽优雅漠然死寂；反面则是刻骨的创伤所激发的鲜活的痛楚。此诗显然想通过对精美橱窗模特的表层描述，以一条无尽的循环之路让意象纵深地走下去，去展现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诗人的意思是：也许唯有从完美走到伤痕累累，才能从死走向不死，并在循环往复中闪烁最终的充满缺憾的生命之美。 西贝说，传统的写实诗作就像传统的绘画，画得越逼真水平才越高，但确切地说那该算作是技术的水平，而不是艺术的水平。而要把个人的体验升华到艺术的高度，往往需要打破传统的写实。比如毕加索画的《哭泣的女人》，那女人的脸扭曲错裂，我们看到的不是她哭泣的面孔，而是她内心象火山一样喷发的痛苦，画面爆发的强大能量冲击波深深地把人震撼，是传统的方式所无法企及的。西贝补充说，很多人对现代艺术充满质疑，因为的确有一些伪艺术家，以为把形体画得不成比例，把诗句写得荒诞，便可标新立异；即使有些名家经典，也会有败笔之作。事实上，每一首诗都是对诗人的心智、视野眼界、感悟力和文化沉淀以及经历储备等等特质的考核和验证。 第四节：传达内心的不可言说的悟：西贝在意意象丛非平庸性 关于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西贝非常在意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她这首《当轮到我们》是一个实践其诗论的例子： 当轮到我们/怎样去关闭/白色或黑色的盒子/怎样去留存/最好的隐秘的部分//最后一刻的完整酮体/竟然曾是如此冷漠/手持蓝色的玫瑰/白纸遮住脸//当轮到我们/怎样去打扫和退还/那些空旷的房间/一只蟋蟀/跳上月光的凉台//边缘之外  众说纷纭/桌椅被重新放置/灭掉最后一盏灯/空白的墙壁/回音  触到了/无边的  黑暗的丰腴 这是一首关于死亡的诗。每一个人最终必然要面对死亡，自己的或别人的。当轮到我们去面对失去生命的最亲的人，有很多悼念的诗歌写尽悲痛哭泣和缅怀。西贝这首诗试图用意象的丛生去填补死亡留在我们心底深不可测的空寂和茫然。很多情况，这些感受很难用词语来表述，所以她借助了众多的意象：白色或黑色的盒子、完整的酮体、蓝色玫瑰、白纸、空旷的房间、月光、蟋蟀、重新放置的桌椅、灭掉的灯、有形的墙壁和无形的黑暗。这些意象看上去或许并不相互关联，像一堆杂物或一堆杂草，但这些意象丛的杂物杂草全都带着自己特有的敏感脆弱的神经各自生长，并将永远伴随我们度过失去亲人之后的漫长荒芜的岁月。读了这首诗之后，你会深深感受到这种空寂茫然的意境，而且这个领悟会越来越难以磨灭。 澳洲画家、剧作家、诗人罗德尼·米尔盖特（Rodney Milgate）写过一首诗《莫那若的风景》。1996年，澳华文坛成型初期，悉尼英语作家协会的Robyn Ianssen（楊舜）联同在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王一燕编辑出版《纸上的脚印》（“Footprints On Paper”，Robyn Ianssen Productions），书中收了这首诗，它也是西贝选作营造非平庸的意象丛的很好的例子。这首诗译文如下： 我的是那些蓝桉树幽灵，脖颈瘦长，哑然无笑，/迎着晨风翘首睥睨，沿着库玛公路游荡。//我的是那些体肤绷紧的蝉，伏在傍晚黯赤的微光中，/切切鸣唱白骨般的声音，阵阵铜锣敲响大地。//我的是基调，向回忆倾斜，树梦见原罪的赭石，梦见人界的黑色。//我的曾是一支军队，拯救的直线沿距离和时间平行伸延，/当天空响起殷殷的钟声，便如创作意义者在布道，在畅饮蓝天。//我的是拔地而露的树根，将那些沉睡的树干心中半隐半裸的秘密扎围进沙穴。//我的将是太阳的吼叫，为一个孩子充满阳光的日子干杯；/灵魂欢呼时，茅棚便在脑中闪光，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 澳华画家范东旺作品《树》（丙烯画，90×90 cm） 在澳洲内陆行驶过的人都会对那烈日下无边的旷野、空寂的公路、高大的桉树留下无法忘怀的苍然冥冥之感。正如西贝指出，米尔盖特这首诗和他的现代绘画一样，诗中的意象丛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强有力地向各个方向伸出意象丛的触角：向着幽冥的宇宙、大地的白骨；向着原罪的赭石、人界的黑色；向着树根、沙穴、太阳的吼叫以及雨的手指。读着这首在涌动的激情中饱含历史沉思的诗，我们很自然地被它的意象煽动着，好像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了意象丛的基底，似乎每一颗汗毛都像纤维丛一样竖立起来。 显然，西贝很早就非常关注诗歌（包括英语诗歌）中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与诗歌寓意的纵深走向不同，诗的意象丛就像一片花草丛，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有自己的颜色，都是自己的终点，形成了多维的非平庸意象丛。意象的众多有时能够带来某种量变到质变的效应，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象生成的非平庸性。 诗学专家吕进教授认为：“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不可说’的无言的沉默。”（见他的《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一书）西贝说她对此深有体会。想要传达内心的这种不可言说的悟真是很难，而借助于诗的意象丛，横向铺展，往往能帮助诗人通过再现那些闪烁不定稍纵即逝的幻象最终来传达心头的感悟。 第五节：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哲理思考：西贝与高行健共鸣 《静守百年》中许多诗篇，就像这两首可作为西贝诗论范例的《玻璃中的女子》和《当轮到我们》，都非常洁净，纯粹，而且，要进入她要传达的心头感悟，读者似乎需要努力通过一堵墙——一堵在那里竖立着的抽象性的墙。的确，西贝诗作散发着来自数学的影响，抽象性把她的诗与数学拉在一起，进而西贝巧妙地将抽象的诗思化为意象，以其意象透露诗思。 那么，西贝诗作与空间艺术的绘画疏远吗？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自从18世纪德国美学家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他编著的《拉奥孔》（Laocoon： An Essay upon the Limits of Painting and Poetry，1766年出版）一书中论述了他关于“诗与画的界限”的观点，在西方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也为中国许多诗评家所接受。但是，虽然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诗画之间的异质性，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推倒“诗画本一律”的基本理论。具体涉及到西贝的诗作，以及下面要涉及的高行健的水墨画，莱辛提出的“画只宜描写，诗只宜叙述”的见解，就更是可疑了。 《静守百年》正文前，有七幅配诗画，为悉尼画家兼作家吴棣所创作。这为诗集作序的新加坡诗人学者陈剑先生注意到了。他在序中说，吴棣的插图恰到好处地烘托了西贝诗的意境。诗人和画家共同呈现的双重空间，既平行又交织，虚实结合，达到了语境和视觉完美互动的艺术高度。（见陈剑《静守百年》序，《叶尖水珠透析的生命》）而我，当然更感兴趣的是西贝作为诗人的配画诗。去年（2017年），西贝给我一组题为《水墨之境》的诗作，让我在《澳华新文苑》上发表，这组作品就是为高行健一组水墨画配诗。 对这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刘再复先生给以最高的评价。他说他发现高行健前后至少有四次了不起的“人文发现”：发现二十世纪的“现代蒙昧”、发现自我的地狱乃是更难冲破的地狱、发现“脆弱的人”，以及发现对立两极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第三空间（也可称作“第三地带”）（见刘再复，《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华文文学》2017年5期）。本文当然只能简略谈及高行健的绘画。而在这方面，刘再复也指出高行健找到一个前人未曾认识到的宽广领域，在抽象与具象之间，诉诸提示与暗示，提供了一派难以捉摸而极为丰富的内心影像。向来以黑白水墨作画的高行健，其笔触自有光和影在画中涌动，从其心灵最深处勾起，是模糊又难以言喻的身影与记忆。高行健本人，比较自己的文字，对其画作也有更高的自我评价。他在其论著《另一种美学》中这样说：“语言是自我藉以成就意识的工具。言辞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局限；表述明确的逻辑藉此得以产生，辩证与哲学也因此得以形成。绘画则是直呈内心所见(即心象)，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 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水墨画《奇景》（《Miracle》） 作为诗人，西贝非常赞赏高行健的“接棒继续上路”的水墨画。西贝在她的组诗《水墨之境》的前言中说：“高先生的朦胧与半朦胧的水墨色泽和光晕，留给我们广阔的空间于潜意识中去体味，然后那些不期而遇的感悟浮出心的水面。这样的感悟可遇而不可求，蕴含着瞬间一切的可能性，超越了智慧，带来无限的诗的遐思和沉浸。”又说：“高行健先生的水墨画总是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每幅画都像是一首诗。神秘的静寂与苍凉，无论抽象或具象，都以某种独特的韵律震撼心底，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澳华新文苑》811期，2017年9月30日）且看看西贝如何在“一种莫名的感动”下，把高行健一幅画译成一首诗。以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命名为《奇景》（《Miracle》）的一幅水墨画为例，西贝以这首也题为《奇景》的诗作表达她的解读——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 跟随一滴水/进入神的王国/古老的真理  秩序/永恒的气息降临//而她是否还能再变作女神？/乳汁里混合着爱与死//直接回到原始的山林/灵魂裸露着她的不幸和隐秘/天国最后的甘泉/凝固了光明和黑暗 高行健把作画当成物我两者的凈化。凈化结果油然而生孤独感。他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孤独就是其主旨与圭臬。两部小说的文字，把孤独感传达得非常出色。而他的绘画，则像他自己说的，“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在高行健2006年创作的《世界的尽头》（《The end of the world》）中，我们看到，即便画中的人不是单个而是复数，画里却没有“他们”，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孤独且要面对孤独的人。对于高行健来说，复数本质也许根本就不成立，在天地之间，在或坚实或悬浮之间，只有单数的个人才有可能成立和存在。这是何等的孤独！但这又何尝不是伟大的所在。西贝显然在心里产生高度的共鸣，虽然有点沉重。她告诉笔者，看过高行健的小说，比较而言还是高的画作给她的触动更深。“是高行健画中的孤独和虚幻感与我产生了很大共鸣。”（西贝给本文作者的电邮）西贝也和高行健一样，张扬孤独。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自述《看哪这人》中那篇《我为什么这样智慧》第八节说过：他整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盛赞孤独的酒后狂歌，或者，假如人们明白了他的意思的话，是一首赞美洁净的歌…… 的确，对他们而言，赞美“孤独”就是赞美“洁净”。而洁净正是西贝意象的本性。 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水墨画《双视图》（《Double View》） 人说高行健水墨画表现出了一位“怀疑者和洞察者”在文字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不断作哲学思考，作品具有不可排除的哲学层次。他的写意水墨画中，呈现的不仅仅是具象，呈现的是他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现状的形而上思考。西贝显然深深理解了。她说：“他（指高行健——引者）的绘画和他的文字一样冷静而深含寓意。他把人生的孤独和求索在黑白颜色的层次中透析升华，心灵的观照指向宇宙万物的奥秘，静谧中散发着禅宗色彩。禅悟本是非传达的，而高先生的画笔正是在高于理智近似幻化的空间中以心传心，仿佛能让人走回到天地混沌未开之始，去触摸宇宙万物的本源。”（澳华新文苑》811期）她为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双视图》（《Double View》）水墨画配了这样一首同题诗作： 或许梦就像一些窗口/最接近所谓的平行宇宙/双重的时空/一些迷路的形影/在不同的维度里穿行/各自卓越着  深邃  宁静//并相互叠加  纠缠/回到原始图腾古老的本原/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同的过去和未来/神话  瞬间再现/拨动死水深潭里的心弦 第六节：西贝意象与女性诗写：在细腻感触之上的有关完美与生命的悖论的哲理思考 《静守百年》分为五辑，《静寂》、《身世》、《风景》、《草木》这四辑是新诗作品，一共一百零三首；第五辑《古词新韵》则是基本上为2015年所作的七十五首古词。纵观整部诗集，不管新诗也好古典诗词也好，特别是古典诗词，不少作品，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阴气”，很容易看出是出于女性之手。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个局限。但对于一个作者，这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每个人都有局限。而且，我这里所说的“阴气”，绝非贬意，只不过说明一种特性；而且，这种特性，经常陪伴的是柔和、静好、美丽、委婉、温馨……诸如此类。基于此点，我不太喜欢西贝那首被吕进在他的序中作为重点高度称赞的《小白鼠》。这首诗描画小白鼠被解剖的过程：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受够折磨，流尽鲜血，变成了垃圾箱里的白色尸体。吕进当然说得对，“这种对于痛苦的小白鼠的悲悯情怀，来自女性的敏感和细腻”，但诗里现出的这种“细腻”，似乎有点让人不适。还有，诗中直接道出：“你蓦然想到/从痛苦中分离禅的过程“，也太露骨了，近乎推销，难以打动人。西贝诗写，似乎也不好像陈剑在他的序中说的“很具备所谓女性主义写作的意涵”。窃以为最好不要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归结西贝的诗作的特性，主要的一点是，女性主义异义太多因而异议也太多。 说了以上这些，我便要指出，读者可以发现，并会不由得发出赞叹，西贝在她许多诗里，把女性诗写推至到一个何等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境地。 从她一起步来说吧。在《草木》这辑，有一首《无花果熟了》，标明发表于1984年，可能是她的处女作，起码是她发轫时期的作品： 微雨 黄昏是昏黄的/在窗前我等候妈妈/窗台一颗紫色的无花果/无花果熟了//无花果 梦里也在长大/而她是太晚熟了/黄昏露出疲倦的微笑/妈妈  无花果是甜的吗？ 无花果“梦里也在长大”，诗中洋溢着对母爱的沉醉，似乎还让人感觉一种少女特有的淡淡的幽怨和愁绪。写作此诗那时，西贝是一位涉事未深的少女，但如许多论者所说，此诗却出奇地开始“成熟”了——以成熟的诗艺呈现晚熟少女的心境与动静，呈现一种优雅平静而且略带几分虚幻感的色彩氛围。她的诗歌正是在这种情感体验基础上营造出了一个充满幽闭色彩的个人世界。 之后，三十多年来，西贝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有了许多阅历，诗艺更加成熟了。前文所论述的《玻璃中的女子》，是1994年的作品，而199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其中一位撰稿者、文学评论家周可教授，就对此诗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这首诗借助于象征的巧妙，运用诗歌表现方式的超验性追求以及简洁明晰如同数学方程式一样的形式构架，对女性命运及女人自我身位作出哲理性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情绪性体认。诗中，西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将现代女性的命运聚焦在精美的橱窗模特身上来加以把握。大块的橱窗玻璃隔开了诗人与对象的距离，进而也阻碍了诗人的情感投入，因而也就在避免了诗人情绪化倾泻的同时强化了诗人远距离的“出位之思”。玻璃橱窗中女子的装束和姿态虽然华丽而优雅，但却掩盖不了其无生命的苍白和冷漠，而她如果想去争取获得自己的生命，那么她又将以牺牲美丽为代价。周可指出，在西贝笔下，美丽与生命竟以如此难以协调的悖论形式浓缩在女人身上，不仅显示了诗人对女性现代命运的深刻揭示，其内涵的抽象度几乎达到了一种寓言式的高度，同时也是诗人思维方式日趋形式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表现。正像有的哲学家所说，数学之美，美在抽象。而西贝的这首《玻璃中的女子》所呈现的美，恰恰具备了这一素质。 《静守百年》第二辑“身世”中，有一首题为《杯子》，也是西贝女性诗写的范例，这是诗的最后一节： 为什么你要触动/这最后的/脆弱的/完美容器？/把它放回到托盘上/看上去它完好如初 诗中，通过“杯子”这本来完美容器的破裂，暗示生命不堪一击的脆弱，而它在破裂的一刹那所发出的“轻微的声音”，则如同生命毁灭瞬间的叹息，或许，那张“托盘”，才是它的归宿。如周可所指出，无论是《玻璃中的女子》中那漂亮的橱窗模特还是《杯子》中托盘里精致的杯子，都是西贝感知女性现代命运的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具体形式，它们在西贝精神世界中出现并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以致于最终成了诗人进行女性自我定位的最佳坐标。凭借这一坐标，西贝在诗中对女性在现代生活中的尴尬处境——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共存——作了一次简洁抽象的提示。这里有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还有，西贝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西贝女性诗写的意象，显然充满在细腻感触之上的哲理思考。 西贝诗如其人，人如其诗。她为人低调、沉静、简约，还常带着少女般的羞涩。这成因恐怕超出数学专业训练，也许源自她个性中天生的谦卑，甚至如陈剑在他的序中说，还可能与她从小贫血多病有关。西贝在《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这样的自剖：“形体越来越令人羞愧，不祥的预言直达心底”，她希望能突破自己，从而“小心翼翼，想借强化的光线，穿透一条幽闭的通道”，然而，“穷极了所有的方式，难于启齿，永恒的谜团，而沉静、简约、淡到极致，构成一个温柔慰籍的空间”。 吕进在他的序中说得好，欣赏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就是在和一位富有教养的女诗人对话。在喧哗的世界里，她宁静地守护着自己的内心。她不拒绝对日常生活的表达，而是从表达里显示出，她从寻常的事物里寻找诗美的能力，寻找心灵的栖居地的能力。 第七节： “有我之境”抑或“无我之境”？西贝意象与中国传统诗论 西贝在意象上着力，她的诗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独特的意象，把我们带进一种奇妙的意境，让我们深刻感受她所达致的审美境界、精神境界。她的确善于营造意象，或者准确地说，那绝不是刻意营造，而是流自她内心深处的隐喻，是她自然而然的具体化了的感觉。意象能力是判断一位诗人高低文野的重要标尺，西贝的诗艺常常让人赞不绝口。 再试试赏析西贝另一首诗《雪》： 雪落在冬天的路上/多么喧哗的街道/行人和他们的孩子走来/雪僵硬了 凝成一片透明的冰//雪落在隆起的屋顶/多么温暖的房子/雪  融化为晶莹的泪/顺着屋檐滴落//雪落在荒凉的山野/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她静静地绽放/一片洁白的完美和遗忘 吕进教授为《静守百年》作序，其序的标题是“洁白的完美与遗忘”，就是取自西贝此诗的最后一句。他极其欣赏地说，这的确是雪，它落在路上，落在屋顶，落在荒野。但是，这更是诗歌世界的“雪”，它是泪滴，它能绽放。在“雪”的背后是诗人，一位女诗人对洁白的向往：“太阳照不到的”人生和世界的洁白。由《雪》及至西贝其他诗作，吕进觉得，无论写内心状态，写身世，写风景，还是写草木，西贝的运笔方式多是“现实的心灵化”。用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的话，她是在“以心击物”，所谓“击物”，就是以“心”去分解“物”和重组“物”：物因心变，变得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她笔下的世界就这样变成了她的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崭新世界，然后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的，使“物皆著我之色彩”。吕进认为：“以心观物，是西贝写诗的基本方式。”周可教授同样赞赏这首诗。他说，西贝在《雪》中呈现一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在繁荣喧闹的大街上会变得僵硬，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又将融化成水，只有在孤独寒冷的空旷原野，雪才成为雪，冰雪之美才会显得那么纯粹而清高。显然，在《雪》里，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 从《雪》的解读，可以进而议论一下“意象”、“意境”、“境界”这三个诗学和美学术语。在中国诗论上，这三者有许多讨论，也有些不同见解。 何与怀博士在西贝诗歌研讨会上发言。 一般认为，意象既指称作为名词的客观“物象”本身，又肯定意象是意中之象。或者如艾青在他的《诗论》中所说，意象就是“具体化了的感觉”。或者说，物象是客观存在，然而进入诗人的构思，经过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两方面加工，物象便成为意象。或者我们再加上一个概念：“语象”，视之为诗中存在世界的基本视象，包含物象，并包括物象以外的“象”，这样，意象是经过诗人构思由若干语象的陈述关系构成，其结构形态有主次式、辐射式、并列式等等。这样，意中之象，情景交融，由此构成一个包含着意蕴于自身的一个完整的感性世界；而意境，作为意象的总和，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意境是中国独有的一个诗学和美学术语。 关于“境界”，现在这一概念已成判断艺术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已成为一个有高度和深度的层级概念，被套进诗词画照音乐舞蹈戏剧小说甚至体育建筑多种门类，表达作品所达到的审美层次、精神层次。不少学者把“境界”和“意境”混为一谈，而我倾向认同更多学者的这个观点：这两个概念虽然的确有相通之处，但也需要加以区分。综合各论者观点简述之，“境界”可以和“意境”做以下的区分：从艺术范畴的界定上看，“境界”的本质是客观的“景”和主观的“情”两个元质构成，而且这两者都是“观”即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而“意境”强调“境生象外”（刘禹锡），“余味曲包”（刘勰）。从艺术理想的追求上看，“境界”主“真”，且带有浓厚的西方哲学中的“理念”色彩，实为“理念”的“真”；而“意境”主“美”，其基础是“天人合一”的东方生命意识，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积极的生命态度和超脱精神。从思维方式上侧重点上看，“境界”偏重于抽象到具体，是对理念的具体感性的呈现；“意境”则偏重于具体到抽象，是通过有限的具体的各种艺术要素来传达一种无限的抽象的宇宙意识。作为美学范畴，“意境”或“境界”都是一种情景交融而又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作为哲学范畴，“境界”则进而透示人生境界，其最高形态是一种诗意的存在方式。 总而论之，作为艺术审美符号的“意象”、作为艺术审美判断的“意境”，与作为生存价值判断的“境界”，三者之间是各自独立而又交叉融通的关系。 王国维的《〈人间词乙稿〉序》一文所体现的理论是“意境论”，主要流露出西方式的分析推理倾向。他的《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是“境界说”。王国维认为，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无法分解。他的境界说强调与情、景二要素相对的“观”，亦即心灵境界；文艺作品的境界只不过是诗人心灵境界的物态化，是艺术家对于心灵境界的一种肯定方式。王国维推崇“境界”，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他还认为，多数诗人只能创造“有我之境”，只有杰出的诗人才能创造“无我之境”。王国维推崇“无我之境”，表明他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境界。 作为《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王国维的“境界说”既是他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这部著作虽然继承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着重直觉感悟和经验描述的特色，但这是他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评论。从他这两种著作分析看，他的“境界说”是在其“意境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立足于中国传统，融合了西方理论观点，从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 那么，试问：西贝的《雪》所呈现的是王国维说的“有我之境”呢抑或“无我之境”？按前面吕进教授的分析，似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那么，相应而言，诗中应以情为主，多半是情语，感情外露、强烈，是“显我”，是物的“人化”即感情化，文学创造主体色彩浓厚，而对象主体“物”受到改造痕迹明显。但通读全诗，似乎又并非如此。此诗以景为主，大体是景语，感情冷淡、内蕴，是“隐我”，是人的“物化”，感情自然而然流露于物的如实描写中，文学创造主体色彩相对淡薄，外射于对象主体内容与自身意蕴和谐融合。这又似乎是“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全诗的基调绝非宏壮而是以优美见长。如此看来，西贝诗作意象所营造的意境以及所达致的境界很值得考究。 第八节：《悬浮液》：一个解读西贝意象的有趣的例子 为西贝《静守百年》写序的吕进教授和陈剑先生刚好是我敬重的两位朋友。一位是重庆西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该校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一位是新加坡著名学者、诗人与评论家、国际诗人笔会创会诗人与主席团成员。两位诗学造诣很深，不过我还想就他们在其序中都提到的西贝的一首诗再请教一下。这首诗是《悬浮液》： 悬浮液/细小的油珠/漂浮在水中//它们 永远/不会溶于水/任凭你怎样搅动//它们悬浮着 漠然/带着游离的孤独 陈剑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沿着铁道》的诗一起解读。他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只有长长的夕阳/把草的手臂伸向铁轨/让列车带上她的乡梦”，于是认为《悬浮液》也同样透露：“移民的生活有些艰辛，南十字星空下的乡愁是浓的”。吕进的笔墨更多。他觉得《悬浮液》很精彩。为何精彩？他说，诗在笔外，情在墨外。诗笔落墨的地方不一定是诗人想告诉你的，写的是悬浮液，实际上是在倾诉一种惆怅，倾诉一种游离的孤独。吕进也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无根的植物》的诗一起解读。他也是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美人鱼在海底不停地弹着琴/ 歌里歌外 漂泊的游魂/唱着叶落归根——”。于是，《悬浮液》让他得出这样的感觉：“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 很有意思的是，周可教授在他参与编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介绍澳华文学时也对西贝这首诗作过评论。他是把这首诗和西贝另外两首诗《杯子》和《雪》连在一起作出解读的。在《杯子》一诗，诗人从杯子坚硬的质感和细腻的触觉入手，象征性地写出了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但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周可认为，这也就是《悬浮液》一诗中所揭示的境界。毫无疑问，诗人所写的这种“悬浮”可以看成是一种拒绝同化的生命姿态，而从其“游离的孤独”状态中，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周可进而指出，《悬浮液》与前文论述过的《雪》中所表达的情感一样，西贝呈现的也是这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 我个人感觉，周可对《悬浮液》的解读，可能更接近西贝在她诗中以“悬浮液”这个意象所传达的意境和境界，这也是出于我对西贝个人气质思想的感觉。的确，《悬浮液》的境界大大高于世俗的一般异国乡愁。而且，请想一下，如果按照吕进所说，“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那这种命中注定绝对无法调解的乡愁以及在这种乡愁压抑下的生活也就太悲催了吧。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这些成了澳大利亚公民的华裔民众如何在这个新的家园生活下去啊？！ 还可以再议论一下。 何与怀博士与吕进教授、梁上泉先生（左），蒋登科教授（右）摄于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 注明写作日期是1992年5月的《悬浮液》是西贝刚刚移民澳洲第二年的作品。诗人来到这个说英语的西方世界，一下子有个适应的过程，在她一些诗中流露几许乡愁非常正常。不过，中国国内的人，最好不要想当然过分地夸大这种情绪，特别在当前“地球村”时空背景下。因此，吕进在他的序中说西贝的《无根的植物》这首诗不由使他“想起菲律宾诗人云鹤的名作《野生植物》”，也不由得使我生发一些微词。 “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华侨”（吕进把原诗中的“华侨”改为“游子”，可能笔误）——云鹤这首题为“野生植物”的诗，历来被称为“华侨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以“野生植物”这个意象象征“浪迹天涯、无所依归”因而可怜巴巴的华人，一直被中国许多诗评家反复称赞。但是，就整体来说，在今天这个意象并不准确，而且极其有害。世界各地华人生存状况，早就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时代，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会逐步养成全球眼光，做一个“世界村里的世界人”，抱持世界主义，抱持普世价值，使自己当下的生活更具有可信度，更具有充实感。还有，必须指出，“华侨”这个词绝非等同“华裔”或“华人”。而多少年来，甚至直到现在，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华侨”这个词却还是错误地甚至是故意错误地广泛使用来统称居住世界各地的华人，好像他们只不过是暂时在那里“寄居”但仍然是中国统治者管辖下的顺民，完全无视他们甚至已经好几代是所在国的既享受权利又力尽义务的公民。 吕进在序中进而把“文化全球化”称之为当下“一个流行很广的伪命题”，这就进入一个大问题了，这一发挥就更值得商榷了。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第九节：以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 歌德曾经下了断言：诗不可译。西贝也认为，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包括音乐绘画文学等，或许诗歌是最难穿越不同国度的。的确，所有译诗者都有共识：译诗之难几乎有如登天。不过，我在一篇题为《一个挑战》的文章中也同时指出，如果我们不作极端的要求，像歌德所说的“两种翻译的原则”那样——要不把外国作家移居中国，使他们变作中国人；要不自己跑到外国去，去适应该国的生活条件、语言音调和特性——那么，译诗是可能的，译得好也是可能的。我在一篇评论美国华裔诗人非马的文章中说过，比较而言，非马的极其重视意象的诗章可以比其他很多诗人的作品较少困难地翻译成另一国文字，他自己就把自己不少诗作非常精确并且传神地译成英文。同样，西贝的诗作也是这样。 事实上，西贝爱读英语诗歌，自己也很喜欢用英文写诗，有时亦在从事中英诗歌互译。早在1995年，她第一次写的双语诗发表在悉尼大学的《Collage 1995》期刊上；她有一首英文诗《Red Spider》曾获Australia Scribblers National Literary Competition 2013-Poetry诗歌佳作奖；她用英语写的文章曾被选入澳洲出版的英语书籍《Lu Xun and Australia》；她还曾把雷平阳的诗译成英文发表在《当代国际汉诗》2016年4月的期刊上。特别是，她的《静守百年》诗稿提交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时，原来连带还有英文诗稿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考虑国内读者范围，把英文部分去掉了。诗稿中有些诗她其实是先用英文写出，然后再译成中文，比如《帆影》等诗。希望《静守百年》能够尽快出版一个英文版本，我相信其他族人会欣赏的。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西贝把一些诗作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用以证明自己的诗观。其中一首诗，为一位澳大利亚希腊裔诗人尼克斯·诺米克斯（Nikos Nomikos）所写，收在他的诗集“Noted Transparencies”(《显著的透明》，trans by George Mouratidis ，Owl Publishing， 2016)，西贝中译如下： 今天，当美丽世界的庆典开始，/带着所有斑岩一样的心脏，/带着良好的愿望，他们呼唤我的名字，/用扩音器（好像我是个聋子）/他们向我展示旅途的行程，/快点，亲爱的兄弟，他们告诉我，/波丽妮娅正吹着口哨将带你上船。 西贝指出，诺米克斯这首诗，没有丝毫的奇语，甚至没有什么形容词，诗从希腊文被翻译成英文又被她译成中文，因为文字平易，多次转译也不会有质量的损失。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这首诗正是因为在诗人平易的文字后面，通过庆典这一通透的意象，传达了一种局外人与这个喧嚣世界相隔甚远的对孤寂的沉湎和迷惘。这也恰好表现了很多现代人常常怀有的对外部世界的陌生感以及置身于边缘生活中的游移与逃避的矛盾感触。西贝觉得，此诗的超现实主义很有感染力。她读过很多人的诗感慨遗世的孤独，对此都已感到麻木了，但这首小诗却深深地触动了她，甚至让她的眼中充满泪水。心灵的共鸣在物象和超验的多维空间产生，这就是诗歌意象的力量。诺米克斯诗集的名字“显著的透明”，也让西贝很喜欢。通透的意象，朴素真切来自心底去除辞藻包装的诗歌意象，能让地球上被不同语言和国界隔开的空间变得透明，能让诗本身的光芒在广阔的大地上穿行无阻。 西贝在谈到诗的“莫比乌斯带”时，也引用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一首题为《落雪》的诗作，此诗收在他的诗集英译版本《The Great Enigma》（《巨大的谜语》，trans by Robin Fulton.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一书中，西贝把它再转译成中文： 葬礼接踵而来/就像驶近城里时/那越来越多的交通灯//成千上万的人/看着地上长长的阴影//一座桥/慢慢地把自己架起/伸向苍穹 西贝说，这首诗有着多维的意象：雪、葬礼、交通灯、阴影、桥，看似各不相关，有人甚至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跳跃太大，费解，而翻译家罗伯特·布來在题为《半完成的天国》的序言里说得好：“我們之所以感触到他诗歌里阔大的空间，也许因为他每一首诗里的四、五个意象，都來自灵魂深处那些隔得远远的源头”；颁奖的瑞典学院也指出：“因为透过他那简练、透通的意象，我們以崭新的方式体验现实”。西贝完全同意。她觉得，正是这些多维的意象神秘地唤起我们有时是不自知的某种深处的感觉，精致的关联带来心灵隐秘知音的感动。她最为欣赏这位诗人的平静和客观，那种不带评判的观察其实是人类智力的一种极高的形式。他的这首诗就像题目中的雪一样地静和冷，对接踵而来的葬礼没有悲伤，也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意象的流动或跳跃，蕴含内在的知性，诗人以他纯粹个人的细微的体验映射出人类永恒的疑问，能让读者的联想向深处延伸。不同的人，可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唤起不同的感怀或共鸣。西贝进一步指出，跟随诗中一连串的意象，以及平实文字下流动的幽深的感觉，仿佛是被诗人引领着走在一条生死回旋之路，极像是走在“莫比乌斯带”上，从生的层面到死的层面，再到生死合一的层面，直觉和理性在这里不期而遇并得到完美的统一。 2018年9月，西贝在美国密苏里河边。 西贝成长于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不但包括新诗也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其精髓都融化在她的血液里。但同时，在澳洲生活多年的她，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诗歌意象，有着极其敏锐的领悟力。潜移默化中她兼收并蓄中、英诗歌的长处。例如，可以看出，西贝诗作，其意象的营造，具有西方诗歌象征主义的倾向。进而论之，对于生命的无常，命运的荒诞，西贝意象背后，往往藏着独特的哲理沉思和阐释并升华形成深层意念，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是深具“禅”的意味；而在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中，如陈剑所说，西贝应该受到尼采和艾略特的影响，并演化出自己对生命的禅悟。生死存亡可谓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象征主义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一个最佳实例。至于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对生死存亡更是这样阐释：“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 西贝的诗写及其探求之路，也许可以向我们证实：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表现人性以及人类共同抱持的普世价值的文化，包括对文学中的诗歌意象的感悟，是相通的——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西贝自己也说，富有蕴涵和寓意的诗，言之有物，是诗人选择意象的渠道来捧出自己的灵魂，而因为人类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感受是相通的，因此在翻译体中很少会有质量的流失。这样的诗既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超越了语言的隔膜，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声音。前文讨论非平庸意象丛时，引用了罗德尼·米尔盖特的《莫那若的风景》这首诗。西贝极其尊敬这位澳洲诗人。她在1996年《纸上的脚印》发布会上见过米尔盖特先生，他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高大沉静温和。2014年米尔盖特因心脏病去世，西贝看到消息时，在脑子里回旋着他的诗句：“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第十节：静守百年：怎样才能承受真相？ 2016年9月12日，南溟出版基金为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举行新书发布会。这是会后部分与会者合照（西贝前坐右四）。 很多阅读过西贝诗集的人都在想，西贝是怎样想到为她的诗集起名“静守百年”？整部诗集没有一首诗以此为题，不过，诗集第一辑“静寂”开首第一篇《白杨林》，诗的最后倒有被诗人选用来命名这本诗集的四个字——“静守百年”： 白杨  树干林立/压缩的空间/纵深的距离/那么多眼睛和嘴/阅尽一切 缄默无语/述说和请求的能力/转化为他们站立的方式/沉默  沿两个方向伸延/向上是炫目的光圈/向下是脚趾的探寻/穿透深不见底的黑暗/苍然静寂的森林/怎样才能承受真相？/破译的密码/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深深浅浅 静守百年 “静守百年”，让人有说不尽的联想，这个书名当然就是诗人对整部诗集一个精髓概括，可谓又美妙又准确。正如悉尼作家张劲帆在《品读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说，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西贝可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的生命定义为世界的冷静观察者，静静地守望，静静地冥想，静静地书写，诗集中的第一部分以“静寂”来命名，似乎也印证着这一点。 悉尼诗评家进生写了一篇《白杨林》读后感《怎样才能承受真相？》他说，被西贝诗句引导的想象，附着在白杨林的特质上，是展现人类精灵般的诗意与比拟。破译的密码，深深浅浅，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人生自然也得承受真相。破译人生的密码，又该写在哪里？有了白杨林的启迪，回答应该不难。 但是，要猛然一下子就读懂西贝的诗，有时真的却是很难，原因就在于西贝善于把握意象，使之跳跃，使之潜沉，交叉反复，就像数学演算一样深奥莫明。张劲帆在他的文章中说，西贝喜欢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起来，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去解读，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些读者可能会产生厌倦和疲劳。陈剑在他的序中也说，意象的阐释有时并不是十分好理解。如果不能从诗句中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有时真是不容易读懂那些诗。那些诗具有朦胧的意象而使之变得隐晦，反复读才能突然豁然贯通，然后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诗人的哲思。比如《面具》这首诗，既抽象又形象地描述了人的另一个面孔，那个面孔带着最初的爱和痛楚，带着惶恐和羞愧，有时会像幽灵一样走出来，唤醒生命中深藏的最温柔的隐痛。诗写得似乎深奥，但又何其奇妙： 一张苍白的石膏的脸/曾挂在壁橱后面/后来它被留在阁楼/再后来它被你遗忘//一个孤寂的黄昏/你恍惚看到/它在阁楼的门缝张望/一晃 就不见了//你走上阁楼/在突降的沉寂中/听到它低声说/不要开灯/不要驱赶我的阴影 《面具》插图（澳华画家吴棣作品） 话说回来，不管如何赞叹西贝意象如何纯净、简洁、含蓄、深刻，也不管如何感到她一些诗中意象如何费解，她的诗就是她的诗，是诗歌百花园中一种，就是那么一种，值得珍惜的一种。一方面，不应因为西贝的《静守百年》的成就，便把它彰显的自然、美好、纯净等品性看成“让诗歌重回”的唯一的方向；另一方面，不必要求她为了迎合读者而自行改变诗风，只希望她在自己风格上更上一层楼，使自己这独特的一种更加完美。而作为读者，欣赏西贝诗作，的确是需要一点文化准备的，甚至有文化也不一定成——至少你不能在繁忙杂乱的时候读，不能在心绪不宁的时候读。 走笔至此，我不由得想起西贝组诗《水墨之境》其中的一首她为高行健于2006年创作的水墨画《The End of the World》所配的诗作。她这首诗，题为《世界的尽头》，似乎让我顿时深生感悟： 在世界尽头的路上相逢/走向天地浑然的神性//而光阴  把我们/涂抹得面目全非/只有凭熟悉的痛苦/ 辨别你的身影//寂静  在全程闪耀/向同一方向移动  不约而同/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 是谁在把我们引领 也许，为了试探西贝诗意，我们也要静守百年？也许，也要在世界的尽头，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是谁在把我们引领？当然，我知道，此刻，我因极度欣赏而夸大其词了。 注：本文所引诗作及论述，除非另有注明，皆出于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4月）及她发表在中国诗刊《星星》2017年11月中旬刊上的论文。 […]
2024年11月22日小説作者：沈志敏 （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获奖作品 ）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街上没有几个行人，脚步匆匆，走向各自的去处。 有一个穿着旗袍的女青年闯入了这条街，就像一头惊恐迷路的小鹿，她没有去处，也没有方向。因为在几个小时前，她刚从巨福路的一处花园豪宅里出走。在大上海这个迷乱的城市里，她从这条马路走到那条街，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几十条马路，也许是半个上海滩。她的颈上是一条白色的围巾，腋下还夹着一本书，那本书也无法把她领向一个温暖该去的地方。 寒流袭来，冷风嗖嗖，梧桐树上已经见不到一片叶子，枯黄的树叶在地下打滚，在她的脚下围成了一团。天空中的白云一片凄凉惨淡，越来越黯淡，好像要下雨。不，已经有稀疏的雨滴，一滴一滴地从天上飘向大地，其中有一滴飘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和天上云色同样的苍白，大脑已处于半麻木的状态，不知道东南西北，更不知道应该再走向哪一条街？一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在她背后响起，惊动了她，她转过脸看见了一个穿邮递员制服的人就在自己身旁，那顶帽子下面，是一张年轻人的脸。他问她：“你在等人？”她摇摇头。他打量了她一下，又问，“你要去哪儿？”她轻声回答：“我也不知道。” 他推自行车要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因为有几滴雨也飘落在他的脸上，他对她说：“天要下雨了，你没有雨伞，应该躲躲雨。” “躲雨？”她的声音很无奈。 他说：“街对面的那间屋子，就是我的住处，你可以去躲一下雨。” 她看着他的脸问：“你说街对面的那间屋子？” 他回答：“是的，就是街对面的那间小屋。” 这时候一辆黄包车从街上飞奔而过，黄包车夫也不愿意在这种气候下拉客，想快点赶回家去。 没有几分钟，天色又增加了一层灰暗，雨滴子更密了，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了。她跟着他走过了那条七八公尺宽的街道，似乎是趟水过了一条小河，有点儿凉，也有点儿怕。 他用钥匙打开一把挂锁，推开门，“嘀嗒”一下拉亮屋里的电灯，那是一个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十几支光的小灯泡。她看清楚了，一间小的不能再小的屋子，大概只有六七个平方米。里面靠墙是一张木板床，床边是一张油漆剥落的木桌，木桌这边有一个熄了火的煤球炉子，煤球炉子上有一个被熏黑的铁锅。当他把那辆自行车推进屋里，两个人再也没有转身的余地。 他把门关上，插上门后的木头插销。她在他插门的时候，“啊”了一声。他转过脸说：“你放心吧，我不是坏人。”然后转过身来，几乎碰到她的身上，他说，“屋子太小了一点，你找个地方先坐下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找，除了床沿边上。在他说话的时候，她突然看清楚桌上有一尊小小的佛像，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一尊袒露着大肚子的笑眯眯的弥勒佛。她拉了一下旗袍，在床沿上坐下来。 这个秋夜特别冷，气候又下降了好几度，好像进入了冬天一般。木门后贴着旧报纸，冷 空气仍然能从破纸的缝隙间钻进来。秋雨绵绵，浇湿了墙上唯一的一扇小窗。两个人都能听到外面淅沥的雨声，和屋檐上掉落下来的滴水声。屋内的电灯已经关熄，但是桌上的小佛像前的一个酒盅里插着一支香，香已燃到一半，点滴火光在黑暗里闪烁，还有一缕清香漂浮在寒冷的空气中间。 她睡在那张木板床上，盖着他的被子。而他只能坐在床沿上，因为屋里没有一把椅子，他的头搁在桌上，两条胳膊当作枕头。他已经把所有能穿的衣服全穿在身上，两件外套，三条裤子和四双袜子，用来抵御深秋的寒冷，他将伏在这张桌子上熬过一个漫漫的寒夜。 他能感到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床板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因为同样的床板也延伸到他的臀下。他猜想在她身上肯定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睡觉前，他并没有问清楚她的情况。他去附近的老虎灶打来一瓶热水，他的邮件包里还有一块饼子，他和她分享了那块 被热水泡软了的饼子，然后他让出了自己的床。他也想到，孤男寡女在这间小屋里，她能对自己放心吗？他正襟危坐，尽量不动弹。倦意来临，他顾不到想这想那，他感到自己快要进入梦乡，那是脑袋搁在桌子上的梦。 他好像听到她在说话，“大哥，你冷吗？你把床和被子都让给了我。”他不清楚自己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他感觉到自己从额头下面抽出一只手来，那只手在她的被子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然后他也听到了自己的说话声音，“你安心睡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的一只手从被子里面伸出来，突然间，握住了他的那只手。就这样，两只手握了整整一夜。 七十多年前，我的外婆就在那间小屋里认识了我的外公，外公就是那个年轻的邮递员。 后来在那一小块玻璃窗上多出了一个“喜”字，小屋就成了外公和外婆的新房。再后来，糊报纸的墙上多了一张胖娃娃的年画，小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啼声，那个小孩就是我的母亲。 外婆早已学会了在门外生火点燃煤球炉子，然后把煤球炉子提进屋里，给这间小屋里增添几分温暖。外公一直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邮递员，那辆自行车已经锈迹斑斑。岁月如梭，中国大地上经过了一次次动荡，政权更迭。 当我舅舅出生的时候，邮电局给外公分配了一间较大的屋子。这间小屋因为实在太小，也没有被收去，仍然留在外公的名下，里面放点杂物之类。外公外婆也经常去那里看看。这个小屋的故事，已经从外婆嘴里传到我妈妈那儿，又传到了我们第三代。 记得我小时候，外婆还带我来过这个小屋，桌上的那尊小佛像还在。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少年的时候就问过外婆，认为出走挺好玩。 外婆笑笑，“你还太小，不懂。” 当我长大了一些，又问外婆：“一个大姑娘睡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小屋里，你不害怕吗？” 外婆说：“起初，我有点害怕，后来我看到了桌上的小佛像，就不害怕了。还有，你外公穿的是邮递员的服装，面相和善。”外婆说起过，待她最好的是她的乡下外婆。她的外婆信佛，每天要在观世音像前燃香。虽然这个小屋里的桌上是一尊弥勒佛像，她知道也是佛。佛和佛应该是相通的。 我就问她，观世音和弥勒佛是女是男的问题。外婆笑了，说：“是男是女不重要，普渡众生，众生有男有女。” 后来，中国大地上又经历了一场浩劫。外公因为在邮电局勤勤恳恳地干了几十年，已经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造反派揪斗他的时候，说他是三青团的特务，利用送邮件的身份传递特务情报。其推理是这样的，你一个小小的邮递员，资产阶级的大小姐怎么会嫁给你？外公说，外婆是自动送上门来的。那些人瞪大眼睛问，“凭什么？你就编吧，特务就是能编。” 外公和他们讲不清楚。在那个年代，许多道理是讲不清楚的。外公被整得身心交瘁，更严重的是医生在外公的身上查出了晚期癌症，治疗也没用，少则半年，多则八九个月，让他在家里等待末日的到来。可是造反派仍然不肯放过他，还要株连“资产阶级大小姐”的外婆。” 家里人商量后，决定把外公和外婆转移出去。造反派三番五次地找上门来，家里人就说外公和外婆出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造反派甚至派人找到了乡下，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影踪，以为外公已经病死了。其实，外公外婆大隐隐于市，就躲在造反派不知道的那个小屋里他们如同回到了以前的岁月，那个煤球炉子还在，外婆又生起了火为屋子里添上几分热量，同时也为外公煎熬几贴中药。桌子上的佛像被包起来藏在床底下，那个年代谁也没有胆量烧香拜佛。 世界上真的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那场浩劫也降温了。外公仍然活着，他再去医院检查，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以后外公又活了二十多年。我好奇地问过原因，外公也说不上来。我问，“是不是外婆煎熬的那些中药起了作用？”外公说，“也许吧”。但那些中药也是很便宜很普通的清凉排热解毒的药草。 “那是菩萨保佑。”外婆一脸虔诚。尽管那时候，那尊小弥勒佛还躲在他们的床下。外公却很幽默，“外婆也是被菩萨送到这间小屋里来的。不然我这么一个穷邮递员怎么会娶到资产阶级大小姐，凭什么？” 那时候我已经长大，再去问外婆离家出走的原因，外婆告诉了我。她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房姨太太，因为吸鸦片成瘾，在外婆七八岁的时候就病死了。后来她的父亲又娶了一房姨太太。虽然，外婆过的也是有钱人家小姐的日子，但并不幸福。她每天听到的都是冷言冷语， 另几房太太明争暗斗，对她这个失去亲娘的小姐更是白眼相加。她知道自己在那个家里，除了作为出气筒外，是一个多余的人。后来父亲为了生意上的发展，逼着她这个刚跨出校门的女儿嫁给一个上海滩上的大亨，去做人家的填房。 外婆把她珍藏着的那本纸张发黄的旧书拿给我看，当年这本书是她出走的精神支柱。这是一本挪威戏剧家易仆生的翻译作品， 娜拉是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名，“娜拉出走”是那个年代青年女子不满家庭的反抗形式，但是走出家庭后，前途渺茫，凶险莫测。外婆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在上海滩上胡乱奔走，没有想到，会撞进了一个年轻邮递员的小屋。 用外婆的话说，那是她和外公的缘分。而在外公眼里，外婆是降临那间小屋的仙女。 后来在上海滩上兴起怀旧风，我也去过乌鲁木齐（旧名巨富路），那里豪宅一幢连着一幢，那些大洋房都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旧宅，我也不知道外婆家是哪一幢？我就去问外婆。 外婆说，“那不是我家，我的家就是你外公的小屋。那里的洋房再大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稀罕。” 从农村插队回来，我在城里一时也找不到工作，感到很失落。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许多沿街的房子变成了商店。那间小屋实在太小，改成店面也不合适，外婆出了个主意，让我在门口卖茶叶蛋。那只煤球炉子换成了比较新式的煤饼炉子，上面是一只很深的钢精锅， 鸡蛋煮熟后，炉子下面的门开一条细缝，只要一点小火，就能保持锅里的温热，又省煤又实用。在这条街上开出了许多小店，小饭馆，食品店，杂货店，服装店，什么店都有。而小屋门口的“茶叶蛋”恰好弥补了一项空缺。煮茶叶蛋的配方也是外婆教我的，用的茶叶是浙江 乡下带来的，除了一定浓度的酱油，配上一点茴香挂皮。四周住的都是平民百姓，茶叶蛋沿街飘香把他们吸引过来，特别是一早一晚，人们上下班的时候，顺手买上一二个物美价廉的 茶叶蛋，边走边吃，味道好极了。我说：“茶叶蛋卖得好，是外婆的配料好。”外婆说：“生意好是菩萨带来的。”她让我把藏在床底下的弥勒佛又找出来，供奉在桌上，特意关照我，每晚要点一支香，就像外公当年那样。 小屋门口的茶叶蛋给了我自食其力的信心，空闲下来，我就读书，温习数理化，兴致高涨时，对着街上叫喊一声：“五香茶叶蛋！”晚上我也在睡在这个小屋里，床头堆满了书籍，看书至深夜，眼累了，就从那扇小窗里看到夜空中的星星，闭上眼睛，脑海里出现了外公外婆当年相识时的情景，心里平添上一层温情脉脉的感觉，进入梦乡。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恋爱了。那时候，上海年轻人谈恋爱的去处是黄浦江畔的外滩，沿江的围栏边，像插蜡烛似的一对接着一对情侣，几乎找不到一处空隙。谈恋爱本应该是两个人的世界，可是黄浦江畔的情侣们，只要嗓音稍微高一些，就不知道谁和谁谈了， 引起隔壁情侣们的窃窃私笑。那间小屋简直成了谈情说爱的奢侈品，小屋里是我和女友两个人的天地，我俩可以放心大胆地温柔。女朋友指着桌子上笑眯眯的弥勒佛说：“瞧，他在偷看我们。”我说：“他喜欢看。”当年，他看着外公外婆的男欢女爱；如今，他又看见了我和 我的女友的情意绵绵。他袒露着大肚子，笑看人间的欢乐，他是在为我们祝福。女友从我的嘴里知道了外公外婆的故事。她说：“我真想成为你们的家人。”不久后她成了我的妻子。 外公比外婆早走十几年。十几年后，外婆已近百岁高龄，她也生病了，不肯住院，也不肯打针吃药。那些日子，她老是吵着要去那间小屋，说外公在那间小屋里等她。我们告诉她，外公已经故世多年。可是她执意要去，谁也说服不了她。如果她一个人住进那个小屋里，谁来照顾她呢？她说她不需要人照顾，她自己能照顾自己，菩萨也会照顾她。我们都以为她老糊涂了。但是没办法，她天天吵着要去小屋，后来闹得白天不吃饭，夜里不睡觉，一定要去那个小屋。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是很随和的，从来没有这样执拗过，我们只能随了她的愿，把她送去了那间小屋。恰好我女儿学校放假，我就让我女儿每天去小屋照顾外婆。外婆外公和这个小屋的故事也已经传到了我女儿那一代。 外婆在那间小屋里只住了三天，就过世了，走的时候很安宁，神态慈祥，脸上还带着微笑。母亲说：“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菩萨相。”我们只才恍然大悟，外婆并没有糊涂，她执意要来这个小屋，真的是外公在这里等她。外公从天上下凡来到这间小屋里来接她。一般来说，人老的时候，嘴里吐出的气息都有一股儿腐朽的味道，可是外婆嘴里没有。更奇怪的是，女儿说，太外婆住在小屋里的那三天，她的身上发出了一股儿只有幼儿身上才会有的乳香味。 至今，人们也说不出其中的原因。那间狭窄的小屋里让外婆得到了一生的幸福。今天，这个世界上到处是一片浮躁的杂音。 中国到处都在建造高楼大厦，上海滩上许多旧房子都被拆除了。那一条离市中心不远的街也被房产商看中了，整条街上的房子都被推倒了，那间小屋也无法幸免。铲车推倒的不仅仅是那些陈旧的老房子，而是把过去和今天撕裂开来。不久以后，那条街面目全非，建造起十几幢豪华的公寓，被上海人称为新贵们的高尚住宅小区。那间小屋算是我们家的祖宅，也补偿到了一些钱，这些钱肯定买不到那个住宅区里面的一间厕所。 在一个晚上，我又走过那条街道。街道已经拓宽了许多，街道上经常有名贵的轿车来往。 我不知道居住在那些豪华公寓里的人们生活如何？但愿他们的家庭像外公外婆在小屋里建立起来的家庭那样，和谐安宁；而不是像外婆以前的那个家，一片纷争的吵闹声，虽然那里是一处比这里的公寓更加豪华的大洋房。 我又抬起头来仰望夜空，当年外公外婆从小屋里透过小窗看到的星星，以前我住在小屋里看到的星星，和如今夜空中的闪烁的星星没有什么两样，星空下面是万家灯火，是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都市的繁华过程就像一匹巨兽，必然会吞噬许多东西。 虽然，街对面的那间小屋也被吞噬了，但是我相信世界上肯定还有不少相似的房间存在。这间小屋已经活在我们家的几代人的心里，让我们家几代人都保持在一种和睦相处的氛围之中，让我们家的几代人保持着平和乐观的处世心态。 这时候，恰好有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夜空，就像在我心中划过…… 沈志敏 – 澳华作家，曾三次获得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
2024年11月22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本文被收录于作者2023年出版的《嬗变》一书。）   华人来澳已有两百年历史，在此期间，即使零星出现过一些华文文学作品，也很珍贵。就从澳洲一部最早的华文长篇小说《多妻毒》谈起。这部用中国文言文撰写的长篇于1909年6月5日至1910年12月21日在《警东新报》连载，分五十二期刊出。这份报纸的英文名字一直叫Chinese Times，但中文却曾一再改名：开始叫《爱国报》（1902-1904），后来叫《警东新报》（1905-1914）、《平报》（1917），最后叫《民报》（1919-1922），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不久时墨尔本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中文报纸。 《多妻毒》最初连载时作者本来未署名，但从作者其他作品知道他的名字是黄树屏（Wong Shee Ping），又名黄右公或黄又公，笔名江夏二郎，1887年生于广东开平。父兄都在澳洲墨尔本有生意。他本人受过基督教传教士训练，也受过传统中国的教育。起初他在报社任排字员，后来升任编辑，还曾是基督教牧师的领袖。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他，是澳洲国民党的重要党员。他不但要改革中国的政治体系，还主张革新中国的文化，包括反对多妻制，其超前的思想应该是融合了基督教教义和革命的政治思想。还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经领导澳洲华人“维持禁例会”，掀起反对白澳政策的运动。   《多妻毒》表明了作为作者的黄树屏的思想倾向。这是一出悲剧。当年中国人风闻新金山淘金的消息，纷纷以“卖猪仔”的办法登陆澳大利亚。小说主角尚康经过千辛万苦磨难，后来和友人一起做生意成功，享有一定的财力和地位。他在家乡本有结发妻子，但又在澳洲娶了一个名叫俏喜的妾。这个年轻女人成了他在新金山的妻子，在政府登记过的，因此地位比原配还稳固。俏喜完全不理会华人勤俭的传统，生活奢侈，又迷上赌博；而丈夫尚康又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无法制止她，结果破产身亡。这个女人也无法再在澳洲栖身，只得回到亡夫家乡。尚康原配马氏在家乡省吃俭用，攒下了一份薄产，还领养了一个儿子。她宅心仁厚，收留了俏喜，可是这个妾终于因结交了坏人，不但毁了原配和儿子，最后自己也把命搭上。这一家人无一幸存，竟然灭门了。《多妻毒》以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和澳大利亚为叙事背景，通过全知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尚康远赴重洋淘金谋生的艰辛，家中妻子马氏独自生活的不易，并严厉批判了马氏愚守传统以及小妾俏喜谋财害命并最终自食其果。小说不仅反映了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国际局势，更反映了海外华人在新旧文化碰撞中的困顿与抉择。有些研究说，《多妻毒》这个故事发生在澳洲和中国，涉及黄树屏父亲那一代人的历史，也就是淘金热一代。黄的父亲是维州淘金热时期的重要人物，似乎是这部小说人物的灵感来源。小说主角的妻子是一个中心人物，她仍然留在中国，可能就是以作者的母亲或相关女性为灵感，这些女性的丈夫也同样在海外寻求财富。   《多妻毒》是部虚构小说，但也是半历史小说，更如该作品副题所标示，是“社会小说”（A Social Novel）。它所描述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具有确切的历史基础，地理环境讲得也非常真实。从文学角度看，作品展示了华人特别是女性华人在广东和澳洲的生活细节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而它的社会认识价值也很高，它重现了早期华人视角中的当年澳洲日常社会，以及淘金时代以后华人在澳洲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这部将人性放在中心位置的小说，描绘出一幅比枯燥的历史文章更令人难忘的时代图画。而且，它可以充当进入更多学术文献的踏脚石。作者黄树屏显然是在以文学的形式，探讨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探讨身处二十世纪初的澳华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作为，提出当年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文化自信与思想局限的课题。 《多妻毒》是第一部讲述澳洲华人经历的长篇小说，也是澳洲第一部中文长篇小说，甚至也可能是西方的第一部中文长篇小说。它的出现与出版，不但在澳华文学史上也在澳洲文化史上是重要的一个亮点。 2013年，澳洲华裔学者郭美芬博士在其历史研究专著《塑造华人澳洲——城市精英报纸与澳华身份的形成》中，首次提及这部百余年前发表的华人小说，并对其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探讨。2019年，悉尼大学出版社将伊利·芬奇（Ely Finch）翻译的《多妻毒》英译本（The Poison of Polygamy）和它中文原著一起以双语本出版。此后，这部作品不但引起国内外华人研究学界关注，更在澳洲英语文化文学界出现极为热烈的反响。几个重要媒体上如《澳大利亚艺术评论》（Australian Arts Review）和《悉尼书评》（Sydney Review of Books）都有书评发表。书评介绍道，这本由伊利·芬奇翻译的双语版让读者体验到原作者黄树屏独特的叙述风格——他融合了社会批判与道德教训，探讨了贪婪的陷阱及移民在异乡适应的种种挑战。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和革命者，黄树屏借此小说讨论了多妻制、文化适应以及殖民环境中华人移民所面临的社会孤立等问题。书评还说，在关于淘金热时期华人经历的叙述匮乏中，《多妻毒》双语本的出版成了一个显著的例外。而这双语版的意义值得强调，它让澳大利亚读者了解中国-澳大利亚历史中较少被关注的一面。   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外”：在备受期待的2023年新剧季，布里斯班拉布瓦特（La Boite）剧院以《多妻毒》的舞台首演拉开帷幕。剧院宣称，这是一个跨越时间的道德故事，充满谋杀、勒索和背叛的元素。剧院艺术总监考特尼·斯图尔特（Courtney Stewart）不仅将这部大胆的澳大利亚新作编入她的首个剧季，还将亲自执导该剧。结果，这部作品采用了环形舞台设计，于2023年5月8日正式上演。考特尼·斯图尔特的戏剧改编生动展现了社会斗争，突出了华人移民面临的社会挑战，将华人移民的经历具象化，连接了历史与当代澳大利亚的视角，引起了现代观众的共鸣。 《多妻毒》这部小说的重新出版及舞台改编广受好评，不仅重现了这一被忽视的历史，还以寓言般的叙事和犀利的文化观察引发了历史和现代观众的共鸣。 在某种意义上，本文也是对《多妻毒》这部了不起的作品的致敬。 […]
2024年11月21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前言：欧阳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才华出众，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他驰骋澳洲英中文双语文坛，成绩斐然，从1991年到墨尔本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出版著作至今，三十多年间竟然难以置信地已经出版各种中英文著作译作多达一百五十种，并获得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创作基金。本文是三万多字的长篇评论《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澳华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欧阳昱的先锋探索意识》中的第四节。全文将收进本人明年出版的新书中。此节提前发表，以就教于方家；另外，对有志于小说写作者也许可以开阔眼界和思路。） 欧阳昱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当然也表现在他的英文小说中。 欧阳昱的英文长篇处女作是2002年10月1日出版的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东坡纪事》，Brandl & Schlesinger出版）。小说中，欧阳昱带领读者踏上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前往中国内陆一个著名的文学小镇。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正在寻找新生活的澳籍华裔诗人庄道，他回顾了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往事，以及导致1989年“六四”的一系列事件。庄道在翻译自己在“六四事件”期间写的中文小说的同时，还为一家澳洲公司做研究。身份、边缘性和后殖民性在这个浓烈的澳华故事中被大规模地探讨。 欧阳昱透露此书就是宋朝伟大诗人苏东波对他的直接影响，书名即是对他的指涉，小说中的“东坡市”即是他熟识的亲切的家乡黄州。但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腊宝、赵红梅认为，当代移民作家如欧阳昱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家园意识”。他们共同撰写的一篇得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AA101214)赞助基金的文章强烈谴责欧阳昱，认为《东坡纪事》暴露了作者迎合移居国主流社会、套用东方主义话语对祖国竭尽攻击的意图（《王腊宝、赵红梅，《“流亡者归来”——评欧阳昱小说《东坡纪事》中的反家园意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页78-82）。然而在澳洲，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可谓一鸣惊人。它一经出版，悉尼大学英文系就把它选为教材，并邀请欧阳昱前去讲学授课。《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认为它“诙谐、愤世嫉俗且粗俗”（amusing, cynical and bawdy）。澳洲另一家杂志《超越》(Overland)则称它“让读者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真相，作品既辛酸、又痛苦、发人深省，还充满幽默与悲伤。”（It confronts the reader with unsavoury home truths and it is poignant, painful, provocative, funny and sad.）《东坡纪事》荣获2004年南澳文学创新奖，并入围2003年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南澳文学奖评审词说： “欧阳昱的作品创新、引人入胜，常常让人不舒服。它从一个移民澳大利亚的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多元文化社会是否能真正实现完全融合的令人不安的问题。”（Innovative, compelling and often profoundly discomforting, Ouyang Yu’s book i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hinese immigrant to Australia it raises troubl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fully integrated multicultural society.） 过了八年，2010年8月，欧阳昱出版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The English Class（《英语班》，Transit Lounge Publishing出版），于2011年获得新南威尔士州总督奖，并四次入围其他大奖。这部小说主角叫京。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时，他是一个在乡村度过几年当农民的知青，后来在一个省级造船厂当卡车司机。京在恶劣的环境下，一边开卡车一边自学英语，最终通过考试进入东湖大学的英语班。在那里，他遇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并爱上了英语老师瓦格纳博士的疏远伴侣德尔德雷。这部小说生动地细腻入微地刻画和展现了一个渴望西方生活的中国卡车司机的虚构生活。与欧阳昱的许多作品一样，它探讨了许多中国人移居英语国家的渴望，也微妙地解构了殖民主义的机制。 澳洲英语文学界许多人认为《英语班》堪称一部杰作，技艺精湛，引人入胜、是一部既睿智、勇敢又富有娱乐性的小说。澳洲当代非常著名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评介说：此书是 “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和澳大利亚文化的理解，这是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史诗般的旅程，欧阳昱以令人信服的诚实和激情讲述了这个故事”。（an utterly authentic story which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an epic journey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counted with all Ouyang Yu’s compelling honesty and passion.见网络。） 组成欧阳昱“黄州三部曲”的第三部英文长篇小说Loose：A Wild History（《散漫野史》，Wakefield Press出版）则接着于2011年出版。 这是一部颇具挑战性的书，属于极端的后现代元小说（meta-fiction），由多个交织的叙事线构成，其中一条是欧阳昱在离开澳大利亚十年后重返中国的经历，另一条则是小说写作本身。在这些叙事之间，还穿插了各种日常琐事，号称来自欧阳昱的日记和笔记，记录了他在中国期间的经历以及他在墨尔本生活的点滴。有许多短暂的故事情节，稍纵即逝，闪烁不已，还出现欧阳昱那个因信仰法轮功而遭到当局惩罚而去世的弟弟。书中充满有趣又古怪地闪烁着的灵感，充满思想，而这些思想相当发人深省：对作为移民的疏离感的探讨，对在新旧国家中同样感到格格不入的体验，身为现代中国人的感受，以及言论自由的实际意义等等问题的思考。 欧阳昱不仅用后现代手法来展示技巧，更是将其作为探索身份的工具，也探讨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让读者在真假之间猜测。如果说它最大特点，那就是——如书名所示：“散”。整部作品就像大杂烩，无所不包，也没有清晰的情节结构。各章节不按传统的数字顺序排列，而是随意加小数点；书中包含日记、回忆、笔记、信件、录音、电子邮件和其他文字资料的片段。小说让人感觉是一部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各种故事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后现代的拼贴手法被用到极致。 亚历克斯·米勒这样形容说： “如何向你描述《散漫野史》？我曾称它为伟大的澳大利亚反小说，但它并不试图遵循任何传统形式，表面上它反对一切——反纪录片、反回忆录、反文化史——其中几乎没有虚构的成分。除了在诗歌方面采用了较为传统的方式，它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强度和嘲讽拒绝了各种文学形式的规范。”（“How to describe LOOSE to you? I’ve called it the great Australian anti-novel, but it doesn’t seek to respect any of the conventional forms and is, on the face of it, anti-everything，anti-documentary, anti-memoir, anti-cultural history — there is very little of fiction in it. Except for poetry (where its approach is conventional) the disciplines of the various literary forms are rejected repeatedly an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vehemence and ridicule.”见网络） 澳洲书评家丽莎·希尔（Lisa Hill）对《散漫野史》评价甚高。她说：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喜欢和欣赏这种写作风格的人群中以某种方式流行起来。这是因为我认为，昱和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及杰拉尔德·默南一样，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潜在候选人。”(I want this book to go viral somehow amongst those who like and admire this kind of writing. This is because I think that along with Brian Castro and Gerald Murnane Yu is a possible candidate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见网络) 希尔把欧阳昱与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和杰拉尔德·默南（Gerald Murnane）这两位备受赞誉的澳洲作家并提，实在非同小可。该知道，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文化身份的探讨而闻名。他的小说《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获得了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和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并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年度图书。此外，他还荣获了2014年的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奖（该奖项由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设立，旨在表彰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杰拉尔德·默南则以其对记忆、身份和澳大利亚风景的独特描绘而著称。他的作品《平原》（The Plains）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学的经典之作。默南曾获得1999年的帕特里克·怀特奖和2009年的墨尔本文学奖，并多次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欧阳昱于2017年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Billy Sing（《沈比利》，Transit Lounge出版），在内容上更在写作形式上一反他的“黄州三部曲”。这是澳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著名的狙击手沈比利的真实故事，书封面就是截取比利1915年随军赴欧途中在埃及休整时照的的一张照片。 沈比利于1886年出生，母亲英裔，父亲华裔，他和两个姐妹在昆士兰州的乡村长大。1914年，他是最早的一位参军者，以出色的射击技术而闻名。欧阳昱以第一人称叙述，借比利的眼睛去看残酷的战争和无所不在的种族主义。在讲述比利辉煌却充满矛盾的生活以及战争的恐怖时，欧阳昱以富有想象力的笔触捕捉到身为局外人和英雄在自己国家的双重身份及其带来的困境，作者对华裔澳洲人的理解使叙事充满敏感和深情，呈现出另一种人生的精妙体验。这是一部既诗意又现实，既炽热又清新、既精致又残酷的小说。这是一个悲伤而深刻的故事。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一个尚未逝去的世界》（Contemporary Australian Literature: A World Not Yet Dead）这部名著的作者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irns）评论《沈比利》说： “……在他最为凝练、易懂且充满人情味的小说中，欧阳昱用强烈的情感与悲剧性的深度，将历史中遥远的人物带回了现实，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感受到他的痛苦。欧阳将沈比利带回了几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历史中，但也让我们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究竟是什么，未来可能会怎样。这本书极其精彩，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In his most concentrated, accessible and humane novel yet, Ouyang Yu brings a figure from remote history fully alive with intensity and tragic depth, lets us hear his voice and feel his pain. Ouyang restores Billy Sing to an Australian history that has threatened to erase him, but leaves us fundamentally unsettled about just what that history has been and might be. This book is terrific, it moved me to tears.”见网络） 欧阳昱迄今最新一部也是他第八部英文小说是去年（2023年）出版的All the Rivers Run South（《条条河流向南流》,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 这部获得澳洲政府两年创作基金赞助的书，厚达414页，它以实验性形式呈现，通过复杂的多层次的叙述，将历史与虚构相融合，在小说中包含又一个小说，声称是一部来自中国在Laurendal大学攻读创意写作博士学位的已故学生张宝辉的未出版的博士论文草稿。英语书评人也说在澳洲人们并不常见这样的书；这部实验小说并非为所有人而写，但它会吸引那些勇于探索的读者，虽然起初他们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弄清故事的脉络。里面有关于一位据说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淘金热时期活跃的名叫阿辛的街头讲故事者的虚构传记，这个“传记”由张宝辉叙述，张的博士导师是斯泰西教授。随着深入探索澳洲历史，张宝辉把学术论文变成一系列思维爆发、日记条目、刻意记录的记忆空白、迷你历史故事、零散的诗歌片段、关于历史和虚构的哲学沉思，以及他自己关于疾病、性模糊、爱情或无法实现的爱情的故事。他把阿辛的故事与自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他的充满了破碎的记忆、沉思和自我反省的创意论文，展现了他面对一系列问题的内心挣扎。这本书让读者窥见张宝辉的自我发现之旅，同时探讨跨文化联系、疏离感，以及拥抱或调和多重身份所需的韧性等更广泛的主题。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散文家、评论家和诗人德克兰·弗莱（Declan Fry）分析道： 我想说欧阳昱在玩弄语言，但其实不然：他所做的是认识到语言在玩弄我们。这种散漫而几近迷幻的叙述融合了欧阳昱长期以来的执念：身份、历史、文化伪善、种族、叙事的本质。我们该如何接近这样一个松散如生活本身的故事——一个必须尊重生活的杂乱无章的故事，仿佛生活的第一稿也是终稿？《条条河流向南流》探讨了如何回应历史，面对一种无法用单一方式叙述的历史（这一点也可以用来形容欧阳昱的作品）。它让人联想到哈维尔·马里亚斯曾说过的有关虚构的观点：在虚构作品中，某种比历史更真实的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作者创造历史，为我们展现生活的真实，以及在其中寻找意义的挣扎——无论是个人历史，还是地缘政治的历史——同时保持对偶然性以及死亡的开放态度（无论是象征的还是字面的）。这构成了历史唯一可担保的凭据。欧阳昱抚慰受苦的人，也震撼舒适的人。《条条河流向南流》对那些曾与卡尔德隆一样认为“人最大的罪行是出生”的人们，既是一剂抚慰也是一记猛击。（英文原文因篇幅关系删去，可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对于亚历克斯·米勒，他禁不住这样说： “在过去三十年里，屡获殊荣的作家欧阳昱创作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作品。他的天才迸发出强大的能量，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和翻译作品中展现的丰富思想和创新无处不在，尤其在他引人入胜的新小说《条条河流向南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对中澳文化交流感兴趣的人来说，了解欧阳的作品至关重要。”（“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award winning writer Ouyang Yu has created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innovative body of work this country has ever seen. The powerful energy of his genius, the rich stream of ideas and innovation in his poetry and novels, and in his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is evident in everything he writes, and never more so than in his enthralling new novel, All the Rivers Run South.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familiarity with Ouyang’s work is essential.”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明年（2025年）2月1日，欧阳昱还将出版The Sun at Eight or Nine（《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这部英文长篇小说，书名截取自曾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毛泽东语录也是“最高指示”（毛的原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它就是以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代为背景，故事围绕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展开，展现极致的苦难与崇高。那段岁月，全国从中央到地方，政治争斗激烈，人们情绪失控，行为疯狂。相信欧阳昱这部新作又将引起澳洲英语文坛关注。但现在，身为澳洲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上述这段评论，真切而又准确，也可视之为欧阳昱非凡的文学成就的一个最简洁的总结了。 （2024年10月25日完成初稿，11月15日定稿于悉尼。） […]
2024年5月10日紀實 / 评论作者：何与怀 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莫言也像所有与会作家艺术家一样，在此次会上表态，发言说：   “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丰富，充满了艺术辩证法，充满了科学精神，听后很受鼓舞。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讲话能够让文艺工作者感觉到，读到会心处想拍案而起，有心领神会之感，感觉到我们心里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他用非常精辟的话语概括出来了。我想，这都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个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人，是一个内行。”   莫言如此肉麻吹捧这个习总，让人感到很不是滋味；不过，如果再看看他三年多前有一次是如何评论人们对毛泽东的评论的，那更只有“愤怒”二字。 那是2013年4月21日，莫言应邀在中共中央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四周年纪念活动上作主题演讲。在这个题为“文学创作漫谈”演讲中，他竟然大放厥词，说：   “现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泽东，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我想这是在蚍蜉撼大树。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诗歌，但他的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得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你能写出他的那种龙飞凤舞、狂飙一样的字体吗？ 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画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现在一些所谓的‘教授’，所谓的‘公知’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认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就是正义的化身，实际上十分可笑。”   的确，如果是一般作家，就凭这两个发言，完全可以定性了，不必浪费口舌再加以讨论了。但他是莫言，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获者，我感到还有探讨一下的必要。 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莫言从瑞典国王的手里接过了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   瑞典画家约翰·斯滕堡（John Stenborg）为莫言设计的获奖证书。   一. 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开始曾让中共官方欣喜若狂，其高度肯定与对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荣获者高行健以及颁奖者瑞典学院的疯狂攻击形成反差极大的对比。   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在第一时间里，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莫言获奖表示祝贺。祝贺信中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有中共中央领导的认可，跟着自然是各级领导飞快的热烈祝贺。文化部部长蔡武致莫言的贺信说：“莫言同志以卓著的文学创作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作家、艺术家自豪的事。”中国作家协会认为：“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指出：“莫言的小说创作，一直葆有深邃的人性深度与持续的反思精神，总在历史与个人的互动关系中，探悉各色人等的命运走向。……这些追求，使得您的笔下的一切，都是人之情性与民族精神相贯通的个人化呈现与艺术化象征。您当之无愧地属于当代中国作家一流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中国小说学会在致莫言的贺信中说：“我们认为，您的意义，不只在于您代表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在于您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虔敬态度和所投注的巨大热情，在于您对文学的世界所做的广袤而深厚的开掘，以及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对于汉语言的诗性魅力的努力探索和高度造诣上。” 莫言获奖让中共官方欣喜若狂，最早最高也是最离谱的称赞来自中共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他竟然把莫言获奖看作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这显然把一个文学事件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宏大的国家政治层面了。 这是中共的标准作业。人们因此不能不想到十二年前的那次大批判大攻击。高行健文学成就非凡，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可是，高行健却被中共视之为敌人，遭其猛烈攻击。 高行健1996年到悉尼时的合照（左起：何与怀、高行健、陈顺妍）。 中共还连带猛烈批判、攻击颁奖者瑞典学院。当年《人民网》专稿指责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中国作家协会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获奖，“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帮腔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长长的题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骂，充满火药味：   “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把诺奖颁给高行健再一次验证了瑞典文学院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   二. 很快，中共官方发现祝贺莫言不啻吞下了死苍蝇，这只死苍蝇是如此地恶心——至关重要的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文译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这也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极其鄙视的笑话了。   当年莫言被宣布获奖后，中共官方在第一时间里就大肆庆祝，其思想逻辑不难理解。比对一下，同是获得诺奖，原先那个高行健，“六四”后宣布退出共产党，谴责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又去了法国成了“叛国者”，十足一个反共作家；而莫言就不同了，是党员又是军衔少校的军队作家，更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妥妥的“赵家人”，是真正的自己人第一次荣获诺奖。但是，很快，中共官方发现吞下了死苍蝇，这只死苍蝇是如此地恶心——至关重要的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文译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这也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极其鄙视的笑话了。 这是颁奖辞英文本的开头。 当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颁奖典礼上发表《颁奖词》，介绍莫言的主要作品，并阐述该委员会决定授予莫言文学奖的原因。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时，却不得不整段整段删掉批评共产党洗脑宣传篡改历史的部分，删除了颁奖词中所有对中共不利的字句，使颁奖词完全变味，此外，对勉强出示的部分也故意翻译得面目全非，语义不详，让人看不懂。 根据资料，被中共官方媒体删除的颁奖词段落包括：   “中国在二十世纪中的暴虐，也许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现在他那些英雄、恋人、施虐者、强盗，特别是坚强无畏的母亲的故事之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以及那里鲁莽、无助和荒唐的人们。”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极品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只有男童能入膳；被忽视的女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讽刺指向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令天文数字的女婴被流产：重男轻女，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还就此话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对以往那五十年的宣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严苛的修正。” “莫言为反抗所有不公行为的低微个体打抱不平，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诺奖评审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宣读的这篇颁奖词开头至关重要的一段当然也删掉了：   “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篡改的历史及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摸索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 莫言接受颁奖之后和太太合照。   尽管中共肆无忌惮删改，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慢慢地也在中国流传开来，并在圈内激起很大反响。有一位作家在微博中就称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不是吃素的”。她写道，“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对作品中的时代和人物的理解有这么深刻吗？我们是否是一个阅读贫乏而浮躁的民族？是否是一个不懂得尊重智者不懂得反思和自省的民族？” 当然，她也和其他一些同行一样，虽然大致认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的“深刻”，但在中共的高压统治的社会环境下，仍然不敢对其何以“深刻”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相反，在整个国家，十二年前的一幕重现——更多的毛左学者和小粉红铺天盖地的批判攻击来了，对诺奖评审会，对莫言。攻击者也不敢正确写出《颁奖词》有关字句（讽刺的是，那些忌讳的敏感词写出也发不出），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看到《颁奖词》，但他们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个比一个疯狂。 他们咬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西方政客污蔑中国的有力证据，这是对中国的贬损，对中国的嘲弄，对中国十四亿人民的挑衅。 他们说，从这个颁奖词中，西方人的政治倾向和意图是如此露骨、如此直接地展示了出来。他们需要并鼓励中国文艺工作者来创作“反抗”的作品。他们需要棋子。 他们认为，西方反华势力慷慨褒奖莫言，是因为在莫言笔下，他们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而莫言迎合了他们。抹黑中国的人和文字，西方人却如捧香脚一样。看了这个颁奖词，一切不言自明。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树欲静风不止。 他们说，文学是政治的延伸，是人类战争的一部分。一些人故意散布文学无国界、文学无立场，居心叵测。颁奖词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研究莫言就从颁奖词入手。把颁奖词和莫言放在一起去研究，加以分析之后，就能得出“正确结论”，莫言为何样人，也就显而易见了。 于是，罪名确实了：莫言为西方反华提供炮弹，人们必须记住这个可耻的“大师”！   三. 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这是文学的胜利。   当年中共当局一些人把高行健获奖看作“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而莫言获奖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显然不懂诺贝尔文学奖甚至可说根本不懂文学，固然贻笑大方；而相隔十二年两次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以及获奖者高行健和莫言的攻击批判，其横蛮荒谬，卑鄙恶劣，世间罕见，也是自取其辱。 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有评审不当的时候，但这两次，我个人感觉都很不错，评委的确“不是吃素的”。莫言获奖后，我就发表过《并非意外的成就》和《文学的胜利》等文章，表示祝贺与赞许。事实上，高行健获奖后两年，莫言和他的英文译者、美国聖母大學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来访悉尼的时候，我就当面对莫言说他可能十年左右获得诺奖，我有幸言中了。 这是当年的合照。   莫言的英文译者、美国聖母大學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来访悉尼的时候和本文作者的合照（中为陈顺妍）。 其实，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当年，莫言才五十七岁，竟写了十一部长篇、三十部中篇、八十个短篇。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奖无数： 1987年，《红高粱家族》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获“联合文学奖”；1996年，《丰乳肥臀》获第一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0年，《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十八名；2001年，《红高粱系列》获《今日世界文学》七十五年来全世界四十部杰出作品；2001年，《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2001年，《檀香刑》获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2001年，《酒国》获法文版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3年，《檀香刑》获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2004年，获“茅台杯人民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5年，获第三十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5年，《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6年，获“福冈亚洲文化奖”；2007年，《生死疲劳》获“福星惠誉杯”优秀作品奖；2008年，《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2011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所获奖项五花八门，有来自中国国内的，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各种获奖原因在档案上都写得很清楚。 例如，“冯牧文学奖”指出：“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说：“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鼎钧双年文学奖”认为：“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诸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檀香刑》是这样一个标志：民间渊源首次被放到文源论的高度来认识，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小说创作宗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同时，作者关于民间渊源的视界进一步开拓，开始从抽象精神层面而转化到具体的语言形式层面，从个别意象的植入发展到整体文本的借鉴。”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颁奖者这样赞扬莫言：“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指出：“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他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认为：“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赞叹说：“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茅盾文学奖”指出：“莫言的《蛙》……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四. 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真实始终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莫言荣获的所有奖项都是以这个最高标准来检验并认可他的文学成就。   众所皆知，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莫言的小说显然体现了这个文学本性，真实地揭露了中国社会人间百态。 就拿那段被中共媒体删除的诺奖颁奖词所评论的两部莫言长篇《酒国》和《蛙》来说吧。 《酒国》首次出版于1992年。莫言在作品中继续沿用其“乡土性写作”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打破传统，通过三条线索进行写作和交代，在叙事实验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形成了该小说文本结构特色。小说主线是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市去调查地方官员烹食婴儿的犯罪案件。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能经得起诱惑的，这位特级侦查员在权力、美酒和女人之间周旋的过程中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厕里。他的墓志铭刻着：“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 小说动笔于1989年9月。触发莫言灵感因而动笔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报刊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文章撰写者发现自己是个永远喝不醉的人，结果被调到矿山党委，专陪干部出席酒宴，深得领导宠爱。莫言原想只写部五万字的中篇，只写酒，写这奇妙的液体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但当写起来莫言才知晓这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决定于觥筹交错之间，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也变成了交易场，由酒场深入进去，便可发现这个社会的全部奥秘。于是《酒国》的讽刺和批判锋芒越写越尖锐。莫言自己表明：此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官场腐败现象批判的力度最大的一篇小说，可是“现在批评界的领袖们喜欢的是‘优雅’和‘高尚’的东西，我的作品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中国酒文化的丑恶和危害在中共治下的这个国度早已发展到惊人的地步，这是不争的现实。《酒国》借助“酒”来抨击中共官场的腐败，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但谁敢说它不真实？ 《蛙》这部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深痛的长篇力作。它将视角定格在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乡土中国生育史，通过书中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变迁，大胆探讨生命及一系列社会矛盾热点，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自己的下属们执行中共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孕妇流产，成了心头两件大事。在执行这个“基本国策”的过程中，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了。就姑姑来说，她亲手结束了二千多名胎儿的性命。晚年时，姑姑深感自己罪不可恕，内心充满罪恶感。为了能够弥补和忏悔自己心中的罪恶感，她嫁给了泥塑大师，和丈夫一起通过捏泥娃娃的方式来赎罪。但这种方法无疑是苍白的，并没有让她罪恶的内心得到一丝好转。因为心灵上的巨大痛苦，她患上了失眠症，最后导致神智失常，时常身披黑袍，像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晚上一片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死去的婴儿精灵在控诉…… “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莫言在不同的场合接受不同的访谈时都一再提到这句话，可以看成他写作的根本动因，也是他小说想要描述和揭示之处。所谓“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如论者所说，就是写作对象在某个层面上真正进入莫言的精神世界，并且深深地使他感到挥之不去的痛苦，不写出来便难以疏解。具体到《蛙》这部长篇，是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社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已经深深地震撼到莫言。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人的痛苦，也与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关（莫言的姑姑确实是他写《蛙》时的模特，当然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蛙》指向中共愚昧、蛮横、罪恶、毫无人道的独生子女政策。书名“蛙”与“娲”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隐喻。原始时代古人搞不清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从蛙卵中想象出自己的身世。“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而来。“蛙”是生命、繁殖的隐喻，是人类长河中不断延续香火的象征。而中共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啻是扼杀生命。现在中共猛然醒悟，发觉它这个方针政策后果极其严重。它从不久前坚决的“一家一子”到现在鼓励多生到三孩，但为时已晚，老的已经生不出年经的不想生，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人们都说，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共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共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莫言的《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说。 真实始终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文学触及真实，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对真实的正视与真诚，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决定作品拥有力量的大小。莫言的作品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的作品里确实出现了许多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那犀利的笔触记录的，是文学作品，更是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跌宕起伏下的人间百态。正是这样大胆地直面人性的逼真描写，才让作品拥有了灵魂。   五. 被诺奖颁奖辞赞誉为莫言最“卓越的小说”的《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性大书，表现莫言的“狂妄的野心”。   在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丰乳肥臀》被赞誉为莫言最“卓越的小说”（most remarkable novel）。 的确，莫言1995年创作的这部长篇是一部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性大书。全书主要刻画了一个伟大母亲形象，这位母亲上官鲁氏悲剧色彩的一生，是莫言对大时代背景下母女亲情与现实利益强烈冲突的形象化展示。 莫言在作品新版自序中写道：“书中的母亲，因为封建道德的压迫做了很多违背封建道德的事，政治上也不正确，但她的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阔的大地。”为了可以生下儿子，鲁氏不惜与六名不同的男子发生关系，里面除了鲁氏的姑父，还有土匪、郎中、屠夫、和尚、逃兵。可惜依旧没有生下儿子，此时的鲁氏已经怀过七个孩子了，整个上官家族和鲁氏自己都期盼着有一个儿子降临。幸亏最后生出来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孩子依旧不是上官家族亲生的，是上官鲁氏和一名国外的牧师所生，这一胎生下了双胞胎，一男一女，姐姐取名为玉女，弟弟取名为金童。上官金童的出生可能是这个家族希望的开始，在家里备受宠爱，但也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位于故事中心的，是母亲那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母亲用奶水喂养女儿和女儿们的子女，在战乱中保护孩子们避难、逃荒……大起大落中，母亲始终如坚硬的河床承受着一切，保护着一切，见证了战争与饥饿，也见证了荒唐与挥霍。 上官鲁氏这位饱经苦难的母亲和她的八个子女构成的庞大家族中，七个女儿跟着她们爱上的男人加入不同的政治势力，姐妹亲属贯串体现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政治权力和低层社会民间势力。莫言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政治气候的变迁，也表现了他对于女性的爱戴、同情和赞颂。读者发现，在这里，爱与欲、生与死、鲜血与肉体、饥渴与奢侈，都以超自然的能量爆发出来，二十世纪中国的疯癫岁月在这个庞大家族的内部投射出角逐与厮杀、亲情与背叛、牺牲与冷漠、荣耀与耻辱。 小说中，对毛泽东异想天开在1958年搞的“大跃进”，莫言重现了当年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揶揄革命派妄图拿公兔给母羊配种的伪科学试验，而在当时，凡对此类事情表示怀疑的人都会被打成右派。小说的结尾为新资本主义勃兴的九十年代，那时候某些靠出售美容品发了大财的骗子们仍妄图通过杂交的方法养出凤凰。 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书中更有许多令人锥心的细节描写。“当女人们饿得乳房紧贴在肋条上，连例假都消失了的时候，自尊心与贞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莫言在小说中所写的文字。那个时候，这一家人的生活属实是没有任何的希望，想活下去都是难上加难。有一个细节：母亲在工房工作的时候，不允许自带粮食回去，她为了养活孩子们竟然将豆子直接生吞下去，回到家之后再抠吐出来，洗净之后再给孩子们吃…… 全书贯穿了女性视角。莫言说，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就是这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他仅用了八十三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小说初稿。在这本书里，他“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他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莫言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当然，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莫言说这是他“狂妄的野心”，就像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不用说，莫言的作品不符合中共要求的“主旋律”，也注定让一些满心以为“岁月静好”的人失望。但无可否认，这部小说严肃，诚挚，富有象征意义，对中国百年历史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作者以一贯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东方超现实主义的笔法，以朴素的小人物为载体，描绘了一幅散发神秘色彩的乡村图景，充满对纷乱变革时代的展示，并展现他对亲情与人性的反思，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音。人们说，这是莫言小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莫言也这样告诉世人：“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   六.《生死疲劳》布置了一个魔幻境界，对中共建政后五十年全部措施作了全方位的揭露和批判。 《生死疲劳》于2006年出版，这是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也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鸿篇巨制。 莫言用四十天写就这部四十三万字的长篇，但这个故事在他心里积累了四十三年。莫言说：“假如我能有两本书得以流传，《生死疲劳》肯定是其中之一。”莫言还透露：诺贝尔奖的评委因为读完了《生死疲劳》，才把这个奖项授给了他。莫言向读者推荐《生死疲劳》：   “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小说中人跟动物之间可以自由地变化，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中国最近五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文学探索、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这部长篇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从1950年到2000年中共执政整个历程。从土地改革，到建立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到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以及人民公社宣布解散……所谓生死疲劳，皆因折腾。这部小说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映照中国现实，反思体制的弊端和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讥讽和批判既残酷又荒唐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农村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 小说中，当年土改的时候，有一个叫西门闹的地主被中共枪毙了，他到了阴曹地府喊冤，阎王就叫他再世轮回。五十年间他一世为驴，二世为牛，三世为猪，四世为狗，五世为猴，六世好不容易再得人身，偏偏又是一个大头婴儿，带着不治之症。读者感觉，西门闹所经历的一切苦厄，似乎也像是作者莫言自己在经历，他简直是把西门闹当作了自己的内心来写，因此这篇小说有着深切的代入感和冲击力。而莫言之所以能够这样写，是因为他拥有一颗了明世事后阔达的悲悯之心。《生死疲劳》正是在莫言这颗心的照应下，通过西门闹的生死轮回经历，引发出那段既残酷又荒唐的历史时期与西门闹息息相关的各色人物的命运流转。尽管这些人物命运蕴含着深切的悲剧色调，莫言依旧遵照内心的阔达悲悯，赋予世间万物不管是人或是动物以生的尊严和死的哀悼。这便是《生死疲劳》读来最为令人动情的地方，也是此书对于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主题深化最有力的秘密武器。 特别请注意：莫言悲悯之心献给了西门闹，而西门闹是一个被中共政权镇压的枪下鬼——一个冤魂。小说开头写了西门闹在阴间被油炸之后，向阎王叫冤：   看到阎王和他身边的判官们，脸上都汪着一层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气，陡然从我心中升起。豁出去了，我想，宁愿在他们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 “冤枉！” 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根据中共有关文件，到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全中国地主大约还有279.7万人幸存。就是説，自土改以来的二十四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占总数83%），他们或是在土改中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爲有两千多万人之众的中国富裕农民这个“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人们想到湖北女作家方方的《软埋》。方方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不断打捞历史，又拷问历史。这是一个严肃作家对土改的深刻反思。她问了一句历史肯定要永久铭记的话：“改朝换代，稳固江山，一定要这么残酷吗？”这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诘问，同时给理性的人们提出了一道严肃的历史题目。   七.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对中共社会的批判比高行健的更强更烈更直接更有感染力，在大大小小的毛左眼里，的确亦可当成他的反共“罪证”。   关于文学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影响，人们可能还想到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作品。 刘再复曾指出，不管是高行健还是莫言，他们共同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现在本身都已成了“世界心灵”，代表世界的精神水准和高度。但是他们两人在风格、文学手法和写作方式上都表现得截然不同。他们各自主体状态也明显不同。高行健体现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而莫言是中国民间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高行健的戏剧作品在中国很难找到知音，而莫言的作品没有这种“洋味”，他造就的是一种雅俗共赏的中国土地味、泥土味。如果说高行健是从普遍到个别，莫言则是从个别到普遍，是福克纳式的。莫言属乡土性写作，是深挖“一口井”即他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中，在谈到《丰乳肥臀》这本书的时候，就自认怀有“狂妄的野心”，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他从高密情结，到中国情怀，再到世界情怀。 莫言的情结与情怀，他的“狂妄的野心”，在千万读者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在我看来，与高行健的“冷文学”相比，莫言的“热文学”更容易让接受主体受到感染，沉迷其中，彻底认同它对揭露和批判对象的极其猛烈的杀伤力。宣布莫言获得诺奖的时候，中共当局及中共大大小小官员竟然兴高采烈，纷纷祝贺，这是真够讽刺意味的。他们真是看不懂莫言的小说，在“魔幻”“狐幻”等等文学手法的包装下，其非常强烈的社会政治批判性比他们曾经大为谴责批判的高行健的“冷文学”厉害多了。 许多人喜欢用“冲击波”这个词来形容阅读莫言作品后的感觉刺激。中国社科院前文学研究所所长、成就非凡的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刘再复的阅读经验应该很有说服力。他回忆说，第一次对他的冲击波是《红高粱》。这是一次颠覆性的写作，颠覆了权力书写的历史。被视为“土匪”的抗日好汉“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天堂蒜薹之歌》写一个叫“天堂县”的地方，其实那不是天堂，而是一个地狱，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人，那样悲惨、那样卑微、那样无助、那样贫穷。 《酒国》又是一次大爆炸。刘再复回忆他当时读后彻夜不眠。从原创性的角度说，莫言第一个把妖魔鬼怪带入中国当代文学，即第一个在当代文学中打开潘多拉魔盒。莫言的家乡距离蒲松龄的故乡只有三百多里，他不仅受到南美马尔克斯“魔幻”的影响，受蒲松龄“狐幻”的影响也很深。 刘再复受到的另一次冲击波是《丰乳肥臀》。他指出，这部作品的原创性首先体现在理念上，然后才是写作技巧上的原创。刘再复还说，在理念上，莫言发现中国人作为一个“种”在退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生命上都被教条和理论框架压得萎靡不振，所以，中国人的生命要重新爆发。刘再复一篇文章称赞莫言是“生命的旗手”就指这一点。他说他要痛心疾首地呼喊，告诉中国人，种在退化，中国男人已经不像男子汉了。这正是“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在《丰乳肥臀》开篇，就看到了种的退化，中国的种需要杂交，才能发生生命的爆炸。刘再复形容莫言这幽默是“恶毒的幽默”，是大幽默，具有非常强的思想力度，与钱钟书那种英国绅士的小幽默很不同。 刘再复说他受到最后一次冲击波是《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檀香刑》写尽各种刑罚，淋漓尽致。进行酷刑的时候，还烧着香，残忍却要用虚伪来掩饰，把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面彻彻底底地展现出来。《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竟然变成驴、牛、马、猪等动物进入生死轮回，原创性和想象力之丰富让人惊叹…… 刘再复用“冲击波”这个词来形容阅读莫言作品后的感觉刺激。这是本文作者和他的一次合照。 莫言小说的“冲击波”对大大小小毛左的心脏肯定也产生了强烈刺激，不过，这是绝然不同的刺激。 他们受到刺激便要回咬。前文说过，他们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个比一个疯狂。不久前就有一个叫“毛星火”的小混混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要起诉莫言，而且扬言如果莫言不被法律制裁，他便要亲自使用暴力惩罚莫言。他居然还获得八千多同类的附会赞同。 毛星火的起诉书列举了莫言的十大反共“罪证”，涉及莫言创作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蛙》《生死疲劳》等多部作品。他指控莫言在著作中描述“八路军不真心抗日，却去攻击残害民间抗日组织铁板会，来抢武器，同时也伤害老百姓”。他还指控莫言涉嫌诋毁毛泽东，诋毁中共官员，称当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为人民服务，都是骗人的…… 虽然毛星火是个小混混，但熟悉莫言作品的人都知道，他那些列举并非捏造。莫言许多作品就是从立意到细节颠覆了中共官宣历史的文学塑造，这个“重塑”当然也颠覆了中共确立的毛泽东的伟人形象——莫言对毛泽东如此憎恨甚至说他想在毛故居大床上撒一泡尿。中共当局于2018年颁发了一个“英雄烈士保护法”。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如果按照中共这个“法律”，莫言的罪证可谓罄竹难书；如果按照不久前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污蔑志愿军冰雕连先烈”被判刑的标准，莫言被判刑坐十辈子牢都不够。   八.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诺奖颁奖词可谓把莫言千万字的“罪证”凸显出来，让他难以洗脱；这样一来诺奖颁奖词本身的确也因称赞莫言的“罪证”而成了“反共”罪证。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攻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机构自然也是应有之义——这个机构没变，既然高行健获奖时攻击，莫言获奖时当然也得攻击。 有人自以为得计做了一个比喻。说：莫言描述的哪怕全是真的，但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也是居心不良。举个例子，我们上厕所，发现厕所很脏，于是吐槽了一句，这个厕所好脏啊。这是事实吧，也没有人会拿这个做文章。但是，这时候你邻居跑来夸奖你，说你好勇敢，会揭露这个小区厕所到处都是屎……“我想脑子正常的都知道这个夸奖是特么给我和小区扣屎盆子”。 一位中国网友发文谈论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 他们指出，莫言可不是临时犯事，而是蓄谋已久，就是“以抹黑祖国为生”。最大的罪证就是诺奖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这是“全篇侮辱中国”。 他们分析得清清楚楚，指出：《颁奖词》不是在褒赞作品、评价作品，而是在指导中国作家如何将文学政治化，而且是按他们的标准政治化，将西方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以慢慢改变中国的颜色。《颁奖词》还总结提炼出高明的手法——要“冷嘲热讽”、“想象飞掠”，要“使用夸张和戏仿”，要“魔幻”，要“伪装”……如此等等。这不是颁奖词，而是诱导教唆条例！也可以说，《颁奖词》被颁奖者弄成了一种武器。这武器的原材料就是莫言奉献的作品。这原材料本身有毒，经过提炼加工之后杀伤力更强。他们拿起这种武器，从文学渠道向中国发起了攻击。其攻击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赤裸裸，二是全方位。他们的赤裸裸，不加掩饰，肆无忌惮，表明了他们的嚣张与狂妄；他们的全方位攻击，表明了其祸心之大，这祸心代表了西方妄图全面改变中国颜色的险恶用心。 按照他们的归纳，《颁奖词》恶毒作用有三。一是《颁奖词》本身的攻击、抹黑作用。它在世界流传，对中国的负面作用肯定不小；而且《颁奖词》以文献形式保存，其毒害作用还具有长期性。二是颁奖行为和《颁奖词》的鼓动、诱导、教唆作用。这一点从颁奖前几十年中国文学界一些人痴迷外国奖而生发的一些乱象，即可见一斑；现在，给莫言颁诺奖了，《颁奖词》发布了，其影响力指数级扩大。三是颁奖行为和《颁奖词》必然对莫言作品的毒性起很大的催化作用、广告作用。 …………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这些攻击也可以说有根有据，完全击中《颁奖词》的“要害”。 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其中讲得分明：   “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这不就是针对莫言这些人吗？莫言众多的小说绝对可以对号入座。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把“垃圾”视为至宝。 毛泽东在他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   “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刘再复说，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认同莫言的中国土地味、泥土味也可谓是一个“奇观”。我觉得这可能算不了什么“奇观”。“诺奖”评委会2012年10月11日公布莫言获奖时已经说了，获奖原因就是：“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在我看来，真可谓是一个“奇观”的，应该是诺奖忽视政治身份因素，毅然颁奖给莫言，一名中共党员、中共军官、中共官方机构的副主席。不过，也许这也不算是什么“奇观”，这只说明诺奖评委们真正懂得文学，欣赏文学，尊重文学。前文提到中国有一位作家称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不是吃素的”。诚哉斯言！   九.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莫言的反共“罪证”即他众多小说不就正是罄竹难书的中共罪证，证实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吗？！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 2021年6月22日，中共文化战线主要喉舌《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秘书处书记吴义勤的重要长文《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文中列出了中国百年来上百具有“红色基因”的作家和作品。中共1949年建政后作家的作品也有数十部，如《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但莫言和他的作品却不见踪影。 吴书记妄称这些红色经典是“全中国人最爱读”的作品。他强调，“讲好党的故事”是中国新文学的神圣使命。比如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呼唤，表现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深刻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老舍的《龙须沟》通过龙须沟的古今对比，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全景展现党建立红色政权、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长征和革命战争的恢宏历史。在百年名作家里也有揭露社会黑暗的，包括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但他们揭露的是“旧社会”，在他们眼里这就有本质的不同。总之，吴书记要求文艺要在党领导下树立明确的服务方向。 两天之后，6月24日，《光明日报》接着发表《文艺报》总编梁鸿鹰《让人们重回百年文学现场一一写在“红色经典初版影印文库”出版之际》，梁文也列出了大量红色作家和作品，莫言当然也榜上无名。 几乎同时，央媒发表两篇重磅文章，是给中国以及世界一个明确的告示。在他们看来凡是“抹黑”中共治下的中国，“诋毁”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作品，都缺少红色基因，都违背他们所说的“主流民意”，必然被唾弃，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这个评定标准清楚宣示，只有歌颂中共极权的作品方有红色基因，才能成为名家名作。而莫言作品没有一部是歌颂所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几乎都在揭露社会的“黑暗”，这当然不符合中共极权统治的需要与其文艺评判的标准，自然无法得到中共官方的认同。就这样，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便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 当然，站在中共当局立场，莫言和他的作品被否定，是无比正确的。 而莫言，被确定缺乏“红色基因”，其作品不属“红色经典”，因而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无比光荣的大好事情，其意义接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中共治下四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全都命运不堪。 莫言给自己的定位是：写人性，讲真话。他多次阐明：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他势必要讲假话，这样他对社会无意义，对老百姓无意义……莫言明确宣布：   “我认为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莫言以他的作品证实并宣扬他的写人性、讲真话的理念，而他这个理念亦是文学的真谛，而这个文学的真谛是直接和中共要求文艺要在党领导下服务党的事业的方针完全针锋相对的。 而且，文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学接受主体对作品的解读，或者说再创造，有时会远远大于文学创造主体的设想，甚至会非常出乎意外。所以，不管莫言有意或是无意，不管他的意识或潜意识是怎样，就是因为他写了人性，讲了真话，他的作品已经产生的效果无可辩驳，的确指向一个令很多人心知肚明但不敢公开论述的目标——反共。 所谓反共，在意识形态上，无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义法治人权，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价值。在文学领域，就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揭露和鞭挞“假丑恶”，追求和颂扬“真善美”。因此，进而论之，大凡一个具有良知敢讲真话的中国作家，他或她的涉及社会批判的文学作品，不管有意或是无意，都会产生“反共”的效果，他们的作品最终都会指向、揭露、控诉、批判具有“反人性反人道红色基因”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现行制度的荒唐荒谬与荒诞。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莫言的反共“罪证”即他众多小说，不就正是罄竹难书的中共罪证，证实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吗？！   十. 在今天以习近平为至高无上者的中共集权高压统治下，人人心怀恐惧已是社会常态，不少人变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处其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无疑是杰出的，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别的人一样，绝非完美，绝对有可以和应该指责之处。但历史给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学造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为“世界心灵”对人类的贡献上。   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指出，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来自于制造了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种政治领袖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自中共于1949年在中国大陆建政以来，共产党对权力实行绝对垄断所造成的制度劣势，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愚蠢。而今天，习近平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三种特质。在这种独裁专制制度下，他必然热衷于大搞个人崇拜，并在个人崇拜氛围包围中傲慢、腐败和愚蠢，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天才，是战略家，其最高指示绝对不能妄议，稍有异议，一定是重刑或人间蒸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共产独裁专制制度必然产生习近平这样的领袖，而习近平这样的领袖必然强化此种制度。迷恋专制政治的习近平不可能放过任何领域的控制。因为任何领域如落在控制之外，本身就构成了对他极权统治的巨大威胁。 正是因为这样，习近平的中共极权统治也就构成了中国民众生活的巨大威胁，包括在文学艺术领域。 习近平上台不到两年，就大模大样以毛泽东为榜样，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他所认可所推崇的创作主基调，提出他所谓“反对丑化历史”的总方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治与文学风向标。莫言就此被视为异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被解读为西方借他的作品丑化中国。从此以后，莫言就被钉在了批判的标靶上。 当然不止莫言一人。 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发表之后，中国一批极左派人物不失时机认真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大兴批判风。例如，2017年5月22日、23日、24日接连三天，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三个中共高官，在红色文化网分别发表气势汹汹的文章，对方方进行政治批判，斥责方方的《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斥责这部小说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惊呼习近平《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5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也在观察网发表批判，称《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在批判浪潮中，非但批判方方的小说，连带张炜、陈忠实、阎连科、余华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并置于其批判之列。莫言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专制独裁者最重要的统治手段就是让天下臣服，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在今天以习近平为至高无上者的中共集权高压统治下，人人心怀恐惧已是社会常态，不少人变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处其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无疑是杰出的，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别的人一样，绝非完美，绝对有可以和应该指责之处。例如，本文开头提到他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习近平的肉麻吹捧，以及此前在中共中央机关一个纪念活动上为毛泽东辩护，令很多人非常愤怒。 有人指出，莫言在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似乎也产生了一种“获利恐惧”。害怕已获得的利益消失而产生过度的反应，很可能对他人格造成某种破坏。这一现象又称为“赢家的诅咒”。莫言不会不明白，一顶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不但无法保护他，反而引起中共当局和一些御用文人的忌恨和仇视，很可能更会导致他遭受整肃。 自小挨饿受苦对人生艰辛深有体会的莫言天生具有农民的“狡猾”，有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熟识中国民族心理、深知中共枪打出头鸟厉害的他，绝对不想当英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年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的谭嗣同何等英雄。一生为国为民的谭嗣同一行“六君子”，心甘情愿为百姓付出生命。可是，这些百姓却对他们投掷臭鸡蛋和烂菜叶，一边扔着垃圾，一边还咒骂着他们卖国。谭嗣同被刽子手故意用钝刀砍了三十多刀，死得非常痛苦，而围观群众却手拿着馒头翘首以盼，只等着能抢先蘸上他热腾腾的鲜血。人心叵测。现在，莫言可以预期，如果开一场“斗垮莫言”的批判会，慷慨激昂争相发言以表立场分清界线的作家同行，绝对不会比当年反胡风、反右时少，绝对不会比文革时少。甚至，有些现在义愤填膺指责莫言献媚中共的所谓“反共”人士，也大有可能去凑热闹兴高采烈地看头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莫言也可笑地落得被中共批斗的“可耻下场”，这些人看到别人被自己所反对的中共迫害，不但没有恻隐之心反而幸灾乐祸。 其实，不管怎样，莫言命运已定。假如习近平独裁专制继续；假如发展到“精致新极权”的毛左路线继续；假如定于一尊的个人崇拜继续——而这些都是几乎肯定的（我曾提出“个人崇拜加速度”的命题做过论证），在这种状况下，莫言这位天下第一的讲故事能手，即使从此“金盆洗手”不再进行任何写作不再讲什么理念并不时做出一些顺服效忠的表态，他都不可能成为“赵家人”，不但不会，而且最终会正式被中共抛弃，有人就用“待入狱”预言他的未来。 我曾提出“保卫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用在莫言这个个案，也是非常切合的。 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伟大的人物，我相信就是因为当时有人认同并极力发现、赞扬、推崇他们非常难得的杰出之处伟大之处；而且这些发现、赞扬、推崇得到社会承认并流传下来，并最终成了历史定位。对于莫言，虽然他饱受各方恶毒攻击，我相信历史给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学造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为“世界心灵”对人类的贡献上。 2012年10月21日夜，莫言曾写给香港《明报月刊·莫言专号》一段亲笔字：   “多年前，刘再复先生希望我做文学海洋的鲸鱼。这形象化的比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复信给他：‘在我周围的文学海洋里，没看到一条鲸鱼，但却游弋着成群的鲨鱼。我做不了鲸鱼，但会力避自己成为鲨鱼。鲨鱼体态优雅，牙齿锋利，善于进攻；鲸鱼躯体笨重，和平安详，按照自己的方向缓慢地前进，即便被鲨鱼咬掉一块肉也不停止前进，也不纠缠打斗，虽然我永远做不成鲸鱼，但会牢记着鲸鱼的精神。”   让我们相信牢记着鲸鱼精神的莫言。 莫言在获奖的第二年，在东亚文学论坛上，发表一篇题为“哪些人是有罪的？”的演讲，莫言大声疾呼：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   让我们也记得莫言这篇足以震惊世界的演讲。 “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了让众多同代人倾倒折服的巨吼。”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在2012年12月10日颁奖典礼上发表的《颁奖词》最后一句压轴的话。天才难得，何况是莫言这样一位天才，必须珍惜。让我们衷心赞美吧。   （2024年4月27日于悉尼。鉴于篇幅原因，全部注释删除。） 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获奖当年，莫言才五十七岁，竟写了十一部长篇、三十部中篇、八十个短篇，已经获奖无数。 这是莫言201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来源：《世代》第16期     故事梗概：抗战尾声期，国军收复柳州。94师的美军军械官卢·德克斯特写给在纽约的新婚妻子的一束家书，信中讲述了一个洋溢着蘑菇鸡汤鲜味的另类战争传说。韩副官爱上了一个偷军粮的卖蘑菇女孩，部队因此吃上了鲜美的蘑菇鸡汤。但有人指控女孩是从矿井里爬出来的蘑菇人，吃了地下活死人的蘑菇定会遭遇不测。不久，日本战俘石黑有吾与韩副官下完最后一盘棋，自杀了……   1945年7月28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在昆明修整如此之久，差不多生锈了。你还记得我笑话过那个加尔各答的锡克教算命先生吗？正如他所预言，中国战区司令部的命令突至，我们反攻到柳州，一路上错过了邮差。晚饭后，骗邮政官打开邮局，找呀找呀，终于找到你的三封信。我满怀感恩之情，暴雨过后，你在纽约地铁中写的那些短诗驱走了我身边散也散不尽的阴郁。 不知为何，我对死亡产生了特大的好奇心。路边倒卧许多饿殍，妇孺老人，国军士兵，偶尔也有日本士兵，画也画不过来，想借一台相机，苦于没有胶片。在乡下，到处可见征兵官荷枪提杖抓壮丁，不论老幼，用草绳系脖颈，像鸡鸭串成一串，壮丁受够虐待，即使能逃跑，多半也会死于道中。 韩副官好几次跟他们发生争吵。有一次，韩直接拔出手枪，上了膛，脖子上青筋突突跳。我用开玩笑的口气责备他：枪不是笔，不能随便拔出来。仗越打，你脾气越大，以后回朱师长身边很难伺候呀。韩却说打完仗，他回乡做个小学教员，有一碗蘑菇汤喝就成。 是的，真不愿向你承认，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吃的是什么。铁钉一样粗硬的水牛肉和红皮小土豆，我们无处诉苦。不过，相对百姓来说，军队供应也算是好得没话说。何况不久前，还有口福大餐一顿。那次晚饭吃的是新鲜猪肉和鸽肉，还有西瓜盂，用西瓜掏空蒸熟，盛放连神仙也不敢想象的鸡肉蘑菇汤，鲜到老和尚要跳墙，这是老吴的说法。他是临时雇请的当地厨役，喜欢拍我们美国人马屁，他偷偷报告我说那个是蘑菇人的蘑菇，吃不得。住在地底下不见天日的蘑菇人，他们白送的蘑菇千万吃不得。可是，我们不管不顾，硬是吃了喝了又怎样。上帝啊，我们是快乐的美国兵。 对于吴老头的话，我总是将信将疑。他不太用陈述句，多的是感叹夸张，添油加醋，也许是习惯于被洗脑，很像国民政府的宣传口径。罗蒂，你想不想知道一个秘密？关于蘑菇的，准确地说，关于蘑菇人。我们在柳州吃到了一生中最为鲜美的蘑菇，韩副官喜欢得不得了，他相信那些都是地底下的蘑菇人送来的。 这事不简单。让我还是从伙房频频失窃一事说起吧。那一阵子，司务长一做饭，就开骂，偷猪肉的贼生儿子没屁眼，附近村民来偷我们美军补给不是什么新闻，可他骂娘一般有指向，他不好直说，他怀疑是老吴监守自盗。 那天却是老吴自个儿抓住了小偷。我们闻声赶到伙房，一个瘦得异常的黑衣女孩被老吴按翻在地，她背着斗笠，估摸不出她年龄，但那双红褐色的眼眸亮晶晶的，看不出任何惧意，剪得短而参差的黑发在斑驳树影里，如同野火烧过的杂草洒着金光。她伏在地上，勉强撑起身子，捡拾滚了一地的白蘑菇塞入篮子。 老吴像水牛那样喘着粗气，起身夺过篮子。一大把大小蘑菇像冰雹似的砸向她面门。她惨叫一声，声音沙哑暴躁。我的眼前飞过白藕似的细胳膊。蘑菇在地上翻滚，光溜溜的，不长绒毛，菇柄白而细长，菇盖边缘削薄，布满褶皱。 老吴抹了一下大脸盘，大手油腻腻的，从篮子里掏出美国造午餐肉罐头，一个又一个，埋在蘑菇下面的罐头。老吴洋洋得意地笑着。 这下我认出来了，她是我的模特，一个卖蘑菇的山里小姑娘，如同上次见到的那样，她的脸色异常苍白，嘴唇不见血色。第一次见她，记得是部队开进柳州的前一天，半道上天气热，人更疲惫。我们撞见一辆老旧的雪佛兰篷布卡车抛锚，车后轴直挺挺翘在大石头上，司机和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检查引擎；当地人穿黑衣扛锄头，七嘴八舌，围着车指指点点；黑外衣似透非透，不穿内衣，那酷酷的黑色更适合身材窈窕的当地女子，比如，卖蘑菇的中国姑娘。 那辆卡车烧炭，车大灯歪头耷脑的，走夜路也许要有人打灯笼，走前面照着，像古希腊的第欧根尼那样，也许能找到些什么；车肚腰因超载而塌陷，好像当地那些大肚贴地的肥猪；车厢照例加装了板凳，改为载客，乘客们犹如沙丁鱼般拥挤着推搡着。漫天扬尘落下之后，我看见那个戴斗笠的黑衣小姑娘靠石头坐着，脚搭在一只大轮胎上，胸前抱着一只大竹篮，身边搁着一盏红灯笼。稚气的脸庞上有一条明暗界线，上半部郁然死寂，下半部生气勃发，这是不容错过的绝佳写生机会。但当地一发现洋人，马上招来不少看热闹的。我的女模特也起身挤过来。我叹口气，收起纸笔，只好作罢，只在心里记住了，斗笠的深蓝色阴影抹不去那红褐透亮的眼珠子。   抱歉，叫你看得没头没尾的这些唠叨话，回头我好好写一写韩副官，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军人。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7月29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风尘仆仆开进柳州的日子是7月20日。在一处华侨建造的酒店的废墟上扎营。我终于搬入柳江岸边的“豪华套房”——卧房仅仅是个废弃阳台，搭上一架梯子，供攀爬进出。逢到天气晴好，我们就动手修房，从瓦砾堆里清理出无名尸骸，将一个个新油毛毡屋顶支起来，结束了餐风露宿的行军日子。韩副官和我同屋。他是国军94师师长朱怀冰师部内最勤快的人，他破例没有在钢盔里洗脸，拍拍手上的尘灰，吹了一段口哨，像是中国西北民歌的曲风。我们没有镜子，但他的黑脸就是我们上后山洗澡的最正当理由。 走在上山的石阶，有个堪萨斯来的军械师大声说，这个酒店真晦气，你们说，该不会是一个咒诅之地吧？ 类似的话，听过好多遍了。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留驻此间，但说实话，这是日军摧毁柳州后全城能找到的最好驻地。 堪萨斯小伙子又说，听说酒店最初是被日军征用改作军官俱乐部。 另一人笑着说，不是不是，是改成了监狱。 大家大笑起来，真像一座大监狱呀。 韩副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脚下的这座山是被炮火炸成寸草不生的，在风水上说，是损丁格…… 风水学我们美国人永远搞不懂，但94师上上下下都亲眼目睹了日军如何彻底摧毁柳州的一草一木。我们在江对岸俘虏了不少日军，然而在酒店却一无所获，这里，除了鸟雀藤萝残垣断壁，就是墓园一样的死寂，围墙上耸立铁丝网碎玻璃，被炸毁的房间依稀可见原来都精心加装过的窗栅栏和大铁门。我们找到了和服、木屐、木桶之类，像是日本澡堂的用具，然而，谁也不愿用现成的木桶木盆，宁愿爬上山洗澡。也许是风水学的缘故吧，谁知道呢。 池塘里水流很缓，水也不深；山上布满碉堡战壕，草长茂密；这里听不到轰炸机的呼啸声。那些烧酒精或烧炭卡车受伤似地蹒跚，牛车笨重的哀叹，苦力的劳动号子，调门长而高的面包叫卖声，都留在了闪闪亮的柳江岸畔。天空正在魔幻渐变，从浅蓝到橘红的层次感，远远超过了我所能描摹的笔头功夫。 韩既没游泳，也不洗澡，仅仅洗脸洗手，坐在鱼骨般的条石上，让温热的水反复拍打脚面，湿透的背在阳光下冒着白气，招来了善意的嘲笑。大家都脱得精光，他既不愿袒露身体，也不愿离群独处，谁知道他在想什么。罗蒂，司令部魏德迈将军派我进驻国军94师，率领十来人：参谋、10名军械师，韩副官作为94师派员兼做翻译。他是这支美军军械分队里唯一的华人，看得出他竭力隐藏着在一群白人战友包围下的拘谨。 我游累了，来韩副官旁边坐着，我说中国西瓜有黄穰红穰，味道一样甜，但个头比美国西瓜小一半。 当我梦想着中国西瓜的时候，韩出神地盯着自己的手，他的手背上被蚊子叮得肿起老高。 有人嬉笑咒骂，晚饭少不了又是沙丁鱼罐头青豆罐头嘉宝奶酪，至于新鲜牛排和鸡肉，你只有指望连大炮也无法震塌的人类想象力了。 韩咕哝着什么，我没听清。他站起身再说一遍，他说的似乎是狐狸。当地人说要是遇上狐狸，你停下注视它，饥肠辘辘的狐狸也会跟着停下，回首呼应。人狐会深情对视。不过，我可能是听错了，也看错了。此时，我看见一个戴斗笠的当地女孩，倚着岸边的树，白鱼似的光脚踢出一小片水花。等到大家上岸，我随着韩的眼光，搜索塘边树丛，那边却什么也没有了。 我大笑说，当地人爱偷看洋鬼子洗澡。 韩说，卢中尉，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 我说看见了一个当地女孩。他却说刚才，时间停顿了，大概有十秒钟之久。 我愣住了。他说，时间好像在池水中间被冲断了。水这边，闪闪放光的，是世间无论什么都不能改变的宁静；而水那边，静默的黑暗，是我们最害怕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它毫无疑问地在那里。就在那里。 我顺着他的手指，水里面什么也没有，我说韩，恐惧会让你手里的枪变成笔。 参谋上岸后揶揄说，战争出诗人，全是因为缺少女人的缘故。 我不以为然。韩不是战士。从军前，他是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所经历的生离死别，对一个读莎士比亚的大学生来说太过分了。有时候，他给我看他写的诗，记在一个日记本上，关于火焰和玫瑰之类的，仗打得越多，他写得越少，风格也消沉了。 爬上光秃秃的山丘，韩副官紧跑几步，身后披着的那蓝丝绒般的夜幕，却是懒洋洋的，迟迟不肯覆盖半山，仿佛一直等着水塘边迟迟不归的山雀。山下到处散落着零式战斗机和军用卡车的残骸，提醒我战争不是诗歌，从不分行，使我疲惫不堪，只能由着自己的身体去反应。 柳州，日军占领时间并不长，但“三光”政策早把这里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山道上，那些侥幸躲过了轰炸的杂树遮住了些什么。我走上前，看见韩同一个戴斗笠的黑衣女孩说着什么。他给了她一些钱，却没要她篮子里的蘑菇，她的红褐色眼珠突然叫我想起韩的诗歌：火焰和玫瑰。这样，韩与我们进城路上遇见的那个卖蘑菇的瘦瘦的黑衣女孩做了朋友。信内附上我给她补画的一张速写。其实，她的面色比画纸还浅，嘴唇也如苍鹭似的白，不知怎么在明暗上准确表达。等有机会搞到颜料，我想作一幅大尺寸的画。 韩对我说，现在老是觉着饿，哪怕吃到撑死，还是饿。体内好像附着一个吃不饱的灵魂，但不知道是谁的。似乎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吃得饱的东西，但又害怕真的找到，那东西既不在水这边，也不在水那边…… 我很担心韩的心理状态。战争不需要诗人，被摧毁的不光是都市田园好山好水，还有诗人。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够聪明，做不了诗人，我竟然看不出战争和饥饿的必然关联，制造恐惧的不光是战争，也有饥饿。军粮供应总是时断时续，我们常常有一顿没一顿，韩是饿怕了。饿死鬼打不了胜仗。 暂且搁笔，容我想一想到底怎么落笔写蘑菇人的秘密。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3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对不起，心情乱到几天没给你写信。必须让自己先平静一段时间，再提笔写蘑菇人的故事。 在我们做新屋顶时，卖蘑菇的小姑娘也来默默观看，开饭时会分给她一些吃的，她总是羞怯地拒绝。但我们看得出她的饥饿。我们在废墟中陆续挖出一些小木牌，散落在粉饼眉笔之类资生堂牌号的日本化妆品当中，上面用毛笔书写，诸如“明美”、“夏树”、“静香”和“麻衣”等日本名字。我们研究半天也没搞懂。她却激动起来，瞪大眼睛，指着木牌啊啊乱叫，身子颤巍巍的，分不清是害怕还是激动。她是哑巴，也不识字，始终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看得出她真心想帮我们，我们真心喜欢她，都叫她哑妹。这事让小心眼的人（比如吴老头）很嫉妒。 回来说那次哑妹行窃罐头被吴老头活捉的事。一阵惊奇过后，我马上释然。我说过战争的副产品是饥饿。饿得两眼冒金星的村民常在附近转悠，都以为在美军驻地能找到好吃的。我们都不责怪哑妹，吃饱饭是人最低的需要，所以，挨骂的人变成了老吴。韩副官尤其态度凶恶，手指头戳到老吴面门上，他大包大揽说肉罐头是他送给哑妹的。 你想怎么着。 老吴浑浊的老眼里泛着泪花，眼巴巴望着我和司务长。司务长是朱师长的远房亲戚，被调来炊事班管灶头。他克扣伙食是常事，就算轮到我们美军头上，他也不放过。他和我对视一眼，我微微一笑，摊开手耸了耸肩。他懂了，我对他手脚不干净了然于胸，但我已决意包庇同样手脚不干净的哑妹。他摘下帽子卷在手里，将耳朵上夹着的香烟递给老吴说，去把蘑菇收了，抓几只鸡来，算了算了，今晚改善改善伙食。 老吴接过皱巴巴的烟，用脏衣袖抹着眼睛，舔了舔脏兮兮的上唇，什么也没说，抓来一只母鸡，三把两把，硬生生给鸡拔了毛，把浑身血淋淋的鸡扔到女孩面前；鸡疼得上蹿下跳，咕咕尖叫；老吴咧开瘪嘴，对她凶巴巴地说，你要蘑菇钱，就给老子去拔鸡毛。 说着他点上烟，嘿嘿笑着，从袋里摸一把谷子撒出去，鸡踉踉跄跄跟在谷子后面跑，鸡血洒了一路。哑妹纤细的身体如同狂风席卷下的风筝，颤抖不已。但没等老吴笑完，他的肚子就挨了女孩一蹬腿，重重地仰面倒地。一声暗哑的怒喝像一道光，从厚黑事物的缺口射出来。他的下巴上马上又收到了第二脚。难以置信，哑妹那么瘦弱的体格居然瞬间爆发出旋风般的力量。我们都听见了下巴骨撞击地面的难受钝响。 哑妹朝地上啐了一口，把半篮子蘑菇朝韩怀里一塞，转身跑了。 为了息事宁人，我让韩副官送给老吴一双美军新皮鞋作了结。 吴老头杀完鸡，手上血淋淋的，不忘气喘吁吁地骂娘。 司务长瞪起眼训斥老吴：累么,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老吴憨憨笑着，接过韩副官吸了一半的骆驼烟，揉着青紫的半边脸，吸了一大口，对我们说，长官，你们不晓得，这蘑菇真不能吃。这是死人蘑菇！ 我们叫他说明白原委。他捡起地上的两个烟蒂放入口袋，卖足了关子，挠着自己的肚皮说，早就想给长官们说说咱们合县蘑菇的秘密。离这200里地，就是咱们最大的合县煤矿，桂系军阀早年开公司大肆开采，厉害呢，赚了不晓得多少钱。遇上打仗，经理跑了，煤矿欠薪还缺粮，矿工活不下去。两年前，日本鬼子占领矿区，刺刀逼着工人下井，不知有多少矿工死在井下。有一些死人就发生了尸变，变成了冤气最重的蘑菇人。不懂？唉，合县从大清年间开始采煤，不断有人死于井下塌方，活埋地底，冤气长年累月不散。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之气加上主火的黑煤，还有冤气，一块儿滋养，冤死者不得超生，聚在黑暗的深处，最后变成了蘑菇人，靠吃地下蘑菇为生，肉体不腐烂，神智就像他们生前，可他们人早就死了，就是活死人。矿工下井，往深处挖，不留神就会撞见，吓一跳，蘑菇人可怜巴巴的，说自己身上好冷，向矿工讨烟抽，抽完烟，跪下，求矿工带他们上去，他们想回地上，想回家去。话说鬼子兵来了，鬼得很，让矿工下去找蘑菇人探矿，蘑菇人找到的都是富矿。但蘑菇人缠着要出去，矿工不肯，蘑菇人会献上长在地底深处的极品白蘑菇，那是他们的食物。矿工得了极其鲜美的地下蘑菇，告诉他们自己先上去，再放篮子拉他们上去。可这是骗人的。蘑菇人永远上不去。矿工拉到一半，剪断绳子，蘑菇人呼啦啦呼啦啦，掉下井，摔成一片片碎蘑菇…… 韩副官皱着眉给我翻译完，我不禁感到脊梁骨凉飕飕的。蘑菇人是什么玩意儿？鬼故事？活死人？还是妖怪？ 老吴瞅着自己的新鞋鞋尖，冷冷地说，卖蘑菇的小姑娘就是地下来的蘑菇人。 韩皱起眉头，对我说，这儿的老百姓特别迷信。长官别见怪。 我捡起地上被踩烂的一片蘑菇，看了看说，咱们要吃的就是蘑菇人的蘑菇。 罗蒂，你绝想不到，我们是在老吴臭婊子似的咒骂声里吃上蘑菇人送来的蘑菇。蘑菇上了砧板，我们信科学的，就不会放过了。我们不信他那一套迷信邪说。晚饭仍然没有新鲜牛肉，但司务长下了狠心讨洋人欢心，有鱼有虾、红烧肉、糖醋里脊、鸽肉、春卷、炒面、宫保鸡丁……浩浩荡荡，摆满了桌，但真正征服我们的胃的是装鸡肉蘑菇汤的西瓜盂。 天黑得很慢。十来个美军官兵互相搂抱，转圈跳舞，我站上桌面，唱起了百老汇歌曲。我说原以为我会阵亡在大陆反攻之前，我还很可能讲了许多不该说的事，不该煽情的话，甚至还说了很快是你的21岁生日。哦，说漏了，对那么多人说漏嘴了，可我喝醉了。毕竟作为你6个月时长的新婚老公，这点权利我还有的，我对着柳州的晚风，大声呼喊着罗蒂生日快乐！听，战友们都在祝你生日快乐。后来，我还是没管住舌头，提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部队不久要开拔，收复广东。 战争快要结束了！ 胜利！胜利！大家搞来一坛琥珀色的绍兴酒，最后，半锅蘑菇鸡汤也被端了上来。每个人的脸上布满了晚霞的色彩，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和平近在眼前，人人兴奋异常，我们嘴角滴着油腻的汤汁，憧憬着战后的正常生活。唉，那个老吴，也鬼鬼祟祟喝了汤。每个人都喝下了一生中最多最鲜的蘑菇汤，见到天堂似的，一个个眼神恍惚，浑身零件散了架。 那时候，我完全没料到，吴老头讲的蘑菇人故事居然是真的。那是7月26日晚上发生的事。 写到这里，我困了，早点睡，做个好梦。 爱你，永远。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4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我对韩说：老头的故事很有趣，哈哈，他居然说我们吃的是僵尸蘑菇。 韩收起笑容，左眼眨了眨，样子一点儿也不俏皮。我疑惑地盯着他，他问我还记得那个眉毛上长痣的日本鬼子吗，我说记得。我给他画过像。 韩说，那日本人也讲过合县煤矿蘑菇人的事。他亲眼见过蘑菇人。 我吃了一惊，我说，假如哑妹是蘑菇人的话…… 韩笑了：为什么不是？ 哑妹就是蘑菇人。我不但吃惊，我的头快炸了。要是没记错，大概是在7月27日的下午，韩提及的那个日本军官关在江对岸的战俘所。在中国，我遇上了一些非画下来不可的人，韩、哑妹、还有那个日本军官。韩副官常去跟日本军官下围棋。他们成了朋友。跟敌人做朋友，在中国是很危险的事。 记得一到柳州，韩带我去战俘所画肖像，隔着铁栅栏，选不到好角度，韩说等一下，有一个人有意思，值得画，他上厕所去了。 那个人出了厕所，臭烘烘的，乱蓬蓬山羊胡子，军装破破烂烂，被看守叫住，马上立正，没有敬礼，惹得看守踹了他一脚，但被韩副官制止了。那日本人向我们鞠躬，盘腿坐下。我破例没有坐板凳，而是像对方那样盘腿坐下。我叫他注视窗外，接着，盯着他眉毛里那颗黄豆粒大的黑痣，开始埋头作画。他的眼神老是游离，落在天花板上石灰脱落的某个位置。画到一半，我的腿麻得失去了知觉。看守们围上来，对纸面比划，夸我画得像。 被画的日本军官听了，微微点头。他看上去是那样有百利而无一害，在我笔下，他全然是一个敦厚谦逊的东亚平民。他在画上签上大名：石黑有吾，以及他家在日本江津的住址。他拜托我将这幅肖像寄给他父母。在翻阅我的速写本时，他忽然屏住呼吸，全身动作停在一页，仿佛石化了似的，那一页是卖蘑菇的哑妹的速写。他的手指神经质地抚摸着铅笔线条，直到指肚黑了。我问他是不是认识，石黑抬头凝视被窗栅栏切割成方格子的破碎天空，良久，他长痣的浓眉抖动了一下，摇头否认。他像智者习惯的那样，以沉默捍卫着自尊心。不过，在平静淡漠的下面，你依旧可以触摸到俘虏特有的病态痛苦和羞耻。 韩和石黑都是棋迷。一来二去成了棋友，韩为了下棋方便，有时候擅自将石黑调出监室，他不合时宜地将日本战俘当作了朋友。我忍不住提醒他，不要被画上那家伙的宽厚模样蒙骗，石黑可是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效忠天皇的日本军人。韩沉默半晌，他说石黑君不一样。石黑是日军派驻合县煤矿的中队长，本人十分抵触日本军国主义，偷偷做过一些义举，诸如在日军撤退前，他没有枪毙四个被俘的游击队员，而是派他们去井下采煤，等于变相释放了他们。 我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韩问我信前世吗，我反问：上战场的人生命都不确定，前世有意义吗？ 他说听我给你讲一讲前世。柳州的前世，是一口巨大的井。人都住在井下面，看不见日头，每一天都生活在井底，无边无尽，没有光明，连影子也没有。过日子全是在寻找，不是燃料，就是食物。他们吃的是蘑菇，照明取暖靠煤块，统统来自地下，来自蘑菇人探知的大煤矿和黑暗蘑菇森林。蘑菇人不是死人，也不是鬼，他们活着，只是他们完全忘了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但他们还有唯一的盼望，回地上去，回到太阳底下。找到煤矿或者蘑菇就能上去，离开地下。寻找，其实是逃离。逃离也是寻找。每个人都是如此，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回到太阳底下的生活。这些全是石黑告诉他的，石黑同情中国百姓，厌恶毫无意义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战争把活人都变成了死人，又把死人重新变成了活人。有时候，韩感觉石黑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出家人。 日本人讲述柳州的前世故事让我迷惑不解。我大力摇晃着脑袋，绍兴酒的后劲叫后脑袋疼，感觉迟钝了不少，我听不懂韩是什么意思。 韩又说石黑治理合县煤矿时，非但听说过蘑菇人，还亲眼见过。石黑曾经良心发现，命令矿工们把一个蘑菇人救上来，他亲自盘问验证，蘑菇人根本不是什么活死人或者僵尸，他们只是些走狗屎运的矿难幸存者。等那个蘑菇人康复后，发给盘缠就给打发走了。但矿工们特别迷信，并不买账，他们坚持认为那个人是地下来的僵尸，吃了僵尸蘑菇的人也会变成蘑菇人，永远回不到太阳底下。 罗蒂，别担心，别以为我是喝多了中国酒胡诌，我所写的都经过反复斟酌。放心吧，喝过蘑菇汤的人全都安然无恙。得去工作了。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5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现在得回头交代一下，那个众人皆醉的蘑菇汤夏夜，也就是8月3日的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所能记得的是，当时，听了吴老头一番蘑菇奇谈，我撑不住，倒在食堂睡了。醒来是在半夜。强烈的恶心呕吐腹痛，却拉不出，我在茅厕和食堂之间来来回回，折腾了老半天，像是大病初愈那样。经过肠道排泄，眼前所有的事物都在摇晃碎裂，失去了所谓的真实感。 我披衣而起，穿过鬼影憧憧的废墟和院子，从竹梯爬回豪华套间，突然间，我的动作凝固了，我看见韩德吊床上有两个人抱在一起，自然而然的，姑娘的裸臂停留在韩裸露的胸膛上，韩酣睡的面容十分安详，几乎听不到他打鼾。好半天也看不清哑妹的面容，她似乎睁着眼睛，凝视着夜空，天上一团团的黑影，像是村庄的倒影。天光就是这样，在她脸上慢慢亮堂起来。 她转过脸来。我的酒劲和怒气全消散了，开始惊惧起来。她像是猛然间长大了，成熟了，变了一个人似的。当地人关于柳州的讲述使我确信，这是一个真正的广西少女，大山里头来的，高额头、细腰身、嘴角的弧线很弯，脸色苍鹭似的白。 我退回院子里。一夜的狂欢散去后，黑暗里的生物弄出许多忧伤的声音。月光滴滴答答的，像我的怀表急促地踮着脚尖行走。她提着一盏红灯笼，从梯子上跟下来，放下灯笼，是她主动拉起我的双手，还是我拉起她的双手，我完全记不清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眼神燃烧着什么烧不完的东西，像是地底下最深处的煤块，最好的地下深处的火焰，火焰其实是一种燃烧氧气的语言。我讲个不停。说什么呢，我说我是太平洋岛屿争夺战的幸存者，前年圣诞节前坐船来的，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包括韩。他是我最好的翻译和朋友……她能听懂，我太激动了。不知道该做什么，老毛病一犯再犯。胡说一气，语无伦次，根本不在意她是哑巴。我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中文，是一种来自地底下的有几十亿年历史的语言。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惨白的面容。从她的双眸中,毫毛似的无数细雨，无声无息，飘落在眼前一层又一层无穷无尽的喀斯特山形上。我听见了来自她喉咙深处的呜咽，以及来自自己身体内依次崩塌的声响。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手放在双膝之间，头朝下侧卧在帆布床上，尽量收拢着双脚，像子宫里安睡的婴儿。 隔天，去日军战俘所画像。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 石黑罕见地打破沉默，他说他也能画。我把笔和速写本交给他。他的画技太差，把富士山画得很丑，在山下，他画了一口不知通向何方的井。 借助懂英语的其他战俘，我问他是不是管过合县煤矿，他歪头盯着天花板上渗水的地方。我又问他是不是听说过矿井底下发现蘑菇人的事，他迟疑地看了我一会儿，又盯着天花板装傻。我要求他开口，他像块长满苔藓和裂纹的石头，固执地拒绝。他留给我唯一的说法是他没空，因为韩君约了他下棋。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韩不是他的借口。但他无所谓，将眼光锁定在天花板上。彼此凑近了，真受不了，他全身臭得像具腐尸。我吩咐看守快快给他洗个澡。 走出战俘所，我跳上吉普车，才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但却一时间想不明白。我反应十分迟钝，觉得这事跟韩有关，但我搞不懂他与石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傍晚时分，暴雨倾盆，目力所及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个小湖泊，看来受灾面积不小，我得出去找人帮忙，加固一下新屋顶。祈祷雨快点停。 祝你一切安好，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7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石黑有吾死了。 他死了，他的死使我醒悟过来，那天石黑当我面说过的那句话是“我们的最后一局棋”。石黑一定是预感到了他的死期，他在我逼问他蘑菇人的事的那一刻，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无所谓，因为他就没打算活下去。那是他和韩的最后一局棋。 他的死亡经过是这样的：上午，三架日军轰炸机飞过云天，在飞机和云朵之间的空隙当中，可以看见微弱燃烧的橙色光焰，日头像一只追逐光明的飞蛾，很快被盘旋回来的日机覆盖，日军轰炸机的发动机呼啸声彻底降服了地上人们的本能。谁也没发现防空洞里少了一个人。等待之所以漫长，因为日军飞机在他们头上去而复返，奇怪地转了好多圈，没有扫射，也没有投弹，像是履行什么葬礼仪式，终于，拧身飞走了。 日本战俘们起先尚能保持那种什么都能忍受的平静，喉咙里压抑着汩汩声响，犹如耳朵眼里塞着棉花，伏在地上，静听地洞深处狐狸的悲鸣。 终于，不知是谁在小声念叨：石黑君在哪里？ 没人接茬。石黑没死。但所有人显然都遗忘了他。他没有趁空袭越狱逃跑，而是用床架上取下的一枚锈蚀的大铁钉，划开了自己的肚腹，亲手把肠子扯出来。他跪倒在地，大声喘着气，一直苦苦熬到天黑，才断气。他死得正是时候，没有留下遗书。彼时消息传来，广岛被核弹轰炸，蘑菇云高高升起在废墟上空，苏联向日本火速宣战，日本完了。   看守所的气氛十分诡异，中国士兵没有欢呼雀跃，日本战俘也没有捶胸顿足，周围的人都像石头人那样，垂手对着奄奄一息的石黑，每个人的表情肃穆冷淡，似乎都在默哀，也似乎都无动于衷。人人都接受了一个日本军人死得其所。这名天皇的武士到了只欠一死的地步。石黑自裁后，身子特别轻，像是极度疲劳之后虚脱的那种轻，身上散发着浓烈的腐败味，身下积着一汪紫黑色血水，叮满了苍蝇，被我画笔描摹过的深邃眼睛大睁着，依然死盯着天花板上的某点。 看守长见惯了死亡，但没见过这种残忍的死法，他松开自己的武装带，以手背不断擦汗，站得离死尸尽量远，在死亡原因一栏中填写了“霍乱”。他没布置尸检，战争死个把日本鬼子不算什么，只是吩咐士兵，把石黑拖出去火化了。 大量平民丧生在广岛核爆炸，这是震惊人类历史的大事件。日本人为他们的侵略行径得到了报应，但我们并不是那么高兴。抱歉，死亡掳走了幽默感，今天就写这些，保证今后写一点让你高兴的东西。 吻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9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在石黑死后，僧人去战俘所做法事驱邪，韩则邀我一起爬山。 酒店的后山，越往上攀爬，越会明了，这座山彻底被炮火毁了。树林尽焚，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山石和长势卑微的灌木。 我扶住一块山岩，停下喘气，问他石黑死时他去哪里了，韩说哪儿也没去，在山上看风景。 看什么风景？看日机丢炸弹？山中的光线不好，看不清他的脸，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把他拉近身边，他的眼白露出较多，那眼神和死前的石黑非常像。我意识到他们两人长得也有几分像，是中国人长得像日本人，还是日本人长得像中国人，真不好说。但两人的气质截然相反，石黑坚强而阴郁，韩则浪漫而狡黠。此刻，韩副官同我一样爬得汗流浃背，但像敢死队发起最后一次冲锋那样兴奋异常。 你们不是棋友吗，他死了，你连面也不露。我说。 韩大笑，笑得太急太神经质，猛烈地咳嗽起来。他肯定向我瞒着什么。我说韩，你必须对我说实话。石黑告诉我你约他下最后一局棋，为什么说是最后的棋呢？难道他的死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山上除了碉堡工事，还藏有许多阴暗潮湿的洞穴。我们沿滑溜溜的石阶，钻进一个山洞，手电筒光打在水迹斑斑的洞壁，不是发现地层结构，就是照亮一些岩壁文字。韩尽量岔开我的话题，他告诉我那些并非是兴致所至的涂鸦，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山川风物的崇奉祭祀。你在寺庙里的善男信女身上找不到的，但在山洞的幽暗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真实信仰在洞穴的幽暗里。 我们跌跌撞撞，钻入一个更阴暗的岩洞，数尊损毁的佛像歪倒在地，我说主啊，我敢打赌，在下是第一个到此一游的美国人。 韩大笑，笑声戛然而止，扑啦啦，惊飞了无数蝙蝠，蚊虫为吸到了新鲜血液，嗡嗡歌唱起来。手电筒光圈里照着一些奇怪的小对象，我凑近一瞧，竟是几只用过的保险套。 韩挠着脖子上蚊虫咬的肿块，转脸忽然对我说，石黑很守信用。我和他约定，最后一局棋定生死，谁赢谁活，谁输谁死。他的棋输了，他必须死。他做到了，保住了日本武士的荣誉。 出洞花费了较少时间，我恢复了一些体力，我说天哪，这是谋杀，即便他是日本战俘，即便他十恶不赦，即便你没有亲自扣动扳机。但你是军人，这里有军纪，你有没有一刻想过军法？ 他嘿嘿一笑，不回答。这一刻，我想到他毕竟还是个诗人，中国诗人。 出洞后坡度大了，仿佛快到山顶，但转过山路，发现只是翻过了一块巨岩而已。继续往上爬，山势险峻起来，日头开始西沉，陡路两侧均是斜探下峭壁、侥幸躲过炮火的杂树藤蔓。我们略微恐高，不再交谈，好节省体力，彼此分担着缄默的重量。 当爬上陡坡，柳州全景在我们脚下。西天的火烧云似乎并不悬在天上，而是来自于城市内部。柳江像一条青蛇，企图咬自己的尾巴。机场抛弃在远处，像是被咬下来的一节蛇尾。尘土一路上虽尽显其恶，但彼时，晚霞为尘土所过滤，在山峦间，形成一团蓝幽幽的薄雾。看不到山脚的池塘，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那个天天洗净我们的地方。 一回身，看见一小片树林，居然逃过了战火的屠戮；遥遥的传来了犬吠，似乎越来越接近；主啊，我的胸口充满了突然袭来的波涛般汹涌的温暖。我瞬息感觉到了来自天地间造物主的巨大悲悯。我口里喃喃，不住向上帝祈祷和平。可你知道的，我素来不是那么敬虔的。有时候，我还认为上帝不在现场。请饶恕我，上帝。 韩不再兴奋，他终于可以冷静下来，向天空舒展开双臂说，看哪，这里就是山顶。 眼前只是一小片矮矮的树林，一条蜿蜒无尽的山路，伸向山的另一边，前方不知是何处，不是我们期望的会当凌绝顶的样子。这里什么也不是，这里通向未知的某处，这里是结束，也是开端，这可能就是生命的真相。 在山顶上，韩到底说了些什么，我有些晕眩，反应又迟钝起来。我们都避开了轰炸广岛不谈。记得他说的全是关于合县煤矿的逸闻。蘑菇人啊蘑菇人，煤矿上至今流传着日军诓骗蘑菇人的许多传说。比如，矿工们向日军报告说多次在井下遇见蘑菇人，送来许多鲜美的地底蘑菇。石黑中队长吃过，很喜欢，他下令矿工拉一个蘑菇人上井，矿工不愿意，但他们更害怕日军，他们拉上来的那个是女的，不会说话，只会呀呀叫。矿场传说讲过饥荒岁月，下井采煤的人中混入过女扮男装的村女，遇上矿井坍塌，被活埋在井下。矿工们都说石黑留下了蘑菇，却把蘑菇人送进了监狱。 我说，女扮男装？石黑救上来的蘑菇人是哑妹吗？ 韩调转脸看我一会儿，用奇怪的口吻说，别当真，卢中尉。这里的老百姓特别迷信。 我说迷信不好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我们都笑了，但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说，好吧，不管迷不迷信，不管我信不信，你得放个假，好好睡一大觉。 韩又摇头说，过去那么多年，以为打败日本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持之以恒寻求的好日子，现在真的离目标这么近了，忽然发现实际上好日子还是那么遥远。打败日本后真的是我们的好日子吗？这些年以来，浴血奋战得到的那些东西，也许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韩卸下配枪递给我。我收回手掌，掌心里除了沉甸甸冷冰冰的枪支，还多了一颗温柔轻忽的小小白蘑菇。 他说，开饭时间到了。我饿了。 他转身，大步朝山的另一边走下去，身影迅速，像下矿井似的沉降下去，下面除了黑岩以外，无非是泥土和灌木，灌木和泥土。在天全黑之前，他变成了一个浓黑色坐标，和山色混为一体。 他没有回我们的豪华套房，我想他不会回来了。 他真的没有回头。失去一个像韩那样的朋友真难受，但这就是人生，永远在失去一些什么。幸好我还拥有你、你的爱和灵魂。爱你在每一时刻。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10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今天我一直在祷告。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今天最重要的消息是长崎又遭到核弹轰炸，我不了解其中细节，也不想了解，人死得太多了，但战争真的快结束了。这里的部队和百姓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仍然活在深重苦难之中。我提笔画了两个典型的国军士兵：一个瘦骨嶙峋到极致，简直是个走路的骷髅架子；另一个还没步枪高，只是个孩子。十来天前，他俩还是逃难的普通平民。 我向师部报告了韩的失踪，关于蘑菇人，我半个字也没提。我们也没再见过哑妹，驻地里没人在意，毕竟打仗的日子，每天都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从此再不出现。朱师长忿忿地认定韩当了逃兵，我不这么看，我告诉他韩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国军人，他对敌人有独特的看法，他对仇恨也有他自己的消解。朱师长不懂，他不可能懂。在师长眼里，只有汉奸或者非汉奸，朋友或者敌人。 我将石黑有吾的画像放进了他的骨灰盒，希望他在日本务农的父母收到能有所安慰。无意中我们得悉，这酒店以前不是什么军官俱乐部，而是日军的慰安所，曾经有许许多多无辜的女人（朝鲜人、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在这里忍受饥饿和蹂躏。现在不妨略略评估石黑的说法，我估计他一直在对韩副官撒谎。他是不是没有释放那个女扮男装的矿工，没有将她送进监狱，而是直接送来这里充当慰安妇。是不是她命硬，没有死在慰安所，而是逃了出去，变成了卖蘑菇的小姑娘。或许，她的日本艺名就是“夏树”之类。或者，她真的是来自地下的蘑菇人，不会死的蘑菇人。我们在半道遇见的黑衣女孩是一个不会死的蘑菇人，但我们喝了她的蘑菇汤安然无恙。韩说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好人的缘故。我们都在战场上杀过人。我真希望韩说的不是恭维话。我的这些想法目前统统无从考证。但不管怎么说，韩副官是相信的，他相信石黑害了卖蘑菇的小姑娘，而韩以他自己的方式报了仇。中国式复仇，看上去就是一局大棋。不过，我更愿意相信是石黑以他自己的方式赎了罪。石黑不是一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比大多数日本人更明白战争的残酷和荒谬。韩也是。 亲爱的，要是你不相信我所讲的蘑菇人故事，请仔细察看信中所附的这只小蘑菇（希望漫长的邮路中不被压碎），我不是小说家。韩相信，我也相信，当地穿黑衣的矿工们都信蘑菇人的故事。在搁笔之前，要特别提一下每夜都来造访的小客人。熄灯钻进蚊帐，他们就来了。萤火虫打着红灯笼，要跟地平线闪烁的星辰媲美。红灯笼的舞姿是我每晚的催眠方法。此刻，眼皮开始打架了，今晚一定会梦见蘑菇人，黑亮的煤块，以及在暗处刷刷生长的白蘑菇，我想问问他们打着灯笼在寻找什么。不晓得他们会怎么回答，也许会说饥饿死亡算不了什么，生命得到的那些东西只是侥幸罢了，每天失去一点点，才算是活着。 梦里，绳子断了，蘑菇人呼啦啦呼啦啦，掉下井，摔成一片片碎蘑菇……在战争落幕后，我想去合县煤矿。你看，在黑暗的未知面前，我们如此弱小无力，但它确凿无疑地存在着。我现在对死亡没有恐惧，而是充满了莫大的好奇心。也许，我早已变成了一个一直在寻找光明出路的蘑菇人。 你说过要和我一起经历所有未知的未来，现在，仅仅是断断续续写下个开篇。这些信集中起来邮寄，发现过于冗长深奥，但不是故意如此，实是生命从不简单，生命即是冒险。渴盼收到你的复信，也许，将来你也会梦见地底下的蘑菇人。等部队到贵阳再聊。 爱你每一分钟。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作者小传 武陵驿，生于上海，居墨尔本。世交会、维州华文作协和澳洲华人作协会员。小说学会理事。圣公会牧师。《世界诗歌》副社长。ACT硕士。小说刊于《芙蓉》、《江南》、《文学港》、《安徽文学》、《莽原》和《四川文学》等。诗歌见于《创世纪诗杂志》等，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已出版《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和《骑在鱼背离去》。   题图：1948年柳州全景（局部）。图片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1948%E5%B9%B4%E6%9F%B3%E5%B7%9E.jpg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6期（2022年春季号）。 […]
2024年4月11日评论作者：蚁人 来源：澳洲网 > 大洋笔会   一件蓄意隐瞒被害者的罪案 初读澳洲作家武陵驿的短篇小说《钟蜂》是在工余。当时办公室里正被隔壁过来的李姐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只要拉够足够的人头，李姐说，就能够领一百块钱，她的邻居已经成功了。我早已公开宣示永久卸载「拼多多」，得以幸免被骚扰，继续安静地读我的小说，却发现武陵驿这个短篇小说是读不完的，意思是说，一下子读不明白。实际上，这篇小说我反复读了整整三天，几乎寝食俱废，仿佛中了作者下的蛊。 我认为这不是传统悠久的推理小说（mystery）,也不是西方流行的罪案小说（crime fiction)。小说取消了上帝视角，取消了侦探这一传统解谜角色，这是罕见的指定读者充当侦探的侦探小说，没有尸体，没有侦探，没有被害者，看不到凶案现场，也看不到惊心动魄的案情，更没有大结局的真相大白。但，你分明却感到一股类似爱伦•坡小说的死亡气息，黑雾从猫头鹰翅膀底下呼呼漫灌，不明的钟声又响了，即便感觉再迟钝，也无法忽视半夜城里到处响起来的奇怪钟鸣。 本文在此试图与读者们一起，穿越作者精心制造的迷雾，去发现这个哥特式爱情故事内部被隐藏的被害者。 叙事的正面 人畜无害的乡村青年老伽在大城市打工，迷上女主播而负债累累，失败了的他选择退居小县城桃县讨生活，遇上工厂女工杜鹃，不忍看她沦落风尘，决定挣快钱为她赎身，然而当他赚了大钱，却找不到杜鹃了，他怀着一线希望重返桃县，却突遭逮捕。 以上是老伽对叙事者“我”的讲述以及叙事者自身的见证，这篇小说貌似这样简单明了的叙事版本。可是，小说又明确说「老伽讲的下半段故事有多少真实度，不好说」，要求读者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叙事者口述，武陵驿也写到「老伽痛苦地呲牙咧嘴，不由我不信他说的故事」。叙事者轻信了，读者却不能不怀疑武陵驿是不是在文本里留了草蛇灰线，因为除去老伽讲的故事，在此之前，“我”这一条叙事线索上伸出了一个古怪的很的枝蔓：一个神秘女顾客清晨来到家电修理部，留下龙洲路某号的地址，要求上门修家电。女人梳着大辫子，「我隐约觉得这个女人与老伽有关」，是不是杜鹃？她的出场布满了不祥的预感，「仿佛夜雾骤然升起在猫头鹰的翅膀底下」，「两只手像猫头鹰的翅膀，交替拍打」。杜鹃离开桃县后下落不明，那个貌似杜鹃的卖肾女人已死，清晨的不速之客却很像她，文本在这里起码出现了三个疑问： 疑问一，到底卖肾的女人是不是杜鹃？老伽既然那么决绝地偷肾回来，几乎能肯定她就是杜鹃，可邻居却说她跟着瘸子去了南方（割肾在河北，而桃县位于江汉平原。两者都不是南方）； 疑问二，如果卖肾女人是杜鹃，那么后来她去了哪里？果真是因为术后感染死了吗？ 第三个疑问最关键，神秘女顾客是不是杜鹃？是杜鹃本人还是杜鹃的鬼魂？也就是说，杜鹃是死，还是活？ 阴暗潮湿的夜雾此时从小说里溢出，笼罩在读者心头，迟迟挥之不去。悬疑高潮来到，疑似杜鹃的鬼魂再次登场，“我”一路尾随她去到龙洲路某号，闯入了老伽的据点，冰箱、望远镜和一大包冥币，冰箱里有腐烂的肾，用来孝敬死人的冥币，看来杜鹃的的确确是死了，如此与老伽前番所说的一切都能对得上，然而“我”却被愤怒击中，似乎发现了更多，「龙洲路的老房子是预示着老伽骗了我、骗了杜鹃、骗了所有人吗」，「莫非他发财的故事也是他精心编织的鬼话」，「我开始怀疑老伽的故事，怀疑他回到桃县的动机」。 至此，聪明的读者骤然意识到，叙事者的讲述注定是不可靠的，必须要从头开始，重新梳理武陵驿留下的每一条线索和暗示，运用逻辑推理将故事复盘。 叙事的反面 叙事的反面被作者刻意隐藏了。只有留意每一个细节，质疑讲述者的可靠性，才会发现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暗黑故事。从小说一开始，这个表面上单纯的故事就被注入了暗黑的基因，故事的生长，像树根逐水四处蔓延，有它自己独立的走向，读者不能干涉，甚至武陵驿也不能掌控。这是小说的逻辑。 若想走出春水楼的迷宫，不妨像读莎士比亚那样借助于鬼魂。小说用哥特式文学语言告诉我们：考古发掘从地下挖出了无数根发辫，「长辫子卷曲成社群盘绕，一簇簇野蛮的蘑菇，长成黑暗天地的状貌」，发辫的意象如是为杜鹃之死鸣冤，顺应了小说中的线索“寒流像愤怒那样击中了我”，也就不难理解老伽被抓时，一只钟蜂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我”和钟蜂都为老伽残忍地对待爱人感到愤怒。 杜鹃死了，但她的冤魂却释放了读者的想像力。割肾手术感染而死并非罕见，为何死后冤魂不散？为何她的鬼魂不去纠缠施虐者瘸子而总是去往龙洲路老房子？小说又提出线索：「我意识到这只好事的钟蜂已错过了大好季节，它一定是一路跟随着那女人。钟蜂要是记忆力好的话，一定记得住杜鹃在哪里」、「如果从老伽来这里算起，它就能记住老伽，一定能记住最关键的三四个月，那差不多是蜜蜂的一辈子，也会是老伽的一辈子」，跟老伽交往三四个月是他们两人命运中最关键的时期，小说用了完整一节写最初的交往，章节标题是非常浪漫的「爱情在夜空里按古老的图案铺陈」。 追述两人初始，是从他从望远镜扫描黑暗的窗户开始。从窗帘被烟头烫出破洞的视窗，他发现了她，她被瘸子赶出房子，站在天井里哭，「他从望远镜里看了许久，把楼上女邻居脸上的汗毛也看得清清楚楚」，杜鹃太缺爱了，「他还没射击，她就被击中了」，「她倒在他怀里，辫子缠住他的胳膊，他在她脖子上亲了一口」，老伽冷静地与杜鹃聊天，在她说出「姓伽的老头很凶嘛」时，他答非所问，「哦，哦，咱老乡都管我叫老伽，他说着就连续打喷嚏，涕泗横流，样子很狼狈」，显然，这里的反应很反常。 「她尖叫起来说她们骗了她，骗了她的人是楼里女人，她们管老伽叫半夜出去打鸟的变态」，在写热烈情事时插入“骗”字这个不和谐音，打鸟射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就在他们的“爱情”进行到“铺陈古老的图案”之际，却出现了打鸟射击之类话语，考虑到杜鹃就是一种鸟，作者无疑在暗示这是将她当作了某种目标。 春水楼的女人小芹「告诉皮短裙这是喜欢半夜出去打鸟的老伽，原也是春水楼的租客，他是来打杜鹃鸟的，小芹不怀好意地笑」；又写到老伽搂着杜鹃的脑袋，他说「将来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情事正浓，又是第一次云雨，难道不该应承以杜鹃的名字来命名吗？在这样的小事上，连最虚无缥缈的承诺老伽都不愿意给杜鹃，杜鹃（一如她的外号傻子）对老伽产生了极端感情依赖，不惜花大钱给他买望远镜买药，虽然望远镜是山寨的，药是假的。 春水楼的爱情危机四伏。 异乡人的欲望和末日 一旦读者开始质疑老伽对杜鹃的爱情，杜鹃的鬼魂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龙洲路宅院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破译这爱情密码，就勘破了老伽的行动地图。 关于老伽的命运，小说中几乎有一段是明言了，「每当我在喝酒的场合讲起老伽的故事，老是从一只蜜蜂说起。我说一只蜜蜂空中由上至下，像神那样见证了一个外乡人在桃县的欲望和末日，听的人不免哈哈大笑，桃县都是很实在的乡下人，他们是非常容易感受到幸福的人，不会轻易相信我这种外乡人在酒桌上的胡言」，读者别为「胡言」两个字就轻易被糊弄，忘记了这故事是关于异乡人的欲望和末日的。 桃县是江汉平原上一个不发达的小县城，不管将桃县看作隐喻还是地理位置，常理下，打工只会往大城市跑。老伽带着一肚子被骗的怨气和天文望远镜，反向来到桃县，不是随便落脚的。他入住人员构成复杂的春水楼，用望远镜寻找着目标。杜鹃是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底层女人，成天在黄赌毒边缘行走，她们与亲人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早已断绝，这样的女性最容易被罪犯盯上，她就是这样被老伽盯上的。小说里老伽放出了心头的狼，不是色狼，他要做吃人的狼，把人连同恨统统吃下去。 被人骗之后，老伽想的不是如何防骗，而是如何骗回来。很可能那时他脑子里全萦绕着人体器官，可以佐证的是刚出场时，他就看中了大冰箱。而他在交往中的另一面令杜鹃害怕，在他告诉她同瘸子背地里的谈判后，杜鹃本能地感到了不安，她起先坐在床上，后来挪到小破竹椅子上，小小的破椅子将她包裹，多少给她一些安全感。 既然他不能断定卖肾女是杜鹃，为什么毅然决然将肾偷出逃回了桃县？答案显然是他早知道她是杜鹃。很可能，这个案子就是他和瘸子合伙弄的。小说故意略去了这些交代，但是运用小说逻辑，我们不难断定他对杜鹃的虚情假意，为杜鹃赎身只能是个人吹牛似的杜撰。瘸子沉迷于打牌，赌债高筑，很可能就是是老伽向瘸子透露了卖肾管道，于是二人谋划起如何共同寻找肾源发财。杜鹃跟瘸子同居那么久，没有被卖肾，一旦认识老伽，就立刻被逼上了卖肾绝路。这无疑证实了我们的推理，两个谋财心切的男人把她当作了生财工具。 这是老伽与杜鹃爱情腐烂的真相。两个异乡人在桃县所发生的爱情危机四伏，终于坠入狂花末路。 结语 破解了这起罪案，却不能让我们从此心安理得。这篇小说中叙述的罪与罚并不像俄国文学的《罪与罚》，作者借鉴了悬疑小说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的种种技巧，构成了华语文学中罕见的哥特式小说的恐怖效果，却让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深思：到底是什么造就了钟蜂式的罪与罚？ 叙事者的第一人称「我」为读者创造出不可靠的第三人称视角，剔除了同样不可靠的内心描写，留下多种线索，却又处处故布疑阵。就短篇容量而言，这篇小说所达到的广度深度以及技术含量都令人叹为观止。而其引发对罪与罚的思考则是作者留下的钟声的回响。 请读者诸君一同来勘验《钟蜂》的现场，鉴别物证，条分缕析，或许能同意笔者的浅见一二，就是对本文最大的回报了。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首发于《世代》第15期（2021年秋冬合刊号）     误入春天的飞虫   他走进我的家电维修部的那天，神情异样，但我没注意到。我那时在为一只误入春天的飞虫烦恼，看不清飞虫的翅膀，但振动的声音在耳边大得赛过直升机起落。我一只手捂住耳朵，立起来驱赶那只在日光灯底下盘旋的苍蝇。 那时，我没有把他与飞虫联系起来。我只是伸着懒腰说，老伽，你要是不嫌弃，我刚修好这一台，你拿去用。保险不会坏。 老伽是我的老乡，但我们之间并不熟，他孤身一人落魄在桃县，有事没事常往我这里跑。他一直打量屋子角落里那一台绿色双门大冰箱，连续打了好几个大喷嚏，用袖管擦着鼻子。 我说，你用五年坏不了，到时你不要就送回来，拆下压缩机，照样卖出去。 老伽来桃县后，除了付手机费连吃饭都成问题，他来找我买冰箱，但他没有钱，我把这归结为他自小就是眼高手低。我在市区僻静的地方开家电维修部，说是维修，其实就是卖二手家电，从废品收购站买来各种废旧家电修旧如新。但比起老伽，我的境况算得上是土豪，我觉得有能力帮老乡是一种光宗耀祖的行为。他可能还脸红了，我没注意，反正他也没付钱。我知道他不是有心占我便宜。 老伽是一个你看上半小时也记不住的人，他除了满头钢发以外就没有什么特征。他要自己拖回去，我说不用，待会我让人给他送去。你住哪，他说不用不用，拗不过去才告诉我，他说话鼻音重得像得了感冒。 春水楼？我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我才发现他使劲眨着眼睛，眼睛泪汪汪的，眼底血红。原来他对这个春天过敏，不知犯了鼻炎还是花粉症。老伽在臭名昭著的春水楼里租了房，其实这没什么奇怪，你要是想在桃县市区便利安全的地段省下些房租，最好的选择就是春水楼，离市公安局不远。除了钱以外，另一个理由是他不想继续成为街坊邻里睡得最晚的人，只有春水楼那个艳名远扬的地方有许多比他睡得更晚的人。那儿住着妓女、皮条客和一切攀附这个古老职业为生的人，天南地北，三教九流，什么口音什么来历都有。 那只苍蝇累了，落在他头上，老伽吓得跳起来。 我找来一只苍蝇拍，但他像看见毒蛇那样断然拒绝了。我拿着拍子转圈猛打一气，看看空空的拍子面，我僵住了动作，歪着脑袋看他，发现他脏兮兮的耳朵尖动了一下，他笑了，笑得有点儿丧：是蜜蜂。 我不置可否。他又问：你听见了吗，钟声？ 我不懂，他说他常听见些奇怪的声音。在非常寂静的时候。比如，现在。听见蜜蜂说话的声音。 老伽像昆虫学家那样看着我说，蜜蜂很可怜的，它的脑袋那么微小，什么也记不住，寿命那么短，活了等于白活…… 这是感时伤怀的老伽，一个不伤害万物的佛系怪人。 窗户玻璃被撞得啪啪响，轮到我的眼睛确认了一遍，是一只普通的蜜蜂，在抗议玻璃以透明的存在欺骗了它。如果蜜蜂能说人话，也许会说出它的不幸，在不幸中它能记住些什么呢？蜜蜂的生涯太过短暂，容纳不了太多日常平凡琐碎，也许只能选择性记忆，记下某些最重要的时刻，最幸与最不幸的时刻，好像我最能赚钱的时刻。我有点恼，老伽一来就用乱七八糟的想法掺乎我的生意，说把我一心赚钱过好日子的心情给搅乱了。 老伽又从我这里买了电视机、微波炉和洗衣机等家电，以及一部二手手机。我记不得他付钱了没有，也没太在意。二手家电常有点小毛小病，我去春水楼帮他修理过好几次，顺便知道了他与傻子的事。之所以留意他的风流韵事，因为我老怀疑他把钱浪费在了女人身上。老伽早年去深圳打工，每天就跟个流水在线的零件那样杵在生产线，站足八小时，还经常加班。下班后，他没别的娱乐方式，就看看直播，打打农药，每天至少花四个小时在手机上。看直播爱上了一位说话可人的直播小姐姐，郁积的乡愁与烦恼都得到了排解。为了引起那位小姐姐的注意，让她开心，他不停地打赏。花光了工资后，他又经人指点，在网上借了现金贷，提供身份证、手机号，三分钟打款。感觉这钱跟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他不停地从几十个APP借钱。开始他搞个账本，记录每个借款APP的还款日期，到后来他每月的工资连各家的利息都不够，雪球滚不动了，恶意催款的电话就打回了他老家。他爹做梦也没想到儿子出来打工七八年竟然欠了几十万的债，马上勒令儿子回老家务农。在变卖家产还了部分欠款后，妈妈病倒了，家里出不起住院费。 没钱了，老伽被那位甜心直播姐姐拉黑，曾经他为她打赏过18万多，都成了历史。老伽一气之下把手机扔进了垃圾堆，在家里躺平了大半年，从床底下找出结满蛛网中学时代的一件宝贝。   爱情在夜空里按古老的图案铺陈   若是手里有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难免会老想着找个地方用武。老伽行李箱内带来那台破旧的天文望远镜，他入住桃县春水楼头一天，就把它架起来。楼层过低，镜头从天井里看不到天空，恰好落在楼上一些照进黑暗的窗户。 你没法漏掉窗帘布面上烟头烫出的破洞，你也没法不留意楼上傻子家的窗户，昏黄灯光里浮动的轻灵黑影。他不晓得傻子多大年纪，反正不管她多大，春水楼里都管杜鹃叫傻子，她的四川口头禅是啥子啥子。杜鹃和一个她称为老公的瘸子同居，够傻的。他如此注意是因为他起得晚，总是被那个瘸子在天井里大喊大叫吵醒。他拉开窗帘，看那瘸子站在下面天井的阴影里，叉腰，瞪眼，瞎嚷嚷的劲头把狗子都吓跑了，男人去打牌的前奏。 老伽喜欢在镜头里观察杜鹃一个人走过门前那条石板路去上中班，一心一意埋头赶路的专注，不施脂粉，长袖长裤，戴着抗静电的条纹袖套，外加一条黑亮水滑的大辫子，不象春水楼的女人。杜鹃是春水楼楼里面唯一不操皮肉生意的女人。他被她那月亮似的白脸吸引住了，他自以为她和他是同路人，同样倔，同样怯，无法为这个坏得无以复加的世界所包容。 杜鹃在天井里洗洗涮涮，与人偶尔聊起在电子厂打工，也聊起打工史，去重庆，去深圳……退守县级市桃县，钱越来越难赚，但桃县生活费用低一些，赚少些也能对付。她的身材依然苗条犹如少女，眉眼依然动人如同初春的湖水。他常想人老珠黄这个词用在她身上并不公平，她的皮肤泛出象牙年深日久的乳黄色，显出古老唐诗的韵味。杜鹃看到附近站街女往往露出不屑，与她们照面会偷偷地骂婊子，尤其是对那些整夜去酒吧舞厅鬼混的女人。她在楼里面没什么朋友。 第一次他看到她哭的时候，狗日的瘸子把她的东西一骨脑给扔了出来，锁上家门，大摇大摆走了。她哭得特别孤单，楼里人只是看热闹说风凉话，并不想一块儿哭。 老伽从天文望远镜里看了许久，把楼上女邻居脸上的汗毛也看得清清楚楚。天井里扔满了她屋里的东西，两只红塑料桶，铁丝弯成的衣架，五颜六色的毛巾和女人衣裳，一床薄被子，编织袋，行李箱，坤包，一根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毛竹片。瘸子不晓得去了哪里，天黑也没回，赌兴发作起来，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 老伽等到天黑了，趁人不注意，下去把傻子杜鹃领回了自己屋子。刚才还哭着要杀掉狗日的瘸子的杜鹃哭累了，一点儿没犹豫，还问他可以看电视吗。五分钟后，她被《非诚勿扰》等选秀节目逗得擦着红眼睛笑了。老伽放心了，她一点儿也不怕他。 他给她做了面条，接着，在狭小屋里绕圈子，看她有滋有味地吃面，他问她饿不饿，立刻笑了，他喜欢说废话。长久以来就做梦，天上掉下一个姐姐陪他去天井里看天气，让他心里的狼被冷风吹醒。他乘车来桃县，起初在一家无纺布工厂做质检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丢了饭碗，不赌不嫖，窝在家也能挨一段日子。他告诉她自己不是深夜外出干坏事，而是去郊外看星星。她嚷嚷起来，他不晓得她是说傻子还是啥子。他说这个爱好费钱，但比看直播好多了。他热爱夜色覆盖的地方，上面有许多背戳破了的洞，少年时代就是攒钱买望远镜，从军用望远镜攒到天文望远镜。他在桃县日子就是白天蒙头大睡，夜晚出去看星星。 他又说，四百年前，外国有一个顶聪明的老头爱摆弄镜片，不知怎么一搞，他把两个镜片弄在一起，看到了老远老远的地方，看到了月亮，月亮上面的树，房子和人，看到天堂。 啥子天堂？杜鹃啪嗒一声把电视关掉了。 天堂当然有。天堂在星星上面。 外国老头是谁？ 伽利略，他顺道还瞅见木星的四颗卫星。 姓伽的老头很凶嘛！ 哦，哦，咱老乡都管我叫老伽。他说着就连续打喷嚏，涕泗横流，样子很狼狈。她给他找来纸巾擦拭，把他鼻子擦得通红。傻子不能理解男人怎么能得花粉症加萎缩性鼻炎，老伽也不能理解女人看几眼电视上别人的哭笑转眼完全忘了自己的霉运。世上有瘸子那样短命鬼勒索女人赖以为生，世上也有傻子这样甘心情愿打工来供男人吃喝嫖赌。 他拿出自己80mm口径的天文望远镜，她双手抱娃娃似的掂量，好重。当然重，他说快20斤呢。但这个只能玩玩。国外都是小孩子玩的。他想要的是重两倍的那款进口镜，专业级别，口径150mm, 750焦距，他紧张到口吃，说那要好几万块呢。可以看到月亮上的环形山，神秘塔楼，还有地道。你知道月球是空的吗，那下面布满了四通八达的地道，还有高达5千米的尖塔。你想想，桃沙酒店的高度才50米！ 他压制着自己心里的那只狼，把她拉到天井里，架起望远镜像高射机枪那样朝天瞄准。她薄薄衣衫上廉价香水、发油和天拿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让他看到了天文望远镜里永远看不到的景象，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正在夜空里按古老的图案铺陈。他还没有射击，她就被击中了。她倒在他怀里，辫子缠住他的胳膊，他在她脖子上亲了一口。她尖叫起来说她们骗了她。骗了她的人是楼里女人，她们管老伽叫半夜出去打鸟的变态。外乡人和他那火箭筒似的装备早就恶名在外。 老伽双眼红肿，流着泪，得意洋洋告诉我，那晚杜鹃主动留下过夜。他在床上忽然有了比天文观测更重大的发现，他想不到瘸子居然比他所认识的所有男人更有福气。他搂着傻子杜鹃的脑袋，宛如搂着偶然路过地球的一颗小行星。他说起他的伟大理想，将来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 他给我看手机里杜鹃的相片，那其实是一个长相平平的女人，春水楼的女人。 我很快忘了她长什么样，忘了老伽的风流韵事。   桃县上空的隐隐钟声   桃县的百多万人口聚集在汉江平原最低洼的一个弹丸之地，就像地壳、地幔、地核全部浓缩在一个点，产生如此紧密的引力，吸来的无外乎这样的人：他头顶稍嫌大的灰色鸭舌帽，皮夹克搭配牛仔裤，拖着一只外观像编织袋一样的超大行李箱，走路蹭着墙根，躲避着一只苍蝇的跟踪。他走不快，踮起脚尖，看上去犹如一加速就要摔倒的样子，逢人憨憨地笑，逼出额上抬头纹，脸上脖子里满是汗，焦虑的心下面隐藏着一头狼。一当他发现一路上盯着他的不是苍蝇，而是一只迷路的蜜蜂，他的脸愤怒得扭曲起来。 老伽走进这个故事纯属偶然。如果不是因为蜜蜂，我无法理解这些偶发情绪缠绕的琐事。这些因为美和疼痛搞得乌七八糟的点点滴滴，像蜜蜂的记忆一样短暂，但也如蜂尾的毒针一样危险。每当我在喝酒的场合讲起老伽的故事，老是从一只蜜蜂说起。我说一只蜜蜂空中由上至下，像神那样见证了一个外乡人在桃县的欲望和末日，听的人不免哈哈大笑，桃县人都是很实在的乡下人，他们是非常容易感受到幸福的人，不会轻易相信我这种外乡人在酒桌上的胡言。 话说那一年，老伽搭破旧的长途车一路颠簸，像装满砂石的编织袋填塞堤坝缺口那样，倾倒在桃县长途汽车站。他不怕苍蝇，但他怕蜜蜂，总觉得那种毛茸茸的小飞虫活着一天不是为了好好生活，而是为了蜇人。他一到桃县，听见了城里到处隐隐约约滚动的钟声，这让他感觉轻松，继而起了最初的疑惑。桃县上空独有的隐隐钟声。当时，他尚未把钟声和蜜蜂联系起来。 一些衣衫褴褛的工人吃饱午饭，挥动大镐，下意识地随着钟声节奏，修缮桃沙江畔一片破败的古宅。老伽混在看热闹的桃县群众里面，关心恢复明清古宅原貌的进展，他不搭讪，也不跟无所事事的游民开无聊的玩笑；他越来越吃惊，也许只有他这种同样游手好闲的外来打工汉子，才会特别注意到桃县奇怪的钟声。这里并没有教堂，只有一些香火茂盛到令人惊疑的庙宇，都在离桃县很远的穷乡僻壤，不知道市区附近什么地方能发出这样的钟声，但这里的人感觉迟钝。人人习以为常，在轰轰钟声的大背景里过着小日子。 春水楼是一幢贴满白色瓷砖的回字形八层楼，极其普通，除了门口挂着一对大红灯笼，没有任何特征，与周边的繁华极不相称。底层院子朝外搭了一圈违章建筑，砖墙和墙板上贴满了各色膏药似的小广告；背景画着拙劣的绿草地和蓝天白云，一排小孩子傻笑着，提水壶在浇花；棚顶彩色塑料雨布上面压着木条，石块，罗筐，还用空调外机作为固定。两楼以上全是闪闪发亮的不锈钢防盗窗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夜风穿过，天井地里纸屑、碎啤酒瓶之类杂物哆嗦着跳舞，违章棚顶劈劈叭叭作响，中空的大楼发出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回声；不熟悉的人夜路经过一定会吓跑，住在楼里的人全都木然，甚至说没有这种声音还睡不踏实。让他们真的睡不踏实的是半夜钟声，都说听见了悠扬厚实的钟声，绝不是什么鬼怪夜声。桃县没有教堂，离庙宇也很远很远，这钟声着实有点古怪。为了探究没有来源的钟声，老伽跑遍了桃县周边，当他灰心丧气的时候，他在望远镜里看见了一团黑云，常在半夜出现，钟声被夜色放大了，响彻春水楼。 老伽对邻居小芹讲，他喜欢绵绵不绝却若有若无的半夜钟声。他和好心的小芹套近乎，目的是为了杜鹃无家可归。小芹说叫她来吧。 等到杜鹃搬进小芹家，老伽第一个发现那不太合适，一间房内并排放着两张双人床，隔一布帘，床间距离仅容一人过。晚上，小芹那边同她开出租车的老公的任何微小动静，杜鹃都很难错过，反之亦然。 杜鹃并不在意。她常来老伽的房里看电视，顺便把该放冰箱的东西放到老伽的冰箱里，该加热的东西放进老伽的微波炉，但不在老伽处过夜，说是她的中班改成了夜班。有天晚上，老伽外出经过桃沙酒店，看见停车场走出来一群身材矮小精壮的本地人，好几个都有纹身，其中有两个女人，他避之不及，一秒钟内认出了小芹，下一秒钟认出杜鹃。他还在发愣，那群纹身汉子簇拥着两个女人进了桃沙酒店。等到他回过神来，他不敢贸然走进酒店，他一直在回忆刚才杜鹃脸上是什么表情。过几天，他从小芹嘴里得知杜鹃改行了。她饱受流水线拉长的咸猪手骚扰，丢了工作，不得不跟着小芹去酒店作公关了。老伽没说什么，连续好几夜，他都盘桓在野地里看星星，他又能做什么呢，他连自己也很难养活，杜鹃还是瘸子的老婆。 瘸子尖利的高音在天井里再度飘荡，他高音喇叭似的叫嚷杜鹃的名字，手里掂着擀面棍，他突然回来了，他把杜鹃从小芹家抓回自己屋里。杜鹃再也不来老伽那里看电视用冰箱了。老伽就是那阵子勤快地跑我的店，看我修各种古怪东西，他说他要好好工作，学一门手艺。我说有女人了吧。他赶走两三只吵闹着的苍蝇，松了一口气说，不是蜜蜂。我歪着脑袋看他。他不好意思地说骗光他钱的那个做直播的小婊子就是一只带毒针的蜜蜂，四处折腾，尽想蜇人。 你不知他有多讨厌蜜蜂，我根本没想到过他和蜜蜂之间的必然联系。 过了一段日子，他想向我拜师学艺。我说这活你干不了。 老伽缩了缩脖子，脸色突变。半天憋出一句话，说这活他能行。我不理他。 我认定老伽喜新厌旧，有重色轻友的毛病。好像是为了验证这事，有一天他突然打了个电话给我，淡淡地说他已经离开桃县，把冰箱等都给了傻子，说话间好像处理他自己的遗产，还提醒我别忘了帮杜鹃修理。我马上拉黑了他，很快忘记了这个自私的老乡和他的相好。   他袋子里提着的全是钱   桃县是一个令人神志昏沉的小地方。虽然每个人都像羊群那样起早贪黑，不知在赶什么活，理性介于清醒与梦幻之间，唯有活着的意志是无比坚实的力量，像引力那样死死缠住了好大喜功的梦想。时间是尴尬的存在，好像吹过江汉平原的风，你能听见钟表走路的滴答脚步声，如同听见它在田野间摆弄什么名堂，但你就是找不到它存在的痕迹。即使是新生事物，如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如蛛网般的高速铁路，都像是原来就有的，原封未动的。一切改变都是混沌的，模糊的，只有生意是明确的，热气腾腾。 桃县人之所以效率和速度至上，都围绕着生意。生意不好，担心饿死；生意好，担心来不及做。时不时抽空打一个盹，看上去这一座城人人都在装睡，你不用叫醒那些装睡的人，因为他们始终没正儿八经睡着过。桃县人是谨小慎微、思虑过度的一类人。顶多就是打个盹而已。 一只蜜蜂出现在我的小店打烊的时候。那个薄雾升起的桃县傍晚，我也在装睡。 我闻见一股子浓浓的莲香，浓到中药煮沸的气味。我所记住的却是嗡嗡的翅膀振动声，超过了直升机螺旋桨噪音，达到了钟声的频率。我惊奇，出现的是一大群蜜蜂，铺天盖地，密密麻麻，像成了一团乌云，发出了桃县特有的钟鸣。更令我惊奇的是出现的不是老伽，而是一个戴着三层无纺布口罩的女顾客，仿佛夜雾骤然升起在猫头鹰的翅膀底下。她说的话听上去像坏掉的水箱，水声单调，绵绵不绝，根本听不懂；她的眼睛不看任何事物，又像看着所有的事物，两只手像猫头鹰的翅膀，交替拍打后腰，是左侧，我注意到。 天哪，后来，我反复地想，到底是左侧还是右侧。但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她留下一张纸条，写有龙洲路某号的一个地址。我呆呆地注视着她飘然离开，身后拖着一根大辫子，还有乌云似的蜂群，它们生涯短暂，游手好闲，发出瀑布撞击悬崖似的轰鸣。我花了不少时间，极力想弄懂她和成群出现的蜜蜂之间有什么联系。她是要我去上门修理。可我几天下来，弄丢了那纸条。以后的日子，我成天神思恍惚，磨磨蹭蹭，什么劲也没有，把几台电视给修坏了。我好像见过那个女人。我直觉感到她和老伽有什么联系。但末了，什么也记不起来。找不到老伽，是因为拉黑他的人是我。 就在这时候，老伽回来了。春水楼的人说他其实是想重回春水楼，说对了一半。当时，老伽埋头上楼，手里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红色马夹袋，经过自己原先的住处，没停住，上楼，来到熟悉的那个房门口。一个面容陌生的皮短裙女人斜倚在走廊栏杆上，吐着瓜子皮，像新搬来的人那样饶有兴味地打量着他。 楼下的小芹追上来，告诉皮短裙这是喜欢半夜出去打鸟的老伽，原来也是春水楼的租客。他是来打杜鹃鸟的，小芹不怀好意地笑，接过老伽递来的烟说，老伽你走后，这里多安静呀，你听，坟地一样的静！ 皮短裙脸上慢慢显出失望，她转向天井吐烟圈。 小芹对老伽说，冰箱你拿回去吧。还有这个。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大纸箱，里面装着一架标着洋文的高级天文望远镜，还有一大包苗家配方的鼻炎药。 小芹啧啧地说傻子离开前留下给他的，老贵的。 他仔细察看后叹了口气，他断定这望远镜其实是一件山寨货，他手里惦着那一包药，点了点头，傻子不识货的。 在小芹的出租房里，他看到了原来属于他的电视机、微波炉和一台二手的果绿色冰箱。他想起从前在春水楼那段秘而不宣的日子，恍如隔世的感觉，不相信自己曾在最著名的城中村春水楼里做过这些风尘佳人的邻居。他留下三千块钱，单单雇人运走了绿色冰箱。 小芹和皮短裙惊慌起来，跑回了各自房间。她们躲在屋子里，又听到了隐隐约约的钟声，来自桃沙江方向，这一回声音奇大，如同许多巨石跌跌撞撞滚落江面，发生在大白天。她们想明白了一件事，每次钟声变大都是老伽出现的时候。她们不约而同找了街上的瞎子算命，花的是老伽的钱。 洪湖来的算命瞎子是为预卜未来而生的，空洞的眼睛在墨镜后面看着天，用干涩到发痒的声音说，桃县泡在糖水里，好日子到头了。 这消息太丧了。   老伽跟着辉子干得挺顺利   春水楼是回不去了。老伽回来不久，住进了桃县人民医院，是秋天的事。 我去探望他，不是为了他欠我的，但一见面他还是从枕头下抽出一迭钱塞给我。证明外面传闻不假。小芹后来到处对人说，老伽发财了！他袋子里提着的全是钱！皮短裙可以作证。看来她们都用各自的方法偷看过老伽的马夹袋。 我说老伽你回来也不打声招呼。他整个脸肿得像猪头，手臂上小腿上发出一片片红疹，正预备做鼻炎手术，只是抬头纹更深，满头钢发比以前更加挺立。 我说起遇见那个神秘女顾客的事，说到龙洲路的地址，老伽脸上的表情瞬间从错愕转为激动，又从激动转为怀疑。他颤巍巍掏出手机，我认出那是我给他的二手机，我说不太像。我见过手机里的女人照片，其实，我在心里早确认了那眉毛、眼睛和额头，杜鹃拥有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你无法忘记的特征。 看来老伽的记性要比我长得多，因此也痛苦得多。他说在离开桃县前，他犹豫了好多天，终于趁着瘸子不在的晚上，把杜鹃单独叫来。杜鹃以为是照常来看电视，她还扭捏推脱了一阵，老伽的倔劲发作了，看他特生气，她才答应了。她来的时候换了一条黄黑双色斜纹裙子，那个夜晚在老伽的记忆里洋溢着蜜蜂嗡嗡盘旋的春天气息，让他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她带来许多速冻饺子，两人吃了，剩下的她要放冰箱，他说不用了，这冰箱留给你。 杜鹃看着果绿色大冰箱发愣，她说你要用的。他说用不着了。 她说送我也没地方放。他说电视那些你统统拿去。 她瞪着他。他说他要走了，他在南方找到一个好工作，工资高，带宿舍，管一日三餐，他不能放弃那么优厚条件。 他不知怎么告诉杜鹃。但他还是说了，他想去南方挣二十万块钱，把她从瘸子手里赎出来。不是个小数目，但他起码可以试一试运气。她拎起裙子坐到他床上去，又移坐到一把破竹椅上，好像在寻找什么可依靠的地方。她才发现老伽胆子并不小，他居然偷偷去找过瘸子，瘸子在狂怒过后，眼睛开始放光，似乎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他豪爽地说他是花了大价钱把杜鹃买来的，这些年物价飞涨，吃了喝了用了不少他的钱，他开二十万块一口价，给老伽一年时间。 杜鹃双手掩面哽咽起来。如果她哭得美，他的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他想给她些安慰，但鼻炎发作了，他说话就像哼哼，该死的草籽花粉怎么就飞得屋里到处都是！他听见杜鹃说别碰我，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下贱。 老伽想天下之大谁能来安慰他自己呢，非常想抽烟。他嗓子里起先干燥的冒火星，现在转为黏糊糊的痰液，满是雨水泥浆，说不出话来。他的耳边传来钟声，如同巨石滚落桃沙江面。他感到屋子外面一定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蜜蜂。 杜鹃把辫子拆开，黑发散在肩头面门，遮住了她湖水似的眼睛，她说，求你一件事。不管你回不回来，要是你发现了新的小星星，能不能给它起名叫“杜鹃”？ 老伽说杜鹃毕竟是个傻子。他骗了她。 他放出了心里的那头狼，不去南方，而是去了省城。他被蒙上眼见了公司的领导，他们管他叫大哥，听声音大哥细声细气的，非常年轻。一个叫辉子的小伙子交给他一部专用手机，带着他一起外出跑业务。他们在车站接到一个二十来岁的江西小伙子，按大哥吩咐核实了来人身份，带他到附近一家医院体检，抽血、验尿、腹部拍片，把他安排在车站旅馆，关照他不要与别人交谈，不要熬夜，少用手机。他们还用小伙子的身份证替他买了车票。 第二天，目送小伙子进站上火车，他们俩搭上长途车前往济南。他们在济南一间小旅馆找到早抵达的江西小伙子，给他买了一件御寒的外套。在那里一共四天，老伽他们每天为他交纳房费，还给他100元零花钱，嘱咐他不能乱跑，早睡早起。小伙子的嘴唇哆嗦着，眼睛也红了。长这么大也没人这么关心他。第四天，他们领着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男子来为小伙子再次抽血。隔天清晨6点，熟睡中的江西小伙子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们已经为他订好了前往河北的大巴，小伙子再次独自上路。 老伽他们租一辆出租车上了青银高速公路，在邢台南宫出口，他们截住大巴车，再次接上江西小伙子，来到一家宾馆，早有一个面如金纸的浙江口音的人在宾馆里面等候。下午6时许，他们一行四人登上一辆灰色面包车，这回他们拿走浙江人和江西小伙子的手机，给他们戴上眼罩，途中完全不许交谈。一小时后，车子开进一处空旷的农家小院。铁栅大门挂着绿帆布作遮挡，小院内杂草丛生，自西向东五间平房依次排开，透出暗淡的灯光，后窗全用砖块砌死。从外面你看到的只能是月光和月光底下的坟地，长草凌乱模糊，像起舞的鬼魂。 江西小伙子被带到另一间房，空空荡荡，只有一张手术床、两台叫不上名字的仪器。屋里三四个戴口罩的人看不清面目。其中一人穿戴白大褂手术帽，其余人墨绿手术服。白大褂问是不是确定要进行肾脏摘除手术，那小伙子机械地说，卖。 什么都可以卖，只要价格合适。浙江人很开心，他被带进另一间平房，如果他安静地等待，明天他将得到一枚新的肾脏，替代体内已经衰竭的器官，美好的新日子即将重新开始。 老伽跟着辉子干得挺顺利，跑了几单这样的业务后，很快熟悉了公司的生意经。买肾的浙江人要给大哥55万，外加红包，而可怜的江西小伙子卖肾只能拿到4.5万。老伽也曾犹豫过，但想到他和辉子每人每单可分到一万元，外加红包。跑一年存下的钱就离二十万块差不多，他就能振作精神跑下去。 那一晚。他在农家小院子里办完交接，扭转脸去，屏住呼吸，再次听到了熟悉的嗡嗡声，他发现院墙下的幽暗中分辨不出是蜜蜂还是飞蛾。接着，眼前出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轻灵背影，蓬松的白色滑雪衫遮不住她，蒙着黑眼罩，那根水滑到闪光的长辫子何其眼熟。她是另外一组业务员带来的货源。业务员们都极怕大哥，没人敢泄露货源的身份，也不允许他们私下攀谈。 手术开始后，老伽溜出院子，躲在村头树下吸烟，火星飞舞，长草扬花。不晓得是烟雾还是过敏，他猛烈咳嗽起来，脸色灰蒙蒙的，闭着眼睛，泪花仍然溢出了眼睑，满脸都是，头皮疼痛发胀，他好像马上要昏厥。自从他们租下这个农家院落，村民们都有些疯狂了，他们捏着农具在周围转悠，他们说坟地里的僵尸出来了，又出动来吞噬村里的牲畜和婴儿。他觉得村民说得不假，这个农家小院是修在乱葬岗上的，半夜出动的僵尸就是他自己。他不得不躲着村民，像僵尸进食那样亢奋地吸完半包烟，他没有昏厥过去，没有丧失理智，他做了一个草率的决定。 他偷偷剪断电线，趁着农家院子断电的混乱，潜入手术间，偷走了那片刚刚摘下的肾脏，连夜坐车逃回桃县。可是那时候，他发现杜鹃早已离开了桃县，瘸子也走了，只有小芹她们还用着他的电视机冰箱微波炉。小芹说杜鹃跟瘸子去南方赚大钱去了。 南方是老伽心里永远的痛。他后悔莫及，一心想把偷来的肾还给那个长辫子卖肾女人。他冒险在圈内辗转打听，却意外得知那个女人因为术后感染，没熬过七天就死了。她是被她的赌鬼老公逼着卖肾还债的。他心里悚然一惊。那个女人会是他朝思暮想的杜鹃吗，那个蒙眼罩的身影既熟悉又陌生，他在心里默过了千遍，依然无法确认。他千方百计，也无法获取女人的名字。他说完，又开始流泪擤鼻涕，杜鹃当然不可能是真名。他的目前计划是花钱对付花粉症，做完鼻手术，就去南方，医生警告他如果手术失败，他的眼睛会丧失流泪的功能，他说好啊好啊，他要的就是这个。 我果然发现病房里不知何时起飞着一只黑色花纹的蜜蜂。翅膀振动声音如此大，原不该一直忽略到现在。老伽讲的下半段故事有多少真实度，不好说。好比病房里凭空出现了一只蜜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老伽说他发现了真相。他说在走南闯北做业务的那段时间，他遇见了一个养蜂人，那个人告诉他桃县出现的其实是一种叫做钟蜂（Bell Bee）的外来蜜蜂，源自遥远的古老澳洲大陆，尾巴没有毒刺，修筑螺旋结构的蜂巢，别以为没有刺，就没有进攻性，它们其实会用嘴咬人。钟蜂的爱好是像羊群那样密集地群体行动，成百上千，聚集在半空，形成黑云，发出模拟钟声的集体共振。 老伽没有说他的钱怎么来的，但看到他突如其来的富有，你完全可以自由想象，他如何在住院前租下了桃县水边的好房子，买了最贵的天文望远镜，每天夜里在宇宙里寻找新的小行星。当然，他没能找到什么小行星，却发现钟蜂一路尾随着他，无论他在哪里租房，钟蜂都会聚拢来，把钟声尽量放大，尤其是在人声寂灭的半夜。 我走到病房的窗前，外面的桃县是阳光抚摸下一片昏然欲睡的海。我也听见了那神秘的滚滚钟声。那只钟蜂黑色斑纹的小身体依然在老伽的病房里打转。单个翅膀的振动之大，老伽痛苦地呲牙咧嘴，不由我不信他说的故事，我想起最早出现在家电维修部里的那只钟蜂，是不是同一只呢，很能确定。老伽现在是一个有钱人了，但他并不高兴，他像迷路的钟蜂被密封在这个秋天里，对前方的出路仓惶失措。   寒流像愤怒那样击中了我   现在，我终于得知了钟蜂的秘密，却反而怀念那不知钟声源头的日子。没有蜜蜂的嗡嗡声是不成其为春天的，没有催动花开万里的神秘钟声是不成其为桃县的。然而这两者却是同一种存在，钟蜂为什么出现在桃县这个小地方，正如老伽为什么要一再回到桃县一样，是一个谜。春天早就过去了，钟蜂的日子快到头了。 入冬以前，一个清晨异常冷。寒流像突然的愤怒那样击中了我。后来，我不断回忆起那个破坏了幸福感的冷酷清晨。路灯坏了的小巷，在霜冻的晨曦里永远没有尽头，我与她擦肩而过，在一连串肢体哆嗦中，认出了她。她来过我的店，依然戴着口罩，瞳孔不看着任何物体，但眉毛眼睛额头如此清雅光洁，藏在她口罩背后的某种尖锐的棱角使我感到刺痛。以前的错觉是可笑的：她实际是用两只手交替捂着后腰，从前面看，就像猫头鹰拍打着翅膀。 我尾随着她，穿过桃沙江边的古宅保护区，穿过湿地的水杉灌木和茎叶倒伏的田埂，来到更为低洼的龙洲路。寒冷的雾气打湿了一切在田垄中褪色的景物，连同我的面颊。我衣着单薄，在风里像来不及收割的庄稼那样杂乱颤动，以为天气要发生变化。女人留下的纸条上写的就是龙洲路某号，传说在桃县还未出现之前的远古时代，这里是龙嘴的所在，龙口不断吐出污泥浊水，年深日久，沉积为龙洲洼地。她消失在洼地里，那里有一幢绿树环绕的老房子。 在昼夜不分明的这种神秘时刻，那是一栋我所害怕的房子，绿得晦暗，散发着霉味。 蜂巢般纠缠不清的一圈圈电线下面，院门未关严实。我推开门。屋里无人，桌上放着一只红色马夹袋，鼓鼓囊囊的；窗前架着一具火箭筒似的天文望远镜，印着不认识的外文字母；角落里一只硕大的绿色冰箱非常眼熟，我一把拉开冰箱门，闻到了一辈子所能闻到的最奇怪臭味。 冰箱坏了。 我在冰箱背后的不干胶贴纸上看到自己维修部的电话。 存放在绿色冰箱里的那片肾腐烂了。我看得清楚。这是我的错。我给老伽的冰箱这么快就坏了。但他现在有足够的钱订购最新款的超大冷柜。然而，桌上的马夹袋，我拆开一看，全是冥币，捆扎得整整齐齐。 下雨了。我似乎看见老伽歪斜着倚靠门框的场景。他满脸不知是雨还是汗，点燃一支烟，出神地望着日益接近冬天的细细雨丝，瞳孔里露出狼的目光。他好像在听着什么音乐，怀念桃县的钟声，等着猫头鹰般拍打翅膀的女人寻到龙洲路来，我的这次突然造访岂非证明他所期盼的并非痴心妄想。桃县没有教堂，庙宇也很遥远，但钟声擂过大地的胸膛，撩拨汉江平原的众多河网，送许多舟楫逆流而上。老伽天天夜里扒着高倍数望远镜望天，他已经找到钟声的源头，但他还在寻找着未知的小行星。寻找着他失去的女人。龙洲路的老房子是预示老伽骗了我、骗了杜鹃、骗了所有人吗，如果春水楼的人看见他提着满满一袋子钱都是冥币的话，莫非他发财的故事也是他精心编的鬼话？我开始怀疑老伽的故事，怀疑他回到桃县的动机。 抬头看到一只蜜蜂像直升飞机那样停在半空，我意识到这只好事的钟蜂已错过了大好季节，它一定是一路跟随着那女人。钟蜂要是记忆力好的话，一定记得杜鹃在哪里。我在手机里检索了一番，发现网上说蜜蜂的记忆力只能记住七天，但如果从老伽来这里算起，它就能记住老伽，一定能记住最关键的三四个月，那差不多是蜜蜂的一辈子，也会是老伽的一辈子。我们低估了蜜蜂的记忆力。这只钟蜂可能老了，但它的记忆却很新鲜。它的视角永远在你头上，像神那样俯视众生，心怀悲悯，一旦有机会成群结队，就发出警戒世人的钟声。 我陷落在绿色房子一片寂静的中央，只有我的噗通心跳，还有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钟声，仿佛雷声滚过江面。 从此往后，我再没见到那个猫头鹰似的女人。 老伽还没出院，警察就来了。老伽出事那天，我正在吃午饭。等我闻讯赶到桃县人民医院，医院大楼前围满了吃饱饭看热闹的桃县人。警车呜呜地叫着，正在费力地驶离人群。我看见老伽戴着手铐坐在车内，正襟危坐，在两个警察中间。看热闹的人说警察因贩卖人体器官通缉他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他抬起脸，一脸无辜，眼神像洪湖来的瞎子那样空洞，面容浮肿，双眼红肿到睁不开，鼻部贴着药棉绷带，看来鼻手术失败了。 一只飞虫拼命撞着车窗玻璃，发出劈劈啪啪子弹爆裂的声响，几乎要破窗而入。那一定是钟蜂的愤怒。   一条夹着尾巴的草狗来凑热闹，它开腔狂吠，遭到闲人们的痛斥驱逐；狗似乎明白了钟蜂的愤怒。如果这时候你蹲下来，仔细端详狗的眼神，你会发现狗的智商并不像外表那般低，狗常常比人更快解读神启。在桃县人民医院有太多翘首盼望肾移植的病人，现在医院的后门，常能看到一些戴口罩捂着后腰的外乡人在散步。他们相信在桃县将开始一段崭新的幸福日子，而这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有钱人。老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就算他重回桃县是为了假扮有钱人，我也没有理由看低他。 进去后，老伽托人带话告诉我，看守所里没有蜜蜂，只有苍蝇，数不清的苍蝇。不过, 他对蜜蜂的害怕只是杞人忧天罢了，不管是苍蝇还是蜜蜂，生命苦短，活不过这个冬天。他没有提龙洲路的绿房子，我也不问。老伽终于摆脱了一段尴尬的人生，他说监狱里面的日子好多了，过敏鼻炎神奇地不治而愈。 老伽被捕那天，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建筑工人从那所惬意的桃沙江畔古宅地下挖出无数根长发辫。奇怪的发现召来省里一群考古工作人员，他们目睹长辫子卷曲成蛇群盘绕，一簇簇野蛮的蘑菇，长成黑暗天地的状貌。他们经验丰富，但不知如何撰写报告。头发是最难腐烂的。考古发现常常既不美，也没有什么价值。 这个冬天，我等待着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比如，成群结队出现的钟蜂。   （作者为世界华文作家交流会、维州华文作家协会和澳洲华人作家协会会员，微型小说学会理事，圣公会牧师。所著小说散见于《芙蓉》、《文学港》和《四川文学》等大陆文学期刊。）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2023年06月26日09:05 来源：《长江文艺》2023年第6期   – 1 – 穿堂风跳过两个公共厕所，从安西大弄堂冲出来，一头撞上长安路上的车流，被中山西路十字路口彻底收作之前，总是盘旋在长安路上一排异常整齐的法国梧桐树头顶。那时候，安西这个鬼地方没有这样的大树，树身上还统一刷着白得晃眼的漆。 日本楼的阳台对着长安路上的车水马龙，红英被呜呜的风声吸引着。她有一双猫一样的眼睛，慵懒的目光像是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在眼睛里，但有意无意目光总要越过那排白漆树，落在长安路1344号。长安路上都认得，那是乔家红漆斑驳的大门，通过一条比喉咙还细的黑漆漆的窄过道，进入一个狭小的天井，长春住的阁楼窗口开在天井。 红英是班里不发声音的，长相出挑，举止文雅，体育不错，成绩平平，平日不显山露水，也不送往迎来，做不了班干部。不过，到了寒假，按家庭住址划分若干个学习小组，她却成了长安路日本楼这一片的小组长。眼看着寒假的日子一天天消逝，她赖着不去检查长春的作业，就像是抽屉锁着，钥匙丢了，一想起就烦。她磨磨蹭蹭走在安西大弄堂，鼻间充盈黄鱼烂菜叶尿碱的复杂味道。 长春正岔开两腿，站在大弄堂里的小菜场，挡住了穿堂风，口里啵啵吹着泡泡糖，左手在腰间皮带上捻着什么，转而拍打一株铁树，好像那棵树眨眼间要长到天上去，变成一头墨绿色恐龙，掀翻整个长安路第三小学。他是长三小学最受女生欢迎的左撇子。但这不包括红英这一类。 他眼光游走，没有落在经过的红英身上，却像是最冷的清早窗户上的冰花，看似玻璃平面上几何图案扩张得肆无忌惮，其实绕来绕去还是那个中心。他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红英加快脚步。长春伸出左手拦住。红英讨厌他停不下来充满挑衅的左手，一甩短发，想绕开男孩身上那股子快要溢出来的寒气。 半路上有坏人。长春说。 天还亮着呢。红英说。 那我们一道走。长春说，他缠着不放。 路上昏头六冲地又说，你晓得敲头人吗？ 自从全城陷入一场敲头噩梦当中，长春被敲头人深深吸引着。他有声有色讲起母亲说了无数遍的第一起敲头案：那个风雨交加的夜里，穿红毛衣的年轻女工撑着红伞穿着雨鞋，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离大孚橡胶厂不远的荒凉小路上，路边不远就是黑魆魆的苏州河，另一边则是一块烂尾的建筑工地，这一带远离长安路至中山公园的热闹地段，面积有几个足球场大小。周围一片漆黑，路灯不知是坏了还是被街头混混打碎了，红毛衣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背后窜出来一个骑车人，超过她的刹那间，车闸吱扭一声，那人抽出一件钝器，带着风声砸中她的脑壳…… 红英立定在电线杆下，扫了一眼学校绿漆大门，看不到收发报纸的老头，她说，做啥要瞎讲，我不怕的。 红英从来不信乔长春的话，正如她不信乔家阿奶的话。她玩厌了桌上的算盘和各色应收应付账款的蓝色小图章，溜出食品店财务室，顺一架木梯，爬上水泥晒台。 冬天没有什么风景可看。一片压一片的瓦片连起来的屋顶，灰黑色海浪翻滚一般。她拿眼在屋顶相连的凹处扫描，除了一些飞鸟播种的野生植物，没有什么发现，到现在也没有下雪的样子。 楼下在喊：天黑了，作业写完了吗？ 天还没黑呢，大人喜欢骗人。红英不理不睬。 那声音闷闷的，提高了分贝：快点下来，小姑娘回家啦。 天空飞过一大群花白间杂的鸽子，像是覆着白粉的大黑板上漂移着粉笔字，让红英想起她还是有个妈的，虽然她总是不在家，老是要她放学后待在史阿姨的单位。 史阿姨还在叫：快点——小公主，敲头人要出来啦。 叫公主也没用。史阿姨那张嘴不是说她像弹钢琴的小姑娘，就是像会跳舞的小公主。红英更不怕敲头人，她没有穿红衣，头发是有点黄，不是枯草的黄，而是晴天渲染过的金色。发箍也不是红色的，但史阿姨吓唬她说敲头人出来敲人脑袋前，会先讲出那个人的名字。你的名字里是有红色的。 黑咕隆咚的楼梯口传来硬物碰撞的声响，一迭声哎呦哎哟，财务史阿姨上楼走得急，大约是膝盖撞在楼梯扶手上。妈妈近来在红英放学后，把她像一件出售货物寄放在新宁食品店二楼财务室。完结，该着被押送回家了。 她期待着天黑得快一点，也许可以撞见敲头人。 起风了，冬雨洒下来，有一阵没一阵的。两人都没带伞，史阿姨抓着红英的手，边走边发抖。长安路往东走，哪怕过了下班高峰，行人车辆也是渐渐多起来，没什么好怕的。然而她们都晓得现在共发生了七八起敲头抢劫案，两人死亡、六人重伤、多人轻伤，全是穿红衣的女性，重案都发生在苏州河到沪西体育场一带。被抢物品五花八门，辣酱、药品、饭盒、化妆品、香水，手表、戒指、金项链……敲头人一件都不放过。史阿姨路上在唠叨。 史阿姨的婆婆乔家阿奶头顶着个面盆，屁颠屁颠赶上来，红英立刻刹车。 史阿姨也站住，不是怕看见婆婆，她也看见了跷脚斌生。天上稀稀拉拉落下些大雨点，打在梧桐树叶上，行驶的车辆上，移动的雨伞上，行人头顶上。指端能感觉到红英的血流在加速，她用力拽住小女孩的手。 红英没想到见到斌生阿哥是这个熊样。冬天了，他还是那件夹克单衣，打湿了，认不出本来颜色。晒黑的面孔上像乌龟壳爆裂，老远能闻见香蕉水味道，近一米八的个子因为腿脚不便，迈出每一步都要含胸收腹斜肩弯腰倒向一侧，犹如背上驮着一大袋米。民警小金他们披着雨衣，嘴唇苍白，反剪着斌生的双手，显得比被押送的人更吃力更沮丧，他们逶迤行过积满水的坑坑洼洼，朝派出所走去。 – 2 – 那时候，乔家阿奶的奶末头儿子长春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三角花园。 三角形小花园，不但形状奇怪，连踢个半场小足球的空间也没有，却是个闹中取静的秘密角落。绿色植物叶片上一层血迹似的铁锈，中山路桥投下乌云一般的巨大阴影。晴天也是阴阴的，难免有些古怪的事发生，藏着些逃学孩子的书包皮球弹弓钓鱼竿之类玩意儿。到了夜里，星星点点火光跳动，一切都会生动起来，都说树妖在夜里出来觅食，专抓迷路的孩子。吓得女孩子们都远离三角花园。长春曾经把红英单独骗来这里，不只是为了炫耀三角花园，只有他晓得芭蕉树丛最深处有一个防空洞，不知道有多深多大，从门缝里扔了几颗石子进去，半天也听不到回声，更是为了给她讲一个独家新闻：那个敲头家伙是有动机的，骑单车执铁锤，偏爱肯德基的红，要在肯德基炸鸡店在中国开满100家分店之际，敲满100个红衣女的头。 红英扭头就走，扔下一句话：十三。 长春纠缠红英不知怎么被乔家阿奶晓得了，她数落奶末头儿子说，长春呀做啥要跟日本楼小姑娘搞，她妈是只什么女人。摆不脱跟跷脚混在一道，骚逼。 跷脚当然是指斌生。乔家阿奶在长安路和派出所之间不厌其烦跑来跑去，为的是验证她没有看错斌生。她说警方早就确定了是单人作案；作案工具为类似榔头的金属钝器；劫财劫色，手段狠毒，不计后果，熟悉地形，不像流窜作案，专案组在案发地周围守候良久，终于逮住了嫌犯长安路跷脚。长安路上闹闹嚷嚷，有人叫好，有人跳脚，有人叹息，也有人讲触霉头。红英一直不肯相信警察会冤枉好人。果然她猜对了，派出所把斌生关了两三天，没搞出什么结果，只得放了。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倒是吓坏了长安路一条街。丈夫陪老婆、父亲陪女儿成了出门标配。女工不敢上中班夜班，工厂将食堂临时改成宿舍，没有条件的就借用附近学校教室做临时宿舍；女人不惜将头发剪短，出门不敢穿红色衣服；甚至有人戴摩托车头盔走夜路，随身包包内藏着大剪刀。 那时候，乔家斜对过的日本楼是西站以西最好的建筑物。孤岛时期日本人所建，长安路的清早，路边马桶排长队的时候，日本楼则是另一个世界，安静得很，每家每户铺深色柚木地板，都有卫生间抽水马桶。一楼一分为二，东边是公寓入口，西边则是地段医院的大门。住在五楼的红英常常听见楼下医院的嬉笑吵闹。冬天日短。大白天，袅袅白雾从门诊部的烟囱管腾腾升起。楼道里房间里却永远是黑魆魆的。楼上阿六头讲以前楼里吊死过一个大肚皮日本女人，夜里有时能听见东洋女鬼在哭，女鬼白天视力差，如同睁眼瞎，到夜里看得一清二楚，专门半夜出来寻男人。红英妈打断女儿说，阿六头赤佬骗小鬼的。红英说女鬼自己生不了小孩，夜间来找男人生小孩。她在走廊里也听到过好多次奇怪的哼哼声。每次到这里，妈妈免不了啐女儿，全是地段医院病房那帮神经病太吵了瞎污搞。红英争辩说那声音有时又像是老爷车，在天上哐啷哐啷跑。 妈妈看到日立彩电上什么人乐得大笑，笑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什么又说，小鬼头越来越像你杀千刀的爹了。 红英面孔涨红，不做声。她最生气的事是不光长安路一条街，连她亲妈也讲她没有爹，但这么久以来，她也习惯了，她晓得他们全错了。世上哪有小孩子没有爹，她只不过是想不起爸爸的面孔，在记忆里，伴着妈妈摔锅砸碗的哭骂，他就是一个喝闷酒的酒鬼，宛如深夜苏州河油汪汪水面上来来去去的水泥船神秘地出现神秘地消失，跟她像是从来没什么关系似的，顶多是一副掉了色的金丝边眼镜，毛茸茸的胡茬，一双骨节棱棱湿冷粗糙的大手，有点像斌生的手。 红英万万没想到斌生骗了她，她问小儿麻痹症会死吗，他说不会。不久，却传来了死讯。清晨上学路上，她看见安西小菜场里好多人顶着西北风往长安路上跑，要赶到中山路桥去。她不能跟着去，听人说警察封锁了三角花园，有了重要发现。人们一面赞叹，一面唏嘘，这么快就捉到了。 斌生独自躺在芭蕉叶最深处的防空洞内，头靠着砖头垒砌的土灶，头发烧焦了，眼半开半合，口微张，右手压在胸口下，左手伸得僵直，指尖朝向门口。指甲折断脱落，铁门下部布满刮痕。肌肉萎缩的左腿藏在右腿下面，脏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西裤上现出黄腊腊一滩尿迹。警方排除了非正常死亡，法医认定是心肌梗塞，没说什么时候死的，但唯有红英知道，他一定是在做梦当中走的。她还知道，梦是芭蕉叶形状的。 民警小金等人找到了一些琐碎的东西，搪瓷碗，破铁锅，雨衣，手套，手电筒，丝袜，蕾丝内裤，避孕套，平刨等等，包括一把铁锤，锤头沾满了土和草木屑，散乱分布在防空洞各个角落，洞壁上白粉笔画着一片大芭蕉叶子。头顶上不时传来轰轰声响，那是轮胎碾过中山路桥面。围观的人说小金他们裹着军大衣，依然冻得嘴唇发紫体似筛糠，冬天的防空洞就是一个冰窟窿，冻死人不偿命。锤子送到刑警大队做检查，验出了血迹，不能确认是被害人的。但大家早都默认了敲头人是跷脚斌生，遗憾的是就算能给他定罪，谁也没本事抓一个死人。 半空中有零星火光，爆竹劈劈啪啪响起来。新年快到了。 长安路上只有红英不相信斌生死前住在防空洞，没有二胡唉，斌生怎么可能不带着他的二胡，住在那么冷的地方。她很小就见过斌生，但第一次两人说话却只是两年多前。妈妈开始将她托给史阿姨。 那天史阿姨急着回去烧夜饭，本来要送红英回去，但红英妈说自己来接红英。五点多，出纳走了，六点钟不到，史阿姨也走了，将备用钥匙留给红英。 财务室出门左手，一架纹理磨得铮亮的木梯搁在半人高的小门口，通向水泥晒台。她记得头一次爬梯子发现晒台，晒台中央的藤椅日晒雨淋，白惨惨的，像一具蜷缩起来的动物白骨。她往藤椅里一扑，椅面塌陷，吱嘎尖叫起来，椅腿左左右右摇来晃去，愣是没塌倒，像是激流里的小船，险归险，始终不倾覆。她好几次把椅子拖到晾衣绳下面，帮着把掉下来的被子重新晾上去，第二天发现藤椅又回到了晒台中央。无论怎么摆椅子，隔天总会回到晒台中央，好像椅子长脚认得方位。那是跷脚斌生的藤椅。史阿姨说他的手很巧，店里的桌椅货架冰箱都是他修好的。 红英轻轻推开晒台木门，门轴发出吱嘎吱嘎声，藤椅上伏着一个黑影，她正想退回去，那个影子会说话，他说，看。 她吓了一大跳，身子退得太急，把门撞上了，退不回去，她更慌了。 影子起身攀住晾衣裳铁架子，翻过晒台栏杆，一只脚踩在墙面上凸出的椽子，另一只脚就像蜗牛伸展腹足那么晃来晃去，一点一点，顺着栏杆外缘朝前爬，红英的心随之悬在半空中。她看出那只荡在半空中的脚有毛病。四周静极了。该如何描述这种傍晚自然生出来的寂静，长安路上连个小小的图书馆都是成天闹哄哄的。 她故意啊了一声，惊叫声赛过地面拖曳铁货架的锐音。那人脚下打滑，差点掉下屋顶，好在他手指扳牢屋脊，呼吸粗重，摇来晃去一阵，最后落在屋顶和屋顶之间的凹陷处，站稳了脚跟。衔接屋顶的油毛毡很结实，渐渐蓄了土，雨过之后，陆续长出一些鬼头鬼脑的野生植物。当他气喘吁吁爬回来的时候，胳肢窝下夹着一只拳头大小的野西瓜。 她认出了那张像皱皮苹果的憨憨笑脸，深度近视眼镜，夹鼻裹着橡皮胶，鼻翼笑纹深刻，三十来岁年纪倒像是四五十岁。除了带崇明口音的上海话和流行的酱紫色夹克衫，他身上再没有什么本地特征。没有上海户籍，更无从证明他与这里的联系。他是长安路上来历不明的人，半天也讲不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周家桥新宁食品店沈经理招临时工，看他老实，身世可怜，又是个瘸子，心一软，就安排他住商店楼上三层阁看店。 她免不了想起长春说的圆规画圆圈的比喻。这次，长短不一的圆规脚异常轻巧完成了徒手攀援的高难度动作，大大出乎她的预料。她为恶作剧抱歉，他未语先笑：谢谢小鬼头吓我一跳。本来心口不舒服，倒被你一下吓好了。 那是她第一次知道斌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 3 – ——总归有一天会摘到一个熟的。 说这话是在财务室左侧斌生的三层阁，竖一把短木梯作出入口，单靠屋顶老虎窗通风，人站不直，夏天闷热，冬天漏风，他家在哪里没人知道。他好像也不在乎。反正自从他来到新宁食品店，长安路上只知道他孤家寡人无处可去。他拿一把油腻腻的水果刀，剖开了小西瓜，瓜瓤白乎乎的，籽也是白的。他尝了一口，皱起眉头，揉着胸口，呼吸平顺了，一脸苦相，但嘴角挤出笑意说，味道好极了。 红英笑了，斌生说味道的腔调同雀巢咖啡广告一个样。天气回暖，屋里一股子脚臭汗酸烂水果的混合怪味，被子书籍药瓶乱糟糟堆在床上，床下塞着脚盆拖鞋木工工具箱。红英不喜欢看书，就看墙面贴着的大海报，上面一排排电线纵横的傍晚天空底下，五个短裤少年并排站立，昂首望着远方，他们在等待着什么，什么才值得去永远等待？她从长春硬要借给她的竖版旧小说认出繁体字的“遠”，念得出四个蓝色大字是“永远等待”。若干年后，当她疯狂地迷上香港Beyond摇滚乐队，才似乎明白了永远和等待之间的那种相依相恨的莫名关联。每逢听到苍凉遒劲的粤语版《海阔天空》，鼻尖一定会闻到斌生小屋子的气味。 她吸溜着鼻子，吃了话梅糖、盐晶枣，眉眼便活泛起来。 斌生在火油炉上煮了两人份的葱油拌面，看她吃得鼻尖冒汗，遂取出一把破二胡，笑着说，日本楼小姑娘，想听什么？ 红英喜欢斌生搂着二胡摇头晃脑乱拉一气。下班后，斌生不是上晒台坐在藤椅里发呆，就是在三层阁里摆弄二胡。这完全不是白天在店里你能看到的那个被人呼来喝去的杂工。食品店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少不了他，但没人拿他当一回事。沈经理背着手走来走去，有时给斌生脑袋上轻轻一巴掌，骂他拉二胡是乱弹琴，怪不得老大不小找不到家主婆。史阿姨说不要小看斌生，人家在外面有花头。有人问什么花头呀，史阿姨来不及回答，沈经理就说偷南货店隔壁花痴的花裤子穿喽。大家笑得稀里哗啦，斌生也笑。沈经理又拍他脑袋，笑什么笑，笑嘻嘻不是好东西。斌生还是笑。史阿姨讲经理不要欺负老实人哦。 斌生讲他看中的是小提琴，但他买不起，也学不起。好歹二胡不贵，他攒钱买了一把二手的，自己琢磨着就拉上了。他咿咿呀呀拉了《金蛇狂舞》和《草原之夜》，红英要听《二泉映月》，他不愿拉，那太惨了，他只拉开心的。楼下传来高涨的喧哗声，像是一屋子人在打麻将，又像是马路边坐着许多人喝啤酒，一浪高过一浪，他把脑袋探出老虎窗，装作看见了什么似的，大呼小叫起来：夜里有红毛外星人在马路上打仗，就在大马路上，离周家桥不远，要不要看？ 斌生这么说，她半信半疑起来，他托着她腋下举到窗口，喧闹声却消失了，除了对面黑魆魆的屋顶下昏黄的灯火，彷佛夜雨淋湿的一排排纸灯笼。 她没作声。 斌生说，再往远处看，越过全部的屋顶，就是海，看见了没有，喏，海里有一座芭蕉叶形状的岛。 她嗯了一声。 他说，岛上有栽满菠萝莲雾的山谷，吃过莲雾吗？味道好极了。 她说，看不见呀？ 他只说，你有猫那样好看的眼睛，仔细看，一定看得见。 他是第一个讲她有猫眼睛的人，但她当时没留意。楼梯口传来特别急促的脚步声，但两人也都没留意。红英妈又食言了，来得特别晚，她爬上木梯，三层阁小得她都站不下，她一把拧住斌生的耳朵骂：哎呀斌生，看不出老实人会这样瞎三话四，要把我乖囡带坏的。她还是个小姑娘…… 斌生大手一松，红英身子落到地上，羞得手脚也没地方搁。 斌生跑进货，腿脚不好，骑车技术却一流，长安路上的跷脚踩着链条有毛病的永久自行车，有求必应，大家都爱找他帮忙。他常在上班时间帮人忙私活，不是做木工修理家电，就是踩黄鱼车买菜送货。要是他在三层阁，店经理或团支部书记来了，群众咳嗽就频繁起来。只要远远地三声低咳，他立刻停住手里的活计，回到楼下店堂仓库埋头干活。领导有时问斌生中饭吃过伐，斌生点头说味道好极了。大家就捧着肚子笑。斌生的普通话就这一句说得字正腔圆。 红英妈跟史阿姨走得很近。红英妈会撒娇，史阿姨会夸人，好起来两个人简直是亲姐妹。史阿姨夸她是长安路上一枝花。红英妈就托她照看未来的一枝花红英。那天，工会发了电影票，史阿姨要加班，就叫在三层阁看书的斌生带红英去看电影。 两人一高一矮从周家桥一路往东。额上感觉到了雨点，上午下过的雨，声音早就过去，水珠子还寄存在树上，这会儿，雨水是先落到斌生身上，镜片湿了糊了，一颗水珠子滚到他脖根上，碎裂后，变成一条身子不断生长的小蛇，游入他衬衫领口，但他没感觉，笑得镜片上看不见眼睛，变着法儿同红英找话题。他高鼻梁上架着沉重的黑框眼镜，每句话都以笑开始，以笑结尾。一点儿也不好笑也要笑，却没法跟他生气，这就是他这个人讨人厌的地方。再说大人跟小人有什么好多说的。 她觉着街上的人都在看他们。 斌生在小摊买了孙悟空猪八戒的糖人，红英不要，他一手一个拿着，高高低低地走着。她跟在他后面，躲闪着他的影子。两个人走得别别扭扭的，走过中山西路口的红绿灯，走过安西大弄堂。两人背上汗涔涔的，风一吹，挺凉快。红英再看他傻笑，也不怎么讨厌了。他不能算是阿哥，严格来讲，他是爷叔级别，但妈妈分不清辈份，让她叫阿哥。连沈经理她也要红英叫大阿哥（老沈都过五十岁了）。 斌生说他不敢牵她的手，因为他走路样子太难看。她心里一惊。斌生说小儿麻痹症造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别人会笑话的。她眼神柔柔的，依然不做声。斌生又说下趟不带你看电影了，别人会笑话的。她眼光直了，咯咯笑着说，这多没意思。说不定我长大后，长到你一样高，也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红英的手朝他歪斜的肩头比划了一下。 到了西站口，道杆提起来，路人和自行车纷纷推搡着他们上前，斌生趁乱牵起她的小手，他大手心潮湿粗糙，并不舒服。 路上有人叫红英，她赶紧甩脱斌生的手。 长春甩着长发迎面而来，手里托着三角纸包，边走边吐瓜子壳。 红英瞟了一眼，也许因他是史阿姨的小叔，就不想多理睬。 他嘻嘻笑说，跟圆规跳舞。 红英马上明白了他笑什么，从侧面看让高高瘦瘦的斌生牵着，的确像是跟一只脚长一只脚短的圆规跳舞。 斌生面孔一红，扶了扶眼镜架，装作什么也没听见。长春来劲了，他返身跟上他们，一路上，他的话比西站的绿皮火车还要长，几颗唾沫星子沾到她脸上，她用手绢抹掉。悄悄扯扯斌生衣襟，希望这个大人能像个大人样赶走长春，但斌生没有，他一味努力走着，才能赶上长春的快步。好不容易走到了中山公园附近的影院，长春没有电影票，斌生终于找到了借口，但还是不得不挖出口袋里的零钱加上两个糖人，才打发走了他。 走前，长春毫不掩饰对斌生的敌意，压低声音说，夜里小心敲头人。 电影一散场，红英穿过人群，走得像逃跑。 电影不好看？斌生挤着赶上来问。 她摇头。 你怕敲头人？他又问。 她又摇头。她担心的是长春，但那小子不在，他没耐性，早不知去哪里野了。她一本正经地说，敲头人是他们编出来吓唬人的。 斌生倒是有点惊奇。店里的人都说跷脚晚上通宵看书，看得近视一千度，镜片赛过啤酒瓶底，肚皮里装的全是油墨，此话看来不假。他说要讲个真实的敲头人故事给她听，比电影精彩。影院的人群涌入街巷，像浩荡的长江消散在入海口。斌生对着街灯眯起眼，镜片上像有点点鱼鳞闪耀，他说他是出生在长江入海口的渔家孩子，父母靠出海捕鱼为生。有一次，父母出海，航行得很远很远，说是去了一个芭蕉叶形状的南海岛屿，再也没有回来。回来的渔民们则说那儿是一座阳光普照的美丽岛，长满菠萝莲雾的山谷住着一位天使，捧着鲜花招待你，照顾你，祝福你。去了的人幸福得不想回家。斌生不懂为啥父母连儿子也不要了。村里的说法有了转折，又有回来的人说那个岛哪里有阳光，其实是黑得可怕的所在，到处是沼泽，浓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沼泽里住着一个恶魔，一旦狭路相逢，他就会用铁锤敲碎人脑壳。（红英起初银铃一般笑，此时笑声便被夜色吞没了。）渔民们没有撒谎，都说了实话，但他们都只说对了一半，要是他们登岛的时间是白天，遇见的是天使。换成夜间上岛，只能遇到敲头人。 红英低着头想了一会儿，眼睛一亮：遇上敲头人就死得硬翘翘了，那阿哥你怎么知道那个岛的事呢？ 我是逃回来的，那辰光我太小，爹妈都去了岛上，他顿了一顿说，死了。 红英瞥了一眼斌生的腿。他瑟缩了一下，像是被蜜蜂蛰了一下，他讪讪地说小辰光他的腿没毛病，跑得比花狸猫还快，后来被铁榔头砸断了一条腿。 红英沉默了一阵，问他：斌生阿哥，你恨敲头人吗？ 斌生挠着头皮说，为啥要恨？只要避开夜晚，就能遇到天使。 她说，夜晚怎么避得开？如果你在岛上过夜，不就碰到敲头人了？ 斌生辩解说，那你可以在白天登岛，不要过夜。保护好自己。 这个办法灵。她说，那个岛在哪儿呢？ 轮到斌生沉默了。街边食肆,一对落地大音响里邓丽君唱得很嗲：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 怎么才能去那个岛找到天使呢？她追问。 心脏为啥叫心脏，晓得么，就是心脏了。要是心不脏，就一定能去。他答。 她绕过地段医院门口的积水，认真地歪着头，说出想了一路的结论：阿哥，这个故事不好。 他恢复了笑容：为啥？ 红英咯咯笑着说，骗人。这故事是假的。你的脚不是小儿麻痹症吗？ – 4 – 乔家门前那一棵梧桐树除了白漆外，还用红漆写了大字“南侠在此”。为了看清这几个字，红英借着去竹器店买淘箩的机会，走过好几个来回。长春的行书写得颇有中流击水的气势。可知那小子最近迷上的是《三侠五义》《小五义》等等，书包里全是这类书。 穿过黑乎乎的窄过道，跨过被两个水斗占满了的天井，她看见一个小男孩呆头呆脑坐在乔家客堂间楼梯上，扁扁的大脑袋上鼓起一个暗红色的包。长春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说那是鹿角。小孩子好奇的目光停留在红英白中泛红的脸上。长春的目光也跟踪而至。她虽很瘦，身子骨早早露出了美人坯子的苗头。 在长春的手指接触到红包之前，被一巴掌打开了。史阿姨嫁入乔家后，脾气也变坏了。对于至亲从来不吝批评。她拉长脸，训斥小叔长春长大了也不懂事，产钳夹出来的产瘤怎么能随便乱摸？ 小男孩哭了，伸出小手往空中乱抓。 乔家阿奶从里屋跑出来，手里抱着糖果罐，学着小孩呀呀说话：吃糖糖吃糖糖。 史阿姨撮起嘴抱着孩子死不放手，说小孩吃糖牙齿要坏的。 长春趁机窜上去摸着了那只角，吓得史阿姨大嚷要管教被宠坏了的长春。乔家阿奶一手抱着糖罐子，一手叉腰对媳妇虎起脸说，乔家养的小人，管教轮不到外人。 史阿姨面色不对，鼻子里哼了一声，抱起男孩，屁股一扭上楼去了。从头到尾，她并无正眼瞧一下红英，当她是空气看不见。 街上传闻看来不假。史阿姨的冰冷态度证实她真的跟红英妈绝交了。她再也不能容忍跟一个日本楼骚货做朋友了。红英不怪史阿姨，要怪就怪国棉厂转制。红英妈等一大批工人提早退休回家，于是日本楼里人多嘴杂，谣言四起，楼上阿六头领头说半夜里闹的不是东洋女鬼，而是红英家里进了野男人。还没等红英妈找楼上算账，国棉厂宣传干事拉着几个保卫科的人，夜里打着手电筒轰然冲上楼来，砸开红英家房门大吵大闹，他们真的发现有人从阳台爬水落管子逃走了，远远一个一瘸一拐逃窜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楼下歪倒着一辆破自行车，那是斌生的永久。楼上楼下马上都晓得了宣传干事是红英妈的相好，却不敢相信她的新欢居然是跷脚斌生。红英妈有口难辩，干脆闭门不出，闷在家里做美容烫头发。 国棉厂慢慢风波平息了，但新宁店却余波再起，一向笑眯眯的斌生卷铺盖滚蛋了。事起仓促，沈经理像往常一样领着一群职工拿斌生开玩笑，斌生，你的永久哪去了，斌生说找不到了，老沈讲脚踏车在红英家呢，斌生连连否认，老沈又讲红英快叫你阿爸了吧，大家都笑，但斌生竟生气了，冷不防推了老沈一把。老沈靠着水果箱站稳之后，一把揪住斌生衣领，往他头上狠敲毛栗子。午饭时候，斌生冲进经理室，手里提着一把铁榔头，一声不吭，面无表情，老沈打翻了饭盒，吓得赶忙逃回了家，好多天他都称病在家，不久调走了，离开前，他没忘了打电话到店里，警察也来了，他们和店里职工一起动手，赶走了斌生。 红英感觉浑身僵硬发冷，非常想念家里那个总有股子药棉怪味的硬枕头。她匆匆检查完，急着要走。长春的作业勉强做完了，却说起乔家后院半夜里的动静，有什么东西从屋顶上经过，瓦片叽叽嘎嘎乱响，天亮了，他从客堂间楼上后窗爬上灶披间屋顶，发现不少瓦片被踩碎了。看红英没反应，他补充说是半夜里敲头人在乔家房顶飞檐走壁呐。 她捂住嘴，像是被什么咬了一口。 长春得意了，他透露说警察收到举报，有一人去中山公园金店修理一根金项链，心形挂件上刻有“琴瑟好合”字样，很像4月份敲头人劫走的项链。高个子，偏瘦，中年人，穿酱紫色夹克衫，讲崇明口音普通话，可惜晚了几分钟，来不及当场生擒。警方又气又喜，发现了重要的辨识特征，那人是瘸子，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瘸子。 红英脱口而出：你是说？ 长春说，跷脚斌生轻功练不到家，踩碎了我家瓦片，脚有毛病嘛，不过爬你们家阳台倒是手脚蛮利落的。 红英这边知道是长春向派出所举报了斌生，史阿姨那边第一个跟斌生划清了界限。斌生被赶出了新宁店。史阿姨痛定思痛，一度交友不慎，一是日本楼的女人，二是三层阁的老实人。她作出结论，沈经理做得太对了。红毛衣女工的男人是她认识的，她又讲出事那晚男人在家里做好了饭菜，等到9点多坐不住了，跑到邻居亲戚家中去找，遍寻不到。11点多，他找到了那片荒地，看见围了一些人，扒开人群，只见妻子躺在那里，满脸血污，上衣衣襟敞开着，裤子脱到了膝盖处……老实人真不老实。史阿姨的叙述比她婆婆可信，打消了长安路好心人对跷脚残留的一点点好感。斌生就是这样子在长安路上身败名裂的。自此没有商家厂家私人老板敢收留他，长安路上都像防贼一样防着他。有人撞见他坐在饭店门口，总会用幸灾乐祸的眼神望向他的破二胡和面前的搪瓷破碗，斌生怔怔地坐在原地，坏脚盘在好脚下面，有人给碗里丢硬币，故意丢到碗外面。也有人招呼说跷脚你讲一讲日本楼那天晚上的事，想逗他讲一些细节出来，但他只盯着人群里的小孩子，孩子看见他直勾勾的眼光就害怕，往人群里躲，拽着大人的手要走。 斌生嗫嚅着说，不是我。 有人逗他说，那半夜去红英家翻阳台爬水落管的总归是你吧？ 斌生连声说，不是我不是我。 乔家阿奶撇着嘴说，还不是你——你的脚踏车在楼底下呢。 马上又有人问：跷脚，你的脚踏车呢？ 斌生嘴巴张合，半天说不出话来，光会摆弄二胡，可是，无人想听。连红英也不想。她听见熟悉的二胡，远远避开了。 联防队在中山公园巡逻，发现一个模样像敲头人的鬼影徘徊里深夜的湖畔。随后，大白天发生了救狗事件。 清水浜河道并入公园，拓宽为人工湖，西面为游船码头，北面是穿廊水榭。据水榭现场市民说，当时听到有人喊“救妹妹”，以为是有人落水，一个女孩冲到水榭大喊救命，附近都是下棋散步静坐的老人家，唯有一个中年男人仰面朝天，脸上盖着一张报纸在午睡。那人一听跳起来，反而摔倒了，暴露了他是瘸子，他迅速爬起来，衣服也没脱，甩掉球鞋就下水。湖水很浅，他救起来一条狗，冻得全身发抖，但他返身又下水搜寻。那求救女孩脸涨得通红，一个劲叫他回来，说要救的只是她的狗。 下水者很尴尬，坐在岸边，脱下衣服晒太阳，有人喊他斌生，人群哗然，有目击者自动站出来澄清说听见女孩当时喊的是“救狗狗”，马上有人反驳说早干吗去了，为什么不早说，又有人嚷嚷说要报警，看热闹的人一窝蜂转向，帮着女孩讲话，她喊的就是狗狗嘛。认出斌生的人于是问他有没有去过金店，斌生脸色煞白，满头满身不知是汗还是水，他只会讲不是我的金项链。另一人问他怎么不去日本楼睡女人，他只会说，我的脚踏车被偷了。他牙齿打架，讲也讲不清。那人还在说红英是个小女孩，你不要一拖二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斌生面色铁青，脖子上青筋暴起，朝那人扬起来了拳头。那人叫着“跷脚又要杀人啦”，抱头鼠窜。人群激愤起来，几个年轻人摩拳擦掌要教训跷脚，人群又叫喊，让开让开闲人让开，领导来了。 公园领导来了，斌生仓皇逃走。这件事更加说不清了。长安路上公认最有学问的洪教授说，不论是为了救人还是救狗，其行为都构成见义勇为。街道办则说申报见义勇为的相关工作并非街道办负责，如果有关部门研究出结果，街道办会全力配合。以上都不会有结果的，下水救人的是浑身是嘴也讲不清楚的斌生，谁也不晓得他现在住在哪里。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两周后，警方在三角花园防空洞找到了他的尸体。有人恍然，他是住在防空洞的，也有人说他是冬天下水救狗，生病给病死的，然而众怒难犯，那种为死者开脱的说法不久就自动消声了。 – 5 – 新宁店三层阁门上挂着铜锁。斌生再也不会回来了。 红英记得最后一次爬上晒台的那一晚。以前每到夜幕降临，晒台中央会有一人坐在藤椅上，上身半转，右胳膊搁在椅背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面，看不出腿的长短。他呆呆看着夜里的屋顶。直看到屋顶开始放出绿色荧光，许许多多蜗牛开始慢慢散步，背上的壳五彩斑斓，藤蔓绿匝匝覆盖了屋面，其中一枝上长出了一只篮球大小的西瓜。她明明将藤椅踢倒了，它借着一阵风自己又爬起来，风挺大，吹得它黧黑的身躯微微晃动，仿佛一只硕大的蜗牛在蠕动。她恶狠狠摇晃着晒台中央的藤椅，像是要拆了它的筋骨，手上风一吹丝丝拉拉生疼，没有倒刺嵌在里面，手指被藤椅上的竹篾划破了。 在到处有人追着讨饭斌生取笑的日子里，红英开始躲着人，绝足不去乔家，直到去少年宫活动。那个日子像是过儿童节。吃过晚饭，她在少年宫玩累了。却碰上长春对她说悄悄话：你的眼睛真像猫。 那是斌生说过的话。她面露惧色。为避开长春，她去了游泳池。冬天的泳池没有人，她在角落里抱腿坐下，透过飘扬的刘海，望着枯叶不断跳落在晃来晃去的水波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天黑前，同学们和老师都走了。长春找不到她，也走了。 深夜的马路像是漂浮着深紫色海藻的一片海。她走了很久，也走不到头。觉着离长安电影院不远了，但中山公园却总是走不到，更别提长安路了。不是走反了方向，就是迷路了，她想。不怕黑灯瞎火，也不怕敲头人，但她怕的事情发生了。骤然间，行人都不见了，霓虹灯火也像害怕月光那样，溶解在海水的幽暗里。这座城市里的人似乎全都登上一列绿皮火车远去了。 耳朵里捕捉到了熟悉的响动，很平常的声响，老爷车在天上行进的哐啷哐啷，斌生那辆永久嘶哑转动着链条。车轮吱扭一声刹住，斌声单脚点地，不说话，只是笑。阿哥怎么知道我迷路了？斌生不说话。她跳上永久的后书包架，双手抱住他的腰。他的腰间硬鼓鼓的。风扩大了声量，链条该上油了，哐啷又哐啷，伴着心跳节奏，像是深夜天山迪斯科舞厅的强劲节奏。很多年后，她总能在粤语版《海阔天空》中听出那种节奏。先前她还觉得斌生好是好，就是太傻气太窝囊，缺少长春的那股子霸道执着。但此刻她承认玩什么刀子刮片香烟牌子橡皮泥都太幼稚了，放暑假前，树上知了热死忒啦热死忒啦乱叫已经够烦了，长春还去搞来一只金乌虫，用白线系了，叫虫子绕着她的课桌飞。最糟的还不止于此，长春人小鬼大，居然会告密。斌生一直不响，听她絮絮地说她曾休学一年，在病床上看窗外的树、天空和鸽群。她朝鸽子招手，嘴里含混地说着。鸽群全然不顾，径自在半空中呼啦啦盘旋。她在悠长的鸽哨声里，自觉是找不到归巢的小鸽子感受到了未来的重量：她想快快长大，做一个好妻子，学会弹钢琴，家里要有一台音质华丽的二手雅马哈钢琴，自然还要做一个好母亲，在家里给孩子做菜烧饭洗衣铺床。斌生仍然不说话。红英说累了，她从没有说过那么多废话。她终于懂得了夜里的寂静是什么，不是阿六头说的惨兮兮的东洋女鬼，也不是财务室隔壁三层阁的暗淡电灯光。等到声音都入睡之后，她能听到树木花草齐刷刷生长的声音，有一只猫潜伏在周围，你无法事先发现它，除非你能注意到它发黄的亮眼睛，当它匍匐得太累，夜里落单的鸟就会走入它的罗网。猫爪子磨得尖而亮…… 我们这是去哪儿？她问了一个重要问题。 斌生终于开口：那个芭蕉叶形状的岛。 她忍不住呼喊：那我们遇见的不是天使而是敲头人啰？ 斌生也笑：我是敲头人。 他真的从腰间拔出一把铁锤，舞出一股金属的啸音。 红英咯咯地笑。她晓得斌生没有死，她忽然想明白了，做啥要害怕敲头人，天使到了夜里就会变成敲头人，天一亮，他又会变回天使。 过了很久，红英才想到有什么地方不对，二胡。斌生没有带着二胡，他带着一把冰冷的铁榔头。 红英回家之后，就着凉病倒了。她高烧不退，冒冷汗，说胡话，一阵一阵地发抖，不断说是斌生骑车送她回家的。红英妈抓着处方甩着体温计，对楼下地段医院医生叹气说，我家小姑娘会不会脑子烧坏掉，央求街坊邻里找了大半夜，好不容易才把她找到的，难道真的是撞邪了？ 她特意给斌生烧了纸钱，念念有词：哎呀斌生，你死了就算了。要是真有冤，来找我吧，我不怕的，放过我女儿。 红英渐渐康复之后，历时数月的敲头案终于告破。公安专案组描摹嫌疑人的画像。协查通报发送到各级，终于在在宝山查到了与画像长相酷肖的可疑人员，在案犯逃回安徽之前抓捕成功，案犯供认不讳，所有敲头案都是他干的。此时斌生已经去世大半个月。 妈妈做晚饭时，感叹道：斌生真正作孽呀，新年我去玉佛寺给你烧头香。 红英蜷缩在被窝一角，只是冷漠地望着妈妈的背影，直到妈妈预感到了什么，回过头来。妈妈眼泡浮肿，拔光了重新勾勒的黑眉一边高一边低，红英索性就说了实话：不要猫哭老鼠。以为我睡着了不晓得，那天晚上翻阳台的是新宁的沈经理，他骑走了斌生阿哥的脚踏车。 妈妈怔住了，发觉女儿长大了，发出莫名其妙的咯咯笑声。她走过来，圆润的手臂圈住女儿肩头，轻声细语地哄她：乖囡，答应姆妈不要讲出去。 红英面孔涨得通红，身子扭来扭去，始终甩不脱妈妈的手臂。弄痛了，她不觉泪眼婆娑，轻轻问是不是你叫斌生去中山公园金店的，我看到你有一根金项链，上面也是“琴瑟好合”四个字…… 妈妈紧紧搂住女儿，彼此衣服摩擦，悉悉索索作响，她说不作兴这个样子讲姆妈的。又把下巴颏牢牢贴在女儿头顶，反复摩擦着说，姆妈没工作没收入了还要养囡囡打扮囡囡供囡囡读书姆妈爱囡囡…… 几滴热热咸咸的液体弄湿了女儿的额头和刘海。 女儿睡着后，妈妈发觉女儿的脸颊是湿的，分不清是谁的泪。 红英妈没有睡，她破天荒在灶披间忙着拌糯米粉粳米粉，明天她要做许多红红的定胜糕，请洪教授来写福字写春联，派楼上阿六头去换煤气罐，叫调到烟糖公司的老沈去看看天山一条街的店铺摊位，寻一桩生意做，春节快到了。 妈妈不知道的事发生在那天夜里。红英发现自己站在食品店后门，门无声地开了，好像有人替她安排好了一切。 从来不曾在半夜来过。好奇心胜过了害怕。外墙写着火红的“拆”字，只剩下一个建筑框架，柜台货架冰箱仓库不见了，三层阁晒台藤椅不见了。店堂中央空荡荡的，居然长出了一株芭蕉树，金灿灿的芭蕉叶舒展开来，特别宽阔，特别浓绿，在破窗户漏进来的光线里显得无比妩媚。她听见那个树上的声音在说，如果心不脏，你终究会去到那个芭蕉叶形的岛，见到拿着铁锤和鲜花的天使。 嘴里尝到了新年的味道，香嫩的，油烟的，外脆里糯，夹杂着薄暮的寒意，应该有爆竹声和烟花色，也许还有雪花淡淡的甜味。下雪后，室内不再是现在这般阴郁，长安路被人踩出黑乎乎的泥水，但路边和屋檐上必然残留有白晃晃的粉状物，手一摸就化了，小手会生红红的痒痒的冻疮。她要找到的是没有人踩过的雪，那些雪水不脏，她看见那些雪水融出的一片海，海面上浮出一个芭蕉叶形状的岛。不要性急嗬，等一等，登岛的时候就会是天亮。她会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人站在栽满菠萝莲雾的山谷，掉了色的金丝边眼镜，毛茸茸的胡茬，朝她挥起一双骨节棱棱的大手。   武陵驿，小说陆续见于《芙蓉》《文学港》《江南》等刊。诗歌曾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已出版小说《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骑在鱼背离去》。《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获侨联总会2020年海外著述奖；《蘑菇人》获2022年北美文苑文学奖短篇小说组第一名。《鳄鱼之城》获2023年温哥华世界华人作家笔会暨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小说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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