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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日詩歌 / 评论1. 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 （在世界华人作家笔会2025墨尔本大会上的讲话稿） 各位老师好！由于时间所限，我从长篇演讲稿《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后半部分缩写成这篇发言，故难免在逻辑上、举例上等等方面都会有所疏漏，权作抛砖引玉吧。 先谈写作的大前提，这当然关涉写作主体。作为女性作家诗人，我认为，在写作中首先要淡化这个“女”字，淡化性别意识，让自己努力接近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丰富完整的“人”来进入写作。简言之：要先成为“人”，而不是“女”——这是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前提（这当然同样适用于男性作家）。 既然是作为人的写作，那么其一，写出关怀人的作品，即具有厚重内容、思想超越的“人文关怀”；其二，写出关注当下的作品，即具有社会紧迫问题意识的“现实关怀”。 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也许更多地表现为：主题是关乎人的；题材则侧重于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 我的整体写作、包括女性题材写作，内驱力都来自我对社会存在和个体及族群生命的痛切感！ 并非说作家自己一定要经历诸多苦难，但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强大的“共情能力”，能对他人苦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谈到这一点，我特别要感谢与我亦师亦友的何与怀博士，以他著名评论家的敏感和深刻，居然在20多年前初见我、初读我的作品时，就敏锐地洞悉到这一点，为我写出了1万余字的长篇评论，标题就是《痛苦，是她诗歌的源泉》。的确，优秀的作品回答现实关切，必然体现出作家的心跳声，以及他与大地同步的疼痛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升华为博大的“悲悯情怀”——这，正是文学写作应追求的至高境界。 再谈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我于新世纪出版的两部诗集，都专门辟出一辑书写女性题材，落脚点都是在呼吁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的现代化。我的女性言说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误导、妇女观念的倒退不遗余力地揭批。比如《特区的她们》等，描写病态环境中部分女性人生观的病态扭曲。 第二，对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城市打工妹悲惨处境感同身受的痛切关注和强烈呼吁。比如《深圳打工妹》组诗8首、《飘落的树叶》等。 第三，正面书写理想状态的女性存在姿态，张扬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性灵绽放，全面发展。比如《有一种女人》《关于她们的十四行》《狼毒花》等。 第四，描写这块土地上男女两性关系相处的真相，指陈其违逆现代文明主流的荒谬之处，用了带有冷幽默语调的自嘲口吻。比如《螺帽与螺钉》《男人女人》等。其中的代表作是《沙发》，以人格化的物借喻扭曲的女性生存姿态，被唐晓渡等评论家赞为：对女性生存真相悲剧性的深刻揭示，具有“命名的能力”。 第五，努力拓展对女性话题的思考深度：既揭示当下生存境况，更把书写的笔尖犀利地楔入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找出社会悲剧的真正根源。其代表作是我写于2003年“疑似乳腺癌”动手术前夜的《致乳房》。此诗超越一己之悲，沉痛而又深刻揭示了女性境遇的历史悲剧性，痛陈传统文化的荼毒乃至屠戮，发出关爱女性命运、以及困厄中的女性自尊自强宁折不弯的强烈呼声。 这首诗曾被评论家称为“诗坛经典之作”，殊不知当时极度痛苦中的我是当作绝笔写的。它曾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被国家级的《中华文学选刊》转发在扉页。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曾感叹：“我为她的《致乳房》感到震惊！这是一首写给女性的历史、也是写给个人命运的诗篇，它所包含的悲剧的文化与生命体验，比过去我所读到的所有“女性主义”的作品都要丰厚强烈得多。我从刘虹的大量诗歌中读到了强烈的人格力量“。 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此诗最早、最隆重的反响正是在悉尼，这又要感谢何与怀博士——记得当时我把初稿电邮给了关注我手术结果的何博士，作为此诗的第一读者和第一评者，他在不久后的长篇评论中如此写到：“《致乳房》发在2003年《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58期上。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众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旋即他又安排了在2003年端午诗人节上，悉尼华语电台几名播音员联合朗诵了此诗。这一切让我感念至今！ 记得15年前我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时，记者访谈问我写作中的“女性视角”。我回答说：无论“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都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的眼睛。在写作中，这样的“眼睛”也可称作“双性视角”，它应该是超越性别的。而这样的“眼睛”所构成的现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对视”，既不是旧时代女人的“仰视”，也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俯视”；同时尤须警惕；中国女性普遍不自觉地、甚至主动地甘为“被视”——即传统文化灌输的、几近刻入基因的“被看意识”。孰料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却还有那么多的女人、包括一些女写手把自己当作男人眼中的猎物、尤物和宠物，主动迎合男性目光包括价值尺度，自甘于“被观赏”的位置，成为男性目光的消费对象，且充满了交易盘算。我在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时创作的爱情诗《向大海》，就特别强调了男女两性的平等“对视”，“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句是反复回旋于这首诗的基本咏叹。 记者还问到性别导致了怎样的写作差异。我认为在诗写中，性别的差异，永远不会大于个性的差异。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主体性的存在，要努力成为具备现代人格、内在丰富、精神独立的个人；其次，在表达上忠实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发掘出个体言说的独特性。那么，其性别意识的丰盈饱满自在其中；所谓“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表达，也是水到渠成的；“写作差异”也将不求自来——不是追求与“男人”的，而是与“别人”的不同。写作中，还应尽量从性别意识上升为“人”的意识：力求以丰富饱满的“个性”独秀文苑，而不是以刻意营造的“女性”引诱被看。 综上所述，我的女性言说似可通俗地概括为：写作时少想着自己是女人。除了要最大限度地绽放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更重要的是，应以一种超性别视角，把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的关注,追求普遍人性的健康与和谐发展；以期建立起两性相生、良性互动的现代人文景观；并以此拓展女性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波伏娃正是从女性成长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角度，在其名著《第二性》中道出了这句至理名言：“她们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人。” ——与此同理：要做好一个女作家，更应先追求成为“完整的人”。 谢谢大家！ 2. 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在悉尼的演讲） 今天能来到这里分享写作心得，与大家交流切磋、共同成长，非常高兴！首先要感谢山林、千波、张劲帆等老师的辛苦筹划、精心安排，还要感谢拨冗光临现场的本地作家诗人们！我的演讲题目是：《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身为一个女性诗人，多年来我一直很关注女性写作的主体性问题——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面对书写客体，怎样以现代文明意识来观照和表达女性群体的当下境况、历史命运和精神成长；第二，更重要的是，作为书写主体，女性作家怎样不断自我完善其独立人格、思想追求和公民素质，以期在作品中彰显现代女性应有的丰富性，尽可能完整地揭示出女性整体的存在真相和发展方向，为女性群体乃至整个族群发声。下面分为3个方面来谈今天的话题： 一、简介我的女性题材写作的经历和社会反响 记得15年前，我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上海《文学报》对我专访时，就给我出了这个大题目：谈谈你的女性写作立场。 可能因为自己属于精神追求比较强烈的人,至今被朋友们称作“九死不悔的理想主义者”；尤其经历过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打开国门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当时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在那个精神飞扬的年代，我生吞活剥读了不少新引进的现代文明包括人文主义的书籍。我结合自己的经历，开始关注这块土地上女性群体的现实遭际和历史命运。1980年代中期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女性题材的诗作，比如1985年发在《人民文学》的《读雷诺阿<少女像>》，之后还有《诗刊》《华夏诗报》《青年文学》等报刊。近20年来，我更是越来越多地涉及该主题，发表了大量作品。比如在《光明日报》《诗刊》《星星》《散文诗世界》、台湾《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紫丁香诗刊》，澳门《中西诗歌》，《香港散文诗》，美国《新大陆》、《亚省时报》《常春藤》诗刊；菲律宾《世界日报》等；此外《中华文学选刊》发在扉页的《致乳房》；《花城》上的《女书》组诗12首等。还有咱们《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20多年前就由何与怀博士热心引荐陆续发表了我数十篇作品、包括女性题材作品 。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妇女的解放程度。”所言极是！这不仅是考察客观社会的标杆，更是女作家自查自省、乃至自我存在的使命。 我持续多年的女性话题书写，在海内外文坛引发了不少关注和好评。比如台湾著名诗人向明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评论《丰富而不凡的女性言说》；《文艺报》蒋登科的评论《刘虹：拒绝与坚守》；《诗刊》海上的评论《自由心性与良知》；《文学自由谈》向卫国的评论《追求诗歌的“重”与“大”》；《阅读与写作》赵思运的评论《刘虹诗歌的女性言说》；《澳洲新报》上的何与怀博士的刘虹访谈《对话：精神贵族与现代女性诗写》；台湾《艺文论坛》的刘虹访谈《女性诗歌：根部意识与现代精神》；香港《夏声拾韵》上的《诗歌是我俗世的飞翔——刘虹访谈录》；评论家唐晓渡发在《绿风》和《特区文学》上的《评刘虹的诗<沙发>》；以及国内外著名评论家和诗人孙绍振、鲁原、陈超、张清华、耿占春、李建军、何与怀、王岳川、李小雨、韩作荣、王燕生、向卫国、张德明、、周思明等对我第6部诗集中女性话题作品的评论等等。此外，在第13届国际诗人笔会上，我宣读了论文《现代女性的诗写姿态》…… 这里节录一段同为女性诗人的原《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的评论： “刘虹的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优秀的女诗人，首先要突破的是性别，也就是说首先是诗人，而不是女诗人。大气、纯粹，这正是刘虹的诗最令人欣赏的地方。思想的光芒使女诗人显出不同寻常的可爱。” 另一位著名诗评家赵思运也谈到我作品性别表达的特征：     “刘虹的诗充满了丰富的诗学辩证法：一方面，把性别意识发挥到极致，考量女性的生存处境；另一方面，又在价值立场上极力淡化了性别意识，而凸显出普适的“人”的立场。一方面张扬俄罗斯的文学精神；另一方面，又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语境。一方面，打开女性的丰富而充盈的生命感觉；另一方面，又涤荡了风花雪月的脂粉气，而通向骨气奇高的理性之境。将对立的两极力量平衡起来的诗艺，对于诗人是很大考验，而刘虹无疑是化险为夷的。”     “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曾是我多年前研读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女性主义”奠基人西蒙·波伏娃著名的《第二性》一书的心得概括，成为我一生的追求目标，以及写作时的精神向度。然而，我越来越发现，现实中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在一个传统劣根顽强因袭加现代文明精神缺位的土地上，一个追求人格尊严、独立思考、性灵绽放、看重精神价值的女性，越努力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越与现实中传统社会所要求的“女人”标准背道而驰，以致遭遇更多的人生磨难……毋庸讳言，在世俗世界里，这几成今天的一道“中国特色”风景…… 其实，在有些只要奴才不要人才的地方，男人也同样：想不谄肩胁背、挺直腰杆不妥协、不流俗地做人，那多半会被俗世所不容。 ——正因为此，我才要用自己诗笔真诚地呼吁： 无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要先成为人——题中之义包括：去努力拓展人之成为人的社会环境，以及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理想追求，才有可能接近成为一个丰富完整的女人（或男人）；这辈子可以不做世俗世界的所谓“成功女人”，却应该努力地去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大写的——人！同时，作家只有不断历练成长为人，才有可能写出具有灵魂质量、思想份量和历史重量的好作品。 二、是何、为何、又如何呈现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我认同的“女性写作立场”主要包括： 首先，树立健康的写作理念。多年前在《诗刊》介绍我的专题中，我曾这样表述过自己的写作理念： 一个人选择了诗，不仅仅是选择了一种言说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生存方式。因此，诗写者最终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写什么”，甚至也不在于“怎么写”，而是你自身“是什么”——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还是那句老话：追求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诗写的历程，首先是灵魂熔铸的历程。我始终看重作品所体现出的心灵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以及对价值立场的自觉坚守。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写作的大前提，当然关涉写作主体。作为女性作家诗人，我认为，在写作中首先要淡化这个“女”字，淡化性别意识，让自己努力接近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丰富完整的“人”来进入写作。简言之：要先成为“人”，而不是“女”——这是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前提（这当然同样适用于男性作家）。 既然是作为人的写作，那么其一，写出关怀人的作品，即具有厚重内容、思想超越的“人文关怀”；其二，写出关注当下的作品，即具有社会紧迫问题意识的“现实关怀”。 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也许更多地表现为：主题是关乎人的；题材则侧重于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 我的写作包括女性题材写作，内驱力都来自我对社会存在和个体及族群生命的痛切感！并非说作家自己一定要经历诸多苦难，但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强大的“共情能力”，能对他人苦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谈到这点，我特别要感谢与我亦师亦友的何与怀博士，以他著名评论家的敏感和深刻，居然在20多年前初见我、初读我的作品时，就敏锐地洞悉到这一点，为我写出了1万余字的长篇评论，标题就是《痛苦，是她诗歌的源泉》。的确，优秀的作品回答现实关切，必然体现出作家的心跳声，以及他与大地同步的疼痛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据此才有可能升华为博大的“悲悯情怀”——这，正是文学写作应追求的至高境界。 为何要倾注于女性言说？简而言之，若把我用诗歌表达的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归结为几个字，可曰：痛切感！这正是我写作女性题材的强大内驱力和持久的激情之源。一个真诚面对生活的作家诗人，就总是怀有“忧天下之忧”的悲悯情怀，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疼痛感，方可对社会不断发出追问，不断标出新的审美高度以促社会进步。 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大家知道：任何问题的提出都应有现实针对性。而我在诗写中强调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进而才可以做好女诗人，正是在感官欲望疯狂膨胀、市场化语境格外形而下的今天，对严重误导女性成长的病态环境的坚决抵抗与观念反拨。我的展现大体可归结为5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误导、妇女观念的倒退不遗余力地揭批。比如发在《星星》诗刊上的《特区的她们》，描写病态环境中部分女性人生观的扭曲（此诗曾获全国大赛一等奖）。发在《花城》的《让我提前进入老妇的生活》、《男人需要的女人》、《趟不过男人河的女人》等，揭示女性当代生存的悖论。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题世界名画》、《我歌颂重和大》也涉及此类的话题。 第二，对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城市打工妹悲惨处境感同身受的痛切关注和强烈呼吁。我曾在报社新闻热线值班，接到过多个打工妹呼救的电话。为何说打工妹是弱势中的弱势？因为她们往往多承受了一重性别的不安全感、甚至来自打工仔的情场欺侮。我直接面对这个群体创作了《深圳打工妹》组诗8首、《飘落的树叶：读新闻打工少女跳楼宁死不卖淫有感》。后一首诗沉痛到冷峻荒诞感的地步：我书写的立足点并非常规角度的同情跳楼者、谴责施害者，而是着重表达对蒙昧看客和无视生命的传统贞洁观的愤怒，对促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和陈腐文化的尖锐批判。 第三，正面书写理想状态的女性存在姿态，张扬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性灵绽放，全面发展。发表的此类作品主要有《有一种女人》《女诗人》《关于她们的十四行》《狼毒花》等。 第四，描写这块土地上男女两性关系相处的真相，指陈其违逆现代文明主流的荒谬之处，用了带有冷幽默语调的自嘲口吻。比如《螺帽与螺钉》《让我扮一回淑女》《男人女人》《情书里的她们》等。其中的代表作是《沙发》，以人格化的物借喻女性的生存姿态，被唐晓渡等评论家赞为：对女性生存真相悲剧性的深刻揭示，具有“命名的能力”。     下面我 朗读《沙发》：                    《沙 发》 它就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夕照里，更妩媚了它穿着真皮的微笑它谦恭迎纳的姿态使事物坚硬的一端顿时服软它曾是客座并客串一个中国式的家庭天伦之乐的部分尽管，从不许它站起来 它长久地邀约、等待被要求的温柔与端庄，只有向自己的内部一再逼取它坦然引领压迫，引渡强权对软硬不吃，应对以大开大阖的弹性，对施虐迎合以受虐并乐于被夸赞为——体贴乐于被沧桑人世勒索为女性胸怀柔若无骨，是主人对它的另一项夸赞 你想像不出，无论豪宅还是陋室少了它的明确位置，暧昧身份谁将与惰性调情陪春心落寞，谁将以柔克刚，承受生命之轻和无聊之重，每个夜晚谁为电视剧捧出收视率，以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强韧理由 由于它的铺垫，使冷硬难耐的生活再次下降底线。它解构了硬同时解构一切决绝与高度让自由落体在触地的一刹丧失呐喊却令暴力君临时弹起更高的麻木，以对世界的半推半就随遇而安，阐释阴性的东方哲学在站立和倒下之间，它让人模棱两可，中庸，苟且以便依仗坐在怀里的幻觉与自己和解…… 缺钙的脊骨需要托靠羸弱的雄心需要温馨摇篮这个顶着洋名字的中国女人必须在命运绷紧了的皮笑肉不笑上把自身的曲线竭力驱赶要隆起更多的柔软去碰硬于挤压困窘中，亮出自己的丰乳肥臀，在所有的厅堂跪成一排！ 此刻，它像所有女人一样害怕孤独，以致所有的摆布对于它都像是……正中下怀它甚至怯怯地问——这，正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吗？ 第五，除了上述四个角度的表达，我还努力拓展对女性话题的思考深度：既揭示当下生存境况，更把书写的笔尖犀利地楔入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找出社会悲剧的真正根源，以期得以疗治推动社会进步。其中的代表作是我写于2003年“疑似乳腺癌”动手术前夜的《致乳房》（那天恰逢三八妇女节）。此诗超越一己之悲，沉痛而又深刻揭示了女性境遇的历史悲剧性，痛陈传统文化的荼毒乃至屠戮，发出关爱女性命运、以及困厄中的女性自尊自强宁折不弯的强烈呼声。这首诗曾被评论家称为“诗坛经典之作”，殊不知当时极度痛苦中的我是当作绝笔写的。它曾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被国家级的《中华文学选刊》转发在扉页。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曾感叹：“我为她的《致乳房》感到震惊！这是一首写给女性的历史、也是写给个人命运的诗篇，它所包含的悲剧的文化与生命体验，比过去我所读到的所有“女性主义”的作品都要丰厚强烈得多。我从刘虹的大量诗歌中读到了强烈的人格力量“。 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此诗最早、最隆重的反响正是在悉尼，这又要感谢何与怀博士——记得当时我把初稿电邮给了关注我手术结果的何博士，作为此诗的第一读者和第一评者，他在不久后的长篇评论中如此写到：“《致乳房》发在2003年《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58期上。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众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 旋即他又安排了在2003年端午诗人节上，悉尼华语电台几名播音员联合朗诵了此诗。这一切让我感念至今！ 下面我节选朗诵：全诗共五节，每节11行，为省时间我只读头尾两节。 《致乳房》                 　           ——写在2003年3月8日乳腺手术前夜 　             一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你旖旎而来的路上有太多风光但谁又敢夸口景色？人人一睁眼就摄入心底并使英雄雄起又跪倒，口中喃喃婴语的——是谁？ 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                五都说黄河自你而来　长江自你而来有关高度被低处的挥霍　歌里没说明白 在语言竞相虚胖的时候　只有你把塌瘪当归宿 对于许多人包括男人　 你是图腾是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审美叙事　也是功用是家常是一生的外向型事业　和不绝如缕的下流之歌是被榨取被亵渎也奈何不了的　慷慨 一个词因而借你还魂　今夜之后哪个词还能挺身而出　在你交出的位置号称——母亲？在小路趔趄扑往家园的方向　虚位以待？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我的女性书写，在从以上五个方面展现我的指认、揭批和吁求之外，我还试图挑破一个可谓集体无意识的误区——我深深感到，我国多年的所谓“妇女解放”其实扭曲之至，只强调经济地位提升和独立之类外在的东西，而忽视了人格平等、精神独立这一更内在的现代素质，这导致了大量女性除了把自己“解放”得跟男人比“粗”比“悍”之外（这当然与男女干一样活儿强顶半边天、不顾性别差异地“被解放”有极大关系，仅这一点社会就难辞其咎），而自我立身之本的尊严意识、精神独立却极为欠缺。对此，在我的女性题材写作中给予了劝诫式的关注。比如在《深圳打工妹》组诗中的《白领小芳的幸福生活》、《小妹》，以及《特区的她们》一诗中对那些或被迫、或自觉地“活在男人眼睛里”中、充满交易意识的女性，就表达了一种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我新世纪出版的两部诗集，都专门辟出一辑书写女性题材 ，落脚点都是在呼吁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的现代化。 说到这儿，我想起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厌女症深刻且犀利的剖析。她指出，厌女症在男性身上表现为对女性的蔑视，在女性身上则体现为自我厌恶，这一洞察深入到性别文化的骨髓，让人们看到性别不平等如何在潜意识层面运作。她还针对女性群体强调：“保持个体的独特性、自由，比追求平等的对待更加重要。”     多年来，我的女性写作立场首先是从我自己的观察、自省、读书等等经历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这期间自然也接受了从西蒙-波伏娃、伍尔芙、杜拉斯到上野千鹤子等杰出女性主义作家的重要启发，使我关于女性写作的立场也愈发明确一一比如在写作中，我不仅仅会关注仍处于父权社会的女性生存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女性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声音，而是更加强调：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存在，女性必须在精神上自我解放，追求人格尊严，独立思想，生命价值的绽放。这首先就要克服内心的自厌、自卑、自弱、自我放弃，突破内在的枷锁。 我15年前出版的第6部诗集《虹的独唱》，书中用了整整一辑来多维度地表达我的女性写作立场，这一专辑命名为“女书”。其中一些诗作如《有一种女人》《致女儿》《螺帽与螺钉》《特区的她们》《沙发》《致乳房》等等，曾广获好评，被多次转载、选刋。近年我的女性书写则更多为独白式,如《自首书》《我的性别简历》《梦》《漂亮女人存在之学》《挺好》《我和我的母系基因》等等。 回到上面朗读过的《沙发》，这是21年前看着我家的沙发写的，力求深入针贬在社会客观压力和女性自身退缩这两者同谋下，所导致的女性身心的奴役状态如何达到司空见惯且不自觉的程度。现在看来，这首诗的主题也恰恰对应了上野千鹤子的那句名言：“因为无法逃离而强行养成的忍耐力，是奴隶的宽容。” 毫无疑问，身为女性作家，我们在成为“人”的过程中，首先应同整个女性群体一样：摒弃这种古朽文化强加给我们的“奴隶的宽容”，并用笔充分地表达我们挺直的脊梁。 曾有记者问我，“写作时你肯定会不自觉地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我的回答是：不！不是这样。性别在我的诗写中，除了起到题材视野有所侧重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多的作用。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健康写作理念的作家，首先是要站在一个追求现代文明的现代人的立场。如过分夸大性别在写作中的作用，总让人疑惑这可能多半是一种“营销”策略吧？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上这种“策略”还少么？比如那时泛滥文坛眼花缭乱的旗号和炒作：“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小女人散文”等等。我并不笼统地反对“身体写作”，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历史起点，“身体写作”对于打破“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话语统治，无疑曾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似乎1990年代引入中国后我们就念歪了经，过于痴迷于形而下的身体抚摸、欲望展销，却忽视了“身体写作”中更重要的对女性完整的生命体验的发掘（包含肉的，更包括灵的）。所以，我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作家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到性别的区分。如不先界定和展示你在动物界的种属，岂不容易堕入论公母而非论男女的荒诞中？显然，先成为人，继而作为人而为文，这是一个逻辑的、也是一个现实的不可跨越的前提。 面对种种社会病相，我愿把女性题材书写，当作是对“五四”反封建主题的延续，当作新时代妇女自我解放、精神现代化的新启蒙。 （这里插一段“轶事”：著名女作家张洁谈到总被人强调为“女作家”隆重介绍时曾激愤地说：“我干吗非得卖这个‘女’字！不亮出这字儿，我就当不好一个作家不成？！”我很欣赏张洁这种拒绝搔首弄姿卖弄性别的“大女人气”）。 获得中国女性文学奖时，记者还问到我写作中的“女性视角”，我认为，无论“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都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的眼睛。在写作中，这样的“眼睛”也可称作“双性视角”，它应该是超越性别的。而这样一种女人与男人的“眼睛”所构成的现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对视”，既不是旧时代女人的“仰视”，也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俯视”；同时尤须警惕；中国女性普遍不自觉地、甚至主动地甘为“被视”——即传统文化灌输的、几近刻入基因的“被看意识”。孰料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却还有那么多的女人、包括一些女写手把自己当作男人眼中的猎物、尤物和宠物，主动迎合男性目光包括价值尺度，自甘于“被观赏”的位置，成为男性目光的消费对象，且充满了交易盘算。 我在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时创作的爱情诗《向大海》，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句是反复回旋于这首诗的基本咏叹。曾有论者将《向大海》与舒婷的爱情诗名篇《致橡树》相提并论，而我可能更多地聚焦于相互独立、各自丰盈强大的男女两性，怎样在“对视”即平等对话中，达到深层的互相呼应、互相容纳，达到哲学意义上的自洽与包容。而当它指向个体时，无疑将成就爱情的最高境界。 是的，从“人”的立场出发，张扬独立人格、尊严意识、自强精神和自由心灵的现代意识，这是我诗写中主要的“女性视角”，并力求开阔以达高远。 西蒙·波伏娃正是从女性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角度，在其名著《第二性》中道出了下面这句至理名言：“她们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人。”——与此同理：要做好一个女作家，更应先追求成为“完整的人”。 至于“性别导致了怎样的写作差异？”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在诗写中，性别的差异，永远不会大于个性的差异。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主体性的存在，要努力成为具备现代人格、内在丰富、精神独立的个人；其次，在表达上忠实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发掘出个体言说的独特性。那么，其性别意识的丰盈饱满自在其中；所谓“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表达，也是水到渠成的；“写作差异”也将不求自来——不是追求与“男人”的，而是与“别人”的不同。写作中，还应尽量从性别意识上升为“人”的意识：力求以丰富饱满的“个性”独秀文苑，而不是以刻意营造的“女性”引诱被看。 综上所述，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似可通俗地概括为：写作时少想着自己是女人。而应以一种超性别视角，关注整个人类文化历史,探寻普遍的人性意义；把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的关注,追求普遍人性的健康与和谐发展；以期建立起两性相生、良性互动的现代人文景观；并以此拓宽女性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三、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主要特征:现实关怀和思想力度    在我的第6部诗集《虹的独唱》研讨会上，记者采访我说：你的诗十分关注现实，比如闻名遐迩的《打工的名字》等关注底层劳动者；《我歌颂重和大》《说白》等扫描透视社会病状。在诗歌和诗人越来越倾向于内心，倾向于自我的年代，这是非常独特的。你如何看待诗人的“责任”与“担当”？你诗风的独特之处？我回答说：向内或向外，只是诗写路数的不同，这与写不写得出好诗无关。向内的倾述，关键是看诗中的“自我”是否有足够的分量、能否“倾诉”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况味与价值追寻？但无论怎样，自我倾诉不能过滥，一味自我抚摸以致成为自恋的表演。诗人还是要更多地睁眼看世界，成为怀抱悲悯之心替这个世界喊疼的人。这至少是一个健康人格的存在姿态所要求的，更是文学的道义担当和写作的意义所要求的。（这里插几句：我近年的写作，较之过去更加深切地关注社会现实，诗也越写越干巴锋利，曾自嘲：我写的是“杂文诗”，至少在咱们《澳洲新报》发表的数十首诗中多半可归于此类（多用的笔名）——我实在是不吐不快啊！我视精准犀利的表达为第一，管他什么文体，若为此丢了诗人的名号，那就丢吧，呵呵……事实上，22前我的长诗《打工的名字》被海内外广泛转载时，其中就包括《中国杂文选刊》,分两次转载的）. 其实，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并非对诗人的特别要求，而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合格的公民都应具备的。俄国的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就曾强调： “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你必须成为公民。”既然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就必须具有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只不过在方式上更多的是用笔。我曾这样强调过自己的写作理念：“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 有评论家把我的写作特征归类为“抽象现实主义”，以及区别于一般女诗人的“厚重与大气”。我想，这是在肯定我对现实关怀和思想力度的追求吧。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我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其中，我着意用“贴地而行”作“人文关怀”的定语，这是借用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朱学勤的一个词，意思是要俯下身来近距离地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呼声。我的《打工的名字》、《特区的她们》、《飘落的树叶》《深圳打工妹》等，以及近年的大量诗作，比如《敏感词》《说小》《指望》《今日说法》《形式逻辑里的人民》等等，可以视作对这一追求的自觉实践。我希望不断地丰富、升华、包括矫正自己的认知，坚定地从一个真正的“现代人”的立场出发，不断增强对现实社会洞悉、命名和批判的能力，使我的诗笔更加具有穿透力。 为便于大家理解“抽象现实主义”,我节选《打工的名字》朗读一小节：        C．打工的名字像成年期拐不回来的儿歌在语词上响亮，在语法里暧昧 它作复数，被称作人民君临于许多报告，属于客串性质它作单数，就自称老乡穿过城市的冷与硬，以便互相认领 它发高烧打摆子都在媒体高兴时，被摆在“维权”的前面作状语生气时，又成了“严管整治”的宾语过年最露脸，在标题上与市长联合作了一天主语 此外，它总是和鱼建立借代关系——车厢里的沙丁鱼，老板嘴边的炒鱿鱼信访办缘木求鱼，医疗社保的漏网之鱼还有美梦中总想翻生的咸鱼…… 它在外科截肢内科祛毒急诊清创妇科打胎常常被写成简化字异体字和丢了偏旁部首的错字使它在病历内外都摇摇晃晃站不稳…… 从上大约可见，诗思力求在更高的抽象层面，做名与实之间或名与名之间反复穿越。这是谈到我嘱意的诗写风格之一，略举一例，今天不能展开说。 谈到我追求的好诗？记得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对爱尔兰诗人希尼的授奖辞说：对生存境遇的“细腻而又深刻的反思，以丰富的抒情美和道德与理性的思考深度，使日常生活提炼升华，并使历史得以复活。”我所追求的好诗，就是符合或接近上述写作理念、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表达出人类共有的生存困境并吁求拯救的诗歌；我欣赏的诗人，就是写出这种诗歌的人——包括“记忆历史并为历史做见证”，富有道德激情、思想深度、丰美的意蕴和形式，崇高与优美的结合。具体在风格上我的爱好比较宽泛，不拘于某一类型。比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要诗人和之后的“不合作者”诗人，包括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其他还有现代欧美重要诗人里尔克、艾略特、普拉斯、叶芝、米沃什、奥登、希尼、帕斯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每读她的诗，都有一种深深的感佩——无论多么粗粝恶劣的环境、长久的暴政打击，都侵蚀不了诗人那颗优雅高贵的心。我常常为她、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中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古老的东方民族骨子里钙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贫乏，很容易滑到自嘲自虐式的油滑、痞气，以及价值虚无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惟物是拜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和坚韧，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和卑怯——就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 文学艺术的追求过程，就是求真、向善和寻美的过程。在作品的思想力度上，我之所以把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或曰“求真价值”）摆在首位，主要是针对当代文坛多年来的一个乱象——有些诗人不经过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以求获得理性把握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而只凭一己一时的小感觉写作，常以思维的浅薄和混乱冒充“朦胧美”，或以形式的花哨掩盖内容的苍白。须知，真正的大诗人，都首先是个有“头脑”的思想家；甚至仅仅具备道德激情的正直“心灵”，缺乏思想的高度，也难以企及写作的大格局。 关于这一点，著名评论家陈超在诗论集《打开诗歌的漂流瓶》中曾有明确的表达：“文学写作在强调‘心灵’之外，也要看重‘头脑’。”我的理解是，前者更多的表现出作家对世界的情感向度（需要向善的态度与热情），后者则表现出对世界判断的思想高度（需要求真的发现与深刻）——此乃“大气”的前提。毫无疑问，真与善，是美的基础，面对大千世界，求真欲是一个健康人格的本能欲求；那么，它合乎逻辑地理应成为人类文学表达的基础价值所在。评论家敬文东曾倡导“诗歌伦理学”，他把“无发现”视作“不道德的诗作”。求真意志所导致的不断“发现”，对现象世界重新命名的能力，应是一个严肃作家的重要写作目标。 而思想深度，无疑来自于作家顽强的求真意志。这不仅要善于概括提炼直接经验（自身体悟）与间接经验（他人总结），而且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偏重审美表达中的“感觉”、“意会”；夸大形象思维而贬抑抽象思维；处世做人上则要求“藏锋守拙”、“难得糊涂”，以及不求真理但求人情的“面子主义”。与世无争、虚静无为的“出世哲学”，驯顺忍耐、骑墙中庸的“苟活智慧”等等。这都与极权社会统治者数千年推行的“愚民政策”和高压治理密切相关，使社会上长期充斥着压抑真理追求的“反智主义”和“蒙昧主义”。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多强调一些理性的敏锐、作品中多体现一些求真的意志，正是在这个特殊语境里“矫枉”所需要的反拨（我在这里并没有因此轻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即审美价值的意思，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青年学者余杰曾说：“文学既是一次梦幻之旅，也是对现实执著的关注和批判。”我深以为然。一个从“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必然要回应时代的主要问题。比如在今天，不懈地揭示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用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话语权去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包括权贵市场经济、官场腐败、权力通吃和阻挠政体改革等等），这正是当下作家所应寻求的最重要的“真”。我始终认为：诗人应该保持精神的洁癖。我很欣赏作家张承志的这个词：清洁的精神。对于女性，尤其女诗人，这种自爱，更是尊严的象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说得好：“写作是证明自我的唯一途径”。的确，诗歌写作，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存在的方式，也是我以决绝的姿态与世界相拥的方式；它顽强地证明着我的生命存在，且不断校正着我的感性与理性、外在我与内在我的失衡，使我葆有心灵的持续健康和丰富。同时，在客观上，我的诗写能对世上的真善美有所促进，至少有所吁求，这令我欣慰。在某种意义上，诗歌写作之于我，不啻为一种俗世的拯救；或者说，是在肉身沉重的俗世间心灵的飞翔。                          最后，朗读我女性书写的代表作《向大海》中的一小节，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篇：                                                                              《向大海》       ——写于1987年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秦皇岛海边 面对你，所有不真实的都仿佛存在。 夕阳自焚的气息自深渊弥漫你柔滑的掌上耸动一个粗野的世界断裂之光劈开一片片跑马场月亮在我狂欢的发梢备下金鞍待一声口令，自宇宙之外倾听你深沉的叹息像倾听英雄的独白 而我此时，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刻，上苍疏忽了某个传统安排也许我指尖走漏过一叶白帆的潇洒而信念恪守于高高把位淌低音弦上你嘶吼的男性血和你礁渚郁结的深重苦难这使我顿感卑微从此缄口，静如一条偈语…… 于是，我得以从全方位包抄而来被波涛托举为开花的时辰渲染葬礼在我辉煌的伤口敷你咸味的体贴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爱！ 我因而成为最蛮傲的情人用凋落的泪光踩响格律横贯多变奏主题，我飘逸如云又时时为你雄浑的幽思所注满驭饕餮之谷抖野性的缰绳跨越整世纪情感的断层——我只臣服于你的麾下，以女王临渊的姿态 此刻，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有谁知道，你的浩瀚只是我灵魂的一次宣泄一行诗的剪影一句箴言我们是天生的不肖之徒据守阴阳两极不忍，却又只能拒绝陆地的挽留正如你以博大的沉默拒绝人类语言命运将我封闭为一座礁石却被你永恒的骚动宣布为另一种浪花: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谢谢大家！ […]
2025年4月2日詩歌 / 评论何与怀 一 试想像这么一个场面：在澳大利亚这个位于南半球、远离中国的英联邦国度，在悉尼这个西方城市中的一间中式酒楼，几十位华裔诗人聚会，两位本地电台汉语主持人和一位悉尼大学汉语教师，以朝圣般的虔诚，共同朗诵一首诗，全场屏息倾听，结束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大家无不感动、钦佩，甚至肃然起敬…… 这是澳州《酒井园》诗社2003年一个春日举行的活动，朗诵的诗是刘虹的《致乳房》。 二 2003年3月4日，我收到刘虹的电邮，告诉我她大约一周后动手术。她说：我患乳腺肿瘤多种，先取出一个最危险的（当时被广州和深圳几家医院疑为乳腺癌）。我主要是身边无人照顾，加上体质太差，心里有点害怕。还有报社正在合并动荡时期，不宜住院请假；正在筹划的诗歌活动也骑虎难下。最主要的，是女人对这种手术都有本能的拒绝心理。我的身体从小就多灾多难，常常要承受病痛煎熬。刘虹最后对我凄然地说，再给我一点勇气吧。谢谢！又说，可以谈谈审读我诗稿的意见吗，感觉也行，这真是我的精神寄托啊！ 第二天，我又收到一封题为“刘虹致谢！”的电邮。信上说，我会记住你的鼓励，愿上苍保佑我——手术提前了，再联系。此后，我一直预感刘虹有好消息给我。3月20号一早打开信箱，果然！刘虹告诉我，她已动了乳腺手术，万幸是良性的，上苍保佑！刚刚出院，今天提前上班了——工作环境压力大，不敢休完病假。 她随信附了一首诗，就是《致乳房》。 她问我，你们报纸能发么？ 我说，这正是我最想发的杰作。 《致乳房》发在《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五十八期上（2003年4月12日）。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衆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我自信我的见解不错。 后来，刘虹告诉我一连串的好消息：《致乳房》在《星星》2003年6月号发出后，立即被国家最高级别的《中华文学选刊》推举选用，以最快速度发在第八期扉页上了。接着，又被《诗刊》十一期选载了。陆续还有《诗歌月刊》、菲律宾《世界日报》、美国《亚省时报》、马来西亚《清流》杂志。此诗并在当年的全国诗赛中获奖。刘虹一再强调：“我永远记得是你慧眼识珠首发的，你是这首作品的真正伯乐！再次谢谢你！” 我对“伯乐”的赞谢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我希望所有读到《致乳房》的人都能感受作者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对自己精神疆域的坚守。这首诗现在誉满海内外，但它是在一种多么可怕的状况下写成的啊！ 回到2003年3月8日那天。 刘虹那天上午还在坚持上班，下午独自去医院办理住院及手术的繁冗手续，晚上回到形影相吊的家，备感孤凄恐慌无助，自哀自怜中又心有不甘。她拼命压住自己的软弱、绝望的念头，或者相反——绝望的念头正在打垮她：以为一生在绝望中挣扎，现在可能真的走到头了。一个单身女性孤独无助地承受也许是癌症大手术的身体重创已经够惨，何况又要痛失女性美的标志！何况痛失之后还要面对生死难定的生命挣扎！她想到即使侥幸不死于癌，但她纯情至性付出血泪代价、守望了大半生的爱情从此更加遥不可及！即使能苟延残喘，可生命的质量此后再也谈不上了。她怀疑自己还有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现实能力…… 死到临头的感觉，又不甘心就此了断，此时她突然想到必须用一首诗，记录这种痛苦的生命高峰体验，也许这首诗就是她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生命留痕……这是三八妇女节之夜。《致乳房》在泪中急就—— 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开始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绝笔。它差不多是被当作遗嘱写的。所以，刘虹回忆说，当时的心情凛冽、决绝而又澎湃，基本是一气呵成。又恰逢妇女节，全世界关注女性的时刻，但“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她却只能凄哀地泣血而歌，自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充满了生命的悖论！ 《致乳房》全诗共五章，每章十一行，形式上比较整齐。以刘虹当时的心境和紧迫的时间，她根本来不及考虑诗歌形式的问题，可以说是自然流淌。现在人们都一致指出，这首诗的形式是其主旨的非常恰当、完美的载体。刘虹谦虚地说这属于“歪打正着”，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三 许多论者都赞同，《致乳房》可以视作深度诗写的成功范本（对比之下，当代中国诗坛泛滥一时的下半身诗歌作者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只是这些诗人毫无羞愧之心），体现了刘虹坚定的理想主义诗写立场，她要传达出：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心地高洁、精神丰富、有灵魂持守的女性，在深刻的自我认定之上对痛苦宿命的担当。当然，以刘虹的人生观和精神疆域，她不可能局限于一己的命运悲哀，自然流淌出的是高标于世俗之上的一个大写的人，对生命和世界的审视与浩歌。 再以《打工的名字》为例。这是刘虹另一首重要的作品，动笔于2003年元月，3月修改定稿。一年之后，刘虹告诉我，此诗近期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几家报刊发表和转载，包括《中国杂文选刊》，但她并不以为然——文学媒体也是跟风，跟中央“关注农民工弱势群体”文件精神之风。而这首诗远远早于此风之前写成，早先投稿却无人搭理。一家国家级大刊物在投稿8个月后、“风”盛之时，才又翻出来，说诗好，要发，责怪刘虹已转投边塞小刊《绿风》发出了（！）。《打工的名字》第一节整个是“名称”的排列： 本名    民工小名    打工仔／妹学名    进城务工者别名    三无人员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昵称    农民兄弟俗称    乡巴佬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    公民家族封号    主人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真是不动声色却意味深长的排列。谁都可以看出其中巨大的悖论和讽刺意味：农民工名实不相符、名字与名字演进的自相矛盾、和历史更迭中被欺骗的命运。下面几节都是农民工命运的讨论的展开和深入。诗这样结尾： 打工的名字，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惭 它决定对内作一次机构精简，首先去掉那些好听但没用过的学名尊称和封号重新起用曾用名，至于临时户口名悄悄地暂时别报，当务之急是把讨厌的时髦称呼n次方再乘以负数，算算最後值是梁山泊还是梁山伯——哦，如果所有伤心都能化蛹为蝶…… 打工的，在改名字之前做着最后的盘点。 刘虹说，之所以修改了好几遍才定稿，就是想让自己的热血走到笔端时冷凝一些，不是直接为打工者“热呼”，而是“冷嘲”社会的自欺欺人，唤起打工者对自己命运的真切认识和权益维护意识，并警示官府不要把人“逼上梁山”。 在书写形式上，《打工的名字》保持了刘虹一贯的风格：追求情绪的内在节奏感、语言内核的张力，以及词语质地的强烈对比与碰撞。正如一些诗评家所称赞的，这首诗的特点是写得比较“智性”。刘虹自己调侃说，她的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大大强过她的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如果被传统诗论判定，实为一个“不适合写诗”的人。但她始终看重诗里所传达的思想——这块土地上启蒙的使命远未完成。 刘虹的创作表明，她确实一贯重视作品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这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个诗写者起码的社会良知和道义承担。她之所以能在中央文件之前写出此诗（她此类关注底层群体的作品还有多篇），除了她一直“坚持要用一颗朴素的灵魂倾听大地痛苦的呻吟、绝不切断诗写者与现实存在的血脉相连”这样的写作观念之外，还因为她在新闻媒体工作多年，前几年还负责过新闻投诉热线，经常接触到底层打工者的不平之声、呼救之声，声声让人不安：这社会真是太黑了！简直有官逼民反的势头！刘虹在工作中尽力帮他们向上投诉以解危难，但这并不足以平静她的良心。正如她自己所说： “若我不写出来，我的笔也会不安的。这个时代仍需要铁肩担道义的、正直的、有热血的诗人，社会的‘痛点’也是自己生命之痛！一个诗人的痛感神经麻木，就不配写诗了。所以我一直不能认同让诗歌回到内心、只抒一己小悲欢、小自恋的写作姿态。” 前不久，刘虹来信说她正在编辑新诗集，出版商催着交稿，但还是要等我的回音——她叫我看看哪一辑排第一、第二？看看那首诗排第一、第二位置？她说是“求教”，我可担当不起，但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就按现在第一辑排第一，而且，第一首应该改为《打工的名字》，第二首为《一座山——致钟南山》……，这样更突出这部诗集与众不同——更注重其社会政治意义。 她在这部2004年底出版的新诗集《刘虹的诗》的自序中强调： 其实，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的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 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四 三十年来，刘虹写出一首首令人瞩目的诗章，也奠定了她在中国诗坛的独特位置。她自己较喜欢的代表作是：《向大海》、《故乡》、《夜读郭路生》、《欢乐》、《探月》、《西部谣曲》、《一座山》、《致乳房》、《打工的名字》、《说白》、《我歌颂重和大》……阅读这些诗章，谁都会有所觉察：显然，刘虹选择了一种“用生命写诗”的诗写姿态。而她选择了这种诗写姿态，肯定就是选择了生活的冒险与苦难。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刘虹呢？ 我第一次见到刘虹是在2002年12月，当时我从遥远的南半球来到中国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参加第七届国际诗人笔会。开幕前一天下午空档，同是诗会代表的刘虹和香港的海恋来约我去拜访南京的《扬子江》诗刊社，该刊刚刚发表了刘虹的作品，她已经与子川主编约好。于是我见到一位年近中年的女子，身穿火红的大衣，整洁自爱；性格也很火红，热情爽朗，一见如故。 这就是刘虹。她送我一本她新出的诗集，书名是《结局与开始》。我说怎么是北岛的味道，她说她开始写诗并在诗坛小有名声的时候正是北岛的时代，《结局与开始》的确是仿用北岛一首诗的标题《结局或开始》，是概括她当时生活的“临界状态”——希望旧的结束，新的开始，虽然无论在生活还是写作上，至今都难以对这一状态有效突破，她说是作为一种积极的自我期待吧。 与结局、开始相关，刘虹迄今经历了她生命中两次流浪。 第一次流浪，是“文革”后期。刚读中学的她随军队总部的父母发配，从北京赴新疆。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长途汽车，天苍苍，野茫茫，越走越荒凉。但西出阳关、有所隐忍的大悲壮，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击心灵的大感动，无疑为她五年后在边陲戈壁开始诗的涂鸦、直至十年后参加《诗刊》社主办的全国青春诗会，这一段与诗结缘的历程，铺就了她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广袤襟怀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铸，则注定了她诗的今生今世。她在大西北一住十年。 一九七六年她开始在《诗刊》发表作品时，跟朦胧诗一代人北岛、舒婷他们的创作主题比较接近，是对传统的叛逆。但她那时主要是批判的角度，而个人生存的痛切感远远不如后来在深圳那样深切。在北京解放军总部优越的环境长大的她，那时还没有真正体验过底层的东西。最早让她受震动、开始思考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还有上大学以后接触到被打成“5·16分子”逃到西北的、思想解放比较早的老红卫兵，对她影响比较大，这也部分解释了她为什么跟朦胧诗思想渊源比较近。 一九八七年春，刘虹经历一场情感重大打击以致罹患伤寒，报了病危。当年底，重症初愈、不待好好休养，却草草收拾行李：右手一只小皮箱（内藏一本《里尔克诗选》），左手一只编织袋（装有一个300Ｗ小电炉），茫茫然登上南下的飞机独闯深圳，开始了她生命的第二次流浪。 这样，时代与社会就在刘虹身上制造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潮空前释放了人的欲望，出现大面积的人心失守，道德沦丧；而她恰恰在深圳这个人性大实验场的地方坚持她那种精神高蹈的诗写，好像在跟商业社会唱反调。她说，这既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奋争，更多的是和自己较劲——看与“权力市场经济时代”格格不入的她，能活出多少生命能量来。 只身闯深圳的第二次流浪，所赠予刘虹的生命体验，可谓五味俱全，她觉得至今还很难说已梳理清楚。但有一条可谓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的人格经受住了“破坏性试验”。像她所自我调侃的，她是个“徒有其名的深圳人”——多年来世俗功利上无所求获，她只能按自己的价值观，在世俗利益上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以保存有限的心理能量来调节身心平衡，追求人格健康。她对精神生活有着非常强烈渴望，如果有半口饭吃，就会想着精神上的追求。她苦苦思索：文化人在这个远未合情合理的境遇中，如何找到存在的座标，在物欲横流、价值错位中守望灵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她发现，这不仅仅是当今文化人面临的问题，它也程度不同地体现着各色人等、包括“成功人士”的永恒惶惑——你是谁？你到底要什麽？你如何要？这是正常人性最深处的疑问，也是人类亘古以来面对自身的永恒追问——这便是人类开启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之门的钥匙。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大潮中出现的道德沦丧、精神委琐和人性异化的所谓“现代病”，就是在滚滚红尘中弄丢了这把钥匙。而刘虹坚定地紧握着这把钥匙，拒绝名利物欲诱惑，拒绝把浅近的目标当作归宿，拒绝把手段当成目的。 刘虹回顾，她一生基本都是一个人在面对社会。十五岁就参加“革命”，招为边境线上的小报务兵，太小就尝到了生活的阴暗面；长期的孤独感，加上一生体弱多病。总是在疾病中煎熬的她，有时真是把写作当成与生命赛跑，活一天，写一天。如写不动了，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她看重生命的尊严和质量，不能想象重病缠身、苟延残喘、乞人怜悯、不能思考和写作的日子是不是需要过下去……总之，多病甚至也成为她目前写作的动力，怀着很强烈的紧迫感，要只争朝夕。她又有太多的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思想，骨子里极悲观，而她本来的天性是开朗活泼的。这样，刘虹一直有一种悲哀：健硕的灵魂追求，与病弱的肉体之间，构成她生命的矛盾冲突。对此她曾报以苦笑——也好，否则她可能早就成了行动上的激进的革命党人了。在孤独、痛苦和高压下，刘虹却始终能持守率真、正直的天性，绝不为世俗功利扭曲人格、卑躬屈膝、拍马钻营、苟且媚俗。正如刘虹自己所说： 求真欲，是人类的基本本性，也是脱离动物界的人性的基本文化。对宇宙、对自身无休止的发问，对大道、对真理百折不挠的寻找，对破译客观和主观之谜的永恒渴求——这种精神化的、形而上的求索，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文明的动力，也使人自身在主观世界裡不断得到升华，不断被更高地文化着。求真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价值观——只有具备强烈求真欲、身心洁净的人，才不会为一时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羁绊，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嚣尘上时有自我放逐的勇气…… 为此，她把一代大师陈寅恪的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五 刘虹曾在诗集《结局与开始》后记中，把到深圳之前和之後的诗歌创作作了一个盘点：前一阶段可称为广阔些的“大地忧思”，後一阶段则更多的是切近的“存在之痛”。抒情的热与冷转换，同具生命的真诚和质感，只是后阶段更多一些欲飞折翅的无奈与惶然。 “大地忧思”正如当时的朦胧诗那样，主要指忧国忧民的意识，包括对民族劣根性和文化传统的反思，对“文革”和中国苦难的反思。 从一己的生存感受推及到大家的窘境，从过去轻飘飘的生存优越感到触摸切近的存在之痛，这是刘虹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地忧思”好像更多一些居高临下、悲天悯人，她那时是跳出来客观地观察比较多，有些“隔”；而她更直接的、切身的是在深圳，走到了“存在之痛”，置身其中。如论者所说，如果把她的《致乳房》与同时创作的《打工的名字》放在一起考察，就可以更容易地把握她的人文关怀，这也是她的后期创作主题“存在之痛”向前期主题“大地忧思”的重生性叠合与深化。一个理想主义者，肯定是有着更多自寻的痛苦，所以刘虹为什么会写到“临界状态”、“刀尖上的舞蹈”这样的锐利的感觉。由小我的一己之痛深化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民族的痛苦——从痛感出发，她觉得就抓住了写作的本质。而以前多是从“思考”出发。而现在走到了“痛感写作”，诗人主体意识更强，更加直接进入诗歌。她说她的诗写经验若缩为一句话，就是鲁迅那句名言：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好诗必须和诗人的灵魂一起熔炼；诗是活出来的，不仅仅靠舞文弄墨。 刘虹声称她特别为俄罗斯民族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她说，如果不能活出智慧和幽默的风格，那么守住悲壮和沉郁也是一种大美，一种有力度的美。她诘问：“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就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 但在苦难中坚守高贵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痛苦宿命的担当必然要在思想上、乃至生存上均要承受残酷的而且无穷的煎熬。 今天中国大陆，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座标上，太多的人赶着歌颂“盛世”太平、炮制“主旋律”还来不及，或者与时俱进，投合商业需要，及时以文字换取物质利益；而刘虹却恪守“精神边缘主义”，追求前瞻性和由此而来的批判性，向往坚持自由思想、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永不合作的姿态，希冀自己永远能为社会指出新的标高！冥冥之中，生命的走向似乎遵循一条坚韧的、内在的轨迹：刘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十多岁时就已朦胧感到“社会肯定”与“自我肯定”在她身上可能永难一致。然而，她更看重的是后者。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她都只听从内心的呼唤，忠实于生活赋予她的真情实感。那么，既然刘虹不图见容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怎么会特别惠及于她呢？ 可能在深层的、也许是永恒的意义上，对刘虹更为残酷更难解脱的折磨还不是社会政治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刘虹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她说：女作家、女诗人、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诗人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然后才能做女人。不能过分标榜女性诗歌、女性写作，要跳出“小女人”的圈子，首先追求活成一个大写的人，写出真正的人话，以促进社会的更加人化。 基于这种观点，在2003年9月“第八届国际诗人笔会”珠海诗歌论坛上，当广州一位女诗人强调女性生理、心理、情感上的特点，强调女性诗歌在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都有别于男性，并呼吁男士们更多地关注、评论女性诗歌时，刘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当下文坛的真问题或曰更紧迫的问题是：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塑造成为“人”，而不要因袭乃至迎合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女性定位——热衷于成为男权社会的“被看”。刘虹这几年还反复强调：一生反抗“被看”意识，是成为真正的现代女诗人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刘虹对那种给诗涂口红、穿露脐装，甚至涂上经血的所谓“女性意识”更是不屑与为谋。这样，刘虹是占据了一个诗写理论的高地，但这个高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大潮的包围、冲击下，周边已出现许多流失；而站在这个高地上的刘虹不免显得茕茕孑立，形单影只。 刘虹的“精神的洁癖”的极致是她对爱情的真谛的坚守；作为反面，是对情场变商场、真爱缺席的愤激和悲哀。这是她多年诗写的一个核心主题。早在写于1987年8月《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的早期代表作《向大海》一诗中，刘虹就已经淋漓尽致地抒发她对理想对象的追寻、张扬她理想主义的爱情观了。值得注意的是，她当时就已经有了预感，这种理想境界决不容易达到，甚至不能确定：这是“你我共有的高贵，抑或悲哀”；而假如这种理想境界无法达到的话，“将是我一生的——惨败！……”。在诗中，甚至出现这些不祥的哀叹：“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爱”；“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显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灾难，藏在刘虹灵魂深处；而人性中永远无法完全彻底摆脱的动物性，便是制造这种灾难的罪魁祸首。当我看了刘虹写于2004年3月题为《找对象》的关于爱情哲理的随笔后，我就对她说：“犹如彻底的人道主义只有在文学艺术中才能实现，完全理想主义的爱情在生活中很难找到。你起码早生了三百年。” 如论者所言，“刘虹像赴深渊一样献身于爱情，献身于诗，又写出深渊一样的女人，深渊一样的诗，使她的诗成为爱情的绝唱，也成为女人的绝唱。”类似下面的雄论也是正确的：越是理想主义者，越是在灵魂深处潜藏着悲哀，也正是在悲哀的生存境况中，才使得理想主义更加光彩夺目。但听听刘虹自己的诉说吧： 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写作姿态其实是……绝望。或者说，是害怕面对绝望。我曾随手记下一个词：绝境书写——书写绝境。而这倒反而比十年前平心静气和得多，从容得多，因为不再期待前方真有什么在等着你了。好像接受了自己的宿命。其实，我的诗全是蘸着自己的生命之痛写的。是的，痛苦是我诗歌的源泉…… 六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当我读到《致乳房》一诗的这个结句，我震悚了。这好像是刘虹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这好像是刘虹对自己命运的极具象征意义的预言！ 或者这就是刘虹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刘虹的命运似乎带有悲剧性，这是她秉持的理想主义在当下语境所难以逃脱的宿命。她将来终有一天到了谢幕的时候，只是，谢幕之后，必定在中国诗写历史上被重新打开…… 写于2003年。此文曾发表于2005年第3期《中外诗歌研究》（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期刊）；收入《依旧听风听雨眠》（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一卷：2006年12月台湾出版）；提交第九届国际诗人笔会。 […]
2025年4月2日詩歌作者简介 刘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媒体主任编辑。生长于北京军队大院，文革后期曾随父母发配到过新疆。1982年大学毕业先后供职于政府政策研究室、大学和新闻媒体。 1976年底始在国家级报刊《诗刊》发表作品，迄今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近2000篇作品（其中含《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发表数十篇,有些作品因内容敏感而用了多个笔名）； 已公开出版6部诗集1部文集，以及5部自印诗图集。诗集曾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首届香港龙文化金奖、第三届深圳青年文学奖、《诗刊》年度优秀诗集奖等。单篇作品曾获《人民文学》《诗刋》《中国作家》《星星》“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等全国性大赛和征文20余个奖项；百余篇次的作品入选各种重要选本。 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2009年在北京举办了刘虹新书发布及作品研讨会。2007年入选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库。曾任深圳新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散文诗学会深圳分会副主席；目前担任国内大型新闻资讯平台冯站长之家“一日一诗”栏目副主编。现居深圳。   《向 大 海》 面对你，所有不真实的都仿佛存在。 夕阳自焚的气息自深渊弥漫你柔滑的掌上耸动一个粗野的世界断裂之光劈开一片片跑马场月亮在我狂欢的发梢备下金鞍待一声口令，自宇宙之外倾听你深沉的叹息像倾听英雄的独白 而我此时，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刻，上苍疏忽了某个传统安排也许我指尖走漏过一叶白帆的潇洒而信念恪守于高高把位淌低音弦上你嘶吼的男性血和你礁渚郁结的深重苦难这使我顿感卑微从此缄口，静如一条偈语 从此我满怀莫名的心酸：不似江河你没有分支或歧路作为排泄也不随手涂些沟沟汊汊的调情小令不企望青苔的传说顾盼于两岸诱你流连在深谙世事的掌纹种植绝世孤独狂蹈于飓风之上又执著于一点：除朝圣之路你无从挥霍那因抑郁而勃奋的剽悍之体，但不苟且你因此成为精血充盈的男人成为东方的性征——一页补白 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当船舶的犁尖与雷电之鞭轮番在你肌肤上纵横书写暴虐当午后阳光扼你声带成史诗的碎片和那从陌路涌来的惯于膜拜的面孔都被你一次性曝光——以不动声色的一瞥你不羁的自由，是对纤绳的拒绝 于是，我得以从全方位包抄而来被波涛托举为开花的时辰渲染葬礼在我辉煌的伤口敷你咸味的体贴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爱！ 我因而成为最蛮傲的情人用凋落的泪光踩响格律横贯多变奏主题，我飘逸如云又时时为你雄浑的幽思所注满驭饕餮之谷抖野性的缰绳跨越整世纪情感的断层——我只臣服于你的麾下，以女王临渊的姿态 此刻，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有谁知道，你的浩瀚只是我灵魂的一次宣泄一行诗的剪影一句箴言我们是天生的不肖之徒据守阴阳两极不忍，却又只能拒绝陆地的挽留正如你以博大的沉默拒绝人类语言命运将我封闭为一座礁石却被你永恒的骚动宣布为另一种浪花：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 那么，把我剥光于你容纳的目光吧在晚霞不屑于披露天空的时刻我恰如裸体的精灵，丰腴的美人鱼以细润小手把幸福抚得粗糙难辨曾在嶙峋的浪峰宣誓反抗又于谷底隐忍了一切——这是你我共有的高贵，抑或悲哀？ 是的，我只能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当风暴撩起你旺盛的情欲如潮涌来以岸之臂高扬雄性的召抚我颤栗着，以空前的驯顺卧成从不爽约的沙滩把莹洁之躯展开为情书的段落我青春的线条如月光滑翔被你细细认读，或是节选。之后又全部注入我的细节而你此后将成为痴迷的浪游者毕生行吟于我繁枝虬结的血管惟你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将是我一生的——惨败！…… 哦，大海！我作为女人和你对视面对你，所有真实的都不复存在了呵！ （写于1987年8月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秦皇岛海边） 《致 乳 房》 一 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开始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你旖旎而来的路上有太多风光但谁又敢夸口景色？人人一睁眼就摄入心底并使英雄雄起又跪倒，口中喃喃婴语的——是谁？ 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 二 都说你是美在夜晚的修辞，你白天的修辞是乳罩你是史诗是大咏叹，与这小家子气的浮夸关系紧张你有你的硬道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善于退居一隅安贫乐道，谢绝调情小令叩访不经意间，你撞瘸了多少慌乱的目光 你只为悦己容，对白璧无瑕的事物保持自恋和景仰 明天，手术刀将为你作最后一次修辞——先是删繁就简，索璧留瑕，且拒绝夸张让激情卧成伏笔，痛感打通通感伤痕从暗喻走向白描，让尖叫的思想俯身于跌宕 然后，让女人与骄傲反讽——挺起谦虚的胸膛 三 都恭维你像月亮，不逢十五也能集合温馨、柔润、圆满……等等粉饰太平的意象谁知道漫漫长夜你自给自足，也是自焚自戕 何况走过今夜，你将永远定格在残缺上 让我用倒计时，丈量你最后的丰足和爱情肤浅的泪里，你脱水的形象 不要告诉我，月亮从来是情感天空的一块伤疤不要告诉我，我是疤痕体质，像这个国家 而你是历史，终要把心底的创伤移民到皮肤上且保留双重国籍，以便在哪儿都有疼的义务 从此，面对贪婪的世界敞开你硌手的安详 四 都把你当醉人的一杯，注满阳光月光和泪水即使摔碎，也躲不开自己的光辉 盈满或是空亏，永远在提示生活的渴意五千年政策倾斜，以极尽悬赏或垂怜的姿态，一次次慨然倾尽自己 在索取与给予之间，有过什么样的落差怂恿杯中水位，等待一声心跳从悬崖启程为赶在情欲到达之前，作一次真正的倾倒等待梦中那双虔诚的手，把盏你的盈溢…… 有奶就是娘的年代你仍决定等下去，并以空得心满意足的样子，等待命运的  一次失手 五 都说黄河自你而来　长江自你而来有关高度被低处的挥霍　歌里没说明白 在语言竞相虚胖的时候　只有你把塌瘪当归宿 对于许多人包括男人　你是图腾是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审美叙事　也是功用是家常是一生的外向型事业　和不绝如缕的下流之歌是被榨取被亵渎也奈何不了的　慷慨 一个词因而借你还魂　今夜之后哪个词还能挺身而出　在你交出的位置号称——母亲？在小路趔趄扑往家园的方向　虚位以待？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写于2003年3月8日乳腺手术前夜） 《打工的名字》 A．本名    民工小名    打工仔／妹学名    进城务工者别名    三无人员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昵称    农民兄弟俗称    乡巴佬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  公民家族封号    主人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B.打工的从名字中接生自己，从泥土深处摇曳而出。一棵草，举着风中的处境与一坡拔出泥的兄弟，赶往被命名的路上传说中的兴奋和远方，把他们提前充满 他以抓阄躲避命运，小小心愿一藏再藏不知道将为怎样的手所倾注他用俯身来仰望，从忍不住的汗滴里看到一天的蓝，不是为自己摇晃 进入城市的赌局，赌注就是自身名字是惟一的本钱。扣留，抵押，没收所有防范和惩罚都离不开交出身份证打工的惶惶如丧名之犬，作为名字的人质他时常感到，名字对自己的敲诈 他是被拖欠工资，又被拖欠名字的人…… C．打工的名字像成年期拐不回来的儿歌在语词上响亮，在语法里暧昧 它作复数，被称作人民君临于许多报告，属于客串性质它作单数，就自称老乡穿过城市的冷与硬，以便互相认领 它发高烧打摆子都在媒体高兴时，被摆在“维权”的前面作状语生气时，又成了“严管整治”的宾语过年最露脸，在标题上与市长联合作了一天主语 此外，它总是和鱼建立借代关系——车厢里的沙丁鱼，老板嘴边的炒鱿鱼信访办缘木求鱼，医疗社保的漏网之鱼还有美梦中总想翻生的咸鱼…… 它在外科截肢内科祛毒急诊清创妇科打胎常常被写成简化字异体字和丢了偏旁部首的错字使它在病历内外都摇摇晃晃站不稳 D．打工的名字被烈日和冰雪轮番擦拭来不及过渡频频错位的表情 它湿得拧出水，年初民工潮弄湿大半张地图年尾挤胀邮局的汇款，是它干燥的一种方式它平时不干不湿，像一块来自冷泪的玻璃清清醒醒地，隔开别人的风景 它顽强地浪漫过，把“打工诗人”的雅号插活在《诗刊》，光长花朵不长饭它也曾铤而走险号称亡命之徒，不过是把自己扔下楼顶，为讨讨不回的工钱 它在新闻热线的投诉名，是屡遭侵权者而“严打”的枪口，曾把它圈入预备役罪犯是居委会不屑造册的——暂住人口是城管办早就瞄准的——脏差乱 你在他乡还好吗？常回家看看……打工的名字挤在电台点歌节目里互相取暖 E．此刻，打工的名字好奇地从这首诗里往外看天还是这样蓝，水还在照样转只是各色人物的名字与时俱进有了改变——先富起来的，精英或高端的，领子白的经济犯罪或政治腐败的……最后还有性服务工作的，都在小康花名册上堂皇就坐 打工的名字，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惭 它决定对内作一次机构精简，首先去掉那些好听但没用过的学名尊称和封号重新起用曾用名，至于临时户口名悄悄地暂时别报，当务之急是把讨厌的时髦称呼n次方再乘以负数，算算最后值是梁山泊还是梁山伯——哦，如果所有伤心都能化蛹为蝶…… 打工的，在改名字之前做着最后的盘点。 （写于2003年3月） 《螺帽与螺钉》 早先螺帽与螺钉互相吸引它们对抗——对抗得严丝合缝事情如果结束在诗歌之前彼此就不会成为对方的漏洞或把柄 螺帽总想献身给惟一的螺钉螺钉窃喜却又怕对不起自己的耐力希望被多多笑纳而非独占它不明白螺帽为何要如此纠缠 螺钉属于科学叙事和工具理性它享受具体和具体的一次次否定螺帽显然空灵一些耽于美感叙事它用空间做梦用时间破碎 老了的螺钉怀一腔雄性的委屈还有多少未刺探的空虚未直奔的主题老了的螺帽笑自己是个圈套漏掉的是日子套住的是自己…… （写于2002年3月） 《沙 发》 它就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夕照里，更妩媚了它穿着真皮的微笑它谦恭迎纳的姿态使事物坚硬的一端顿时服软它曾是客座并客串一个中国式的家庭天伦之乐的部分尽管，从不许它站起来 它长久地邀约、等待被要求的温柔与端庄，只有向自己的内部一再逼取它坦然引领压迫，引渡强权对软硬不吃，应对以大开大阖的弹性，对施虐迎合以受虐并乐于被夸赞为——体贴乐于被沧桑人世勒索为女性胸怀 但你不能说它形而下的负重是忍辱，你也不能断定与穿着礼服的下半身们不断摩擦又不断勾结，它产生的是灵感还是快感柔若无骨，是主人对它的另一项夸赞 一个进进出出的家里，只有它拥有最稳固的位置：介于餐桌与床笫之间，母亲与情人之间。饱暖思完淫欲另有一处怀抱，让男人撒欢又能撒野 你想像不出，无论豪宅还是陋室少了它的明确位置，暧昧身份谁将与惰性调情陪春心落寞，谁将以柔克刚，承受生命之轻和无聊之重，每个夜晚谁为电视剧捧出收视率，以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强韧理由 由于它的铺垫，使冷硬难耐的生活再次下降底线。它解构了硬同时解构一切决绝与高度让自由落体在触地的一刹丧失呐喊却令暴力君临时弹起更高的麻木，以对世界的半推半就随遇而安，阐释阴性的东方哲学在站立和倒下之间，它让人模棱两可，中庸，苟且以便依仗坐在怀里的幻觉与自己和解…… 缺钙的脊骨需要托靠羸弱的雄心需要温馨摇篮这个顶着洋名字的中国女人必须在命运绷紧了的皮笑肉不笑上把自身的曲线竭力驱赶要隆起更多的柔软去碰硬于挤压困窘中，亮出自己的丰乳肥臀，在所有的厅堂跪成一排！ 此时，它像所有女人一样害怕孤独，以致所有的摆布对于它都像是……正中下怀它甚至怯怯地问——这，正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吗？ （写于2004年3月） 《怀旧音乐会》 大幕拉开，猛然窜出那个红彤彤的高音年代我慌忙捡一个弱音落座试着掏出，40年前的旧情怀 这些欢乐的鼓感恩的弦，和退休的硝烟，向着太阳涕泪交流地表白这些真诚编织的神话，梦话和谎话——我们成长期的奶！营养了几代人永远处于儿童时代…… 掌声久久站立，撑住大幕落不下来我看到我周围的观众和我自己，有久违的潮湿爬出眼眶陌生，又亲切，仿佛要用曾经的豪迈与轻信，拽住如今这个什么都不信的世界 （写于2005年10月） 《在鲁迅故里》 我在黄昏靠近先生的故居。真的猛士个性出鞘之处，一声呐喊的由来……而族群仍在铁屋里徘徊几千年如一日，苦难仍在寻找他呼啸的笔尖—— 自由意志！张扬与抵抗！可更多的灵魂在丧乱中沦陷。乌篷船列队驶过故乡缓慢的脸……听说闰土进城打工阿Q当上网警，孔乙己在咸亨书院讲授假肢上的犬儒学—— 惟子君出走再无消息。又听说狂人被以日记证明搧颠罪，当然难为了宪法和庭辩……我选择在黄昏靠岸为从头穿越先生的目光和目光挑破的长夜一一以认领我的精神籍贯。 （2008、4、27于绍兴） 《回望新疆》 多么缓慢：一粒石子和一群石子在戈壁上走了一万年。雪峰的凝思驻留于远古退却的总是地平线。这一切使我的到来成为必然 风吹草低，太阳在早晨的边缘纵情一跃热瓦甫的急弦上，紫葡萄泪光一闪——多么迅疾西部谣曲中，谁能不俯下傲慢的双肩 从此，我的诗收敛无辜风情，不再卖弄从此，我的眼在不毛之地，也能处处惊艳回望新疆，有多少陡峭，就有多少灵感…… （写于2006年10月） 《喜 欢》 我喜欢独处，在书籍里兀自沉醉与那些高尚的人对话也喜欢春天和二三知己踏青郊野喜欢一荤一素半碗饭就知足的胃口较之物质欲望我更喜欢精神饕餮喜欢在床头备着纸笔捕捉灵感和思考碎片，为此偶尔喜欢上失眠当缪斯引领我俯向沉默的大地同时也诱我喜欢仰望永恒的星空我因而厌恶高音喇叭，喜欢低音琴弦上凝重的倾诉和倔强的起飞在我的履历中，喜欢北京给我的视野也感谢大西北的风沙打磨出我的脊梁喜欢男声四重唱，喜欢抽象画里隐秘的形而上。还喜欢草原歌曲它让我对人生愈益深情且旷达曾经喜欢数学、哲学，神秘又高邈现在喜欢逻辑学，更犀利地戳穿谎言不好意思: 我还喜欢荣膺不喜欢的人的眼中钉，同时被喜欢过的人卡成喉中刺且深入且浅出，以免轻薄爱与恨……当世道沉沦，我喜欢患精神洁癖的人当凛冬突至，我喜欢风雪中的抱薪者愿努力追随，并献上我的敬意 最后，为了写诗，我喜欢某些不如意的经历甚至喜欢上创伤，以便葆有最新鲜的——痛感！只为配得上这伤痕累累的土地。 （写于2021年11月） 《说 小》 曾经指向可爱的事物——娇小，幼小，小巧，发小，小不点儿小得玲珑，天真无邪，令人怜惜如今更多的时候却令人侧目——卑小，屑小，宵小，小心机，小报告另有小品，小说，小时代……恶俗加小家子气地：小。小成了——小人。小得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小得令法令也不敢小觑。只见它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小着，一览众山地小着戴上红袖箍更是恣意妄为地小！告密，监控，文革式围攻小粉红地小；拒绝思考拒绝长大类人孩地小。小到不可方物直接乜睨大——尊大，浩大，远大，大方，大气，大不吝统统死在这个鼓励小的年代 小是小的通行证大是大的墓志铭 小对人的围追堵截只需略施小计：跪舔时行苦肉计，群争时使离间计藏疫情真相时有掩耳到零计或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计战争制裁表决亮出弃权计或明修……暗度……计打左灯挂倒挡施初心计，权斗则用反腐计。连学历也能小试身手一一小博连读，官员博士遍地。36计大大不够用了，只好让人们撸起袖子大力创造：小——女人傍大款急于做小男人更是折了脊梁小成了侏儒当官的比着养小蜜，小蜜在床上较量较量着，就小成了负数蚁民们也竞相缩没了尊严小成0一一啊，Q也行！为讨得小恩小惠小钱小利不惜阉了命根阳痿得再也养不出江洋大盗，而只配小偷小摸。终于全体江山小到了最高境界：做权力的小妾；终于实现了大国自古以来的宏伟理想：跪在皇帝脚下，自称——小的。 （写于20220117-20240131改） 《敏感词》 一切都在麻木口味，眼神，痛感一切都在装睡是非，善恶，真相连谎言的狂欢也穷词少韵瘦成了瘪三不知羞耻的年代除了激活且耽于物欲，贪欲口腹之欲，尚余一事比性欲，还敏感 惊得汉语从五千年前仓皇赶来——数典忘祖？改良创新？或，正下一盘大棋——别字、错字、拼音字拆字、白字、谐音字，更有×××、口口口、- – /……哈哈——千古奇观！悠悠古国的又一特色令秦暴君焚书坑儒、明茶肆莫谈国事、清朝野文字冤狱所有文化蹂躏者都自叹弗如令祖先捂上蒙羞的脸令华夏文明已认不出自己的……人模狗样 那些将母语逼良为娼的那些在网络里蹲守告密的那些神经质到——心虚的或因心虚才神经质才格外敏感的正逼出更多汉字的碎尸让能用的字能说的话越来越少把半部汉语词典打入黑牢让人话与日俱增地被灭掉官话舔话大话谎话鬼话漫天逍遥 此刻，我这首小诗也许又把某根过敏的神经绊倒哦，网络背后蒙面的宵小请高抬贵手，允许我用待脱敏的汉语，与你调笑…… （20211105-20240827改） 《中药罐》 材质、款式，都没变病，也没变和惰性的日子一样仍在万历15年 一切就位，扶正祛邪的必要条件一一心中是热的，血压是高的气是不打一处来的嘴小也是要呼号的沸腾时，越发像革命点火，当是充分条件 为经得起熬煎，需要密封，确保泡沫紧围核心内循环。药方仍是祖上的壮阳+滋阴，儒+法配伍，秘而不宣 重要的是火候要慢有拿捏感。草药如草民被反复萃取，敲骨吸髓时间，被温吞地耐力训练百年之大变局磨蹭在百年之前最终，药引和药渣都烂在肚子里……事儿还没完一一它吐出的苦汁营养了人民的苦，它要做出土文物，千古一帝哦不一一千古一罐 一一历朝，历代。 （写于2023年8月） 《自首书》 你在看深渊时，反被深渊盯住悬崖兀立，才显出悲情的高度 以为诗可抒大地低处的呻吟以为振翅就能划破封冻的天空 坠落即流星喷起即岩浆：殉道必有回声……你以为的皆未发生 那些经你的眼光诞生的人又经你更深情的注目，夭折 狠狠心，没有什么非得作牵绊也没有什么值得你目送，和绝望 你早已是故乡的他乡人与乡音失联，错过了青春风情 将错就错或将计就计地：爱着情到深处，惟有死亡不忍辜负 ——它静默中的燃烧。是时候了天已黑透。这是投名状更是自首书 （写于2023年2月） 《马头琴》 忽然慢下来。黄昏、晚风和夕阳红尘外，心事低迴婉转又旷远悠扬 ——月光下的酒神！令人生宽广却在两根弦上醉倒，莫名地忧伤 晚霞抽出丝丝缕缕的痛，羁绊万马奔腾的心，惟有梦莺飞草长 远古无端走来，泪水无端盈眶长跪音符里，只为认领最柔软的坚强 安静，仿佛也慢下来，适闻天籁星空深邃如无字真经，天堂在上 就这样，独与天地之精神来往看长调起伏草原的胸脯，和体香 因安静而深情的事物又因深情而心旌摇荡 听它提琴的缠绵，听它二胡的凄凉更有独奏孤绝，一把琴辟一方疆场 这一刻，往事纷纷如暮鸦归案紫苜蓿收网马蹄声，野葵收网金黄 琴声，收网故乡—— （写于2023年3月） […]
2025年3月25日詩歌 / 评论何与怀 2018年7月18日完稿于悉尼 第一节：她曾经以现代意识小说打动澳华文坛 上世纪的1998年，悉尼文坛出现一本小说集，书名甚为悲催：“她们没有爱情”，这是悉尼九位女作家的作品。之前三年，还有另一本书，是杂文集，书名也很抢人眼球：“悉尼八怪”，出于八位男作家之手。于是，就有“九妖八怪”之说，当然这不过是戏谑而已。 本文评论的对象西贝女士是《她们没有爱情》的一位作者，书中有她三篇作品：《愤怒的蜥蜴》《一支桃花》和《美的终结》。其中，《愤怒的蜥蜴》曾获台湾《中央日报》世界华人小说佳作奖，并入选中国大学教材《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ｐ323－326）。当年，澳华小说常要处理的主题是中国留澳学生移民家庭中的情感冲突甚至婚姻破裂，西贝小说也不例外。《愤怒的蜥蜴》描写一对夫妻，叫林英的妻子已经适应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但比妻子晚了几年来澳定居的丈夫卢平却无法改变自己，只好退缩到自己的幻想世界，有如神智失常。小说一开头就让人感到什么不祥之兆： 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是人类，卢平不由长舒了一口气，但是想起梦里的蜥蜴，又不免感到似乎若有所失。 故事这样结尾──一个悲剧的暗示： 林英回来得越来越晚，每天刻意地换着时装，用起浓烈的香水。卢平早晚还是一个人蹲在后院，用那把生锈的斧子，一下接一下地砍着地上的树桩。丽丽（家里的小猫——引者注）睁着一只碧绿的独眼远远地盯着他。 西贝小说数量不多，但都出手不凡，读来感觉很有灵性，那种细腻而又丰富的感情色彩与冷静而又深沉的理性品格常能恰到好处地融合一起。她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别在于她有意突破传统的现代意识。萧虹为《她们没有爱情》作的序中谈到西贝，这样说：“她的《愤怒的蜥蜴》令人想起卡夫卡《蜕变》。”甚至还发出她是否是学西方文学的疑问。 西贝却非西方文学专业出身，她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专业是数学、电脑软件程序设计，并以此为生。当年，人们都认为西贝在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她也没有继续以这类作品在澳华文坛亮相，甚至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似乎不见了踪影。幸好，在2015年，她出其不意拿出了一部诗稿。这部称之为《静守百年》的诗稿马上获得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青睐。基金评审委员会作了如下评语：“《静守百年》，让诗歌重回自然，重回美好纯净。含蓄，有丰富的诗味，且蕴藏哲理。”2016年4月，西贝诗集由位于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书店以及亚马逊、当当网、京东网发行出售，得到广泛的好评。 原来，在文学方面，西贝最喜欢的是诗。原来，在她几乎消失于澳华文坛的那些时日里，她继续写了许多诗篇，而且很多都是意象新奇意境深刻的可圈可点的佳作。 第二节：西贝意象探讨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 或者，让我先谈谈西贝的诗论。 2017年10月28日，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作为第一次参加论坛的西贝，提交了一份在会上发言的论文，题目是“诗的多维空间和意象构造”。让她深感荣幸又出乎意外的是，本次论坛六十多篇论文中，她的论文立即被著名诗歌刊物《星星》选中发表在会后的11月期刊上。 西贝可以说从写诗开始一直对诗的意象表达感到特别兴趣。她认为，纵观诗歌史，流派各异形式各异，而诗的意象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今天，现代人的思想变得越来越细致复杂，依靠辞藻的平面抒情和描写，往往不再能唤起诗的共鸣，诗人往往需要探索自己内心的深处，把那些复杂得难以言说的感觉和体验，借助于意象，来间接地传达其多维的深层的蕴涵。比如从某个简单的物体、场景或过程出发，凝定在一些细节的呈现，微妙的关联能使读者在具体化的意象氛围中唤起个体的经验，从而在感悟和超验的空间里产生心灵的共振。 而怎样深化诗歌意象的探讨呢？俗语说，三句不离本行。西贝的诗论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在谈到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这个特征时，西贝使用数学的拓扑学（topology）的概念。她说，意象凝练的诗，可以超越文字的局限，沿着无限的时空之轴，从物象的层面出发，由微妙的心理逻辑向量牵引，走进超验的拓扑空间，并回归物象的本源。拓扑空间虽然属于数学范畴，但数学除了研究数量关系，更是研究模式的科学，对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有力的工具。拓扑学主要研究空间內连续变化下维持不变的性质。重要的拓扑性质包括连通性与紧致性。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比如拓扑学中的“莫比乌斯带”（Möbiusband），可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轻而易举地制作出来。它的特点就是正面和反面是相接的。在谈到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时，西贝又在数学解析几何中一个研究“纤维丛”（或“纤维束”，fiber bundle）分支得到灵感，引荐纤维丛来分析诗的意象丛。数学中的“纤维丛”空间，是用基空间与纤维的乘积空间来定义的。她做了个通俗的比喻：纤维丛可以直观地想象成泥土地上长满的杂草。那么泥土地是平原还是山坡？地面平坦还是凹凸？草叶平直还是卷曲？数学研究纤维丛的各种性质，并把纤维丛分为平庸和非平庸的，比如平面和圆柱面都是平庸的纤维丛。西贝发现，诗歌中的意象丛像极了数学里的纤维丛，意象丛的平庸与非平庸与数学的定义也几乎是一致的——如果诗中的意象丛充斥着规则的物象排列和单调的重复，必然导致诗的平庸。显而易见，平庸的意象丛千篇一律，只能令人感到乏味。但如果是非平庸的意象丛，诗的优胜立马突显。 当然，关于诗与数学，也有其他人有过相关的探讨。例如，1985年3月，在厦门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会议论辩之中，文学批评学者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会后他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上把论文发表了，标题是“文明的极地——诗与数学的统一”，该文当时颇具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文艺批评新方法热，林兴宅教授是开拓者之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林教授的“诗与数学的统一”的命题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当代数学大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丘成桐先生则曾经讲述数学与文学的共鸣。2015年12月，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时说，将一个问题或现象完美化，然后将完美化后的结果应用到新的数学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这是数学家的惯用手法，与文学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文学家用这种手法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罢了。在中国古代，很多传说都是凭想象力，根据已知知识夸大地描述很多无法证明的事情。文学家为了欣赏现象或者舒解情怀而夸大，而完美化，但数学家却为了了解现象而构建完美的背景，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近代数学家在数学不同的分支取得巨大的成果，与文学家的手段极为类似…… 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不过，必须指出，西贝的诗论不但提出饶有趣味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她是其诗论的富有成果的实践者。从浅层来说，数学专业出身且又在从事数学工作的她，写诗时会不经意便使用了数学术语。比如，在《静守百年》诗集里，《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真实被几何形式切割/折射着抽象的影子//颈状的瓶 花朵/是一些叠起的菱形”的句子；《秋千》中，有“把优美的弧线/抛向开花的树顶”、“欣喜 并不顾一切/在四维的春天/横冲直撞”的句子；《小白鼠》中，有“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术语；在《荧屏》中，有“按某种程序自成宇宙/用星星刻画黑暗”、“无穷个0和1 /永远也走不出的循环”的句子……等等。但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并不重要，一般诗人也会在诗中用上某些学科术语。然而，往深里看，无论在情感体验上还是在运思方式上，人们更发现西贝的诗作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第三节：“莫比乌斯带”：让意象走上无尽的循环之路 西贝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诗的莫比乌斯带”： 物象写在纸的表面/难言的真相隐在背面/两者截然相隔/有人戳破了纸/只窥视到一些碎片//但有一条诗的莫比乌斯带/让两者在不经意间相遇/在那里没有分隔的边界/沿物象的层面径直走下去/你能无限地趋近真理 西贝这首诗，把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特征描写得很清楚。的确，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但是，西贝指出，从表面的物象描述，到达隐在背后的超验的感悟，再回归到意象的本源及至更深一层的现实，循环往复间就仿佛是走在一条“莫比乌斯带”上，演示出富于意象的优秀诗歌能够把现实的物象空间和寓意的超验感悟空间奇妙地连接在一处。“莫比乌斯带”像数学无穷大的符号“∞”，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行走，他可以无限地走下去。西贝认为，拓扑的这些性质恰好也概括了现代诗歌意象的某些属性。 西贝这一首《玻璃中的女子》，就很具有显示诗歌意象纵深走向的“莫比乌斯带”特征： 玻璃中的女子/修长 身着华丽时装//优雅的手势/占据显著的位置/一个纤细的指尖折断了/露出石膏的白骨//玻璃中的女子/目光停在伤口上/她漠然的眼睛/因此  有了忧郁的光芒 2018年10月，西贝在悉尼大学校园里开会时所摄。 玻璃中这位“女子”的眼睛和她被折断的手指，两点之间的距离仿佛能让意象形成一条循环之路，就像是一条正面和反面相连相接的“莫比乌斯带”，正面是华丽优雅漠然死寂；反面则是刻骨的创伤所激发的鲜活的痛楚。此诗显然想通过对精美橱窗模特的表层描述，以一条无尽的循环之路让意象纵深地走下去，去展现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诗人的意思是：也许唯有从完美走到伤痕累累，才能从死走向不死，并在循环往复中闪烁最终的充满缺憾的生命之美。 西贝说，传统的写实诗作就像传统的绘画，画得越逼真水平才越高，但确切地说那该算作是技术的水平，而不是艺术的水平。而要把个人的体验升华到艺术的高度，往往需要打破传统的写实。比如毕加索画的《哭泣的女人》，那女人的脸扭曲错裂，我们看到的不是她哭泣的面孔，而是她内心象火山一样喷发的痛苦，画面爆发的强大能量冲击波深深地把人震撼，是传统的方式所无法企及的。西贝补充说，很多人对现代艺术充满质疑，因为的确有一些伪艺术家，以为把形体画得不成比例，把诗句写得荒诞，便可标新立异；即使有些名家经典，也会有败笔之作。事实上，每一首诗都是对诗人的心智、视野眼界、感悟力和文化沉淀以及经历储备等等特质的考核和验证。 第四节：传达内心的不可言说的悟：西贝在意意象丛非平庸性 关于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西贝非常在意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她这首《当轮到我们》是一个实践其诗论的例子： 当轮到我们/怎样去关闭/白色或黑色的盒子/怎样去留存/最好的隐秘的部分//最后一刻的完整酮体/竟然曾是如此冷漠/手持蓝色的玫瑰/白纸遮住脸//当轮到我们/怎样去打扫和退还/那些空旷的房间/一只蟋蟀/跳上月光的凉台//边缘之外  众说纷纭/桌椅被重新放置/灭掉最后一盏灯/空白的墙壁/回音  触到了/无边的  黑暗的丰腴 这是一首关于死亡的诗。每一个人最终必然要面对死亡，自己的或别人的。当轮到我们去面对失去生命的最亲的人，有很多悼念的诗歌写尽悲痛哭泣和缅怀。西贝这首诗试图用意象的丛生去填补死亡留在我们心底深不可测的空寂和茫然。很多情况，这些感受很难用词语来表述，所以她借助了众多的意象：白色或黑色的盒子、完整的酮体、蓝色玫瑰、白纸、空旷的房间、月光、蟋蟀、重新放置的桌椅、灭掉的灯、有形的墙壁和无形的黑暗。这些意象看上去或许并不相互关联，像一堆杂物或一堆杂草，但这些意象丛的杂物杂草全都带着自己特有的敏感脆弱的神经各自生长，并将永远伴随我们度过失去亲人之后的漫长荒芜的岁月。读了这首诗之后，你会深深感受到这种空寂茫然的意境，而且这个领悟会越来越难以磨灭。 澳洲画家、剧作家、诗人罗德尼·米尔盖特（Rodney Milgate）写过一首诗《莫那若的风景》。1996年，澳华文坛成型初期，悉尼英语作家协会的Robyn Ianssen（楊舜）联同在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王一燕编辑出版《纸上的脚印》（“Footprints On Paper”，Robyn Ianssen Productions），书中收了这首诗，它也是西贝选作营造非平庸的意象丛的很好的例子。这首诗译文如下： 我的是那些蓝桉树幽灵，脖颈瘦长，哑然无笑，/迎着晨风翘首睥睨，沿着库玛公路游荡。//我的是那些体肤绷紧的蝉，伏在傍晚黯赤的微光中，/切切鸣唱白骨般的声音，阵阵铜锣敲响大地。//我的是基调，向回忆倾斜，树梦见原罪的赭石，梦见人界的黑色。//我的曾是一支军队，拯救的直线沿距离和时间平行伸延，/当天空响起殷殷的钟声，便如创作意义者在布道，在畅饮蓝天。//我的是拔地而露的树根，将那些沉睡的树干心中半隐半裸的秘密扎围进沙穴。//我的将是太阳的吼叫，为一个孩子充满阳光的日子干杯；/灵魂欢呼时，茅棚便在脑中闪光，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 澳华画家范东旺作品《树》（丙烯画，90×90 cm） 在澳洲内陆行驶过的人都会对那烈日下无边的旷野、空寂的公路、高大的桉树留下无法忘怀的苍然冥冥之感。正如西贝指出，米尔盖特这首诗和他的现代绘画一样，诗中的意象丛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强有力地向各个方向伸出意象丛的触角：向着幽冥的宇宙、大地的白骨；向着原罪的赭石、人界的黑色；向着树根、沙穴、太阳的吼叫以及雨的手指。读着这首在涌动的激情中饱含历史沉思的诗，我们很自然地被它的意象煽动着，好像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了意象丛的基底，似乎每一颗汗毛都像纤维丛一样竖立起来。 显然，西贝很早就非常关注诗歌（包括英语诗歌）中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与诗歌寓意的纵深走向不同，诗的意象丛就像一片花草丛，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有自己的颜色，都是自己的终点，形成了多维的非平庸意象丛。意象的众多有时能够带来某种量变到质变的效应，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象生成的非平庸性。 诗学专家吕进教授认为：“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不可说’的无言的沉默。”（见他的《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一书）西贝说她对此深有体会。想要传达内心的这种不可言说的悟真是很难，而借助于诗的意象丛，横向铺展，往往能帮助诗人通过再现那些闪烁不定稍纵即逝的幻象最终来传达心头的感悟。 第五节：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哲理思考：西贝与高行健共鸣 《静守百年》中许多诗篇，就像这两首可作为西贝诗论范例的《玻璃中的女子》和《当轮到我们》，都非常洁净，纯粹，而且，要进入她要传达的心头感悟，读者似乎需要努力通过一堵墙——一堵在那里竖立着的抽象性的墙。的确，西贝诗作散发着来自数学的影响，抽象性把她的诗与数学拉在一起，进而西贝巧妙地将抽象的诗思化为意象，以其意象透露诗思。 那么，西贝诗作与空间艺术的绘画疏远吗？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自从18世纪德国美学家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他编著的《拉奥孔》（Laocoon： An Essay upon the Limits of Painting and Poetry，1766年出版）一书中论述了他关于“诗与画的界限”的观点，在西方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也为中国许多诗评家所接受。但是，虽然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诗画之间的异质性，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推倒“诗画本一律”的基本理论。具体涉及到西贝的诗作，以及下面要涉及的高行健的水墨画，莱辛提出的“画只宜描写，诗只宜叙述”的见解，就更是可疑了。 《静守百年》正文前，有七幅配诗画，为悉尼画家兼作家吴棣所创作。这为诗集作序的新加坡诗人学者陈剑先生注意到了。他在序中说，吴棣的插图恰到好处地烘托了西贝诗的意境。诗人和画家共同呈现的双重空间，既平行又交织，虚实结合，达到了语境和视觉完美互动的艺术高度。（见陈剑《静守百年》序，《叶尖水珠透析的生命》）而我，当然更感兴趣的是西贝作为诗人的配画诗。去年（2017年），西贝给我一组题为《水墨之境》的诗作，让我在《澳华新文苑》上发表，这组作品就是为高行健一组水墨画配诗。 对这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刘再复先生给以最高的评价。他说他发现高行健前后至少有四次了不起的“人文发现”：发现二十世纪的“现代蒙昧”、发现自我的地狱乃是更难冲破的地狱、发现“脆弱的人”，以及发现对立两极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第三空间（也可称作“第三地带”）（见刘再复，《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华文文学》2017年5期）。本文当然只能简略谈及高行健的绘画。而在这方面，刘再复也指出高行健找到一个前人未曾认识到的宽广领域，在抽象与具象之间，诉诸提示与暗示，提供了一派难以捉摸而极为丰富的内心影像。向来以黑白水墨作画的高行健，其笔触自有光和影在画中涌动，从其心灵最深处勾起，是模糊又难以言喻的身影与记忆。高行健本人，比较自己的文字，对其画作也有更高的自我评价。他在其论著《另一种美学》中这样说：“语言是自我藉以成就意识的工具。言辞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局限；表述明确的逻辑藉此得以产生，辩证与哲学也因此得以形成。绘画则是直呈内心所见(即心象)，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 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水墨画《奇景》（《Miracle》） 作为诗人，西贝非常赞赏高行健的“接棒继续上路”的水墨画。西贝在她的组诗《水墨之境》的前言中说：“高先生的朦胧与半朦胧的水墨色泽和光晕，留给我们广阔的空间于潜意识中去体味，然后那些不期而遇的感悟浮出心的水面。这样的感悟可遇而不可求，蕴含着瞬间一切的可能性，超越了智慧，带来无限的诗的遐思和沉浸。”又说：“高行健先生的水墨画总是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每幅画都像是一首诗。神秘的静寂与苍凉，无论抽象或具象，都以某种独特的韵律震撼心底，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澳华新文苑》811期，2017年9月30日）且看看西贝如何在“一种莫名的感动”下，把高行健一幅画译成一首诗。以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命名为《奇景》（《Miracle》）的一幅水墨画为例，西贝以这首也题为《奇景》的诗作表达她的解读——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 跟随一滴水/进入神的王国/古老的真理  秩序/永恒的气息降临//而她是否还能再变作女神？/乳汁里混合着爱与死//直接回到原始的山林/灵魂裸露着她的不幸和隐秘/天国最后的甘泉/凝固了光明和黑暗 高行健把作画当成物我两者的凈化。凈化结果油然而生孤独感。他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孤独就是其主旨与圭臬。两部小说的文字，把孤独感传达得非常出色。而他的绘画，则像他自己说的，“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在高行健2006年创作的《世界的尽头》（《The end of the world》）中，我们看到，即便画中的人不是单个而是复数，画里却没有“他们”，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孤独且要面对孤独的人。对于高行健来说，复数本质也许根本就不成立，在天地之间，在或坚实或悬浮之间，只有单数的个人才有可能成立和存在。这是何等的孤独！但这又何尝不是伟大的所在。西贝显然在心里产生高度的共鸣，虽然有点沉重。她告诉笔者，看过高行健的小说，比较而言还是高的画作给她的触动更深。“是高行健画中的孤独和虚幻感与我产生了很大共鸣。”（西贝给本文作者的电邮）西贝也和高行健一样，张扬孤独。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自述《看哪这人》中那篇《我为什么这样智慧》第八节说过：他整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盛赞孤独的酒后狂歌，或者，假如人们明白了他的意思的话，是一首赞美洁净的歌…… 的确，对他们而言，赞美“孤独”就是赞美“洁净”。而洁净正是西贝意象的本性。 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水墨画《双视图》（《Double View》） 人说高行健水墨画表现出了一位“怀疑者和洞察者”在文字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不断作哲学思考，作品具有不可排除的哲学层次。他的写意水墨画中，呈现的不仅仅是具象，呈现的是他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现状的形而上思考。西贝显然深深理解了。她说：“他（指高行健——引者）的绘画和他的文字一样冷静而深含寓意。他把人生的孤独和求索在黑白颜色的层次中透析升华，心灵的观照指向宇宙万物的奥秘，静谧中散发着禅宗色彩。禅悟本是非传达的，而高先生的画笔正是在高于理智近似幻化的空间中以心传心，仿佛能让人走回到天地混沌未开之始，去触摸宇宙万物的本源。”（澳华新文苑》811期）她为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双视图》（《Double View》）水墨画配了这样一首同题诗作： 或许梦就像一些窗口/最接近所谓的平行宇宙/双重的时空/一些迷路的形影/在不同的维度里穿行/各自卓越着  深邃  宁静//并相互叠加  纠缠/回到原始图腾古老的本原/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同的过去和未来/神话  瞬间再现/拨动死水深潭里的心弦 第六节：西贝意象与女性诗写：在细腻感触之上的有关完美与生命的悖论的哲理思考 《静守百年》分为五辑，《静寂》、《身世》、《风景》、《草木》这四辑是新诗作品，一共一百零三首；第五辑《古词新韵》则是基本上为2015年所作的七十五首古词。纵观整部诗集，不管新诗也好古典诗词也好，特别是古典诗词，不少作品，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阴气”，很容易看出是出于女性之手。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个局限。但对于一个作者，这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每个人都有局限。而且，我这里所说的“阴气”，绝非贬意，只不过说明一种特性；而且，这种特性，经常陪伴的是柔和、静好、美丽、委婉、温馨……诸如此类。基于此点，我不太喜欢西贝那首被吕进在他的序中作为重点高度称赞的《小白鼠》。这首诗描画小白鼠被解剖的过程：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受够折磨，流尽鲜血，变成了垃圾箱里的白色尸体。吕进当然说得对，“这种对于痛苦的小白鼠的悲悯情怀，来自女性的敏感和细腻”，但诗里现出的这种“细腻”，似乎有点让人不适。还有，诗中直接道出：“你蓦然想到/从痛苦中分离禅的过程“，也太露骨了，近乎推销，难以打动人。西贝诗写，似乎也不好像陈剑在他的序中说的“很具备所谓女性主义写作的意涵”。窃以为最好不要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归结西贝的诗作的特性，主要的一点是，女性主义异义太多因而异议也太多。 说了以上这些，我便要指出，读者可以发现，并会不由得发出赞叹，西贝在她许多诗里，把女性诗写推至到一个何等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境地。 从她一起步来说吧。在《草木》这辑，有一首《无花果熟了》，标明发表于1984年，可能是她的处女作，起码是她发轫时期的作品： 微雨 黄昏是昏黄的/在窗前我等候妈妈/窗台一颗紫色的无花果/无花果熟了//无花果 梦里也在长大/而她是太晚熟了/黄昏露出疲倦的微笑/妈妈  无花果是甜的吗？ 无花果“梦里也在长大”，诗中洋溢着对母爱的沉醉，似乎还让人感觉一种少女特有的淡淡的幽怨和愁绪。写作此诗那时，西贝是一位涉事未深的少女，但如许多论者所说，此诗却出奇地开始“成熟”了——以成熟的诗艺呈现晚熟少女的心境与动静，呈现一种优雅平静而且略带几分虚幻感的色彩氛围。她的诗歌正是在这种情感体验基础上营造出了一个充满幽闭色彩的个人世界。 之后，三十多年来，西贝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有了许多阅历，诗艺更加成熟了。前文所论述的《玻璃中的女子》，是1994年的作品，而199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其中一位撰稿者、文学评论家周可教授，就对此诗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这首诗借助于象征的巧妙，运用诗歌表现方式的超验性追求以及简洁明晰如同数学方程式一样的形式构架，对女性命运及女人自我身位作出哲理性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情绪性体认。诗中，西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将现代女性的命运聚焦在精美的橱窗模特身上来加以把握。大块的橱窗玻璃隔开了诗人与对象的距离，进而也阻碍了诗人的情感投入，因而也就在避免了诗人情绪化倾泻的同时强化了诗人远距离的“出位之思”。玻璃橱窗中女子的装束和姿态虽然华丽而优雅，但却掩盖不了其无生命的苍白和冷漠，而她如果想去争取获得自己的生命，那么她又将以牺牲美丽为代价。周可指出，在西贝笔下，美丽与生命竟以如此难以协调的悖论形式浓缩在女人身上，不仅显示了诗人对女性现代命运的深刻揭示，其内涵的抽象度几乎达到了一种寓言式的高度，同时也是诗人思维方式日趋形式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表现。正像有的哲学家所说，数学之美，美在抽象。而西贝的这首《玻璃中的女子》所呈现的美，恰恰具备了这一素质。 《静守百年》第二辑“身世”中，有一首题为《杯子》，也是西贝女性诗写的范例，这是诗的最后一节： 为什么你要触动/这最后的/脆弱的/完美容器？/把它放回到托盘上/看上去它完好如初 诗中，通过“杯子”这本来完美容器的破裂，暗示生命不堪一击的脆弱，而它在破裂的一刹那所发出的“轻微的声音”，则如同生命毁灭瞬间的叹息，或许，那张“托盘”，才是它的归宿。如周可所指出，无论是《玻璃中的女子》中那漂亮的橱窗模特还是《杯子》中托盘里精致的杯子，都是西贝感知女性现代命运的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具体形式，它们在西贝精神世界中出现并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以致于最终成了诗人进行女性自我定位的最佳坐标。凭借这一坐标，西贝在诗中对女性在现代生活中的尴尬处境——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共存——作了一次简洁抽象的提示。这里有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还有，西贝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西贝女性诗写的意象，显然充满在细腻感触之上的哲理思考。 西贝诗如其人，人如其诗。她为人低调、沉静、简约，还常带着少女般的羞涩。这成因恐怕超出数学专业训练，也许源自她个性中天生的谦卑，甚至如陈剑在他的序中说，还可能与她从小贫血多病有关。西贝在《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这样的自剖：“形体越来越令人羞愧，不祥的预言直达心底”，她希望能突破自己，从而“小心翼翼，想借强化的光线，穿透一条幽闭的通道”，然而，“穷极了所有的方式，难于启齿，永恒的谜团，而沉静、简约、淡到极致，构成一个温柔慰籍的空间”。 吕进在他的序中说得好，欣赏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就是在和一位富有教养的女诗人对话。在喧哗的世界里，她宁静地守护着自己的内心。她不拒绝对日常生活的表达，而是从表达里显示出，她从寻常的事物里寻找诗美的能力，寻找心灵的栖居地的能力。 第七节： “有我之境”抑或“无我之境”？西贝意象与中国传统诗论 西贝在意象上着力，她的诗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独特的意象，把我们带进一种奇妙的意境，让我们深刻感受她所达致的审美境界、精神境界。她的确善于营造意象，或者准确地说，那绝不是刻意营造，而是流自她内心深处的隐喻，是她自然而然的具体化了的感觉。意象能力是判断一位诗人高低文野的重要标尺，西贝的诗艺常常让人赞不绝口。 再试试赏析西贝另一首诗《雪》： 雪落在冬天的路上/多么喧哗的街道/行人和他们的孩子走来/雪僵硬了 凝成一片透明的冰//雪落在隆起的屋顶/多么温暖的房子/雪  融化为晶莹的泪/顺着屋檐滴落//雪落在荒凉的山野/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她静静地绽放/一片洁白的完美和遗忘 吕进教授为《静守百年》作序，其序的标题是“洁白的完美与遗忘”，就是取自西贝此诗的最后一句。他极其欣赏地说，这的确是雪，它落在路上，落在屋顶，落在荒野。但是，这更是诗歌世界的“雪”，它是泪滴，它能绽放。在“雪”的背后是诗人，一位女诗人对洁白的向往：“太阳照不到的”人生和世界的洁白。由《雪》及至西贝其他诗作，吕进觉得，无论写内心状态，写身世，写风景，还是写草木，西贝的运笔方式多是“现实的心灵化”。用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的话，她是在“以心击物”，所谓“击物”，就是以“心”去分解“物”和重组“物”：物因心变，变得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她笔下的世界就这样变成了她的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崭新世界，然后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的，使“物皆著我之色彩”。吕进认为：“以心观物，是西贝写诗的基本方式。”周可教授同样赞赏这首诗。他说，西贝在《雪》中呈现一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在繁荣喧闹的大街上会变得僵硬，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又将融化成水，只有在孤独寒冷的空旷原野，雪才成为雪，冰雪之美才会显得那么纯粹而清高。显然，在《雪》里，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 从《雪》的解读，可以进而议论一下“意象”、“意境”、“境界”这三个诗学和美学术语。在中国诗论上，这三者有许多讨论，也有些不同见解。 何与怀博士在西贝诗歌研讨会上发言。 一般认为，意象既指称作为名词的客观“物象”本身，又肯定意象是意中之象。或者如艾青在他的《诗论》中所说，意象就是“具体化了的感觉”。或者说，物象是客观存在，然而进入诗人的构思，经过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两方面加工，物象便成为意象。或者我们再加上一个概念：“语象”，视之为诗中存在世界的基本视象，包含物象，并包括物象以外的“象”，这样，意象是经过诗人构思由若干语象的陈述关系构成，其结构形态有主次式、辐射式、并列式等等。这样，意中之象，情景交融，由此构成一个包含着意蕴于自身的一个完整的感性世界；而意境，作为意象的总和，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意境是中国独有的一个诗学和美学术语。 关于“境界”，现在这一概念已成判断艺术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已成为一个有高度和深度的层级概念，被套进诗词画照音乐舞蹈戏剧小说甚至体育建筑多种门类，表达作品所达到的审美层次、精神层次。不少学者把“境界”和“意境”混为一谈，而我倾向认同更多学者的这个观点：这两个概念虽然的确有相通之处，但也需要加以区分。综合各论者观点简述之，“境界”可以和“意境”做以下的区分：从艺术范畴的界定上看，“境界”的本质是客观的“景”和主观的“情”两个元质构成，而且这两者都是“观”即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而“意境”强调“境生象外”（刘禹锡），“余味曲包”（刘勰）。从艺术理想的追求上看，“境界”主“真”，且带有浓厚的西方哲学中的“理念”色彩，实为“理念”的“真”；而“意境”主“美”，其基础是“天人合一”的东方生命意识，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积极的生命态度和超脱精神。从思维方式上侧重点上看，“境界”偏重于抽象到具体，是对理念的具体感性的呈现；“意境”则偏重于具体到抽象，是通过有限的具体的各种艺术要素来传达一种无限的抽象的宇宙意识。作为美学范畴，“意境”或“境界”都是一种情景交融而又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作为哲学范畴，“境界”则进而透示人生境界，其最高形态是一种诗意的存在方式。 总而论之，作为艺术审美符号的“意象”、作为艺术审美判断的“意境”，与作为生存价值判断的“境界”，三者之间是各自独立而又交叉融通的关系。 王国维的《〈人间词乙稿〉序》一文所体现的理论是“意境论”，主要流露出西方式的分析推理倾向。他的《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是“境界说”。王国维认为，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无法分解。他的境界说强调与情、景二要素相对的“观”，亦即心灵境界；文艺作品的境界只不过是诗人心灵境界的物态化，是艺术家对于心灵境界的一种肯定方式。王国维推崇“境界”，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他还认为，多数诗人只能创造“有我之境”，只有杰出的诗人才能创造“无我之境”。王国维推崇“无我之境”，表明他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境界。 作为《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王国维的“境界说”既是他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这部著作虽然继承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着重直觉感悟和经验描述的特色，但这是他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评论。从他这两种著作分析看，他的“境界说”是在其“意境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立足于中国传统，融合了西方理论观点，从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 那么，试问：西贝的《雪》所呈现的是王国维说的“有我之境”呢抑或“无我之境”？按前面吕进教授的分析，似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那么，相应而言，诗中应以情为主，多半是情语，感情外露、强烈，是“显我”，是物的“人化”即感情化，文学创造主体色彩浓厚，而对象主体“物”受到改造痕迹明显。但通读全诗，似乎又并非如此。此诗以景为主，大体是景语，感情冷淡、内蕴，是“隐我”，是人的“物化”，感情自然而然流露于物的如实描写中，文学创造主体色彩相对淡薄，外射于对象主体内容与自身意蕴和谐融合。这又似乎是“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全诗的基调绝非宏壮而是以优美见长。如此看来，西贝诗作意象所营造的意境以及所达致的境界很值得考究。 第八节：《悬浮液》：一个解读西贝意象的有趣的例子 为西贝《静守百年》写序的吕进教授和陈剑先生刚好是我敬重的两位朋友。一位是重庆西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该校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一位是新加坡著名学者、诗人与评论家、国际诗人笔会创会诗人与主席团成员。两位诗学造诣很深，不过我还想就他们在其序中都提到的西贝的一首诗再请教一下。这首诗是《悬浮液》： 悬浮液/细小的油珠/漂浮在水中//它们 永远/不会溶于水/任凭你怎样搅动//它们悬浮着 漠然/带着游离的孤独 陈剑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沿着铁道》的诗一起解读。他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只有长长的夕阳/把草的手臂伸向铁轨/让列车带上她的乡梦”，于是认为《悬浮液》也同样透露：“移民的生活有些艰辛，南十字星空下的乡愁是浓的”。吕进的笔墨更多。他觉得《悬浮液》很精彩。为何精彩？他说，诗在笔外，情在墨外。诗笔落墨的地方不一定是诗人想告诉你的，写的是悬浮液，实际上是在倾诉一种惆怅，倾诉一种游离的孤独。吕进也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无根的植物》的诗一起解读。他也是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美人鱼在海底不停地弹着琴/ 歌里歌外 漂泊的游魂/唱着叶落归根——”。于是，《悬浮液》让他得出这样的感觉：“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 很有意思的是，周可教授在他参与编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介绍澳华文学时也对西贝这首诗作过评论。他是把这首诗和西贝另外两首诗《杯子》和《雪》连在一起作出解读的。在《杯子》一诗，诗人从杯子坚硬的质感和细腻的触觉入手，象征性地写出了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但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周可认为，这也就是《悬浮液》一诗中所揭示的境界。毫无疑问，诗人所写的这种“悬浮”可以看成是一种拒绝同化的生命姿态，而从其“游离的孤独”状态中，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周可进而指出，《悬浮液》与前文论述过的《雪》中所表达的情感一样，西贝呈现的也是这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 我个人感觉，周可对《悬浮液》的解读，可能更接近西贝在她诗中以“悬浮液”这个意象所传达的意境和境界，这也是出于我对西贝个人气质思想的感觉。的确，《悬浮液》的境界大大高于世俗的一般异国乡愁。而且，请想一下，如果按照吕进所说，“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那这种命中注定绝对无法调解的乡愁以及在这种乡愁压抑下的生活也就太悲催了吧。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这些成了澳大利亚公民的华裔民众如何在这个新的家园生活下去啊？！ 还可以再议论一下。 何与怀博士与吕进教授、梁上泉先生（左），蒋登科教授（右）摄于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 注明写作日期是1992年5月的《悬浮液》是西贝刚刚移民澳洲第二年的作品。诗人来到这个说英语的西方世界，一下子有个适应的过程，在她一些诗中流露几许乡愁非常正常。不过，中国国内的人，最好不要想当然过分地夸大这种情绪，特别在当前“地球村”时空背景下。因此，吕进在他的序中说西贝的《无根的植物》这首诗不由使他“想起菲律宾诗人云鹤的名作《野生植物》”，也不由得使我生发一些微词。 “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华侨”（吕进把原诗中的“华侨”改为“游子”，可能笔误）——云鹤这首题为“野生植物”的诗，历来被称为“华侨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以“野生植物”这个意象象征“浪迹天涯、无所依归”因而可怜巴巴的华人，一直被中国许多诗评家反复称赞。但是，就整体来说，在今天这个意象并不准确，而且极其有害。世界各地华人生存状况，早就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时代，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会逐步养成全球眼光，做一个“世界村里的世界人”，抱持世界主义，抱持普世价值，使自己当下的生活更具有可信度，更具有充实感。还有，必须指出，“华侨”这个词绝非等同“华裔”或“华人”。而多少年来，甚至直到现在，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华侨”这个词却还是错误地甚至是故意错误地广泛使用来统称居住世界各地的华人，好像他们只不过是暂时在那里“寄居”但仍然是中国统治者管辖下的顺民，完全无视他们甚至已经好几代是所在国的既享受权利又力尽义务的公民。 吕进在序中进而把“文化全球化”称之为当下“一个流行很广的伪命题”，这就进入一个大问题了，这一发挥就更值得商榷了。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第九节：以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 歌德曾经下了断言：诗不可译。西贝也认为，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包括音乐绘画文学等，或许诗歌是最难穿越不同国度的。的确，所有译诗者都有共识：译诗之难几乎有如登天。不过，我在一篇题为《一个挑战》的文章中也同时指出，如果我们不作极端的要求，像歌德所说的“两种翻译的原则”那样——要不把外国作家移居中国，使他们变作中国人；要不自己跑到外国去，去适应该国的生活条件、语言音调和特性——那么，译诗是可能的，译得好也是可能的。我在一篇评论美国华裔诗人非马的文章中说过，比较而言，非马的极其重视意象的诗章可以比其他很多诗人的作品较少困难地翻译成另一国文字，他自己就把自己不少诗作非常精确并且传神地译成英文。同样，西贝的诗作也是这样。 事实上，西贝爱读英语诗歌，自己也很喜欢用英文写诗，有时亦在从事中英诗歌互译。早在1995年，她第一次写的双语诗发表在悉尼大学的《Collage 1995》期刊上；她有一首英文诗《Red Spider》曾获Australia Scribblers National Literary Competition 2013-Poetry诗歌佳作奖；她用英语写的文章曾被选入澳洲出版的英语书籍《Lu Xun and Australia》；她还曾把雷平阳的诗译成英文发表在《当代国际汉诗》2016年4月的期刊上。特别是，她的《静守百年》诗稿提交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时，原来连带还有英文诗稿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考虑国内读者范围，把英文部分去掉了。诗稿中有些诗她其实是先用英文写出，然后再译成中文，比如《帆影》等诗。希望《静守百年》能够尽快出版一个英文版本，我相信其他族人会欣赏的。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西贝把一些诗作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用以证明自己的诗观。其中一首诗，为一位澳大利亚希腊裔诗人尼克斯·诺米克斯（Nikos Nomikos）所写，收在他的诗集“Noted Transparencies”(《显著的透明》，trans by George Mouratidis ，Owl Publishing， 2016)，西贝中译如下： 今天，当美丽世界的庆典开始，/带着所有斑岩一样的心脏，/带着良好的愿望，他们呼唤我的名字，/用扩音器（好像我是个聋子）/他们向我展示旅途的行程，/快点，亲爱的兄弟，他们告诉我，/波丽妮娅正吹着口哨将带你上船。 西贝指出，诺米克斯这首诗，没有丝毫的奇语，甚至没有什么形容词，诗从希腊文被翻译成英文又被她译成中文，因为文字平易，多次转译也不会有质量的损失。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这首诗正是因为在诗人平易的文字后面，通过庆典这一通透的意象，传达了一种局外人与这个喧嚣世界相隔甚远的对孤寂的沉湎和迷惘。这也恰好表现了很多现代人常常怀有的对外部世界的陌生感以及置身于边缘生活中的游移与逃避的矛盾感触。西贝觉得，此诗的超现实主义很有感染力。她读过很多人的诗感慨遗世的孤独，对此都已感到麻木了，但这首小诗却深深地触动了她，甚至让她的眼中充满泪水。心灵的共鸣在物象和超验的多维空间产生，这就是诗歌意象的力量。诺米克斯诗集的名字“显著的透明”，也让西贝很喜欢。通透的意象，朴素真切来自心底去除辞藻包装的诗歌意象，能让地球上被不同语言和国界隔开的空间变得透明，能让诗本身的光芒在广阔的大地上穿行无阻。 西贝在谈到诗的“莫比乌斯带”时，也引用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一首题为《落雪》的诗作，此诗收在他的诗集英译版本《The Great Enigma》（《巨大的谜语》，trans by Robin Fulton.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一书中，西贝把它再转译成中文： 葬礼接踵而来/就像驶近城里时/那越来越多的交通灯//成千上万的人/看着地上长长的阴影//一座桥/慢慢地把自己架起/伸向苍穹 西贝说，这首诗有着多维的意象：雪、葬礼、交通灯、阴影、桥，看似各不相关，有人甚至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跳跃太大，费解，而翻译家罗伯特·布來在题为《半完成的天国》的序言里说得好：“我們之所以感触到他诗歌里阔大的空间，也许因为他每一首诗里的四、五个意象，都來自灵魂深处那些隔得远远的源头”；颁奖的瑞典学院也指出：“因为透过他那简练、透通的意象，我們以崭新的方式体验现实”。西贝完全同意。她觉得，正是这些多维的意象神秘地唤起我们有时是不自知的某种深处的感觉，精致的关联带来心灵隐秘知音的感动。她最为欣赏这位诗人的平静和客观，那种不带评判的观察其实是人类智力的一种极高的形式。他的这首诗就像题目中的雪一样地静和冷，对接踵而来的葬礼没有悲伤，也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意象的流动或跳跃，蕴含内在的知性，诗人以他纯粹个人的细微的体验映射出人类永恒的疑问，能让读者的联想向深处延伸。不同的人，可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唤起不同的感怀或共鸣。西贝进一步指出，跟随诗中一连串的意象，以及平实文字下流动的幽深的感觉，仿佛是被诗人引领着走在一条生死回旋之路，极像是走在“莫比乌斯带”上，从生的层面到死的层面，再到生死合一的层面，直觉和理性在这里不期而遇并得到完美的统一。 2018年9月，西贝在美国密苏里河边。 西贝成长于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不但包括新诗也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其精髓都融化在她的血液里。但同时，在澳洲生活多年的她，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诗歌意象，有着极其敏锐的领悟力。潜移默化中她兼收并蓄中、英诗歌的长处。例如，可以看出，西贝诗作，其意象的营造，具有西方诗歌象征主义的倾向。进而论之，对于生命的无常，命运的荒诞，西贝意象背后，往往藏着独特的哲理沉思和阐释并升华形成深层意念，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是深具“禅”的意味；而在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中，如陈剑所说，西贝应该受到尼采和艾略特的影响，并演化出自己对生命的禅悟。生死存亡可谓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象征主义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一个最佳实例。至于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对生死存亡更是这样阐释：“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 西贝的诗写及其探求之路，也许可以向我们证实：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表现人性以及人类共同抱持的普世价值的文化，包括对文学中的诗歌意象的感悟，是相通的——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西贝自己也说，富有蕴涵和寓意的诗，言之有物，是诗人选择意象的渠道来捧出自己的灵魂，而因为人类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感受是相通的，因此在翻译体中很少会有质量的流失。这样的诗既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超越了语言的隔膜，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声音。前文讨论非平庸意象丛时，引用了罗德尼·米尔盖特的《莫那若的风景》这首诗。西贝极其尊敬这位澳洲诗人。她在1996年《纸上的脚印》发布会上见过米尔盖特先生，他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高大沉静温和。2014年米尔盖特因心脏病去世，西贝看到消息时，在脑子里回旋着他的诗句：“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第十节：静守百年：怎样才能承受真相？ 2016年9月12日，南溟出版基金为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举行新书发布会。这是会后部分与会者合照（西贝前坐右四）。 很多阅读过西贝诗集的人都在想，西贝是怎样想到为她的诗集起名“静守百年”？整部诗集没有一首诗以此为题，不过，诗集第一辑“静寂”开首第一篇《白杨林》，诗的最后倒有被诗人选用来命名这本诗集的四个字——“静守百年”： 白杨  树干林立/压缩的空间/纵深的距离/那么多眼睛和嘴/阅尽一切 缄默无语/述说和请求的能力/转化为他们站立的方式/沉默  沿两个方向伸延/向上是炫目的光圈/向下是脚趾的探寻/穿透深不见底的黑暗/苍然静寂的森林/怎样才能承受真相？/破译的密码/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深深浅浅 静守百年 “静守百年”，让人有说不尽的联想，这个书名当然就是诗人对整部诗集一个精髓概括，可谓又美妙又准确。正如悉尼作家张劲帆在《品读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说，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西贝可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的生命定义为世界的冷静观察者，静静地守望，静静地冥想，静静地书写，诗集中的第一部分以“静寂”来命名，似乎也印证着这一点。 悉尼诗评家进生写了一篇《白杨林》读后感《怎样才能承受真相？》他说，被西贝诗句引导的想象，附着在白杨林的特质上，是展现人类精灵般的诗意与比拟。破译的密码，深深浅浅，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人生自然也得承受真相。破译人生的密码，又该写在哪里？有了白杨林的启迪，回答应该不难。 但是，要猛然一下子就读懂西贝的诗，有时真的却是很难，原因就在于西贝善于把握意象，使之跳跃，使之潜沉，交叉反复，就像数学演算一样深奥莫明。张劲帆在他的文章中说，西贝喜欢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起来，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去解读，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些读者可能会产生厌倦和疲劳。陈剑在他的序中也说，意象的阐释有时并不是十分好理解。如果不能从诗句中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有时真是不容易读懂那些诗。那些诗具有朦胧的意象而使之变得隐晦，反复读才能突然豁然贯通，然后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诗人的哲思。比如《面具》这首诗，既抽象又形象地描述了人的另一个面孔，那个面孔带着最初的爱和痛楚，带着惶恐和羞愧，有时会像幽灵一样走出来，唤醒生命中深藏的最温柔的隐痛。诗写得似乎深奥，但又何其奇妙： 一张苍白的石膏的脸/曾挂在壁橱后面/后来它被留在阁楼/再后来它被你遗忘//一个孤寂的黄昏/你恍惚看到/它在阁楼的门缝张望/一晃 就不见了//你走上阁楼/在突降的沉寂中/听到它低声说/不要开灯/不要驱赶我的阴影 《面具》插图（澳华画家吴棣作品） 话说回来，不管如何赞叹西贝意象如何纯净、简洁、含蓄、深刻，也不管如何感到她一些诗中意象如何费解，她的诗就是她的诗，是诗歌百花园中一种，就是那么一种，值得珍惜的一种。一方面，不应因为西贝的《静守百年》的成就，便把它彰显的自然、美好、纯净等品性看成“让诗歌重回”的唯一的方向；另一方面，不必要求她为了迎合读者而自行改变诗风，只希望她在自己风格上更上一层楼，使自己这独特的一种更加完美。而作为读者，欣赏西贝诗作，的确是需要一点文化准备的，甚至有文化也不一定成——至少你不能在繁忙杂乱的时候读，不能在心绪不宁的时候读。 走笔至此，我不由得想起西贝组诗《水墨之境》其中的一首她为高行健于2006年创作的水墨画《The End of the World》所配的诗作。她这首诗，题为《世界的尽头》，似乎让我顿时深生感悟： 在世界尽头的路上相逢/走向天地浑然的神性//而光阴  把我们/涂抹得面目全非/只有凭熟悉的痛苦/ 辨别你的身影//寂静  在全程闪耀/向同一方向移动  不约而同/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 是谁在把我们引领 也许，为了试探西贝诗意，我们也要静守百年？也许，也要在世界的尽头，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是谁在把我们引领？当然，我知道，此刻，我因极度欣赏而夸大其词了。 注：本文所引诗作及论述，除非另有注明，皆出于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4月）及她发表在中国诗刊《星星》2017年11月中旬刊上的论文。 […]
2024年11月22日小説作者：沈志敏 （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获奖作品 ）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街上没有几个行人，脚步匆匆，走向各自的去处。 有一个穿着旗袍的女青年闯入了这条街，就像一头惊恐迷路的小鹿，她没有去处，也没有方向。因为在几个小时前，她刚从巨福路的一处花园豪宅里出走。在大上海这个迷乱的城市里，她从这条马路走到那条街，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几十条马路，也许是半个上海滩。她的颈上是一条白色的围巾，腋下还夹着一本书，那本书也无法把她领向一个温暖该去的地方。 寒流袭来，冷风嗖嗖，梧桐树上已经见不到一片叶子，枯黄的树叶在地下打滚，在她的脚下围成了一团。天空中的白云一片凄凉惨淡，越来越黯淡，好像要下雨。不，已经有稀疏的雨滴，一滴一滴地从天上飘向大地，其中有一滴飘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和天上云色同样的苍白，大脑已处于半麻木的状态，不知道东南西北，更不知道应该再走向哪一条街？一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在她背后响起，惊动了她，她转过脸看见了一个穿邮递员制服的人就在自己身旁，那顶帽子下面，是一张年轻人的脸。他问她：“你在等人？”她摇摇头。他打量了她一下，又问，“你要去哪儿？”她轻声回答：“我也不知道。” 他推自行车要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因为有几滴雨也飘落在他的脸上，他对她说：“天要下雨了，你没有雨伞，应该躲躲雨。” “躲雨？”她的声音很无奈。 他说：“街对面的那间屋子，就是我的住处，你可以去躲一下雨。” 她看着他的脸问：“你说街对面的那间屋子？” 他回答：“是的，就是街对面的那间小屋。” 这时候一辆黄包车从街上飞奔而过，黄包车夫也不愿意在这种气候下拉客，想快点赶回家去。 没有几分钟，天色又增加了一层灰暗，雨滴子更密了，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了。她跟着他走过了那条七八公尺宽的街道，似乎是趟水过了一条小河，有点儿凉，也有点儿怕。 他用钥匙打开一把挂锁，推开门，“嘀嗒”一下拉亮屋里的电灯，那是一个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十几支光的小灯泡。她看清楚了，一间小的不能再小的屋子，大概只有六七个平方米。里面靠墙是一张木板床，床边是一张油漆剥落的木桌，木桌这边有一个熄了火的煤球炉子，煤球炉子上有一个被熏黑的铁锅。当他把那辆自行车推进屋里，两个人再也没有转身的余地。 他把门关上，插上门后的木头插销。她在他插门的时候，“啊”了一声。他转过脸说：“你放心吧，我不是坏人。”然后转过身来，几乎碰到她的身上，他说，“屋子太小了一点，你找个地方先坐下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找，除了床沿边上。在他说话的时候，她突然看清楚桌上有一尊小小的佛像，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一尊袒露着大肚子的笑眯眯的弥勒佛。她拉了一下旗袍，在床沿上坐下来。 这个秋夜特别冷，气候又下降了好几度，好像进入了冬天一般。木门后贴着旧报纸，冷 空气仍然能从破纸的缝隙间钻进来。秋雨绵绵，浇湿了墙上唯一的一扇小窗。两个人都能听到外面淅沥的雨声，和屋檐上掉落下来的滴水声。屋内的电灯已经关熄，但是桌上的小佛像前的一个酒盅里插着一支香，香已燃到一半，点滴火光在黑暗里闪烁，还有一缕清香漂浮在寒冷的空气中间。 她睡在那张木板床上，盖着他的被子。而他只能坐在床沿上，因为屋里没有一把椅子，他的头搁在桌上，两条胳膊当作枕头。他已经把所有能穿的衣服全穿在身上，两件外套，三条裤子和四双袜子，用来抵御深秋的寒冷，他将伏在这张桌子上熬过一个漫漫的寒夜。 他能感到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床板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因为同样的床板也延伸到他的臀下。他猜想在她身上肯定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睡觉前，他并没有问清楚她的情况。他去附近的老虎灶打来一瓶热水，他的邮件包里还有一块饼子，他和她分享了那块 被热水泡软了的饼子，然后他让出了自己的床。他也想到，孤男寡女在这间小屋里，她能对自己放心吗？他正襟危坐，尽量不动弹。倦意来临，他顾不到想这想那，他感到自己快要进入梦乡，那是脑袋搁在桌子上的梦。 他好像听到她在说话，“大哥，你冷吗？你把床和被子都让给了我。”他不清楚自己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他感觉到自己从额头下面抽出一只手来，那只手在她的被子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然后他也听到了自己的说话声音，“你安心睡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的一只手从被子里面伸出来，突然间，握住了他的那只手。就这样，两只手握了整整一夜。 七十多年前，我的外婆就在那间小屋里认识了我的外公，外公就是那个年轻的邮递员。 后来在那一小块玻璃窗上多出了一个“喜”字，小屋就成了外公和外婆的新房。再后来，糊报纸的墙上多了一张胖娃娃的年画，小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啼声，那个小孩就是我的母亲。 外婆早已学会了在门外生火点燃煤球炉子，然后把煤球炉子提进屋里，给这间小屋里增添几分温暖。外公一直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邮递员，那辆自行车已经锈迹斑斑。岁月如梭，中国大地上经过了一次次动荡，政权更迭。 当我舅舅出生的时候，邮电局给外公分配了一间较大的屋子。这间小屋因为实在太小，也没有被收去，仍然留在外公的名下，里面放点杂物之类。外公外婆也经常去那里看看。这个小屋的故事，已经从外婆嘴里传到我妈妈那儿，又传到了我们第三代。 记得我小时候，外婆还带我来过这个小屋，桌上的那尊小佛像还在。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少年的时候就问过外婆，认为出走挺好玩。 外婆笑笑，“你还太小，不懂。” 当我长大了一些，又问外婆：“一个大姑娘睡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小屋里，你不害怕吗？” 外婆说：“起初，我有点害怕，后来我看到了桌上的小佛像，就不害怕了。还有，你外公穿的是邮递员的服装，面相和善。”外婆说起过，待她最好的是她的乡下外婆。她的外婆信佛，每天要在观世音像前燃香。虽然这个小屋里的桌上是一尊弥勒佛像，她知道也是佛。佛和佛应该是相通的。 我就问她，观世音和弥勒佛是女是男的问题。外婆笑了，说：“是男是女不重要，普渡众生，众生有男有女。” 后来，中国大地上又经历了一场浩劫。外公因为在邮电局勤勤恳恳地干了几十年，已经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造反派揪斗他的时候，说他是三青团的特务，利用送邮件的身份传递特务情报。其推理是这样的，你一个小小的邮递员，资产阶级的大小姐怎么会嫁给你？外公说，外婆是自动送上门来的。那些人瞪大眼睛问，“凭什么？你就编吧，特务就是能编。” 外公和他们讲不清楚。在那个年代，许多道理是讲不清楚的。外公被整得身心交瘁，更严重的是医生在外公的身上查出了晚期癌症，治疗也没用，少则半年，多则八九个月，让他在家里等待末日的到来。可是造反派仍然不肯放过他，还要株连“资产阶级大小姐”的外婆。” 家里人商量后，决定把外公和外婆转移出去。造反派三番五次地找上门来，家里人就说外公和外婆出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造反派甚至派人找到了乡下，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影踪，以为外公已经病死了。其实，外公外婆大隐隐于市，就躲在造反派不知道的那个小屋里他们如同回到了以前的岁月，那个煤球炉子还在，外婆又生起了火为屋子里添上几分热量，同时也为外公煎熬几贴中药。桌子上的佛像被包起来藏在床底下，那个年代谁也没有胆量烧香拜佛。 世界上真的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那场浩劫也降温了。外公仍然活着，他再去医院检查，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以后外公又活了二十多年。我好奇地问过原因，外公也说不上来。我问，“是不是外婆煎熬的那些中药起了作用？”外公说，“也许吧”。但那些中药也是很便宜很普通的清凉排热解毒的药草。 “那是菩萨保佑。”外婆一脸虔诚。尽管那时候，那尊小弥勒佛还躲在他们的床下。外公却很幽默，“外婆也是被菩萨送到这间小屋里来的。不然我这么一个穷邮递员怎么会娶到资产阶级大小姐，凭什么？” 那时候我已经长大，再去问外婆离家出走的原因，外婆告诉了我。她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房姨太太，因为吸鸦片成瘾，在外婆七八岁的时候就病死了。后来她的父亲又娶了一房姨太太。虽然，外婆过的也是有钱人家小姐的日子，但并不幸福。她每天听到的都是冷言冷语， 另几房太太明争暗斗，对她这个失去亲娘的小姐更是白眼相加。她知道自己在那个家里，除了作为出气筒外，是一个多余的人。后来父亲为了生意上的发展，逼着她这个刚跨出校门的女儿嫁给一个上海滩上的大亨，去做人家的填房。 外婆把她珍藏着的那本纸张发黄的旧书拿给我看，当年这本书是她出走的精神支柱。这是一本挪威戏剧家易仆生的翻译作品， 娜拉是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名，“娜拉出走”是那个年代青年女子不满家庭的反抗形式，但是走出家庭后，前途渺茫，凶险莫测。外婆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在上海滩上胡乱奔走，没有想到，会撞进了一个年轻邮递员的小屋。 用外婆的话说，那是她和外公的缘分。而在外公眼里，外婆是降临那间小屋的仙女。 后来在上海滩上兴起怀旧风，我也去过乌鲁木齐（旧名巨富路），那里豪宅一幢连着一幢，那些大洋房都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旧宅，我也不知道外婆家是哪一幢？我就去问外婆。 外婆说，“那不是我家，我的家就是你外公的小屋。那里的洋房再大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稀罕。” 从农村插队回来，我在城里一时也找不到工作，感到很失落。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许多沿街的房子变成了商店。那间小屋实在太小，改成店面也不合适，外婆出了个主意，让我在门口卖茶叶蛋。那只煤球炉子换成了比较新式的煤饼炉子，上面是一只很深的钢精锅， 鸡蛋煮熟后，炉子下面的门开一条细缝，只要一点小火，就能保持锅里的温热，又省煤又实用。在这条街上开出了许多小店，小饭馆，食品店，杂货店，服装店，什么店都有。而小屋门口的“茶叶蛋”恰好弥补了一项空缺。煮茶叶蛋的配方也是外婆教我的，用的茶叶是浙江 乡下带来的，除了一定浓度的酱油，配上一点茴香挂皮。四周住的都是平民百姓，茶叶蛋沿街飘香把他们吸引过来，特别是一早一晚，人们上下班的时候，顺手买上一二个物美价廉的 茶叶蛋，边走边吃，味道好极了。我说：“茶叶蛋卖得好，是外婆的配料好。”外婆说：“生意好是菩萨带来的。”她让我把藏在床底下的弥勒佛又找出来，供奉在桌上，特意关照我，每晚要点一支香，就像外公当年那样。 小屋门口的茶叶蛋给了我自食其力的信心，空闲下来，我就读书，温习数理化，兴致高涨时，对着街上叫喊一声：“五香茶叶蛋！”晚上我也在睡在这个小屋里，床头堆满了书籍，看书至深夜，眼累了，就从那扇小窗里看到夜空中的星星，闭上眼睛，脑海里出现了外公外婆当年相识时的情景，心里平添上一层温情脉脉的感觉，进入梦乡。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恋爱了。那时候，上海年轻人谈恋爱的去处是黄浦江畔的外滩，沿江的围栏边，像插蜡烛似的一对接着一对情侣，几乎找不到一处空隙。谈恋爱本应该是两个人的世界，可是黄浦江畔的情侣们，只要嗓音稍微高一些，就不知道谁和谁谈了， 引起隔壁情侣们的窃窃私笑。那间小屋简直成了谈情说爱的奢侈品，小屋里是我和女友两个人的天地，我俩可以放心大胆地温柔。女朋友指着桌子上笑眯眯的弥勒佛说：“瞧，他在偷看我们。”我说：“他喜欢看。”当年，他看着外公外婆的男欢女爱；如今，他又看见了我和 我的女友的情意绵绵。他袒露着大肚子，笑看人间的欢乐，他是在为我们祝福。女友从我的嘴里知道了外公外婆的故事。她说：“我真想成为你们的家人。”不久后她成了我的妻子。 外公比外婆早走十几年。十几年后，外婆已近百岁高龄，她也生病了，不肯住院，也不肯打针吃药。那些日子，她老是吵着要去那间小屋，说外公在那间小屋里等她。我们告诉她，外公已经故世多年。可是她执意要去，谁也说服不了她。如果她一个人住进那个小屋里，谁来照顾她呢？她说她不需要人照顾，她自己能照顾自己，菩萨也会照顾她。我们都以为她老糊涂了。但是没办法，她天天吵着要去小屋，后来闹得白天不吃饭，夜里不睡觉，一定要去那个小屋。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是很随和的，从来没有这样执拗过，我们只能随了她的愿，把她送去了那间小屋。恰好我女儿学校放假，我就让我女儿每天去小屋照顾外婆。外婆外公和这个小屋的故事也已经传到了我女儿那一代。 外婆在那间小屋里只住了三天，就过世了，走的时候很安宁，神态慈祥，脸上还带着微笑。母亲说：“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菩萨相。”我们只才恍然大悟，外婆并没有糊涂，她执意要来这个小屋，真的是外公在这里等她。外公从天上下凡来到这间小屋里来接她。一般来说，人老的时候，嘴里吐出的气息都有一股儿腐朽的味道，可是外婆嘴里没有。更奇怪的是，女儿说，太外婆住在小屋里的那三天，她的身上发出了一股儿只有幼儿身上才会有的乳香味。 至今，人们也说不出其中的原因。那间狭窄的小屋里让外婆得到了一生的幸福。今天，这个世界上到处是一片浮躁的杂音。 中国到处都在建造高楼大厦，上海滩上许多旧房子都被拆除了。那一条离市中心不远的街也被房产商看中了，整条街上的房子都被推倒了，那间小屋也无法幸免。铲车推倒的不仅仅是那些陈旧的老房子，而是把过去和今天撕裂开来。不久以后，那条街面目全非，建造起十几幢豪华的公寓，被上海人称为新贵们的高尚住宅小区。那间小屋算是我们家的祖宅，也补偿到了一些钱，这些钱肯定买不到那个住宅区里面的一间厕所。 在一个晚上，我又走过那条街道。街道已经拓宽了许多，街道上经常有名贵的轿车来往。 我不知道居住在那些豪华公寓里的人们生活如何？但愿他们的家庭像外公外婆在小屋里建立起来的家庭那样，和谐安宁；而不是像外婆以前的那个家，一片纷争的吵闹声，虽然那里是一处比这里的公寓更加豪华的大洋房。 我又抬起头来仰望夜空，当年外公外婆从小屋里透过小窗看到的星星，以前我住在小屋里看到的星星，和如今夜空中的闪烁的星星没有什么两样，星空下面是万家灯火，是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都市的繁华过程就像一匹巨兽，必然会吞噬许多东西。 虽然，街对面的那间小屋也被吞噬了，但是我相信世界上肯定还有不少相似的房间存在。这间小屋已经活在我们家的几代人的心里，让我们家几代人都保持在一种和睦相处的氛围之中，让我们家的几代人保持着平和乐观的处世心态。 这时候，恰好有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夜空，就像在我心中划过…… 沈志敏 – 澳华作家，曾三次获得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
2024年11月22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本文被收录于作者2023年出版的《嬗变》一书。）   华人来澳已有两百年历史，在此期间，即使零星出现过一些华文文学作品，也很珍贵。就从澳洲一部最早的华文长篇小说《多妻毒》谈起。这部用中国文言文撰写的长篇于1909年6月5日至1910年12月21日在《警东新报》连载，分五十二期刊出。这份报纸的英文名字一直叫Chinese Times，但中文却曾一再改名：开始叫《爱国报》（1902-1904），后来叫《警东新报》（1905-1914）、《平报》（1917），最后叫《民报》（1919-1922），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不久时墨尔本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中文报纸。 《多妻毒》最初连载时作者本来未署名，但从作者其他作品知道他的名字是黄树屏（Wong Shee Ping），又名黄右公或黄又公，笔名江夏二郎，1887年生于广东开平。父兄都在澳洲墨尔本有生意。他本人受过基督教传教士训练，也受过传统中国的教育。起初他在报社任排字员，后来升任编辑，还曾是基督教牧师的领袖。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他，是澳洲国民党的重要党员。他不但要改革中国的政治体系，还主张革新中国的文化，包括反对多妻制，其超前的思想应该是融合了基督教教义和革命的政治思想。还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经领导澳洲华人“维持禁例会”，掀起反对白澳政策的运动。   《多妻毒》表明了作为作者的黄树屏的思想倾向。这是一出悲剧。当年中国人风闻新金山淘金的消息，纷纷以“卖猪仔”的办法登陆澳大利亚。小说主角尚康经过千辛万苦磨难，后来和友人一起做生意成功，享有一定的财力和地位。他在家乡本有结发妻子，但又在澳洲娶了一个名叫俏喜的妾。这个年轻女人成了他在新金山的妻子，在政府登记过的，因此地位比原配还稳固。俏喜完全不理会华人勤俭的传统，生活奢侈，又迷上赌博；而丈夫尚康又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无法制止她，结果破产身亡。这个女人也无法再在澳洲栖身，只得回到亡夫家乡。尚康原配马氏在家乡省吃俭用，攒下了一份薄产，还领养了一个儿子。她宅心仁厚，收留了俏喜，可是这个妾终于因结交了坏人，不但毁了原配和儿子，最后自己也把命搭上。这一家人无一幸存，竟然灭门了。《多妻毒》以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和澳大利亚为叙事背景，通过全知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尚康远赴重洋淘金谋生的艰辛，家中妻子马氏独自生活的不易，并严厉批判了马氏愚守传统以及小妾俏喜谋财害命并最终自食其果。小说不仅反映了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国际局势，更反映了海外华人在新旧文化碰撞中的困顿与抉择。有些研究说，《多妻毒》这个故事发生在澳洲和中国，涉及黄树屏父亲那一代人的历史，也就是淘金热一代。黄的父亲是维州淘金热时期的重要人物，似乎是这部小说人物的灵感来源。小说主角的妻子是一个中心人物，她仍然留在中国，可能就是以作者的母亲或相关女性为灵感，这些女性的丈夫也同样在海外寻求财富。   《多妻毒》是部虚构小说，但也是半历史小说，更如该作品副题所标示，是“社会小说”（A Social Novel）。它所描述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具有确切的历史基础，地理环境讲得也非常真实。从文学角度看，作品展示了华人特别是女性华人在广东和澳洲的生活细节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而它的社会认识价值也很高，它重现了早期华人视角中的当年澳洲日常社会，以及淘金时代以后华人在澳洲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这部将人性放在中心位置的小说，描绘出一幅比枯燥的历史文章更令人难忘的时代图画。而且，它可以充当进入更多学术文献的踏脚石。作者黄树屏显然是在以文学的形式，探讨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探讨身处二十世纪初的澳华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作为，提出当年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文化自信与思想局限的课题。 《多妻毒》是第一部讲述澳洲华人经历的长篇小说，也是澳洲第一部中文长篇小说，甚至也可能是西方的第一部中文长篇小说。它的出现与出版，不但在澳华文学史上也在澳洲文化史上是重要的一个亮点。 2013年，澳洲华裔学者郭美芬博士在其历史研究专著《塑造华人澳洲——城市精英报纸与澳华身份的形成》中，首次提及这部百余年前发表的华人小说，并对其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探讨。2019年，悉尼大学出版社将伊利·芬奇（Ely Finch）翻译的《多妻毒》英译本（The Poison of Polygamy）和它中文原著一起以双语本出版。此后，这部作品不但引起国内外华人研究学界关注，更在澳洲英语文化文学界出现极为热烈的反响。几个重要媒体上如《澳大利亚艺术评论》（Australian Arts Review）和《悉尼书评》（Sydney Review of Books）都有书评发表。书评介绍道，这本由伊利·芬奇翻译的双语版让读者体验到原作者黄树屏独特的叙述风格——他融合了社会批判与道德教训，探讨了贪婪的陷阱及移民在异乡适应的种种挑战。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和革命者，黄树屏借此小说讨论了多妻制、文化适应以及殖民环境中华人移民所面临的社会孤立等问题。书评还说，在关于淘金热时期华人经历的叙述匮乏中，《多妻毒》双语本的出版成了一个显著的例外。而这双语版的意义值得强调，它让澳大利亚读者了解中国-澳大利亚历史中较少被关注的一面。   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外”：在备受期待的2023年新剧季，布里斯班拉布瓦特（La Boite）剧院以《多妻毒》的舞台首演拉开帷幕。剧院宣称，这是一个跨越时间的道德故事，充满谋杀、勒索和背叛的元素。剧院艺术总监考特尼·斯图尔特（Courtney Stewart）不仅将这部大胆的澳大利亚新作编入她的首个剧季，还将亲自执导该剧。结果，这部作品采用了环形舞台设计，于2023年5月8日正式上演。考特尼·斯图尔特的戏剧改编生动展现了社会斗争，突出了华人移民面临的社会挑战，将华人移民的经历具象化，连接了历史与当代澳大利亚的视角，引起了现代观众的共鸣。 《多妻毒》这部小说的重新出版及舞台改编广受好评，不仅重现了这一被忽视的历史，还以寓言般的叙事和犀利的文化观察引发了历史和现代观众的共鸣。 在某种意义上，本文也是对《多妻毒》这部了不起的作品的致敬。 […]
2024年11月21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前言：欧阳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才华出众，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他驰骋澳洲英中文双语文坛，成绩斐然，从1991年到墨尔本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出版著作至今，三十多年间竟然难以置信地已经出版各种中英文著作译作多达一百五十种，并获得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创作基金。本文是三万多字的长篇评论《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澳华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欧阳昱的先锋探索意识》中的第四节。全文将收进本人明年出版的新书中。此节提前发表，以就教于方家；另外，对有志于小说写作者也许可以开阔眼界和思路。） 欧阳昱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当然也表现在他的英文小说中。 欧阳昱的英文长篇处女作是2002年10月1日出版的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东坡纪事》，Brandl & Schlesinger出版）。小说中，欧阳昱带领读者踏上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前往中国内陆一个著名的文学小镇。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正在寻找新生活的澳籍华裔诗人庄道，他回顾了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往事，以及导致1989年“六四”的一系列事件。庄道在翻译自己在“六四事件”期间写的中文小说的同时，还为一家澳洲公司做研究。身份、边缘性和后殖民性在这个浓烈的澳华故事中被大规模地探讨。 欧阳昱透露此书就是宋朝伟大诗人苏东波对他的直接影响，书名即是对他的指涉，小说中的“东坡市”即是他熟识的亲切的家乡黄州。但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腊宝、赵红梅认为，当代移民作家如欧阳昱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家园意识”。他们共同撰写的一篇得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AA101214)赞助基金的文章强烈谴责欧阳昱，认为《东坡纪事》暴露了作者迎合移居国主流社会、套用东方主义话语对祖国竭尽攻击的意图（《王腊宝、赵红梅，《“流亡者归来”——评欧阳昱小说《东坡纪事》中的反家园意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页78-82）。然而在澳洲，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可谓一鸣惊人。它一经出版，悉尼大学英文系就把它选为教材，并邀请欧阳昱前去讲学授课。《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认为它“诙谐、愤世嫉俗且粗俗”（amusing, cynical and bawdy）。澳洲另一家杂志《超越》(Overland)则称它“让读者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真相，作品既辛酸、又痛苦、发人深省，还充满幽默与悲伤。”（It confronts the reader with unsavoury home truths and it is poignant, painful, provocative, funny and sad.）《东坡纪事》荣获2004年南澳文学创新奖，并入围2003年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南澳文学奖评审词说： “欧阳昱的作品创新、引人入胜，常常让人不舒服。它从一个移民澳大利亚的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多元文化社会是否能真正实现完全融合的令人不安的问题。”（Innovative, compelling and often profoundly discomforting, Ouyang Yu’s book i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hinese immigrant to Australia it raises troubl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fully integrated multicultural society.） 过了八年，2010年8月，欧阳昱出版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The English Class（《英语班》，Transit Lounge Publishing出版），于2011年获得新南威尔士州总督奖，并四次入围其他大奖。这部小说主角叫京。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时，他是一个在乡村度过几年当农民的知青，后来在一个省级造船厂当卡车司机。京在恶劣的环境下，一边开卡车一边自学英语，最终通过考试进入东湖大学的英语班。在那里，他遇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并爱上了英语老师瓦格纳博士的疏远伴侣德尔德雷。这部小说生动地细腻入微地刻画和展现了一个渴望西方生活的中国卡车司机的虚构生活。与欧阳昱的许多作品一样，它探讨了许多中国人移居英语国家的渴望，也微妙地解构了殖民主义的机制。 澳洲英语文学界许多人认为《英语班》堪称一部杰作，技艺精湛，引人入胜、是一部既睿智、勇敢又富有娱乐性的小说。澳洲当代非常著名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评介说：此书是 “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和澳大利亚文化的理解，这是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史诗般的旅程，欧阳昱以令人信服的诚实和激情讲述了这个故事”。（an utterly authentic story which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an epic journey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counted with all Ouyang Yu’s compelling honesty and passion.见网络。） 组成欧阳昱“黄州三部曲”的第三部英文长篇小说Loose：A Wild History（《散漫野史》，Wakefield Press出版）则接着于2011年出版。 这是一部颇具挑战性的书，属于极端的后现代元小说（meta-fiction），由多个交织的叙事线构成，其中一条是欧阳昱在离开澳大利亚十年后重返中国的经历，另一条则是小说写作本身。在这些叙事之间，还穿插了各种日常琐事，号称来自欧阳昱的日记和笔记，记录了他在中国期间的经历以及他在墨尔本生活的点滴。有许多短暂的故事情节，稍纵即逝，闪烁不已，还出现欧阳昱那个因信仰法轮功而遭到当局惩罚而去世的弟弟。书中充满有趣又古怪地闪烁着的灵感，充满思想，而这些思想相当发人深省：对作为移民的疏离感的探讨，对在新旧国家中同样感到格格不入的体验，身为现代中国人的感受，以及言论自由的实际意义等等问题的思考。 欧阳昱不仅用后现代手法来展示技巧，更是将其作为探索身份的工具，也探讨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让读者在真假之间猜测。如果说它最大特点，那就是——如书名所示：“散”。整部作品就像大杂烩，无所不包，也没有清晰的情节结构。各章节不按传统的数字顺序排列，而是随意加小数点；书中包含日记、回忆、笔记、信件、录音、电子邮件和其他文字资料的片段。小说让人感觉是一部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各种故事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后现代的拼贴手法被用到极致。 亚历克斯·米勒这样形容说： “如何向你描述《散漫野史》？我曾称它为伟大的澳大利亚反小说，但它并不试图遵循任何传统形式，表面上它反对一切——反纪录片、反回忆录、反文化史——其中几乎没有虚构的成分。除了在诗歌方面采用了较为传统的方式，它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强度和嘲讽拒绝了各种文学形式的规范。”（“How to describe LOOSE to you? I’ve called it the great Australian anti-novel, but it doesn’t seek to respect any of the conventional forms and is, on the face of it, anti-everything，anti-documentary, anti-memoir, anti-cultural history — there is very little of fiction in it. Except for poetry (where its approach is conventional) the disciplines of the various literary forms are rejected repeatedly an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vehemence and ridicule.”见网络） 澳洲书评家丽莎·希尔（Lisa Hill）对《散漫野史》评价甚高。她说：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喜欢和欣赏这种写作风格的人群中以某种方式流行起来。这是因为我认为，昱和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及杰拉尔德·默南一样，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潜在候选人。”(I want this book to go viral somehow amongst those who like and admire this kind of writing. This is because I think that along with Brian Castro and Gerald Murnane Yu is a possible candidate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见网络) 希尔把欧阳昱与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和杰拉尔德·默南（Gerald Murnane）这两位备受赞誉的澳洲作家并提，实在非同小可。该知道，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文化身份的探讨而闻名。他的小说《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获得了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和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并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年度图书。此外，他还荣获了2014年的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奖（该奖项由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设立，旨在表彰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杰拉尔德·默南则以其对记忆、身份和澳大利亚风景的独特描绘而著称。他的作品《平原》（The Plains）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学的经典之作。默南曾获得1999年的帕特里克·怀特奖和2009年的墨尔本文学奖，并多次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欧阳昱于2017年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Billy Sing（《沈比利》，Transit Lounge出版），在内容上更在写作形式上一反他的“黄州三部曲”。这是澳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著名的狙击手沈比利的真实故事，书封面就是截取比利1915年随军赴欧途中在埃及休整时照的的一张照片。 沈比利于1886年出生，母亲英裔，父亲华裔，他和两个姐妹在昆士兰州的乡村长大。1914年，他是最早的一位参军者，以出色的射击技术而闻名。欧阳昱以第一人称叙述，借比利的眼睛去看残酷的战争和无所不在的种族主义。在讲述比利辉煌却充满矛盾的生活以及战争的恐怖时，欧阳昱以富有想象力的笔触捕捉到身为局外人和英雄在自己国家的双重身份及其带来的困境，作者对华裔澳洲人的理解使叙事充满敏感和深情，呈现出另一种人生的精妙体验。这是一部既诗意又现实，既炽热又清新、既精致又残酷的小说。这是一个悲伤而深刻的故事。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一个尚未逝去的世界》（Contemporary Australian Literature: A World Not Yet Dead）这部名著的作者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irns）评论《沈比利》说： “……在他最为凝练、易懂且充满人情味的小说中，欧阳昱用强烈的情感与悲剧性的深度，将历史中遥远的人物带回了现实，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感受到他的痛苦。欧阳将沈比利带回了几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历史中，但也让我们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究竟是什么，未来可能会怎样。这本书极其精彩，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In his most concentrated, accessible and humane novel yet, Ouyang Yu brings a figure from remote history fully alive with intensity and tragic depth, lets us hear his voice and feel his pain. Ouyang restores Billy Sing to an Australian history that has threatened to erase him, but leaves us fundamentally unsettled about just what that history has been and might be. This book is terrific, it moved me to tears.”见网络） 欧阳昱迄今最新一部也是他第八部英文小说是去年（2023年）出版的All the Rivers Run South（《条条河流向南流》,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 这部获得澳洲政府两年创作基金赞助的书，厚达414页，它以实验性形式呈现，通过复杂的多层次的叙述，将历史与虚构相融合，在小说中包含又一个小说，声称是一部来自中国在Laurendal大学攻读创意写作博士学位的已故学生张宝辉的未出版的博士论文草稿。英语书评人也说在澳洲人们并不常见这样的书；这部实验小说并非为所有人而写，但它会吸引那些勇于探索的读者，虽然起初他们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弄清故事的脉络。里面有关于一位据说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淘金热时期活跃的名叫阿辛的街头讲故事者的虚构传记，这个“传记”由张宝辉叙述，张的博士导师是斯泰西教授。随着深入探索澳洲历史，张宝辉把学术论文变成一系列思维爆发、日记条目、刻意记录的记忆空白、迷你历史故事、零散的诗歌片段、关于历史和虚构的哲学沉思，以及他自己关于疾病、性模糊、爱情或无法实现的爱情的故事。他把阿辛的故事与自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他的充满了破碎的记忆、沉思和自我反省的创意论文，展现了他面对一系列问题的内心挣扎。这本书让读者窥见张宝辉的自我发现之旅，同时探讨跨文化联系、疏离感，以及拥抱或调和多重身份所需的韧性等更广泛的主题。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散文家、评论家和诗人德克兰·弗莱（Declan Fry）分析道： 我想说欧阳昱在玩弄语言，但其实不然：他所做的是认识到语言在玩弄我们。这种散漫而几近迷幻的叙述融合了欧阳昱长期以来的执念：身份、历史、文化伪善、种族、叙事的本质。我们该如何接近这样一个松散如生活本身的故事——一个必须尊重生活的杂乱无章的故事，仿佛生活的第一稿也是终稿？《条条河流向南流》探讨了如何回应历史，面对一种无法用单一方式叙述的历史（这一点也可以用来形容欧阳昱的作品）。它让人联想到哈维尔·马里亚斯曾说过的有关虚构的观点：在虚构作品中，某种比历史更真实的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作者创造历史，为我们展现生活的真实，以及在其中寻找意义的挣扎——无论是个人历史，还是地缘政治的历史——同时保持对偶然性以及死亡的开放态度（无论是象征的还是字面的）。这构成了历史唯一可担保的凭据。欧阳昱抚慰受苦的人，也震撼舒适的人。《条条河流向南流》对那些曾与卡尔德隆一样认为“人最大的罪行是出生”的人们，既是一剂抚慰也是一记猛击。（英文原文因篇幅关系删去，可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对于亚历克斯·米勒，他禁不住这样说： “在过去三十年里，屡获殊荣的作家欧阳昱创作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作品。他的天才迸发出强大的能量，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和翻译作品中展现的丰富思想和创新无处不在，尤其在他引人入胜的新小说《条条河流向南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对中澳文化交流感兴趣的人来说，了解欧阳的作品至关重要。”（“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award winning writer Ouyang Yu has created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innovative body of work this country has ever seen. The powerful energy of his genius, the rich stream of ideas and innovation in his poetry and novels, and in his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is evident in everything he writes, and never more so than in his enthralling new novel, All the Rivers Run South.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familiarity with Ouyang’s work is essential.”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明年（2025年）2月1日，欧阳昱还将出版The Sun at Eight or Nine（《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这部英文长篇小说，书名截取自曾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毛泽东语录也是“最高指示”（毛的原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它就是以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代为背景，故事围绕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展开，展现极致的苦难与崇高。那段岁月，全国从中央到地方，政治争斗激烈，人们情绪失控，行为疯狂。相信欧阳昱这部新作又将引起澳洲英语文坛关注。但现在，身为澳洲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上述这段评论，真切而又准确，也可视之为欧阳昱非凡的文学成就的一个最简洁的总结了。 （2024年10月25日完成初稿，11月15日定稿于悉尼。） […]
2024年5月10日紀實 / 评论作者：何与怀 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莫言也像所有与会作家艺术家一样，在此次会上表态，发言说：   “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丰富，充满了艺术辩证法，充满了科学精神，听后很受鼓舞。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讲话能够让文艺工作者感觉到，读到会心处想拍案而起，有心领神会之感，感觉到我们心里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他用非常精辟的话语概括出来了。我想，这都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个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人，是一个内行。”   莫言如此肉麻吹捧这个习总，让人感到很不是滋味；不过，如果再看看他三年多前有一次是如何评论人们对毛泽东的评论的，那更只有“愤怒”二字。 那是2013年4月21日，莫言应邀在中共中央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四周年纪念活动上作主题演讲。在这个题为“文学创作漫谈”演讲中，他竟然大放厥词，说：   “现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泽东，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我想这是在蚍蜉撼大树。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诗歌，但他的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得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你能写出他的那种龙飞凤舞、狂飙一样的字体吗？ 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画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现在一些所谓的‘教授’，所谓的‘公知’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认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就是正义的化身，实际上十分可笑。”   的确，如果是一般作家，就凭这两个发言，完全可以定性了，不必浪费口舌再加以讨论了。但他是莫言，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获者，我感到还有探讨一下的必要。 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莫言从瑞典国王的手里接过了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   瑞典画家约翰·斯滕堡（John Stenborg）为莫言设计的获奖证书。   一. 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开始曾让中共官方欣喜若狂，其高度肯定与对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荣获者高行健以及颁奖者瑞典学院的疯狂攻击形成反差极大的对比。   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在第一时间里，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莫言获奖表示祝贺。祝贺信中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有中共中央领导的认可，跟着自然是各级领导飞快的热烈祝贺。文化部部长蔡武致莫言的贺信说：“莫言同志以卓著的文学创作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作家、艺术家自豪的事。”中国作家协会认为：“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指出：“莫言的小说创作，一直葆有深邃的人性深度与持续的反思精神，总在历史与个人的互动关系中，探悉各色人等的命运走向。……这些追求，使得您的笔下的一切，都是人之情性与民族精神相贯通的个人化呈现与艺术化象征。您当之无愧地属于当代中国作家一流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中国小说学会在致莫言的贺信中说：“我们认为，您的意义，不只在于您代表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在于您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虔敬态度和所投注的巨大热情，在于您对文学的世界所做的广袤而深厚的开掘，以及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对于汉语言的诗性魅力的努力探索和高度造诣上。” 莫言获奖让中共官方欣喜若狂，最早最高也是最离谱的称赞来自中共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他竟然把莫言获奖看作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这显然把一个文学事件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宏大的国家政治层面了。 这是中共的标准作业。人们因此不能不想到十二年前的那次大批判大攻击。高行健文学成就非凡，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可是，高行健却被中共视之为敌人，遭其猛烈攻击。 高行健1996年到悉尼时的合照（左起：何与怀、高行健、陈顺妍）。 中共还连带猛烈批判、攻击颁奖者瑞典学院。当年《人民网》专稿指责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中国作家协会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获奖，“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帮腔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长长的题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骂，充满火药味：   “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把诺奖颁给高行健再一次验证了瑞典文学院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   二. 很快，中共官方发现祝贺莫言不啻吞下了死苍蝇，这只死苍蝇是如此地恶心——至关重要的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文译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这也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极其鄙视的笑话了。   当年莫言被宣布获奖后，中共官方在第一时间里就大肆庆祝，其思想逻辑不难理解。比对一下，同是获得诺奖，原先那个高行健，“六四”后宣布退出共产党，谴责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又去了法国成了“叛国者”，十足一个反共作家；而莫言就不同了，是党员又是军衔少校的军队作家，更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妥妥的“赵家人”，是真正的自己人第一次荣获诺奖。但是，很快，中共官方发现吞下了死苍蝇，这只死苍蝇是如此地恶心——至关重要的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文译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这也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极其鄙视的笑话了。 这是颁奖辞英文本的开头。 当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颁奖典礼上发表《颁奖词》，介绍莫言的主要作品，并阐述该委员会决定授予莫言文学奖的原因。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时，却不得不整段整段删掉批评共产党洗脑宣传篡改历史的部分，删除了颁奖词中所有对中共不利的字句，使颁奖词完全变味，此外，对勉强出示的部分也故意翻译得面目全非，语义不详，让人看不懂。 根据资料，被中共官方媒体删除的颁奖词段落包括：   “中国在二十世纪中的暴虐，也许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现在他那些英雄、恋人、施虐者、强盗，特别是坚强无畏的母亲的故事之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以及那里鲁莽、无助和荒唐的人们。”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极品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只有男童能入膳；被忽视的女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讽刺指向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令天文数字的女婴被流产：重男轻女，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还就此话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对以往那五十年的宣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严苛的修正。” “莫言为反抗所有不公行为的低微个体打抱不平，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诺奖评审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宣读的这篇颁奖词开头至关重要的一段当然也删掉了：   “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篡改的历史及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摸索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 莫言接受颁奖之后和太太合照。   尽管中共肆无忌惮删改，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慢慢地也在中国流传开来，并在圈内激起很大反响。有一位作家在微博中就称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不是吃素的”。她写道，“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对作品中的时代和人物的理解有这么深刻吗？我们是否是一个阅读贫乏而浮躁的民族？是否是一个不懂得尊重智者不懂得反思和自省的民族？” 当然，她也和其他一些同行一样，虽然大致认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的“深刻”，但在中共的高压统治的社会环境下，仍然不敢对其何以“深刻”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相反，在整个国家，十二年前的一幕重现——更多的毛左学者和小粉红铺天盖地的批判攻击来了，对诺奖评审会，对莫言。攻击者也不敢正确写出《颁奖词》有关字句（讽刺的是，那些忌讳的敏感词写出也发不出），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看到《颁奖词》，但他们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个比一个疯狂。 他们咬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西方政客污蔑中国的有力证据，这是对中国的贬损，对中国的嘲弄，对中国十四亿人民的挑衅。 他们说，从这个颁奖词中，西方人的政治倾向和意图是如此露骨、如此直接地展示了出来。他们需要并鼓励中国文艺工作者来创作“反抗”的作品。他们需要棋子。 他们认为，西方反华势力慷慨褒奖莫言，是因为在莫言笔下，他们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而莫言迎合了他们。抹黑中国的人和文字，西方人却如捧香脚一样。看了这个颁奖词，一切不言自明。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树欲静风不止。 他们说，文学是政治的延伸，是人类战争的一部分。一些人故意散布文学无国界、文学无立场，居心叵测。颁奖词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研究莫言就从颁奖词入手。把颁奖词和莫言放在一起去研究，加以分析之后，就能得出“正确结论”，莫言为何样人，也就显而易见了。 于是，罪名确实了：莫言为西方反华提供炮弹，人们必须记住这个可耻的“大师”！   三. 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这是文学的胜利。   当年中共当局一些人把高行健获奖看作“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而莫言获奖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显然不懂诺贝尔文学奖甚至可说根本不懂文学，固然贻笑大方；而相隔十二年两次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以及获奖者高行健和莫言的攻击批判，其横蛮荒谬，卑鄙恶劣，世间罕见，也是自取其辱。 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有评审不当的时候，但这两次，我个人感觉都很不错，评委的确“不是吃素的”。莫言获奖后，我就发表过《并非意外的成就》和《文学的胜利》等文章，表示祝贺与赞许。事实上，高行健获奖后两年，莫言和他的英文译者、美国聖母大學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来访悉尼的时候，我就当面对莫言说他可能十年左右获得诺奖，我有幸言中了。 这是当年的合照。   莫言的英文译者、美国聖母大學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来访悉尼的时候和本文作者的合照（中为陈顺妍）。 其实，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当年，莫言才五十七岁，竟写了十一部长篇、三十部中篇、八十个短篇。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奖无数： 1987年，《红高粱家族》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获“联合文学奖”；1996年，《丰乳肥臀》获第一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0年，《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十八名；2001年，《红高粱系列》获《今日世界文学》七十五年来全世界四十部杰出作品；2001年，《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2001年，《檀香刑》获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2001年，《酒国》获法文版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3年，《檀香刑》获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2004年，获“茅台杯人民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5年，获第三十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5年，《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6年，获“福冈亚洲文化奖”；2007年，《生死疲劳》获“福星惠誉杯”优秀作品奖；2008年，《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2011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所获奖项五花八门，有来自中国国内的，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各种获奖原因在档案上都写得很清楚。 例如，“冯牧文学奖”指出：“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说：“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鼎钧双年文学奖”认为：“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诸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檀香刑》是这样一个标志：民间渊源首次被放到文源论的高度来认识，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小说创作宗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同时，作者关于民间渊源的视界进一步开拓，开始从抽象精神层面而转化到具体的语言形式层面，从个别意象的植入发展到整体文本的借鉴。”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颁奖者这样赞扬莫言：“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指出：“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他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认为：“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赞叹说：“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茅盾文学奖”指出：“莫言的《蛙》……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四. 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真实始终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莫言荣获的所有奖项都是以这个最高标准来检验并认可他的文学成就。   众所皆知，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莫言的小说显然体现了这个文学本性，真实地揭露了中国社会人间百态。 就拿那段被中共媒体删除的诺奖颁奖词所评论的两部莫言长篇《酒国》和《蛙》来说吧。 《酒国》首次出版于1992年。莫言在作品中继续沿用其“乡土性写作”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打破传统，通过三条线索进行写作和交代，在叙事实验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形成了该小说文本结构特色。小说主线是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市去调查地方官员烹食婴儿的犯罪案件。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能经得起诱惑的，这位特级侦查员在权力、美酒和女人之间周旋的过程中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厕里。他的墓志铭刻着：“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 小说动笔于1989年9月。触发莫言灵感因而动笔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报刊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文章撰写者发现自己是个永远喝不醉的人，结果被调到矿山党委，专陪干部出席酒宴，深得领导宠爱。莫言原想只写部五万字的中篇，只写酒，写这奇妙的液体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但当写起来莫言才知晓这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决定于觥筹交错之间，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也变成了交易场，由酒场深入进去，便可发现这个社会的全部奥秘。于是《酒国》的讽刺和批判锋芒越写越尖锐。莫言自己表明：此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官场腐败现象批判的力度最大的一篇小说，可是“现在批评界的领袖们喜欢的是‘优雅’和‘高尚’的东西，我的作品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中国酒文化的丑恶和危害在中共治下的这个国度早已发展到惊人的地步，这是不争的现实。《酒国》借助“酒”来抨击中共官场的腐败，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但谁敢说它不真实？ 《蛙》这部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深痛的长篇力作。它将视角定格在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乡土中国生育史，通过书中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变迁，大胆探讨生命及一系列社会矛盾热点，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自己的下属们执行中共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孕妇流产，成了心头两件大事。在执行这个“基本国策”的过程中，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了。就姑姑来说，她亲手结束了二千多名胎儿的性命。晚年时，姑姑深感自己罪不可恕，内心充满罪恶感。为了能够弥补和忏悔自己心中的罪恶感，她嫁给了泥塑大师，和丈夫一起通过捏泥娃娃的方式来赎罪。但这种方法无疑是苍白的，并没有让她罪恶的内心得到一丝好转。因为心灵上的巨大痛苦，她患上了失眠症，最后导致神智失常，时常身披黑袍，像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晚上一片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死去的婴儿精灵在控诉…… “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莫言在不同的场合接受不同的访谈时都一再提到这句话，可以看成他写作的根本动因，也是他小说想要描述和揭示之处。所谓“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如论者所说，就是写作对象在某个层面上真正进入莫言的精神世界，并且深深地使他感到挥之不去的痛苦，不写出来便难以疏解。具体到《蛙》这部长篇，是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社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已经深深地震撼到莫言。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人的痛苦，也与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关（莫言的姑姑确实是他写《蛙》时的模特，当然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蛙》指向中共愚昧、蛮横、罪恶、毫无人道的独生子女政策。书名“蛙”与“娲”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隐喻。原始时代古人搞不清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从蛙卵中想象出自己的身世。“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而来。“蛙”是生命、繁殖的隐喻，是人类长河中不断延续香火的象征。而中共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啻是扼杀生命。现在中共猛然醒悟，发觉它这个方针政策后果极其严重。它从不久前坚决的“一家一子”到现在鼓励多生到三孩，但为时已晚，老的已经生不出年经的不想生，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人们都说，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共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共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莫言的《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说。 真实始终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文学触及真实，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对真实的正视与真诚，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决定作品拥有力量的大小。莫言的作品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的作品里确实出现了许多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那犀利的笔触记录的，是文学作品，更是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跌宕起伏下的人间百态。正是这样大胆地直面人性的逼真描写，才让作品拥有了灵魂。   五. 被诺奖颁奖辞赞誉为莫言最“卓越的小说”的《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性大书，表现莫言的“狂妄的野心”。   在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丰乳肥臀》被赞誉为莫言最“卓越的小说”（most remarkable novel）。 的确，莫言1995年创作的这部长篇是一部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性大书。全书主要刻画了一个伟大母亲形象，这位母亲上官鲁氏悲剧色彩的一生，是莫言对大时代背景下母女亲情与现实利益强烈冲突的形象化展示。 莫言在作品新版自序中写道：“书中的母亲，因为封建道德的压迫做了很多违背封建道德的事，政治上也不正确，但她的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阔的大地。”为了可以生下儿子，鲁氏不惜与六名不同的男子发生关系，里面除了鲁氏的姑父，还有土匪、郎中、屠夫、和尚、逃兵。可惜依旧没有生下儿子，此时的鲁氏已经怀过七个孩子了，整个上官家族和鲁氏自己都期盼着有一个儿子降临。幸亏最后生出来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孩子依旧不是上官家族亲生的，是上官鲁氏和一名国外的牧师所生，这一胎生下了双胞胎，一男一女，姐姐取名为玉女，弟弟取名为金童。上官金童的出生可能是这个家族希望的开始，在家里备受宠爱，但也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位于故事中心的，是母亲那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母亲用奶水喂养女儿和女儿们的子女，在战乱中保护孩子们避难、逃荒……大起大落中，母亲始终如坚硬的河床承受着一切，保护着一切，见证了战争与饥饿，也见证了荒唐与挥霍。 上官鲁氏这位饱经苦难的母亲和她的八个子女构成的庞大家族中，七个女儿跟着她们爱上的男人加入不同的政治势力，姐妹亲属贯串体现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政治权力和低层社会民间势力。莫言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政治气候的变迁，也表现了他对于女性的爱戴、同情和赞颂。读者发现，在这里，爱与欲、生与死、鲜血与肉体、饥渴与奢侈，都以超自然的能量爆发出来，二十世纪中国的疯癫岁月在这个庞大家族的内部投射出角逐与厮杀、亲情与背叛、牺牲与冷漠、荣耀与耻辱。 小说中，对毛泽东异想天开在1958年搞的“大跃进”，莫言重现了当年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揶揄革命派妄图拿公兔给母羊配种的伪科学试验，而在当时，凡对此类事情表示怀疑的人都会被打成右派。小说的结尾为新资本主义勃兴的九十年代，那时候某些靠出售美容品发了大财的骗子们仍妄图通过杂交的方法养出凤凰。 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书中更有许多令人锥心的细节描写。“当女人们饿得乳房紧贴在肋条上，连例假都消失了的时候，自尊心与贞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莫言在小说中所写的文字。那个时候，这一家人的生活属实是没有任何的希望，想活下去都是难上加难。有一个细节：母亲在工房工作的时候，不允许自带粮食回去，她为了养活孩子们竟然将豆子直接生吞下去，回到家之后再抠吐出来，洗净之后再给孩子们吃…… 全书贯穿了女性视角。莫言说，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就是这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他仅用了八十三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小说初稿。在这本书里，他“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他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莫言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当然，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莫言说这是他“狂妄的野心”，就像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不用说，莫言的作品不符合中共要求的“主旋律”，也注定让一些满心以为“岁月静好”的人失望。但无可否认，这部小说严肃，诚挚，富有象征意义，对中国百年历史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作者以一贯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东方超现实主义的笔法，以朴素的小人物为载体，描绘了一幅散发神秘色彩的乡村图景，充满对纷乱变革时代的展示，并展现他对亲情与人性的反思，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音。人们说，这是莫言小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莫言也这样告诉世人：“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   六.《生死疲劳》布置了一个魔幻境界，对中共建政后五十年全部措施作了全方位的揭露和批判。 《生死疲劳》于2006年出版，这是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也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鸿篇巨制。 莫言用四十天写就这部四十三万字的长篇，但这个故事在他心里积累了四十三年。莫言说：“假如我能有两本书得以流传，《生死疲劳》肯定是其中之一。”莫言还透露：诺贝尔奖的评委因为读完了《生死疲劳》，才把这个奖项授给了他。莫言向读者推荐《生死疲劳》：   “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小说中人跟动物之间可以自由地变化，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中国最近五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文学探索、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这部长篇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从1950年到2000年中共执政整个历程。从土地改革，到建立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到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以及人民公社宣布解散……所谓生死疲劳，皆因折腾。这部小说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映照中国现实，反思体制的弊端和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讥讽和批判既残酷又荒唐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农村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 小说中，当年土改的时候，有一个叫西门闹的地主被中共枪毙了，他到了阴曹地府喊冤，阎王就叫他再世轮回。五十年间他一世为驴，二世为牛，三世为猪，四世为狗，五世为猴，六世好不容易再得人身，偏偏又是一个大头婴儿，带着不治之症。读者感觉，西门闹所经历的一切苦厄，似乎也像是作者莫言自己在经历，他简直是把西门闹当作了自己的内心来写，因此这篇小说有着深切的代入感和冲击力。而莫言之所以能够这样写，是因为他拥有一颗了明世事后阔达的悲悯之心。《生死疲劳》正是在莫言这颗心的照应下，通过西门闹的生死轮回经历，引发出那段既残酷又荒唐的历史时期与西门闹息息相关的各色人物的命运流转。尽管这些人物命运蕴含着深切的悲剧色调，莫言依旧遵照内心的阔达悲悯，赋予世间万物不管是人或是动物以生的尊严和死的哀悼。这便是《生死疲劳》读来最为令人动情的地方，也是此书对于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主题深化最有力的秘密武器。 特别请注意：莫言悲悯之心献给了西门闹，而西门闹是一个被中共政权镇压的枪下鬼——一个冤魂。小说开头写了西门闹在阴间被油炸之后，向阎王叫冤：   看到阎王和他身边的判官们，脸上都汪着一层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气，陡然从我心中升起。豁出去了，我想，宁愿在他们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 “冤枉！” 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根据中共有关文件，到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全中国地主大约还有279.7万人幸存。就是説，自土改以来的二十四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占总数83%），他们或是在土改中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爲有两千多万人之众的中国富裕农民这个“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人们想到湖北女作家方方的《软埋》。方方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不断打捞历史，又拷问历史。这是一个严肃作家对土改的深刻反思。她问了一句历史肯定要永久铭记的话：“改朝换代，稳固江山，一定要这么残酷吗？”这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诘问，同时给理性的人们提出了一道严肃的历史题目。   七.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对中共社会的批判比高行健的更强更烈更直接更有感染力，在大大小小的毛左眼里，的确亦可当成他的反共“罪证”。   关于文学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影响，人们可能还想到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作品。 刘再复曾指出，不管是高行健还是莫言，他们共同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现在本身都已成了“世界心灵”，代表世界的精神水准和高度。但是他们两人在风格、文学手法和写作方式上都表现得截然不同。他们各自主体状态也明显不同。高行健体现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而莫言是中国民间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高行健的戏剧作品在中国很难找到知音，而莫言的作品没有这种“洋味”，他造就的是一种雅俗共赏的中国土地味、泥土味。如果说高行健是从普遍到个别，莫言则是从个别到普遍，是福克纳式的。莫言属乡土性写作，是深挖“一口井”即他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中，在谈到《丰乳肥臀》这本书的时候，就自认怀有“狂妄的野心”，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他从高密情结，到中国情怀，再到世界情怀。 莫言的情结与情怀，他的“狂妄的野心”，在千万读者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在我看来，与高行健的“冷文学”相比，莫言的“热文学”更容易让接受主体受到感染，沉迷其中，彻底认同它对揭露和批判对象的极其猛烈的杀伤力。宣布莫言获得诺奖的时候，中共当局及中共大大小小官员竟然兴高采烈，纷纷祝贺，这是真够讽刺意味的。他们真是看不懂莫言的小说，在“魔幻”“狐幻”等等文学手法的包装下，其非常强烈的社会政治批判性比他们曾经大为谴责批判的高行健的“冷文学”厉害多了。 许多人喜欢用“冲击波”这个词来形容阅读莫言作品后的感觉刺激。中国社科院前文学研究所所长、成就非凡的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刘再复的阅读经验应该很有说服力。他回忆说，第一次对他的冲击波是《红高粱》。这是一次颠覆性的写作，颠覆了权力书写的历史。被视为“土匪”的抗日好汉“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天堂蒜薹之歌》写一个叫“天堂县”的地方，其实那不是天堂，而是一个地狱，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人，那样悲惨、那样卑微、那样无助、那样贫穷。 《酒国》又是一次大爆炸。刘再复回忆他当时读后彻夜不眠。从原创性的角度说，莫言第一个把妖魔鬼怪带入中国当代文学，即第一个在当代文学中打开潘多拉魔盒。莫言的家乡距离蒲松龄的故乡只有三百多里，他不仅受到南美马尔克斯“魔幻”的影响，受蒲松龄“狐幻”的影响也很深。 刘再复受到的另一次冲击波是《丰乳肥臀》。他指出，这部作品的原创性首先体现在理念上，然后才是写作技巧上的原创。刘再复还说，在理念上，莫言发现中国人作为一个“种”在退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生命上都被教条和理论框架压得萎靡不振，所以，中国人的生命要重新爆发。刘再复一篇文章称赞莫言是“生命的旗手”就指这一点。他说他要痛心疾首地呼喊，告诉中国人，种在退化，中国男人已经不像男子汉了。这正是“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在《丰乳肥臀》开篇，就看到了种的退化，中国的种需要杂交，才能发生生命的爆炸。刘再复形容莫言这幽默是“恶毒的幽默”，是大幽默，具有非常强的思想力度，与钱钟书那种英国绅士的小幽默很不同。 刘再复说他受到最后一次冲击波是《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檀香刑》写尽各种刑罚，淋漓尽致。进行酷刑的时候，还烧着香，残忍却要用虚伪来掩饰，把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面彻彻底底地展现出来。《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竟然变成驴、牛、马、猪等动物进入生死轮回，原创性和想象力之丰富让人惊叹…… 刘再复用“冲击波”这个词来形容阅读莫言作品后的感觉刺激。这是本文作者和他的一次合照。 莫言小说的“冲击波”对大大小小毛左的心脏肯定也产生了强烈刺激，不过，这是绝然不同的刺激。 他们受到刺激便要回咬。前文说过，他们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个比一个疯狂。不久前就有一个叫“毛星火”的小混混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要起诉莫言，而且扬言如果莫言不被法律制裁，他便要亲自使用暴力惩罚莫言。他居然还获得八千多同类的附会赞同。 毛星火的起诉书列举了莫言的十大反共“罪证”，涉及莫言创作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蛙》《生死疲劳》等多部作品。他指控莫言在著作中描述“八路军不真心抗日，却去攻击残害民间抗日组织铁板会，来抢武器，同时也伤害老百姓”。他还指控莫言涉嫌诋毁毛泽东，诋毁中共官员，称当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为人民服务，都是骗人的…… 虽然毛星火是个小混混，但熟悉莫言作品的人都知道，他那些列举并非捏造。莫言许多作品就是从立意到细节颠覆了中共官宣历史的文学塑造，这个“重塑”当然也颠覆了中共确立的毛泽东的伟人形象——莫言对毛泽东如此憎恨甚至说他想在毛故居大床上撒一泡尿。中共当局于2018年颁发了一个“英雄烈士保护法”。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如果按照中共这个“法律”，莫言的罪证可谓罄竹难书；如果按照不久前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污蔑志愿军冰雕连先烈”被判刑的标准，莫言被判刑坐十辈子牢都不够。   八.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诺奖颁奖词可谓把莫言千万字的“罪证”凸显出来，让他难以洗脱；这样一来诺奖颁奖词本身的确也因称赞莫言的“罪证”而成了“反共”罪证。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攻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机构自然也是应有之义——这个机构没变，既然高行健获奖时攻击，莫言获奖时当然也得攻击。 有人自以为得计做了一个比喻。说：莫言描述的哪怕全是真的，但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也是居心不良。举个例子，我们上厕所，发现厕所很脏，于是吐槽了一句，这个厕所好脏啊。这是事实吧，也没有人会拿这个做文章。但是，这时候你邻居跑来夸奖你，说你好勇敢，会揭露这个小区厕所到处都是屎……“我想脑子正常的都知道这个夸奖是特么给我和小区扣屎盆子”。 一位中国网友发文谈论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 他们指出，莫言可不是临时犯事，而是蓄谋已久，就是“以抹黑祖国为生”。最大的罪证就是诺奖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这是“全篇侮辱中国”。 他们分析得清清楚楚，指出：《颁奖词》不是在褒赞作品、评价作品，而是在指导中国作家如何将文学政治化，而且是按他们的标准政治化，将西方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以慢慢改变中国的颜色。《颁奖词》还总结提炼出高明的手法——要“冷嘲热讽”、“想象飞掠”，要“使用夸张和戏仿”，要“魔幻”，要“伪装”……如此等等。这不是颁奖词，而是诱导教唆条例！也可以说，《颁奖词》被颁奖者弄成了一种武器。这武器的原材料就是莫言奉献的作品。这原材料本身有毒，经过提炼加工之后杀伤力更强。他们拿起这种武器，从文学渠道向中国发起了攻击。其攻击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赤裸裸，二是全方位。他们的赤裸裸，不加掩饰，肆无忌惮，表明了他们的嚣张与狂妄；他们的全方位攻击，表明了其祸心之大，这祸心代表了西方妄图全面改变中国颜色的险恶用心。 按照他们的归纳，《颁奖词》恶毒作用有三。一是《颁奖词》本身的攻击、抹黑作用。它在世界流传，对中国的负面作用肯定不小；而且《颁奖词》以文献形式保存，其毒害作用还具有长期性。二是颁奖行为和《颁奖词》的鼓动、诱导、教唆作用。这一点从颁奖前几十年中国文学界一些人痴迷外国奖而生发的一些乱象，即可见一斑；现在，给莫言颁诺奖了，《颁奖词》发布了，其影响力指数级扩大。三是颁奖行为和《颁奖词》必然对莫言作品的毒性起很大的催化作用、广告作用。 …………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这些攻击也可以说有根有据，完全击中《颁奖词》的“要害”。 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其中讲得分明：   “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这不就是针对莫言这些人吗？莫言众多的小说绝对可以对号入座。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把“垃圾”视为至宝。 毛泽东在他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   “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刘再复说，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认同莫言的中国土地味、泥土味也可谓是一个“奇观”。我觉得这可能算不了什么“奇观”。“诺奖”评委会2012年10月11日公布莫言获奖时已经说了，获奖原因就是：“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在我看来，真可谓是一个“奇观”的，应该是诺奖忽视政治身份因素，毅然颁奖给莫言，一名中共党员、中共军官、中共官方机构的副主席。不过，也许这也不算是什么“奇观”，这只说明诺奖评委们真正懂得文学，欣赏文学，尊重文学。前文提到中国有一位作家称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不是吃素的”。诚哉斯言！   九.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莫言的反共“罪证”即他众多小说不就正是罄竹难书的中共罪证，证实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吗？！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 2021年6月22日，中共文化战线主要喉舌《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秘书处书记吴义勤的重要长文《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文中列出了中国百年来上百具有“红色基因”的作家和作品。中共1949年建政后作家的作品也有数十部，如《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但莫言和他的作品却不见踪影。 吴书记妄称这些红色经典是“全中国人最爱读”的作品。他强调，“讲好党的故事”是中国新文学的神圣使命。比如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呼唤，表现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深刻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老舍的《龙须沟》通过龙须沟的古今对比，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全景展现党建立红色政权、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长征和革命战争的恢宏历史。在百年名作家里也有揭露社会黑暗的，包括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但他们揭露的是“旧社会”，在他们眼里这就有本质的不同。总之，吴书记要求文艺要在党领导下树立明确的服务方向。 两天之后，6月24日，《光明日报》接着发表《文艺报》总编梁鸿鹰《让人们重回百年文学现场一一写在“红色经典初版影印文库”出版之际》，梁文也列出了大量红色作家和作品，莫言当然也榜上无名。 几乎同时，央媒发表两篇重磅文章，是给中国以及世界一个明确的告示。在他们看来凡是“抹黑”中共治下的中国，“诋毁”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作品，都缺少红色基因，都违背他们所说的“主流民意”，必然被唾弃，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这个评定标准清楚宣示，只有歌颂中共极权的作品方有红色基因，才能成为名家名作。而莫言作品没有一部是歌颂所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几乎都在揭露社会的“黑暗”，这当然不符合中共极权统治的需要与其文艺评判的标准，自然无法得到中共官方的认同。就这样，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便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 当然，站在中共当局立场，莫言和他的作品被否定，是无比正确的。 而莫言，被确定缺乏“红色基因”，其作品不属“红色经典”，因而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无比光荣的大好事情，其意义接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中共治下四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全都命运不堪。 莫言给自己的定位是：写人性，讲真话。他多次阐明：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他势必要讲假话，这样他对社会无意义，对老百姓无意义……莫言明确宣布：   “我认为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莫言以他的作品证实并宣扬他的写人性、讲真话的理念，而他这个理念亦是文学的真谛，而这个文学的真谛是直接和中共要求文艺要在党领导下服务党的事业的方针完全针锋相对的。 而且，文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学接受主体对作品的解读，或者说再创造，有时会远远大于文学创造主体的设想，甚至会非常出乎意外。所以，不管莫言有意或是无意，不管他的意识或潜意识是怎样，就是因为他写了人性，讲了真话，他的作品已经产生的效果无可辩驳，的确指向一个令很多人心知肚明但不敢公开论述的目标——反共。 所谓反共，在意识形态上，无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义法治人权，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价值。在文学领域，就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揭露和鞭挞“假丑恶”，追求和颂扬“真善美”。因此，进而论之，大凡一个具有良知敢讲真话的中国作家，他或她的涉及社会批判的文学作品，不管有意或是无意，都会产生“反共”的效果，他们的作品最终都会指向、揭露、控诉、批判具有“反人性反人道红色基因”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现行制度的荒唐荒谬与荒诞。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莫言的反共“罪证”即他众多小说，不就正是罄竹难书的中共罪证，证实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吗？！   十. 在今天以习近平为至高无上者的中共集权高压统治下，人人心怀恐惧已是社会常态，不少人变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处其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无疑是杰出的，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别的人一样，绝非完美，绝对有可以和应该指责之处。但历史给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学造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为“世界心灵”对人类的贡献上。   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指出，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来自于制造了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种政治领袖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自中共于1949年在中国大陆建政以来，共产党对权力实行绝对垄断所造成的制度劣势，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愚蠢。而今天，习近平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三种特质。在这种独裁专制制度下，他必然热衷于大搞个人崇拜，并在个人崇拜氛围包围中傲慢、腐败和愚蠢，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天才，是战略家，其最高指示绝对不能妄议，稍有异议，一定是重刑或人间蒸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共产独裁专制制度必然产生习近平这样的领袖，而习近平这样的领袖必然强化此种制度。迷恋专制政治的习近平不可能放过任何领域的控制。因为任何领域如落在控制之外，本身就构成了对他极权统治的巨大威胁。 正是因为这样，习近平的中共极权统治也就构成了中国民众生活的巨大威胁，包括在文学艺术领域。 习近平上台不到两年，就大模大样以毛泽东为榜样，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他所认可所推崇的创作主基调，提出他所谓“反对丑化历史”的总方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治与文学风向标。莫言就此被视为异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被解读为西方借他的作品丑化中国。从此以后，莫言就被钉在了批判的标靶上。 当然不止莫言一人。 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发表之后，中国一批极左派人物不失时机认真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大兴批判风。例如，2017年5月22日、23日、24日接连三天，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三个中共高官，在红色文化网分别发表气势汹汹的文章，对方方进行政治批判，斥责方方的《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斥责这部小说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惊呼习近平《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5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也在观察网发表批判，称《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在批判浪潮中，非但批判方方的小说，连带张炜、陈忠实、阎连科、余华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并置于其批判之列。莫言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专制独裁者最重要的统治手段就是让天下臣服，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在今天以习近平为至高无上者的中共集权高压统治下，人人心怀恐惧已是社会常态，不少人变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处其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无疑是杰出的，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别的人一样，绝非完美，绝对有可以和应该指责之处。例如，本文开头提到他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习近平的肉麻吹捧，以及此前在中共中央机关一个纪念活动上为毛泽东辩护，令很多人非常愤怒。 有人指出，莫言在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似乎也产生了一种“获利恐惧”。害怕已获得的利益消失而产生过度的反应，很可能对他人格造成某种破坏。这一现象又称为“赢家的诅咒”。莫言不会不明白，一顶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不但无法保护他，反而引起中共当局和一些御用文人的忌恨和仇视，很可能更会导致他遭受整肃。 自小挨饿受苦对人生艰辛深有体会的莫言天生具有农民的“狡猾”，有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熟识中国民族心理、深知中共枪打出头鸟厉害的他，绝对不想当英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年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的谭嗣同何等英雄。一生为国为民的谭嗣同一行“六君子”，心甘情愿为百姓付出生命。可是，这些百姓却对他们投掷臭鸡蛋和烂菜叶，一边扔着垃圾，一边还咒骂着他们卖国。谭嗣同被刽子手故意用钝刀砍了三十多刀，死得非常痛苦，而围观群众却手拿着馒头翘首以盼，只等着能抢先蘸上他热腾腾的鲜血。人心叵测。现在，莫言可以预期，如果开一场“斗垮莫言”的批判会，慷慨激昂争相发言以表立场分清界线的作家同行，绝对不会比当年反胡风、反右时少，绝对不会比文革时少。甚至，有些现在义愤填膺指责莫言献媚中共的所谓“反共”人士，也大有可能去凑热闹兴高采烈地看头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莫言也可笑地落得被中共批斗的“可耻下场”，这些人看到别人被自己所反对的中共迫害，不但没有恻隐之心反而幸灾乐祸。 其实，不管怎样，莫言命运已定。假如习近平独裁专制继续；假如发展到“精致新极权”的毛左路线继续；假如定于一尊的个人崇拜继续——而这些都是几乎肯定的（我曾提出“个人崇拜加速度”的命题做过论证），在这种状况下，莫言这位天下第一的讲故事能手，即使从此“金盆洗手”不再进行任何写作不再讲什么理念并不时做出一些顺服效忠的表态，他都不可能成为“赵家人”，不但不会，而且最终会正式被中共抛弃，有人就用“待入狱”预言他的未来。 我曾提出“保卫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用在莫言这个个案，也是非常切合的。 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伟大的人物，我相信就是因为当时有人认同并极力发现、赞扬、推崇他们非常难得的杰出之处伟大之处；而且这些发现、赞扬、推崇得到社会承认并流传下来，并最终成了历史定位。对于莫言，虽然他饱受各方恶毒攻击，我相信历史给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学造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为“世界心灵”对人类的贡献上。 2012年10月21日夜，莫言曾写给香港《明报月刊·莫言专号》一段亲笔字：   “多年前，刘再复先生希望我做文学海洋的鲸鱼。这形象化的比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复信给他：‘在我周围的文学海洋里，没看到一条鲸鱼，但却游弋着成群的鲨鱼。我做不了鲸鱼，但会力避自己成为鲨鱼。鲨鱼体态优雅，牙齿锋利，善于进攻；鲸鱼躯体笨重，和平安详，按照自己的方向缓慢地前进，即便被鲨鱼咬掉一块肉也不停止前进，也不纠缠打斗，虽然我永远做不成鲸鱼，但会牢记着鲸鱼的精神。”   让我们相信牢记着鲸鱼精神的莫言。 莫言在获奖的第二年，在东亚文学论坛上，发表一篇题为“哪些人是有罪的？”的演讲，莫言大声疾呼：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   让我们也记得莫言这篇足以震惊世界的演讲。 “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了让众多同代人倾倒折服的巨吼。”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在2012年12月10日颁奖典礼上发表的《颁奖词》最后一句压轴的话。天才难得，何况是莫言这样一位天才，必须珍惜。让我们衷心赞美吧。   （2024年4月27日于悉尼。鉴于篇幅原因，全部注释删除。） 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获奖当年，莫言才五十七岁，竟写了十一部长篇、三十部中篇、八十个短篇，已经获奖无数。 这是莫言201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 […]
2024年4月11日小説作者：武陵驿 来源：《世代》第16期     故事梗概：抗战尾声期，国军收复柳州。94师的美军军械官卢·德克斯特写给在纽约的新婚妻子的一束家书，信中讲述了一个洋溢着蘑菇鸡汤鲜味的另类战争传说。韩副官爱上了一个偷军粮的卖蘑菇女孩，部队因此吃上了鲜美的蘑菇鸡汤。但有人指控女孩是从矿井里爬出来的蘑菇人，吃了地下活死人的蘑菇定会遭遇不测。不久，日本战俘石黑有吾与韩副官下完最后一盘棋，自杀了……   1945年7月28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在昆明修整如此之久，差不多生锈了。你还记得我笑话过那个加尔各答的锡克教算命先生吗？正如他所预言，中国战区司令部的命令突至，我们反攻到柳州，一路上错过了邮差。晚饭后，骗邮政官打开邮局，找呀找呀，终于找到你的三封信。我满怀感恩之情，暴雨过后，你在纽约地铁中写的那些短诗驱走了我身边散也散不尽的阴郁。 不知为何，我对死亡产生了特大的好奇心。路边倒卧许多饿殍，妇孺老人，国军士兵，偶尔也有日本士兵，画也画不过来，想借一台相机，苦于没有胶片。在乡下，到处可见征兵官荷枪提杖抓壮丁，不论老幼，用草绳系脖颈，像鸡鸭串成一串，壮丁受够虐待，即使能逃跑，多半也会死于道中。 韩副官好几次跟他们发生争吵。有一次，韩直接拔出手枪，上了膛，脖子上青筋突突跳。我用开玩笑的口气责备他：枪不是笔，不能随便拔出来。仗越打，你脾气越大，以后回朱师长身边很难伺候呀。韩却说打完仗，他回乡做个小学教员，有一碗蘑菇汤喝就成。 是的，真不愿向你承认，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吃的是什么。铁钉一样粗硬的水牛肉和红皮小土豆，我们无处诉苦。不过，相对百姓来说，军队供应也算是好得没话说。何况不久前，还有口福大餐一顿。那次晚饭吃的是新鲜猪肉和鸽肉，还有西瓜盂，用西瓜掏空蒸熟，盛放连神仙也不敢想象的鸡肉蘑菇汤，鲜到老和尚要跳墙，这是老吴的说法。他是临时雇请的当地厨役，喜欢拍我们美国人马屁，他偷偷报告我说那个是蘑菇人的蘑菇，吃不得。住在地底下不见天日的蘑菇人，他们白送的蘑菇千万吃不得。可是，我们不管不顾，硬是吃了喝了又怎样。上帝啊，我们是快乐的美国兵。 对于吴老头的话，我总是将信将疑。他不太用陈述句，多的是感叹夸张，添油加醋，也许是习惯于被洗脑，很像国民政府的宣传口径。罗蒂，你想不想知道一个秘密？关于蘑菇的，准确地说，关于蘑菇人。我们在柳州吃到了一生中最为鲜美的蘑菇，韩副官喜欢得不得了，他相信那些都是地底下的蘑菇人送来的。 这事不简单。让我还是从伙房频频失窃一事说起吧。那一阵子，司务长一做饭，就开骂，偷猪肉的贼生儿子没屁眼，附近村民来偷我们美军补给不是什么新闻，可他骂娘一般有指向，他不好直说，他怀疑是老吴监守自盗。 那天却是老吴自个儿抓住了小偷。我们闻声赶到伙房，一个瘦得异常的黑衣女孩被老吴按翻在地，她背着斗笠，估摸不出她年龄，但那双红褐色的眼眸亮晶晶的，看不出任何惧意，剪得短而参差的黑发在斑驳树影里，如同野火烧过的杂草洒着金光。她伏在地上，勉强撑起身子，捡拾滚了一地的白蘑菇塞入篮子。 老吴像水牛那样喘着粗气，起身夺过篮子。一大把大小蘑菇像冰雹似的砸向她面门。她惨叫一声，声音沙哑暴躁。我的眼前飞过白藕似的细胳膊。蘑菇在地上翻滚，光溜溜的，不长绒毛，菇柄白而细长，菇盖边缘削薄，布满褶皱。 老吴抹了一下大脸盘，大手油腻腻的，从篮子里掏出美国造午餐肉罐头，一个又一个，埋在蘑菇下面的罐头。老吴洋洋得意地笑着。 这下我认出来了，她是我的模特，一个卖蘑菇的山里小姑娘，如同上次见到的那样，她的脸色异常苍白，嘴唇不见血色。第一次见她，记得是部队开进柳州的前一天，半道上天气热，人更疲惫。我们撞见一辆老旧的雪佛兰篷布卡车抛锚，车后轴直挺挺翘在大石头上，司机和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检查引擎；当地人穿黑衣扛锄头，七嘴八舌，围着车指指点点；黑外衣似透非透，不穿内衣，那酷酷的黑色更适合身材窈窕的当地女子，比如，卖蘑菇的中国姑娘。 那辆卡车烧炭，车大灯歪头耷脑的，走夜路也许要有人打灯笼，走前面照着，像古希腊的第欧根尼那样，也许能找到些什么；车肚腰因超载而塌陷，好像当地那些大肚贴地的肥猪；车厢照例加装了板凳，改为载客，乘客们犹如沙丁鱼般拥挤着推搡着。漫天扬尘落下之后，我看见那个戴斗笠的黑衣小姑娘靠石头坐着，脚搭在一只大轮胎上，胸前抱着一只大竹篮，身边搁着一盏红灯笼。稚气的脸庞上有一条明暗界线，上半部郁然死寂，下半部生气勃发，这是不容错过的绝佳写生机会。但当地一发现洋人，马上招来不少看热闹的。我的女模特也起身挤过来。我叹口气，收起纸笔，只好作罢，只在心里记住了，斗笠的深蓝色阴影抹不去那红褐透亮的眼珠子。   抱歉，叫你看得没头没尾的这些唠叨话，回头我好好写一写韩副官，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军人。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7月29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风尘仆仆开进柳州的日子是7月20日。在一处华侨建造的酒店的废墟上扎营。我终于搬入柳江岸边的“豪华套房”——卧房仅仅是个废弃阳台，搭上一架梯子，供攀爬进出。逢到天气晴好，我们就动手修房，从瓦砾堆里清理出无名尸骸，将一个个新油毛毡屋顶支起来，结束了餐风露宿的行军日子。韩副官和我同屋。他是国军94师师长朱怀冰师部内最勤快的人，他破例没有在钢盔里洗脸，拍拍手上的尘灰，吹了一段口哨，像是中国西北民歌的曲风。我们没有镜子，但他的黑脸就是我们上后山洗澡的最正当理由。 走在上山的石阶，有个堪萨斯来的军械师大声说，这个酒店真晦气，你们说，该不会是一个咒诅之地吧？ 类似的话，听过好多遍了。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留驻此间，但说实话，这是日军摧毁柳州后全城能找到的最好驻地。 堪萨斯小伙子又说，听说酒店最初是被日军征用改作军官俱乐部。 另一人笑着说，不是不是，是改成了监狱。 大家大笑起来，真像一座大监狱呀。 韩副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脚下的这座山是被炮火炸成寸草不生的，在风水上说，是损丁格…… 风水学我们美国人永远搞不懂，但94师上上下下都亲眼目睹了日军如何彻底摧毁柳州的一草一木。我们在江对岸俘虏了不少日军，然而在酒店却一无所获，这里，除了鸟雀藤萝残垣断壁，就是墓园一样的死寂，围墙上耸立铁丝网碎玻璃，被炸毁的房间依稀可见原来都精心加装过的窗栅栏和大铁门。我们找到了和服、木屐、木桶之类，像是日本澡堂的用具，然而，谁也不愿用现成的木桶木盆，宁愿爬上山洗澡。也许是风水学的缘故吧，谁知道呢。 池塘里水流很缓，水也不深；山上布满碉堡战壕，草长茂密；这里听不到轰炸机的呼啸声。那些烧酒精或烧炭卡车受伤似地蹒跚，牛车笨重的哀叹，苦力的劳动号子，调门长而高的面包叫卖声，都留在了闪闪亮的柳江岸畔。天空正在魔幻渐变，从浅蓝到橘红的层次感，远远超过了我所能描摹的笔头功夫。 韩既没游泳，也不洗澡，仅仅洗脸洗手，坐在鱼骨般的条石上，让温热的水反复拍打脚面，湿透的背在阳光下冒着白气，招来了善意的嘲笑。大家都脱得精光，他既不愿袒露身体，也不愿离群独处，谁知道他在想什么。罗蒂，司令部魏德迈将军派我进驻国军94师，率领十来人：参谋、10名军械师，韩副官作为94师派员兼做翻译。他是这支美军军械分队里唯一的华人，看得出他竭力隐藏着在一群白人战友包围下的拘谨。 我游累了，来韩副官旁边坐着，我说中国西瓜有黄穰红穰，味道一样甜，但个头比美国西瓜小一半。 当我梦想着中国西瓜的时候，韩出神地盯着自己的手，他的手背上被蚊子叮得肿起老高。 有人嬉笑咒骂，晚饭少不了又是沙丁鱼罐头青豆罐头嘉宝奶酪，至于新鲜牛排和鸡肉，你只有指望连大炮也无法震塌的人类想象力了。 韩咕哝着什么，我没听清。他站起身再说一遍，他说的似乎是狐狸。当地人说要是遇上狐狸，你停下注视它，饥肠辘辘的狐狸也会跟着停下，回首呼应。人狐会深情对视。不过，我可能是听错了，也看错了。此时，我看见一个戴斗笠的当地女孩，倚着岸边的树，白鱼似的光脚踢出一小片水花。等到大家上岸，我随着韩的眼光，搜索塘边树丛，那边却什么也没有了。 我大笑说，当地人爱偷看洋鬼子洗澡。 韩说，卢中尉，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 我说看见了一个当地女孩。他却说刚才，时间停顿了，大概有十秒钟之久。 我愣住了。他说，时间好像在池水中间被冲断了。水这边，闪闪放光的，是世间无论什么都不能改变的宁静；而水那边，静默的黑暗，是我们最害怕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它毫无疑问地在那里。就在那里。 我顺着他的手指，水里面什么也没有，我说韩，恐惧会让你手里的枪变成笔。 参谋上岸后揶揄说，战争出诗人，全是因为缺少女人的缘故。 我不以为然。韩不是战士。从军前，他是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所经历的生离死别，对一个读莎士比亚的大学生来说太过分了。有时候，他给我看他写的诗，记在一个日记本上，关于火焰和玫瑰之类的，仗打得越多，他写得越少，风格也消沉了。 爬上光秃秃的山丘，韩副官紧跑几步，身后披着的那蓝丝绒般的夜幕，却是懒洋洋的，迟迟不肯覆盖半山，仿佛一直等着水塘边迟迟不归的山雀。山下到处散落着零式战斗机和军用卡车的残骸，提醒我战争不是诗歌，从不分行，使我疲惫不堪，只能由着自己的身体去反应。 柳州，日军占领时间并不长，但“三光”政策早把这里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山道上，那些侥幸躲过了轰炸的杂树遮住了些什么。我走上前，看见韩同一个戴斗笠的黑衣女孩说着什么。他给了她一些钱，却没要她篮子里的蘑菇，她的红褐色眼珠突然叫我想起韩的诗歌：火焰和玫瑰。这样，韩与我们进城路上遇见的那个卖蘑菇的瘦瘦的黑衣女孩做了朋友。信内附上我给她补画的一张速写。其实，她的面色比画纸还浅，嘴唇也如苍鹭似的白，不知怎么在明暗上准确表达。等有机会搞到颜料，我想作一幅大尺寸的画。 韩对我说，现在老是觉着饿，哪怕吃到撑死，还是饿。体内好像附着一个吃不饱的灵魂，但不知道是谁的。似乎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吃得饱的东西，但又害怕真的找到，那东西既不在水这边，也不在水那边…… 我很担心韩的心理状态。战争不需要诗人，被摧毁的不光是都市田园好山好水，还有诗人。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够聪明，做不了诗人，我竟然看不出战争和饥饿的必然关联，制造恐惧的不光是战争，也有饥饿。军粮供应总是时断时续，我们常常有一顿没一顿，韩是饿怕了。饿死鬼打不了胜仗。 暂且搁笔，容我想一想到底怎么落笔写蘑菇人的秘密。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3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对不起，心情乱到几天没给你写信。必须让自己先平静一段时间，再提笔写蘑菇人的故事。 在我们做新屋顶时，卖蘑菇的小姑娘也来默默观看，开饭时会分给她一些吃的，她总是羞怯地拒绝。但我们看得出她的饥饿。我们在废墟中陆续挖出一些小木牌，散落在粉饼眉笔之类资生堂牌号的日本化妆品当中，上面用毛笔书写，诸如“明美”、“夏树”、“静香”和“麻衣”等日本名字。我们研究半天也没搞懂。她却激动起来，瞪大眼睛，指着木牌啊啊乱叫，身子颤巍巍的，分不清是害怕还是激动。她是哑巴，也不识字，始终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看得出她真心想帮我们，我们真心喜欢她，都叫她哑妹。这事让小心眼的人（比如吴老头）很嫉妒。 回来说那次哑妹行窃罐头被吴老头活捉的事。一阵惊奇过后，我马上释然。我说过战争的副产品是饥饿。饿得两眼冒金星的村民常在附近转悠，都以为在美军驻地能找到好吃的。我们都不责怪哑妹，吃饱饭是人最低的需要，所以，挨骂的人变成了老吴。韩副官尤其态度凶恶，手指头戳到老吴面门上，他大包大揽说肉罐头是他送给哑妹的。 你想怎么着。 老吴浑浊的老眼里泛着泪花，眼巴巴望着我和司务长。司务长是朱师长的远房亲戚，被调来炊事班管灶头。他克扣伙食是常事，就算轮到我们美军头上，他也不放过。他和我对视一眼，我微微一笑，摊开手耸了耸肩。他懂了，我对他手脚不干净了然于胸，但我已决意包庇同样手脚不干净的哑妹。他摘下帽子卷在手里，将耳朵上夹着的香烟递给老吴说，去把蘑菇收了，抓几只鸡来，算了算了，今晚改善改善伙食。 老吴接过皱巴巴的烟，用脏衣袖抹着眼睛，舔了舔脏兮兮的上唇，什么也没说，抓来一只母鸡，三把两把，硬生生给鸡拔了毛，把浑身血淋淋的鸡扔到女孩面前；鸡疼得上蹿下跳，咕咕尖叫；老吴咧开瘪嘴，对她凶巴巴地说，你要蘑菇钱，就给老子去拔鸡毛。 说着他点上烟，嘿嘿笑着，从袋里摸一把谷子撒出去，鸡踉踉跄跄跟在谷子后面跑，鸡血洒了一路。哑妹纤细的身体如同狂风席卷下的风筝，颤抖不已。但没等老吴笑完，他的肚子就挨了女孩一蹬腿，重重地仰面倒地。一声暗哑的怒喝像一道光，从厚黑事物的缺口射出来。他的下巴上马上又收到了第二脚。难以置信，哑妹那么瘦弱的体格居然瞬间爆发出旋风般的力量。我们都听见了下巴骨撞击地面的难受钝响。 哑妹朝地上啐了一口，把半篮子蘑菇朝韩怀里一塞，转身跑了。 为了息事宁人，我让韩副官送给老吴一双美军新皮鞋作了结。 吴老头杀完鸡，手上血淋淋的，不忘气喘吁吁地骂娘。 司务长瞪起眼训斥老吴：累么,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老吴憨憨笑着，接过韩副官吸了一半的骆驼烟，揉着青紫的半边脸，吸了一大口，对我们说，长官，你们不晓得，这蘑菇真不能吃。这是死人蘑菇！ 我们叫他说明白原委。他捡起地上的两个烟蒂放入口袋，卖足了关子，挠着自己的肚皮说，早就想给长官们说说咱们合县蘑菇的秘密。离这200里地，就是咱们最大的合县煤矿，桂系军阀早年开公司大肆开采，厉害呢，赚了不晓得多少钱。遇上打仗，经理跑了，煤矿欠薪还缺粮，矿工活不下去。两年前，日本鬼子占领矿区，刺刀逼着工人下井，不知有多少矿工死在井下。有一些死人就发生了尸变，变成了冤气最重的蘑菇人。不懂？唉，合县从大清年间开始采煤，不断有人死于井下塌方，活埋地底，冤气长年累月不散。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之气加上主火的黑煤，还有冤气，一块儿滋养，冤死者不得超生，聚在黑暗的深处，最后变成了蘑菇人，靠吃地下蘑菇为生，肉体不腐烂，神智就像他们生前，可他们人早就死了，就是活死人。矿工下井，往深处挖，不留神就会撞见，吓一跳，蘑菇人可怜巴巴的，说自己身上好冷，向矿工讨烟抽，抽完烟，跪下，求矿工带他们上去，他们想回地上，想回家去。话说鬼子兵来了，鬼得很，让矿工下去找蘑菇人探矿，蘑菇人找到的都是富矿。但蘑菇人缠着要出去，矿工不肯，蘑菇人会献上长在地底深处的极品白蘑菇，那是他们的食物。矿工得了极其鲜美的地下蘑菇，告诉他们自己先上去，再放篮子拉他们上去。可这是骗人的。蘑菇人永远上不去。矿工拉到一半，剪断绳子，蘑菇人呼啦啦呼啦啦，掉下井，摔成一片片碎蘑菇…… 韩副官皱着眉给我翻译完，我不禁感到脊梁骨凉飕飕的。蘑菇人是什么玩意儿？鬼故事？活死人？还是妖怪？ 老吴瞅着自己的新鞋鞋尖，冷冷地说，卖蘑菇的小姑娘就是地下来的蘑菇人。 韩皱起眉头，对我说，这儿的老百姓特别迷信。长官别见怪。 我捡起地上被踩烂的一片蘑菇，看了看说，咱们要吃的就是蘑菇人的蘑菇。 罗蒂，你绝想不到，我们是在老吴臭婊子似的咒骂声里吃上蘑菇人送来的蘑菇。蘑菇上了砧板，我们信科学的，就不会放过了。我们不信他那一套迷信邪说。晚饭仍然没有新鲜牛肉，但司务长下了狠心讨洋人欢心，有鱼有虾、红烧肉、糖醋里脊、鸽肉、春卷、炒面、宫保鸡丁……浩浩荡荡，摆满了桌，但真正征服我们的胃的是装鸡肉蘑菇汤的西瓜盂。 天黑得很慢。十来个美军官兵互相搂抱，转圈跳舞，我站上桌面，唱起了百老汇歌曲。我说原以为我会阵亡在大陆反攻之前，我还很可能讲了许多不该说的事，不该煽情的话，甚至还说了很快是你的21岁生日。哦，说漏了，对那么多人说漏嘴了，可我喝醉了。毕竟作为你6个月时长的新婚老公，这点权利我还有的，我对着柳州的晚风，大声呼喊着罗蒂生日快乐！听，战友们都在祝你生日快乐。后来，我还是没管住舌头，提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部队不久要开拔，收复广东。 战争快要结束了！ 胜利！胜利！大家搞来一坛琥珀色的绍兴酒，最后，半锅蘑菇鸡汤也被端了上来。每个人的脸上布满了晚霞的色彩，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和平近在眼前，人人兴奋异常，我们嘴角滴着油腻的汤汁，憧憬着战后的正常生活。唉，那个老吴，也鬼鬼祟祟喝了汤。每个人都喝下了一生中最多最鲜的蘑菇汤，见到天堂似的，一个个眼神恍惚，浑身零件散了架。 那时候，我完全没料到，吴老头讲的蘑菇人故事居然是真的。那是7月26日晚上发生的事。 写到这里，我困了，早点睡，做个好梦。 爱你，永远。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4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我对韩说：老头的故事很有趣，哈哈，他居然说我们吃的是僵尸蘑菇。 韩收起笑容，左眼眨了眨，样子一点儿也不俏皮。我疑惑地盯着他，他问我还记得那个眉毛上长痣的日本鬼子吗，我说记得。我给他画过像。 韩说，那日本人也讲过合县煤矿蘑菇人的事。他亲眼见过蘑菇人。 我吃了一惊，我说，假如哑妹是蘑菇人的话…… 韩笑了：为什么不是？ 哑妹就是蘑菇人。我不但吃惊，我的头快炸了。要是没记错，大概是在7月27日的下午，韩提及的那个日本军官关在江对岸的战俘所。在中国，我遇上了一些非画下来不可的人，韩、哑妹、还有那个日本军官。韩副官常去跟日本军官下围棋。他们成了朋友。跟敌人做朋友，在中国是很危险的事。 记得一到柳州，韩带我去战俘所画肖像，隔着铁栅栏，选不到好角度，韩说等一下，有一个人有意思，值得画，他上厕所去了。 那个人出了厕所，臭烘烘的，乱蓬蓬山羊胡子，军装破破烂烂，被看守叫住，马上立正，没有敬礼，惹得看守踹了他一脚，但被韩副官制止了。那日本人向我们鞠躬，盘腿坐下。我破例没有坐板凳，而是像对方那样盘腿坐下。我叫他注视窗外，接着，盯着他眉毛里那颗黄豆粒大的黑痣，开始埋头作画。他的眼神老是游离，落在天花板上石灰脱落的某个位置。画到一半，我的腿麻得失去了知觉。看守们围上来，对纸面比划，夸我画得像。 被画的日本军官听了，微微点头。他看上去是那样有百利而无一害，在我笔下，他全然是一个敦厚谦逊的东亚平民。他在画上签上大名：石黑有吾，以及他家在日本江津的住址。他拜托我将这幅肖像寄给他父母。在翻阅我的速写本时，他忽然屏住呼吸，全身动作停在一页，仿佛石化了似的，那一页是卖蘑菇的哑妹的速写。他的手指神经质地抚摸着铅笔线条，直到指肚黑了。我问他是不是认识，石黑抬头凝视被窗栅栏切割成方格子的破碎天空，良久，他长痣的浓眉抖动了一下，摇头否认。他像智者习惯的那样，以沉默捍卫着自尊心。不过，在平静淡漠的下面，你依旧可以触摸到俘虏特有的病态痛苦和羞耻。 韩和石黑都是棋迷。一来二去成了棋友，韩为了下棋方便，有时候擅自将石黑调出监室，他不合时宜地将日本战俘当作了朋友。我忍不住提醒他，不要被画上那家伙的宽厚模样蒙骗，石黑可是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效忠天皇的日本军人。韩沉默半晌，他说石黑君不一样。石黑是日军派驻合县煤矿的中队长，本人十分抵触日本军国主义，偷偷做过一些义举，诸如在日军撤退前，他没有枪毙四个被俘的游击队员，而是派他们去井下采煤，等于变相释放了他们。 我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韩问我信前世吗，我反问：上战场的人生命都不确定，前世有意义吗？ 他说听我给你讲一讲前世。柳州的前世，是一口巨大的井。人都住在井下面，看不见日头，每一天都生活在井底，无边无尽，没有光明，连影子也没有。过日子全是在寻找，不是燃料，就是食物。他们吃的是蘑菇，照明取暖靠煤块，统统来自地下，来自蘑菇人探知的大煤矿和黑暗蘑菇森林。蘑菇人不是死人，也不是鬼，他们活着，只是他们完全忘了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但他们还有唯一的盼望，回地上去，回到太阳底下。找到煤矿或者蘑菇就能上去，离开地下。寻找，其实是逃离。逃离也是寻找。每个人都是如此，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回到太阳底下的生活。这些全是石黑告诉他的，石黑同情中国百姓，厌恶毫无意义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战争把活人都变成了死人，又把死人重新变成了活人。有时候，韩感觉石黑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出家人。 日本人讲述柳州的前世故事让我迷惑不解。我大力摇晃着脑袋，绍兴酒的后劲叫后脑袋疼，感觉迟钝了不少，我听不懂韩是什么意思。 韩又说石黑治理合县煤矿时，非但听说过蘑菇人，还亲眼见过。石黑曾经良心发现，命令矿工们把一个蘑菇人救上来，他亲自盘问验证，蘑菇人根本不是什么活死人或者僵尸，他们只是些走狗屎运的矿难幸存者。等那个蘑菇人康复后，发给盘缠就给打发走了。但矿工们特别迷信，并不买账，他们坚持认为那个人是地下来的僵尸，吃了僵尸蘑菇的人也会变成蘑菇人，永远回不到太阳底下。 罗蒂，别担心，别以为我是喝多了中国酒胡诌，我所写的都经过反复斟酌。放心吧，喝过蘑菇汤的人全都安然无恙。得去工作了。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5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现在得回头交代一下，那个众人皆醉的蘑菇汤夏夜，也就是8月3日的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所能记得的是，当时，听了吴老头一番蘑菇奇谈，我撑不住，倒在食堂睡了。醒来是在半夜。强烈的恶心呕吐腹痛，却拉不出，我在茅厕和食堂之间来来回回，折腾了老半天，像是大病初愈那样。经过肠道排泄，眼前所有的事物都在摇晃碎裂，失去了所谓的真实感。 我披衣而起，穿过鬼影憧憧的废墟和院子，从竹梯爬回豪华套间，突然间，我的动作凝固了，我看见韩德吊床上有两个人抱在一起，自然而然的，姑娘的裸臂停留在韩裸露的胸膛上，韩酣睡的面容十分安详，几乎听不到他打鼾。好半天也看不清哑妹的面容，她似乎睁着眼睛，凝视着夜空，天上一团团的黑影，像是村庄的倒影。天光就是这样，在她脸上慢慢亮堂起来。 她转过脸来。我的酒劲和怒气全消散了，开始惊惧起来。她像是猛然间长大了，成熟了，变了一个人似的。当地人关于柳州的讲述使我确信，这是一个真正的广西少女，大山里头来的，高额头、细腰身、嘴角的弧线很弯，脸色苍鹭似的白。 我退回院子里。一夜的狂欢散去后，黑暗里的生物弄出许多忧伤的声音。月光滴滴答答的，像我的怀表急促地踮着脚尖行走。她提着一盏红灯笼，从梯子上跟下来，放下灯笼，是她主动拉起我的双手，还是我拉起她的双手，我完全记不清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眼神燃烧着什么烧不完的东西，像是地底下最深处的煤块，最好的地下深处的火焰，火焰其实是一种燃烧氧气的语言。我讲个不停。说什么呢，我说我是太平洋岛屿争夺战的幸存者，前年圣诞节前坐船来的，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包括韩。他是我最好的翻译和朋友……她能听懂，我太激动了。不知道该做什么，老毛病一犯再犯。胡说一气，语无伦次，根本不在意她是哑巴。我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中文，是一种来自地底下的有几十亿年历史的语言。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惨白的面容。从她的双眸中,毫毛似的无数细雨，无声无息，飘落在眼前一层又一层无穷无尽的喀斯特山形上。我听见了来自她喉咙深处的呜咽，以及来自自己身体内依次崩塌的声响。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手放在双膝之间，头朝下侧卧在帆布床上，尽量收拢着双脚，像子宫里安睡的婴儿。 隔天，去日军战俘所画像。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 石黑罕见地打破沉默，他说他也能画。我把笔和速写本交给他。他的画技太差，把富士山画得很丑，在山下，他画了一口不知通向何方的井。 借助懂英语的其他战俘，我问他是不是管过合县煤矿，他歪头盯着天花板上渗水的地方。我又问他是不是听说过矿井底下发现蘑菇人的事，他迟疑地看了我一会儿，又盯着天花板装傻。我要求他开口，他像块长满苔藓和裂纹的石头，固执地拒绝。他留给我唯一的说法是他没空，因为韩君约了他下棋。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韩不是他的借口。但他无所谓，将眼光锁定在天花板上。彼此凑近了，真受不了，他全身臭得像具腐尸。我吩咐看守快快给他洗个澡。 走出战俘所，我跳上吉普车，才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但却一时间想不明白。我反应十分迟钝，觉得这事跟韩有关，但我搞不懂他与石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傍晚时分，暴雨倾盆，目力所及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个小湖泊，看来受灾面积不小，我得出去找人帮忙，加固一下新屋顶。祈祷雨快点停。 祝你一切安好，爱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7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石黑有吾死了。 他死了，他的死使我醒悟过来，那天石黑当我面说过的那句话是“我们的最后一局棋”。石黑一定是预感到了他的死期，他在我逼问他蘑菇人的事的那一刻，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无所谓，因为他就没打算活下去。那是他和韩的最后一局棋。 他的死亡经过是这样的：上午，三架日军轰炸机飞过云天，在飞机和云朵之间的空隙当中，可以看见微弱燃烧的橙色光焰，日头像一只追逐光明的飞蛾，很快被盘旋回来的日机覆盖，日军轰炸机的发动机呼啸声彻底降服了地上人们的本能。谁也没发现防空洞里少了一个人。等待之所以漫长，因为日军飞机在他们头上去而复返，奇怪地转了好多圈，没有扫射，也没有投弹，像是履行什么葬礼仪式，终于，拧身飞走了。 日本战俘们起先尚能保持那种什么都能忍受的平静，喉咙里压抑着汩汩声响，犹如耳朵眼里塞着棉花，伏在地上，静听地洞深处狐狸的悲鸣。 终于，不知是谁在小声念叨：石黑君在哪里？ 没人接茬。石黑没死。但所有人显然都遗忘了他。他没有趁空袭越狱逃跑，而是用床架上取下的一枚锈蚀的大铁钉，划开了自己的肚腹，亲手把肠子扯出来。他跪倒在地，大声喘着气，一直苦苦熬到天黑，才断气。他死得正是时候，没有留下遗书。彼时消息传来，广岛被核弹轰炸，蘑菇云高高升起在废墟上空，苏联向日本火速宣战，日本完了。   看守所的气氛十分诡异，中国士兵没有欢呼雀跃，日本战俘也没有捶胸顿足，周围的人都像石头人那样，垂手对着奄奄一息的石黑，每个人的表情肃穆冷淡，似乎都在默哀，也似乎都无动于衷。人人都接受了一个日本军人死得其所。这名天皇的武士到了只欠一死的地步。石黑自裁后，身子特别轻，像是极度疲劳之后虚脱的那种轻，身上散发着浓烈的腐败味，身下积着一汪紫黑色血水，叮满了苍蝇，被我画笔描摹过的深邃眼睛大睁着，依然死盯着天花板上的某点。 看守长见惯了死亡，但没见过这种残忍的死法，他松开自己的武装带，以手背不断擦汗，站得离死尸尽量远，在死亡原因一栏中填写了“霍乱”。他没布置尸检，战争死个把日本鬼子不算什么，只是吩咐士兵，把石黑拖出去火化了。 大量平民丧生在广岛核爆炸，这是震惊人类历史的大事件。日本人为他们的侵略行径得到了报应，但我们并不是那么高兴。抱歉，死亡掳走了幽默感，今天就写这些，保证今后写一点让你高兴的东西。 吻你。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9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在石黑死后，僧人去战俘所做法事驱邪，韩则邀我一起爬山。 酒店的后山，越往上攀爬，越会明了，这座山彻底被炮火毁了。树林尽焚，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山石和长势卑微的灌木。 我扶住一块山岩，停下喘气，问他石黑死时他去哪里了，韩说哪儿也没去，在山上看风景。 看什么风景？看日机丢炸弹？山中的光线不好，看不清他的脸，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把他拉近身边，他的眼白露出较多，那眼神和死前的石黑非常像。我意识到他们两人长得也有几分像，是中国人长得像日本人，还是日本人长得像中国人，真不好说。但两人的气质截然相反，石黑坚强而阴郁，韩则浪漫而狡黠。此刻，韩副官同我一样爬得汗流浃背，但像敢死队发起最后一次冲锋那样兴奋异常。 你们不是棋友吗，他死了，你连面也不露。我说。 韩大笑，笑得太急太神经质，猛烈地咳嗽起来。他肯定向我瞒着什么。我说韩，你必须对我说实话。石黑告诉我你约他下最后一局棋，为什么说是最后的棋呢？难道他的死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山上除了碉堡工事，还藏有许多阴暗潮湿的洞穴。我们沿滑溜溜的石阶，钻进一个山洞，手电筒光打在水迹斑斑的洞壁，不是发现地层结构，就是照亮一些岩壁文字。韩尽量岔开我的话题，他告诉我那些并非是兴致所至的涂鸦，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山川风物的崇奉祭祀。你在寺庙里的善男信女身上找不到的，但在山洞的幽暗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真实信仰在洞穴的幽暗里。 我们跌跌撞撞，钻入一个更阴暗的岩洞，数尊损毁的佛像歪倒在地，我说主啊，我敢打赌，在下是第一个到此一游的美国人。 韩大笑，笑声戛然而止，扑啦啦，惊飞了无数蝙蝠，蚊虫为吸到了新鲜血液，嗡嗡歌唱起来。手电筒光圈里照着一些奇怪的小对象，我凑近一瞧，竟是几只用过的保险套。 韩挠着脖子上蚊虫咬的肿块，转脸忽然对我说，石黑很守信用。我和他约定，最后一局棋定生死，谁赢谁活，谁输谁死。他的棋输了，他必须死。他做到了，保住了日本武士的荣誉。 出洞花费了较少时间，我恢复了一些体力，我说天哪，这是谋杀，即便他是日本战俘，即便他十恶不赦，即便你没有亲自扣动扳机。但你是军人，这里有军纪，你有没有一刻想过军法？ 他嘿嘿一笑，不回答。这一刻，我想到他毕竟还是个诗人，中国诗人。 出洞后坡度大了，仿佛快到山顶，但转过山路，发现只是翻过了一块巨岩而已。继续往上爬，山势险峻起来，日头开始西沉，陡路两侧均是斜探下峭壁、侥幸躲过炮火的杂树藤蔓。我们略微恐高，不再交谈，好节省体力，彼此分担着缄默的重量。 当爬上陡坡，柳州全景在我们脚下。西天的火烧云似乎并不悬在天上，而是来自于城市内部。柳江像一条青蛇，企图咬自己的尾巴。机场抛弃在远处，像是被咬下来的一节蛇尾。尘土一路上虽尽显其恶，但彼时，晚霞为尘土所过滤，在山峦间，形成一团蓝幽幽的薄雾。看不到山脚的池塘，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那个天天洗净我们的地方。 一回身，看见一小片树林，居然逃过了战火的屠戮；遥遥的传来了犬吠，似乎越来越接近；主啊，我的胸口充满了突然袭来的波涛般汹涌的温暖。我瞬息感觉到了来自天地间造物主的巨大悲悯。我口里喃喃，不住向上帝祈祷和平。可你知道的，我素来不是那么敬虔的。有时候，我还认为上帝不在现场。请饶恕我，上帝。 韩不再兴奋，他终于可以冷静下来，向天空舒展开双臂说，看哪，这里就是山顶。 眼前只是一小片矮矮的树林，一条蜿蜒无尽的山路，伸向山的另一边，前方不知是何处，不是我们期望的会当凌绝顶的样子。这里什么也不是，这里通向未知的某处，这里是结束，也是开端，这可能就是生命的真相。 在山顶上，韩到底说了些什么，我有些晕眩，反应又迟钝起来。我们都避开了轰炸广岛不谈。记得他说的全是关于合县煤矿的逸闻。蘑菇人啊蘑菇人，煤矿上至今流传着日军诓骗蘑菇人的许多传说。比如，矿工们向日军报告说多次在井下遇见蘑菇人，送来许多鲜美的地底蘑菇。石黑中队长吃过，很喜欢，他下令矿工拉一个蘑菇人上井，矿工不愿意，但他们更害怕日军，他们拉上来的那个是女的，不会说话，只会呀呀叫。矿场传说讲过饥荒岁月，下井采煤的人中混入过女扮男装的村女，遇上矿井坍塌，被活埋在井下。矿工们都说石黑留下了蘑菇，却把蘑菇人送进了监狱。 我说，女扮男装？石黑救上来的蘑菇人是哑妹吗？ 韩调转脸看我一会儿，用奇怪的口吻说，别当真，卢中尉。这里的老百姓特别迷信。 我说迷信不好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我们都笑了，但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说，好吧，不管迷不迷信，不管我信不信，你得放个假，好好睡一大觉。 韩又摇头说，过去那么多年，以为打败日本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持之以恒寻求的好日子，现在真的离目标这么近了，忽然发现实际上好日子还是那么遥远。打败日本后真的是我们的好日子吗？这些年以来，浴血奋战得到的那些东西，也许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韩卸下配枪递给我。我收回手掌，掌心里除了沉甸甸冷冰冰的枪支，还多了一颗温柔轻忽的小小白蘑菇。 他说，开饭时间到了。我饿了。 他转身，大步朝山的另一边走下去，身影迅速，像下矿井似的沉降下去，下面除了黑岩以外，无非是泥土和灌木，灌木和泥土。在天全黑之前，他变成了一个浓黑色坐标，和山色混为一体。 他没有回我们的豪华套房，我想他不会回来了。 他真的没有回头。失去一个像韩那样的朋友真难受，但这就是人生，永远在失去一些什么。幸好我还拥有你、你的爱和灵魂。爱你在每一时刻。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1945年8月10日，柳州，中国 亲爱的罗蒂：     今天我一直在祷告。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今天最重要的消息是长崎又遭到核弹轰炸，我不了解其中细节，也不想了解，人死得太多了，但战争真的快结束了。这里的部队和百姓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仍然活在深重苦难之中。我提笔画了两个典型的国军士兵：一个瘦骨嶙峋到极致，简直是个走路的骷髅架子；另一个还没步枪高，只是个孩子。十来天前，他俩还是逃难的普通平民。 我向师部报告了韩的失踪，关于蘑菇人，我半个字也没提。我们也没再见过哑妹，驻地里没人在意，毕竟打仗的日子，每天都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从此再不出现。朱师长忿忿地认定韩当了逃兵，我不这么看，我告诉他韩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国军人，他对敌人有独特的看法，他对仇恨也有他自己的消解。朱师长不懂，他不可能懂。在师长眼里，只有汉奸或者非汉奸，朋友或者敌人。 我将石黑有吾的画像放进了他的骨灰盒，希望他在日本务农的父母收到能有所安慰。无意中我们得悉，这酒店以前不是什么军官俱乐部，而是日军的慰安所，曾经有许许多多无辜的女人（朝鲜人、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在这里忍受饥饿和蹂躏。现在不妨略略评估石黑的说法，我估计他一直在对韩副官撒谎。他是不是没有释放那个女扮男装的矿工，没有将她送进监狱，而是直接送来这里充当慰安妇。是不是她命硬，没有死在慰安所，而是逃了出去，变成了卖蘑菇的小姑娘。或许，她的日本艺名就是“夏树”之类。或者，她真的是来自地下的蘑菇人，不会死的蘑菇人。我们在半道遇见的黑衣女孩是一个不会死的蘑菇人，但我们喝了她的蘑菇汤安然无恙。韩说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好人的缘故。我们都在战场上杀过人。我真希望韩说的不是恭维话。我的这些想法目前统统无从考证。但不管怎么说，韩副官是相信的，他相信石黑害了卖蘑菇的小姑娘，而韩以他自己的方式报了仇。中国式复仇，看上去就是一局大棋。不过，我更愿意相信是石黑以他自己的方式赎了罪。石黑不是一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比大多数日本人更明白战争的残酷和荒谬。韩也是。 亲爱的，要是你不相信我所讲的蘑菇人故事，请仔细察看信中所附的这只小蘑菇（希望漫长的邮路中不被压碎），我不是小说家。韩相信，我也相信，当地穿黑衣的矿工们都信蘑菇人的故事。在搁笔之前，要特别提一下每夜都来造访的小客人。熄灯钻进蚊帐，他们就来了。萤火虫打着红灯笼，要跟地平线闪烁的星辰媲美。红灯笼的舞姿是我每晚的催眠方法。此刻，眼皮开始打架了，今晚一定会梦见蘑菇人，黑亮的煤块，以及在暗处刷刷生长的白蘑菇，我想问问他们打着灯笼在寻找什么。不晓得他们会怎么回答，也许会说饥饿死亡算不了什么，生命得到的那些东西只是侥幸罢了，每天失去一点点，才算是活着。 梦里，绳子断了，蘑菇人呼啦啦呼啦啦，掉下井，摔成一片片碎蘑菇……在战争落幕后，我想去合县煤矿。你看，在黑暗的未知面前，我们如此弱小无力，但它确凿无疑地存在着。我现在对死亡没有恐惧，而是充满了莫大的好奇心。也许，我早已变成了一个一直在寻找光明出路的蘑菇人。 你说过要和我一起经历所有未知的未来，现在，仅仅是断断续续写下个开篇。这些信集中起来邮寄，发现过于冗长深奥，但不是故意如此，实是生命从不简单，生命即是冒险。渴盼收到你的复信，也许，将来你也会梦见地底下的蘑菇人。等部队到贵阳再聊。 爱你每一分钟。     卢·德克斯特（Lou Dexter）     作者小传 武陵驿，生于上海，居墨尔本。世交会、维州华文作协和澳洲华人作协会员。小说学会理事。圣公会牧师。《世界诗歌》副社长。ACT硕士。小说刊于《芙蓉》、《江南》、《文学港》、《安徽文学》、《莽原》和《四川文学》等。诗歌见于《创世纪诗杂志》等，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已出版《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和《骑在鱼背离去》。   题图：1948年柳州全景（局部）。图片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1948%E5%B9%B4%E6%9F%B3%E5%B7%9E.jpg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6期（2022年春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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