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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前言：欧阳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才华出众，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他驰骋澳洲英中文双语文坛，成绩斐然，从1991年到墨尔本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出版著作至今，三十多年间竟然难以置信地已经出版各种中英文著作译作多达一百五十种，并获得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创作基金。本文是三万多字的长篇评论《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澳华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欧阳昱的先锋探索意识》中的第四节。全文将收进本人明年出版的新书中。此节提前发表，以就教于方家；另外，对有志于小说写作者也许可以开阔眼界和思路。） 欧阳昱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当然也表现在他的英文小说中。 欧阳昱的英文长篇处女作是2002年10月1日出版的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东坡纪事》，Brandl & Schlesinger出版）。小说中，欧阳昱带领读者踏上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前往中国内陆一个著名的文学小镇。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正在寻找新生活的澳籍华裔诗人庄道，他回顾了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往事，以及导致1989年“六四”的一系列事件。庄道在翻译自己在“六四事件”期间写的中文小说的同时，还为一家澳洲公司做研究。身份、边缘性和后殖民性在这个浓烈的澳华故事中被大规模地探讨。 欧阳昱透露此书就是宋朝伟大诗人苏东波对他的直接影响，书名即是对他的指涉，小说中的“东坡市”即是他熟识的亲切的家乡黄州。但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腊宝、赵红梅认为，当代移民作家如欧阳昱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家园意识”。他们共同撰写的一篇得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AA101214)赞助基金的文章强烈谴责欧阳昱，认为《东坡纪事》暴露了作者迎合移居国主流社会、套用东方主义话语对祖国竭尽攻击的意图（《王腊宝、赵红梅，《“流亡者归来”——评欧阳昱小说《东坡纪事》中的反家园意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页78-82）。然而在澳洲，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可谓一鸣惊人。它一经出版，悉尼大学英文系就把它选为教材，并邀请欧阳昱前去讲学授课。《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认为它“诙谐、愤世嫉俗且粗俗”（amusing, cynical and bawdy）。澳洲另一家杂志《超越》(Overland)则称它“让读者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真相，作品既辛酸、又痛苦、发人深省，还充满幽默与悲伤。”（It confronts the reader with unsavoury home truths and it is poignant, painful, provocative, funny and sad.）《东坡纪事》荣获2004年南澳文学创新奖，并入围2003年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南澳文学奖评审词说： “欧阳昱的作品创新、引人入胜，常常让人不舒服。它从一个移民澳大利亚的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多元文化社会是否能真正实现完全融合的令人不安的问题。”（Innovative, compelling and often profoundly discomforting, Ouyang Yu’s book i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hinese immigrant to Australia it raises troubl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fully integrated multicultural society.） 过了八年，2010年8月，欧阳昱出版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The English Class（《英语班》，Transit Lounge Publishing出版），于2011年获得新南威尔士州总督奖，并四次入围其他大奖。这部小说主角叫京。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时，他是一个在乡村度过几年当农民的知青，后来在一个省级造船厂当卡车司机。京在恶劣的环境下，一边开卡车一边自学英语，最终通过考试进入东湖大学的英语班。在那里，他遇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并爱上了英语老师瓦格纳博士的疏远伴侣德尔德雷。这部小说生动地细腻入微地刻画和展现了一个渴望西方生活的中国卡车司机的虚构生活。与欧阳昱的许多作品一样，它探讨了许多中国人移居英语国家的渴望，也微妙地解构了殖民主义的机制。 澳洲英语文学界许多人认为《英语班》堪称一部杰作，技艺精湛，引人入胜、是一部既睿智、勇敢又富有娱乐性的小说。澳洲当代非常著名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评介说：此书是 “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和澳大利亚文化的理解，这是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史诗般的旅程，欧阳昱以令人信服的诚实和激情讲述了这个故事”。（an utterly authentic story which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an epic journey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counted with all Ouyang Yu’s compelling honesty and passion.见网络。） 组成欧阳昱“黄州三部曲”的第三部英文长篇小说Loose：A Wild History（《散漫野史》，Wakefield Press出版）则接着于2011年出版。 这是一部颇具挑战性的书，属于极端的后现代元小说（meta-fiction），由多个交织的叙事线构成，其中一条是欧阳昱在离开澳大利亚十年后重返中国的经历，另一条则是小说写作本身。在这些叙事之间，还穿插了各种日常琐事，号称来自欧阳昱的日记和笔记，记录了他在中国期间的经历以及他在墨尔本生活的点滴。有许多短暂的故事情节，稍纵即逝，闪烁不已，还出现欧阳昱那个因信仰法轮功而遭到当局惩罚而去世的弟弟。书中充满有趣又古怪地闪烁着的灵感，充满思想，而这些思想相当发人深省：对作为移民的疏离感的探讨，对在新旧国家中同样感到格格不入的体验，身为现代中国人的感受，以及言论自由的实际意义等等问题的思考。 欧阳昱不仅用后现代手法来展示技巧，更是将其作为探索身份的工具，也探讨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让读者在真假之间猜测。如果说它最大特点，那就是——如书名所示：“散”。整部作品就像大杂烩，无所不包，也没有清晰的情节结构。各章节不按传统的数字顺序排列，而是随意加小数点；书中包含日记、回忆、笔记、信件、录音、电子邮件和其他文字资料的片段。小说让人感觉是一部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各种故事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后现代的拼贴手法被用到极致。 亚历克斯·米勒这样形容说： “如何向你描述《散漫野史》？我曾称它为伟大的澳大利亚反小说，但它并不试图遵循任何传统形式，表面上它反对一切——反纪录片、反回忆录、反文化史——其中几乎没有虚构的成分。除了在诗歌方面采用了较为传统的方式，它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强度和嘲讽拒绝了各种文学形式的规范。”（“How to describe LOOSE to you? I’ve called it the great Australian anti-novel, but it doesn’t seek to respect any of the conventional forms and is, on the face of it, anti-everything，anti-documentary, anti-memoir, anti-cultural history — there is very little of fiction in it. Except for poetry (where its approach is conventional) the disciplines of the various literary forms are rejected repeatedly an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vehemence and ridicule.”见网络） 澳洲书评家丽莎·希尔（Lisa Hill）对《散漫野史》评价甚高。她说：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喜欢和欣赏这种写作风格的人群中以某种方式流行起来。这是因为我认为，昱和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及杰拉尔德·默南一样，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潜在候选人。”(I want this book to go viral somehow amongst those who like and admire this kind of writing. This is because I think that along with Brian Castro and Gerald Murnane Yu is a possible candidate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见网络) 希尔把欧阳昱与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和杰拉尔德·默南（Gerald Murnane）这两位备受赞誉的澳洲作家并提，实在非同小可。该知道，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文化身份的探讨而闻名。他的小说《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获得了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和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并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年度图书。此外，他还荣获了2014年的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奖（该奖项由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设立，旨在表彰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杰拉尔德·默南则以其对记忆、身份和澳大利亚风景的独特描绘而著称。他的作品《平原》（The Plains）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学的经典之作。默南曾获得1999年的帕特里克·怀特奖和2009年的墨尔本文学奖，并多次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欧阳昱于2017年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Billy Sing（《沈比利》，Transit Lounge出版），在内容上更在写作形式上一反他的“黄州三部曲”。这是澳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著名的狙击手沈比利的真实故事，书封面就是截取比利1915年随军赴欧途中在埃及休整时照的的一张照片。 沈比利于1886年出生，母亲英裔，父亲华裔，他和两个姐妹在昆士兰州的乡村长大。1914年，他是最早的一位参军者，以出色的射击技术而闻名。欧阳昱以第一人称叙述，借比利的眼睛去看残酷的战争和无所不在的种族主义。在讲述比利辉煌却充满矛盾的生活以及战争的恐怖时，欧阳昱以富有想象力的笔触捕捉到身为局外人和英雄在自己国家的双重身份及其带来的困境，作者对华裔澳洲人的理解使叙事充满敏感和深情，呈现出另一种人生的精妙体验。这是一部既诗意又现实，既炽热又清新、既精致又残酷的小说。这是一个悲伤而深刻的故事。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一个尚未逝去的世界》（Contemporary Australian Literature: A World Not Yet Dead）这部名著的作者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irns）评论《沈比利》说： “……在他最为凝练、易懂且充满人情味的小说中，欧阳昱用强烈的情感与悲剧性的深度，将历史中遥远的人物带回了现实，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感受到他的痛苦。欧阳将沈比利带回了几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历史中，但也让我们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究竟是什么，未来可能会怎样。这本书极其精彩，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In his most concentrated, accessible and humane novel yet, Ouyang Yu brings a figure from remote history fully alive with intensity and tragic depth, lets us hear his voice and feel his pain. Ouyang restores Billy Sing to an Australian history that has threatened to erase him, but leaves us fundamentally unsettled about just what that history has been and might be. This book is terrific, it moved me to tears.”见网络） 欧阳昱迄今最新一部也是他第八部英文小说是去年（2023年）出版的All the Rivers Run South（《条条河流向南流》,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 这部获得澳洲政府两年创作基金赞助的书，厚达414页，它以实验性形式呈现，通过复杂的多层次的叙述，将历史与虚构相融合，在小说中包含又一个小说，声称是一部来自中国在Laurendal大学攻读创意写作博士学位的已故学生张宝辉的未出版的博士论文草稿。英语书评人也说在澳洲人们并不常见这样的书；这部实验小说并非为所有人而写，但它会吸引那些勇于探索的读者，虽然起初他们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弄清故事的脉络。里面有关于一位据说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淘金热时期活跃的名叫阿辛的街头讲故事者的虚构传记，这个“传记”由张宝辉叙述，张的博士导师是斯泰西教授。随着深入探索澳洲历史，张宝辉把学术论文变成一系列思维爆发、日记条目、刻意记录的记忆空白、迷你历史故事、零散的诗歌片段、关于历史和虚构的哲学沉思，以及他自己关于疾病、性模糊、爱情或无法实现的爱情的故事。他把阿辛的故事与自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他的充满了破碎的记忆、沉思和自我反省的创意论文，展现了他面对一系列问题的内心挣扎。这本书让读者窥见张宝辉的自我发现之旅，同时探讨跨文化联系、疏离感，以及拥抱或调和多重身份所需的韧性等更广泛的主题。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散文家、评论家和诗人德克兰·弗莱（Declan Fry）分析道： 我想说欧阳昱在玩弄语言，但其实不然：他所做的是认识到语言在玩弄我们。这种散漫而几近迷幻的叙述融合了欧阳昱长期以来的执念：身份、历史、文化伪善、种族、叙事的本质。我们该如何接近这样一个松散如生活本身的故事——一个必须尊重生活的杂乱无章的故事，仿佛生活的第一稿也是终稿？《条条河流向南流》探讨了如何回应历史，面对一种无法用单一方式叙述的历史（这一点也可以用来形容欧阳昱的作品）。它让人联想到哈维尔·马里亚斯曾说过的有关虚构的观点：在虚构作品中，某种比历史更真实的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作者创造历史，为我们展现生活的真实，以及在其中寻找意义的挣扎——无论是个人历史，还是地缘政治的历史——同时保持对偶然性以及死亡的开放态度（无论是象征的还是字面的）。这构成了历史唯一可担保的凭据。欧阳昱抚慰受苦的人，也震撼舒适的人。《条条河流向南流》对那些曾与卡尔德隆一样认为“人最大的罪行是出生”的人们，既是一剂抚慰也是一记猛击。（英文原文因篇幅关系删去，可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对于亚历克斯·米勒，他禁不住这样说： “在过去三十年里，屡获殊荣的作家欧阳昱创作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作品。他的天才迸发出强大的能量，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和翻译作品中展现的丰富思想和创新无处不在，尤其在他引人入胜的新小说《条条河流向南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对中澳文化交流感兴趣的人来说，了解欧阳的作品至关重要。”（“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award winning writer Ouyang Yu has created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innovative body of work this country has ever seen. The powerful energy of his genius, the rich stream of ideas and innovation in his poetry and novels, and in his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is evident in everything he writes, and never more so than in his enthralling new novel, All the Rivers Run South.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familiarity with Ouyang’s work is essential.”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明年（2025年）2月1日，欧阳昱还将出版The Sun at Eight or Nine（《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这部英文长篇小说，书名截取自曾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毛泽东语录也是“最高指示”（毛的原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它就是以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代为背景，故事围绕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展开，展现极致的苦难与崇高。那段岁月，全国从中央到地方，政治争斗激烈，人们情绪失控，行为疯狂。相信欧阳昱这部新作又将引起澳洲英语文坛关注。但现在，身为澳洲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上述这段评论，真切而又准确，也可视之为欧阳昱非凡的文学成就的一个最简洁的总结了。 （2024年10月25日完成初稿，11月15日定稿于悉尼。） […]
2024年5月10日紀實 / 评论作者：何与怀 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莫言也像所有与会作家艺术家一样，在此次会上表态，发言说：   “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丰富，充满了艺术辩证法，充满了科学精神，听后很受鼓舞。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讲话能够让文艺工作者感觉到，读到会心处想拍案而起，有心领神会之感，感觉到我们心里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他用非常精辟的话语概括出来了。我想，这都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个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人，是一个内行。”   莫言如此肉麻吹捧这个习总，让人感到很不是滋味；不过，如果再看看他三年多前有一次是如何评论人们对毛泽东的评论的，那更只有“愤怒”二字。 那是2013年4月21日，莫言应邀在中共中央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四周年纪念活动上作主题演讲。在这个题为“文学创作漫谈”演讲中，他竟然大放厥词，说：   “现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泽东，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我想这是在蚍蜉撼大树。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诗歌，但他的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得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你能写出他的那种龙飞凤舞、狂飙一样的字体吗？ 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画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现在一些所谓的‘教授’，所谓的‘公知’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认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就是正义的化身，实际上十分可笑。”   的确，如果是一般作家，就凭这两个发言，完全可以定性了，不必浪费口舌再加以讨论了。但他是莫言，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获者，我感到还有探讨一下的必要。 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莫言从瑞典国王的手里接过了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   瑞典画家约翰·斯滕堡（John Stenborg）为莫言设计的获奖证书。   一. 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开始曾让中共官方欣喜若狂，其高度肯定与对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荣获者高行健以及颁奖者瑞典学院的疯狂攻击形成反差极大的对比。   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在第一时间里，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莫言获奖表示祝贺。祝贺信中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有中共中央领导的认可，跟着自然是各级领导飞快的热烈祝贺。文化部部长蔡武致莫言的贺信说：“莫言同志以卓著的文学创作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作家、艺术家自豪的事。”中国作家协会认为：“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指出：“莫言的小说创作，一直葆有深邃的人性深度与持续的反思精神，总在历史与个人的互动关系中，探悉各色人等的命运走向。……这些追求，使得您的笔下的一切，都是人之情性与民族精神相贯通的个人化呈现与艺术化象征。您当之无愧地属于当代中国作家一流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中国小说学会在致莫言的贺信中说：“我们认为，您的意义，不只在于您代表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在于您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虔敬态度和所投注的巨大热情，在于您对文学的世界所做的广袤而深厚的开掘，以及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对于汉语言的诗性魅力的努力探索和高度造诣上。” 莫言获奖让中共官方欣喜若狂，最早最高也是最离谱的称赞来自中共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他竟然把莫言获奖看作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这显然把一个文学事件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宏大的国家政治层面了。 这是中共的标准作业。人们因此不能不想到十二年前的那次大批判大攻击。高行健文学成就非凡，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可是，高行健却被中共视之为敌人，遭其猛烈攻击。 高行健1996年到悉尼时的合照（左起：何与怀、高行健、陈顺妍）。 中共还连带猛烈批判、攻击颁奖者瑞典学院。当年《人民网》专稿指责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中国作家协会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获奖，“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帮腔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长长的题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骂，充满火药味：   “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把诺奖颁给高行健再一次验证了瑞典文学院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   二. 很快，中共官方发现祝贺莫言不啻吞下了死苍蝇，这只死苍蝇是如此地恶心——至关重要的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文译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这也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极其鄙视的笑话了。   当年莫言被宣布获奖后，中共官方在第一时间里就大肆庆祝，其思想逻辑不难理解。比对一下，同是获得诺奖，原先那个高行健，“六四”后宣布退出共产党，谴责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又去了法国成了“叛国者”，十足一个反共作家；而莫言就不同了，是党员又是军衔少校的军队作家，更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妥妥的“赵家人”，是真正的自己人第一次荣获诺奖。但是，很快，中共官方发现吞下了死苍蝇，这只死苍蝇是如此地恶心——至关重要的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文译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这也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极其鄙视的笑话了。 这是颁奖辞英文本的开头。 当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颁奖典礼上发表《颁奖词》，介绍莫言的主要作品，并阐述该委员会决定授予莫言文学奖的原因。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时，却不得不整段整段删掉批评共产党洗脑宣传篡改历史的部分，删除了颁奖词中所有对中共不利的字句，使颁奖词完全变味，此外，对勉强出示的部分也故意翻译得面目全非，语义不详，让人看不懂。 根据资料，被中共官方媒体删除的颁奖词段落包括：   “中国在二十世纪中的暴虐，也许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现在他那些英雄、恋人、施虐者、强盗，特别是坚强无畏的母亲的故事之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以及那里鲁莽、无助和荒唐的人们。”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极品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只有男童能入膳；被忽视的女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讽刺指向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令天文数字的女婴被流产：重男轻女，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还就此话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对以往那五十年的宣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严苛的修正。” “莫言为反抗所有不公行为的低微个体打抱不平，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诺奖评审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宣读的这篇颁奖词开头至关重要的一段当然也删掉了：   “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篡改的历史及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摸索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 莫言接受颁奖之后和太太合照。   尽管中共肆无忌惮删改，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慢慢地也在中国流传开来，并在圈内激起很大反响。有一位作家在微博中就称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不是吃素的”。她写道，“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对作品中的时代和人物的理解有这么深刻吗？我们是否是一个阅读贫乏而浮躁的民族？是否是一个不懂得尊重智者不懂得反思和自省的民族？” 当然，她也和其他一些同行一样，虽然大致认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的“深刻”，但在中共的高压统治的社会环境下，仍然不敢对其何以“深刻”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相反，在整个国家，十二年前的一幕重现——更多的毛左学者和小粉红铺天盖地的批判攻击来了，对诺奖评审会，对莫言。攻击者也不敢正确写出《颁奖词》有关字句（讽刺的是，那些忌讳的敏感词写出也发不出），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看到《颁奖词》，但他们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个比一个疯狂。 他们咬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西方政客污蔑中国的有力证据，这是对中国的贬损，对中国的嘲弄，对中国十四亿人民的挑衅。 他们说，从这个颁奖词中，西方人的政治倾向和意图是如此露骨、如此直接地展示了出来。他们需要并鼓励中国文艺工作者来创作“反抗”的作品。他们需要棋子。 他们认为，西方反华势力慷慨褒奖莫言，是因为在莫言笔下，他们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而莫言迎合了他们。抹黑中国的人和文字，西方人却如捧香脚一样。看了这个颁奖词，一切不言自明。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树欲静风不止。 他们说，文学是政治的延伸，是人类战争的一部分。一些人故意散布文学无国界、文学无立场，居心叵测。颁奖词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研究莫言就从颁奖词入手。把颁奖词和莫言放在一起去研究，加以分析之后，就能得出“正确结论”，莫言为何样人，也就显而易见了。 于是，罪名确实了：莫言为西方反华提供炮弹，人们必须记住这个可耻的“大师”！   三. 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这是文学的胜利。   当年中共当局一些人把高行健获奖看作“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而莫言获奖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显然不懂诺贝尔文学奖甚至可说根本不懂文学，固然贻笑大方；而相隔十二年两次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以及获奖者高行健和莫言的攻击批判，其横蛮荒谬，卑鄙恶劣，世间罕见，也是自取其辱。 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有评审不当的时候，但这两次，我个人感觉都很不错，评委的确“不是吃素的”。莫言获奖后，我就发表过《并非意外的成就》和《文学的胜利》等文章，表示祝贺与赞许。事实上，高行健获奖后两年，莫言和他的英文译者、美国聖母大學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来访悉尼的时候，我就当面对莫言说他可能十年左右获得诺奖，我有幸言中了。 这是当年的合照。   莫言的英文译者、美国聖母大學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来访悉尼的时候和本文作者的合照（中为陈顺妍）。 其实，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当年，莫言才五十七岁，竟写了十一部长篇、三十部中篇、八十个短篇。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奖无数： 1987年，《红高粱家族》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获“联合文学奖”；1996年，《丰乳肥臀》获第一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0年，《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十八名；2001年，《红高粱系列》获《今日世界文学》七十五年来全世界四十部杰出作品；2001年，《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2001年，《檀香刑》获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2001年，《酒国》获法文版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3年，《檀香刑》获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2004年，获“茅台杯人民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5年，获第三十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5年，《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6年，获“福冈亚洲文化奖”；2007年，《生死疲劳》获“福星惠誉杯”优秀作品奖；2008年，《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2011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所获奖项五花八门，有来自中国国内的，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各种获奖原因在档案上都写得很清楚。 例如，“冯牧文学奖”指出：“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说：“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鼎钧双年文学奖”认为：“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诸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檀香刑》是这样一个标志：民间渊源首次被放到文源论的高度来认识，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小说创作宗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同时，作者关于民间渊源的视界进一步开拓，开始从抽象精神层面而转化到具体的语言形式层面，从个别意象的植入发展到整体文本的借鉴。”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颁奖者这样赞扬莫言：“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指出：“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他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认为：“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赞叹说：“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茅盾文学奖”指出：“莫言的《蛙》……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四. 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真实始终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莫言荣获的所有奖项都是以这个最高标准来检验并认可他的文学成就。   众所皆知，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莫言的小说显然体现了这个文学本性，真实地揭露了中国社会人间百态。 就拿那段被中共媒体删除的诺奖颁奖词所评论的两部莫言长篇《酒国》和《蛙》来说吧。 《酒国》首次出版于1992年。莫言在作品中继续沿用其“乡土性写作”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打破传统，通过三条线索进行写作和交代，在叙事实验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形成了该小说文本结构特色。小说主线是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市去调查地方官员烹食婴儿的犯罪案件。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能经得起诱惑的，这位特级侦查员在权力、美酒和女人之间周旋的过程中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厕里。他的墓志铭刻着：“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 小说动笔于1989年9月。触发莫言灵感因而动笔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报刊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文章撰写者发现自己是个永远喝不醉的人，结果被调到矿山党委，专陪干部出席酒宴，深得领导宠爱。莫言原想只写部五万字的中篇，只写酒，写这奇妙的液体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但当写起来莫言才知晓这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决定于觥筹交错之间，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也变成了交易场，由酒场深入进去，便可发现这个社会的全部奥秘。于是《酒国》的讽刺和批判锋芒越写越尖锐。莫言自己表明：此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官场腐败现象批判的力度最大的一篇小说，可是“现在批评界的领袖们喜欢的是‘优雅’和‘高尚’的东西，我的作品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中国酒文化的丑恶和危害在中共治下的这个国度早已发展到惊人的地步，这是不争的现实。《酒国》借助“酒”来抨击中共官场的腐败，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但谁敢说它不真实？ 《蛙》这部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深痛的长篇力作。它将视角定格在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乡土中国生育史，通过书中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变迁，大胆探讨生命及一系列社会矛盾热点，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自己的下属们执行中共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孕妇流产，成了心头两件大事。在执行这个“基本国策”的过程中，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了。就姑姑来说，她亲手结束了二千多名胎儿的性命。晚年时，姑姑深感自己罪不可恕，内心充满罪恶感。为了能够弥补和忏悔自己心中的罪恶感，她嫁给了泥塑大师，和丈夫一起通过捏泥娃娃的方式来赎罪。但这种方法无疑是苍白的，并没有让她罪恶的内心得到一丝好转。因为心灵上的巨大痛苦，她患上了失眠症，最后导致神智失常，时常身披黑袍，像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晚上一片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死去的婴儿精灵在控诉…… “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莫言在不同的场合接受不同的访谈时都一再提到这句话，可以看成他写作的根本动因，也是他小说想要描述和揭示之处。所谓“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如论者所说，就是写作对象在某个层面上真正进入莫言的精神世界，并且深深地使他感到挥之不去的痛苦，不写出来便难以疏解。具体到《蛙》这部长篇，是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社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已经深深地震撼到莫言。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人的痛苦，也与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关（莫言的姑姑确实是他写《蛙》时的模特，当然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蛙》指向中共愚昧、蛮横、罪恶、毫无人道的独生子女政策。书名“蛙”与“娲”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隐喻。原始时代古人搞不清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从蛙卵中想象出自己的身世。“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而来。“蛙”是生命、繁殖的隐喻，是人类长河中不断延续香火的象征。而中共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啻是扼杀生命。现在中共猛然醒悟，发觉它这个方针政策后果极其严重。它从不久前坚决的“一家一子”到现在鼓励多生到三孩，但为时已晚，老的已经生不出年经的不想生，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人们都说，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共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共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莫言的《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说。 真实始终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文学触及真实，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对真实的正视与真诚，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决定作品拥有力量的大小。莫言的作品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的作品里确实出现了许多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那犀利的笔触记录的，是文学作品，更是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跌宕起伏下的人间百态。正是这样大胆地直面人性的逼真描写，才让作品拥有了灵魂。   五. 被诺奖颁奖辞赞誉为莫言最“卓越的小说”的《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性大书，表现莫言的“狂妄的野心”。   在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丰乳肥臀》被赞誉为莫言最“卓越的小说”（most remarkable novel）。 的确，莫言1995年创作的这部长篇是一部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性大书。全书主要刻画了一个伟大母亲形象，这位母亲上官鲁氏悲剧色彩的一生，是莫言对大时代背景下母女亲情与现实利益强烈冲突的形象化展示。 莫言在作品新版自序中写道：“书中的母亲，因为封建道德的压迫做了很多违背封建道德的事，政治上也不正确，但她的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阔的大地。”为了可以生下儿子，鲁氏不惜与六名不同的男子发生关系，里面除了鲁氏的姑父，还有土匪、郎中、屠夫、和尚、逃兵。可惜依旧没有生下儿子，此时的鲁氏已经怀过七个孩子了，整个上官家族和鲁氏自己都期盼着有一个儿子降临。幸亏最后生出来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孩子依旧不是上官家族亲生的，是上官鲁氏和一名国外的牧师所生，这一胎生下了双胞胎，一男一女，姐姐取名为玉女，弟弟取名为金童。上官金童的出生可能是这个家族希望的开始，在家里备受宠爱，但也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位于故事中心的，是母亲那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母亲用奶水喂养女儿和女儿们的子女，在战乱中保护孩子们避难、逃荒……大起大落中，母亲始终如坚硬的河床承受着一切，保护着一切，见证了战争与饥饿，也见证了荒唐与挥霍。 上官鲁氏这位饱经苦难的母亲和她的八个子女构成的庞大家族中，七个女儿跟着她们爱上的男人加入不同的政治势力，姐妹亲属贯串体现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政治权力和低层社会民间势力。莫言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政治气候的变迁，也表现了他对于女性的爱戴、同情和赞颂。读者发现，在这里，爱与欲、生与死、鲜血与肉体、饥渴与奢侈，都以超自然的能量爆发出来，二十世纪中国的疯癫岁月在这个庞大家族的内部投射出角逐与厮杀、亲情与背叛、牺牲与冷漠、荣耀与耻辱。 小说中，对毛泽东异想天开在1958年搞的“大跃进”，莫言重现了当年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揶揄革命派妄图拿公兔给母羊配种的伪科学试验，而在当时，凡对此类事情表示怀疑的人都会被打成右派。小说的结尾为新资本主义勃兴的九十年代，那时候某些靠出售美容品发了大财的骗子们仍妄图通过杂交的方法养出凤凰。 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书中更有许多令人锥心的细节描写。“当女人们饿得乳房紧贴在肋条上，连例假都消失了的时候，自尊心与贞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莫言在小说中所写的文字。那个时候，这一家人的生活属实是没有任何的希望，想活下去都是难上加难。有一个细节：母亲在工房工作的时候，不允许自带粮食回去，她为了养活孩子们竟然将豆子直接生吞下去，回到家之后再抠吐出来，洗净之后再给孩子们吃…… 全书贯穿了女性视角。莫言说，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就是这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他仅用了八十三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小说初稿。在这本书里，他“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他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莫言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当然，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莫言说这是他“狂妄的野心”，就像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不用说，莫言的作品不符合中共要求的“主旋律”，也注定让一些满心以为“岁月静好”的人失望。但无可否认，这部小说严肃，诚挚，富有象征意义，对中国百年历史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作者以一贯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东方超现实主义的笔法，以朴素的小人物为载体，描绘了一幅散发神秘色彩的乡村图景，充满对纷乱变革时代的展示，并展现他对亲情与人性的反思，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音。人们说，这是莫言小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莫言也这样告诉世人：“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   六.《生死疲劳》布置了一个魔幻境界，对中共建政后五十年全部措施作了全方位的揭露和批判。 《生死疲劳》于2006年出版，这是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也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鸿篇巨制。 莫言用四十天写就这部四十三万字的长篇，但这个故事在他心里积累了四十三年。莫言说：“假如我能有两本书得以流传，《生死疲劳》肯定是其中之一。”莫言还透露：诺贝尔奖的评委因为读完了《生死疲劳》，才把这个奖项授给了他。莫言向读者推荐《生死疲劳》：   “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小说中人跟动物之间可以自由地变化，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中国最近五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文学探索、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这部长篇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从1950年到2000年中共执政整个历程。从土地改革，到建立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到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以及人民公社宣布解散……所谓生死疲劳，皆因折腾。这部小说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映照中国现实，反思体制的弊端和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讥讽和批判既残酷又荒唐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农村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 小说中，当年土改的时候，有一个叫西门闹的地主被中共枪毙了，他到了阴曹地府喊冤，阎王就叫他再世轮回。五十年间他一世为驴，二世为牛，三世为猪，四世为狗，五世为猴，六世好不容易再得人身，偏偏又是一个大头婴儿，带着不治之症。读者感觉，西门闹所经历的一切苦厄，似乎也像是作者莫言自己在经历，他简直是把西门闹当作了自己的内心来写，因此这篇小说有着深切的代入感和冲击力。而莫言之所以能够这样写，是因为他拥有一颗了明世事后阔达的悲悯之心。《生死疲劳》正是在莫言这颗心的照应下，通过西门闹的生死轮回经历，引发出那段既残酷又荒唐的历史时期与西门闹息息相关的各色人物的命运流转。尽管这些人物命运蕴含着深切的悲剧色调，莫言依旧遵照内心的阔达悲悯，赋予世间万物不管是人或是动物以生的尊严和死的哀悼。这便是《生死疲劳》读来最为令人动情的地方，也是此书对于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主题深化最有力的秘密武器。 特别请注意：莫言悲悯之心献给了西门闹，而西门闹是一个被中共政权镇压的枪下鬼——一个冤魂。小说开头写了西门闹在阴间被油炸之后，向阎王叫冤：   看到阎王和他身边的判官们，脸上都汪着一层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气，陡然从我心中升起。豁出去了，我想，宁愿在他们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 “冤枉！” 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根据中共有关文件，到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全中国地主大约还有279.7万人幸存。就是説，自土改以来的二十四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占总数83%），他们或是在土改中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爲有两千多万人之众的中国富裕农民这个“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人们想到湖北女作家方方的《软埋》。方方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不断打捞历史，又拷问历史。这是一个严肃作家对土改的深刻反思。她问了一句历史肯定要永久铭记的话：“改朝换代，稳固江山，一定要这么残酷吗？”这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诘问，同时给理性的人们提出了一道严肃的历史题目。   七.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对中共社会的批判比高行健的更强更烈更直接更有感染力，在大大小小的毛左眼里，的确亦可当成他的反共“罪证”。   关于文学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影响，人们可能还想到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作品。 刘再复曾指出，不管是高行健还是莫言，他们共同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现在本身都已成了“世界心灵”，代表世界的精神水准和高度。但是他们两人在风格、文学手法和写作方式上都表现得截然不同。他们各自主体状态也明显不同。高行健体现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而莫言是中国民间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高行健的戏剧作品在中国很难找到知音，而莫言的作品没有这种“洋味”，他造就的是一种雅俗共赏的中国土地味、泥土味。如果说高行健是从普遍到个别，莫言则是从个别到普遍，是福克纳式的。莫言属乡土性写作，是深挖“一口井”即他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中，在谈到《丰乳肥臀》这本书的时候，就自认怀有“狂妄的野心”，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他从高密情结，到中国情怀，再到世界情怀。 莫言的情结与情怀，他的“狂妄的野心”，在千万读者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在我看来，与高行健的“冷文学”相比，莫言的“热文学”更容易让接受主体受到感染，沉迷其中，彻底认同它对揭露和批判对象的极其猛烈的杀伤力。宣布莫言获得诺奖的时候，中共当局及中共大大小小官员竟然兴高采烈，纷纷祝贺，这是真够讽刺意味的。他们真是看不懂莫言的小说，在“魔幻”“狐幻”等等文学手法的包装下，其非常强烈的社会政治批判性比他们曾经大为谴责批判的高行健的“冷文学”厉害多了。 许多人喜欢用“冲击波”这个词来形容阅读莫言作品后的感觉刺激。中国社科院前文学研究所所长、成就非凡的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刘再复的阅读经验应该很有说服力。他回忆说，第一次对他的冲击波是《红高粱》。这是一次颠覆性的写作，颠覆了权力书写的历史。被视为“土匪”的抗日好汉“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天堂蒜薹之歌》写一个叫“天堂县”的地方，其实那不是天堂，而是一个地狱，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人，那样悲惨、那样卑微、那样无助、那样贫穷。 《酒国》又是一次大爆炸。刘再复回忆他当时读后彻夜不眠。从原创性的角度说，莫言第一个把妖魔鬼怪带入中国当代文学，即第一个在当代文学中打开潘多拉魔盒。莫言的家乡距离蒲松龄的故乡只有三百多里，他不仅受到南美马尔克斯“魔幻”的影响，受蒲松龄“狐幻”的影响也很深。 刘再复受到的另一次冲击波是《丰乳肥臀》。他指出，这部作品的原创性首先体现在理念上，然后才是写作技巧上的原创。刘再复还说，在理念上，莫言发现中国人作为一个“种”在退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生命上都被教条和理论框架压得萎靡不振，所以，中国人的生命要重新爆发。刘再复一篇文章称赞莫言是“生命的旗手”就指这一点。他说他要痛心疾首地呼喊，告诉中国人，种在退化，中国男人已经不像男子汉了。这正是“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在《丰乳肥臀》开篇，就看到了种的退化，中国的种需要杂交，才能发生生命的爆炸。刘再复形容莫言这幽默是“恶毒的幽默”，是大幽默，具有非常强的思想力度，与钱钟书那种英国绅士的小幽默很不同。 刘再复说他受到最后一次冲击波是《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檀香刑》写尽各种刑罚，淋漓尽致。进行酷刑的时候，还烧着香，残忍却要用虚伪来掩饰，把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面彻彻底底地展现出来。《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竟然变成驴、牛、马、猪等动物进入生死轮回，原创性和想象力之丰富让人惊叹…… 刘再复用“冲击波”这个词来形容阅读莫言作品后的感觉刺激。这是本文作者和他的一次合照。 莫言小说的“冲击波”对大大小小毛左的心脏肯定也产生了强烈刺激，不过，这是绝然不同的刺激。 他们受到刺激便要回咬。前文说过，他们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个比一个疯狂。不久前就有一个叫“毛星火”的小混混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要起诉莫言，而且扬言如果莫言不被法律制裁，他便要亲自使用暴力惩罚莫言。他居然还获得八千多同类的附会赞同。 毛星火的起诉书列举了莫言的十大反共“罪证”，涉及莫言创作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蛙》《生死疲劳》等多部作品。他指控莫言在著作中描述“八路军不真心抗日，却去攻击残害民间抗日组织铁板会，来抢武器，同时也伤害老百姓”。他还指控莫言涉嫌诋毁毛泽东，诋毁中共官员，称当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为人民服务，都是骗人的…… 虽然毛星火是个小混混，但熟悉莫言作品的人都知道，他那些列举并非捏造。莫言许多作品就是从立意到细节颠覆了中共官宣历史的文学塑造，这个“重塑”当然也颠覆了中共确立的毛泽东的伟人形象——莫言对毛泽东如此憎恨甚至说他想在毛故居大床上撒一泡尿。中共当局于2018年颁发了一个“英雄烈士保护法”。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如果按照中共这个“法律”，莫言的罪证可谓罄竹难书；如果按照不久前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污蔑志愿军冰雕连先烈”被判刑的标准，莫言被判刑坐十辈子牢都不够。   八.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诺奖颁奖词可谓把莫言千万字的“罪证”凸显出来，让他难以洗脱；这样一来诺奖颁奖词本身的确也因称赞莫言的“罪证”而成了“反共”罪证。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攻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机构自然也是应有之义——这个机构没变，既然高行健获奖时攻击，莫言获奖时当然也得攻击。 有人自以为得计做了一个比喻。说：莫言描述的哪怕全是真的，但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也是居心不良。举个例子，我们上厕所，发现厕所很脏，于是吐槽了一句，这个厕所好脏啊。这是事实吧，也没有人会拿这个做文章。但是，这时候你邻居跑来夸奖你，说你好勇敢，会揭露这个小区厕所到处都是屎……“我想脑子正常的都知道这个夸奖是特么给我和小区扣屎盆子”。 一位中国网友发文谈论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 他们指出，莫言可不是临时犯事，而是蓄谋已久，就是“以抹黑祖国为生”。最大的罪证就是诺奖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这是“全篇侮辱中国”。 他们分析得清清楚楚，指出：《颁奖词》不是在褒赞作品、评价作品，而是在指导中国作家如何将文学政治化，而且是按他们的标准政治化，将西方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以慢慢改变中国的颜色。《颁奖词》还总结提炼出高明的手法——要“冷嘲热讽”、“想象飞掠”，要“使用夸张和戏仿”，要“魔幻”，要“伪装”……如此等等。这不是颁奖词，而是诱导教唆条例！也可以说，《颁奖词》被颁奖者弄成了一种武器。这武器的原材料就是莫言奉献的作品。这原材料本身有毒，经过提炼加工之后杀伤力更强。他们拿起这种武器，从文学渠道向中国发起了攻击。其攻击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赤裸裸，二是全方位。他们的赤裸裸，不加掩饰，肆无忌惮，表明了他们的嚣张与狂妄；他们的全方位攻击，表明了其祸心之大，这祸心代表了西方妄图全面改变中国颜色的险恶用心。 按照他们的归纳，《颁奖词》恶毒作用有三。一是《颁奖词》本身的攻击、抹黑作用。它在世界流传，对中国的负面作用肯定不小；而且《颁奖词》以文献形式保存，其毒害作用还具有长期性。二是颁奖行为和《颁奖词》的鼓动、诱导、教唆作用。这一点从颁奖前几十年中国文学界一些人痴迷外国奖而生发的一些乱象，即可见一斑；现在，给莫言颁诺奖了，《颁奖词》发布了，其影响力指数级扩大。三是颁奖行为和《颁奖词》必然对莫言作品的毒性起很大的催化作用、广告作用。 …………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这些攻击也可以说有根有据，完全击中《颁奖词》的“要害”。 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其中讲得分明：   “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这不就是针对莫言这些人吗？莫言众多的小说绝对可以对号入座。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把“垃圾”视为至宝。 毛泽东在他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   “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刘再复说，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认同莫言的中国土地味、泥土味也可谓是一个“奇观”。我觉得这可能算不了什么“奇观”。“诺奖”评委会2012年10月11日公布莫言获奖时已经说了，获奖原因就是：“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在我看来，真可谓是一个“奇观”的，应该是诺奖忽视政治身份因素，毅然颁奖给莫言，一名中共党员、中共军官、中共官方机构的副主席。不过，也许这也不算是什么“奇观”，这只说明诺奖评委们真正懂得文学，欣赏文学，尊重文学。前文提到中国有一位作家称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不是吃素的”。诚哉斯言！   九.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莫言的反共“罪证”即他众多小说不就正是罄竹难书的中共罪证，证实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吗？！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 2021年6月22日，中共文化战线主要喉舌《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秘书处书记吴义勤的重要长文《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文中列出了中国百年来上百具有“红色基因”的作家和作品。中共1949年建政后作家的作品也有数十部，如《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但莫言和他的作品却不见踪影。 吴书记妄称这些红色经典是“全中国人最爱读”的作品。他强调，“讲好党的故事”是中国新文学的神圣使命。比如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呼唤，表现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深刻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老舍的《龙须沟》通过龙须沟的古今对比，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全景展现党建立红色政权、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长征和革命战争的恢宏历史。在百年名作家里也有揭露社会黑暗的，包括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但他们揭露的是“旧社会”，在他们眼里这就有本质的不同。总之，吴书记要求文艺要在党领导下树立明确的服务方向。 两天之后，6月24日，《光明日报》接着发表《文艺报》总编梁鸿鹰《让人们重回百年文学现场一一写在“红色经典初版影印文库”出版之际》，梁文也列出了大量红色作家和作品，莫言当然也榜上无名。 几乎同时，央媒发表两篇重磅文章，是给中国以及世界一个明确的告示。在他们看来凡是“抹黑”中共治下的中国，“诋毁”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作品，都缺少红色基因，都违背他们所说的“主流民意”，必然被唾弃，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这个评定标准清楚宣示，只有歌颂中共极权的作品方有红色基因，才能成为名家名作。而莫言作品没有一部是歌颂所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几乎都在揭露社会的“黑暗”，这当然不符合中共极权统治的需要与其文艺评判的标准，自然无法得到中共官方的认同。就这样，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便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 当然，站在中共当局立场，莫言和他的作品被否定，是无比正确的。 而莫言，被确定缺乏“红色基因”，其作品不属“红色经典”，因而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无比光荣的大好事情，其意义接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中共治下四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全都命运不堪。 莫言给自己的定位是：写人性，讲真话。他多次阐明：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他势必要讲假话，这样他对社会无意义，对老百姓无意义……莫言明确宣布：   “我认为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莫言以他的作品证实并宣扬他的写人性、讲真话的理念，而他这个理念亦是文学的真谛，而这个文学的真谛是直接和中共要求文艺要在党领导下服务党的事业的方针完全针锋相对的。 而且，文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学接受主体对作品的解读，或者说再创造，有时会远远大于文学创造主体的设想，甚至会非常出乎意外。所以，不管莫言有意或是无意，不管他的意识或潜意识是怎样，就是因为他写了人性，讲了真话，他的作品已经产生的效果无可辩驳，的确指向一个令很多人心知肚明但不敢公开论述的目标——反共。 所谓反共，在意识形态上，无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义法治人权，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价值。在文学领域，就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揭露和鞭挞“假丑恶”，追求和颂扬“真善美”。因此，进而论之，大凡一个具有良知敢讲真话的中国作家，他或她的涉及社会批判的文学作品，不管有意或是无意，都会产生“反共”的效果，他们的作品最终都会指向、揭露、控诉、批判具有“反人性反人道红色基因”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现行制度的荒唐荒谬与荒诞。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莫言的反共“罪证”即他众多小说，不就正是罄竹难书的中共罪证，证实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吗？！   十. 在今天以习近平为至高无上者的中共集权高压统治下，人人心怀恐惧已是社会常态，不少人变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处其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无疑是杰出的，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别的人一样，绝非完美，绝对有可以和应该指责之处。但历史给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学造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为“世界心灵”对人类的贡献上。   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指出，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来自于制造了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种政治领袖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自中共于1949年在中国大陆建政以来，共产党对权力实行绝对垄断所造成的制度劣势，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愚蠢。而今天，习近平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三种特质。在这种独裁专制制度下，他必然热衷于大搞个人崇拜，并在个人崇拜氛围包围中傲慢、腐败和愚蠢，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天才，是战略家，其最高指示绝对不能妄议，稍有异议，一定是重刑或人间蒸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共产独裁专制制度必然产生习近平这样的领袖，而习近平这样的领袖必然强化此种制度。迷恋专制政治的习近平不可能放过任何领域的控制。因为任何领域如落在控制之外，本身就构成了对他极权统治的巨大威胁。 正是因为这样，习近平的中共极权统治也就构成了中国民众生活的巨大威胁，包括在文学艺术领域。 习近平上台不到两年，就大模大样以毛泽东为榜样，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他所认可所推崇的创作主基调，提出他所谓“反对丑化历史”的总方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治与文学风向标。莫言就此被视为异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被解读为西方借他的作品丑化中国。从此以后，莫言就被钉在了批判的标靶上。 当然不止莫言一人。 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发表之后，中国一批极左派人物不失时机认真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大兴批判风。例如，2017年5月22日、23日、24日接连三天，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三个中共高官，在红色文化网分别发表气势汹汹的文章，对方方进行政治批判，斥责方方的《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斥责这部小说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惊呼习近平《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5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也在观察网发表批判，称《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在批判浪潮中，非但批判方方的小说，连带张炜、陈忠实、阎连科、余华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并置于其批判之列。莫言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专制独裁者最重要的统治手段就是让天下臣服，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在今天以习近平为至高无上者的中共集权高压统治下，人人心怀恐惧已是社会常态，不少人变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处其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无疑是杰出的，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别的人一样，绝非完美，绝对有可以和应该指责之处。例如，本文开头提到他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习近平的肉麻吹捧，以及此前在中共中央机关一个纪念活动上为毛泽东辩护，令很多人非常愤怒。 有人指出，莫言在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似乎也产生了一种“获利恐惧”。害怕已获得的利益消失而产生过度的反应，很可能对他人格造成某种破坏。这一现象又称为“赢家的诅咒”。莫言不会不明白，一顶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不但无法保护他，反而引起中共当局和一些御用文人的忌恨和仇视，很可能更会导致他遭受整肃。 自小挨饿受苦对人生艰辛深有体会的莫言天生具有农民的“狡猾”，有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熟识中国民族心理、深知中共枪打出头鸟厉害的他，绝对不想当英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年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的谭嗣同何等英雄。一生为国为民的谭嗣同一行“六君子”，心甘情愿为百姓付出生命。可是，这些百姓却对他们投掷臭鸡蛋和烂菜叶，一边扔着垃圾，一边还咒骂着他们卖国。谭嗣同被刽子手故意用钝刀砍了三十多刀，死得非常痛苦，而围观群众却手拿着馒头翘首以盼，只等着能抢先蘸上他热腾腾的鲜血。人心叵测。现在，莫言可以预期，如果开一场“斗垮莫言”的批判会，慷慨激昂争相发言以表立场分清界线的作家同行，绝对不会比当年反胡风、反右时少，绝对不会比文革时少。甚至，有些现在义愤填膺指责莫言献媚中共的所谓“反共”人士，也大有可能去凑热闹兴高采烈地看头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莫言也可笑地落得被中共批斗的“可耻下场”，这些人看到别人被自己所反对的中共迫害，不但没有恻隐之心反而幸灾乐祸。 其实，不管怎样，莫言命运已定。假如习近平独裁专制继续；假如发展到“精致新极权”的毛左路线继续；假如定于一尊的个人崇拜继续——而这些都是几乎肯定的（我曾提出“个人崇拜加速度”的命题做过论证），在这种状况下，莫言这位天下第一的讲故事能手，即使从此“金盆洗手”不再进行任何写作不再讲什么理念并不时做出一些顺服效忠的表态，他都不可能成为“赵家人”，不但不会，而且最终会正式被中共抛弃，有人就用“待入狱”预言他的未来。 我曾提出“保卫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用在莫言这个个案，也是非常切合的。 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伟大的人物，我相信就是因为当时有人认同并极力发现、赞扬、推崇他们非常难得的杰出之处伟大之处；而且这些发现、赞扬、推崇得到社会承认并流传下来，并最终成了历史定位。对于莫言，虽然他饱受各方恶毒攻击，我相信历史给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学造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为“世界心灵”对人类的贡献上。 2012年10月21日夜，莫言曾写给香港《明报月刊·莫言专号》一段亲笔字：   “多年前，刘再复先生希望我做文学海洋的鲸鱼。这形象化的比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复信给他：‘在我周围的文学海洋里，没看到一条鲸鱼，但却游弋着成群的鲨鱼。我做不了鲸鱼，但会力避自己成为鲨鱼。鲨鱼体态优雅，牙齿锋利，善于进攻；鲸鱼躯体笨重，和平安详，按照自己的方向缓慢地前进，即便被鲨鱼咬掉一块肉也不停止前进，也不纠缠打斗，虽然我永远做不成鲸鱼，但会牢记着鲸鱼的精神。”   让我们相信牢记着鲸鱼精神的莫言。 莫言在获奖的第二年，在东亚文学论坛上，发表一篇题为“哪些人是有罪的？”的演讲，莫言大声疾呼：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   让我们也记得莫言这篇足以震惊世界的演讲。 “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了让众多同代人倾倒折服的巨吼。”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在2012年12月10日颁奖典礼上发表的《颁奖词》最后一句压轴的话。天才难得，何况是莫言这样一位天才，必须珍惜。让我们衷心赞美吧。   （2024年4月27日于悉尼。鉴于篇幅原因，全部注释删除。） 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获奖当年，莫言才五十七岁，竟写了十一部长篇、三十部中篇、八十个短篇，已经获奖无数。 这是莫言201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来源：《世代》第16期     故事梗概：抗战尾声期，国军收复柳州。94师的美军军械官卢·德克斯特写给在纽约的新婚妻子的一束家书，信中讲述了一个洋溢着蘑菇鸡汤鲜味的另类战争传说。韩副官爱上了一个偷军粮的卖蘑菇女孩，部队因此吃上了鲜美的蘑菇鸡汤。但有人指控女孩是从矿井里爬出来的蘑菇人，吃了地下活死人的蘑菇定会遭遇不测。不久，日本战俘石黑有吾与韩副官下完最后一盘棋，自杀了……   1945年7月28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在昆明修整如此之久，差不多生锈了。你还记得我笑话过那个加尔各答的锡克教算命先生吗？正如他所预言，中国战区司令部的命令突至，我们反攻到柳州，一路上错过了邮差。晚饭后，骗邮政官打开邮局，找呀找呀，终于找到你的三封信。我满怀感恩之情，暴雨过后，你在纽约地铁中写的那些短诗驱走了我身边散也散不尽的阴郁。 不知为何，我对死亡产生了特大的好奇心。路边倒卧许多饿殍，妇孺老人，国军士兵，偶尔也有日本士兵，画也画不过来，想借一台相机，苦于没有胶片。在乡下，到处可见征兵官荷枪提杖抓壮丁，不论老幼，用草绳系脖颈，像鸡鸭串成一串，壮丁受够虐待，即使能逃跑，多半也会死于道中。 韩副官好几次跟他们发生争吵。有一次，韩直接拔出手枪，上了膛，脖子上青筋突突跳。我用开玩笑的口气责备他：枪不是笔，不能随便拔出来。仗越打，你脾气越大，以后回朱师长身边很难伺候呀。韩却说打完仗，他回乡做个小学教员，有一碗蘑菇汤喝就成。 是的，真不愿向你承认，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吃的是什么。铁钉一样粗硬的水牛肉和红皮小土豆，我们无处诉苦。不过，相对百姓来说，军队供应也算是好得没话说。何况不久前，还有口福大餐一顿。那次晚饭吃的是新鲜猪肉和鸽肉，还有西瓜盂，用西瓜掏空蒸熟，盛放连神仙也不敢想象的鸡肉蘑菇汤，鲜到老和尚要跳墙，这是老吴的说法。他是临时雇请的当地厨役，喜欢拍我们美国人马屁，他偷偷报告我说那个是蘑菇人的蘑菇，吃不得。住在地底下不见天日的蘑菇人，他们白送的蘑菇千万吃不得。可是，我们不管不顾，硬是吃了喝了又怎样。上帝啊，我们是快乐的美国兵。 对于吴老头的话，我总是将信将疑。他不太用陈述句，多的是感叹夸张，添油加醋，也许是习惯于被洗脑，很像国民政府的宣传口径。罗蒂，你想不想知道一个秘密？关于蘑菇的，准确地说，关于蘑菇人。我们在柳州吃到了一生中最为鲜美的蘑菇，韩副官喜欢得不得了，他相信那些都是地底下的蘑菇人送来的。 这事不简单。让我还是从伙房频频失窃一事说起吧。那一阵子，司务长一做饭，就开骂，偷猪肉的贼生儿子没屁眼，附近村民来偷我们美军补给不是什么新闻，可他骂娘一般有指向，他不好直说，他怀疑是老吴监守自盗。 那天却是老吴自个儿抓住了小偷。我们闻声赶到伙房，一个瘦得异常的黑衣女孩被老吴按翻在地，她背着斗笠，估摸不出她年龄，但那双红褐色的眼眸亮晶晶的，看不出任何惧意，剪得短而参差的黑发在斑驳树影里，如同野火烧过的杂草洒着金光。她伏在地上，勉强撑起身子，捡拾滚了一地的白蘑菇塞入篮子。 老吴像水牛那样喘着粗气，起身夺过篮子。一大把大小蘑菇像冰雹似的砸向她面门。她惨叫一声，声音沙哑暴躁。我的眼前飞过白藕似的细胳膊。蘑菇在地上翻滚，光溜溜的，不长绒毛，菇柄白而细长，菇盖边缘削薄，布满褶皱。 老吴抹了一下大脸盘，大手油腻腻的，从篮子里掏出美国造午餐肉罐头，一个又一个，埋在蘑菇下面的罐头。老吴洋洋得意地笑着。 这下我认出来了，她是我的模特，一个卖蘑菇的山里小姑娘，如同上次见到的那样，她的脸色异常苍白，嘴唇不见血色。第一次见她，记得是部队开进柳州的前一天，半道上天气热，人更疲惫。我们撞见一辆老旧的雪佛兰篷布卡车抛锚，车后轴直挺挺翘在大石头上，司机和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检查引擎；当地人穿黑衣扛锄头，七嘴八舌，围着车指指点点；黑外衣似透非透，不穿内衣，那酷酷的黑色更适合身材窈窕的当地女子，比如，卖蘑菇的中国姑娘。 那辆卡车烧炭，车大灯歪头耷脑的，走夜路也许要有人打灯笼，走前面照着，像古希腊的第欧根尼那样，也许能找到些什么；车肚腰因超载而塌陷，好像当地那些大肚贴地的肥猪；车厢照例加装了板凳，改为载客，乘客们犹如沙丁鱼般拥挤着推搡着。漫天扬尘落下之后，我看见那个戴斗笠的黑衣小姑娘靠石头坐着，脚搭在一只大轮胎上，胸前抱着一只大竹篮，身边搁着一盏红灯笼。稚气的脸庞上有一条明暗界线，上半部郁然死寂，下半部生气勃发，这是不容错过的绝佳写生机会。但当地一发现洋人，马上招来不少看热闹的。我的女模特也起身挤过来。我叹口气，收起纸笔，只好作罢，只在心里记住了，斗笠的深蓝色阴影抹不去那红褐透亮的眼珠子。   抱歉，叫你看得没头没尾的这些唠叨话，回头我好好写一写韩副官，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军人。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7月29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风尘仆仆开进柳州的日子是7月20日。在一处华侨建造的酒店的废墟上扎营。我终于搬入柳江岸边的“豪华套房”——卧房仅仅是个废弃阳台，搭上一架梯子，供攀爬进出。逢到天气晴好，我们就动手修房，从瓦砾堆里清理出无名尸骸，将一个个新油毛毡屋顶支起来，结束了餐风露宿的行军日子。韩副官和我同屋。他是国军94师师长朱怀冰师部内最勤快的人，他破例没有在钢盔里洗脸，拍拍手上的尘灰，吹了一段口哨，像是中国西北民歌的曲风。我们没有镜子，但他的黑脸就是我们上后山洗澡的最正当理由。 走在上山的石阶，有个堪萨斯来的军械师大声说，这个酒店真晦气，你们说，该不会是一个咒诅之地吧？ 类似的话，听过好多遍了。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留驻此间，但说实话，这是日军摧毁柳州后全城能找到的最好驻地。 堪萨斯小伙子又说，听说酒店最初是被日军征用改作军官俱乐部。 另一人笑着说，不是不是，是改成了监狱。 大家大笑起来，真像一座大监狱呀。 韩副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脚下的这座山是被炮火炸成寸草不生的，在风水上说，是损丁格…… 风水学我们美国人永远搞不懂，但94师上上下下都亲眼目睹了日军如何彻底摧毁柳州的一草一木。我们在江对岸俘虏了不少日军，然而在酒店却一无所获，这里，除了鸟雀藤萝残垣断壁，就是墓园一样的死寂，围墙上耸立铁丝网碎玻璃，被炸毁的房间依稀可见原来都精心加装过的窗栅栏和大铁门。我们找到了和服、木屐、木桶之类，像是日本澡堂的用具，然而，谁也不愿用现成的木桶木盆，宁愿爬上山洗澡。也许是风水学的缘故吧，谁知道呢。 池塘里水流很缓，水也不深；山上布满碉堡战壕，草长茂密；这里听不到轰炸机的呼啸声。那些烧酒精或烧炭卡车受伤似地蹒跚，牛车笨重的哀叹，苦力的劳动号子，调门长而高的面包叫卖声，都留在了闪闪亮的柳江岸畔。天空正在魔幻渐变，从浅蓝到橘红的层次感，远远超过了我所能描摹的笔头功夫。 韩既没游泳，也不洗澡，仅仅洗脸洗手，坐在鱼骨般的条石上，让温热的水反复拍打脚面，湿透的背在阳光下冒着白气，招来了善意的嘲笑。大家都脱得精光，他既不愿袒露身体，也不愿离群独处，谁知道他在想什么。罗蒂，司令部魏德迈将军派我进驻国军94师，率领十来人：参谋、10名军械师，韩副官作为94师派员兼做翻译。他是这支美军军械分队里唯一的华人，看得出他竭力隐藏着在一群白人战友包围下的拘谨。 我游累了，来韩副官旁边坐着，我说中国西瓜有黄穰红穰，味道一样甜，但个头比美国西瓜小一半。 当我梦想着中国西瓜的时候，韩出神地盯着自己的手，他的手背上被蚊子叮得肿起老高。 有人嬉笑咒骂，晚饭少不了又是沙丁鱼罐头青豆罐头嘉宝奶酪，至于新鲜牛排和鸡肉，你只有指望连大炮也无法震塌的人类想象力了。 韩咕哝着什么，我没听清。他站起身再说一遍，他说的似乎是狐狸。当地人说要是遇上狐狸，你停下注视它，饥肠辘辘的狐狸也会跟着停下，回首呼应。人狐会深情对视。不过，我可能是听错了，也看错了。此时，我看见一个戴斗笠的当地女孩，倚着岸边的树，白鱼似的光脚踢出一小片水花。等到大家上岸，我随着韩的眼光，搜索塘边树丛，那边却什么也没有了。 我大笑说，当地人爱偷看洋鬼子洗澡。 韩说，卢中尉，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 我说看见了一个当地女孩。他却说刚才，时间停顿了，大概有十秒钟之久。 我愣住了。他说，时间好像在池水中间被冲断了。水这边，闪闪放光的，是世间无论什么都不能改变的宁静；而水那边，静默的黑暗，是我们最害怕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它毫无疑问地在那里。就在那里。 我顺着他的手指，水里面什么也没有，我说韩，恐惧会让你手里的枪变成笔。 参谋上岸后揶揄说，战争出诗人，全是因为缺少女人的缘故。 我不以为然。韩不是战士。从军前，他是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所经历的生离死别，对一个读莎士比亚的大学生来说太过分了。有时候，他给我看他写的诗，记在一个日记本上，关于火焰和玫瑰之类的，仗打得越多，他写得越少，风格也消沉了。 爬上光秃秃的山丘，韩副官紧跑几步，身后披着的那蓝丝绒般的夜幕，却是懒洋洋的，迟迟不肯覆盖半山，仿佛一直等着水塘边迟迟不归的山雀。山下到处散落着零式战斗机和军用卡车的残骸，提醒我战争不是诗歌，从不分行，使我疲惫不堪，只能由着自己的身体去反应。 柳州，日军占领时间并不长，但“三光”政策早把这里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山道上，那些侥幸躲过了轰炸的杂树遮住了些什么。我走上前，看见韩同一个戴斗笠的黑衣女孩说着什么。他给了她一些钱，却没要她篮子里的蘑菇，她的红褐色眼珠突然叫我想起韩的诗歌：火焰和玫瑰。这样，韩与我们进城路上遇见的那个卖蘑菇的瘦瘦的黑衣女孩做了朋友。信内附上我给她补画的一张速写。其实，她的面色比画纸还浅，嘴唇也如苍鹭似的白，不知怎么在明暗上准确表达。等有机会搞到颜料，我想作一幅大尺寸的画。 韩对我说，现在老是觉着饿，哪怕吃到撑死，还是饿。体内好像附着一个吃不饱的灵魂，但不知道是谁的。似乎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吃得饱的东西，但又害怕真的找到，那东西既不在水这边，也不在水那边…… 我很担心韩的心理状态。战争不需要诗人，被摧毁的不光是都市田园好山好水，还有诗人。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够聪明，做不了诗人，我竟然看不出战争和饥饿的必然关联，制造恐惧的不光是战争，也有饥饿。军粮供应总是时断时续，我们常常有一顿没一顿，韩是饿怕了。饿死鬼打不了胜仗。 暂且搁笔，容我想一想到底怎么落笔写蘑菇人的秘密。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3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对不起，心情乱到几天没给你写信。必须让自己先平静一段时间，再提笔写蘑菇人的故事。 在我们做新屋顶时，卖蘑菇的小姑娘也来默默观看，开饭时会分给她一些吃的，她总是羞怯地拒绝。但我们看得出她的饥饿。我们在废墟中陆续挖出一些小木牌，散落在粉饼眉笔之类资生堂牌号的日本化妆品当中，上面用毛笔书写，诸如“明美”、“夏树”、“静香”和“麻衣”等日本名字。我们研究半天也没搞懂。她却激动起来，瞪大眼睛，指着木牌啊啊乱叫，身子颤巍巍的，分不清是害怕还是激动。她是哑巴，也不识字，始终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看得出她真心想帮我们，我们真心喜欢她，都叫她哑妹。这事让小心眼的人（比如吴老头）很嫉妒。 回来说那次哑妹行窃罐头被吴老头活捉的事。一阵惊奇过后，我马上释然。我说过战争的副产品是饥饿。饿得两眼冒金星的村民常在附近转悠，都以为在美军驻地能找到好吃的。我们都不责怪哑妹，吃饱饭是人最低的需要，所以，挨骂的人变成了老吴。韩副官尤其态度凶恶，手指头戳到老吴面门上，他大包大揽说肉罐头是他送给哑妹的。 你想怎么着。 老吴浑浊的老眼里泛着泪花，眼巴巴望着我和司务长。司务长是朱师长的远房亲戚，被调来炊事班管灶头。他克扣伙食是常事，就算轮到我们美军头上，他也不放过。他和我对视一眼，我微微一笑，摊开手耸了耸肩。他懂了，我对他手脚不干净了然于胸，但我已决意包庇同样手脚不干净的哑妹。他摘下帽子卷在手里，将耳朵上夹着的香烟递给老吴说，去把蘑菇收了，抓几只鸡来，算了算了，今晚改善改善伙食。 老吴接过皱巴巴的烟，用脏衣袖抹着眼睛，舔了舔脏兮兮的上唇，什么也没说，抓来一只母鸡，三把两把，硬生生给鸡拔了毛，把浑身血淋淋的鸡扔到女孩面前；鸡疼得上蹿下跳，咕咕尖叫；老吴咧开瘪嘴，对她凶巴巴地说，你要蘑菇钱，就给老子去拔鸡毛。 说着他点上烟，嘿嘿笑着，从袋里摸一把谷子撒出去，鸡踉踉跄跄跟在谷子后面跑，鸡血洒了一路。哑妹纤细的身体如同狂风席卷下的风筝，颤抖不已。但没等老吴笑完，他的肚子就挨了女孩一蹬腿，重重地仰面倒地。一声暗哑的怒喝像一道光，从厚黑事物的缺口射出来。他的下巴上马上又收到了第二脚。难以置信，哑妹那么瘦弱的体格居然瞬间爆发出旋风般的力量。我们都听见了下巴骨撞击地面的难受钝响。 哑妹朝地上啐了一口，把半篮子蘑菇朝韩怀里一塞，转身跑了。 为了息事宁人，我让韩副官送给老吴一双美军新皮鞋作了结。 吴老头杀完鸡，手上血淋淋的，不忘气喘吁吁地骂娘。 司务长瞪起眼训斥老吴：累么,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老吴憨憨笑着，接过韩副官吸了一半的骆驼烟，揉着青紫的半边脸，吸了一大口，对我们说，长官，你们不晓得，这蘑菇真不能吃。这是死人蘑菇！ 我们叫他说明白原委。他捡起地上的两个烟蒂放入口袋，卖足了关子，挠着自己的肚皮说，早就想给长官们说说咱们合县蘑菇的秘密。离这200里地，就是咱们最大的合县煤矿，桂系军阀早年开公司大肆开采，厉害呢，赚了不晓得多少钱。遇上打仗，经理跑了，煤矿欠薪还缺粮，矿工活不下去。两年前，日本鬼子占领矿区，刺刀逼着工人下井，不知有多少矿工死在井下。有一些死人就发生了尸变，变成了冤气最重的蘑菇人。不懂？唉，合县从大清年间开始采煤，不断有人死于井下塌方，活埋地底，冤气长年累月不散。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之气加上主火的黑煤，还有冤气，一块儿滋养，冤死者不得超生，聚在黑暗的深处，最后变成了蘑菇人，靠吃地下蘑菇为生，肉体不腐烂，神智就像他们生前，可他们人早就死了，就是活死人。矿工下井，往深处挖，不留神就会撞见，吓一跳，蘑菇人可怜巴巴的，说自己身上好冷，向矿工讨烟抽，抽完烟，跪下，求矿工带他们上去，他们想回地上，想回家去。话说鬼子兵来了，鬼得很，让矿工下去找蘑菇人探矿，蘑菇人找到的都是富矿。但蘑菇人缠着要出去，矿工不肯，蘑菇人会献上长在地底深处的极品白蘑菇，那是他们的食物。矿工得了极其鲜美的地下蘑菇，告诉他们自己先上去，再放篮子拉他们上去。可这是骗人的。蘑菇人永远上不去。矿工拉到一半，剪断绳子，蘑菇人呼啦啦呼啦啦，掉下井，摔成一片片碎蘑菇…… 韩副官皱着眉给我翻译完，我不禁感到脊梁骨凉飕飕的。蘑菇人是什么玩意儿？鬼故事？活死人？还是妖怪？ 老吴瞅着自己的新鞋鞋尖，冷冷地说，卖蘑菇的小姑娘就是地下来的蘑菇人。 韩皱起眉头，对我说，这儿的老百姓特别迷信。长官别见怪。 我捡起地上被踩烂的一片蘑菇，看了看说，咱们要吃的就是蘑菇人的蘑菇。 罗蒂，你绝想不到，我们是在老吴臭婊子似的咒骂声里吃上蘑菇人送来的蘑菇。蘑菇上了砧板，我们信科学的，就不会放过了。我们不信他那一套迷信邪说。晚饭仍然没有新鲜牛肉，但司务长下了狠心讨洋人欢心，有鱼有虾、红烧肉、糖醋里脊、鸽肉、春卷、炒面、宫保鸡丁……浩浩荡荡，摆满了桌，但真正征服我们的胃的是装鸡肉蘑菇汤的西瓜盂。 天黑得很慢。十来个美军官兵互相搂抱，转圈跳舞，我站上桌面，唱起了百老汇歌曲。我说原以为我会阵亡在大陆反攻之前，我还很可能讲了许多不该说的事，不该煽情的话，甚至还说了很快是你的21岁生日。哦，说漏了，对那么多人说漏嘴了，可我喝醉了。毕竟作为你6个月时长的新婚老公，这点权利我还有的，我对着柳州的晚风，大声呼喊着罗蒂生日快乐！听，战友们都在祝你生日快乐。后来，我还是没管住舌头，提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部队不久要开拔，收复广东。 战争快要结束了！ 胜利！胜利！大家搞来一坛琥珀色的绍兴酒，最后，半锅蘑菇鸡汤也被端了上来。每个人的脸上布满了晚霞的色彩，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和平近在眼前，人人兴奋异常，我们嘴角滴着油腻的汤汁，憧憬着战后的正常生活。唉，那个老吴，也鬼鬼祟祟喝了汤。每个人都喝下了一生中最多最鲜的蘑菇汤，见到天堂似的，一个个眼神恍惚，浑身零件散了架。 那时候，我完全没料到，吴老头讲的蘑菇人故事居然是真的。那是7月26日晚上发生的事。 写到这里，我困了，早点睡，做个好梦。 爱你，永远。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4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我对韩说：老头的故事很有趣，哈哈，他居然说我们吃的是僵尸蘑菇。 韩收起笑容，左眼眨了眨，样子一点儿也不俏皮。我疑惑地盯着他，他问我还记得那个眉毛上长痣的日本鬼子吗，我说记得。我给他画过像。 韩说，那日本人也讲过合县煤矿蘑菇人的事。他亲眼见过蘑菇人。 我吃了一惊，我说，假如哑妹是蘑菇人的话…… 韩笑了：为什么不是？ 哑妹就是蘑菇人。我不但吃惊，我的头快炸了。要是没记错，大概是在7月27日的下午，韩提及的那个日本军官关在江对岸的战俘所。在中国，我遇上了一些非画下来不可的人，韩、哑妹、还有那个日本军官。韩副官常去跟日本军官下围棋。他们成了朋友。跟敌人做朋友，在中国是很危险的事。 记得一到柳州，韩带我去战俘所画肖像，隔着铁栅栏，选不到好角度，韩说等一下，有一个人有意思，值得画，他上厕所去了。 那个人出了厕所，臭烘烘的，乱蓬蓬山羊胡子，军装破破烂烂，被看守叫住，马上立正，没有敬礼，惹得看守踹了他一脚，但被韩副官制止了。那日本人向我们鞠躬，盘腿坐下。我破例没有坐板凳，而是像对方那样盘腿坐下。我叫他注视窗外，接着，盯着他眉毛里那颗黄豆粒大的黑痣，开始埋头作画。他的眼神老是游离，落在天花板上石灰脱落的某个位置。画到一半，我的腿麻得失去了知觉。看守们围上来，对纸面比划，夸我画得像。 被画的日本军官听了，微微点头。他看上去是那样有百利而无一害，在我笔下，他全然是一个敦厚谦逊的东亚平民。他在画上签上大名：石黑有吾，以及他家在日本江津的住址。他拜托我将这幅肖像寄给他父母。在翻阅我的速写本时，他忽然屏住呼吸，全身动作停在一页，仿佛石化了似的，那一页是卖蘑菇的哑妹的速写。他的手指神经质地抚摸着铅笔线条，直到指肚黑了。我问他是不是认识，石黑抬头凝视被窗栅栏切割成方格子的破碎天空，良久，他长痣的浓眉抖动了一下，摇头否认。他像智者习惯的那样，以沉默捍卫着自尊心。不过，在平静淡漠的下面，你依旧可以触摸到俘虏特有的病态痛苦和羞耻。 韩和石黑都是棋迷。一来二去成了棋友，韩为了下棋方便，有时候擅自将石黑调出监室，他不合时宜地将日本战俘当作了朋友。我忍不住提醒他，不要被画上那家伙的宽厚模样蒙骗，石黑可是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效忠天皇的日本军人。韩沉默半晌，他说石黑君不一样。石黑是日军派驻合县煤矿的中队长，本人十分抵触日本军国主义，偷偷做过一些义举，诸如在日军撤退前，他没有枪毙四个被俘的游击队员，而是派他们去井下采煤，等于变相释放了他们。 我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韩问我信前世吗，我反问：上战场的人生命都不确定，前世有意义吗？ 他说听我给你讲一讲前世。柳州的前世，是一口巨大的井。人都住在井下面，看不见日头，每一天都生活在井底，无边无尽，没有光明，连影子也没有。过日子全是在寻找，不是燃料，就是食物。他们吃的是蘑菇，照明取暖靠煤块，统统来自地下，来自蘑菇人探知的大煤矿和黑暗蘑菇森林。蘑菇人不是死人，也不是鬼，他们活着，只是他们完全忘了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但他们还有唯一的盼望，回地上去，回到太阳底下。找到煤矿或者蘑菇就能上去，离开地下。寻找，其实是逃离。逃离也是寻找。每个人都是如此，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回到太阳底下的生活。这些全是石黑告诉他的，石黑同情中国百姓，厌恶毫无意义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战争把活人都变成了死人，又把死人重新变成了活人。有时候，韩感觉石黑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出家人。 日本人讲述柳州的前世故事让我迷惑不解。我大力摇晃着脑袋，绍兴酒的后劲叫后脑袋疼，感觉迟钝了不少，我听不懂韩是什么意思。 韩又说石黑治理合县煤矿时，非但听说过蘑菇人，还亲眼见过。石黑曾经良心发现，命令矿工们把一个蘑菇人救上来，他亲自盘问验证，蘑菇人根本不是什么活死人或者僵尸，他们只是些走狗屎运的矿难幸存者。等那个蘑菇人康复后，发给盘缠就给打发走了。但矿工们特别迷信，并不买账，他们坚持认为那个人是地下来的僵尸，吃了僵尸蘑菇的人也会变成蘑菇人，永远回不到太阳底下。 罗蒂，别担心，别以为我是喝多了中国酒胡诌，我所写的都经过反复斟酌。放心吧，喝过蘑菇汤的人全都安然无恙。得去工作了。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5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现在得回头交代一下，那个众人皆醉的蘑菇汤夏夜，也就是8月3日的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所能记得的是，当时，听了吴老头一番蘑菇奇谈，我撑不住，倒在食堂睡了。醒来是在半夜。强烈的恶心呕吐腹痛，却拉不出，我在茅厕和食堂之间来来回回，折腾了老半天，像是大病初愈那样。经过肠道排泄，眼前所有的事物都在摇晃碎裂，失去了所谓的真实感。 我披衣而起，穿过鬼影憧憧的废墟和院子，从竹梯爬回豪华套间，突然间，我的动作凝固了，我看见韩德吊床上有两个人抱在一起，自然而然的，姑娘的裸臂停留在韩裸露的胸膛上，韩酣睡的面容十分安详，几乎听不到他打鼾。好半天也看不清哑妹的面容，她似乎睁着眼睛，凝视着夜空，天上一团团的黑影，像是村庄的倒影。天光就是这样，在她脸上慢慢亮堂起来。 她转过脸来。我的酒劲和怒气全消散了，开始惊惧起来。她像是猛然间长大了，成熟了，变了一个人似的。当地人关于柳州的讲述使我确信，这是一个真正的广西少女，大山里头来的，高额头、细腰身、嘴角的弧线很弯，脸色苍鹭似的白。 我退回院子里。一夜的狂欢散去后，黑暗里的生物弄出许多忧伤的声音。月光滴滴答答的，像我的怀表急促地踮着脚尖行走。她提着一盏红灯笼，从梯子上跟下来，放下灯笼，是她主动拉起我的双手，还是我拉起她的双手，我完全记不清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眼神燃烧着什么烧不完的东西，像是地底下最深处的煤块，最好的地下深处的火焰，火焰其实是一种燃烧氧气的语言。我讲个不停。说什么呢，我说我是太平洋岛屿争夺战的幸存者，前年圣诞节前坐船来的，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包括韩。他是我最好的翻译和朋友……她能听懂，我太激动了。不知道该做什么，老毛病一犯再犯。胡说一气，语无伦次，根本不在意她是哑巴。我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中文，是一种来自地底下的有几十亿年历史的语言。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惨白的面容。从她的双眸中,毫毛似的无数细雨，无声无息，飘落在眼前一层又一层无穷无尽的喀斯特山形上。我听见了来自她喉咙深处的呜咽，以及来自自己身体内依次崩塌的声响。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手放在双膝之间，头朝下侧卧在帆布床上，尽量收拢着双脚，像子宫里安睡的婴儿。 隔天，去日军战俘所画像。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 石黑罕见地打破沉默，他说他也能画。我把笔和速写本交给他。他的画技太差，把富士山画得很丑，在山下，他画了一口不知通向何方的井。 借助懂英语的其他战俘，我问他是不是管过合县煤矿，他歪头盯着天花板上渗水的地方。我又问他是不是听说过矿井底下发现蘑菇人的事，他迟疑地看了我一会儿，又盯着天花板装傻。我要求他开口，他像块长满苔藓和裂纹的石头，固执地拒绝。他留给我唯一的说法是他没空，因为韩君约了他下棋。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韩不是他的借口。但他无所谓，将眼光锁定在天花板上。彼此凑近了，真受不了，他全身臭得像具腐尸。我吩咐看守快快给他洗个澡。 走出战俘所，我跳上吉普车，才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但却一时间想不明白。我反应十分迟钝，觉得这事跟韩有关，但我搞不懂他与石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傍晚时分，暴雨倾盆，目力所及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个小湖泊，看来受灾面积不小，我得出去找人帮忙，加固一下新屋顶。祈祷雨快点停。 祝你一切安好，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7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石黑有吾死了。 他死了，他的死使我醒悟过来，那天石黑当我面说过的那句话是“我们的最后一局棋”。石黑一定是预感到了他的死期，他在我逼问他蘑菇人的事的那一刻，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无所谓，因为他就没打算活下去。那是他和韩的最后一局棋。 他的死亡经过是这样的：上午，三架日军轰炸机飞过云天，在飞机和云朵之间的空隙当中，可以看见微弱燃烧的橙色光焰，日头像一只追逐光明的飞蛾，很快被盘旋回来的日机覆盖，日军轰炸机的发动机呼啸声彻底降服了地上人们的本能。谁也没发现防空洞里少了一个人。等待之所以漫长，因为日军飞机在他们头上去而复返，奇怪地转了好多圈，没有扫射，也没有投弹，像是履行什么葬礼仪式，终于，拧身飞走了。 日本战俘们起先尚能保持那种什么都能忍受的平静，喉咙里压抑着汩汩声响，犹如耳朵眼里塞着棉花，伏在地上，静听地洞深处狐狸的悲鸣。 终于，不知是谁在小声念叨：石黑君在哪里？ 没人接茬。石黑没死。但所有人显然都遗忘了他。他没有趁空袭越狱逃跑，而是用床架上取下的一枚锈蚀的大铁钉，划开了自己的肚腹，亲手把肠子扯出来。他跪倒在地，大声喘着气，一直苦苦熬到天黑，才断气。他死得正是时候，没有留下遗书。彼时消息传来，广岛被核弹轰炸，蘑菇云高高升起在废墟上空，苏联向日本火速宣战，日本完了。   看守所的气氛十分诡异，中国士兵没有欢呼雀跃，日本战俘也没有捶胸顿足，周围的人都像石头人那样，垂手对着奄奄一息的石黑，每个人的表情肃穆冷淡，似乎都在默哀，也似乎都无动于衷。人人都接受了一个日本军人死得其所。这名天皇的武士到了只欠一死的地步。石黑自裁后，身子特别轻，像是极度疲劳之后虚脱的那种轻，身上散发着浓烈的腐败味，身下积着一汪紫黑色血水，叮满了苍蝇，被我画笔描摹过的深邃眼睛大睁着，依然死盯着天花板上的某点。 看守长见惯了死亡，但没见过这种残忍的死法，他松开自己的武装带，以手背不断擦汗，站得离死尸尽量远，在死亡原因一栏中填写了“霍乱”。他没布置尸检，战争死个把日本鬼子不算什么，只是吩咐士兵，把石黑拖出去火化了。 大量平民丧生在广岛核爆炸，这是震惊人类历史的大事件。日本人为他们的侵略行径得到了报应，但我们并不是那么高兴。抱歉，死亡掳走了幽默感，今天就写这些，保证今后写一点让你高兴的东西。 吻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9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在石黑死后，僧人去战俘所做法事驱邪，韩则邀我一起爬山。 酒店的后山，越往上攀爬，越会明了，这座山彻底被炮火毁了。树林尽焚，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山石和长势卑微的灌木。 我扶住一块山岩，停下喘气，问他石黑死时他去哪里了，韩说哪儿也没去，在山上看风景。 看什么风景？看日机丢炸弹？山中的光线不好，看不清他的脸，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把他拉近身边，他的眼白露出较多，那眼神和死前的石黑非常像。我意识到他们两人长得也有几分像，是中国人长得像日本人，还是日本人长得像中国人，真不好说。但两人的气质截然相反，石黑坚强而阴郁，韩则浪漫而狡黠。此刻，韩副官同我一样爬得汗流浃背，但像敢死队发起最后一次冲锋那样兴奋异常。 你们不是棋友吗，他死了，你连面也不露。我说。 韩大笑，笑得太急太神经质，猛烈地咳嗽起来。他肯定向我瞒着什么。我说韩，你必须对我说实话。石黑告诉我你约他下最后一局棋，为什么说是最后的棋呢？难道他的死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山上除了碉堡工事，还藏有许多阴暗潮湿的洞穴。我们沿滑溜溜的石阶，钻进一个山洞，手电筒光打在水迹斑斑的洞壁，不是发现地层结构，就是照亮一些岩壁文字。韩尽量岔开我的话题，他告诉我那些并非是兴致所至的涂鸦，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山川风物的崇奉祭祀。你在寺庙里的善男信女身上找不到的，但在山洞的幽暗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真实信仰在洞穴的幽暗里。 我们跌跌撞撞，钻入一个更阴暗的岩洞，数尊损毁的佛像歪倒在地，我说主啊，我敢打赌，在下是第一个到此一游的美国人。 韩大笑，笑声戛然而止，扑啦啦，惊飞了无数蝙蝠，蚊虫为吸到了新鲜血液，嗡嗡歌唱起来。手电筒光圈里照着一些奇怪的小对象，我凑近一瞧，竟是几只用过的保险套。 韩挠着脖子上蚊虫咬的肿块，转脸忽然对我说，石黑很守信用。我和他约定，最后一局棋定生死，谁赢谁活，谁输谁死。他的棋输了，他必须死。他做到了，保住了日本武士的荣誉。 出洞花费了较少时间，我恢复了一些体力，我说天哪，这是谋杀，即便他是日本战俘，即便他十恶不赦，即便你没有亲自扣动扳机。但你是军人，这里有军纪，你有没有一刻想过军法？ 他嘿嘿一笑，不回答。这一刻，我想到他毕竟还是个诗人，中国诗人。 出洞后坡度大了，仿佛快到山顶，但转过山路，发现只是翻过了一块巨岩而已。继续往上爬，山势险峻起来，日头开始西沉，陡路两侧均是斜探下峭壁、侥幸躲过炮火的杂树藤蔓。我们略微恐高，不再交谈，好节省体力，彼此分担着缄默的重量。 当爬上陡坡，柳州全景在我们脚下。西天的火烧云似乎并不悬在天上，而是来自于城市内部。柳江像一条青蛇，企图咬自己的尾巴。机场抛弃在远处，像是被咬下来的一节蛇尾。尘土一路上虽尽显其恶，但彼时，晚霞为尘土所过滤，在山峦间，形成一团蓝幽幽的薄雾。看不到山脚的池塘，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那个天天洗净我们的地方。 一回身，看见一小片树林，居然逃过了战火的屠戮；遥遥的传来了犬吠，似乎越来越接近；主啊，我的胸口充满了突然袭来的波涛般汹涌的温暖。我瞬息感觉到了来自天地间造物主的巨大悲悯。我口里喃喃，不住向上帝祈祷和平。可你知道的，我素来不是那么敬虔的。有时候，我还认为上帝不在现场。请饶恕我，上帝。 韩不再兴奋，他终于可以冷静下来，向天空舒展开双臂说，看哪，这里就是山顶。 眼前只是一小片矮矮的树林，一条蜿蜒无尽的山路，伸向山的另一边，前方不知是何处，不是我们期望的会当凌绝顶的样子。这里什么也不是，这里通向未知的某处，这里是结束，也是开端，这可能就是生命的真相。 在山顶上，韩到底说了些什么，我有些晕眩，反应又迟钝起来。我们都避开了轰炸广岛不谈。记得他说的全是关于合县煤矿的逸闻。蘑菇人啊蘑菇人，煤矿上至今流传着日军诓骗蘑菇人的许多传说。比如，矿工们向日军报告说多次在井下遇见蘑菇人，送来许多鲜美的地底蘑菇。石黑中队长吃过，很喜欢，他下令矿工拉一个蘑菇人上井，矿工不愿意，但他们更害怕日军，他们拉上来的那个是女的，不会说话，只会呀呀叫。矿场传说讲过饥荒岁月，下井采煤的人中混入过女扮男装的村女，遇上矿井坍塌，被活埋在井下。矿工们都说石黑留下了蘑菇，却把蘑菇人送进了监狱。 我说，女扮男装？石黑救上来的蘑菇人是哑妹吗？ 韩调转脸看我一会儿，用奇怪的口吻说，别当真，卢中尉。这里的老百姓特别迷信。 我说迷信不好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我们都笑了，但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说，好吧，不管迷不迷信，不管我信不信，你得放个假，好好睡一大觉。 韩又摇头说，过去那么多年，以为打败日本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持之以恒寻求的好日子，现在真的离目标这么近了，忽然发现实际上好日子还是那么遥远。打败日本后真的是我们的好日子吗？这些年以来，浴血奋战得到的那些东西，也许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韩卸下配枪递给我。我收回手掌，掌心里除了沉甸甸冷冰冰的枪支，还多了一颗温柔轻忽的小小白蘑菇。 他说，开饭时间到了。我饿了。 他转身，大步朝山的另一边走下去，身影迅速，像下矿井似的沉降下去，下面除了黑岩以外，无非是泥土和灌木，灌木和泥土。在天全黑之前，他变成了一个浓黑色坐标，和山色混为一体。 他没有回我们的豪华套房，我想他不会回来了。 他真的没有回头。失去一个像韩那样的朋友真难受，但这就是人生，永远在失去一些什么。幸好我还拥有你、你的爱和灵魂。爱你在每一时刻。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10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今天我一直在祷告。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今天最重要的消息是长崎又遭到核弹轰炸，我不了解其中细节，也不想了解，人死得太多了，但战争真的快结束了。这里的部队和百姓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仍然活在深重苦难之中。我提笔画了两个典型的国军士兵：一个瘦骨嶙峋到极致，简直是个走路的骷髅架子；另一个还没步枪高，只是个孩子。十来天前，他俩还是逃难的普通平民。 我向师部报告了韩的失踪，关于蘑菇人，我半个字也没提。我们也没再见过哑妹，驻地里没人在意，毕竟打仗的日子，每天都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从此再不出现。朱师长忿忿地认定韩当了逃兵，我不这么看，我告诉他韩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国军人，他对敌人有独特的看法，他对仇恨也有他自己的消解。朱师长不懂，他不可能懂。在师长眼里，只有汉奸或者非汉奸，朋友或者敌人。 我将石黑有吾的画像放进了他的骨灰盒，希望他在日本务农的父母收到能有所安慰。无意中我们得悉，这酒店以前不是什么军官俱乐部，而是日军的慰安所，曾经有许许多多无辜的女人（朝鲜人、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在这里忍受饥饿和蹂躏。现在不妨略略评估石黑的说法，我估计他一直在对韩副官撒谎。他是不是没有释放那个女扮男装的矿工，没有将她送进监狱，而是直接送来这里充当慰安妇。是不是她命硬，没有死在慰安所，而是逃了出去，变成了卖蘑菇的小姑娘。或许，她的日本艺名就是“夏树”之类。或者，她真的是来自地下的蘑菇人，不会死的蘑菇人。我们在半道遇见的黑衣女孩是一个不会死的蘑菇人，但我们喝了她的蘑菇汤安然无恙。韩说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好人的缘故。我们都在战场上杀过人。我真希望韩说的不是恭维话。我的这些想法目前统统无从考证。但不管怎么说，韩副官是相信的，他相信石黑害了卖蘑菇的小姑娘，而韩以他自己的方式报了仇。中国式复仇，看上去就是一局大棋。不过，我更愿意相信是石黑以他自己的方式赎了罪。石黑不是一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比大多数日本人更明白战争的残酷和荒谬。韩也是。 亲爱的，要是你不相信我所讲的蘑菇人故事，请仔细察看信中所附的这只小蘑菇（希望漫长的邮路中不被压碎），我不是小说家。韩相信，我也相信，当地穿黑衣的矿工们都信蘑菇人的故事。在搁笔之前，要特别提一下每夜都来造访的小客人。熄灯钻进蚊帐，他们就来了。萤火虫打着红灯笼，要跟地平线闪烁的星辰媲美。红灯笼的舞姿是我每晚的催眠方法。此刻，眼皮开始打架了，今晚一定会梦见蘑菇人，黑亮的煤块，以及在暗处刷刷生长的白蘑菇，我想问问他们打着灯笼在寻找什么。不晓得他们会怎么回答，也许会说饥饿死亡算不了什么，生命得到的那些东西只是侥幸罢了，每天失去一点点，才算是活着。 梦里，绳子断了，蘑菇人呼啦啦呼啦啦，掉下井，摔成一片片碎蘑菇……在战争落幕后，我想去合县煤矿。你看，在黑暗的未知面前，我们如此弱小无力，但它确凿无疑地存在着。我现在对死亡没有恐惧，而是充满了莫大的好奇心。也许，我早已变成了一个一直在寻找光明出路的蘑菇人。 你说过要和我一起经历所有未知的未来，现在，仅仅是断断续续写下个开篇。这些信集中起来邮寄，发现过于冗长深奥，但不是故意如此，实是生命从不简单，生命即是冒险。渴盼收到你的复信，也许，将来你也会梦见地底下的蘑菇人。等部队到贵阳再聊。 爱你每一分钟。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作者小传 武陵驿，生于上海，居墨尔本。世交会、维州华文作协和澳洲华人作协会员。小说学会理事。圣公会牧师。《世界诗歌》副社长。ACT硕士。小说刊于《芙蓉》、《江南》、《文学港》、《安徽文学》、《莽原》和《四川文学》等。诗歌见于《创世纪诗杂志》等，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已出版《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和《骑在鱼背离去》。   题图：1948年柳州全景（局部）。图片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1948%E5%B9%B4%E6%9F%B3%E5%B7%9E.jpg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6期（2022年春季号）。 […]
2024年4月11日评论作者：蚁人 来源：澳洲网 > 大洋笔会   一件蓄意隐瞒被害者的罪案 初读澳洲作家武陵驿的短篇小说《钟蜂》是在工余。当时办公室里正被隔壁过来的李姐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只要拉够足够的人头，李姐说，就能够领一百块钱，她的邻居已经成功了。我早已公开宣示永久卸载「拼多多」，得以幸免被骚扰，继续安静地读我的小说，却发现武陵驿这个短篇小说是读不完的，意思是说，一下子读不明白。实际上，这篇小说我反复读了整整三天，几乎寝食俱废，仿佛中了作者下的蛊。 我认为这不是传统悠久的推理小说（mystery）,也不是西方流行的罪案小说（crime fiction)。小说取消了上帝视角，取消了侦探这一传统解谜角色，这是罕见的指定读者充当侦探的侦探小说，没有尸体，没有侦探，没有被害者，看不到凶案现场，也看不到惊心动魄的案情，更没有大结局的真相大白。但，你分明却感到一股类似爱伦•坡小说的死亡气息，黑雾从猫头鹰翅膀底下呼呼漫灌，不明的钟声又响了，即便感觉再迟钝，也无法忽视半夜城里到处响起来的奇怪钟鸣。 本文在此试图与读者们一起，穿越作者精心制造的迷雾，去发现这个哥特式爱情故事内部被隐藏的被害者。 叙事的正面 人畜无害的乡村青年老伽在大城市打工，迷上女主播而负债累累，失败了的他选择退居小县城桃县讨生活，遇上工厂女工杜鹃，不忍看她沦落风尘，决定挣快钱为她赎身，然而当他赚了大钱，却找不到杜鹃了，他怀着一线希望重返桃县，却突遭逮捕。 以上是老伽对叙事者“我”的讲述以及叙事者自身的见证，这篇小说貌似这样简单明了的叙事版本。可是，小说又明确说「老伽讲的下半段故事有多少真实度，不好说」，要求读者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叙事者口述，武陵驿也写到「老伽痛苦地呲牙咧嘴，不由我不信他说的故事」。叙事者轻信了，读者却不能不怀疑武陵驿是不是在文本里留了草蛇灰线，因为除去老伽讲的故事，在此之前，“我”这一条叙事线索上伸出了一个古怪的很的枝蔓：一个神秘女顾客清晨来到家电修理部，留下龙洲路某号的地址，要求上门修家电。女人梳着大辫子，「我隐约觉得这个女人与老伽有关」，是不是杜鹃？她的出场布满了不祥的预感，「仿佛夜雾骤然升起在猫头鹰的翅膀底下」，「两只手像猫头鹰的翅膀，交替拍打」。杜鹃离开桃县后下落不明，那个貌似杜鹃的卖肾女人已死，清晨的不速之客却很像她，文本在这里起码出现了三个疑问： 疑问一，到底卖肾的女人是不是杜鹃？老伽既然那么决绝地偷肾回来，几乎能肯定她就是杜鹃，可邻居却说她跟着瘸子去了南方（割肾在河北，而桃县位于江汉平原。两者都不是南方）； 疑问二，如果卖肾女人是杜鹃，那么后来她去了哪里？果真是因为术后感染死了吗？ 第三个疑问最关键，神秘女顾客是不是杜鹃？是杜鹃本人还是杜鹃的鬼魂？也就是说，杜鹃是死，还是活？ 阴暗潮湿的夜雾此时从小说里溢出，笼罩在读者心头，迟迟挥之不去。悬疑高潮来到，疑似杜鹃的鬼魂再次登场，“我”一路尾随她去到龙洲路某号，闯入了老伽的据点，冰箱、望远镜和一大包冥币，冰箱里有腐烂的肾，用来孝敬死人的冥币，看来杜鹃的的确确是死了，如此与老伽前番所说的一切都能对得上，然而“我”却被愤怒击中，似乎发现了更多，「龙洲路的老房子是预示着老伽骗了我、骗了杜鹃、骗了所有人吗」，「莫非他发财的故事也是他精心编织的鬼话」，「我开始怀疑老伽的故事，怀疑他回到桃县的动机」。 至此，聪明的读者骤然意识到，叙事者的讲述注定是不可靠的，必须要从头开始，重新梳理武陵驿留下的每一条线索和暗示，运用逻辑推理将故事复盘。 叙事的反面 叙事的反面被作者刻意隐藏了。只有留意每一个细节，质疑讲述者的可靠性，才会发现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暗黑故事。从小说一开始，这个表面上单纯的故事就被注入了暗黑的基因，故事的生长，像树根逐水四处蔓延，有它自己独立的走向，读者不能干涉，甚至武陵驿也不能掌控。这是小说的逻辑。 若想走出春水楼的迷宫，不妨像读莎士比亚那样借助于鬼魂。小说用哥特式文学语言告诉我们：考古发掘从地下挖出了无数根发辫，「长辫子卷曲成社群盘绕，一簇簇野蛮的蘑菇，长成黑暗天地的状貌」，发辫的意象如是为杜鹃之死鸣冤，顺应了小说中的线索“寒流像愤怒那样击中了我”，也就不难理解老伽被抓时，一只钟蜂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我”和钟蜂都为老伽残忍地对待爱人感到愤怒。 杜鹃死了，但她的冤魂却释放了读者的想像力。割肾手术感染而死并非罕见，为何死后冤魂不散？为何她的鬼魂不去纠缠施虐者瘸子而总是去往龙洲路老房子？小说又提出线索：「我意识到这只好事的钟蜂已错过了大好季节，它一定是一路跟随着那女人。钟蜂要是记忆力好的话，一定记得住杜鹃在哪里」、「如果从老伽来这里算起，它就能记住老伽，一定能记住最关键的三四个月，那差不多是蜜蜂的一辈子，也会是老伽的一辈子」，跟老伽交往三四个月是他们两人命运中最关键的时期，小说用了完整一节写最初的交往，章节标题是非常浪漫的「爱情在夜空里按古老的图案铺陈」。 追述两人初始，是从他从望远镜扫描黑暗的窗户开始。从窗帘被烟头烫出破洞的视窗，他发现了她，她被瘸子赶出房子，站在天井里哭，「他从望远镜里看了许久，把楼上女邻居脸上的汗毛也看得清清楚楚」，杜鹃太缺爱了，「他还没射击，她就被击中了」，「她倒在他怀里，辫子缠住他的胳膊，他在她脖子上亲了一口」，老伽冷静地与杜鹃聊天，在她说出「姓伽的老头很凶嘛」时，他答非所问，「哦，哦，咱老乡都管我叫老伽，他说着就连续打喷嚏，涕泗横流，样子很狼狈」，显然，这里的反应很反常。 「她尖叫起来说她们骗了她，骗了她的人是楼里女人，她们管老伽叫半夜出去打鸟的变态」，在写热烈情事时插入“骗”字这个不和谐音，打鸟射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就在他们的“爱情”进行到“铺陈古老的图案”之际，却出现了打鸟射击之类话语，考虑到杜鹃就是一种鸟，作者无疑在暗示这是将她当作了某种目标。 春水楼的女人小芹「告诉皮短裙这是喜欢半夜出去打鸟的老伽，原也是春水楼的租客，他是来打杜鹃鸟的，小芹不怀好意地笑」；又写到老伽搂着杜鹃的脑袋，他说「将来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情事正浓，又是第一次云雨，难道不该应承以杜鹃的名字来命名吗？在这样的小事上，连最虚无缥缈的承诺老伽都不愿意给杜鹃，杜鹃（一如她的外号傻子）对老伽产生了极端感情依赖，不惜花大钱给他买望远镜买药，虽然望远镜是山寨的，药是假的。 春水楼的爱情危机四伏。 异乡人的欲望和末日 一旦读者开始质疑老伽对杜鹃的爱情，杜鹃的鬼魂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龙洲路宅院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破译这爱情密码，就勘破了老伽的行动地图。 关于老伽的命运，小说中几乎有一段是明言了，「每当我在喝酒的场合讲起老伽的故事，老是从一只蜜蜂说起。我说一只蜜蜂空中由上至下，像神那样见证了一个外乡人在桃县的欲望和末日，听的人不免哈哈大笑，桃县都是很实在的乡下人，他们是非常容易感受到幸福的人，不会轻易相信我这种外乡人在酒桌上的胡言」，读者别为「胡言」两个字就轻易被糊弄，忘记了这故事是关于异乡人的欲望和末日的。 桃县是江汉平原上一个不发达的小县城，不管将桃县看作隐喻还是地理位置，常理下，打工只会往大城市跑。老伽带着一肚子被骗的怨气和天文望远镜，反向来到桃县，不是随便落脚的。他入住人员构成复杂的春水楼，用望远镜寻找着目标。杜鹃是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底层女人，成天在黄赌毒边缘行走，她们与亲人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早已断绝，这样的女性最容易被罪犯盯上，她就是这样被老伽盯上的。小说里老伽放出了心头的狼，不是色狼，他要做吃人的狼，把人连同恨统统吃下去。 被人骗之后，老伽想的不是如何防骗，而是如何骗回来。很可能那时他脑子里全萦绕着人体器官，可以佐证的是刚出场时，他就看中了大冰箱。而他在交往中的另一面令杜鹃害怕，在他告诉她同瘸子背地里的谈判后，杜鹃本能地感到了不安，她起先坐在床上，后来挪到小破竹椅子上，小小的破椅子将她包裹，多少给她一些安全感。 既然他不能断定卖肾女是杜鹃，为什么毅然决然将肾偷出逃回了桃县？答案显然是他早知道她是杜鹃。很可能，这个案子就是他和瘸子合伙弄的。小说故意略去了这些交代，但是运用小说逻辑，我们不难断定他对杜鹃的虚情假意，为杜鹃赎身只能是个人吹牛似的杜撰。瘸子沉迷于打牌，赌债高筑，很可能就是是老伽向瘸子透露了卖肾管道，于是二人谋划起如何共同寻找肾源发财。杜鹃跟瘸子同居那么久，没有被卖肾，一旦认识老伽，就立刻被逼上了卖肾绝路。这无疑证实了我们的推理，两个谋财心切的男人把她当作了生财工具。 这是老伽与杜鹃爱情腐烂的真相。两个异乡人在桃县所发生的爱情危机四伏，终于坠入狂花末路。 结语 破解了这起罪案，却不能让我们从此心安理得。这篇小说中叙述的罪与罚并不像俄国文学的《罪与罚》，作者借鉴了悬疑小说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的种种技巧，构成了华语文学中罕见的哥特式小说的恐怖效果，却让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深思：到底是什么造就了钟蜂式的罪与罚？ 叙事者的第一人称「我」为读者创造出不可靠的第三人称视角，剔除了同样不可靠的内心描写，留下多种线索，却又处处故布疑阵。就短篇容量而言，这篇小说所达到的广度深度以及技术含量都令人叹为观止。而其引发对罪与罚的思考则是作者留下的钟声的回响。 请读者诸君一同来勘验《钟蜂》的现场，鉴别物证，条分缕析，或许能同意笔者的浅见一二，就是对本文最大的回报了。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首发于《世代》第15期（2021年秋冬合刊号）     误入春天的飞虫   他走进我的家电维修部的那天，神情异样，但我没注意到。我那时在为一只误入春天的飞虫烦恼，看不清飞虫的翅膀，但振动的声音在耳边大得赛过直升机起落。我一只手捂住耳朵，立起来驱赶那只在日光灯底下盘旋的苍蝇。 那时，我没有把他与飞虫联系起来。我只是伸着懒腰说，老伽，你要是不嫌弃，我刚修好这一台，你拿去用。保险不会坏。 老伽是我的老乡，但我们之间并不熟，他孤身一人落魄在桃县，有事没事常往我这里跑。他一直打量屋子角落里那一台绿色双门大冰箱，连续打了好几个大喷嚏，用袖管擦着鼻子。 我说，你用五年坏不了，到时你不要就送回来，拆下压缩机，照样卖出去。 老伽来桃县后，除了付手机费连吃饭都成问题，他来找我买冰箱，但他没有钱，我把这归结为他自小就是眼高手低。我在市区僻静的地方开家电维修部，说是维修，其实就是卖二手家电，从废品收购站买来各种废旧家电修旧如新。但比起老伽，我的境况算得上是土豪，我觉得有能力帮老乡是一种光宗耀祖的行为。他可能还脸红了，我没注意，反正他也没付钱。我知道他不是有心占我便宜。 老伽是一个你看上半小时也记不住的人，他除了满头钢发以外就没有什么特征。他要自己拖回去，我说不用，待会我让人给他送去。你住哪，他说不用不用，拗不过去才告诉我，他说话鼻音重得像得了感冒。 春水楼？我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我才发现他使劲眨着眼睛，眼睛泪汪汪的，眼底血红。原来他对这个春天过敏，不知犯了鼻炎还是花粉症。老伽在臭名昭著的春水楼里租了房，其实这没什么奇怪，你要是想在桃县市区便利安全的地段省下些房租，最好的选择就是春水楼，离市公安局不远。除了钱以外，另一个理由是他不想继续成为街坊邻里睡得最晚的人，只有春水楼那个艳名远扬的地方有许多比他睡得更晚的人。那儿住着妓女、皮条客和一切攀附这个古老职业为生的人，天南地北，三教九流，什么口音什么来历都有。 那只苍蝇累了，落在他头上，老伽吓得跳起来。 我找来一只苍蝇拍，但他像看见毒蛇那样断然拒绝了。我拿着拍子转圈猛打一气，看看空空的拍子面，我僵住了动作，歪着脑袋看他，发现他脏兮兮的耳朵尖动了一下，他笑了，笑得有点儿丧：是蜜蜂。 我不置可否。他又问：你听见了吗，钟声？ 我不懂，他说他常听见些奇怪的声音。在非常寂静的时候。比如，现在。听见蜜蜂说话的声音。 老伽像昆虫学家那样看着我说，蜜蜂很可怜的，它的脑袋那么微小，什么也记不住，寿命那么短，活了等于白活…… 这是感时伤怀的老伽，一个不伤害万物的佛系怪人。 窗户玻璃被撞得啪啪响，轮到我的眼睛确认了一遍，是一只普通的蜜蜂，在抗议玻璃以透明的存在欺骗了它。如果蜜蜂能说人话，也许会说出它的不幸，在不幸中它能记住些什么呢？蜜蜂的生涯太过短暂，容纳不了太多日常平凡琐碎，也许只能选择性记忆，记下某些最重要的时刻，最幸与最不幸的时刻，好像我最能赚钱的时刻。我有点恼，老伽一来就用乱七八糟的想法掺乎我的生意，说把我一心赚钱过好日子的心情给搅乱了。 老伽又从我这里买了电视机、微波炉和洗衣机等家电，以及一部二手手机。我记不得他付钱了没有，也没太在意。二手家电常有点小毛小病，我去春水楼帮他修理过好几次，顺便知道了他与傻子的事。之所以留意他的风流韵事，因为我老怀疑他把钱浪费在了女人身上。老伽早年去深圳打工，每天就跟个流水在线的零件那样杵在生产线，站足八小时，还经常加班。下班后，他没别的娱乐方式，就看看直播，打打农药，每天至少花四个小时在手机上。看直播爱上了一位说话可人的直播小姐姐，郁积的乡愁与烦恼都得到了排解。为了引起那位小姐姐的注意，让她开心，他不停地打赏。花光了工资后，他又经人指点，在网上借了现金贷，提供身份证、手机号，三分钟打款。感觉这钱跟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他不停地从几十个APP借钱。开始他搞个账本，记录每个借款APP的还款日期，到后来他每月的工资连各家的利息都不够，雪球滚不动了，恶意催款的电话就打回了他老家。他爹做梦也没想到儿子出来打工七八年竟然欠了几十万的债，马上勒令儿子回老家务农。在变卖家产还了部分欠款后，妈妈病倒了，家里出不起住院费。 没钱了，老伽被那位甜心直播姐姐拉黑，曾经他为她打赏过18万多，都成了历史。老伽一气之下把手机扔进了垃圾堆，在家里躺平了大半年，从床底下找出结满蛛网中学时代的一件宝贝。   爱情在夜空里按古老的图案铺陈   若是手里有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难免会老想着找个地方用武。老伽行李箱内带来那台破旧的天文望远镜，他入住桃县春水楼头一天，就把它架起来。楼层过低，镜头从天井里看不到天空，恰好落在楼上一些照进黑暗的窗户。 你没法漏掉窗帘布面上烟头烫出的破洞，你也没法不留意楼上傻子家的窗户，昏黄灯光里浮动的轻灵黑影。他不晓得傻子多大年纪，反正不管她多大，春水楼里都管杜鹃叫傻子，她的四川口头禅是啥子啥子。杜鹃和一个她称为老公的瘸子同居，够傻的。他如此注意是因为他起得晚，总是被那个瘸子在天井里大喊大叫吵醒。他拉开窗帘，看那瘸子站在下面天井的阴影里，叉腰，瞪眼，瞎嚷嚷的劲头把狗子都吓跑了，男人去打牌的前奏。 老伽喜欢在镜头里观察杜鹃一个人走过门前那条石板路去上中班，一心一意埋头赶路的专注，不施脂粉，长袖长裤，戴着抗静电的条纹袖套，外加一条黑亮水滑的大辫子，不象春水楼的女人。杜鹃是春水楼楼里面唯一不操皮肉生意的女人。他被她那月亮似的白脸吸引住了，他自以为她和他是同路人，同样倔，同样怯，无法为这个坏得无以复加的世界所包容。 杜鹃在天井里洗洗涮涮，与人偶尔聊起在电子厂打工，也聊起打工史，去重庆，去深圳……退守县级市桃县，钱越来越难赚，但桃县生活费用低一些，赚少些也能对付。她的身材依然苗条犹如少女，眉眼依然动人如同初春的湖水。他常想人老珠黄这个词用在她身上并不公平，她的皮肤泛出象牙年深日久的乳黄色，显出古老唐诗的韵味。杜鹃看到附近站街女往往露出不屑，与她们照面会偷偷地骂婊子，尤其是对那些整夜去酒吧舞厅鬼混的女人。她在楼里面没什么朋友。 第一次他看到她哭的时候，狗日的瘸子把她的东西一骨脑给扔了出来，锁上家门，大摇大摆走了。她哭得特别孤单，楼里人只是看热闹说风凉话，并不想一块儿哭。 老伽从天文望远镜里看了许久，把楼上女邻居脸上的汗毛也看得清清楚楚。天井里扔满了她屋里的东西，两只红塑料桶，铁丝弯成的衣架，五颜六色的毛巾和女人衣裳，一床薄被子，编织袋，行李箱，坤包，一根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毛竹片。瘸子不晓得去了哪里，天黑也没回，赌兴发作起来，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 老伽等到天黑了，趁人不注意，下去把傻子杜鹃领回了自己屋子。刚才还哭着要杀掉狗日的瘸子的杜鹃哭累了，一点儿没犹豫，还问他可以看电视吗。五分钟后，她被《非诚勿扰》等选秀节目逗得擦着红眼睛笑了。老伽放心了，她一点儿也不怕他。 他给她做了面条，接着，在狭小屋里绕圈子，看她有滋有味地吃面，他问她饿不饿，立刻笑了，他喜欢说废话。长久以来就做梦，天上掉下一个姐姐陪他去天井里看天气，让他心里的狼被冷风吹醒。他乘车来桃县，起初在一家无纺布工厂做质检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丢了饭碗，不赌不嫖，窝在家也能挨一段日子。他告诉她自己不是深夜外出干坏事，而是去郊外看星星。她嚷嚷起来，他不晓得她是说傻子还是啥子。他说这个爱好费钱，但比看直播好多了。他热爱夜色覆盖的地方，上面有许多背戳破了的洞，少年时代就是攒钱买望远镜，从军用望远镜攒到天文望远镜。他在桃县日子就是白天蒙头大睡，夜晚出去看星星。 他又说，四百年前，外国有一个顶聪明的老头爱摆弄镜片，不知怎么一搞，他把两个镜片弄在一起，看到了老远老远的地方，看到了月亮，月亮上面的树，房子和人，看到天堂。 啥子天堂？杜鹃啪嗒一声把电视关掉了。 天堂当然有。天堂在星星上面。 外国老头是谁？ 伽利略，他顺道还瞅见木星的四颗卫星。 姓伽的老头很凶嘛！ 哦，哦，咱老乡都管我叫老伽。他说着就连续打喷嚏，涕泗横流，样子很狼狈。她给他找来纸巾擦拭，把他鼻子擦得通红。傻子不能理解男人怎么能得花粉症加萎缩性鼻炎，老伽也不能理解女人看几眼电视上别人的哭笑转眼完全忘了自己的霉运。世上有瘸子那样短命鬼勒索女人赖以为生，世上也有傻子这样甘心情愿打工来供男人吃喝嫖赌。 他拿出自己80mm口径的天文望远镜，她双手抱娃娃似的掂量，好重。当然重，他说快20斤呢。但这个只能玩玩。国外都是小孩子玩的。他想要的是重两倍的那款进口镜，专业级别，口径150mm, 750焦距，他紧张到口吃，说那要好几万块呢。可以看到月亮上的环形山，神秘塔楼，还有地道。你知道月球是空的吗，那下面布满了四通八达的地道，还有高达5千米的尖塔。你想想，桃沙酒店的高度才50米！ 他压制着自己心里的那只狼，把她拉到天井里，架起望远镜像高射机枪那样朝天瞄准。她薄薄衣衫上廉价香水、发油和天拿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让他看到了天文望远镜里永远看不到的景象，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正在夜空里按古老的图案铺陈。他还没有射击，她就被击中了。她倒在他怀里，辫子缠住他的胳膊，他在她脖子上亲了一口。她尖叫起来说她们骗了她。骗了她的人是楼里女人，她们管老伽叫半夜出去打鸟的变态。外乡人和他那火箭筒似的装备早就恶名在外。 老伽双眼红肿，流着泪，得意洋洋告诉我，那晚杜鹃主动留下过夜。他在床上忽然有了比天文观测更重大的发现，他想不到瘸子居然比他所认识的所有男人更有福气。他搂着傻子杜鹃的脑袋，宛如搂着偶然路过地球的一颗小行星。他说起他的伟大理想，将来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 他给我看手机里杜鹃的相片，那其实是一个长相平平的女人，春水楼的女人。 我很快忘了她长什么样，忘了老伽的风流韵事。   桃县上空的隐隐钟声   桃县的百多万人口聚集在汉江平原最低洼的一个弹丸之地，就像地壳、地幔、地核全部浓缩在一个点，产生如此紧密的引力，吸来的无外乎这样的人：他头顶稍嫌大的灰色鸭舌帽，皮夹克搭配牛仔裤，拖着一只外观像编织袋一样的超大行李箱，走路蹭着墙根，躲避着一只苍蝇的跟踪。他走不快，踮起脚尖，看上去犹如一加速就要摔倒的样子，逢人憨憨地笑，逼出额上抬头纹，脸上脖子里满是汗，焦虑的心下面隐藏着一头狼。一当他发现一路上盯着他的不是苍蝇，而是一只迷路的蜜蜂，他的脸愤怒得扭曲起来。 老伽走进这个故事纯属偶然。如果不是因为蜜蜂，我无法理解这些偶发情绪缠绕的琐事。这些因为美和疼痛搞得乌七八糟的点点滴滴，像蜜蜂的记忆一样短暂，但也如蜂尾的毒针一样危险。每当我在喝酒的场合讲起老伽的故事，老是从一只蜜蜂说起。我说一只蜜蜂空中由上至下，像神那样见证了一个外乡人在桃县的欲望和末日，听的人不免哈哈大笑，桃县人都是很实在的乡下人，他们是非常容易感受到幸福的人，不会轻易相信我这种外乡人在酒桌上的胡言。 话说那一年，老伽搭破旧的长途车一路颠簸，像装满砂石的编织袋填塞堤坝缺口那样，倾倒在桃县长途汽车站。他不怕苍蝇，但他怕蜜蜂，总觉得那种毛茸茸的小飞虫活着一天不是为了好好生活，而是为了蜇人。他一到桃县，听见了城里到处隐隐约约滚动的钟声，这让他感觉轻松，继而起了最初的疑惑。桃县上空独有的隐隐钟声。当时，他尚未把钟声和蜜蜂联系起来。 一些衣衫褴褛的工人吃饱午饭，挥动大镐，下意识地随着钟声节奏，修缮桃沙江畔一片破败的古宅。老伽混在看热闹的桃县群众里面，关心恢复明清古宅原貌的进展，他不搭讪，也不跟无所事事的游民开无聊的玩笑；他越来越吃惊，也许只有他这种同样游手好闲的外来打工汉子，才会特别注意到桃县奇怪的钟声。这里并没有教堂，只有一些香火茂盛到令人惊疑的庙宇，都在离桃县很远的穷乡僻壤，不知道市区附近什么地方能发出这样的钟声，但这里的人感觉迟钝。人人习以为常，在轰轰钟声的大背景里过着小日子。 春水楼是一幢贴满白色瓷砖的回字形八层楼，极其普通，除了门口挂着一对大红灯笼，没有任何特征，与周边的繁华极不相称。底层院子朝外搭了一圈违章建筑，砖墙和墙板上贴满了各色膏药似的小广告；背景画着拙劣的绿草地和蓝天白云，一排小孩子傻笑着，提水壶在浇花；棚顶彩色塑料雨布上面压着木条，石块，罗筐，还用空调外机作为固定。两楼以上全是闪闪发亮的不锈钢防盗窗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夜风穿过，天井地里纸屑、碎啤酒瓶之类杂物哆嗦着跳舞，违章棚顶劈劈叭叭作响，中空的大楼发出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回声；不熟悉的人夜路经过一定会吓跑，住在楼里的人全都木然，甚至说没有这种声音还睡不踏实。让他们真的睡不踏实的是半夜钟声，都说听见了悠扬厚实的钟声，绝不是什么鬼怪夜声。桃县没有教堂，离庙宇也很远很远，这钟声着实有点古怪。为了探究没有来源的钟声，老伽跑遍了桃县周边，当他灰心丧气的时候，他在望远镜里看见了一团黑云，常在半夜出现，钟声被夜色放大了，响彻春水楼。 老伽对邻居小芹讲，他喜欢绵绵不绝却若有若无的半夜钟声。他和好心的小芹套近乎，目的是为了杜鹃无家可归。小芹说叫她来吧。 等到杜鹃搬进小芹家，老伽第一个发现那不太合适，一间房内并排放着两张双人床，隔一布帘，床间距离仅容一人过。晚上，小芹那边同她开出租车的老公的任何微小动静，杜鹃都很难错过，反之亦然。 杜鹃并不在意。她常来老伽的房里看电视，顺便把该放冰箱的东西放到老伽的冰箱里，该加热的东西放进老伽的微波炉，但不在老伽处过夜，说是她的中班改成了夜班。有天晚上，老伽外出经过桃沙酒店，看见停车场走出来一群身材矮小精壮的本地人，好几个都有纹身，其中有两个女人，他避之不及，一秒钟内认出了小芹，下一秒钟认出杜鹃。他还在发愣，那群纹身汉子簇拥着两个女人进了桃沙酒店。等到他回过神来，他不敢贸然走进酒店，他一直在回忆刚才杜鹃脸上是什么表情。过几天，他从小芹嘴里得知杜鹃改行了。她饱受流水线拉长的咸猪手骚扰，丢了工作，不得不跟着小芹去酒店作公关了。老伽没说什么，连续好几夜，他都盘桓在野地里看星星，他又能做什么呢，他连自己也很难养活，杜鹃还是瘸子的老婆。 瘸子尖利的高音在天井里再度飘荡，他高音喇叭似的叫嚷杜鹃的名字，手里掂着擀面棍，他突然回来了，他把杜鹃从小芹家抓回自己屋里。杜鹃再也不来老伽那里看电视用冰箱了。老伽就是那阵子勤快地跑我的店，看我修各种古怪东西，他说他要好好工作，学一门手艺。我说有女人了吧。他赶走两三只吵闹着的苍蝇，松了一口气说，不是蜜蜂。我歪着脑袋看他。他不好意思地说骗光他钱的那个做直播的小婊子就是一只带毒针的蜜蜂，四处折腾，尽想蜇人。 你不知他有多讨厌蜜蜂，我根本没想到过他和蜜蜂之间的必然联系。 过了一段日子，他想向我拜师学艺。我说这活你干不了。 老伽缩了缩脖子，脸色突变。半天憋出一句话，说这活他能行。我不理他。 我认定老伽喜新厌旧，有重色轻友的毛病。好像是为了验证这事，有一天他突然打了个电话给我，淡淡地说他已经离开桃县，把冰箱等都给了傻子，说话间好像处理他自己的遗产，还提醒我别忘了帮杜鹃修理。我马上拉黑了他，很快忘记了这个自私的老乡和他的相好。   他袋子里提着的全是钱   桃县是一个令人神志昏沉的小地方。虽然每个人都像羊群那样起早贪黑，不知在赶什么活，理性介于清醒与梦幻之间，唯有活着的意志是无比坚实的力量，像引力那样死死缠住了好大喜功的梦想。时间是尴尬的存在，好像吹过江汉平原的风，你能听见钟表走路的滴答脚步声，如同听见它在田野间摆弄什么名堂，但你就是找不到它存在的痕迹。即使是新生事物，如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如蛛网般的高速铁路，都像是原来就有的，原封未动的。一切改变都是混沌的，模糊的，只有生意是明确的，热气腾腾。 桃县人之所以效率和速度至上，都围绕着生意。生意不好，担心饿死；生意好，担心来不及做。时不时抽空打一个盹，看上去这一座城人人都在装睡，你不用叫醒那些装睡的人，因为他们始终没正儿八经睡着过。桃县人是谨小慎微、思虑过度的一类人。顶多就是打个盹而已。 一只蜜蜂出现在我的小店打烊的时候。那个薄雾升起的桃县傍晚，我也在装睡。 我闻见一股子浓浓的莲香，浓到中药煮沸的气味。我所记住的却是嗡嗡的翅膀振动声，超过了直升机螺旋桨噪音，达到了钟声的频率。我惊奇，出现的是一大群蜜蜂，铺天盖地，密密麻麻，像成了一团乌云，发出了桃县特有的钟鸣。更令我惊奇的是出现的不是老伽，而是一个戴着三层无纺布口罩的女顾客，仿佛夜雾骤然升起在猫头鹰的翅膀底下。她说的话听上去像坏掉的水箱，水声单调，绵绵不绝，根本听不懂；她的眼睛不看任何事物，又像看着所有的事物，两只手像猫头鹰的翅膀，交替拍打后腰，是左侧，我注意到。 天哪，后来，我反复地想，到底是左侧还是右侧。但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她留下一张纸条，写有龙洲路某号的一个地址。我呆呆地注视着她飘然离开，身后拖着一根大辫子，还有乌云似的蜂群，它们生涯短暂，游手好闲，发出瀑布撞击悬崖似的轰鸣。我花了不少时间，极力想弄懂她和成群出现的蜜蜂之间有什么联系。她是要我去上门修理。可我几天下来，弄丢了那纸条。以后的日子，我成天神思恍惚，磨磨蹭蹭，什么劲也没有，把几台电视给修坏了。我好像见过那个女人。我直觉感到她和老伽有什么联系。但末了，什么也记不起来。找不到老伽，是因为拉黑他的人是我。 就在这时候，老伽回来了。春水楼的人说他其实是想重回春水楼，说对了一半。当时，老伽埋头上楼，手里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红色马夹袋，经过自己原先的住处，没停住，上楼，来到熟悉的那个房门口。一个面容陌生的皮短裙女人斜倚在走廊栏杆上，吐着瓜子皮，像新搬来的人那样饶有兴味地打量着他。 楼下的小芹追上来，告诉皮短裙这是喜欢半夜出去打鸟的老伽，原来也是春水楼的租客。他是来打杜鹃鸟的，小芹不怀好意地笑，接过老伽递来的烟说，老伽你走后，这里多安静呀，你听，坟地一样的静！ 皮短裙脸上慢慢显出失望，她转向天井吐烟圈。 小芹对老伽说，冰箱你拿回去吧。还有这个。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大纸箱，里面装着一架标着洋文的高级天文望远镜，还有一大包苗家配方的鼻炎药。 小芹啧啧地说傻子离开前留下给他的，老贵的。 他仔细察看后叹了口气，他断定这望远镜其实是一件山寨货，他手里惦着那一包药，点了点头，傻子不识货的。 在小芹的出租房里，他看到了原来属于他的电视机、微波炉和一台二手的果绿色冰箱。他想起从前在春水楼那段秘而不宣的日子，恍如隔世的感觉，不相信自己曾在最著名的城中村春水楼里做过这些风尘佳人的邻居。他留下三千块钱，单单雇人运走了绿色冰箱。 小芹和皮短裙惊慌起来，跑回了各自房间。她们躲在屋子里，又听到了隐隐约约的钟声，来自桃沙江方向，这一回声音奇大，如同许多巨石跌跌撞撞滚落江面，发生在大白天。她们想明白了一件事，每次钟声变大都是老伽出现的时候。她们不约而同找了街上的瞎子算命，花的是老伽的钱。 洪湖来的算命瞎子是为预卜未来而生的，空洞的眼睛在墨镜后面看着天，用干涩到发痒的声音说，桃县泡在糖水里，好日子到头了。 这消息太丧了。   老伽跟着辉子干得挺顺利   春水楼是回不去了。老伽回来不久，住进了桃县人民医院，是秋天的事。 我去探望他，不是为了他欠我的，但一见面他还是从枕头下抽出一迭钱塞给我。证明外面传闻不假。小芹后来到处对人说，老伽发财了！他袋子里提着的全是钱！皮短裙可以作证。看来她们都用各自的方法偷看过老伽的马夹袋。 我说老伽你回来也不打声招呼。他整个脸肿得像猪头，手臂上小腿上发出一片片红疹，正预备做鼻炎手术，只是抬头纹更深，满头钢发比以前更加挺立。 我说起遇见那个神秘女顾客的事，说到龙洲路的地址，老伽脸上的表情瞬间从错愕转为激动，又从激动转为怀疑。他颤巍巍掏出手机，我认出那是我给他的二手机，我说不太像。我见过手机里的女人照片，其实，我在心里早确认了那眉毛、眼睛和额头，杜鹃拥有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你无法忘记的特征。 看来老伽的记性要比我长得多，因此也痛苦得多。他说在离开桃县前，他犹豫了好多天，终于趁着瘸子不在的晚上，把杜鹃单独叫来。杜鹃以为是照常来看电视，她还扭捏推脱了一阵，老伽的倔劲发作了，看他特生气，她才答应了。她来的时候换了一条黄黑双色斜纹裙子，那个夜晚在老伽的记忆里洋溢着蜜蜂嗡嗡盘旋的春天气息，让他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她带来许多速冻饺子，两人吃了，剩下的她要放冰箱，他说不用了，这冰箱留给你。 杜鹃看着果绿色大冰箱发愣，她说你要用的。他说用不着了。 她说送我也没地方放。他说电视那些你统统拿去。 她瞪着他。他说他要走了，他在南方找到一个好工作，工资高，带宿舍，管一日三餐，他不能放弃那么优厚条件。 他不知怎么告诉杜鹃。但他还是说了，他想去南方挣二十万块钱，把她从瘸子手里赎出来。不是个小数目，但他起码可以试一试运气。她拎起裙子坐到他床上去，又移坐到一把破竹椅上，好像在寻找什么可依靠的地方。她才发现老伽胆子并不小，他居然偷偷去找过瘸子，瘸子在狂怒过后，眼睛开始放光，似乎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他豪爽地说他是花了大价钱把杜鹃买来的，这些年物价飞涨，吃了喝了用了不少他的钱，他开二十万块一口价，给老伽一年时间。 杜鹃双手掩面哽咽起来。如果她哭得美，他的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他想给她些安慰，但鼻炎发作了，他说话就像哼哼，该死的草籽花粉怎么就飞得屋里到处都是！他听见杜鹃说别碰我，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下贱。 老伽想天下之大谁能来安慰他自己呢，非常想抽烟。他嗓子里起先干燥的冒火星，现在转为黏糊糊的痰液，满是雨水泥浆，说不出话来。他的耳边传来钟声，如同巨石滚落桃沙江面。他感到屋子外面一定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蜜蜂。 杜鹃把辫子拆开，黑发散在肩头面门，遮住了她湖水似的眼睛，她说，求你一件事。不管你回不回来，要是你发现了新的小星星，能不能给它起名叫“杜鹃”？ 老伽说杜鹃毕竟是个傻子。他骗了她。 他放出了心里的那头狼，不去南方，而是去了省城。他被蒙上眼见了公司的领导，他们管他叫大哥，听声音大哥细声细气的，非常年轻。一个叫辉子的小伙子交给他一部专用手机，带着他一起外出跑业务。他们在车站接到一个二十来岁的江西小伙子，按大哥吩咐核实了来人身份，带他到附近一家医院体检，抽血、验尿、腹部拍片，把他安排在车站旅馆，关照他不要与别人交谈，不要熬夜，少用手机。他们还用小伙子的身份证替他买了车票。 第二天，目送小伙子进站上火车，他们俩搭上长途车前往济南。他们在济南一间小旅馆找到早抵达的江西小伙子，给他买了一件御寒的外套。在那里一共四天，老伽他们每天为他交纳房费，还给他100元零花钱，嘱咐他不能乱跑，早睡早起。小伙子的嘴唇哆嗦着，眼睛也红了。长这么大也没人这么关心他。第四天，他们领着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男子来为小伙子再次抽血。隔天清晨6点，熟睡中的江西小伙子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们已经为他订好了前往河北的大巴，小伙子再次独自上路。 老伽他们租一辆出租车上了青银高速公路，在邢台南宫出口，他们截住大巴车，再次接上江西小伙子，来到一家宾馆，早有一个面如金纸的浙江口音的人在宾馆里面等候。下午6时许，他们一行四人登上一辆灰色面包车，这回他们拿走浙江人和江西小伙子的手机，给他们戴上眼罩，途中完全不许交谈。一小时后，车子开进一处空旷的农家小院。铁栅大门挂着绿帆布作遮挡，小院内杂草丛生，自西向东五间平房依次排开，透出暗淡的灯光，后窗全用砖块砌死。从外面你看到的只能是月光和月光底下的坟地，长草凌乱模糊，像起舞的鬼魂。 江西小伙子被带到另一间房，空空荡荡，只有一张手术床、两台叫不上名字的仪器。屋里三四个戴口罩的人看不清面目。其中一人穿戴白大褂手术帽，其余人墨绿手术服。白大褂问是不是确定要进行肾脏摘除手术，那小伙子机械地说，卖。 什么都可以卖，只要价格合适。浙江人很开心，他被带进另一间平房，如果他安静地等待，明天他将得到一枚新的肾脏，替代体内已经衰竭的器官，美好的新日子即将重新开始。 老伽跟着辉子干得挺顺利，跑了几单这样的业务后，很快熟悉了公司的生意经。买肾的浙江人要给大哥55万，外加红包，而可怜的江西小伙子卖肾只能拿到4.5万。老伽也曾犹豫过，但想到他和辉子每人每单可分到一万元，外加红包。跑一年存下的钱就离二十万块差不多，他就能振作精神跑下去。 那一晚。他在农家小院子里办完交接，扭转脸去，屏住呼吸，再次听到了熟悉的嗡嗡声，他发现院墙下的幽暗中分辨不出是蜜蜂还是飞蛾。接着，眼前出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轻灵背影，蓬松的白色滑雪衫遮不住她，蒙着黑眼罩，那根水滑到闪光的长辫子何其眼熟。她是另外一组业务员带来的货源。业务员们都极怕大哥，没人敢泄露货源的身份，也不允许他们私下攀谈。 手术开始后，老伽溜出院子，躲在村头树下吸烟，火星飞舞，长草扬花。不晓得是烟雾还是过敏，他猛烈咳嗽起来，脸色灰蒙蒙的，闭着眼睛，泪花仍然溢出了眼睑，满脸都是，头皮疼痛发胀，他好像马上要昏厥。自从他们租下这个农家院落，村民们都有些疯狂了，他们捏着农具在周围转悠，他们说坟地里的僵尸出来了，又出动来吞噬村里的牲畜和婴儿。他觉得村民说得不假，这个农家小院是修在乱葬岗上的，半夜出动的僵尸就是他自己。他不得不躲着村民，像僵尸进食那样亢奋地吸完半包烟，他没有昏厥过去，没有丧失理智，他做了一个草率的决定。 他偷偷剪断电线，趁着农家院子断电的混乱，潜入手术间，偷走了那片刚刚摘下的肾脏，连夜坐车逃回桃县。可是那时候，他发现杜鹃早已离开了桃县，瘸子也走了，只有小芹她们还用着他的电视机冰箱微波炉。小芹说杜鹃跟瘸子去南方赚大钱去了。 南方是老伽心里永远的痛。他后悔莫及，一心想把偷来的肾还给那个长辫子卖肾女人。他冒险在圈内辗转打听，却意外得知那个女人因为术后感染，没熬过七天就死了。她是被她的赌鬼老公逼着卖肾还债的。他心里悚然一惊。那个女人会是他朝思暮想的杜鹃吗，那个蒙眼罩的身影既熟悉又陌生，他在心里默过了千遍，依然无法确认。他千方百计，也无法获取女人的名字。他说完，又开始流泪擤鼻涕，杜鹃当然不可能是真名。他的目前计划是花钱对付花粉症，做完鼻手术，就去南方，医生警告他如果手术失败，他的眼睛会丧失流泪的功能，他说好啊好啊，他要的就是这个。 我果然发现病房里不知何时起飞着一只黑色花纹的蜜蜂。翅膀振动声音如此大，原不该一直忽略到现在。老伽讲的下半段故事有多少真实度，不好说。好比病房里凭空出现了一只蜜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老伽说他发现了真相。他说在走南闯北做业务的那段时间，他遇见了一个养蜂人，那个人告诉他桃县出现的其实是一种叫做钟蜂（Bell Bee）的外来蜜蜂，源自遥远的古老澳洲大陆，尾巴没有毒刺，修筑螺旋结构的蜂巢，别以为没有刺，就没有进攻性，它们其实会用嘴咬人。钟蜂的爱好是像羊群那样密集地群体行动，成百上千，聚集在半空，形成黑云，发出模拟钟声的集体共振。 老伽没有说他的钱怎么来的，但看到他突如其来的富有，你完全可以自由想象，他如何在住院前租下了桃县水边的好房子，买了最贵的天文望远镜，每天夜里在宇宙里寻找新的小行星。当然，他没能找到什么小行星，却发现钟蜂一路尾随着他，无论他在哪里租房，钟蜂都会聚拢来，把钟声尽量放大，尤其是在人声寂灭的半夜。 我走到病房的窗前，外面的桃县是阳光抚摸下一片昏然欲睡的海。我也听见了那神秘的滚滚钟声。那只钟蜂黑色斑纹的小身体依然在老伽的病房里打转。单个翅膀的振动之大，老伽痛苦地呲牙咧嘴，不由我不信他说的故事，我想起最早出现在家电维修部里的那只钟蜂，是不是同一只呢，很能确定。老伽现在是一个有钱人了，但他并不高兴，他像迷路的钟蜂被密封在这个秋天里，对前方的出路仓惶失措。   寒流像愤怒那样击中了我   现在，我终于得知了钟蜂的秘密，却反而怀念那不知钟声源头的日子。没有蜜蜂的嗡嗡声是不成其为春天的，没有催动花开万里的神秘钟声是不成其为桃县的。然而这两者却是同一种存在，钟蜂为什么出现在桃县这个小地方，正如老伽为什么要一再回到桃县一样，是一个谜。春天早就过去了，钟蜂的日子快到头了。 入冬以前，一个清晨异常冷。寒流像突然的愤怒那样击中了我。后来，我不断回忆起那个破坏了幸福感的冷酷清晨。路灯坏了的小巷，在霜冻的晨曦里永远没有尽头，我与她擦肩而过，在一连串肢体哆嗦中，认出了她。她来过我的店，依然戴着口罩，瞳孔不看着任何物体，但眉毛眼睛额头如此清雅光洁，藏在她口罩背后的某种尖锐的棱角使我感到刺痛。以前的错觉是可笑的：她实际是用两只手交替捂着后腰，从前面看，就像猫头鹰拍打着翅膀。 我尾随着她，穿过桃沙江边的古宅保护区，穿过湿地的水杉灌木和茎叶倒伏的田埂，来到更为低洼的龙洲路。寒冷的雾气打湿了一切在田垄中褪色的景物，连同我的面颊。我衣着单薄，在风里像来不及收割的庄稼那样杂乱颤动，以为天气要发生变化。女人留下的纸条上写的就是龙洲路某号，传说在桃县还未出现之前的远古时代，这里是龙嘴的所在，龙口不断吐出污泥浊水，年深日久，沉积为龙洲洼地。她消失在洼地里，那里有一幢绿树环绕的老房子。 在昼夜不分明的这种神秘时刻，那是一栋我所害怕的房子，绿得晦暗，散发着霉味。 蜂巢般纠缠不清的一圈圈电线下面，院门未关严实。我推开门。屋里无人，桌上放着一只红色马夹袋，鼓鼓囊囊的；窗前架着一具火箭筒似的天文望远镜，印着不认识的外文字母；角落里一只硕大的绿色冰箱非常眼熟，我一把拉开冰箱门，闻到了一辈子所能闻到的最奇怪臭味。 冰箱坏了。 我在冰箱背后的不干胶贴纸上看到自己维修部的电话。 存放在绿色冰箱里的那片肾腐烂了。我看得清楚。这是我的错。我给老伽的冰箱这么快就坏了。但他现在有足够的钱订购最新款的超大冷柜。然而，桌上的马夹袋，我拆开一看，全是冥币，捆扎得整整齐齐。 下雨了。我似乎看见老伽歪斜着倚靠门框的场景。他满脸不知是雨还是汗，点燃一支烟，出神地望着日益接近冬天的细细雨丝，瞳孔里露出狼的目光。他好像在听着什么音乐，怀念桃县的钟声，等着猫头鹰般拍打翅膀的女人寻到龙洲路来，我的这次突然造访岂非证明他所期盼的并非痴心妄想。桃县没有教堂，庙宇也很遥远，但钟声擂过大地的胸膛，撩拨汉江平原的众多河网，送许多舟楫逆流而上。老伽天天夜里扒着高倍数望远镜望天，他已经找到钟声的源头，但他还在寻找着未知的小行星。寻找着他失去的女人。龙洲路的老房子是预示老伽骗了我、骗了杜鹃、骗了所有人吗，如果春水楼的人看见他提着满满一袋子钱都是冥币的话，莫非他发财的故事也是他精心编的鬼话？我开始怀疑老伽的故事，怀疑他回到桃县的动机。 抬头看到一只蜜蜂像直升飞机那样停在半空，我意识到这只好事的钟蜂已错过了大好季节，它一定是一路跟随着那女人。钟蜂要是记忆力好的话，一定记得杜鹃在哪里。我在手机里检索了一番，发现网上说蜜蜂的记忆力只能记住七天，但如果从老伽来这里算起，它就能记住老伽，一定能记住最关键的三四个月，那差不多是蜜蜂的一辈子，也会是老伽的一辈子。我们低估了蜜蜂的记忆力。这只钟蜂可能老了，但它的记忆却很新鲜。它的视角永远在你头上，像神那样俯视众生，心怀悲悯，一旦有机会成群结队，就发出警戒世人的钟声。 我陷落在绿色房子一片寂静的中央，只有我的噗通心跳，还有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钟声，仿佛雷声滚过江面。 从此往后，我再没见到那个猫头鹰似的女人。 老伽还没出院，警察就来了。老伽出事那天，我正在吃午饭。等我闻讯赶到桃县人民医院，医院大楼前围满了吃饱饭看热闹的桃县人。警车呜呜地叫着，正在费力地驶离人群。我看见老伽戴着手铐坐在车内，正襟危坐，在两个警察中间。看热闹的人说警察因贩卖人体器官通缉他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他抬起脸，一脸无辜，眼神像洪湖来的瞎子那样空洞，面容浮肿，双眼红肿到睁不开，鼻部贴着药棉绷带，看来鼻手术失败了。 一只飞虫拼命撞着车窗玻璃，发出劈劈啪啪子弹爆裂的声响，几乎要破窗而入。那一定是钟蜂的愤怒。   一条夹着尾巴的草狗来凑热闹，它开腔狂吠，遭到闲人们的痛斥驱逐；狗似乎明白了钟蜂的愤怒。如果这时候你蹲下来，仔细端详狗的眼神，你会发现狗的智商并不像外表那般低，狗常常比人更快解读神启。在桃县人民医院有太多翘首盼望肾移植的病人，现在医院的后门，常能看到一些戴口罩捂着后腰的外乡人在散步。他们相信在桃县将开始一段崭新的幸福日子，而这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有钱人。老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就算他重回桃县是为了假扮有钱人，我也没有理由看低他。 进去后，老伽托人带话告诉我，看守所里没有蜜蜂，只有苍蝇，数不清的苍蝇。不过, 他对蜜蜂的害怕只是杞人忧天罢了，不管是苍蝇还是蜜蜂，生命苦短，活不过这个冬天。他没有提龙洲路的绿房子，我也不问。老伽终于摆脱了一段尴尬的人生，他说监狱里面的日子好多了，过敏鼻炎神奇地不治而愈。 老伽被捕那天，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建筑工人从那所惬意的桃沙江畔古宅地下挖出无数根长发辫。奇怪的发现召来省里一群考古工作人员，他们目睹长辫子卷曲成蛇群盘绕，一簇簇野蛮的蘑菇，长成黑暗天地的状貌。他们经验丰富，但不知如何撰写报告。头发是最难腐烂的。考古发现常常既不美，也没有什么价值。 这个冬天，我等待着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比如，成群结队出现的钟蜂。   （作者为世界华文作家交流会、维州华文作家协会和澳洲华人作家协会会员，微型小说学会理事，圣公会牧师。所著小说散见于《芙蓉》、《文学港》和《四川文学》等大陆文学期刊。）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2023年06月26日09:05 来源：《长江文艺》2023年第6期   – 1 – 穿堂风跳过两个公共厕所，从安西大弄堂冲出来，一头撞上长安路上的车流，被中山西路十字路口彻底收作之前，总是盘旋在长安路上一排异常整齐的法国梧桐树头顶。那时候，安西这个鬼地方没有这样的大树，树身上还统一刷着白得晃眼的漆。 日本楼的阳台对着长安路上的车水马龙，红英被呜呜的风声吸引着。她有一双猫一样的眼睛，慵懒的目光像是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在眼睛里，但有意无意目光总要越过那排白漆树，落在长安路1344号。长安路上都认得，那是乔家红漆斑驳的大门，通过一条比喉咙还细的黑漆漆的窄过道，进入一个狭小的天井，长春住的阁楼窗口开在天井。 红英是班里不发声音的，长相出挑，举止文雅，体育不错，成绩平平，平日不显山露水，也不送往迎来，做不了班干部。不过，到了寒假，按家庭住址划分若干个学习小组，她却成了长安路日本楼这一片的小组长。眼看着寒假的日子一天天消逝，她赖着不去检查长春的作业，就像是抽屉锁着，钥匙丢了，一想起就烦。她磨磨蹭蹭走在安西大弄堂，鼻间充盈黄鱼烂菜叶尿碱的复杂味道。 长春正岔开两腿，站在大弄堂里的小菜场，挡住了穿堂风，口里啵啵吹着泡泡糖，左手在腰间皮带上捻着什么，转而拍打一株铁树，好像那棵树眨眼间要长到天上去，变成一头墨绿色恐龙，掀翻整个长安路第三小学。他是长三小学最受女生欢迎的左撇子。但这不包括红英这一类。 他眼光游走，没有落在经过的红英身上，却像是最冷的清早窗户上的冰花，看似玻璃平面上几何图案扩张得肆无忌惮，其实绕来绕去还是那个中心。他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红英加快脚步。长春伸出左手拦住。红英讨厌他停不下来充满挑衅的左手，一甩短发，想绕开男孩身上那股子快要溢出来的寒气。 半路上有坏人。长春说。 天还亮着呢。红英说。 那我们一道走。长春说，他缠着不放。 路上昏头六冲地又说，你晓得敲头人吗？ 自从全城陷入一场敲头噩梦当中，长春被敲头人深深吸引着。他有声有色讲起母亲说了无数遍的第一起敲头案：那个风雨交加的夜里，穿红毛衣的年轻女工撑着红伞穿着雨鞋，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离大孚橡胶厂不远的荒凉小路上，路边不远就是黑魆魆的苏州河，另一边则是一块烂尾的建筑工地，这一带远离长安路至中山公园的热闹地段，面积有几个足球场大小。周围一片漆黑，路灯不知是坏了还是被街头混混打碎了，红毛衣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背后窜出来一个骑车人，超过她的刹那间，车闸吱扭一声，那人抽出一件钝器，带着风声砸中她的脑壳…… 红英立定在电线杆下，扫了一眼学校绿漆大门，看不到收发报纸的老头，她说，做啥要瞎讲，我不怕的。 红英从来不信乔长春的话，正如她不信乔家阿奶的话。她玩厌了桌上的算盘和各色应收应付账款的蓝色小图章，溜出食品店财务室，顺一架木梯，爬上水泥晒台。 冬天没有什么风景可看。一片压一片的瓦片连起来的屋顶，灰黑色海浪翻滚一般。她拿眼在屋顶相连的凹处扫描，除了一些飞鸟播种的野生植物，没有什么发现，到现在也没有下雪的样子。 楼下在喊：天黑了，作业写完了吗？ 天还没黑呢，大人喜欢骗人。红英不理不睬。 那声音闷闷的，提高了分贝：快点下来，小姑娘回家啦。 天空飞过一大群花白间杂的鸽子，像是覆着白粉的大黑板上漂移着粉笔字，让红英想起她还是有个妈的，虽然她总是不在家，老是要她放学后待在史阿姨的单位。 史阿姨还在叫：快点——小公主，敲头人要出来啦。 叫公主也没用。史阿姨那张嘴不是说她像弹钢琴的小姑娘，就是像会跳舞的小公主。红英更不怕敲头人，她没有穿红衣，头发是有点黄，不是枯草的黄，而是晴天渲染过的金色。发箍也不是红色的，但史阿姨吓唬她说敲头人出来敲人脑袋前，会先讲出那个人的名字。你的名字里是有红色的。 黑咕隆咚的楼梯口传来硬物碰撞的声响，一迭声哎呦哎哟，财务史阿姨上楼走得急，大约是膝盖撞在楼梯扶手上。妈妈近来在红英放学后，把她像一件出售货物寄放在新宁食品店二楼财务室。完结，该着被押送回家了。 她期待着天黑得快一点，也许可以撞见敲头人。 起风了，冬雨洒下来，有一阵没一阵的。两人都没带伞，史阿姨抓着红英的手，边走边发抖。长安路往东走，哪怕过了下班高峰，行人车辆也是渐渐多起来，没什么好怕的。然而她们都晓得现在共发生了七八起敲头抢劫案，两人死亡、六人重伤、多人轻伤，全是穿红衣的女性，重案都发生在苏州河到沪西体育场一带。被抢物品五花八门，辣酱、药品、饭盒、化妆品、香水，手表、戒指、金项链……敲头人一件都不放过。史阿姨路上在唠叨。 史阿姨的婆婆乔家阿奶头顶着个面盆，屁颠屁颠赶上来，红英立刻刹车。 史阿姨也站住，不是怕看见婆婆，她也看见了跷脚斌生。天上稀稀拉拉落下些大雨点，打在梧桐树叶上，行驶的车辆上，移动的雨伞上，行人头顶上。指端能感觉到红英的血流在加速，她用力拽住小女孩的手。 红英没想到见到斌生阿哥是这个熊样。冬天了，他还是那件夹克单衣，打湿了，认不出本来颜色。晒黑的面孔上像乌龟壳爆裂，老远能闻见香蕉水味道，近一米八的个子因为腿脚不便，迈出每一步都要含胸收腹斜肩弯腰倒向一侧，犹如背上驮着一大袋米。民警小金他们披着雨衣，嘴唇苍白，反剪着斌生的双手，显得比被押送的人更吃力更沮丧，他们逶迤行过积满水的坑坑洼洼，朝派出所走去。 – 2 – 那时候，乔家阿奶的奶末头儿子长春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三角花园。 三角形小花园，不但形状奇怪，连踢个半场小足球的空间也没有，却是个闹中取静的秘密角落。绿色植物叶片上一层血迹似的铁锈，中山路桥投下乌云一般的巨大阴影。晴天也是阴阴的，难免有些古怪的事发生，藏着些逃学孩子的书包皮球弹弓钓鱼竿之类玩意儿。到了夜里，星星点点火光跳动，一切都会生动起来，都说树妖在夜里出来觅食，专抓迷路的孩子。吓得女孩子们都远离三角花园。长春曾经把红英单独骗来这里，不只是为了炫耀三角花园，只有他晓得芭蕉树丛最深处有一个防空洞，不知道有多深多大，从门缝里扔了几颗石子进去，半天也听不到回声，更是为了给她讲一个独家新闻：那个敲头家伙是有动机的，骑单车执铁锤，偏爱肯德基的红，要在肯德基炸鸡店在中国开满100家分店之际，敲满100个红衣女的头。 红英扭头就走，扔下一句话：十三。 长春纠缠红英不知怎么被乔家阿奶晓得了，她数落奶末头儿子说，长春呀做啥要跟日本楼小姑娘搞，她妈是只什么女人。摆不脱跟跷脚混在一道，骚逼。 跷脚当然是指斌生。乔家阿奶在长安路和派出所之间不厌其烦跑来跑去，为的是验证她没有看错斌生。她说警方早就确定了是单人作案；作案工具为类似榔头的金属钝器；劫财劫色，手段狠毒，不计后果，熟悉地形，不像流窜作案，专案组在案发地周围守候良久，终于逮住了嫌犯长安路跷脚。长安路上闹闹嚷嚷，有人叫好，有人跳脚，有人叹息，也有人讲触霉头。红英一直不肯相信警察会冤枉好人。果然她猜对了，派出所把斌生关了两三天，没搞出什么结果，只得放了。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倒是吓坏了长安路一条街。丈夫陪老婆、父亲陪女儿成了出门标配。女工不敢上中班夜班，工厂将食堂临时改成宿舍，没有条件的就借用附近学校教室做临时宿舍；女人不惜将头发剪短，出门不敢穿红色衣服；甚至有人戴摩托车头盔走夜路，随身包包内藏着大剪刀。 那时候，乔家斜对过的日本楼是西站以西最好的建筑物。孤岛时期日本人所建，长安路的清早，路边马桶排长队的时候，日本楼则是另一个世界，安静得很，每家每户铺深色柚木地板，都有卫生间抽水马桶。一楼一分为二，东边是公寓入口，西边则是地段医院的大门。住在五楼的红英常常听见楼下医院的嬉笑吵闹。冬天日短。大白天，袅袅白雾从门诊部的烟囱管腾腾升起。楼道里房间里却永远是黑魆魆的。楼上阿六头讲以前楼里吊死过一个大肚皮日本女人，夜里有时能听见东洋女鬼在哭，女鬼白天视力差，如同睁眼瞎，到夜里看得一清二楚，专门半夜出来寻男人。红英妈打断女儿说，阿六头赤佬骗小鬼的。红英说女鬼自己生不了小孩，夜间来找男人生小孩。她在走廊里也听到过好多次奇怪的哼哼声。每次到这里，妈妈免不了啐女儿，全是地段医院病房那帮神经病太吵了瞎污搞。红英争辩说那声音有时又像是老爷车，在天上哐啷哐啷跑。 妈妈看到日立彩电上什么人乐得大笑，笑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什么又说，小鬼头越来越像你杀千刀的爹了。 红英面孔涨红，不做声。她最生气的事是不光长安路一条街，连她亲妈也讲她没有爹，但这么久以来，她也习惯了，她晓得他们全错了。世上哪有小孩子没有爹，她只不过是想不起爸爸的面孔，在记忆里，伴着妈妈摔锅砸碗的哭骂，他就是一个喝闷酒的酒鬼，宛如深夜苏州河油汪汪水面上来来去去的水泥船神秘地出现神秘地消失，跟她像是从来没什么关系似的，顶多是一副掉了色的金丝边眼镜，毛茸茸的胡茬，一双骨节棱棱湿冷粗糙的大手，有点像斌生的手。 红英万万没想到斌生骗了她，她问小儿麻痹症会死吗，他说不会。不久，却传来了死讯。清晨上学路上，她看见安西小菜场里好多人顶着西北风往长安路上跑，要赶到中山路桥去。她不能跟着去，听人说警察封锁了三角花园，有了重要发现。人们一面赞叹，一面唏嘘，这么快就捉到了。 斌生独自躺在芭蕉叶最深处的防空洞内，头靠着砖头垒砌的土灶，头发烧焦了，眼半开半合，口微张，右手压在胸口下，左手伸得僵直，指尖朝向门口。指甲折断脱落，铁门下部布满刮痕。肌肉萎缩的左腿藏在右腿下面，脏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西裤上现出黄腊腊一滩尿迹。警方排除了非正常死亡，法医认定是心肌梗塞，没说什么时候死的，但唯有红英知道，他一定是在做梦当中走的。她还知道，梦是芭蕉叶形状的。 民警小金等人找到了一些琐碎的东西，搪瓷碗，破铁锅，雨衣，手套，手电筒，丝袜，蕾丝内裤，避孕套，平刨等等，包括一把铁锤，锤头沾满了土和草木屑，散乱分布在防空洞各个角落，洞壁上白粉笔画着一片大芭蕉叶子。头顶上不时传来轰轰声响，那是轮胎碾过中山路桥面。围观的人说小金他们裹着军大衣，依然冻得嘴唇发紫体似筛糠，冬天的防空洞就是一个冰窟窿，冻死人不偿命。锤子送到刑警大队做检查，验出了血迹，不能确认是被害人的。但大家早都默认了敲头人是跷脚斌生，遗憾的是就算能给他定罪，谁也没本事抓一个死人。 半空中有零星火光，爆竹劈劈啪啪响起来。新年快到了。 长安路上只有红英不相信斌生死前住在防空洞，没有二胡唉，斌生怎么可能不带着他的二胡，住在那么冷的地方。她很小就见过斌生，但第一次两人说话却只是两年多前。妈妈开始将她托给史阿姨。 那天史阿姨急着回去烧夜饭，本来要送红英回去，但红英妈说自己来接红英。五点多，出纳走了，六点钟不到，史阿姨也走了，将备用钥匙留给红英。 财务室出门左手，一架纹理磨得铮亮的木梯搁在半人高的小门口，通向水泥晒台。她记得头一次爬梯子发现晒台，晒台中央的藤椅日晒雨淋，白惨惨的，像一具蜷缩起来的动物白骨。她往藤椅里一扑，椅面塌陷，吱嘎尖叫起来，椅腿左左右右摇来晃去，愣是没塌倒，像是激流里的小船，险归险，始终不倾覆。她好几次把椅子拖到晾衣绳下面，帮着把掉下来的被子重新晾上去，第二天发现藤椅又回到了晒台中央。无论怎么摆椅子，隔天总会回到晒台中央，好像椅子长脚认得方位。那是跷脚斌生的藤椅。史阿姨说他的手很巧，店里的桌椅货架冰箱都是他修好的。 红英轻轻推开晒台木门，门轴发出吱嘎吱嘎声，藤椅上伏着一个黑影，她正想退回去，那个影子会说话，他说，看。 她吓了一大跳，身子退得太急，把门撞上了，退不回去，她更慌了。 影子起身攀住晾衣裳铁架子，翻过晒台栏杆，一只脚踩在墙面上凸出的椽子，另一只脚就像蜗牛伸展腹足那么晃来晃去，一点一点，顺着栏杆外缘朝前爬，红英的心随之悬在半空中。她看出那只荡在半空中的脚有毛病。四周静极了。该如何描述这种傍晚自然生出来的寂静，长安路上连个小小的图书馆都是成天闹哄哄的。 她故意啊了一声，惊叫声赛过地面拖曳铁货架的锐音。那人脚下打滑，差点掉下屋顶，好在他手指扳牢屋脊，呼吸粗重，摇来晃去一阵，最后落在屋顶和屋顶之间的凹陷处，站稳了脚跟。衔接屋顶的油毛毡很结实，渐渐蓄了土，雨过之后，陆续长出一些鬼头鬼脑的野生植物。当他气喘吁吁爬回来的时候，胳肢窝下夹着一只拳头大小的野西瓜。 她认出了那张像皱皮苹果的憨憨笑脸，深度近视眼镜，夹鼻裹着橡皮胶，鼻翼笑纹深刻，三十来岁年纪倒像是四五十岁。除了带崇明口音的上海话和流行的酱紫色夹克衫，他身上再没有什么本地特征。没有上海户籍，更无从证明他与这里的联系。他是长安路上来历不明的人，半天也讲不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周家桥新宁食品店沈经理招临时工，看他老实，身世可怜，又是个瘸子，心一软，就安排他住商店楼上三层阁看店。 她免不了想起长春说的圆规画圆圈的比喻。这次，长短不一的圆规脚异常轻巧完成了徒手攀援的高难度动作，大大出乎她的预料。她为恶作剧抱歉，他未语先笑：谢谢小鬼头吓我一跳。本来心口不舒服，倒被你一下吓好了。 那是她第一次知道斌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 3 – ——总归有一天会摘到一个熟的。 说这话是在财务室左侧斌生的三层阁，竖一把短木梯作出入口，单靠屋顶老虎窗通风，人站不直，夏天闷热，冬天漏风，他家在哪里没人知道。他好像也不在乎。反正自从他来到新宁食品店，长安路上只知道他孤家寡人无处可去。他拿一把油腻腻的水果刀，剖开了小西瓜，瓜瓤白乎乎的，籽也是白的。他尝了一口，皱起眉头，揉着胸口，呼吸平顺了，一脸苦相，但嘴角挤出笑意说，味道好极了。 红英笑了，斌生说味道的腔调同雀巢咖啡广告一个样。天气回暖，屋里一股子脚臭汗酸烂水果的混合怪味，被子书籍药瓶乱糟糟堆在床上，床下塞着脚盆拖鞋木工工具箱。红英不喜欢看书，就看墙面贴着的大海报，上面一排排电线纵横的傍晚天空底下，五个短裤少年并排站立，昂首望着远方，他们在等待着什么，什么才值得去永远等待？她从长春硬要借给她的竖版旧小说认出繁体字的“遠”，念得出四个蓝色大字是“永远等待”。若干年后，当她疯狂地迷上香港Beyond摇滚乐队，才似乎明白了永远和等待之间的那种相依相恨的莫名关联。每逢听到苍凉遒劲的粤语版《海阔天空》，鼻尖一定会闻到斌生小屋子的气味。 她吸溜着鼻子，吃了话梅糖、盐晶枣，眉眼便活泛起来。 斌生在火油炉上煮了两人份的葱油拌面，看她吃得鼻尖冒汗，遂取出一把破二胡，笑着说，日本楼小姑娘，想听什么？ 红英喜欢斌生搂着二胡摇头晃脑乱拉一气。下班后，斌生不是上晒台坐在藤椅里发呆，就是在三层阁里摆弄二胡。这完全不是白天在店里你能看到的那个被人呼来喝去的杂工。食品店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少不了他，但没人拿他当一回事。沈经理背着手走来走去，有时给斌生脑袋上轻轻一巴掌，骂他拉二胡是乱弹琴，怪不得老大不小找不到家主婆。史阿姨说不要小看斌生，人家在外面有花头。有人问什么花头呀，史阿姨来不及回答，沈经理就说偷南货店隔壁花痴的花裤子穿喽。大家笑得稀里哗啦，斌生也笑。沈经理又拍他脑袋，笑什么笑，笑嘻嘻不是好东西。斌生还是笑。史阿姨讲经理不要欺负老实人哦。 斌生讲他看中的是小提琴，但他买不起，也学不起。好歹二胡不贵，他攒钱买了一把二手的，自己琢磨着就拉上了。他咿咿呀呀拉了《金蛇狂舞》和《草原之夜》，红英要听《二泉映月》，他不愿拉，那太惨了，他只拉开心的。楼下传来高涨的喧哗声，像是一屋子人在打麻将，又像是马路边坐着许多人喝啤酒，一浪高过一浪，他把脑袋探出老虎窗，装作看见了什么似的，大呼小叫起来：夜里有红毛外星人在马路上打仗，就在大马路上，离周家桥不远，要不要看？ 斌生这么说，她半信半疑起来，他托着她腋下举到窗口，喧闹声却消失了，除了对面黑魆魆的屋顶下昏黄的灯火，彷佛夜雨淋湿的一排排纸灯笼。 她没作声。 斌生说，再往远处看，越过全部的屋顶，就是海，看见了没有，喏，海里有一座芭蕉叶形状的岛。 她嗯了一声。 他说，岛上有栽满菠萝莲雾的山谷，吃过莲雾吗？味道好极了。 她说，看不见呀？ 他只说，你有猫那样好看的眼睛，仔细看，一定看得见。 他是第一个讲她有猫眼睛的人，但她当时没留意。楼梯口传来特别急促的脚步声，但两人也都没留意。红英妈又食言了，来得特别晚，她爬上木梯，三层阁小得她都站不下，她一把拧住斌生的耳朵骂：哎呀斌生，看不出老实人会这样瞎三话四，要把我乖囡带坏的。她还是个小姑娘…… 斌生大手一松，红英身子落到地上，羞得手脚也没地方搁。 斌生跑进货，腿脚不好，骑车技术却一流，长安路上的跷脚踩着链条有毛病的永久自行车，有求必应，大家都爱找他帮忙。他常在上班时间帮人忙私活，不是做木工修理家电，就是踩黄鱼车买菜送货。要是他在三层阁，店经理或团支部书记来了，群众咳嗽就频繁起来。只要远远地三声低咳，他立刻停住手里的活计，回到楼下店堂仓库埋头干活。领导有时问斌生中饭吃过伐，斌生点头说味道好极了。大家就捧着肚子笑。斌生的普通话就这一句说得字正腔圆。 红英妈跟史阿姨走得很近。红英妈会撒娇，史阿姨会夸人，好起来两个人简直是亲姐妹。史阿姨夸她是长安路上一枝花。红英妈就托她照看未来的一枝花红英。那天，工会发了电影票，史阿姨要加班，就叫在三层阁看书的斌生带红英去看电影。 两人一高一矮从周家桥一路往东。额上感觉到了雨点，上午下过的雨，声音早就过去，水珠子还寄存在树上，这会儿，雨水是先落到斌生身上，镜片湿了糊了，一颗水珠子滚到他脖根上，碎裂后，变成一条身子不断生长的小蛇，游入他衬衫领口，但他没感觉，笑得镜片上看不见眼睛，变着法儿同红英找话题。他高鼻梁上架着沉重的黑框眼镜，每句话都以笑开始，以笑结尾。一点儿也不好笑也要笑，却没法跟他生气，这就是他这个人讨人厌的地方。再说大人跟小人有什么好多说的。 她觉着街上的人都在看他们。 斌生在小摊买了孙悟空猪八戒的糖人，红英不要，他一手一个拿着，高高低低地走着。她跟在他后面，躲闪着他的影子。两个人走得别别扭扭的，走过中山西路口的红绿灯，走过安西大弄堂。两人背上汗涔涔的，风一吹，挺凉快。红英再看他傻笑，也不怎么讨厌了。他不能算是阿哥，严格来讲，他是爷叔级别，但妈妈分不清辈份，让她叫阿哥。连沈经理她也要红英叫大阿哥（老沈都过五十岁了）。 斌生说他不敢牵她的手，因为他走路样子太难看。她心里一惊。斌生说小儿麻痹症造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别人会笑话的。她眼神柔柔的，依然不做声。斌生又说下趟不带你看电影了，别人会笑话的。她眼光直了，咯咯笑着说，这多没意思。说不定我长大后，长到你一样高，也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红英的手朝他歪斜的肩头比划了一下。 到了西站口，道杆提起来，路人和自行车纷纷推搡着他们上前，斌生趁乱牵起她的小手，他大手心潮湿粗糙，并不舒服。 路上有人叫红英，她赶紧甩脱斌生的手。 长春甩着长发迎面而来，手里托着三角纸包，边走边吐瓜子壳。 红英瞟了一眼，也许因他是史阿姨的小叔，就不想多理睬。 他嘻嘻笑说，跟圆规跳舞。 红英马上明白了他笑什么，从侧面看让高高瘦瘦的斌生牵着，的确像是跟一只脚长一只脚短的圆规跳舞。 斌生面孔一红，扶了扶眼镜架，装作什么也没听见。长春来劲了，他返身跟上他们，一路上，他的话比西站的绿皮火车还要长，几颗唾沫星子沾到她脸上，她用手绢抹掉。悄悄扯扯斌生衣襟，希望这个大人能像个大人样赶走长春，但斌生没有，他一味努力走着，才能赶上长春的快步。好不容易走到了中山公园附近的影院，长春没有电影票，斌生终于找到了借口，但还是不得不挖出口袋里的零钱加上两个糖人，才打发走了他。 走前，长春毫不掩饰对斌生的敌意，压低声音说，夜里小心敲头人。 电影一散场，红英穿过人群，走得像逃跑。 电影不好看？斌生挤着赶上来问。 她摇头。 你怕敲头人？他又问。 她又摇头。她担心的是长春，但那小子不在，他没耐性，早不知去哪里野了。她一本正经地说，敲头人是他们编出来吓唬人的。 斌生倒是有点惊奇。店里的人都说跷脚晚上通宵看书，看得近视一千度，镜片赛过啤酒瓶底，肚皮里装的全是油墨，此话看来不假。他说要讲个真实的敲头人故事给她听，比电影精彩。影院的人群涌入街巷，像浩荡的长江消散在入海口。斌生对着街灯眯起眼，镜片上像有点点鱼鳞闪耀，他说他是出生在长江入海口的渔家孩子，父母靠出海捕鱼为生。有一次，父母出海，航行得很远很远，说是去了一个芭蕉叶形状的南海岛屿，再也没有回来。回来的渔民们则说那儿是一座阳光普照的美丽岛，长满菠萝莲雾的山谷住着一位天使，捧着鲜花招待你，照顾你，祝福你。去了的人幸福得不想回家。斌生不懂为啥父母连儿子也不要了。村里的说法有了转折，又有回来的人说那个岛哪里有阳光，其实是黑得可怕的所在，到处是沼泽，浓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沼泽里住着一个恶魔，一旦狭路相逢，他就会用铁锤敲碎人脑壳。（红英起初银铃一般笑，此时笑声便被夜色吞没了。）渔民们没有撒谎，都说了实话，但他们都只说对了一半，要是他们登岛的时间是白天，遇见的是天使。换成夜间上岛，只能遇到敲头人。 红英低着头想了一会儿，眼睛一亮：遇上敲头人就死得硬翘翘了，那阿哥你怎么知道那个岛的事呢？ 我是逃回来的，那辰光我太小，爹妈都去了岛上，他顿了一顿说，死了。 红英瞥了一眼斌生的腿。他瑟缩了一下，像是被蜜蜂蛰了一下，他讪讪地说小辰光他的腿没毛病，跑得比花狸猫还快，后来被铁榔头砸断了一条腿。 红英沉默了一阵，问他：斌生阿哥，你恨敲头人吗？ 斌生挠着头皮说，为啥要恨？只要避开夜晚，就能遇到天使。 她说，夜晚怎么避得开？如果你在岛上过夜，不就碰到敲头人了？ 斌生辩解说，那你可以在白天登岛，不要过夜。保护好自己。 这个办法灵。她说，那个岛在哪儿呢？ 轮到斌生沉默了。街边食肆,一对落地大音响里邓丽君唱得很嗲：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 怎么才能去那个岛找到天使呢？她追问。 心脏为啥叫心脏，晓得么，就是心脏了。要是心不脏，就一定能去。他答。 她绕过地段医院门口的积水，认真地歪着头，说出想了一路的结论：阿哥，这个故事不好。 他恢复了笑容：为啥？ 红英咯咯笑着说，骗人。这故事是假的。你的脚不是小儿麻痹症吗？ – 4 – 乔家门前那一棵梧桐树除了白漆外，还用红漆写了大字“南侠在此”。为了看清这几个字，红英借着去竹器店买淘箩的机会，走过好几个来回。长春的行书写得颇有中流击水的气势。可知那小子最近迷上的是《三侠五义》《小五义》等等，书包里全是这类书。 穿过黑乎乎的窄过道，跨过被两个水斗占满了的天井，她看见一个小男孩呆头呆脑坐在乔家客堂间楼梯上，扁扁的大脑袋上鼓起一个暗红色的包。长春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说那是鹿角。小孩子好奇的目光停留在红英白中泛红的脸上。长春的目光也跟踪而至。她虽很瘦，身子骨早早露出了美人坯子的苗头。 在长春的手指接触到红包之前，被一巴掌打开了。史阿姨嫁入乔家后，脾气也变坏了。对于至亲从来不吝批评。她拉长脸，训斥小叔长春长大了也不懂事，产钳夹出来的产瘤怎么能随便乱摸？ 小男孩哭了，伸出小手往空中乱抓。 乔家阿奶从里屋跑出来，手里抱着糖果罐，学着小孩呀呀说话：吃糖糖吃糖糖。 史阿姨撮起嘴抱着孩子死不放手，说小孩吃糖牙齿要坏的。 长春趁机窜上去摸着了那只角，吓得史阿姨大嚷要管教被宠坏了的长春。乔家阿奶一手抱着糖罐子，一手叉腰对媳妇虎起脸说，乔家养的小人，管教轮不到外人。 史阿姨面色不对，鼻子里哼了一声，抱起男孩，屁股一扭上楼去了。从头到尾，她并无正眼瞧一下红英，当她是空气看不见。 街上传闻看来不假。史阿姨的冰冷态度证实她真的跟红英妈绝交了。她再也不能容忍跟一个日本楼骚货做朋友了。红英不怪史阿姨，要怪就怪国棉厂转制。红英妈等一大批工人提早退休回家，于是日本楼里人多嘴杂，谣言四起，楼上阿六头领头说半夜里闹的不是东洋女鬼，而是红英家里进了野男人。还没等红英妈找楼上算账，国棉厂宣传干事拉着几个保卫科的人，夜里打着手电筒轰然冲上楼来，砸开红英家房门大吵大闹，他们真的发现有人从阳台爬水落管子逃走了，远远一个一瘸一拐逃窜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楼下歪倒着一辆破自行车，那是斌生的永久。楼上楼下马上都晓得了宣传干事是红英妈的相好，却不敢相信她的新欢居然是跷脚斌生。红英妈有口难辩，干脆闭门不出，闷在家里做美容烫头发。 国棉厂慢慢风波平息了，但新宁店却余波再起，一向笑眯眯的斌生卷铺盖滚蛋了。事起仓促，沈经理像往常一样领着一群职工拿斌生开玩笑，斌生，你的永久哪去了，斌生说找不到了，老沈讲脚踏车在红英家呢，斌生连连否认，老沈又讲红英快叫你阿爸了吧，大家都笑，但斌生竟生气了，冷不防推了老沈一把。老沈靠着水果箱站稳之后，一把揪住斌生衣领，往他头上狠敲毛栗子。午饭时候，斌生冲进经理室，手里提着一把铁榔头，一声不吭，面无表情，老沈打翻了饭盒，吓得赶忙逃回了家，好多天他都称病在家，不久调走了，离开前，他没忘了打电话到店里，警察也来了，他们和店里职工一起动手，赶走了斌生。 红英感觉浑身僵硬发冷，非常想念家里那个总有股子药棉怪味的硬枕头。她匆匆检查完，急着要走。长春的作业勉强做完了，却说起乔家后院半夜里的动静，有什么东西从屋顶上经过，瓦片叽叽嘎嘎乱响，天亮了，他从客堂间楼上后窗爬上灶披间屋顶，发现不少瓦片被踩碎了。看红英没反应，他补充说是半夜里敲头人在乔家房顶飞檐走壁呐。 她捂住嘴，像是被什么咬了一口。 长春得意了，他透露说警察收到举报，有一人去中山公园金店修理一根金项链，心形挂件上刻有“琴瑟好合”字样，很像4月份敲头人劫走的项链。高个子，偏瘦，中年人，穿酱紫色夹克衫，讲崇明口音普通话，可惜晚了几分钟，来不及当场生擒。警方又气又喜，发现了重要的辨识特征，那人是瘸子，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瘸子。 红英脱口而出：你是说？ 长春说，跷脚斌生轻功练不到家，踩碎了我家瓦片，脚有毛病嘛，不过爬你们家阳台倒是手脚蛮利落的。 红英这边知道是长春向派出所举报了斌生，史阿姨那边第一个跟斌生划清了界限。斌生被赶出了新宁店。史阿姨痛定思痛，一度交友不慎，一是日本楼的女人，二是三层阁的老实人。她作出结论，沈经理做得太对了。红毛衣女工的男人是她认识的，她又讲出事那晚男人在家里做好了饭菜，等到9点多坐不住了，跑到邻居亲戚家中去找，遍寻不到。11点多，他找到了那片荒地，看见围了一些人，扒开人群，只见妻子躺在那里，满脸血污，上衣衣襟敞开着，裤子脱到了膝盖处……老实人真不老实。史阿姨的叙述比她婆婆可信，打消了长安路好心人对跷脚残留的一点点好感。斌生就是这样子在长安路上身败名裂的。自此没有商家厂家私人老板敢收留他，长安路上都像防贼一样防着他。有人撞见他坐在饭店门口，总会用幸灾乐祸的眼神望向他的破二胡和面前的搪瓷破碗，斌生怔怔地坐在原地，坏脚盘在好脚下面，有人给碗里丢硬币，故意丢到碗外面。也有人招呼说跷脚你讲一讲日本楼那天晚上的事，想逗他讲一些细节出来，但他只盯着人群里的小孩子，孩子看见他直勾勾的眼光就害怕，往人群里躲，拽着大人的手要走。 斌生嗫嚅着说，不是我。 有人逗他说，那半夜去红英家翻阳台爬水落管的总归是你吧？ 斌生连声说，不是我不是我。 乔家阿奶撇着嘴说，还不是你——你的脚踏车在楼底下呢。 马上又有人问：跷脚，你的脚踏车呢？ 斌生嘴巴张合，半天说不出话来，光会摆弄二胡，可是，无人想听。连红英也不想。她听见熟悉的二胡，远远避开了。 联防队在中山公园巡逻，发现一个模样像敲头人的鬼影徘徊里深夜的湖畔。随后，大白天发生了救狗事件。 清水浜河道并入公园，拓宽为人工湖，西面为游船码头，北面是穿廊水榭。据水榭现场市民说，当时听到有人喊“救妹妹”，以为是有人落水，一个女孩冲到水榭大喊救命，附近都是下棋散步静坐的老人家，唯有一个中年男人仰面朝天，脸上盖着一张报纸在午睡。那人一听跳起来，反而摔倒了，暴露了他是瘸子，他迅速爬起来，衣服也没脱，甩掉球鞋就下水。湖水很浅，他救起来一条狗，冻得全身发抖，但他返身又下水搜寻。那求救女孩脸涨得通红，一个劲叫他回来，说要救的只是她的狗。 下水者很尴尬，坐在岸边，脱下衣服晒太阳，有人喊他斌生，人群哗然，有目击者自动站出来澄清说听见女孩当时喊的是“救狗狗”，马上有人反驳说早干吗去了，为什么不早说，又有人嚷嚷说要报警，看热闹的人一窝蜂转向，帮着女孩讲话，她喊的就是狗狗嘛。认出斌生的人于是问他有没有去过金店，斌生脸色煞白，满头满身不知是汗还是水，他只会讲不是我的金项链。另一人问他怎么不去日本楼睡女人，他只会说，我的脚踏车被偷了。他牙齿打架，讲也讲不清。那人还在说红英是个小女孩，你不要一拖二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斌生面色铁青，脖子上青筋暴起，朝那人扬起来了拳头。那人叫着“跷脚又要杀人啦”，抱头鼠窜。人群激愤起来，几个年轻人摩拳擦掌要教训跷脚，人群又叫喊，让开让开闲人让开，领导来了。 公园领导来了，斌生仓皇逃走。这件事更加说不清了。长安路上公认最有学问的洪教授说，不论是为了救人还是救狗，其行为都构成见义勇为。街道办则说申报见义勇为的相关工作并非街道办负责，如果有关部门研究出结果，街道办会全力配合。以上都不会有结果的，下水救人的是浑身是嘴也讲不清楚的斌生，谁也不晓得他现在住在哪里。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两周后，警方在三角花园防空洞找到了他的尸体。有人恍然，他是住在防空洞的，也有人说他是冬天下水救狗，生病给病死的，然而众怒难犯，那种为死者开脱的说法不久就自动消声了。 – 5 – 新宁店三层阁门上挂着铜锁。斌生再也不会回来了。 红英记得最后一次爬上晒台的那一晚。以前每到夜幕降临，晒台中央会有一人坐在藤椅上，上身半转，右胳膊搁在椅背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面，看不出腿的长短。他呆呆看着夜里的屋顶。直看到屋顶开始放出绿色荧光，许许多多蜗牛开始慢慢散步，背上的壳五彩斑斓，藤蔓绿匝匝覆盖了屋面，其中一枝上长出了一只篮球大小的西瓜。她明明将藤椅踢倒了，它借着一阵风自己又爬起来，风挺大，吹得它黧黑的身躯微微晃动，仿佛一只硕大的蜗牛在蠕动。她恶狠狠摇晃着晒台中央的藤椅，像是要拆了它的筋骨，手上风一吹丝丝拉拉生疼，没有倒刺嵌在里面，手指被藤椅上的竹篾划破了。 在到处有人追着讨饭斌生取笑的日子里，红英开始躲着人，绝足不去乔家，直到去少年宫活动。那个日子像是过儿童节。吃过晚饭，她在少年宫玩累了。却碰上长春对她说悄悄话：你的眼睛真像猫。 那是斌生说过的话。她面露惧色。为避开长春，她去了游泳池。冬天的泳池没有人，她在角落里抱腿坐下，透过飘扬的刘海，望着枯叶不断跳落在晃来晃去的水波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天黑前，同学们和老师都走了。长春找不到她，也走了。 深夜的马路像是漂浮着深紫色海藻的一片海。她走了很久，也走不到头。觉着离长安电影院不远了，但中山公园却总是走不到，更别提长安路了。不是走反了方向，就是迷路了，她想。不怕黑灯瞎火，也不怕敲头人，但她怕的事情发生了。骤然间，行人都不见了，霓虹灯火也像害怕月光那样，溶解在海水的幽暗里。这座城市里的人似乎全都登上一列绿皮火车远去了。 耳朵里捕捉到了熟悉的响动，很平常的声响，老爷车在天上行进的哐啷哐啷，斌生那辆永久嘶哑转动着链条。车轮吱扭一声刹住，斌声单脚点地，不说话，只是笑。阿哥怎么知道我迷路了？斌生不说话。她跳上永久的后书包架，双手抱住他的腰。他的腰间硬鼓鼓的。风扩大了声量，链条该上油了，哐啷又哐啷，伴着心跳节奏，像是深夜天山迪斯科舞厅的强劲节奏。很多年后，她总能在粤语版《海阔天空》中听出那种节奏。先前她还觉得斌生好是好，就是太傻气太窝囊，缺少长春的那股子霸道执着。但此刻她承认玩什么刀子刮片香烟牌子橡皮泥都太幼稚了，放暑假前，树上知了热死忒啦热死忒啦乱叫已经够烦了，长春还去搞来一只金乌虫，用白线系了，叫虫子绕着她的课桌飞。最糟的还不止于此，长春人小鬼大，居然会告密。斌生一直不响，听她絮絮地说她曾休学一年，在病床上看窗外的树、天空和鸽群。她朝鸽子招手，嘴里含混地说着。鸽群全然不顾，径自在半空中呼啦啦盘旋。她在悠长的鸽哨声里，自觉是找不到归巢的小鸽子感受到了未来的重量：她想快快长大，做一个好妻子，学会弹钢琴，家里要有一台音质华丽的二手雅马哈钢琴，自然还要做一个好母亲，在家里给孩子做菜烧饭洗衣铺床。斌生仍然不说话。红英说累了，她从没有说过那么多废话。她终于懂得了夜里的寂静是什么，不是阿六头说的惨兮兮的东洋女鬼，也不是财务室隔壁三层阁的暗淡电灯光。等到声音都入睡之后，她能听到树木花草齐刷刷生长的声音，有一只猫潜伏在周围，你无法事先发现它，除非你能注意到它发黄的亮眼睛，当它匍匐得太累，夜里落单的鸟就会走入它的罗网。猫爪子磨得尖而亮…… 我们这是去哪儿？她问了一个重要问题。 斌生终于开口：那个芭蕉叶形状的岛。 她忍不住呼喊：那我们遇见的不是天使而是敲头人啰？ 斌生也笑：我是敲头人。 他真的从腰间拔出一把铁锤，舞出一股金属的啸音。 红英咯咯地笑。她晓得斌生没有死，她忽然想明白了，做啥要害怕敲头人，天使到了夜里就会变成敲头人，天一亮，他又会变回天使。 过了很久，红英才想到有什么地方不对，二胡。斌生没有带着二胡，他带着一把冰冷的铁榔头。 红英回家之后，就着凉病倒了。她高烧不退，冒冷汗，说胡话，一阵一阵地发抖，不断说是斌生骑车送她回家的。红英妈抓着处方甩着体温计，对楼下地段医院医生叹气说，我家小姑娘会不会脑子烧坏掉，央求街坊邻里找了大半夜，好不容易才把她找到的，难道真的是撞邪了？ 她特意给斌生烧了纸钱，念念有词：哎呀斌生，你死了就算了。要是真有冤，来找我吧，我不怕的，放过我女儿。 红英渐渐康复之后，历时数月的敲头案终于告破。公安专案组描摹嫌疑人的画像。协查通报发送到各级，终于在在宝山查到了与画像长相酷肖的可疑人员，在案犯逃回安徽之前抓捕成功，案犯供认不讳，所有敲头案都是他干的。此时斌生已经去世大半个月。 妈妈做晚饭时，感叹道：斌生真正作孽呀，新年我去玉佛寺给你烧头香。 红英蜷缩在被窝一角，只是冷漠地望着妈妈的背影，直到妈妈预感到了什么，回过头来。妈妈眼泡浮肿，拔光了重新勾勒的黑眉一边高一边低，红英索性就说了实话：不要猫哭老鼠。以为我睡着了不晓得，那天晚上翻阳台的是新宁的沈经理，他骑走了斌生阿哥的脚踏车。 妈妈怔住了，发觉女儿长大了，发出莫名其妙的咯咯笑声。她走过来，圆润的手臂圈住女儿肩头，轻声细语地哄她：乖囡，答应姆妈不要讲出去。 红英面孔涨得通红，身子扭来扭去，始终甩不脱妈妈的手臂。弄痛了，她不觉泪眼婆娑，轻轻问是不是你叫斌生去中山公园金店的，我看到你有一根金项链，上面也是“琴瑟好合”四个字…… 妈妈紧紧搂住女儿，彼此衣服摩擦，悉悉索索作响，她说不作兴这个样子讲姆妈的。又把下巴颏牢牢贴在女儿头顶，反复摩擦着说，姆妈没工作没收入了还要养囡囡打扮囡囡供囡囡读书姆妈爱囡囡…… 几滴热热咸咸的液体弄湿了女儿的额头和刘海。 女儿睡着后，妈妈发觉女儿的脸颊是湿的，分不清是谁的泪。 红英妈没有睡，她破天荒在灶披间忙着拌糯米粉粳米粉，明天她要做许多红红的定胜糕，请洪教授来写福字写春联，派楼上阿六头去换煤气罐，叫调到烟糖公司的老沈去看看天山一条街的店铺摊位，寻一桩生意做，春节快到了。 妈妈不知道的事发生在那天夜里。红英发现自己站在食品店后门，门无声地开了，好像有人替她安排好了一切。 从来不曾在半夜来过。好奇心胜过了害怕。外墙写着火红的“拆”字，只剩下一个建筑框架，柜台货架冰箱仓库不见了，三层阁晒台藤椅不见了。店堂中央空荡荡的，居然长出了一株芭蕉树，金灿灿的芭蕉叶舒展开来，特别宽阔，特别浓绿，在破窗户漏进来的光线里显得无比妩媚。她听见那个树上的声音在说，如果心不脏，你终究会去到那个芭蕉叶形的岛，见到拿着铁锤和鲜花的天使。 嘴里尝到了新年的味道，香嫩的，油烟的，外脆里糯，夹杂着薄暮的寒意，应该有爆竹声和烟花色，也许还有雪花淡淡的甜味。下雪后，室内不再是现在这般阴郁，长安路被人踩出黑乎乎的泥水，但路边和屋檐上必然残留有白晃晃的粉状物，手一摸就化了，小手会生红红的痒痒的冻疮。她要找到的是没有人踩过的雪，那些雪水不脏，她看见那些雪水融出的一片海，海面上浮出一个芭蕉叶形状的岛。不要性急嗬，等一等，登岛的时候就会是天亮。她会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人站在栽满菠萝莲雾的山谷，掉了色的金丝边眼镜，毛茸茸的胡茬，朝她挥起一双骨节棱棱的大手。   武陵驿，小说陆续见于《芙蓉》《文学港》《江南》等刊。诗歌曾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已出版小说《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骑在鱼背离去》。《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获侨联总会2020年海外著述奖；《蘑菇人》获2022年北美文苑文学奖短篇小说组第一名。《鳄鱼之城》获2023年温哥华世界华人作家笔会暨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小说奖。 […]
2024年4月11日评论作者：夕颜   一 江南多雨。尤其今年。一场场滂沱，仿佛演绎告别。心底虽已层层灰，疫情伤痛尚未成为往事，不能安然掩埋，文学还欠世人一个交代，大国还欠良知一个控诉。抬头，清亮硕大的月轮，站立树梢，倔强的容颜，一些文字，乘著月色，裂水而来。带著冷洌奇谲，一遍遍叩击心扉，一读再读《两分钟的夜》。卡夫卡式的简洁，睿智紧凑。近乎戏谑，隐埋深重哀叹，或至呐喊控诉。阔大悲悯，展露冷酷的批判，率先以荒诞姿态对清零运动当头一棒。 二 两分钟的夜，让久被遮蔽的心，打开一扇窗，热泪得以奔流，再次发问：我是谁？他们是谁？我们是谁？为什么发不出人民这个音？我作为那场大疫演变为大役再至大疑的亲历者，忍受尚未被删除的记忆再次翻涌：电话亭住了近一月的女子；因病痛、破产、孩子夭折等选择轻生的人；被莫名拉去隔离的人；大巴翻入沟壑身首异处的人；无奈、抑郁、愤懑的人；以及更多麻木或帮凶的人……都是“他们”。他们是人民吗？人民有罪吗？他们该死该消失该雾化吗？ 三 “自由是夜里两分钟的事。死也是夜里两分钟的事。” “这座城市晚上灯光喧闹，彻夜通明，根本不需要月亮。” 月亮因孤独向隅的干净照耀，是不可原谅的与众不同，是有罪的清醒，是不与黑暗妥协的光照。夜，如玄铁，如黑洞。催生著这座大城里的醉生梦死。这座大城，在一个外乡女子抵达后，再次变得无从抵达。人性或能偶尔跃出幽深海底。经小说变形之后，痛不欲生变得滑稽可笑，然而，一切彷佛都是正常的正确的。 四 许许多多的他们。如云如雾如烟如尘如幽魂纠缠不休的他们。他们始终不曾离开，他们的存在就是明证。那些美好的、光亮的、柔软的，在有序混乱中，在时代锋刃下，被碾压，被斩碎，再也无法完整，消失于汤汤浊流。 在啸然而至的庞大国家暴力机器面前，如蚁的我们，愈发卑弱渺小。仅存的温脉情感，必然沦为可笑可悲的一小撮。不可言说的清零封控，是一场盛大的表演。不是我们辜负了时代，而是时代驯服了我们。 我们心如止水。我们精疲力尽。我们狂妄自大。我们自欺欺人。 五 七夕既过，蓦然中元。鬼魂皆在雨中出没。没有宣传中的团圆，亦无泪水中的祭奠。城中如冢，风声惊悸。粉红者叫嚣，暴力者依然振振有词。 逝者已矣。纵夜半推枕而起，愁肠如缕寸断，唯有形无形，化作饮泣，掉落微尘。残存蚁民，只能在下一个清明，继续翻找荒草遗训，以微弱心火，为白骨续命，不要把思念哀伤用尽，将来如何书写这段历史，以卵击石的叩问。 六 有时想那些早走的人，是不是更幸运。没有自由的富裕，没有人权的先进，潮湿是覆天盖地的绝望情绪，从旧到今，从夏到秋。两分钟的夜，没有月亮。魔幻荒谬故事，都有带血的现实内核。一场大国春梦了无痕。够了，该结束了，戏子们，停止所有羞耻的表演。想对自己说：对主义祛魅，弃除乞丐的心。天是蓝的。风是自由的，人间蝼蚁悲苦一生，却心有盼望，拥有两分钟的月光。 七 高处依然有光，高处依然有层叠的黑。大时代碾压著无数无关紧要的小确幸。不在现场的黑色幽默。九月到来，仿佛一切又是新的。转角处楝树高大，飞鸟低低掠过。廊下有风，吹在百草肋间。人在两分钟的夜里，怀念完整的明月。一两枝野花，安静摇曳。 (2023.09.01写于上海封城后一年)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那一夜，月亮只出现了两分钟。 之后，每个夜晚都是如此。 我们对夜的感觉统一成了一个零碎单位，两分钟。   第一个注意到此事的是蛤蜊。防盗门咚咚擂响。空气里散发著浓重的消毒水味。日出之前，肥辉打开屋门，见是蛤蜊，就把粗肥的圆桶身子顶著门，好像不让蛤蜊闯入似的，蛤蜊那家伙单身独居，靠著父母房产租金不劳而获，喜欢足不出户，典型的宅男剥削世代。肥辉晓得他在高楼里守著窗前的一台天文望远镜，昼夜不停，观察著楼前的红色电话亭和那个女孩，是因为他如此热爱著电话亭女孩，就故意问：做噩梦啦？ 蛤蜊双眼通红，嘴唇干裂，反问：做噩梦？ 这一阵子尽出稀奇古怪的事，全球大瘟疫，疫苗强制，乌克兰战争等等。蛤蜊说楼底下的野猫成群结队到处乱窜，肥辉说那是饿的，社区封了这么久，人都饿成了这副鬼样子，猫还不得疯么。蛤蜊说不对不对。 我们的大楼已经封控两个月。为了验证似的，一只饿得皮包骨头的老鼠拖著长尾巴，从走廊灯影里慢慢踱过去，给这一夜作了可怕的注脚。 蛤蜊舔著嘴唇说，电话亭女孩，把我们的月亮给撞没了。 蛤蜊使用了“我们”来修饰月亮，后来过了好些天，肥辉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月亮原来是属于我们的，竟然被一个外地人给撞没了。肥辉认定蛤蜊脑子进水了，晚上没吃饱吃好，把面粉煮成面疙瘩，一根芹菜切成末撒进去，马马虎虎就算是晚餐。可吃得差也不至于扯淡。 两分钟的夜也不至于令蛤蜊痛不欲生。   她是谁，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来干什么，肥辉都想不出，她的身材长相太惹火，他脑子里尽是些不干不净的念头。蛤蜊也是这样子，所以两人成了朋友。 回想起来，她到达这座城的那一夜，没有风，没有雾，月亮还很正常，一切都很正常的样子。她背著双肩背包，拖著拉杆箱，茫然站在火车站出站口，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来到我们的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除了出生在这座城以外，我们想不出有什么理由爱上这座城。不过，当局比我们著急，老是在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有主人翁精神，好像我们真的是这座城的主人似的，结果是城里的出生率直线下降，出现了负增长。 戴口罩的排队长龙与冷冷清清的站前广场构成了极大反差。人造光敌不过月光，让面目不清的人们披著乳白色光晕，显得非常柔和。那时候还没有封控，出站口布满了到达旅客，一个个在刷身份证乘车证，查验健康码和报告。坐在检测亭前手里摆弄著棉签的，统一称为“大白”，所谓有工资收入的志愿者，据说是比较高级比较文明的志愿者。 肥辉的圆桶身子现在倚著他的计程车，他琢磨著哪一个旅客能最快速度完成语检（LA tests），刷健康码身份证，通过人脸识别，从出闸机离开火车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也是一种智力活动。 栏杆上趴著一个青年，叼著烟，揉著眼睛。等她走到现场检测站，他断定这个白色泡泡袖收腰搭配开叉牛仔半身裙的韩风女孩是目标客户，冲上去抢过她的拉杆箱，拉起就跑，吓得她来不及跺脚追赶。 肥辉拦住他，从口罩背后喝道：蛤蜊，做啥！ 蛤蜊的口罩掉了，举起手里的牌子，挡箭牌似的挡在胸前，上面歪歪扭扭写著大字：美人鱼旅社。 大白们趁机围拢来，到处都是感染危险，没有48小时语检（LA检查）阴性报告就去做现场付费检测，只有检测通过，才能通行，安全就是这么回事。他们说话腔调如此一致，叫肥辉无法分辨谁是员警谁是志愿者谁是清洁工。 安全，大白们捍卫的是安全。但注意到的却是那个女孩。她不戴口罩，眯著眼打量我们所住的这座大城，嘴角弯出月牙般的洁白弧度。可爱可亲的微笑，你可以忽略她简约的装束，但没法不注意她，没法不想到她的笑在此时此地，是一种美妙的错误。 何况，她还会跳脚尖叫，她的尖叫击穿了许多人的耳膜：手机不见了——   大瘟疫怎么开始的，谁都记不清了，但持续了起码两三年。 病毒发作，咳嗽发烧全身酸软，神志不清，记忆力衰退，眼底出现出血点，视力模糊，看物件出现重影，然后是负面情绪，暴躁易怒，邻里吵架家常便饭，天桥、公厕出现了反社会标语，街头暴力陡然剧增，离婚率陡然攀升。我们成了语言的难民，有些人借酒浇愁，滥用药物；有些人精神亢奋，胡言乱语；更多人则不敢说话，终日沉默无语。这样未尝不是好事。 专家们发现病毒是通过语言迅速传播的，病毒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也许还有生殖系统），入侵大脑，病人的记忆开始紊乱，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产生怀疑，进而否定，乃至负面修正，发不出诸如“人民、斗争、安定、团结、爱国”之类的语音。专家把这个病毒名为“负修正病毒”（Negative Correction Virus），并迅速发明了相关疫苗。对NC病毒了解得越多，越搞不清病毒的起源，病毒溯源不知为何变成了禁忌。大瘟疫不是到此为止，人口开始剧减，因为感染者病况恶化到最后都会莫名其妙气化消失。感染三四个月，发展到反社会，以至形体虚化，变成雾气一样的物质，消失于空气中，使城里的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当局这才觉得事态严重，疫苗注射成效不大，检出病毒不太可能，但诊断语言上的感染症状相对容易，语言抗原检测（Linguistic Antigen tests）便成了必然。他们发明了一套检测封控系统，不定期把肥辉们封锁在各个社区，城里到处设立了语言检测站，雇佣大白们强制实行语言抗原快筛，把感染者拉走，拉到城外大山里的隔离营，去删除那些有害的负面记忆。 这个月，大白们给行道树做LA语检，舆论为此争论不休，到底树木有没有语言，语言学家论证了植物们也说话，结果大白们赢了，赢了两次，他们围著楼前的行道树，用语言表和专门发明出来的树木语言试剂测试了两遍，结果发这几棵树真的感染了。马上找来伐木工给砍了。   大白们不在乎她有没有手机。有没有手机都要回去做语检，否则就拉走。 她坚持说，我不去隔离营。有没有文件？档规定了必须强制做就做。 一个嗓子粗壮的大白戴著两只口罩，训斥她说，把口罩戴起！ 她冷静地说：保持1米半以上距离不就行了。 另一个大白比较有礼貌：女孩子人长得蛮清爽的，为什么不替别人著想呢？戴口罩做语检都是为社会作贡献。 她是讲原则的，她清楚告知网格员和大白她不做的原因：顶头上司说的任何事情你们都不假思索地照办，没动脑筋想一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 戴两只口罩的大白说，上面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做，应检必检！ 她坚持要看档，有礼貌的大白有点崩溃，他取出一个带萤幕的手掌形检测器，叫她读出上面显示的词语，第一个词是“人民”，如果她读不出读错了，机器两分钟就可以诊断出。但她一口拒绝了。她说应检尽检对象包括密切接触者、境外入境人员、发热门诊患者、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口岸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 你抗拒执法？ 另一个大白比较狡滑，抓住了问题要害：你打疫苗没？ 她很奇怪：连语检都没做，打啥子疫苗嘛。 她想离开，但走不成了，买票上车要48小时语检报告，出站也要48小时报告，她进退两难。好心人开始劝她妥协，但她展示了出奇的倔强：不做！ 到这座大城展开全面封控之际，她在出站口已经与大白僵持了三天三夜。   封城第一日，许是大白疏忽，她趁乱溜出站。但我们认为更可能是大白手下留情，反正城里坚壁清野，无处可去。城里布满了四通八达的弄堂，有一条小弄堂在车站背后最不起眼的地方，必须有向导带领，左三拐右四转，才可能找到。 她是怎么找来的是一个谜。她先看到夜里最亮的“美人鱼旅社”的灯箱，连著一大团马蜂窝似的电线团，下方是一张台球桌。一个长发没有戴口罩，留小胡子，俯身准备击球。桌面破损得厉害，露出烟头烫的小洞，伤口似的。 他的对手站在旁边，同样不戴口罩，是一个双目血红的青年。气温有些低，风将广告灯箱轻轻撼动，台球桌上的几颗球也跟著颤抖。他被光下的影子干扰，拄著球杆抖著一条腿，忽然，他转过脸来认出了她，脸色紧张得发白。 ——这里有住吗？ 她笑得很好看，声音也柔和，讲话慢条斯理，天气有点冷，高开叉的牛仔裙，很难不注意她晒成橄榄色的长腿。 他四下里张望，没有大白，也没有员警，想到她没有手机，员警无法跟踪她，他揉红了眼睛，松了口气。这是蛤蜊第二次见到她。美人鱼旅社不起眼，逃过了第一轮封城，还在偷偷营业。蛤蜊偷来一件白色防护服扮作大白，才混出社区门口的检查站，但他想把她带入我们社区，这根本做不到。 长发小胡子说，腿再美笑得再好看也没用，有没有语检报告？ 没有报告无法入住。   这座城市像其它地方一样，有一个站前广场，叫做人民广场，浪漫的英国式电话亭点缀其间。我们住在站前社区的板式高层，视窗正对火车站，楼底下大门外就有一只孤零零的火红色电话亭，构成了我们有限想像力的最远端。 那天早晨，蛤蜊来到视窗，瞭望著冷冷清清的人民广场。 然后，他撞开肥辉的铁门，把他痴肥的身体拽到窗台，手伸的老长，指著人民广场。红色电话亭前面两棵树之间拉起了晾衣绳，上面晾著一条眼熟陌生的开叉牛仔裙。 蛤蜊没有白白当一个高楼偷窥者。当我们所有人被封在大楼里的时候，那个女孩拖著行李箱，住进了那个火红色电话亭，成为了我们所喜爱的“电话亭女孩”。   美人鱼旅社停业后，蛤蜊失去了外出工作许可，回到他28楼公寓的窗前，开始没完没了通过那台望远镜观察她。 出太阳了，她扎了个丸子头，矫健的身形穿梭在晾衣绳下，晒各色衣裳，晒蓝白相间的毯子，从容得仿佛这就她的家。 我们管她叫“电话亭女孩”。 不知谁举报了她。她住进电话亭第二天，警车来了。两个大白跳下车，说不了两句话。之后，员警轮番又来了几次。整整一个月，她住在小小电话亭里。人在里面，只能坐著或蜷缩躺下。亭外面放著大桶矿泉水，以及用不著的大米、食用油和奶粉等等，都是社区好心人送的。她只要可以直接吃的速食。蛤蜊给她送过水果和速食面，两人没怎么讲话。进电话亭要脱鞋。那么小的空间，他没好意思进去。他发现她每天都换衣，有时紫衣牛仔裙，有时白裙白鞋，有时则是棕衣黑裤。他像一个热情信仰异端的信徒，虔诚地记录著她每天的衣食住行。 这不，楼上飞下去一架无人机，她看到了，举起双手，左右摇晃，跳跳蹦蹦，对著无人机镜头打招呼。这让蛤蜊兴奋了好几天。在无人机摄下的视频里，她笑得那么开心。 大多数时候，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亭里待著。如果一时间看不到她，我们心里都会空落落的。她情绪自如，行动正常，没有任何疲态。每天都有人关注她，用手机记录下她的生活场景。时间长了，就像一部电视连续剧。 与关在社区里的我们相比，电话亭女孩无疑是最自由的小鸟。   现在马路上阳光普照，空无一人，遭人遗弃了的星球。 她刚来的时候，天还冷，道旁梧桐树光秃秃的，如今已经冒出了新芽，绿油油的喜人，这些树一辈子都不能自由挪动半寸，不敢去想它们有没有思想。思想，对于人或者树都是一种奢侈品。 4月25日下午，大雨如注。夹杂著电闪雷鸣。社区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著电话亭，担心水是否漫进去。经过一夜，大雨转成了小雨。我们连忙去张望，却发现她背著双肩背，挎著布袋，离开了电话亭。警车跟在她身边，开得很慢。她的情绪有些失控，走几步，回头对著警车嘟囔几句，比划一下小拳头。 蛤蜊冲下楼去，已经太晚了。 我们在心底里为她祈福，谁知竟然应验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回来了。我们把笑容藏在心底里，默默观察著她一袭藕色紧身衣，在不断变换色彩的朝霞里甩头，摆腰，扭胯，那种非洲舞，需要奔放的手鼓伴和。   终于有一天，大白开著警车，来了好几趟。把她的东西从电话亭里扔出去，大声训斥她，勒令搬走。她上前阻止，被两个大白动手摁倒在地。蛤蜊肯定急疯了，立刻，一架无人机从28楼飞下去，像一只愤怒的乌鸦，扑向大白。大白无法逮捕无人机，仓皇驾车逃走。 蛤蜊一夜未睡，他的担心是对的。大白不甘心，当晚警车去而复返。警灯闪耀。大白吆喝著什么，蛤蜊在高楼上听不清。月亮钻出云朵，她没有抵抗，灵巧地爬上了电话亭顶。 现在推想，应该是在那一夜，蛤蜊在日出前敲开了肥辉家的房门，他说那是第一个两分钟的夜。她光著脚，在电话亭顶上唱歌起舞，迎来了仅仅两分钟的夜。月色从来没有如此忧伤。风声很大，淹没了哀怨的歌唱。她的丸子头还转了一圈，360度，一大圈。千真万确。太恐怖了，她的丸子头转了一整圈。月亮坠落，起风了，雾气茫茫，世界进入了暂停模式，一片漆黑。黑到大白们和警灯也是黑的。蛤蜊坚持说她就是那两分钟内消失的，形体虚化成一股烟，融解于夜雾。信不信由你，肥辉。 肥辉当然不信，谁有那么大的质量把月亮给撞下去，但事实如此，从此往后，每一个夜里只有两分钟的月亮，以及无限循环往复的暗黑。这也许就是我们大家所担心的事，但大家像肥辉那样不愿相信，抱著侥幸心理，也许明天一切就会正常起来。 蛤蜊冲到楼下，拼命地踹临时安装的封控铁栅栏。他忽然看见半空中一张张人脸，五官清晰，嘴唇紧闭，全是怒火中烧的表情。 半夜那种哐啷哐啷的金属撞击十分吓人。 肥辉在28楼也听得清清楚楚，他辗转难眠，似乎想到了太多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想，老婆在身边坐起来，揉著眼一脸迷糊：做噩梦啦？ 他翻了一个身，赌气似的放了个响屁，用无人能听清的声音回答：做噩梦啦。   员警找不到电话亭女孩，而我们的夜只有两分钟，没有什么人明白这其中的联系。想起这些，真令人绝望，我们许多人的腿肚子在发抖。楼上楼下都说天有异象，世道将有大变，但大家都一致性回避了一些不吉利的字眼。唯有蛤蜊拎不清，老是把话题转到电话亭转到月亮转到两分钟的夜，邻居们不得不说起那个女孩，一致性转向说她是自作自受，好端端房子里不住，为什么偏偏拣著个电话亭去住，又不是搞什么行为艺术。两个月前的同情怜悯统统都不见了。每个人都加重了担心，怕再发生些什么，一些神秘恐怖、但想起来又没什么根据的事。 员警们见怪不怪。闪著警灯的警车又停在电话亭前，两个大白像机器人那样有条不紊地封了电话亭，带走了女孩剩下的锅碗行李箱等物品，临走，当然没忘上楼来，用一副铮亮的手铐带走了单身汉蛤蜊，警方指控蛤蜊强奸了电话亭女孩，蛤蜊听说是美人鱼旅社的长发小胡子作证，就气急了，但员警胸有成竹地指出案发地点在美人鱼旅社，时间就是封城第一日。 另一个大白把电话亭外面清理干净，最后拿走了两棵树之间的晾衣绳，那该是个清洁工，我们认为。   在蛤蜊被拘留后，肥辉才醒悟到真相的恐怖。 他们始终存在，环绕著我们。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不是没意识到，就是忘了他们的存在。而且，在一片可怕的酣睡中，只有两分钟的月光里，电话亭女孩消失了形体，变成了他们的一份子。 对于他们，原本肥辉是有所察觉的。虽然看不见，但他们环绕著树木道路车辆和我们的城。半夜起来上厕所，习惯不开灯，藉著阳台透入的月色本来足以搞清厕所的门在哪儿，但在没有月光的夜里，漆黑一片，他撞到了客厅的墙，突如其来的疼痛叫他有所醒悟，他咒骂著睡得像头猪的老婆，摸到开关，灯光巨大的闪亮伞面挡住了黑暗的侵蚀，浸泡在幽暗里大半夜的物件露出了轮廓，没有什么边界感，不像月光下习以为常的那样，桌子是桌子，沙发是沙发，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是其它东西，他分明感觉到了形体的虚假，如我们的情感，也有类似的故意作伪。 大风打著旋，刮走这地方的一缕缕暖意。声音掺杂在夜色里，或者说黑色浮尘突出了噪音，是他们在制造噪音，想让肥辉知道他们存在，眼睛血红，上半身齐全，相貌清晰，却没有脚，这让他们像风那样行动；常常是不可见的，只闻窃窃私语，灯光的背面，浮出一张人脸，隐约辨认出她的精致五官和若隐若现的笑容，看不见身子，再细看，不见了。 他们人数众多，状如散沙，时而聚拢，时而分散，白天他们是安静的，顶多窃窃私语，像微风在城里东一家西一家地串门；夜里风速陡然增大，譬如今晚，他认定是他们在大声呼喊著什么。他听不清他们的呼声。但他能感受到他们的压迫和干预，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旁观了。 他们形成了我们城市的风和雾。风要控诉，雾要覆盖。 他们回来了，是因为他们记得。   中午12点钟，起雾了，天黑了；晚上6点钟，起风了，天又亮了。 凌晨时分，天是最黑的。世界是混乱的，但混乱是有序的。 我们或多或少失眠了，无论是什么年纪什么状况。 当肥辉从28楼坠落之后，发出一声巨响，家俱和床都地震般地晃动著我们的心。我们老老少少聚到窗前，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夜只有两分钟寿命。没有月亮的夜里，什么都被吞噬了。但我们晓得黑暗里肯定发生了什么。 这段日子以来，楼上楼下都在说快解封了，后来得知就是这时，两分钟里面，蛤蜊悄悄走出了拘留所，被释放了，而肥辉躲著老婆，一个人从28楼跳了下去。自由是夜里两分钟的事。死也是夜里两分钟的事，从肥辉在28楼留下的大半支烟可以判断，他在窗台前的月色里徘徊了两分钟左右。他为自己的生命价值做出了最后诊断，彷佛死是他最后最有价值的自由。   封控中，我们不能自由下楼，只能想像晚上6点钟升起的日头是如何鲜艳。想像肥得找不见眼睛的那张面孔如何被重力挤压成一块肉饼。 一个大白在现场对医院太平间的人咕哝著：他没有戴口罩呐。 现场没有什么血迹，大白来来往往，白色防护服很有出丧的感觉。有人说肥辉是得了癌症，有人说他是断粮一周了。他老婆说肥辉的口罩用光了，家里没粮，得了抑郁症。但隔壁老阿婆哭著说小伙子是肚子痛得受不了，又去不了医院，才跳楼。没有人愿意提及他在飞出视窗前喊过什么。 蛤蜊想了一天一夜，他得出最后结论：他们说的全不对。肥辉是想感染，想变成他们中的一份子。 他们？他们是谁？大楼里的人没有反应。我们都不理解他的意思。 ——他们，你听风里面，他们在喊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检测要吃饭。 蛤蜊说完就后悔了，邻居们以为他关得太久，精神出问题了。所以盯著他，要求他在两分钟内一口气说出以下单词：人民，安全，领袖，爱国，幸福，统一，斗争……   起雾了，什么也看不清。 蛤蜊服了安眠药，得快快入睡，淡忘眼前所见的事物。他知道他们又来了。他们一直在四周。他放弃了，大白们是对的。肥辉就算得了癌症，就算自杀了，但他也没有变成幽灵，他不是他们。他不想成为他们，永远死不了的走不脱的一群鬼。所以，他只好死了。 有谁是大雾的对手呢，他们就在雾里，他们形成了雾。他们并不可怕，不威胁我们，他们穿行在我们的世界里，像冷眼旁观者，有时候露出人脸，面容冷峻，对正在出现的事情无论好坏，不评价，也不介入。顶多是呼喊，那时候风就大了。 他们什么都知道。知道得太多了。   肥辉死得太早，白白死了。好消息终于成真。隔了两天，社区就毫无征兆地突然解封了。180度急转弯，所有封锁措施都取消了。 楼里没有人露出喜色，顶多就是迎面撞见点点头，交换一下口罩上面的警惕眼色，算是打招呼，封了两个月之久，大家都缺少血色，走路样子别别扭扭的，好像忘了该怎么走路。每天都得做语检，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犹如一日两餐，大家都习惯成自然，自然就是一种习惯。习惯就是走回头路，我们自觉回到自我封闭，这样最安全。 在看不见月亮的夜里，他们开始骚扰我们的世界。 当蛤蜊阅读历史书时，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他们没有名字，但人类动物自然界的许多特殊行为与他们有特殊关联，比如，潮汐，深夜的鬼哭狼嚎，人的情绪失控，女人的月经周期。他们在地球上存在了超过45亿年，几乎与太阳系一样老。自身不可见，靠吸收白天的太阳光维持生存，但在黑夜里，有时候可以见到他们，面目一半清晰，一半模糊，取决于吸收能量的多寡。 这座城市晚上灯光喧闹，彻夜通明，根本不需要月亮，在他们入侵之前，没人在意，偶尔情侣抬头望天，他们看到了满天星斗，自然的星星，人工的卫星，他们很快闭上眼，低下头，风太大了，风大到了飓风的程度，大家都在寻找避风地方，根本没人在意有没有月亮。 然而，他们不是入侵，而是存在。他们一直是沉默的存在。谁又是风的对手呢？他们就在风里，事实是他们形成了风。 风和雾大了，有时候，演变为暴风雪。   蛤蜊偷了肥辉的途安车离家，不载客，遇到了暴风雪，弃车之后，他在大风雪中走了好多天，本想搭大巴进山，但所有的大巴都被征用了，其中一辆大巴半夜翻进了山沟，车上载的全是需要转运的密接者。 每一晚，只有两分钟的夜光照亮前路。他没有走出我们的城市。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我们的城市。城市是我们的牢狱。他走了不知有多久，直到看见地平线上温暖的灯光。 走了那么久，没有死在暴风雪中，却只有走回这座大城的份。他不怕迷路，怕的是失去记忆。起风了，起雾了。他们在呐喊，夜色降临，他宁愿变成他们中的一员，只要能保留他的记忆。 雾消散后，月亮出来了，只有两分钟，两分钟足够烧毁夜晚。电话亭起火了。怎么起的火，他无所谓，他把汽油桶和打火机都扔进了火堆，这支大火炬带来的光和热，终结了两分钟的夜。 员警赶来，要将他带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摇头。 他们的脸上闪耀著自信，指著只有鬼影子似的大白们出没的广场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还是摇头。盼望著在开口之前消失。但员警一定要他发出“人民”的音。 他说，这是……广、广、场。 员警冷笑著说出了重要事实：他讲不出自己的名字，有很长一段日子了，他忘了，他的记忆不完整，被删除了重要的一块，他很可能是从隔离营跑出来的。很可能感染了。   熊熊烈焰里，他看见他们又出现了，其中有那么一个女孩，你没法不注意到她。她的韩风开叉牛仔裙。白色泡泡袖，诱人的收腰。她笑得那么美妙，那么错误。 他想起了她的名字。但说不出来。 在形体消失之前，他很开心。   作者小传 武陵驿 本名张群，生于上海，居墨尔本。澳洲华文作家协会（ACW）会长。圣公会牧师。神学硕士。2017年回归文坛，重新发表作品，小说陆续刊于《芙蓉》、《江南》、《文学港》、《安徽文学》、《都市》、《莽原》、《长江文艺》和《四川文学》等文学期刊。诗歌见于《创世纪诗杂志》《乾坤》等诗刊，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诗参考》等选本。已出版小说集《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和《骑在鱼背离去》。 在澳洲曾获华人作家节散文奖和Ewing Trust 作家奖等奖项。小说《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获侨联总会2020年海外著述奖。《蘑菇人》摘得2022年北美洲文苑文学奖短篇小说组第一名。 […]
2024年2月4日小説 / 紀實作者：韦钢 1987年3月27日，我乘坐的澳航客机降落在悉尼机场，标志着一年左右的出国努力可以抛到脑后了，新的生活和挑战即将开始。 来澳洲之前被告知，领事馆主管教育的丁老师会到机场去接我，悉尼的住处也有安排。组织上想得很周到，所以没有那种要去异国他乡无着落的感觉。 记得出国前系主任马教授找我谈话。他曾教我车辆动力学，也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有严重的口吃。 “韦……那个…..钢啊……” 我恭敬地等他的下文。他看着我，憋了好半天才说出下一句：当然啦，你……肯定是会按时回来的。你看系里的某某某到现在还没回来，公安局已经来两次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十二年后我回国，提了一瓶澳洲红酒去看望他，一直以来总有一种辜负了他的期望的愧疚感。此时他已经退休，老了不少。他告诉我：你走，是对的！你看，张三走了，去了美国；李四也走了，去了加拿大；王二麻子也去了深圳。都走了…… 我属于“公派进修”。当时全国各个高校都陆续选派年轻教师出国进修，他们基本都是恢复高考后头几届的毕业生。文革革了不少老教师的命，加上当时有政策要求“工农兵学员”退出教学岗位，所以大学里师资严重匮乏。一个快速补充师资的办法就是在应届毕业生中留下一些学习好的做助教，进入教学环节。同时，国家也恢复了研究生的培养。彼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八十年代，改革像春风一般吹遍各个角落。国家百废待兴，人们憧憬未来，充满希望。向西方学习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教育部和各部委都不断为各高校安排名额，选送年轻教师到国外进修。然而名额有限，僧多粥少。所以在那个年代，出国进修对年轻人来说可谓是梦寐以求。既出去镀了金，回来还可以买免税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一步跨入小康。对快要结婚或是刚刚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起初，“选拔”出国进修人员主要是靠组织推荐。后来上面发现这个方法越来越成问题。群众意见很大，没有关系和后门的人就完全没有希望。所以上面想了一个办法：对年轻教师进行外语全国统考。按外语统考成绩排名选拔。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办法也未必公平。但当时对我来说那是绝对合理！ 我考的是英语，拿了全校第一名。本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现在一下就成了铁定，馅饼直接砸在脑袋上。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就像过山车，让人有点惶惶不安，总觉得不真实。 不久，上面就下来一个出国名额，是去美国的，可是没有轮到我，拿到名额的是某处长的侄子。好像是因为他之前几次都没走成，这次必须给他。 校领导告诉我：不要着急，下一个名额肯定是你。后来又下来一个名额，果然给了我，只是这个名额是去澳洲。 于是就把之前酝酿了很长时间的“美国梦”从脑子里抹掉，开始做去澳洲进修的思想准备。 所谓“进修”就是你被选中后自己联系一个对口的大学和对口的导师，在那里工作一年。不缴学费也不拿对方一分钱，等于给人家免费做一年的助理、干一年的活。 当时国家的意图是派人在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通过深入接触的方式，哪怕混一年，耳熏目染多少也能带回来一些先进的思想、方法甚至成果。那是一个白猫黑猫的年代，一切有利于快速提高中国教育科研水准的事，都可以摸摸石头。 因为是免费给人干活，联系接收大学和导师并不难。我的名额是去澳洲，就联系了布里斯班的昆士兰理工学院QIT，现在叫QUT。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摩擦学。这是一门新学科，专门研究摩擦磨损和润滑。比如汽缸壁与活塞环之间的摩擦、膝关节的摩擦等等。当时澳洲只有QIT有这个方向。 话说在悉尼机场下了飞机，过了海关，拖着行李来到出口。眼前有很多接机的人，有的人手里举着牌子。我就极力找一个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长着中国面孔的丁老师。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压根就没有看到中国面孔的中年女性，不免有点不知所措。除了知道“丁老师”三个字外，我没有任何地址或电话号码。 我便穿过人群往外走。离开接机的人群后，突然看见一位中年女干部模样的人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心里一喜，这肯定是丁老师了！便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她跟前。 “您是丁老师吗？我是韦钢。” 我期待着她说：“啊，你就是韦钢啊，欢迎欢迎。”然而她的表情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心想坏了，认错人了。但还是不死心，又问了一句：“您是丁老师吗？” 她没有说是，但也没有说不是，所以还有希望。果然，她公事公办地回了一句：“你等一等。” 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在车上丁老师告诉我：“我先带你到领事馆，因为38号那边的人都上课去了，要到下午三点半之后才能带你过去。” “38号”是公派留学人员的一个集散地，在红坊区。那条街叫什么不重要，大家都管它叫38号，重音在“号”字上，那是离中央火车站不远的一处很旧的住宅。那种住宅门面都不大，但纵深方向很长。一户挨着一户。38号里面有四、五个卧室，一个不大的客厅。厨房很大，似乎是后建的，与主屋分开。还有一个洗衣房，里面有一个超大的洗衣机。洗毛毯被子都不成问题。客厅里则是空空荡荡。而卧室基本都按国内单身宿舍的模式重新安排了一遍。每个卧室都有两三张床，有的是双层。   那时澳洲政府大力援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中一项援助计划就是为中方公派留学人员培训英语。所以公派进修人员在正式进入澳洲大学开始工作之前，都免费接受澳洲援助局（ADAB）的英语培训。短则两个月，长则六个月，时间长短是在北京通过澳方的考试决定的。我在去布里斯班之前，将要在那里学习两个月的英语。 丁老师带我去了领事馆，差不多已是午饭时间。我被告知可以在领馆餐厅吃午饭。我被带到一个不大的餐厅，和领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排队打饭。桌上放着三个不锈钢大盆：一盆米饭，一盆红烧肉，另一盆是煮白菜。每个人拿着碗自己装。饭菜简单，但很可口。关键是自己装，吃多少装多少，不像在国内食堂打饭时常要叮嘱师傅一句：多给点肉啥！ 打饭吃饭，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编外吃客。吃完饭，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丁老师让我在领馆里等，我就画地为牢在那里等。压根没有想自己到街上溜达溜达。 那时没有手机，行李也没有打开，两手空空。于是就坐到餐厅外的阳台上，仔细观察悉尼的街景，第一次近距离地考察外国的街道。遗憾的是周围都是高楼，视野并不开阔。下面是一条很窄的单行道，也看不出有什么先进之处。于是就观察从那里经过的车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每辆车都要在那里拐弯，我能看见里面的司机，但看不见他们的头。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打方向盘的动作都差不多，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条黑色的背带。当时不是很明白，应该是与安全有关。我在想，他们都是这里的主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生活，没有人在乎我这个初来乍到充满新鲜感的中国人。 终于，38号的人来接我了。38号里住的，除了偶有回国的人暂住一两晚外，基本上都是正在ADAB接受英语短训的人。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有几个人我在北京集训的时候就已经见过。 拖着行李大约走十来分钟就到了38号。行李刚放下还没打开，他们就说，“走走走，带你去‘摩尔’买点日用品，正好我们也要买东西。” 走了约莫半小时来到“摩尔”，看到墙上的大字“The Mall”，我想这一定就是“摩尔”的由来。超市不是叫Supermarket吗？突然觉得书本上学的英语和实际情况还是相差很大。 第一次进外国的超市，琳琅满目。最让我吃惊的是在一处卖肉的地方看到鸡腿像小山一样整齐地码放在玻璃柜里。我心里想，这么多鸡腿，那得多少鸡啊！小时候家里偶尔杀一只鸡，母亲就给我和妹妹一人分一只鸡腿，而这里的鸡腿好像是按需分配。牙膏牙刷我都带全了，其实也没啥好买的，就是有点迫不及待地想到处看看。 38号的厨房，里面设施齐全，大家各自做饭吃，也有两个人合起来做的。各显神通，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但都以简单省钱为原则。 吃完饭，老曹提议大家出去散散步。他刚刚完成进修，明天要去机场搭飞机回国。在38号中转一下，我们便漫无目的地在悉尼的大街小巷里溜达着。 一边溜达，我一边问他们ADAB英语培训的情况。有人说，老师根本不讲课，让大家围坐一圈，聊天，然后就是看电影。有人说那里的环境非常好，在一栋高楼的十五层，里面还有乒乓球台。老徐插话：“厕所真干净！他妈的资本主义的厕所比我们的厨房都干净！” 不知走了多远，有人说往回走吧，我们就开始往回走。路边有不少被丢弃的物品，现在知道那是一年一次扔大件垃圾的时候，市政府派垃圾车统一拉走。大家看见很多东西还可以用，觉得很可惜，就决定带点有用的东西回去。我们几个人硬是抬回去一个尚好的三人沙发和一个大彩电。彩电不知是好是坏，但小李说简单的问题他会修，拿回去再说。他曾经自己组装过一台小彩电。 大家吭哧吭哧搬回来一个沙发和一个电视机，放在空空的客厅里。电视不亮，倒也蛮协调，陡增了住家的气氛。 有几个人没有跟我们出去散步，此时正在与一个叫托尼的人兴高采烈地谈着话。托尼是马来西亚华人，人很瘦，几乎是病态的瘦。曾经很潦倒，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去砸商店的橱窗，然后让警察把他抓起来，解决吃饭问题。这是他自己说的，我有些将信将疑。老马说，托尼前几天刚带他们去红灯区参观过。 而此时托尼的身份是北京某免税店在悉尼的代理。他隔三岔五到38号来推销商品。拿着各种大件商品的图片和一本经常更新的价格簿，让大家预订，可以直接在北京取货。每次他来都要被大家围在中间，询问彩电冰箱之类商品的型号和价格。除非是回国人员，其实大家也并非要下订单，只是想了解型号和价格，好盘算自己需要省下多少钱，回去后能实现几个现代化。所以托尼一来，大家总是很兴奋。根据托尼提供的信息，不断更新自己小本本上的预算计划。 那时公派出国进修人员不外乎都在打着两个算盘。或者说是一个最低目标和一个最高目标。 最低目标就是将生活费一点一点地省下来，回去时就可以实现小康现代化。有人甚至连摩托车也买了。所以有精明人偷着出去打工赚些额外的钱。绝对保密，只有最要好的人知道。其实只要一个人知道，很快大家也就知道了，只是不说而已。当然现在说说也没啥，偷偷打工的就是老徐。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关系自然近了一层，但他打工的事却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他有额外的收入，所以也时常花点钱买一点贵的东西尝尝新鲜。他比我早到悉尼几个月，我去不久他就离开ADAB，去了塔斯马尼亚大学。几天后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一页纸的信中简要介绍了那边的情况。末了他嘱咐我：冰箱里有一罐易拉罐的可口可乐，他只喝了一半，授权我可以把它喝完，问题是我这个人有洁癖。 所谓最高目标就是想办法找奖学金读学位。因为在学术生涯中，“一年进修”虽然回去后会戴着一顶“留洋”的光环，但毕竟什么学位也没有，空手而归。所以不少人就挖空心思，给世界各大学的对口教授写信联系，希望得到奖学金，读硕士或者博士。写几十封乃至上百封信的大有人在，但真正成功的可谓凤毛麟角。大家都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哪怕是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医看。 一旦实现最高目标，不仅省去了国内考研的艰辛、拿一个洋学位回去，而且最低目标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后来很多人发现，在自己进修的大学和导师那里，如果干得顺手，双方互相了解后，拿一个奖学金其实也不难。 我就是这种情况，一封信没有写，后来也得到了奖学金，从“公派进修”转为“自费留学”，进而改变了预先设置的人生轨迹。这是题外话。 不知几点钟，托尼走了。有人说，赶紧睡觉吧，明天是周末，一早要乘火车去洛克戴尔跳蚤市场。 洛克戴尔跳蚤市场相当大，数不清的摊位，什么东西都有。用很少的钱能买到各种有用的东西。新来的人到那里去，可以买点毛毯棉被之类无法从国内带来的东西。有人再买几件合适的衣服、物品等。 根据计划，中午12点之前必须赶回来，去附近的派迪斯菜场。 派迪斯菜场是由几个大仓库改造的自由市场。那里蔬菜、水果、肉类、海鲜，只要是吃的东西应有尽有。菜场12点关门。而在关门之前的几分钟，摊主们就开始把空纸箱排成一排，将没有卖完的菜每个纸箱里分一点。然后就在离12点只有一两分钟的时候，摊主一声吆喝，纸箱就立刻被人们一抢而空。纸箱里放满了各种蔬菜。容不得挑选，但随便一箱都很丰富。每箱只要3块钱或者5块钱。38号的人每星期去这里买一次菜。11点多钟去，去早了就随便转转，先不买任何东西，只等那最后一刻，抱一箱回来，往往一个星期吃不完。 不知几点了，睡觉吧。我被安排在一个上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不知什么原因，来澳洲的第一个晚上竟有些睡不着。 突然，门口传来吵架的声音，听不太清楚。隐隐约约听到有人重复地喊：“你们就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吗？！啊？！” 一会，吵架的声音平息了，我们都起身问是怎么回事。小刘是这里临时被指派管事的，刚才就是他在和人吵架。 小刘告诉我们：“是一个自费的留学生，刚下飞机没处去，想在这里借宿一夜。已经让我撵走了。这怎么行？！我们怎么能让自费的进来住？” 其他人也附和着：不可能，不能坏了规矩。 我心里其实有点同情那个自费留学生，老想着他那么晚去哪里呢。同时一种“公费留学生”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睡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今天起，还有很多事在等着我。 来澳洲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如今成了记忆中的一个碎片。   注：本文为《大地留印》第四册稿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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