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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14日散文 / 紀實 / 评论作者：何与怀 杨小凯教授 （前言：行云流水，转眼之间，澳华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竟然已经去世二十年了。他是2004年7月7日在墨尔本家中去世，只有五十五岁。本文写于当年7月杨教授去世一个星期后，现在特发稍作修改的此文，以表纪念。 这位大师级的华裔经济学家的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 他的生命－学术轨迹注定他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早年，不到二十岁的他，写出近一万八千字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震惊了文革时期的中国权力中心。成为经济学家之后，他也是倡导中国宪政最早和最力者之一。中国向何处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亲身的实践。但就杨小凯个人来说，可以预料，这位经济学大师，这位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便会形成他不朽的圣徒地位；他生前种种，他的苦难，他的追寻，他的成就，将会升华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实践动力，将会有助于他的祖国健康发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热切希望的。 而今天，处于当前中国严酷形势下，面对习近平对内高压对外扩张的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面对他的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人们发现，杨小凯在那场具有经典意义的论争中关于“后发劣势”的理论证实无比正确，当年他的预见与忧虑，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眼下中国残酷的现实。今天，他二十年前这个先知般的不单关系到中国人还会影响全人类命运的警告，尤其应该在每一个人耳中长鸣：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2004年7月7日清晨7时49分，有一位华人在墨尔本家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大概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位离世的华人曾经名叫杨曦光，他们大概不清楚曾经生活在身边的这位华人是世界著名的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明白这位华人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他不到二十岁时就以一篇文章震惊中国大陆的权力中心；他坐过十年冤狱却在狱中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中，他大概也要归为“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经济学、政治学、甚至神学的观点可能不容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精英所忽视…… 这位华人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五十五岁，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天妒英才”这一句被用滥了的悼词，用在这位现名叫杨小凯的教授身上可能并不合适，因为他生前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但我对他的过早谢世，真是感到万分的痛惜和悲怆！ 一，〈中国向何处去？〉：一篇文章震惊中国权力中心 小凯原来是他的乳名，他的学名是杨曦光。1968年初，在那个荒唐混乱险恶的年月，这个名字曾经流传一时，为中国大陆许多人——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所知道，虽然于不同的人揭示的是不同的意义。 当时，随着“文革”汹涌而诡谲的铺开，杨曦光，一个十几岁的湖南长沙一中的学生，竟然过于早熟地严肃认真思考中国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包括“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在他写出的那批在当时左得出奇却又大逆不道的论文中，最具震撼力的是那篇近一万八千字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完稿于1968年元月6日。几天之后，元月12日，文章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的名义油印刊出。 这篇文章刊出时加有一注：“这是一份徵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然而，这份印了八十份、只发出去二十份的不定稿不胫而走，数天之内便以各种方式传到全国各地。杨曦光立时在湖南以及其他省份成为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 在当时神州大地浓重弥漫的“巴黎公社热”中，杨曦光也从“巴黎公社”经验里找到了灵感。他在文章中指出：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 “巴黎公社热”的始作俑者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杨曦光当时也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拥护者——〈中国向何处去？〉正是以“毛泽东主义万岁！”的口号结尾的。他的这篇大作，主旨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吹彻底的革命，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是周恩来总理及其手下的统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但是，杨曦光他们的极左思潮，却不合时宜干扰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而且，他的大文中所运用的“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并以此“分析在这些革命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阶级变动”（这也是按列宁的思路），而且断然提出“推翻”什么什么的战斗口号，对中共当权者显然是太过危险太过可怕了。这岂仅是一株“大毒草”？！这亦可能变成一场足以冲破神圣庙堂的滔天洪水！ 镇压发生在1968年元月24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省无联”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生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于是，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等人在全国展开了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规模批判。 1968年2月，杨曦光作为要犯而被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母亲被怀疑就是康生所谓的“黑手”“陈老师”（她刚好姓陈），受尽批斗凌辱后悬梁自缢，身为高干的父亲则被关押，一个妹妹下放到山区，另一个妹妹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此外，杨案还连累一大批不相干的人。 1969年10月，杨曦光经一年零八个月的拘留后转为正式逮捕；十一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当年对杨小凯的逮捕令。 杨曦光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二，从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变成经济学家：杨曦光在十年冤狱中自学成才 十年冤狱，自然是杨曦光一生中一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但他没有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摧毁，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的探索以及自觉的责任感。他选择知识，选择学习，以极大的毅力完成入狱时作出的人生规划。十年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如人们所说，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一般人大致差不多。但杨曦光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荒唐险恶的时代与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机械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这绝对是寥若晨星，甚至绝无仅有！当然，杨曦光也万幸地碰到一个难得的机遇——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学富五车却因政治问题入狱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成了杨曦光的老师和启蒙者，特别是其中那位在1970年就被枪毙了的《湖南农民报》总编刘凤祥。 杨曦光的质疑精神与生俱来，个人又经历这种不平常的际遇，他自然不相信当时流行的、只能顶礼膜拜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他在狱中甚至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后来不无自我打趣地说： “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劳改中的杨小凯（前行右二）。 杨曦光读罢《资本论》之后，心中便期望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杨曦光已完全没有坐牢前的理想主义了。他转而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这是他当时在狱中的真实感受。 ……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 此时，四人帮倒台已一年半，但还是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家闲居了一年。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1979年的杨小凯。 杨小凯后来找到工作，但只是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一名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再次报考，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所里安排杨小凯住在一栋宿舍的小房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他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杨小凯在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开始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他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1982年，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全力帮助下，杨小凯被武大聘为助教，一年之后，又被提升为讲师。这个期间，杨小凯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这时，他又碰到人生一个机遇。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慧眼赏识。于是开始了他人生另一条新的历程。 杨小凯生命后二十年的轨迹，记录了他新的奋斗新的成就： 1983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87年，论文通过答辩，之后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 1989年，任澳洲莫纳什大学高级讲师；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1992年，成为莫纳什大学正教授；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了令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2000年，升任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全家福：摄于1988年，在Monash大学，时杨小凯刚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就这样，这个当年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现在以其成果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的一位代表。 三，“超边际经济学”：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 按照国际经济学界内行人的说法，杨小凯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位为澳大利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学术上的成就怎么形容都不过份。他在整个经济学的历史上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既深且远，今日尚无法充份估计。 杨小凯著作《发展经济学》封面。 当年《经济学原理》出版时，便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 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最赞赏杨小凯了，特别是杨和他的同事黄有光教授这几年所作的叫做“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研究。两年前布坎南到莫那什大学访问，当着校长的面就说，这是当今全世界经济学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他认为杨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的确，按照国际经济学界不少人的意见，超边际分析是杨小凯此生最主要的、可惜也是最后的贡献。杨小凯自豪地把他的新框架称之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如以黄有光的话来形容，这个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是与患难结发妻子生的唯一孩子。 市场和分工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分工的发展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早已指出。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国际贸易等有限的领域，一般不再强调分工及其对效率和增长的意义。在讨论增长的源泉时，大家注重的是劳动、资本、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数学化的因素。而杨小凯，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把经济学回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交易理论并把其发扬光大。他运用新的超边际分析和最新发展的数学方法，在新框架内，统一地推导和阐释目前所谓的微观、宏观、贸易、发展、产权等各种分支经济学。 内行人评论说，超边际分析是理解杨小凯学术思想的钥匙。它高于边际分析又包含着边际分析。它首先研究的是分工水平和制度方向的问题，然后再涉及到某一制度框架下的资源配置均衡。反映在数学上，边际分析只考虑内点解（只涉及数量消长）的最优决策值，而超边际分析还要比较角点解（涉及到不同制度方向）的最优决策值。也可以说，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而超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的跳跃。 可见，超边际分析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范围远远优于边际分析。但因为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局限迟迟没有突破。也许是出于机遇、勤奋和天才，杨小凯首先找到了寻求最优角点解的方法，因而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运用超边际分析阐释所有的分支经济学。 在杨小凯看来，自由市场的最主要功能，不在于寻找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以此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而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两大条件是择业自由和价格自由。 杨小凯还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必须交换越来越多的商品，因而交易费用也会增加。所以，他认为，交易效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否则会限制分工的深化。进而，在此问题上，杨小凯涉及了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的透明、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道德风险的规避、城市化、技术进步、保险的发展，直至宪政的确立。这里呈现一条清晰的逻辑——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大大促进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带来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关系图（网络）。 显然，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极其丰富，或者说跨越了一般经济学范畴。当然，杨小凯有些思想还有待更严谨的证明；也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例如，张五常对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尚未信服。但这位很少钦佩别人的教授也说杨小凯是他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能够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中国学子。正是聪明者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者难求也。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他张五常那种求学的际遇，杨在经济学的成就将会是怎样？！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四，“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一场具有经典意义的论争 人们都说，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突破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正如他们指出，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的理论的真实背景。 在本世纪初这几年，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之争在中国大陆兴起，并大大开阔全国经济学家的眼界和思路。这个论争可谓具有经典意义。 林毅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从当年一个叛逃过来的台湾军队的连长变成为今天能够影响北京经济政策的智囊人物。这位智囊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摹仿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林毅夫进一步认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正为中国大陆许多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杨小凯利用前几年在上海经济全球化研讨会和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的机会，特意提醒人们同时也要注意后发劣势，尽管这个观点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 据了解，后发劣势理论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这个概念是一位在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联邦主义等领域很有建树的、已经过世的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沃森（Olson）教授提出来的。 沃森使用的英文字眼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而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在一个时期里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杨小凯指出： “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此时，杨小凯不但是一位经济学家，还俨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社会政治学家、一位宗教文化学家。 他让人们看到苏联的教训。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今天可以看到，这种短期的成功，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有稳固建立起来。大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民众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原因何在？北美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国家实行单一制。北美国家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各国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另外，北美是新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中国也有许多例子。清朝持续三十来年的洋务运动，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杨小凯感慨地说，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苏联的教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最后又变成“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后发劣势的具体例子还包括家电行业、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等等。杨小凯回忆，中国五十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的学习成了工业大国。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并为许多国人所称赞所认同。可是，杨小凯从中看到的是后发劣势的表现。他认为，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显然，在杨小凯看来，“后发”当然可以有优势的，问题是你是否清楚优势在哪里；如果你舍弃最根本的优势，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诅咒”，变成后发劣势。 制度！此时此地，这是一个敏感的字眼。什么叫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游戏规则，但往往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制度里面有非理性主义。这是“诅咒”得以发生的原因。 杨小凯知难而进，尽管费力不讨好。 五，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杨小凯教授的宪政理念 林杨之争看似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有着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并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至今的种种论争，种种问题，如国学和新国学、亚洲现代化（或“亚洲价值”或“新儒学”）、人文精神、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和后殖民、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识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种层面上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关。林杨之争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 学者还认为，林杨之争，不管结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中国大陆如何宪政转轨。 杨小凯成名之后，利用接受採访、回大陆讲学的机会，不断表达他关于宪政的严肃的政见。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许老板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也认为这是好事情。但杨小凯指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捩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 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或者说参政只是副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杨小凯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杨小凯还指出，中共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搞选举，从基层开始，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他说，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学会选举是一切执政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关于“依法治国”，杨小凯指出，这和“法治”是有区别的。所谓“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它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回顾五四运动，中国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而在杨小凯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杨小凯，一个经济学家，却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了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应该说，这是他生命－学术轨迹所注定的，是其应有之义。中国要改革开放，但如果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接收了坏的资本主义，杨小凯作为一个对资本主义了解非常透切的内行人，自然心急如焚发出警告。而作为一个在中共专制独裁制度生活过并惨遭迫害的过来人，杨小凯更深刻认识到，这个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在一个题为“中国改革面临的焦点问题”的长篇对话中，杨小凯指出：“中国政府总想与美国结盟，但是总是结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专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发出警告：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关于宪政，杨小凯还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共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他认为：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包括林彪，都不会死得这么惨。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杨小凯的灵感来自这句英国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基于：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不过，这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国跳出“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不过，“革命”这个东西很复杂。杨小凯后来亦觉得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民众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民众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民众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民众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 回顾杨小凯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回顾他当年那么简单地、激进地鼓吹极左思潮、革命手段，而现在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倡导自由，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倡导宪政，要求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离，取消马列主义和什么什么思想作为国教的地位。他对许多复杂的问题给以反复、认真、深刻的思考——这是多么巨大的思想飞跃！ 到了生命最后岁月，杨小凯的宪政理想更已发展成为基督教宪政。在他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的自述中，他回顾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三个阶段的心理历程。首先，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他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然后，他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但尚未能相信永生和神；最后，由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那就是“信”。 杨小凯此时觉得，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以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自述》中，谈及英、美、澳洲、加拿大的制度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支持“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杨小凯指出，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单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能够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并非其最优决策。一九一七年俄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而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能起关键的作用。 杨小凯最终皈依基督，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在他的《自述》中，杨小凯启发性地自问自答： 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 检阅世界发展史，宪政最初无疑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之中。但自由立宪政体的生成是否以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先决条件？这个问题肯定众说纷纭。杨小凯去世前两年，即2002年7月，在上海作题为〈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时，阐述了他“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观点。赞同的人说，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不过，不论是杨小凯的演讲或是布什的演讲，他们阐述的这个西方思想在汉语文化的神州大地似乎是反应不大，起码眼下的情形是这样，尽管据说现在中国基督徒已有数千万，而且内中有众多的知识分子（2005年，德国之声引述梵蒂冈廣播电台《IDEA》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信奉上帝的教徒数量已经超过了庞大的七千多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这个数字包括中国一般所说的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大部分是没有在官方登记的地下教会的成员）。 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为什么尚未成功？答案何在？？？ 不管怎样，杨小凯是以他生命的极终体验，得出他这个答案的。 六，逝世突显价值：感悟杨小凯教授的命运和思想 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说，杨小凯逝世太早了，太令人惋惜了。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向友人详细描绘他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地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要将自己的经济学发现向中国向世界广为宣讲……。他旺盛的生命力、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经济学成果的充分信心，使他的友人深深感动。听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思维活跃、却已患上绝症的人如此滔滔不绝，友人暗暗心酸，只能一再要他量力而行。 已经身患重病的杨小凯摄于墨尔本家中。 真是令人无限痛惜和悲怆的英年早逝！杨小凯就这样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去了。 不过，杨小凯天上有灵，一定也感到相当宽慰。 杨小凯灵柩。 杨小凯谢世的当天，噩耗便马上传到他梦魂萦绕的祖国，而第二天，也就是7月8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第一时间举行了悼念活动。“艰辛求索宏图初展曦光何以顿逝？！心系神州壮志未酬鹤驾几时归来？！”——各位教授、学者怀着深深崇敬而又惋惜的心情缅怀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事迹。 “纪念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杨小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的悼词这样定位。 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说：“杨小凯……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多年潜心治学，博大精深，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中国出生的当代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骄傲与楷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悼诗云：“平生风云惜师友，岁月蹉跎志弥坚。魂如有灵励相知，智遗千秋鉴世人。”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杨小凯的悼念之情：“不屈之魂，求索之灵，一代楷模，永存吾心。” 家人在杨小凯墓前。 ………… 悼念座谈会由杨小凯学术对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林毅夫的悼词说：杨小凯以五十五年的岁月走过充满传奇的一生，就时间来讲他的人生不长，就成就来说，他的人生非常丰富。他一生以真挚的心，执著追求自己的学术和理想。道路坎坷，却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他的成就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 林杨认识是在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之时，前后算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他们最近这几年在学术观点上，特别如前面所述在所谓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问题上，时有冲突。但是，“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毅夫充分认识到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的价值。 杨小凯的价值似乎由于不幸逝世一下子突然呈现在中国大众面前，而尤其显得珍贵。那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重要报刊对杨小凯的去世和生平成就进行了突出的报导。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对他传奇的身世和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感觉到了：在杨小凯学术成就背后，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而这和中国大陆某些知名学者形成了强烈对照。 的确，应该让中国大众充分明瞭杨小凯的价值。 应该在中国二百年来的大变局中去感悟杨小凯的命运和思想，并从中看到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历程，和一个古老民族精神信仰的命运。 杨小凯九十年代中出版了一本记录他的难友的非同凡响的书，书名叫《牛鬼蛇神录》。书的最后一页回忆他1978年4月刑满释放走出牢房的心情。他告诉自己：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封面。 二十六年来，杨小凯从中国漂泊到美国，又从美国漂泊到澳大利亚，但他一直心系神州，心系那些被囚禁的精灵。 他仰望星空，不断思索。他以先知般的睿智，始终在探讨他的祖国如何立足于世界之林，始终在探讨中华文化再度复兴的可能性。 当年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几十年来，仍一直萦绕於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而“向何处去”的方向，在他的思索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人把杨小凯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联想起来，毕竟这三位具指标意义的改革派领袖也在杨小凯的人生道路上（报考研究生、平反冤狱、出国留学）留下印记。也许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顽强地萦绕于这三位中共领袖的心头？也许他们都有著类似的执著，有着某种理想主义情怀？也许杨小凯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有更持久的历炼，又有其学养优势，因而这“一介平民”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更无束缚，更有突破？也许杨小凯与他们在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以至背景、地位差别太大，彼此并无多少可比性？ 总之，中国向何处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亲身的实践。但就杨小凯个人来说，可以预料，这位经济学大师，这位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便会形成他不朽的圣徒地位；他生前种种，他的苦难，他的追寻，他的成就，将会升华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实践动力，将会有助于他的祖国健康发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热切希望的。 而今天，处于当前中国严酷形势下，面对习近平对内高压对外扩张的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面对他的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人们发现，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理论证实无比正确，当年他的预见与忧虑，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眼下中国残酷的现实。今天，他二十年前这个先知般的不单关系到中国人还会影响全人类命运的警告，尤其应该在每一个人耳中长鸣：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杨小凯与妻子吴小娟。 （本文写于2004年7月杨小凯教授去世一个星期后。文中有关讨论参考国际经济学界的意见。2022年6月22日稍作修改，主要增加最后两段。） […]
2025年4月12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1. 沈志敏建构“综合逻辑”大厦 2016年4月，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收到墨尔本作家沈志敏一部申请赞助书稿：《新的启示——“综合逻辑”大厦的建构》。作为南溟出版基金的一位评委，我当时得以有机会翻阅了一下。但由于该书稿不属文学类，所以后来没有列入评审之中。半年之后，11月1日，沈志敏这部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改为《综合逻辑论—人类自组织意识的逻辑生成及其发展》，全书超过四十四万字，四百八十多页。真可谓一部煌煌大著！ 本文作者与沈志敏在2006年11月25日悉尼研讨会上的合照。 关于这部书最初的构思，沈志敏说他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一是人类的生理本能是否能够生成转换为认识理解事物的理性化的逻辑意识？二是如何从人类全体和人类个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既相似而又有差异的智性中来体现这些逻辑意识？他发现，将这两个问题串通后，让他感到眼前豁然开朗，一条“综合逻辑”的路途被开拓而出，一片五彩缤纷的火焰照亮了这条探索的道路。 于是，沈志敏不拘一格地提出了“综合逻辑”是人类认识的源头，也是其它一切形式逻辑的基础，由此大胆地将这一逻辑形式设定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类智性的基本起点、人类创造的开端和人类精神的初始状态。“综合逻辑”是人类具有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的一种自我意识组织系统，这个自我意识组织系统在人类经验活动中、在和事物发生关系时，能够产生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 本书论证和分析了人的“智性”如何产生，而又如何转换到人的逻辑思维中去的。这种逻辑思维的模态就是本书阐述的“综合逻辑”。这种逻辑意识的萌发让前人类踏入人类的境地，它的产生在人类史上促成了人们的物质创造活动，形成了人类的精神意识并推动其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组织的产生。 沈志敏还认为，综合逻辑也是其他所有形式逻辑的基础层面。创设和研究综合逻辑体系，是为了揭示人类自身的思维认识活动，刻画出人们普遍的思维联想活动是如何形成的，采用古代哲人一句话就是：“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通过这些画面的揭示和观察，可以清楚地表明，在综合逻辑通道的运行中，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创造意识，这种创造意识当然会对人们的社会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沈志敏的学术“野心”极其巨大。他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其经济发展已走向高潮，但是在人文科学的领域似乎还没有跨出中国古代哲人留下的那些沉重模糊的历史脚印，也没有走出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家给予的较为清晰的经验知识的脚印。当然踩过这些脚印是必需的，就像人们所说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跨出这些脚印却更加难能可贵——也许在跨出那些思想意识区域的时候，探索者不得不承受拖泥带水的沉重的步履。沈志敏为此大胆宣布：“必须有所突破和创新。”他很赞赏比利时科学家伊·普利戈津的那句言语：“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普利戈津，《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57页。）他希望他这部《综合逻辑论》能成为人类探索途中的一个小小的痕迹。 《综合逻辑论—人类自组织意识的逻辑生成及其发展》封面 或者更进一步，沈志敏显然是想达到他这样一种预期设想：他要以这部原创理论性著作试图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创设一个全新的逻辑体系。当你打开了那扇“综合逻辑”殿堂的大门，当你穿行在神秘而又迷人“综合逻辑”通道之中，当你观赏了“言语结构”那幢人类交流行为的构架；当你看完了这本书，当你读懂了这本书，当你走出了“综合逻辑”大厦，当你走下门前壮阔的台阶，清风徐来，突然间你就会有这样的发现和感受——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因为你对人类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那是因为逻辑和思想的力量。 沈志敏《综合逻辑论》主要是从认识论方面论述“综合逻辑”的概念，企图建构起一座新颖的逻辑大厦。这部学术专著的观点当然还需要许多业内专家的多方论证，但作为沈志敏十多年精心钻研和创作的文化成果，是可喜的也是值得珍惜的。我把它称之为“澳华文坛的超文学研究”。在澳华文坛，除沈志敏外，这种研究已有洋洋洒洒煌然大观的论著问世的还有：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汪应果讨论灵魂和生死奥秘问题的《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海之涛先生企望综合解释所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生命智能科学理论的《大终极理论》；圣童博士探讨他称之为“神性本体论”哲学客观性及其价值的《神性本体论哲学》。他们的研究都相当奇特有趣，绝对引人入胜，虽然人们不一定认同。这个话题，笔者或者会另文论述。这里只想说一句，他们几位的探讨各不相同。至于沈志敏，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他只热衷于小说创作，完全想不到他对哲学之类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作了如此认真而且具有开创意义的探讨。 当然，本文还是集中讨论沈志敏业已引起澳华文坛甚至华文文学世界瞩目的小说创作。 2. 沈志敏早期小说：澳华留学生文学的一个缩影 沈志敏1990年作为留学生来到澳洲后，便写了不少小说，反映来自中国的留澳学生的生活，成为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的主要作家之一。 如他的短篇小说《红坊夜雨》(悉尼《东华时报》2000年7月20日)。当年，这五万中国大陆留学生生活极其艰难，“永居”又久候不批，许多人精神几近崩溃。在他们及其家人、朋友中间，五花八门的家庭、婚姻、性爱情欲故事层出不穷，自然也是澳华作家所描写的重要内容。有若干作品描写嫖妓的经验。吴棣一个短篇小说就叫做《嫖妓》（《东华时报》最早刊载，多年后《澳华文学网》2011年12月4日重载），从头到尾就是写一个穷留学生在妻子从国内来澳团聚前夕唯一一次找洋妓女的经过。他想了却一个多年的心愿，不幸得到的是一个令他完全垂头丧气的折磨。黄惟群的中篇《寻》(悉尼《东华时报》1999年6月3日、10日连载)刚好相反。作品中的主人公人过中年，在悠长的寂寞难耐的日子里从来没有真爱，只有在嫖妓的时候，才体验到性爱的快乐。而沈志敏的《红坊夜雨》又不是上述的两种单纯性欲体验。故事中的“我”在妓院挑中的妓女碰巧是同住在悉尼红坊区一座楼的邻居，在谈天中发现大家还是四川同乡。故事结束于“我”在雨巷中的等待，带着无限的惆怅，“红坊区仿佛迷失在夜雨之中……”。这个雨巷，令人不由得联想起戴望舒的雨巷。小说显然另有一番氛围情趣——这正显示作者在性欲之上的精神追求。 庄伟杰主编《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封面 沈志敏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与袋鼠搏击》（《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第1-9页）构思本身就很奇特，极富想象力。它描写一个失去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遇上袋鼠的袭击，把澳洲特有的、但也不多见的景象写活了。小说中显示动物的灵性与人的精神对应，展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故事很实在，笔墨却很空灵。作者笔下的澳洲袋鼠，借力跳跃及与人握手言和的细节，简直就跃然纸上，可谓神来之笔。它那样强劲有力、彪悍顽强、善恶分明而又宽容大度，这分明正是澳洲之魂。悉尼作家张奥列当年编辑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时，把这篇小说的题目作为整部书的书名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与袋鼠搏击》是当年澳华文坛难得的短篇佳作，既很澳洲化，又具现实性，寄寓着人生拼搏的勇气及坚韧精神，可谓“澳味华风”──把澳洲风情与华人生态揉合一起。(张奥列：《不事张扬的沈志敏》，《澳华文人百态》，台北世界华文作家出版社，1999年10月，第60-61页；《澳味华风小说情》，同书，第160-161页) 所以，毫不奇怪，《与袋鼠搏击》被编进中国《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作为大学教材，而且是澳华文学部分的第一篇。沈志敏作为作者也很喜欢自己这篇作品。事实上，可以说，在澳华文学中，还没有一篇超越过它的短篇小说。 沈志敏一部中篇小说《变色湖》(墨尔本《原乡》1996年第2期，第23-51页)荣获2000年中国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违反签证条例的中国留学生被移民局官员追捕的过程，但其最可贵之处恰恰是超越了“居留”的主题。这可与他1995年电影文学剧本《枪声，响起在移民局门口》（又名“人类学论文”，澳洲《华声日报》，1995年1月28日-3月4日连载）比较一下。后者也有对移民问题的深层思索，其内容真实地反映出当年中国大陆留学生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活烦恼和无奈叹息，笔调沉郁并略带几分悲戚。但《变色湖》有所不同。故事主人公江华带着一把二胡来到澳洲闯荡，虽然直到最后“居留”问题并未解决，但他显然已经以他的二胡──所谓“东方上帝的声音”──赢得了澳洲人特别是澳洲土著的心。读者发现这是一篇东西文化交融的颂歌，一篇人性胜利的颂歌。 该小说叙述江华初到澳洲，遇到种种困难，特别是居留问题，但得到土著人的帮助。江华被移民官拘留时，一位土著长老带着手下来搭救他，顺便还把移民官和警察训斥了一顿。江华自己虽然命运未卜，但不怨天尤人，他甚至非常热爱澳洲这块神奇的土地。“澳大利亚天广地宽，是上帝心情坦然的时候创造出来的。”显然这也是作者的态度。请看下面的描写──一个还是“异乡人”对这块土地的感觉： “每天傍晚，完成葡萄藤下紧张万分的收割，我都要攀登到这一道小山岗上，喘一口气，看着天那边，灿烂多姿如火如茶的晚霞，渐渐地泯灭在波澜壮阔的云端之中，景色的含义显得如此单纯，又如此深奥，也许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山川湖泊和河流，千万年来座落和流淌在这片土地的周围，它们肯定比我更加理解消失中的晚霞。”(同上，页25) 作者以饱满的欣慰心情描写江华在一座古老的乡村小教堂里给人们演奏： “阳光从彩色的花玻璃透射进来，和二胡声，和那一排排长椅上坐着的人们，共同营造起一种和谐氛围。这座教堂并不华丽，内部也没有高大宽敞的空间，和那些神圣的大教堂相比，似乎低矮了一些。然而，教堂内并不缺少上帝给予的情调。我想，平时间，牧师庄严的布道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心里，优美的风琴声漫在每一块砖缝间。今天，让一曲二胡声象泉水般地流入，让人们增添另一番情趣，也许，这是上帝的一种新观念吧。”(同上，页36)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像其他许多澳华留学生文学作家一样，沈志敏那个时期的作品在艺术构思上总的来说格局不大，在思想观念上有些幼嫩，简单。《变色湖》多少就有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倾向。故事这样结尾： “我伫立在红色的湖边思索着，一夜之间，水为什么由乳白色变成浅红色，我无法猜出其中的原因。但是人呢？一夜之间，我变得心胸坦然了，无畏无惧，准备踏入牢笼，而那两位移民局官员也改变了主意。是什么让这一切都改变了，是天地间的气候和温度，是山川水流中的矿物质元素，是人体之内的心理机制，是脑袋里的脑组织结构？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位万能博士，无法回答。 “水还是水，但是改变了颜色；人还是人，但是改变了一些见解。在水底的深处，在人类的心灵深处，却有许多东西是难以改变的。大自然深处有着精灵，人的心底下面有着灵魂。”(同上，页51) 来得太突然太美好了吧？即使上帝已有一种“新观念”，并非全部澳洲人都已一致认同，亦非每一个华裔新移民都有幸得以亲身体会。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当年从封闭专制的社会来到自由开放的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文化人一种普遍急切期盼心理的折射吧？ 3. 呼应与超越：从《变色湖》到《动感宝藏》 《变色湖》发表十年之后，沈志敏完成首部长篇小说《动感宝藏》，一下就获得很大的成功，被上海人民出版社购下版权并于2006年6月出版，更荣获台湾侨联总会颁发的2007年世界“华文著述奖小说类第一名”奖项。 这部作品生动地集中描写了三位少年在澳洲大地上的流浪、探宝和历险的一系列紧凑动人的故事。三个少年中，白种人汤姆斯的父亲是澳洲国会议员，当下正忙碌着竞选州长的宝座，但反对派收买记者从各个渠道挖出他许多不可告人的隐私。汤姆斯从报纸上知道父亲在外面有好几个情妇，又知道他本人并非父亲亲生，而是他母亲和一个音乐学院教授的私生子。这一切如五雷轰顶。父亲自杀的结局最终使汤姆斯离家出走。另一个是华人少年高强。他在澳洲读高中，刚考出了驾驶执照。在中国国内担任企业老总的父亲曾经答应过儿子，送他一辆名牌跑车。然而就在这一天，高强得到消息，他父亲因经济问题，被逮捕入狱。高强一下子坠入黑暗之中。而土著少年土谷，则压则根儿不知道父亲是谁，他母亲属于“被掠夺的一代”，有着严重的心灵创伤，沉醉在毒品的麻醉之中。那天，土谷的弟弟土包因在街上参与贩卖毒品，在警察追逐的过程中，土包撞在铁栏上，不幸死去。土谷为弟弟的死感到怒火万丈…… 沈志敏长篇小说《动感宝藏》封面 这件意外的事件成了导火线，激起红坊区的土著人的愤怒，他们纷纷上街，拦住街道，用石块和燃烧瓶袭击警察。当时，高强在酒馆门口搭识了汤姆斯，他俩漫无目的地走入红坊区，恰好遇到那场暴乱。他俩为了发泄心头的不满，一起参加了扔石块等袭警活动，并被街头摄像机照录下来。在混乱之中，他俩又遇上了土谷，三人一起偷了一辆车外出逃亡，最后被警察抓获，三人一起被送进了阿姆斯拘留营。 在拘留营里，三个孩子搭识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贩毒者斯蒂姆。这个人为了实现一项惊天大阴谋，通过女友在外面劫持了一架直升飞机，带着这三位本性善良的少年和他一起越狱，真正走上了逃亡的不归路。其后，这三个少年游走了澳洲许多地方，一连串险象横生的寻宝、海上飘流、森林中与鳄鱼对峙等极为惊奇的故事相继发生。他们在沙漠边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传说中的宝藏，并战胜了斯蒂姆的阴谋，不过宝藏并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块记载着当年白人抢劫土地屠杀土著人的图景的千年古木…… 小说中生活画面广阔鲜明，具有健朗活泼风格。全书故事跌宕起伏，趣味无穷，读来引人入胜。在寻宝历险过程中，三位主角因彼此间的语言与性格习惯不同的踫撞，显露了人物各自特点。他们在不期而遇以后结伴历险，以智慧和才干克服种种困难，渡过种种难关，其中有与居心叵测的流氓斯蒂姆的斗智斗勇，有对于神奇宝藏的种种线索的细致分析和切实寻求，有对真诚的友谊和理解的企盼与赞美，又在各个方面显示他们努力追求人生的成功和真善美的美好境界。三位少年一度被那个专事偷抢的惯犯所控制，但最后摆脱了，返回正常社会，成了少年们崇拜的英雄。如乔鲁在此书的“跋”中所说，《动感宝藏》作为一部探险小说，承传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这些欧美文学名家名著的文学精神，“这样的描写不仅仅是行走，更是一种不畏艰难困苦的心路历程；所写的不仅仅是探险，更是一种精神的自由释放与创新。”（《动感宝藏》，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20页）由于这次生活的经历，三位少年成熟了，产生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许多人赞赏地注意到沈志敏这部小说主角的设计。三个少年，一个华人、一个土著、一个白人，这难免让人联想到带有政治寓言的“三原色”。欧阳昱在他的《后多元主义澳大利亚中的归属问题》（中国汕头大学《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第58-59页；网络转载）一文中就指出，所谓三原色，美术指的是红黄蓝，但在此指的是黑黄白，沈志敏就“以这种三原色为该书奠定了基础”。在该文中，欧阳昱强调： 三个孩子浪迹天涯，寻找宝藏，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宝藏，其中的种种故事，都不如该书结构之后暗藏的思想重要。这个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一个重大认识，尽管是有限的认识，即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谐和文化和谐之关键，就是这种三原色的融合。（欧阳昱，同上） 应该说，沈志敏有意设定的澳洲“三原色”，让人感受到澳洲这个移民国家的大洋气息，感受到它的健朗向上的多元文化和活泼世态。这三个走到一起的少年凭借自己的才华，面对纷繁的世界，努力做出正确判断与抉择，富有动感地证明了个人生活的本来意义。 《动感宝藏》内中的长途游历探险，以及不同种族间的文化碰撞和融合，让人联想到他1996年中篇小说《变色湖》。也许，考虑到中国国内读者对《动感宝藏》无疑会有新鲜感和神秘感，此书相应展现了更多的澳洲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方面的内容，但熟悉澳洲生活的本地读者，尤其熟悉沈志敏作品的读者，这可能是缺点而不是优点——过多的引述或多或少湮没了作者自己的灵气和作品应有的风采。如果更严格地说，此书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有时不免影响人物性格的塑造。当然，瑕不掩瑜，这部沈志敏第一次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他不故步自封，因循拾取陈旧题材，而是另辟新径，大胆尝试，竟以三个不同血统不同文化风俗习惯的角色，演绎出这部二十四万字的力作，显示了他独到的才思，实在难能可贵。沈志敏的《动感宝藏》与《变色湖》遥相呼应，但格局大大扩大了，特别是思想内容有了深化，不啻是一种超越。 2006年11月25日，《大洋时报》社长冯团彬和沈志敏专程从墨尔本来悉尼举办“大陆、沈志敏新作暨澳华长篇小说研讨会”。沈志敏在会上说，有不少人问他怎么会写这么一个故事，写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故事。他说，他也说不好为什么，“在我写东西时，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在梦幻中，看见了三个少年，跟踪着他们，就写出来这么个历险记。”沈志敏无疑也做了一次探险，他这个“梦幻探险”是成功的。 4. 沈志敏的《堕落门》：某种澳华沉沦男人的传神写照 沈志敏的长篇小说《身份》，是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2008年赞助的唯一作品，2011年7月，该作品以“堕落门——沉沦澳洲的中国男人”为书名在台北由酿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在这之前，该书稿在海内外发表的时候，曾根据报刊发表要求改称为《海外混客》《身份，你这鬼东西》或《“身份”这鬼东西》。《老谢外传》其实是在中国国内杂志上连载时最早的书名，最后用《堕落门》，也是根据台北的出版社的要求改的。 沈志敏《堕落门——沉沦澳洲的中国男人》封面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叫“老谢”。老谢下过乡，做过工，但最引以为荣的是做过教师。他说，在中外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担任过老师，后来就成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一条金光大道的导师了。老谢当然没有这么伟大的志向，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他出了国，变成了黑民，又被关进移民局的大牢，后来摇身一变拿到了澳洲永久居留。他结过婚，又不得不离了婚。他在国外混得并不怎么样，却一心想混出个人模狗样。于是，上帝满足他的要求，让他莫名其妙地发了财，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一会，但回到澳洲，他又糊里糊涂破了产。全书二十四章，最后，尾声，老谢上法庭。他又成了一个穷光蛋。 书最后有这么一段描写。老谢坐在一块石头上，点上一支“魂飞尔”牌香烟，苦苦地思索起人生。这时候的他俨然一位“我思故我在”的哲人。他在袅袅烟雾中沉思：“今天，我老谢为什么会混到这个份上，我老谢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角色？” 天黑了，烟盒里的烟也被老谢抽完了，最后，老谢发现自己形象越来越模糊。于是，其它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他眼前，他仿佛看到了历史长河里的各种各样的伟人，看到形形式式的英雄人物，也看到了不少大坏蛋；看到了许许多多不好不坏的人，也看到了不少又好又坏的人，他感到自己和两个人有点像，一个是中国人，那是鲁迅笔下的阿Q，另一个是看到了洋人，那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唐诘可德。但是再想想，自己和谁也不像……。他自言自语地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我是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嘴里一片苦涩，脑袋里一片混乱，“发根他妈”。 沈志敏这部改于2008年6月30日、7月7日的长篇小说《堕落门》就此结束。 “发根他妈”作为全书最后四个字很有意思。这是老谢标志性的口头禅。“发根”是洋人的国骂“fucking”的谐音，“他妈”是中国国骂的主要成分，把洋骂和国骂结合起来是老谢的独家的发明。“发根他妈”音调骂不响，还带有点唱腔，听起来也不像骂人的话，所以洋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弄不清楚。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骂人并不一定是去激怒别人，而是在安慰自己，就像阿Q骂别人是自己的儿子，其目的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老谢便是这样。 一个平凡的人，而却偏偏要走不平凡的路，混来混去，像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拖泥带水，乱七八糟。沈志敏这样比喻：平凡和不平凡就像两个鸡蛋碰撞，蛋壳碎了，流出一堆粘糊糊的蛋清和蛋黄，这就是老谢的人生悲喜剧。他是生活在现代的人，但是按照现代人的标准，他又是即将过去的人，和新生代隔着八九条代沟，想跳也跳不过去。可是老谢不死心，他还要无休无止地想望将来。因此，这个生活在现实的人，又是梦中之人，有时候搞不清楚自己是处在现实之中还是在睡梦里。老谢在梦中还要打呼噜，为他梦中出现的图景激动，也为梦中的情景而后悔。“如果没有梦，人还活着干什么？”他觉得这句话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真理，“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还要真理”。这样，他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黄粱梦。 前面说了，《堕落门》这部小说，曾用名有“身份”、“海外混客”、“身份，你这鬼东西”、“老谢外传”等。就是“身份”那鬼东西，弄出酸甜苦辣许多事，弄出人间悲欢离合。2001年，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的长文，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讨论“身份焦虑”这个痛苦的主题。《堕落门》中所刻画的“老谢”这个“沉沦澳洲的中国男人”，是当年留澳学生的一员，这部作品可谓是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的扩展，深化，以及另类化。“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我是谁?”这是老谢的话，特别作为《堕落门》全书的开卷语。 沈志敏作为作者，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最喜欢的是《堕落门》。他在简述其作时，说他在以前写的一些作品中也写到过老谢这种人，有时候搞不清楚，老谢是我是你还是他，因此，断断续续地写了十几年。沈志敏说：“有些书可写可不写，这本书是我很想写的，在写作的过程中，经常有喜怒哀乐共生，还有乱七八糟的梦，让我沉醉其中。”（网络书讯）可见，“老谢”的喜怒哀乐，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他前后左右幌动的影子，长久以来一直缠绕着沈志敏的心灵。最终，他以风趣、幽默、生动的笔调，以满含诙谐讽刺而又令人信服的真实，成功地将“老谢”这个人物写活了，写得有血有泪。二十多年前那些和《堕落门》作者前后脚踏上澳洲这块新大陆的，那大批背景相同的所谓四十千的老留学生们，都会从老谢的身上看到什么。实际上，老谢就是当年他们中间不少人——某种沉沦澳洲的中国男人——传神的写照。可以说，《堕落门》是一部充满自我省思的优秀作品。 “时间能淘汰老谢的生命，时代却无法淘汰老谢混迹海外的形象。”《堕落门》的“引言”如是说。这句话看来也将在澳华文学史上让人们长久铭记。 5. 那辆澳洲巴士情迷意乱：现代旅游文学的尝试和创新 2012年6月，沈志敏和宋来来合作，出版了长达三十多万字的《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这是一部旅游文学长篇小说。书中真实地描述了一辆满载来自中国的游客的巴士在澳洲大地上的漫游，描述了不同层次的华人在这个旅游过程中的言行举止，以及对澳洲风土人情社会结构的各种理解。而在司机雷哥的眼里，这群游客有点像妖怪。于是，读者见识了一个情迷意乱的浪漫之旅。 真是情迷意乱。甚至游客尚未开始他们的旅程之前，小说一开头就出现匪夷所思的故事。 在去飞机场的途中，巴士内只有司机和导游两个人。 “干爹”，那位打扮性感的女导游海伦对司机叫唤了一声，声音很亲切很动人，甚至有点暧昧。 这暧昧是真的。这两人是怎样组合到一起的呢？被叫为“干爹”的司机是雷哥。有一天，在墨尔本的唐人街喝了不少酒的雷哥，看到一个姑娘，二十岁模样，脸色苍白，脸蛋有点脏，神态是惶恐是无奈还是傻也说不清楚，竟然对着一个一个走过去的男人，叫唤道：“谁想娶我，哪一个人要我？我跟你们走。”还能对着洋人的脸蛋，用英语嘶叫。这时候，雷哥的脚步已经停留在边上。她瞧见了雷哥，又叫唤道。雷哥也被这种大胆的语言吓了一跳，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年头，中国的女孩在国外到底是怎么了？“姑娘，你不是瞎说的吧？不是胡说八道，不是开玩笑？你能嫁给我？”雷哥一副认真的模样。那个姑娘好像碰到了大救星，“大叔，不，大哥，你要我了。”来回几句对话，好像是唐人街上的一场戏收场了，在边上的观众看来，戏的结尾是一个女傻瓜跟着一个酒鬼走了。后来，这个女孩就是今天的女导游海伦。整个事情复杂有趣得很，也有情有义得很。 沈志敏《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封面 当然，这是一部旅游文学，主要讲旅客讲旅游，包含着大量信息和中西文化的解读。从墨尔本机场开始，到悉尼情人港结束，一路花絮纷繁，故事层出不穷。就看看小说每章的题目吧，也可略知一二：墨尔本是个“墨”字；灰色的香烟，蓝色的功课，和黑色的记忆；滑铁卢宾馆门前的闹剧；冷风城堡；董老板真的挖到了金子；美女导游的床边座谈；大洋路上的暴风雨；耶稣究竟有多少门徒；美女导游的明暗花招；包大亨和金牛县老板过招斗富；墨尔本夜游；安利风暴；鲍导师的“指点迷津”；雅拉河畔的烧烤；后花园里拍卖奥运砖；天体浴场；兰卡海湾的悬念；企鹅岛的爱心；堪培拉的Relax；海伦和雷哥，情迷意乱的陷阱；葬礼和婚礼；歌剧院的阳光和同性恋大游行；唐人街文化和情人港的奇迹。一共二十三章，让人大饱眼福。 这部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角，但一辆巴士上的二十几个人又全是主角，没有惊险曲折的情节，但都是有故事之人，各有各的故事。例如其中一位朱丽娅老太太，涉及于她的身世，在全书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也是非常出乎意外的一幕。 旅游团在悉尼情人港游览的时候，那个朱丽娅老太太拉着拉杆箱瞧着飞来的白鸽，又抬起头来望着天，看着海。也许，那些飞来的白鸽能带来梦中期望的信息，上帝啊，她已经老了，还能等到哪一天吗？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种声音，好像是从天上传来的，又好像是从海面上飘来的，不，就是在不远之处，越来越近。朱丽娅转过脸，瞧见不远处有两个人，一女一男，都已上了年纪，好像也是亚裔人士，女的推着轮椅，男的坐在轮椅上，脸上戴着一副黑色的太阳镜，但他的肩上搁着一把小提琴，一手扶琴，另一手拉动着琴弦，全神贯注。琴声是那样的熟悉，对于朱丽娅来说，这首曲子就像是天竺之音，她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朝那里走去，背后的拉杆箱在草地上一跳一跳，好像箱内藏着一个小精灵。她走近那辆轮椅，她走到那个拉琴人面前，那个男人的琴声嘎然而止，突然，从男人的嘴里吐出了几个字“朱丽娅。”朱丽娅似乎也感到这张脸廓很熟悉，“你是？”提琴从那个男人手上掉下来，他猛然从轮椅上站起来，摘掉墨镜…… 朱丽娅认出了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个她三十年来朝思暮想的情人。当年，罗敏和朱丽娅都是在一个山沟沟里插队的知青，两人后来分隔了三十年，等待了三十年，也寻找了三十年。朱丽娅含着热泪打开了那个拉杆箱，满满一箱三十年前罗敏寄来的情书，一封也不少，这是藏在一个从女青年到中年女教师，到上了年纪的女教授心中的金子。这个女人太执着了，她不止一次地来到澳大利亚寻找断线的爱情，她是在找天上飘逝的云，海里游失的鱼，可是居然给她找到了。这是中国人的朱丽亚和罗密欧的故事。 情人港上阳光普照，海风徐徐吹来，鸟语花香，叶浓草绿。那辆轮椅上面，罗敏又抱起提琴，左右是朱丽娅和赵妹，他们面对着蓝色的大海，小提琴声音又响起来了，琴音跌入在海浪之中——。 全书便结束在这连旁人也为之流下热泪的感动之中。 沈志敏这部题为“澳洲，那辆情迷意乱的巴士”的作品，全书以轻松风趣的文笔，描述故事生动有趣，还出人意表。只要翻开这部书，读者就会被吸引，这是一部让你看了一遍，还想再想看一遍的小说。难怪它出版后，被认为已俱备了搬上银幕的大好条件。 沈志敏此书的确比较独特，大概是中文写出的当代第一部描绘旅游的长篇小说。现今的中国的旅游文学，大多是一些较短的山水散文等。纵观文学史，中国古有《西游记》《老残游记》等，欧美有《格列佛游记》《匹克威克外传》等，它们都是名著，但和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文学不免有所区别。而就长篇小说这种体裁而论，沈志敏这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过住小说的特定方法。作者自己也觉得，在创作过程就充满挑战性，不仅感觉到内容是全新的，而且文学形式上好像也有所突破。艺术贵在创新，此书为华文旅游文学提供创新试验。所以有人说，它的面世将会冲击华文旅游文学的创作方向。沈志敏如此试验，当然需要勇气与胆量，及不计得失的精神配合，也基于他经过多年的写作磨练。 6. 现实手法，浪漫情怀：沈志敏的“乡土文学” 在澳华文坛，关于沈志敏的小说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文学理论中所说的“主义”，大概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作品内容主题所体现的精神、作品所采用或遵循的创作方法，以及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定文学形态或者特指某种思潮和流派。这样，关于沈志敏小说的“主义”想象，讨论起来也很有意思。 不少人认为沈志敏的小说是偏向浪漫主义的。悉尼作家、评论家张劲帆就很明确指出：“浪漫主义”是“沈志敏小说的灵魂”。（劲帆：《浪漫主义：沈志敏小说的灵魂》，《澳洲网》，2007年7月2日）他说，沈志敏早年不少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变色湖》，觉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充满激情和传奇色彩的浪漫主义，他的长篇小说《动感宝藏》更令人加深这种印象。在张劲帆看来，沈志敏的浪漫主义首先表现在他的题材选择上。他喜欢描写长途游历探险及不同种族间的文化碰撞和融合，展现澳洲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大多具有强烈传奇性的故事，而不是常规性的普通生活，这样的题材为他的浪漫主义提供充分的发挥余地。其次，他的浪漫主义表现为想象力的极大发挥，如在《与袋鼠搏击》《动感宝藏》等作品中的一些情节描写。还有，在他的瑰丽而充满激情而且时有哲理的文学语言上，也体现他的浪漫主义。张劲帆还赞赏地说，澳洲的华文写作者人数不少，但是大多走的是写实主义的路子，也有少数走的是现代主义的路子，走浪漫主义路子的，大约仅沈志敏一人。沈志敏的独特性对于澳华文学来说就很值得珍视了。（劲帆，同上） 沈志敏《天皇盖地虎》获2019年全球戏剧主题微型小说征文一等奖。在颁奖典礼上与颁奖嘉宾陈之彬先生（右）与吕顺先生合照。 但也有许多人看法不同。例如墨尔本评论家海洛英完全持不同见解。他把两位澳洲作家的两部长篇小说——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和沈志敏的——作为对照物进行讨论。他说，对于在1989年前后移民海外的中国作家来说，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很大程度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澳洲作家大陆和沈志敏就是极为典型的例子：大陆的作品满天满地泼撒着现代主义的胆大妄为，而沈志敏的小说则一笔一划地刻写着现实主义的工工整整。海洛英还说，澳洲华人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力量比较，可以用“沧海一粟”来形容，现实主义是沧海，现代主义是一粟。沈志敏的《动感宝藏》，属于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既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也体现在创作方法上。（海洛英：《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澳洲之争──评《悉尼的中国男人》《动感宝藏》及澳洲华人文学创作》，网络，作者文集2006年12月）海洛英没有从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态度、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细分讨论，他的出发点就是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个规范。但他可贵地指出：沈志敏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模仿之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是呈现了一种非典型化的趋向，用“全景式”的扫描方法，而且不仅仅在于人物群体的塑造，更在于对澳洲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包罗万象的描述。 海洛英总结道： 这一“全景式”的描写方法，明显是作者刻意而为的，意在通过这一方法全景地细节地描写和介绍澳洲社会。这一描写方法也明显是成功的，使沈志敏的小说跳出了留学生文学和移民文学的范围，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成为华人新移民文学中第一个描写留学生和移民生活以外的长篇小说。（海洛英，同上） 在关于“主义”问题上，张劲帆与海洛英两人（还有其他一些人）看法不同。他们作出评论的时候，沈志敏的《堕落门》和《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尚未问世，如果他们读到这两部作品，也许各自都会不同程度修改某些己见又加强某些己见。也许我们可以说，沈志敏小说是叙述手法上的现实主义和内容情调上的浪漫主义。现实手法，浪漫情怀，这是他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张劲帆与海洛英他们两人有一点很清楚是共同的，就是都肯定沈志敏努力描写留学生和移民生活以外的故事。以我之见，这正是沈志敏不同于澳华其它许多作家的最大的亮点——这就是生活澳洲的华人描写澳洲生活的澳华“乡土文学”，或称之为澳华文学“本土化”。正如悉尼作家刘放所说，沈志敏的《动感宝藏》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作品中有一种浓郁的澳洲乡土气息，感到作者对澳洲发生的很多大事件了解得很透彻，也融合得很到位，很活。这样的澳洲乡土风情，在沈志敏的其他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如《与袋鼠搏击》《变色湖》……等，作品中描写的那种场景、环境、氛围，都充满着这种澳洲乡土气息。沈志敏写现在的澳洲，有澳洲“乡土文学”的味道。（刘放：《沈志敏的澳洲“乡土文学”》，《澳华文学网》，2010年1月7日） 沈志敏的探索与尝试，无疑有着相当正面的意义。澳华文坛一般状况是，大都是华人写熟悉的华人，在澳洲的或在祖籍国的。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沈志敏的突破是难能可贵的。他跳出许多华人作家惯有的思维模式，把笔触深入澳洲社会，在澳洲的红土沙漠中吸收养分，创作出富于澳洲乡土特色的作品。显然，如果澳华作家象沈志敏那样关注澳洲乡土，面对现实，开拓视野，创作的题材就会象“动感宝藏”一样，无穷无尽，更趋于多元丰富。而且，正如刘放指出，如果说，我们华人终将融入澳洲，以澳洲为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澳洲人，那么，澳洲华文文学最终也必然进入澳洲社会的主流和深层，反映澳洲社会的本质，写出澳洲乡土风情澳洲味。（刘放，同上）其中因果关系完全符合逻辑。沈志敏所代表的这种方向路径将促使澳华文学的创作前景更为开阔，更有意义。 走笔至此，我想起前文引用过的欧阳昱大文《后多元主义澳大利亚中的归属问题》，此文讨论沈志敏的《动感宝藏》时，有一个观点：“这部小说还是揭示了一个比较黑暗的真理，即澳大利亚是一个不适合中国人久留之地。”如果这是真理，确是真够黑暗的。不过，就我而言，我找不出这个“揭示”，读不出这个“真理”。进而论之，一个热爱澳洲这个新家园并致力澳华文学“本土化”的澳华作家，想来大概也不会认同更不会宣扬这个所谓“真理”吧？ 7. 综合逻辑与文学创作：沈志敏的见解与实践 本人多次和沈志敏讨论他的小说创作。他喜欢的作家有浪漫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的。他在创作过程中，心里并没有想到什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没有刻意地去模仿某些主义和方法，只是根据人物和故事去发展。当然，他也像每个搞文学创作的人一样，总是要借助夸张和虚拟，总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是说他的《动感宝藏》让人不禁想起《汤姆.索耶历险记》之类的小说吗？马克.吐温这部作品就是将现实主义的刻画和浪漫主义的抒情和谐地统一。或者，就像他沈志敏自己在《堕落门》中曾经说过的一个比喻：“滚圆的鸡蛋有点浪漫主义色彩，就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份浪漫主义的情怀；吃在嘴里的鸡蛋，却是一股儿现实主义的味道。” 在他看来，世界上大凡作家偏向两种类型：一是记录型，以自己的经历为主叙述人生故事，如曹雪芹，他的《红楼梦》出自自身经历；二是创造型，以虚构为主描绘这个多彩的世界，如雨果，他的《巴黎圣母院》从石头上的刻字生发灵感。当然，两者都不是绝对的。前者在叙述人生时经常注入虚拟成分，后者在虚构人物事件中肯定也会有自己的人生体验。在两者中间都出现过许多他喜欢的杰出的作家作品。但沈志敏坦言，他比较喜欢更具有想象力构建的作品。他喜欢雨果甚于巴尔扎克。在当代中国作家中，金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非常着谜。当年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一口气阅读了金庸的好几部作品，废寝忘食，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沉湎在他构造的武术世界中，不亦乐乎。他说，金庸的作品不但继承了旧武侠小说中比武设局等等特点，更为可贵的是在他的新武侠小说中拉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帷幕，将大量的人文和文化因素放入了侠客领域，走进历史的虚拟之中，构建起一个波澜壮阔引人入胜而又使人眼花缭乱的东方武术世界。 金庸建构起的这个武术世界，沈志敏认为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运用了有关的历史知识，和广泛涉及到的其他各种知识；另一个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作者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在天地间纵横驰骋，在过去和今天的时光中穿越，他将人生之中各式各样的经验知识串行起来，然后精心制作出他的人物，又像蜘蛛构制网络一般，让那些人物活跃在那片虚拟历史天空下的大网之中。沈志敏在他的《走进历史的虚拟——谈金庸武术世界的建构》（《澳洲网》，2017年11月1日）一文中，最后这样指出： 完美的虚构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这个“无”并非纯粹的“无”，而是将许许多多的“有”，建构成一种新的物类。新武侠小说不就是这个无中生有的“新物类”吗？……金庸在走进历史的虚拟之中建构起来的武术世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疑地是创制出一朵奇葩。 沈志敏由衷佩服这种无中生有的创造。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他所醉心的文学创作中的创造联想。本文开头谈到沈志敏建构“综合逻辑”大厦，关于综合逻辑和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他多年来一直就有一套见解，并运用于他的文学实践。 沈志敏说，综合逻辑是一种联想的逻辑。综合产生联想，产生从简单到复杂的类构思维活动。当然，事实上许多类型并不是那样清晰可分的，各种类型又混杂在一起，又可能相互交叉融合在一起，造成新的更加复杂的类型，很多类型都是“动”和“静”的结合体，而且经常发生变化，犹如结构的生成转换，所以说“类型”的情况是无限的，永远处于不停地构成和发展中，因此也呈现出各种类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大量的情况，都是处于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类构的情况中。只要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存在，就能在实际生活中，去抽象总结出各种类型，也能够从主观出发去创作出某种新的类型。 每一篇或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个复杂型的类构。如《动感宝藏》，属创造型，但开始的故事取自于悉尼红坊区的土著闹事，劫狱的联想来自于澳洲新闻。三位少年为黑白黄三色象征；《堕落门》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和澳洲留学生生活的编织；《情迷意乱，那辆澳洲巴士》，实验性，无主角，但二十几人又全是主角，充分体现联想及其扩展。再以《与袋鼠搏击》为例，看各种联想如何构成合理的因果关系：黄羊和袋鼠的跳跃，观察和传说中的经验；拳击手和袋鼠的搏击，对于动物合理的推测经验；作者在轧钢厂和牛厂里的生活，自己直接的生活经验；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无奈苦闷和精神生活，作者自己和身边朋友的经验；袋鼠的形象和澳大利亚的象征，知识的经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书本经验。最后，各因果联想类构成这部作品。 那么这个作品究竟是否成功呢？如果是一部成功的作品，那就是这种复杂的类构活动，至少对于一件艺术品来说，做得很“精确”；如果是不成功的话，也许原因多种多样，但是胡编乱造肯定是一大原因。“胡编乱造”也是根据人的主观要求去选择经验事物进行类构的，但那些事物在类构的过程中，没有反映出正确的因果关系。作品缺乏类构的“精确性”，主要是因果类构的不合理，甚至是荒谬，从而造成了作品的失真，因此那个“假说”也就不能成立。这些都可谓沈志敏经验之谈。 总之，关于综合逻辑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沈志敏认为人的思维活动，包括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都含有逻辑意念，但传统意义上的形式逻辑难以包含和说明这些思维活动各个方面，而综合逻辑却能从互为因果的关系方面来理清那些思维的头绪。而文学创作其实就是人们通过这种逻辑意识，来对自己的经验记忆等知识进行的类构联想，形成了一种通过文字化的创作活动。 澳洲中部艾雅斯岩石 在检查沈志敏这个见解时，我发现一个很有趣而且很重要的现象——他对“石头”情有独钟。沈志敏说，石头是这个地球上存在时间最绵长的物体，人类利用石头而产生的想象可以无穷无尽。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的石头上瞧见一行文字，然后就演绎和虚构出“巴黎圣母院”这一部传世巨著。中国的古典名著《西游记》让石头里面爆出一个最有灵性的猴子孙悟空。曹雪芹索性就将他的“红楼梦”称为“石头记”，让无生命的石头演化出最玄妙的故事，于是“红学”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解读不完的谜语。而用石头筑起的万里长城既是占据万里空间和千年时间的实体形象，又在精神层面含蓄地表达了这个民族的意志和命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历史图腾。沈志敏认为，再从那些综合逻辑的交叉通道扩散出去，古今中外世界大部分民族的精神活动中都有这种“石头情结”，都想在无生命的石头里留下自己的生命痕迹。古老的从埃及人无声的金字塔到玛雅人遗失的石头城，近代的从巴黎圣母院到米兰大教堂，似乎每一块石头里面都含有人类的精神遗迹和密码，想通过地面上的石头和天上的圣灵进行交谈，也想利用石头和自己的未来的后代进行交流。 沈志敏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逻辑运用方式作出解释，说明在创作中正确运用逻辑和因果关系的重要性。他对产生丰富联想的“石头”意象情有独钟，并从综合逻辑的交叉通道去追寻人类“石头情结”的普遍意义。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从这些独特的角度去探讨小说创作中的问题，是很有启发性的。当然，这个论题很大，还有待展开。 8. 澳华文坛“获奖专业户”：沈志敏一步一步攀登文学高峰 1989年“六四”之后，四万多中国留学生/文化人被获准居留澳洲，其中有些人喜欢弄文舞墨，有些原本就是作家，经过三十年历程，如今业已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澳洲华文文学格局。在众多澳华作家当中，沈志敏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他为澳华文学添上一抹难得的亮丽的色彩。 　 沈志敏为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财务理事。这是该会在墨尔本一次会议后的合照（左起齊家貞、汪應果、黃惠元、黃玉液、婉冰、李照然、後排右起陸揚烈、沈志敏、倪文秋、張愛萍。摄于2005年2月12日）。 沈志敏1956年出生于大上海，中学毕业后，曾插过队，当过工人和技校教师，搞过经销工作。1990年赴澳洲，前期寄居于悉尼，后期定居于墨尔本。在澳洲，他是生活较为颠簸坎坷者，从事过各行各业的工作，早出晚归或值夜班，许是生活重担过累，有一段时间经常神情恍惚，步履飘浮。他这个人，不善词锋，不会高谈阔论，不与人争论，有点腼腆，是内向型。然而，经过几十年耕耘，沈志敏却出类拔萃，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被称为澳华文坛“获奖专业户”，屡屡获得世界各地各种文学奖项。例如： 中篇小说《变色湖》获2000年中国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 散文《澳洲牧羊记》获北美《世界日报》2003年征文佳作奖； 散文《燃烧的帐篷》获《世界日报》2004年征文第三名； 首部长篇小说《动感宝藏》荣获台湾侨联总会2007年华文著述奖小说类第一名； 长篇小说《墯落门》获澳洲南溟出版基金2008年度赞助出版； 散文《街对面的小屋》于2011年获得第一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散文优秀奖； 散文《假如我活一万岁》于2015年再获得第五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散文优秀奖； 微型小说《天皇盖地虎》于2019年获全球戏剧主题微型小说征文一等奖； 长篇小说《情迷意乱的巴士》在2023年第二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首届国际华语原创IP电影节”上，获“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小说奖”； 《玉佛的哭泣》获2024年第14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创作奖散文佳作奖。 的确，在澳华文坛上，沈志敏堪称是实力较强的一位作家，无论就作品的产量还是质量而言。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沈志敏的文学轨迹。他自幼爱好文学，出国前开始从事业余创作。到了澳洲，他在工余疲倦中，仍坚持创作不缀，默默耕耘，写点东西以抚慰心灵，向来不管文坛是非。他不仅有毅力，更很有天赋，故事编得好，巧妙，流畅，符合生活逻辑，又有想象的层面，天马行空，收放自如。初时，他经常为悉尼华文作家庄伟杰主持出版的留学生杂志《满江红》杂志撰稿。1991年底，上海青年文学刊物《萌芽》发表他的短篇小说《干杯，为这个世界》，从此，他的文学写作开始建立在自信与才华的基础上。特别有意义的，沈志敏获得澳洲居留身份定居墨尔本后，逐渐意识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迁徙不断摆脱生存困境不断扩展生命空间的历史。岁月流逝，事物生发，自有其内在因素。于是，他多了一份沉思和冷静，也多了一份快乐和轻松。在他一部一部的作品中，沈志敏不仅力图超越狭隘民族地域文化意识的樊篱，而且把人类栖息问题引向更深层更具有人类文化学的探思。他的作品洋溢着大洋气息，展现丰富的人文内涵，显示了一种在新的更大背景下人类精神的释放、更新和升华。 就在本文将要结束之时，我不禁想到沈志敏在其散文《燃烧的帐篷》中对那块世界著名的澳洲石头-岛山-神石的描写： 傍晚时刻，在大沙漠中间突然耸立出一个庞然大物，让你眼前一亮。 它的全名叫艾雅斯岩石，高340公尺，周长约九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独体岩石，地质学家称它为岛山。它是天上掉下来的神石，是附近的土著人的崇拜物。根据季节和时间的不同，它能变化出七种颜色，又名“变色岩”。 我们眺望着艾雅斯岩石……在这个神秘的沙漠中究竟蕴藏着多少个迷呢？那块巨大的石头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迷。 “你说这块大石头像什么？”阿华问我。 我凝视着那块大石头，脱口而出道：“它像一个帐篷。” “哪有石头的帐篷？这是一块整石。”阿华也喜欢和我顶牛。 “你怎么知道那块石头中间没有空间呢？”我宁可想象在那块石头中有一个巨大的空间，一个土著人的王国世世代代生活在里面，他们是天外来客还是千万年前的遗民，都无关紧要……。这时候，我看见晚霞照射在巨大的岩石上，从下端慢慢地向上移动，似乎正在点燃着那块天底下最大的石头。我仍然在想着：是的，人类至始至终需要一个巢窝，哪怕是从母胎开始，人类住山洞，构木为巢，筑泥为屋，制砖造瓦建房，直至今天的高楼大厦，其功能和作用是一脉相承的。人需要一个巢窝，然而人又喜欢走出巢窝，走出家门，走出国门，去发现，去寻找，他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什么呢？是在寻找一个灵魂的巢窝，还是一个精神的家园呢？ 哦，当晚霞在跌入天际的一刹那间，将整块巨石都点燃了，广阔的沙漠中间那一片红艳艳的光辉就是一座燃烧的帐篷，在那个燃烧的帐篷中间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世界…… 沈志敏在他墨尔本家中的书房。 就像那个燃烧的帐篷，就像那块硕大无比的变色神石，在沈志敏的脑海里，一定也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世界，并未完全为外界所知。本文开头点明，沈志敏的学术“野心”极其巨大。如以上论述所示，他的文学“野心”何尝不更是如此？回想2006年11月25日悉尼举办的沈志敏新作暨澳华长篇小说研讨会的主题——“打造澳华文坛旗帜性作品”，祝愿沈志敏继续攀登文学高峰，既能以奔放浪漫的情怀与想象投入通俗文学写作，又能以历史穿透力和美学的丰富性在作品中叩问灵魂，震撼人心，创作澳华文坛旗帜性作品！ […]
2025年4月2日詩歌 / 评论1. 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 （在世界华人作家笔会2025墨尔本大会上的讲话稿） 各位老师好！由于时间所限，我从长篇演讲稿《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后半部分缩写成这篇发言，故难免在逻辑上、举例上等等方面都会有所疏漏，权作抛砖引玉吧。 先谈写作的大前提，这当然关涉写作主体。作为女性作家诗人，我认为，在写作中首先要淡化这个“女”字，淡化性别意识，让自己努力接近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丰富完整的“人”来进入写作。简言之：要先成为“人”，而不是“女”——这是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前提（这当然同样适用于男性作家）。 既然是作为人的写作，那么其一，写出关怀人的作品，即具有厚重内容、思想超越的“人文关怀”；其二，写出关注当下的作品，即具有社会紧迫问题意识的“现实关怀”。 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也许更多地表现为：主题是关乎人的；题材则侧重于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 我的整体写作、包括女性题材写作，内驱力都来自我对社会存在和个体及族群生命的痛切感！ 并非说作家自己一定要经历诸多苦难，但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强大的“共情能力”，能对他人苦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谈到这一点，我特别要感谢与我亦师亦友的何与怀博士，以他著名评论家的敏感和深刻，居然在20多年前初见我、初读我的作品时，就敏锐地洞悉到这一点，为我写出了1万余字的长篇评论，标题就是《痛苦，是她诗歌的源泉》。的确，优秀的作品回答现实关切，必然体现出作家的心跳声，以及他与大地同步的疼痛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升华为博大的“悲悯情怀”——这，正是文学写作应追求的至高境界。 再谈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我于新世纪出版的两部诗集，都专门辟出一辑书写女性题材，落脚点都是在呼吁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的现代化。我的女性言说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误导、妇女观念的倒退不遗余力地揭批。比如《特区的她们》等，描写病态环境中部分女性人生观的病态扭曲。 第二，对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城市打工妹悲惨处境感同身受的痛切关注和强烈呼吁。比如《深圳打工妹》组诗8首、《飘落的树叶》等。 第三，正面书写理想状态的女性存在姿态，张扬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性灵绽放，全面发展。比如《有一种女人》《关于她们的十四行》《狼毒花》等。 第四，描写这块土地上男女两性关系相处的真相，指陈其违逆现代文明主流的荒谬之处，用了带有冷幽默语调的自嘲口吻。比如《螺帽与螺钉》《男人女人》等。其中的代表作是《沙发》，以人格化的物借喻扭曲的女性生存姿态，被唐晓渡等评论家赞为：对女性生存真相悲剧性的深刻揭示，具有“命名的能力”。 第五，努力拓展对女性话题的思考深度：既揭示当下生存境况，更把书写的笔尖犀利地楔入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找出社会悲剧的真正根源。其代表作是我写于2003年“疑似乳腺癌”动手术前夜的《致乳房》。此诗超越一己之悲，沉痛而又深刻揭示了女性境遇的历史悲剧性，痛陈传统文化的荼毒乃至屠戮，发出关爱女性命运、以及困厄中的女性自尊自强宁折不弯的强烈呼声。 这首诗曾被评论家称为“诗坛经典之作”，殊不知当时极度痛苦中的我是当作绝笔写的。它曾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被国家级的《中华文学选刊》转发在扉页。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曾感叹：“我为她的《致乳房》感到震惊！这是一首写给女性的历史、也是写给个人命运的诗篇，它所包含的悲剧的文化与生命体验，比过去我所读到的所有“女性主义”的作品都要丰厚强烈得多。我从刘虹的大量诗歌中读到了强烈的人格力量“。 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此诗最早、最隆重的反响正是在悉尼，这又要感谢何与怀博士——记得当时我把初稿电邮给了关注我手术结果的何博士，作为此诗的第一读者和第一评者，他在不久后的长篇评论中如此写到：“《致乳房》发在2003年《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58期上。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众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旋即他又安排了在2003年端午诗人节上，悉尼华语电台几名播音员联合朗诵了此诗。这一切让我感念至今！ 记得15年前我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时，记者访谈问我写作中的“女性视角”。我回答说：无论“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都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的眼睛。在写作中，这样的“眼睛”也可称作“双性视角”，它应该是超越性别的。而这样的“眼睛”所构成的现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对视”，既不是旧时代女人的“仰视”，也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俯视”；同时尤须警惕；中国女性普遍不自觉地、甚至主动地甘为“被视”——即传统文化灌输的、几近刻入基因的“被看意识”。孰料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却还有那么多的女人、包括一些女写手把自己当作男人眼中的猎物、尤物和宠物，主动迎合男性目光包括价值尺度，自甘于“被观赏”的位置，成为男性目光的消费对象，且充满了交易盘算。我在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时创作的爱情诗《向大海》，就特别强调了男女两性的平等“对视”，“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句是反复回旋于这首诗的基本咏叹。 记者还问到性别导致了怎样的写作差异。我认为在诗写中，性别的差异，永远不会大于个性的差异。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主体性的存在，要努力成为具备现代人格、内在丰富、精神独立的个人；其次，在表达上忠实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发掘出个体言说的独特性。那么，其性别意识的丰盈饱满自在其中；所谓“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表达，也是水到渠成的；“写作差异”也将不求自来——不是追求与“男人”的，而是与“别人”的不同。写作中，还应尽量从性别意识上升为“人”的意识：力求以丰富饱满的“个性”独秀文苑，而不是以刻意营造的“女性”引诱被看。 综上所述，我的女性言说似可通俗地概括为：写作时少想着自己是女人。除了要最大限度地绽放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更重要的是，应以一种超性别视角，把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的关注,追求普遍人性的健康与和谐发展；以期建立起两性相生、良性互动的现代人文景观；并以此拓展女性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波伏娃正是从女性成长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角度，在其名著《第二性》中道出了这句至理名言：“她们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人。” ——与此同理：要做好一个女作家，更应先追求成为“完整的人”。 谢谢大家！ 2. 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在悉尼的演讲） 今天能来到这里分享写作心得，与大家交流切磋、共同成长，非常高兴！首先要感谢山林、千波、张劲帆等老师的辛苦筹划、精心安排，还要感谢拨冗光临现场的本地作家诗人们！我的演讲题目是：《先成为人：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身为一个女性诗人，多年来我一直很关注女性写作的主体性问题——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面对书写客体，怎样以现代文明意识来观照和表达女性群体的当下境况、历史命运和精神成长；第二，更重要的是，作为书写主体，女性作家怎样不断自我完善其独立人格、思想追求和公民素质，以期在作品中彰显现代女性应有的丰富性，尽可能完整地揭示出女性整体的存在真相和发展方向，为女性群体乃至整个族群发声。下面分为3个方面来谈今天的话题： 一、简介我的女性题材写作的经历和社会反响 记得15年前，我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上海《文学报》对我专访时，就给我出了这个大题目：谈谈你的女性写作立场。 可能因为自己属于精神追求比较强烈的人,至今被朋友们称作“九死不悔的理想主义者”；尤其经历过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打开国门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当时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在那个精神飞扬的年代，我生吞活剥读了不少新引进的现代文明包括人文主义的书籍。我结合自己的经历，开始关注这块土地上女性群体的现实遭际和历史命运。1980年代中期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女性题材的诗作，比如1985年发在《人民文学》的《读雷诺阿<少女像>》，之后还有《诗刊》《华夏诗报》《青年文学》等报刊。近20年来，我更是越来越多地涉及该主题，发表了大量作品。比如在《光明日报》《诗刊》《星星》《散文诗世界》、台湾《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紫丁香诗刊》，澳门《中西诗歌》，《香港散文诗》，美国《新大陆》、《亚省时报》《常春藤》诗刊；菲律宾《世界日报》等；此外《中华文学选刊》发在扉页的《致乳房》；《花城》上的《女书》组诗12首等。还有咱们《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20多年前就由何与怀博士热心引荐陆续发表了我数十篇作品、包括女性题材作品 。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妇女的解放程度。”所言极是！这不仅是考察客观社会的标杆，更是女作家自查自省、乃至自我存在的使命。 我持续多年的女性话题书写，在海内外文坛引发了不少关注和好评。比如台湾著名诗人向明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评论《丰富而不凡的女性言说》；《文艺报》蒋登科的评论《刘虹：拒绝与坚守》；《诗刊》海上的评论《自由心性与良知》；《文学自由谈》向卫国的评论《追求诗歌的“重”与“大”》；《阅读与写作》赵思运的评论《刘虹诗歌的女性言说》；《澳洲新报》上的何与怀博士的刘虹访谈《对话：精神贵族与现代女性诗写》；台湾《艺文论坛》的刘虹访谈《女性诗歌：根部意识与现代精神》；香港《夏声拾韵》上的《诗歌是我俗世的飞翔——刘虹访谈录》；评论家唐晓渡发在《绿风》和《特区文学》上的《评刘虹的诗<沙发>》；以及国内外著名评论家和诗人孙绍振、鲁原、陈超、张清华、耿占春、李建军、何与怀、王岳川、李小雨、韩作荣、王燕生、向卫国、张德明、、周思明等对我第6部诗集中女性话题作品的评论等等。此外，在第13届国际诗人笔会上，我宣读了论文《现代女性的诗写姿态》…… 这里节录一段同为女性诗人的原《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的评论： “刘虹的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优秀的女诗人，首先要突破的是性别，也就是说首先是诗人，而不是女诗人。大气、纯粹，这正是刘虹的诗最令人欣赏的地方。思想的光芒使女诗人显出不同寻常的可爱。” 另一位著名诗评家赵思运也谈到我作品性别表达的特征：     “刘虹的诗充满了丰富的诗学辩证法：一方面，把性别意识发挥到极致，考量女性的生存处境；另一方面，又在价值立场上极力淡化了性别意识，而凸显出普适的“人”的立场。一方面张扬俄罗斯的文学精神；另一方面，又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语境。一方面，打开女性的丰富而充盈的生命感觉；另一方面，又涤荡了风花雪月的脂粉气，而通向骨气奇高的理性之境。将对立的两极力量平衡起来的诗艺，对于诗人是很大考验，而刘虹无疑是化险为夷的。”     “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曾是我多年前研读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女性主义”奠基人西蒙·波伏娃著名的《第二性》一书的心得概括，成为我一生的追求目标，以及写作时的精神向度。然而，我越来越发现，现实中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在一个传统劣根顽强因袭加现代文明精神缺位的土地上，一个追求人格尊严、独立思考、性灵绽放、看重精神价值的女性，越努力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越与现实中传统社会所要求的“女人”标准背道而驰，以致遭遇更多的人生磨难……毋庸讳言，在世俗世界里，这几成今天的一道“中国特色”风景…… 其实，在有些只要奴才不要人才的地方，男人也同样：想不谄肩胁背、挺直腰杆不妥协、不流俗地做人，那多半会被俗世所不容。 ——正因为此，我才要用自己诗笔真诚地呼吁： 无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要先成为人——题中之义包括：去努力拓展人之成为人的社会环境，以及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理想追求，才有可能接近成为一个丰富完整的女人（或男人）；这辈子可以不做世俗世界的所谓“成功女人”，却应该努力地去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大写的——人！同时，作家只有不断历练成长为人，才有可能写出具有灵魂质量、思想份量和历史重量的好作品。 二、是何、为何、又如何呈现我的女性写作立场 我认同的“女性写作立场”主要包括： 首先，树立健康的写作理念。多年前在《诗刊》介绍我的专题中，我曾这样表述过自己的写作理念： 一个人选择了诗，不仅仅是选择了一种言说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生存方式。因此，诗写者最终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写什么”，甚至也不在于“怎么写”，而是你自身“是什么”——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还是那句老话：追求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诗写的历程，首先是灵魂熔铸的历程。我始终看重作品所体现出的心灵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以及对价值立场的自觉坚守。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写作的大前提，当然关涉写作主体。作为女性作家诗人，我认为，在写作中首先要淡化这个“女”字，淡化性别意识，让自己努力接近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丰富完整的“人”来进入写作。简言之：要先成为“人”，而不是“女”——这是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前提（这当然同样适用于男性作家）。 既然是作为人的写作，那么其一，写出关怀人的作品，即具有厚重内容、思想超越的“人文关怀”；其二，写出关注当下的作品，即具有社会紧迫问题意识的“现实关怀”。 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也许更多地表现为：主题是关乎人的；题材则侧重于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 我的写作包括女性题材写作，内驱力都来自我对社会存在和个体及族群生命的痛切感！并非说作家自己一定要经历诸多苦难，但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强大的“共情能力”，能对他人苦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谈到这点，我特别要感谢与我亦师亦友的何与怀博士，以他著名评论家的敏感和深刻，居然在20多年前初见我、初读我的作品时，就敏锐地洞悉到这一点，为我写出了1万余字的长篇评论，标题就是《痛苦，是她诗歌的源泉》。的确，优秀的作品回答现实关切，必然体现出作家的心跳声，以及他与大地同步的疼痛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据此才有可能升华为博大的“悲悯情怀”——这，正是文学写作应追求的至高境界。 为何要倾注于女性言说？简而言之，若把我用诗歌表达的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归结为几个字，可曰：痛切感！这正是我写作女性题材的强大内驱力和持久的激情之源。一个真诚面对生活的作家诗人，就总是怀有“忧天下之忧”的悲悯情怀，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疼痛感，方可对社会不断发出追问，不断标出新的审美高度以促社会进步。 如何呈现我的女性言说？大家知道：任何问题的提出都应有现实针对性。而我在诗写中强调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进而才可以做好女诗人，正是在感官欲望疯狂膨胀、市场化语境格外形而下的今天，对严重误导女性成长的病态环境的坚决抵抗与观念反拨。我的展现大体可归结为5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误导、妇女观念的倒退不遗余力地揭批。比如发在《星星》诗刊上的《特区的她们》，描写病态环境中部分女性人生观的扭曲（此诗曾获全国大赛一等奖）。发在《花城》的《让我提前进入老妇的生活》、《男人需要的女人》、《趟不过男人河的女人》等，揭示女性当代生存的悖论。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题世界名画》、《我歌颂重和大》也涉及此类的话题。 第二，对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城市打工妹悲惨处境感同身受的痛切关注和强烈呼吁。我曾在报社新闻热线值班，接到过多个打工妹呼救的电话。为何说打工妹是弱势中的弱势？因为她们往往多承受了一重性别的不安全感、甚至来自打工仔的情场欺侮。我直接面对这个群体创作了《深圳打工妹》组诗8首、《飘落的树叶：读新闻打工少女跳楼宁死不卖淫有感》。后一首诗沉痛到冷峻荒诞感的地步：我书写的立足点并非常规角度的同情跳楼者、谴责施害者，而是着重表达对蒙昧看客和无视生命的传统贞洁观的愤怒，对促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和陈腐文化的尖锐批判。 第三，正面书写理想状态的女性存在姿态，张扬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性灵绽放，全面发展。发表的此类作品主要有《有一种女人》《女诗人》《关于她们的十四行》《狼毒花》等。 第四，描写这块土地上男女两性关系相处的真相，指陈其违逆现代文明主流的荒谬之处，用了带有冷幽默语调的自嘲口吻。比如《螺帽与螺钉》《让我扮一回淑女》《男人女人》《情书里的她们》等。其中的代表作是《沙发》，以人格化的物借喻女性的生存姿态，被唐晓渡等评论家赞为：对女性生存真相悲剧性的深刻揭示，具有“命名的能力”。     下面我 朗读《沙发》：                    《沙 发》 它就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夕照里，更妩媚了它穿着真皮的微笑它谦恭迎纳的姿态使事物坚硬的一端顿时服软它曾是客座并客串一个中国式的家庭天伦之乐的部分尽管，从不许它站起来 它长久地邀约、等待被要求的温柔与端庄，只有向自己的内部一再逼取它坦然引领压迫，引渡强权对软硬不吃，应对以大开大阖的弹性，对施虐迎合以受虐并乐于被夸赞为——体贴乐于被沧桑人世勒索为女性胸怀柔若无骨，是主人对它的另一项夸赞 你想像不出，无论豪宅还是陋室少了它的明确位置，暧昧身份谁将与惰性调情陪春心落寞，谁将以柔克刚，承受生命之轻和无聊之重，每个夜晚谁为电视剧捧出收视率，以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强韧理由 由于它的铺垫，使冷硬难耐的生活再次下降底线。它解构了硬同时解构一切决绝与高度让自由落体在触地的一刹丧失呐喊却令暴力君临时弹起更高的麻木，以对世界的半推半就随遇而安，阐释阴性的东方哲学在站立和倒下之间，它让人模棱两可，中庸，苟且以便依仗坐在怀里的幻觉与自己和解…… 缺钙的脊骨需要托靠羸弱的雄心需要温馨摇篮这个顶着洋名字的中国女人必须在命运绷紧了的皮笑肉不笑上把自身的曲线竭力驱赶要隆起更多的柔软去碰硬于挤压困窘中，亮出自己的丰乳肥臀，在所有的厅堂跪成一排！ 此刻，它像所有女人一样害怕孤独，以致所有的摆布对于它都像是……正中下怀它甚至怯怯地问——这，正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吗？ 第五，除了上述四个角度的表达，我还努力拓展对女性话题的思考深度：既揭示当下生存境况，更把书写的笔尖犀利地楔入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找出社会悲剧的真正根源，以期得以疗治推动社会进步。其中的代表作是我写于2003年“疑似乳腺癌”动手术前夜的《致乳房》（那天恰逢三八妇女节）。此诗超越一己之悲，沉痛而又深刻揭示了女性境遇的历史悲剧性，痛陈传统文化的荼毒乃至屠戮，发出关爱女性命运、以及困厄中的女性自尊自强宁折不弯的强烈呼声。这首诗曾被评论家称为“诗坛经典之作”，殊不知当时极度痛苦中的我是当作绝笔写的。它曾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被国家级的《中华文学选刊》转发在扉页。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曾感叹：“我为她的《致乳房》感到震惊！这是一首写给女性的历史、也是写给个人命运的诗篇，它所包含的悲剧的文化与生命体验，比过去我所读到的所有“女性主义”的作品都要丰厚强烈得多。我从刘虹的大量诗歌中读到了强烈的人格力量“。 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此诗最早、最隆重的反响正是在悉尼，这又要感谢何与怀博士——记得当时我把初稿电邮给了关注我手术结果的何博士，作为此诗的第一读者和第一评者，他在不久后的长篇评论中如此写到：“《致乳房》发在2003年《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58期上。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众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 旋即他又安排了在2003年端午诗人节上，悉尼华语电台几名播音员联合朗诵了此诗。这一切让我感念至今！ 下面我节选朗诵：全诗共五节，每节11行，为省时间我只读头尾两节。 《致乳房》                 　           ——写在2003年3月8日乳腺手术前夜 　             一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你旖旎而来的路上有太多风光但谁又敢夸口景色？人人一睁眼就摄入心底并使英雄雄起又跪倒，口中喃喃婴语的——是谁？ 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                五都说黄河自你而来　长江自你而来有关高度被低处的挥霍　歌里没说明白 在语言竞相虚胖的时候　只有你把塌瘪当归宿 对于许多人包括男人　 你是图腾是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审美叙事　也是功用是家常是一生的外向型事业　和不绝如缕的下流之歌是被榨取被亵渎也奈何不了的　慷慨 一个词因而借你还魂　今夜之后哪个词还能挺身而出　在你交出的位置号称——母亲？在小路趔趄扑往家园的方向　虚位以待？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我的女性书写，在从以上五个方面展现我的指认、揭批和吁求之外，我还试图挑破一个可谓集体无意识的误区——我深深感到，我国多年的所谓“妇女解放”其实扭曲之至，只强调经济地位提升和独立之类外在的东西，而忽视了人格平等、精神独立这一更内在的现代素质，这导致了大量女性除了把自己“解放”得跟男人比“粗”比“悍”之外（这当然与男女干一样活儿强顶半边天、不顾性别差异地“被解放”有极大关系，仅这一点社会就难辞其咎），而自我立身之本的尊严意识、精神独立却极为欠缺。对此，在我的女性题材写作中给予了劝诫式的关注。比如在《深圳打工妹》组诗中的《白领小芳的幸福生活》、《小妹》，以及《特区的她们》一诗中对那些或被迫、或自觉地“活在男人眼睛里”中、充满交易意识的女性，就表达了一种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我新世纪出版的两部诗集，都专门辟出一辑书写女性题材 ，落脚点都是在呼吁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的现代化。 说到这儿，我想起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厌女症深刻且犀利的剖析。她指出，厌女症在男性身上表现为对女性的蔑视，在女性身上则体现为自我厌恶，这一洞察深入到性别文化的骨髓，让人们看到性别不平等如何在潜意识层面运作。她还针对女性群体强调：“保持个体的独特性、自由，比追求平等的对待更加重要。”     多年来，我的女性写作立场首先是从我自己的观察、自省、读书等等经历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这期间自然也接受了从西蒙-波伏娃、伍尔芙、杜拉斯到上野千鹤子等杰出女性主义作家的重要启发，使我关于女性写作的立场也愈发明确一一比如在写作中，我不仅仅会关注仍处于父权社会的女性生存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女性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声音，而是更加强调：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存在，女性必须在精神上自我解放，追求人格尊严，独立思想，生命价值的绽放。这首先就要克服内心的自厌、自卑、自弱、自我放弃，突破内在的枷锁。 我15年前出版的第6部诗集《虹的独唱》，书中用了整整一辑来多维度地表达我的女性写作立场，这一专辑命名为“女书”。其中一些诗作如《有一种女人》《致女儿》《螺帽与螺钉》《特区的她们》《沙发》《致乳房》等等，曾广获好评，被多次转载、选刋。近年我的女性书写则更多为独白式,如《自首书》《我的性别简历》《梦》《漂亮女人存在之学》《挺好》《我和我的母系基因》等等。 回到上面朗读过的《沙发》，这是21年前看着我家的沙发写的，力求深入针贬在社会客观压力和女性自身退缩这两者同谋下，所导致的女性身心的奴役状态如何达到司空见惯且不自觉的程度。现在看来，这首诗的主题也恰恰对应了上野千鹤子的那句名言：“因为无法逃离而强行养成的忍耐力，是奴隶的宽容。” 毫无疑问，身为女性作家，我们在成为“人”的过程中，首先应同整个女性群体一样：摒弃这种古朽文化强加给我们的“奴隶的宽容”，并用笔充分地表达我们挺直的脊梁。 曾有记者问我，“写作时你肯定会不自觉地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我的回答是：不！不是这样。性别在我的诗写中，除了起到题材视野有所侧重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多的作用。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健康写作理念的作家，首先是要站在一个追求现代文明的现代人的立场。如过分夸大性别在写作中的作用，总让人疑惑这可能多半是一种“营销”策略吧？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上这种“策略”还少么？比如那时泛滥文坛眼花缭乱的旗号和炒作：“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小女人散文”等等。我并不笼统地反对“身体写作”，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历史起点，“身体写作”对于打破“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话语统治，无疑曾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似乎1990年代引入中国后我们就念歪了经，过于痴迷于形而下的身体抚摸、欲望展销，却忽视了“身体写作”中更重要的对女性完整的生命体验的发掘（包含肉的，更包括灵的）。所以，我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作家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到性别的区分。如不先界定和展示你在动物界的种属，岂不容易堕入论公母而非论男女的荒诞中？显然，先成为人，继而作为人而为文，这是一个逻辑的、也是一个现实的不可跨越的前提。 面对种种社会病相，我愿把女性题材书写，当作是对“五四”反封建主题的延续，当作新时代妇女自我解放、精神现代化的新启蒙。 （这里插一段“轶事”：著名女作家张洁谈到总被人强调为“女作家”隆重介绍时曾激愤地说：“我干吗非得卖这个‘女’字！不亮出这字儿，我就当不好一个作家不成？！”我很欣赏张洁这种拒绝搔首弄姿卖弄性别的“大女人气”）。 获得中国女性文学奖时，记者还问到我写作中的“女性视角”，我认为，无论“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都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的眼睛。在写作中，这样的“眼睛”也可称作“双性视角”，它应该是超越性别的。而这样一种女人与男人的“眼睛”所构成的现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对视”，既不是旧时代女人的“仰视”，也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俯视”；同时尤须警惕；中国女性普遍不自觉地、甚至主动地甘为“被视”——即传统文化灌输的、几近刻入基因的“被看意识”。孰料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却还有那么多的女人、包括一些女写手把自己当作男人眼中的猎物、尤物和宠物，主动迎合男性目光包括价值尺度，自甘于“被观赏”的位置，成为男性目光的消费对象，且充满了交易盘算。 我在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时创作的爱情诗《向大海》，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句是反复回旋于这首诗的基本咏叹。曾有论者将《向大海》与舒婷的爱情诗名篇《致橡树》相提并论，而我可能更多地聚焦于相互独立、各自丰盈强大的男女两性，怎样在“对视”即平等对话中，达到深层的互相呼应、互相容纳，达到哲学意义上的自洽与包容。而当它指向个体时，无疑将成就爱情的最高境界。 是的，从“人”的立场出发，张扬独立人格、尊严意识、自强精神和自由心灵的现代意识，这是我诗写中主要的“女性视角”，并力求开阔以达高远。 西蒙·波伏娃正是从女性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角度，在其名著《第二性》中道出了下面这句至理名言：“她们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人。”——与此同理：要做好一个女作家，更应先追求成为“完整的人”。 至于“性别导致了怎样的写作差异？”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在诗写中，性别的差异，永远不会大于个性的差异。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主体性的存在，要努力成为具备现代人格、内在丰富、精神独立的个人；其次，在表达上忠实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发掘出个体言说的独特性。那么，其性别意识的丰盈饱满自在其中；所谓“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表达，也是水到渠成的；“写作差异”也将不求自来——不是追求与“男人”的，而是与“别人”的不同。写作中，还应尽量从性别意识上升为“人”的意识：力求以丰富饱满的“个性”独秀文苑，而不是以刻意营造的“女性”引诱被看。 综上所述，我的女性写作立场似可通俗地概括为：写作时少想着自己是女人。而应以一种超性别视角，关注整个人类文化历史,探寻普遍的人性意义；把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的关注,追求普遍人性的健康与和谐发展；以期建立起两性相生、良性互动的现代人文景观；并以此拓宽女性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三、我的女性写作立场的主要特征:现实关怀和思想力度    在我的第6部诗集《虹的独唱》研讨会上，记者采访我说：你的诗十分关注现实，比如闻名遐迩的《打工的名字》等关注底层劳动者；《我歌颂重和大》《说白》等扫描透视社会病状。在诗歌和诗人越来越倾向于内心，倾向于自我的年代，这是非常独特的。你如何看待诗人的“责任”与“担当”？你诗风的独特之处？我回答说：向内或向外，只是诗写路数的不同，这与写不写得出好诗无关。向内的倾述，关键是看诗中的“自我”是否有足够的分量、能否“倾诉”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况味与价值追寻？但无论怎样，自我倾诉不能过滥，一味自我抚摸以致成为自恋的表演。诗人还是要更多地睁眼看世界，成为怀抱悲悯之心替这个世界喊疼的人。这至少是一个健康人格的存在姿态所要求的，更是文学的道义担当和写作的意义所要求的。（这里插几句：我近年的写作，较之过去更加深切地关注社会现实，诗也越写越干巴锋利，曾自嘲：我写的是“杂文诗”，至少在咱们《澳洲新报》发表的数十首诗中多半可归于此类（多用的笔名）——我实在是不吐不快啊！我视精准犀利的表达为第一，管他什么文体，若为此丢了诗人的名号，那就丢吧，呵呵……事实上，22前我的长诗《打工的名字》被海内外广泛转载时，其中就包括《中国杂文选刊》,分两次转载的）. 其实，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并非对诗人的特别要求，而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合格的公民都应具备的。俄国的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就曾强调： “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你必须成为公民。”既然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就必须具有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只不过在方式上更多的是用笔。我曾这样强调过自己的写作理念：“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 有评论家把我的写作特征归类为“抽象现实主义”，以及区别于一般女诗人的“厚重与大气”。我想，这是在肯定我对现实关怀和思想力度的追求吧。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我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其中，我着意用“贴地而行”作“人文关怀”的定语，这是借用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朱学勤的一个词，意思是要俯下身来近距离地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呼声。我的《打工的名字》、《特区的她们》、《飘落的树叶》《深圳打工妹》等，以及近年的大量诗作，比如《敏感词》《说小》《指望》《今日说法》《形式逻辑里的人民》等等，可以视作对这一追求的自觉实践。我希望不断地丰富、升华、包括矫正自己的认知，坚定地从一个真正的“现代人”的立场出发，不断增强对现实社会洞悉、命名和批判的能力，使我的诗笔更加具有穿透力。 为便于大家理解“抽象现实主义”,我节选《打工的名字》朗读一小节：        C．打工的名字像成年期拐不回来的儿歌在语词上响亮，在语法里暧昧 它作复数，被称作人民君临于许多报告，属于客串性质它作单数，就自称老乡穿过城市的冷与硬，以便互相认领 它发高烧打摆子都在媒体高兴时，被摆在“维权”的前面作状语生气时，又成了“严管整治”的宾语过年最露脸，在标题上与市长联合作了一天主语 此外，它总是和鱼建立借代关系——车厢里的沙丁鱼，老板嘴边的炒鱿鱼信访办缘木求鱼，医疗社保的漏网之鱼还有美梦中总想翻生的咸鱼…… 它在外科截肢内科祛毒急诊清创妇科打胎常常被写成简化字异体字和丢了偏旁部首的错字使它在病历内外都摇摇晃晃站不稳…… 从上大约可见，诗思力求在更高的抽象层面，做名与实之间或名与名之间反复穿越。这是谈到我嘱意的诗写风格之一，略举一例，今天不能展开说。 谈到我追求的好诗？记得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对爱尔兰诗人希尼的授奖辞说：对生存境遇的“细腻而又深刻的反思，以丰富的抒情美和道德与理性的思考深度，使日常生活提炼升华，并使历史得以复活。”我所追求的好诗，就是符合或接近上述写作理念、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表达出人类共有的生存困境并吁求拯救的诗歌；我欣赏的诗人，就是写出这种诗歌的人——包括“记忆历史并为历史做见证”，富有道德激情、思想深度、丰美的意蕴和形式，崇高与优美的结合。具体在风格上我的爱好比较宽泛，不拘于某一类型。比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要诗人和之后的“不合作者”诗人，包括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其他还有现代欧美重要诗人里尔克、艾略特、普拉斯、叶芝、米沃什、奥登、希尼、帕斯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每读她的诗，都有一种深深的感佩——无论多么粗粝恶劣的环境、长久的暴政打击，都侵蚀不了诗人那颗优雅高贵的心。我常常为她、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中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古老的东方民族骨子里钙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贫乏，很容易滑到自嘲自虐式的油滑、痞气，以及价值虚无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惟物是拜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和坚韧，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和卑怯——就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 文学艺术的追求过程，就是求真、向善和寻美的过程。在作品的思想力度上，我之所以把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或曰“求真价值”）摆在首位，主要是针对当代文坛多年来的一个乱象——有些诗人不经过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以求获得理性把握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而只凭一己一时的小感觉写作，常以思维的浅薄和混乱冒充“朦胧美”，或以形式的花哨掩盖内容的苍白。须知，真正的大诗人，都首先是个有“头脑”的思想家；甚至仅仅具备道德激情的正直“心灵”，缺乏思想的高度，也难以企及写作的大格局。 关于这一点，著名评论家陈超在诗论集《打开诗歌的漂流瓶》中曾有明确的表达：“文学写作在强调‘心灵’之外，也要看重‘头脑’。”我的理解是，前者更多的表现出作家对世界的情感向度（需要向善的态度与热情），后者则表现出对世界判断的思想高度（需要求真的发现与深刻）——此乃“大气”的前提。毫无疑问，真与善，是美的基础，面对大千世界，求真欲是一个健康人格的本能欲求；那么，它合乎逻辑地理应成为人类文学表达的基础价值所在。评论家敬文东曾倡导“诗歌伦理学”，他把“无发现”视作“不道德的诗作”。求真意志所导致的不断“发现”，对现象世界重新命名的能力，应是一个严肃作家的重要写作目标。 而思想深度，无疑来自于作家顽强的求真意志。这不仅要善于概括提炼直接经验（自身体悟）与间接经验（他人总结），而且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偏重审美表达中的“感觉”、“意会”；夸大形象思维而贬抑抽象思维；处世做人上则要求“藏锋守拙”、“难得糊涂”，以及不求真理但求人情的“面子主义”。与世无争、虚静无为的“出世哲学”，驯顺忍耐、骑墙中庸的“苟活智慧”等等。这都与极权社会统治者数千年推行的“愚民政策”和高压治理密切相关，使社会上长期充斥着压抑真理追求的“反智主义”和“蒙昧主义”。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多强调一些理性的敏锐、作品中多体现一些求真的意志，正是在这个特殊语境里“矫枉”所需要的反拨（我在这里并没有因此轻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即审美价值的意思，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青年学者余杰曾说：“文学既是一次梦幻之旅，也是对现实执著的关注和批判。”我深以为然。一个从“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必然要回应时代的主要问题。比如在今天，不懈地揭示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用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话语权去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包括权贵市场经济、官场腐败、权力通吃和阻挠政体改革等等），这正是当下作家所应寻求的最重要的“真”。我始终认为：诗人应该保持精神的洁癖。我很欣赏作家张承志的这个词：清洁的精神。对于女性，尤其女诗人，这种自爱，更是尊严的象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说得好：“写作是证明自我的唯一途径”。的确，诗歌写作，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存在的方式，也是我以决绝的姿态与世界相拥的方式；它顽强地证明着我的生命存在，且不断校正着我的感性与理性、外在我与内在我的失衡，使我葆有心灵的持续健康和丰富。同时，在客观上，我的诗写能对世上的真善美有所促进，至少有所吁求，这令我欣慰。在某种意义上，诗歌写作之于我，不啻为一种俗世的拯救；或者说，是在肉身沉重的俗世间心灵的飞翔。                          最后，朗读我女性书写的代表作《向大海》中的一小节，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篇：                                                                              《向大海》       ——写于1987年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秦皇岛海边 面对你，所有不真实的都仿佛存在。 夕阳自焚的气息自深渊弥漫你柔滑的掌上耸动一个粗野的世界断裂之光劈开一片片跑马场月亮在我狂欢的发梢备下金鞍待一声口令，自宇宙之外倾听你深沉的叹息像倾听英雄的独白 而我此时，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刻，上苍疏忽了某个传统安排也许我指尖走漏过一叶白帆的潇洒而信念恪守于高高把位淌低音弦上你嘶吼的男性血和你礁渚郁结的深重苦难这使我顿感卑微从此缄口，静如一条偈语…… 于是，我得以从全方位包抄而来被波涛托举为开花的时辰渲染葬礼在我辉煌的伤口敷你咸味的体贴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爱！ 我因而成为最蛮傲的情人用凋落的泪光踩响格律横贯多变奏主题，我飘逸如云又时时为你雄浑的幽思所注满驭饕餮之谷抖野性的缰绳跨越整世纪情感的断层——我只臣服于你的麾下，以女王临渊的姿态 此刻，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有谁知道，你的浩瀚只是我灵魂的一次宣泄一行诗的剪影一句箴言我们是天生的不肖之徒据守阴阳两极不忍，却又只能拒绝陆地的挽留正如你以博大的沉默拒绝人类语言命运将我封闭为一座礁石却被你永恒的骚动宣布为另一种浪花: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谢谢大家！ […]
2025年4月2日詩歌 / 评论何与怀 一 试想像这么一个场面：在澳大利亚这个位于南半球、远离中国的英联邦国度，在悉尼这个西方城市中的一间中式酒楼，几十位华裔诗人聚会，两位本地电台汉语主持人和一位悉尼大学汉语教师，以朝圣般的虔诚，共同朗诵一首诗，全场屏息倾听，结束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大家无不感动、钦佩，甚至肃然起敬…… 这是澳州《酒井园》诗社2003年一个春日举行的活动，朗诵的诗是刘虹的《致乳房》。 二 2003年3月4日，我收到刘虹的电邮，告诉我她大约一周后动手术。她说：我患乳腺肿瘤多种，先取出一个最危险的（当时被广州和深圳几家医院疑为乳腺癌）。我主要是身边无人照顾，加上体质太差，心里有点害怕。还有报社正在合并动荡时期，不宜住院请假；正在筹划的诗歌活动也骑虎难下。最主要的，是女人对这种手术都有本能的拒绝心理。我的身体从小就多灾多难，常常要承受病痛煎熬。刘虹最后对我凄然地说，再给我一点勇气吧。谢谢！又说，可以谈谈审读我诗稿的意见吗，感觉也行，这真是我的精神寄托啊！ 第二天，我又收到一封题为“刘虹致谢！”的电邮。信上说，我会记住你的鼓励，愿上苍保佑我——手术提前了，再联系。此后，我一直预感刘虹有好消息给我。3月20号一早打开信箱，果然！刘虹告诉我，她已动了乳腺手术，万幸是良性的，上苍保佑！刚刚出院，今天提前上班了——工作环境压力大，不敢休完病假。 她随信附了一首诗，就是《致乳房》。 她问我，你们报纸能发么？ 我说，这正是我最想发的杰作。 《致乳房》发在《澳洲新报·澳華新文苑》第五十八期上（2003年4月12日）。我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按”：三月八日，刘虹于怀疑乳腺癌的手术前夜，写下《致乳房》这首诗。多么凄美、荡气回肠的诗句！多么深刻、真诚而又独特的感觉！面对人生难关，她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也许正是处在严峻的生命体验下，在惶恐中，又在极度的虔诚执著中，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又闪烁文彩的诗章。在衆多关于女人乳房的诗中，《致乳房》无疑是上乘的一首。我自信我的见解不错。 后来，刘虹告诉我一连串的好消息：《致乳房》在《星星》2003年6月号发出后，立即被国家最高级别的《中华文学选刊》推举选用，以最快速度发在第八期扉页上了。接着，又被《诗刊》十一期选载了。陆续还有《诗歌月刊》、菲律宾《世界日报》、美国《亚省时报》、马来西亚《清流》杂志。此诗并在当年的全国诗赛中获奖。刘虹一再强调：“我永远记得是你慧眼识珠首发的，你是这首作品的真正伯乐！再次谢谢你！” 我对“伯乐”的赞谢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我希望所有读到《致乳房》的人都能感受作者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对自己精神疆域的坚守。这首诗现在誉满海内外，但它是在一种多么可怕的状况下写成的啊！ 回到2003年3月8日那天。 刘虹那天上午还在坚持上班，下午独自去医院办理住院及手术的繁冗手续，晚上回到形影相吊的家，备感孤凄恐慌无助，自哀自怜中又心有不甘。她拼命压住自己的软弱、绝望的念头，或者相反——绝望的念头正在打垮她：以为一生在绝望中挣扎，现在可能真的走到头了。一个单身女性孤独无助地承受也许是癌症大手术的身体重创已经够惨，何况又要痛失女性美的标志！何况痛失之后还要面对生死难定的生命挣扎！她想到即使侥幸不死于癌，但她纯情至性付出血泪代价、守望了大半生的爱情从此更加遥不可及！即使能苟延残喘，可生命的质量此后再也谈不上了。她怀疑自己还有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现实能力…… 死到临头的感觉，又不甘心就此了断，此时她突然想到必须用一首诗，记录这种痛苦的生命高峰体验，也许这首诗就是她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生命留痕……这是三八妇女节之夜。《致乳房》在泪中急就—— 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开始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绝笔。它差不多是被当作遗嘱写的。所以，刘虹回忆说，当时的心情凛冽、决绝而又澎湃，基本是一气呵成。又恰逢妇女节，全世界关注女性的时刻，但“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她却只能凄哀地泣血而歌，自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充满了生命的悖论！ 《致乳房》全诗共五章，每章十一行，形式上比较整齐。以刘虹当时的心境和紧迫的时间，她根本来不及考虑诗歌形式的问题，可以说是自然流淌。现在人们都一致指出，这首诗的形式是其主旨的非常恰当、完美的载体。刘虹谦虚地说这属于“歪打正着”，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三 许多论者都赞同，《致乳房》可以视作深度诗写的成功范本（对比之下，当代中国诗坛泛滥一时的下半身诗歌作者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只是这些诗人毫无羞愧之心），体现了刘虹坚定的理想主义诗写立场，她要传达出：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心地高洁、精神丰富、有灵魂持守的女性，在深刻的自我认定之上对痛苦宿命的担当。当然，以刘虹的人生观和精神疆域，她不可能局限于一己的命运悲哀，自然流淌出的是高标于世俗之上的一个大写的人，对生命和世界的审视与浩歌。 再以《打工的名字》为例。这是刘虹另一首重要的作品，动笔于2003年元月，3月修改定稿。一年之后，刘虹告诉我，此诗近期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几家报刊发表和转载，包括《中国杂文选刊》，但她并不以为然——文学媒体也是跟风，跟中央“关注农民工弱势群体”文件精神之风。而这首诗远远早于此风之前写成，早先投稿却无人搭理。一家国家级大刊物在投稿8个月后、“风”盛之时，才又翻出来，说诗好，要发，责怪刘虹已转投边塞小刊《绿风》发出了（！）。《打工的名字》第一节整个是“名称”的排列： 本名    民工小名    打工仔／妹学名    进城务工者别名    三无人员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昵称    农民兄弟俗称    乡巴佬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    公民家族封号    主人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真是不动声色却意味深长的排列。谁都可以看出其中巨大的悖论和讽刺意味：农民工名实不相符、名字与名字演进的自相矛盾、和历史更迭中被欺骗的命运。下面几节都是农民工命运的讨论的展开和深入。诗这样结尾： 打工的名字，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惭 它决定对内作一次机构精简，首先去掉那些好听但没用过的学名尊称和封号重新起用曾用名，至于临时户口名悄悄地暂时别报，当务之急是把讨厌的时髦称呼n次方再乘以负数，算算最後值是梁山泊还是梁山伯——哦，如果所有伤心都能化蛹为蝶…… 打工的，在改名字之前做着最后的盘点。 刘虹说，之所以修改了好几遍才定稿，就是想让自己的热血走到笔端时冷凝一些，不是直接为打工者“热呼”，而是“冷嘲”社会的自欺欺人，唤起打工者对自己命运的真切认识和权益维护意识，并警示官府不要把人“逼上梁山”。 在书写形式上，《打工的名字》保持了刘虹一贯的风格：追求情绪的内在节奏感、语言内核的张力，以及词语质地的强烈对比与碰撞。正如一些诗评家所称赞的，这首诗的特点是写得比较“智性”。刘虹自己调侃说，她的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大大强过她的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如果被传统诗论判定，实为一个“不适合写诗”的人。但她始终看重诗里所传达的思想——这块土地上启蒙的使命远未完成。 刘虹的创作表明，她确实一贯重视作品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这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个诗写者起码的社会良知和道义承担。她之所以能在中央文件之前写出此诗（她此类关注底层群体的作品还有多篇），除了她一直“坚持要用一颗朴素的灵魂倾听大地痛苦的呻吟、绝不切断诗写者与现实存在的血脉相连”这样的写作观念之外，还因为她在新闻媒体工作多年，前几年还负责过新闻投诉热线，经常接触到底层打工者的不平之声、呼救之声，声声让人不安：这社会真是太黑了！简直有官逼民反的势头！刘虹在工作中尽力帮他们向上投诉以解危难，但这并不足以平静她的良心。正如她自己所说： “若我不写出来，我的笔也会不安的。这个时代仍需要铁肩担道义的、正直的、有热血的诗人，社会的‘痛点’也是自己生命之痛！一个诗人的痛感神经麻木，就不配写诗了。所以我一直不能认同让诗歌回到内心、只抒一己小悲欢、小自恋的写作姿态。” 前不久，刘虹来信说她正在编辑新诗集，出版商催着交稿，但还是要等我的回音——她叫我看看哪一辑排第一、第二？看看那首诗排第一、第二位置？她说是“求教”，我可担当不起，但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就按现在第一辑排第一，而且，第一首应该改为《打工的名字》，第二首为《一座山——致钟南山》……，这样更突出这部诗集与众不同——更注重其社会政治意义。 她在这部2004年底出版的新诗集《刘虹的诗》的自序中强调： 其实，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的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 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四 三十年来，刘虹写出一首首令人瞩目的诗章，也奠定了她在中国诗坛的独特位置。她自己较喜欢的代表作是：《向大海》、《故乡》、《夜读郭路生》、《欢乐》、《探月》、《西部谣曲》、《一座山》、《致乳房》、《打工的名字》、《说白》、《我歌颂重和大》……阅读这些诗章，谁都会有所觉察：显然，刘虹选择了一种“用生命写诗”的诗写姿态。而她选择了这种诗写姿态，肯定就是选择了生活的冒险与苦难。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刘虹呢？ 我第一次见到刘虹是在2002年12月，当时我从遥远的南半球来到中国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参加第七届国际诗人笔会。开幕前一天下午空档，同是诗会代表的刘虹和香港的海恋来约我去拜访南京的《扬子江》诗刊社，该刊刚刚发表了刘虹的作品，她已经与子川主编约好。于是我见到一位年近中年的女子，身穿火红的大衣，整洁自爱；性格也很火红，热情爽朗，一见如故。 这就是刘虹。她送我一本她新出的诗集，书名是《结局与开始》。我说怎么是北岛的味道，她说她开始写诗并在诗坛小有名声的时候正是北岛的时代，《结局与开始》的确是仿用北岛一首诗的标题《结局或开始》，是概括她当时生活的“临界状态”——希望旧的结束，新的开始，虽然无论在生活还是写作上，至今都难以对这一状态有效突破，她说是作为一种积极的自我期待吧。 与结局、开始相关，刘虹迄今经历了她生命中两次流浪。 第一次流浪，是“文革”后期。刚读中学的她随军队总部的父母发配，从北京赴新疆。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长途汽车，天苍苍，野茫茫，越走越荒凉。但西出阳关、有所隐忍的大悲壮，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击心灵的大感动，无疑为她五年后在边陲戈壁开始诗的涂鸦、直至十年后参加《诗刊》社主办的全国青春诗会，这一段与诗结缘的历程，铺就了她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广袤襟怀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铸，则注定了她诗的今生今世。她在大西北一住十年。 一九七六年她开始在《诗刊》发表作品时，跟朦胧诗一代人北岛、舒婷他们的创作主题比较接近，是对传统的叛逆。但她那时主要是批判的角度，而个人生存的痛切感远远不如后来在深圳那样深切。在北京解放军总部优越的环境长大的她，那时还没有真正体验过底层的东西。最早让她受震动、开始思考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还有上大学以后接触到被打成“5·16分子”逃到西北的、思想解放比较早的老红卫兵，对她影响比较大，这也部分解释了她为什么跟朦胧诗思想渊源比较近。 一九八七年春，刘虹经历一场情感重大打击以致罹患伤寒，报了病危。当年底，重症初愈、不待好好休养，却草草收拾行李：右手一只小皮箱（内藏一本《里尔克诗选》），左手一只编织袋（装有一个300Ｗ小电炉），茫茫然登上南下的飞机独闯深圳，开始了她生命的第二次流浪。 这样，时代与社会就在刘虹身上制造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潮空前释放了人的欲望，出现大面积的人心失守，道德沦丧；而她恰恰在深圳这个人性大实验场的地方坚持她那种精神高蹈的诗写，好像在跟商业社会唱反调。她说，这既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奋争，更多的是和自己较劲——看与“权力市场经济时代”格格不入的她，能活出多少生命能量来。 只身闯深圳的第二次流浪，所赠予刘虹的生命体验，可谓五味俱全，她觉得至今还很难说已梳理清楚。但有一条可谓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的人格经受住了“破坏性试验”。像她所自我调侃的，她是个“徒有其名的深圳人”——多年来世俗功利上无所求获，她只能按自己的价值观，在世俗利益上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以保存有限的心理能量来调节身心平衡，追求人格健康。她对精神生活有着非常强烈渴望，如果有半口饭吃，就会想着精神上的追求。她苦苦思索：文化人在这个远未合情合理的境遇中，如何找到存在的座标，在物欲横流、价值错位中守望灵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她发现，这不仅仅是当今文化人面临的问题，它也程度不同地体现着各色人等、包括“成功人士”的永恒惶惑——你是谁？你到底要什麽？你如何要？这是正常人性最深处的疑问，也是人类亘古以来面对自身的永恒追问——这便是人类开启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之门的钥匙。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大潮中出现的道德沦丧、精神委琐和人性异化的所谓“现代病”，就是在滚滚红尘中弄丢了这把钥匙。而刘虹坚定地紧握着这把钥匙，拒绝名利物欲诱惑，拒绝把浅近的目标当作归宿，拒绝把手段当成目的。 刘虹回顾，她一生基本都是一个人在面对社会。十五岁就参加“革命”，招为边境线上的小报务兵，太小就尝到了生活的阴暗面；长期的孤独感，加上一生体弱多病。总是在疾病中煎熬的她，有时真是把写作当成与生命赛跑，活一天，写一天。如写不动了，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她看重生命的尊严和质量，不能想象重病缠身、苟延残喘、乞人怜悯、不能思考和写作的日子是不是需要过下去……总之，多病甚至也成为她目前写作的动力，怀着很强烈的紧迫感，要只争朝夕。她又有太多的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思想，骨子里极悲观，而她本来的天性是开朗活泼的。这样，刘虹一直有一种悲哀：健硕的灵魂追求，与病弱的肉体之间，构成她生命的矛盾冲突。对此她曾报以苦笑——也好，否则她可能早就成了行动上的激进的革命党人了。在孤独、痛苦和高压下，刘虹却始终能持守率真、正直的天性，绝不为世俗功利扭曲人格、卑躬屈膝、拍马钻营、苟且媚俗。正如刘虹自己所说： 求真欲，是人类的基本本性，也是脱离动物界的人性的基本文化。对宇宙、对自身无休止的发问，对大道、对真理百折不挠的寻找，对破译客观和主观之谜的永恒渴求——这种精神化的、形而上的求索，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文明的动力，也使人自身在主观世界裡不断得到升华，不断被更高地文化着。求真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价值观——只有具备强烈求真欲、身心洁净的人，才不会为一时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羁绊，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嚣尘上时有自我放逐的勇气…… 为此，她把一代大师陈寅恪的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五 刘虹曾在诗集《结局与开始》后记中，把到深圳之前和之後的诗歌创作作了一个盘点：前一阶段可称为广阔些的“大地忧思”，後一阶段则更多的是切近的“存在之痛”。抒情的热与冷转换，同具生命的真诚和质感，只是后阶段更多一些欲飞折翅的无奈与惶然。 “大地忧思”正如当时的朦胧诗那样，主要指忧国忧民的意识，包括对民族劣根性和文化传统的反思，对“文革”和中国苦难的反思。 从一己的生存感受推及到大家的窘境，从过去轻飘飘的生存优越感到触摸切近的存在之痛，这是刘虹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地忧思”好像更多一些居高临下、悲天悯人，她那时是跳出来客观地观察比较多，有些“隔”；而她更直接的、切身的是在深圳，走到了“存在之痛”，置身其中。如论者所说，如果把她的《致乳房》与同时创作的《打工的名字》放在一起考察，就可以更容易地把握她的人文关怀，这也是她的后期创作主题“存在之痛”向前期主题“大地忧思”的重生性叠合与深化。一个理想主义者，肯定是有着更多自寻的痛苦，所以刘虹为什么会写到“临界状态”、“刀尖上的舞蹈”这样的锐利的感觉。由小我的一己之痛深化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民族的痛苦——从痛感出发，她觉得就抓住了写作的本质。而以前多是从“思考”出发。而现在走到了“痛感写作”，诗人主体意识更强，更加直接进入诗歌。她说她的诗写经验若缩为一句话，就是鲁迅那句名言：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好诗必须和诗人的灵魂一起熔炼；诗是活出来的，不仅仅靠舞文弄墨。 刘虹声称她特别为俄罗斯民族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她说，如果不能活出智慧和幽默的风格，那么守住悲壮和沉郁也是一种大美，一种有力度的美。她诘问：“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就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 但在苦难中坚守高贵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痛苦宿命的担当必然要在思想上、乃至生存上均要承受残酷的而且无穷的煎熬。 今天中国大陆，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座标上，太多的人赶着歌颂“盛世”太平、炮制“主旋律”还来不及，或者与时俱进，投合商业需要，及时以文字换取物质利益；而刘虹却恪守“精神边缘主义”，追求前瞻性和由此而来的批判性，向往坚持自由思想、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永不合作的姿态，希冀自己永远能为社会指出新的标高！冥冥之中，生命的走向似乎遵循一条坚韧的、内在的轨迹：刘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十多岁时就已朦胧感到“社会肯定”与“自我肯定”在她身上可能永难一致。然而，她更看重的是后者。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她都只听从内心的呼唤，忠实于生活赋予她的真情实感。那么，既然刘虹不图见容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怎么会特别惠及于她呢？ 可能在深层的、也许是永恒的意义上，对刘虹更为残酷更难解脱的折磨还不是社会政治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刘虹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她说：女作家、女诗人、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诗人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然后才能做女人。不能过分标榜女性诗歌、女性写作，要跳出“小女人”的圈子，首先追求活成一个大写的人，写出真正的人话，以促进社会的更加人化。 基于这种观点，在2003年9月“第八届国际诗人笔会”珠海诗歌论坛上，当广州一位女诗人强调女性生理、心理、情感上的特点，强调女性诗歌在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都有别于男性，并呼吁男士们更多地关注、评论女性诗歌时，刘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当下文坛的真问题或曰更紧迫的问题是：女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塑造成为“人”，而不要因袭乃至迎合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女性定位——热衷于成为男权社会的“被看”。刘虹这几年还反复强调：一生反抗“被看”意识，是成为真正的现代女诗人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刘虹对那种给诗涂口红、穿露脐装，甚至涂上经血的所谓“女性意识”更是不屑与为谋。这样，刘虹是占据了一个诗写理论的高地，但这个高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大潮的包围、冲击下，周边已出现许多流失；而站在这个高地上的刘虹不免显得茕茕孑立，形单影只。 刘虹的“精神的洁癖”的极致是她对爱情的真谛的坚守；作为反面，是对情场变商场、真爱缺席的愤激和悲哀。这是她多年诗写的一个核心主题。早在写于1987年8月《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的早期代表作《向大海》一诗中，刘虹就已经淋漓尽致地抒发她对理想对象的追寻、张扬她理想主义的爱情观了。值得注意的是，她当时就已经有了预感，这种理想境界决不容易达到，甚至不能确定：这是“你我共有的高贵，抑或悲哀”；而假如这种理想境界无法达到的话，“将是我一生的——惨败！……”。在诗中，甚至出现这些不祥的哀叹：“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爱”；“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显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灾难，藏在刘虹灵魂深处；而人性中永远无法完全彻底摆脱的动物性，便是制造这种灾难的罪魁祸首。当我看了刘虹写于2004年3月题为《找对象》的关于爱情哲理的随笔后，我就对她说：“犹如彻底的人道主义只有在文学艺术中才能实现，完全理想主义的爱情在生活中很难找到。你起码早生了三百年。” 如论者所言，“刘虹像赴深渊一样献身于爱情，献身于诗，又写出深渊一样的女人，深渊一样的诗，使她的诗成为爱情的绝唱，也成为女人的绝唱。”类似下面的雄论也是正确的：越是理想主义者，越是在灵魂深处潜藏着悲哀，也正是在悲哀的生存境况中，才使得理想主义更加光彩夺目。但听听刘虹自己的诉说吧： 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写作姿态其实是……绝望。或者说，是害怕面对绝望。我曾随手记下一个词：绝境书写——书写绝境。而这倒反而比十年前平心静气和得多，从容得多，因为不再期待前方真有什么在等着你了。好像接受了自己的宿命。其实，我的诗全是蘸着自己的生命之痛写的。是的，痛苦是我诗歌的源泉…… 六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当我读到《致乳房》一诗的这个结句，我震悚了。这好像是刘虹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这好像是刘虹对自己命运的极具象征意义的预言！ 或者这就是刘虹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刘虹的命运似乎带有悲剧性，这是她秉持的理想主义在当下语境所难以逃脱的宿命。她将来终有一天到了谢幕的时候，只是，谢幕之后，必定在中国诗写历史上被重新打开…… 写于2003年。此文曾发表于2005年第3期《中外诗歌研究》（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期刊）；收入《依旧听风听雨眠》（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一卷：2006年12月台湾出版）；提交第九届国际诗人笔会。 […]
2025年4月2日詩歌作者简介 刘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媒体主任编辑。生长于北京军队大院，文革后期曾随父母发配到过新疆。1982年大学毕业先后供职于政府政策研究室、大学和新闻媒体。 1976年底始在国家级报刊《诗刊》发表作品，迄今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近2000篇作品（其中含《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发表数十篇,有些作品因内容敏感而用了多个笔名）； 已公开出版6部诗集1部文集，以及5部自印诗图集。诗集曾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首届香港龙文化金奖、第三届深圳青年文学奖、《诗刊》年度优秀诗集奖等。单篇作品曾获《人民文学》《诗刋》《中国作家》《星星》“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等全国性大赛和征文20余个奖项；百余篇次的作品入选各种重要选本。 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2009年在北京举办了刘虹新书发布及作品研讨会。2007年入选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库。曾任深圳新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散文诗学会深圳分会副主席；目前担任国内大型新闻资讯平台冯站长之家“一日一诗”栏目副主编。现居深圳。   《向 大 海》 面对你，所有不真实的都仿佛存在。 夕阳自焚的气息自深渊弥漫你柔滑的掌上耸动一个粗野的世界断裂之光劈开一片片跑马场月亮在我狂欢的发梢备下金鞍待一声口令，自宇宙之外倾听你深沉的叹息像倾听英雄的独白 而我此时，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这一刻，上苍疏忽了某个传统安排也许我指尖走漏过一叶白帆的潇洒而信念恪守于高高把位淌低音弦上你嘶吼的男性血和你礁渚郁结的深重苦难这使我顿感卑微从此缄口，静如一条偈语 从此我满怀莫名的心酸：不似江河你没有分支或歧路作为排泄也不随手涂些沟沟汊汊的调情小令不企望青苔的传说顾盼于两岸诱你流连在深谙世事的掌纹种植绝世孤独狂蹈于飓风之上又执著于一点：除朝圣之路你无从挥霍那因抑郁而勃奋的剽悍之体，但不苟且你因此成为精血充盈的男人成为东方的性征——一页补白 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当船舶的犁尖与雷电之鞭轮番在你肌肤上纵横书写暴虐当午后阳光扼你声带成史诗的碎片和那从陌路涌来的惯于膜拜的面孔都被你一次性曝光——以不动声色的一瞥你不羁的自由，是对纤绳的拒绝 于是，我得以从全方位包抄而来被波涛托举为开花的时辰渲染葬礼在我辉煌的伤口敷你咸味的体贴在死亡之上，部署切肤之痛的——爱！ 我因而成为最蛮傲的情人用凋落的泪光踩响格律横贯多变奏主题，我飘逸如云又时时为你雄浑的幽思所注满驭饕餮之谷抖野性的缰绳跨越整世纪情感的断层——我只臣服于你的麾下，以女王临渊的姿态 此刻，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有谁知道，你的浩瀚只是我灵魂的一次宣泄一行诗的剪影一句箴言我们是天生的不肖之徒据守阴阳两极不忍，却又只能拒绝陆地的挽留正如你以博大的沉默拒绝人类语言命运将我封闭为一座礁石却被你永恒的骚动宣布为另一种浪花：每一次扑向你，都是向你诀别 那么，把我剥光于你容纳的目光吧在晚霞不屑于披露天空的时刻我恰如裸体的精灵，丰腴的美人鱼以细润小手把幸福抚得粗糙难辨曾在嶙峋的浪峰宣誓反抗又于谷底隐忍了一切——这是你我共有的高贵，抑或悲哀？ 是的，我只能作为一个女人和你对视当风暴撩起你旺盛的情欲如潮涌来以岸之臂高扬雄性的召抚我颤栗着，以空前的驯顺卧成从不爽约的沙滩把莹洁之躯展开为情书的段落我青春的线条如月光滑翔被你细细认读，或是节选。之后又全部注入我的细节而你此后将成为痴迷的浪游者毕生行吟于我繁枝虬结的血管惟你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将是我一生的——惨败！…… 哦，大海！我作为女人和你对视面对你，所有真实的都不复存在了呵！ （写于1987年8月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秦皇岛海边） 《致 乳 房》 一 我替你签了字。一场杀戮开始前的优雅程序。 你恣肆得一直令我骄傲，可里面充塞着到底几处是阴谋，几处是爱情你为阴谋殉葬仍然可怜人类：从现在起生还是死，对于你已不再成为问题 也许爱情已虚幻得尘埃落定，你才绝尘而去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你和我一样信奉理想主义 你旖旎而来的路上有太多风光但谁又敢夸口景色？人人一睁眼就摄入心底并使英雄雄起又跪倒，口中喃喃婴语的——是谁？ 这个女人的夜晚，我送行女人的美丽。 二 都说你是美在夜晚的修辞，你白天的修辞是乳罩你是史诗是大咏叹，与这小家子气的浮夸关系紧张你有你的硬道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善于退居一隅安贫乐道，谢绝调情小令叩访不经意间，你撞瘸了多少慌乱的目光 你只为悦己容，对白璧无瑕的事物保持自恋和景仰 明天，手术刀将为你作最后一次修辞——先是删繁就简，索璧留瑕，且拒绝夸张让激情卧成伏笔，痛感打通通感伤痕从暗喻走向白描，让尖叫的思想俯身于跌宕 然后，让女人与骄傲反讽——挺起谦虚的胸膛 三 都恭维你像月亮，不逢十五也能集合温馨、柔润、圆满……等等粉饰太平的意象谁知道漫漫长夜你自给自足，也是自焚自戕 何况走过今夜，你将永远定格在残缺上 让我用倒计时，丈量你最后的丰足和爱情肤浅的泪里，你脱水的形象 不要告诉我，月亮从来是情感天空的一块伤疤不要告诉我，我是疤痕体质，像这个国家 而你是历史，终要把心底的创伤移民到皮肤上且保留双重国籍，以便在哪儿都有疼的义务 从此，面对贪婪的世界敞开你硌手的安详 四 都把你当醉人的一杯，注满阳光月光和泪水即使摔碎，也躲不开自己的光辉 盈满或是空亏，永远在提示生活的渴意五千年政策倾斜，以极尽悬赏或垂怜的姿态，一次次慨然倾尽自己 在索取与给予之间，有过什么样的落差怂恿杯中水位，等待一声心跳从悬崖启程为赶在情欲到达之前，作一次真正的倾倒等待梦中那双虔诚的手，把盏你的盈溢…… 有奶就是娘的年代你仍决定等下去，并以空得心满意足的样子，等待命运的  一次失手 五 都说黄河自你而来　长江自你而来有关高度被低处的挥霍　歌里没说明白 在语言竞相虚胖的时候　只有你把塌瘪当归宿 对于许多人包括男人　你是图腾是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审美叙事　也是功用是家常是一生的外向型事业　和不绝如缕的下流之歌是被榨取被亵渎也奈何不了的　慷慨 一个词因而借你还魂　今夜之后哪个词还能挺身而出　在你交出的位置号称——母亲？在小路趔趄扑往家园的方向　虚位以待？ 你在刀刃上谢幕　又将在我的诗中被重新打开…… （写于2003年3月8日乳腺手术前夜） 《打工的名字》 A．本名    民工小名    打工仔／妹学名    进城务工者别名    三无人员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昵称    农民兄弟俗称    乡巴佬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  公民家族封号    主人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B.打工的从名字中接生自己，从泥土深处摇曳而出。一棵草，举着风中的处境与一坡拔出泥的兄弟，赶往被命名的路上传说中的兴奋和远方，把他们提前充满 他以抓阄躲避命运，小小心愿一藏再藏不知道将为怎样的手所倾注他用俯身来仰望，从忍不住的汗滴里看到一天的蓝，不是为自己摇晃 进入城市的赌局，赌注就是自身名字是惟一的本钱。扣留，抵押，没收所有防范和惩罚都离不开交出身份证打工的惶惶如丧名之犬，作为名字的人质他时常感到，名字对自己的敲诈 他是被拖欠工资，又被拖欠名字的人…… C．打工的名字像成年期拐不回来的儿歌在语词上响亮，在语法里暧昧 它作复数，被称作人民君临于许多报告，属于客串性质它作单数，就自称老乡穿过城市的冷与硬，以便互相认领 它发高烧打摆子都在媒体高兴时，被摆在“维权”的前面作状语生气时，又成了“严管整治”的宾语过年最露脸，在标题上与市长联合作了一天主语 此外，它总是和鱼建立借代关系——车厢里的沙丁鱼，老板嘴边的炒鱿鱼信访办缘木求鱼，医疗社保的漏网之鱼还有美梦中总想翻生的咸鱼…… 它在外科截肢内科祛毒急诊清创妇科打胎常常被写成简化字异体字和丢了偏旁部首的错字使它在病历内外都摇摇晃晃站不稳 D．打工的名字被烈日和冰雪轮番擦拭来不及过渡频频错位的表情 它湿得拧出水，年初民工潮弄湿大半张地图年尾挤胀邮局的汇款，是它干燥的一种方式它平时不干不湿，像一块来自冷泪的玻璃清清醒醒地，隔开别人的风景 它顽强地浪漫过，把“打工诗人”的雅号插活在《诗刊》，光长花朵不长饭它也曾铤而走险号称亡命之徒，不过是把自己扔下楼顶，为讨讨不回的工钱 它在新闻热线的投诉名，是屡遭侵权者而“严打”的枪口，曾把它圈入预备役罪犯是居委会不屑造册的——暂住人口是城管办早就瞄准的——脏差乱 你在他乡还好吗？常回家看看……打工的名字挤在电台点歌节目里互相取暖 E．此刻，打工的名字好奇地从这首诗里往外看天还是这样蓝，水还在照样转只是各色人物的名字与时俱进有了改变——先富起来的，精英或高端的，领子白的经济犯罪或政治腐败的……最后还有性服务工作的，都在小康花名册上堂皇就坐 打工的名字，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惭 它决定对内作一次机构精简，首先去掉那些好听但没用过的学名尊称和封号重新起用曾用名，至于临时户口名悄悄地暂时别报，当务之急是把讨厌的时髦称呼n次方再乘以负数，算算最后值是梁山泊还是梁山伯——哦，如果所有伤心都能化蛹为蝶…… 打工的，在改名字之前做着最后的盘点。 （写于2003年3月） 《螺帽与螺钉》 早先螺帽与螺钉互相吸引它们对抗——对抗得严丝合缝事情如果结束在诗歌之前彼此就不会成为对方的漏洞或把柄 螺帽总想献身给惟一的螺钉螺钉窃喜却又怕对不起自己的耐力希望被多多笑纳而非独占它不明白螺帽为何要如此纠缠 螺钉属于科学叙事和工具理性它享受具体和具体的一次次否定螺帽显然空灵一些耽于美感叙事它用空间做梦用时间破碎 老了的螺钉怀一腔雄性的委屈还有多少未刺探的空虚未直奔的主题老了的螺帽笑自己是个圈套漏掉的是日子套住的是自己…… （写于2002年3月） 《沙 发》 它就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夕照里，更妩媚了它穿着真皮的微笑它谦恭迎纳的姿态使事物坚硬的一端顿时服软它曾是客座并客串一个中国式的家庭天伦之乐的部分尽管，从不许它站起来 它长久地邀约、等待被要求的温柔与端庄，只有向自己的内部一再逼取它坦然引领压迫，引渡强权对软硬不吃，应对以大开大阖的弹性，对施虐迎合以受虐并乐于被夸赞为——体贴乐于被沧桑人世勒索为女性胸怀 但你不能说它形而下的负重是忍辱，你也不能断定与穿着礼服的下半身们不断摩擦又不断勾结，它产生的是灵感还是快感柔若无骨，是主人对它的另一项夸赞 一个进进出出的家里，只有它拥有最稳固的位置：介于餐桌与床笫之间，母亲与情人之间。饱暖思完淫欲另有一处怀抱，让男人撒欢又能撒野 你想像不出，无论豪宅还是陋室少了它的明确位置，暧昧身份谁将与惰性调情陪春心落寞，谁将以柔克刚，承受生命之轻和无聊之重，每个夜晚谁为电视剧捧出收视率，以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强韧理由 由于它的铺垫，使冷硬难耐的生活再次下降底线。它解构了硬同时解构一切决绝与高度让自由落体在触地的一刹丧失呐喊却令暴力君临时弹起更高的麻木，以对世界的半推半就随遇而安，阐释阴性的东方哲学在站立和倒下之间，它让人模棱两可，中庸，苟且以便依仗坐在怀里的幻觉与自己和解…… 缺钙的脊骨需要托靠羸弱的雄心需要温馨摇篮这个顶着洋名字的中国女人必须在命运绷紧了的皮笑肉不笑上把自身的曲线竭力驱赶要隆起更多的柔软去碰硬于挤压困窘中，亮出自己的丰乳肥臀，在所有的厅堂跪成一排！ 此时，它像所有女人一样害怕孤独，以致所有的摆布对于它都像是……正中下怀它甚至怯怯地问——这，正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吗？ （写于2004年3月） 《怀旧音乐会》 大幕拉开，猛然窜出那个红彤彤的高音年代我慌忙捡一个弱音落座试着掏出，40年前的旧情怀 这些欢乐的鼓感恩的弦，和退休的硝烟，向着太阳涕泪交流地表白这些真诚编织的神话，梦话和谎话——我们成长期的奶！营养了几代人永远处于儿童时代…… 掌声久久站立，撑住大幕落不下来我看到我周围的观众和我自己，有久违的潮湿爬出眼眶陌生，又亲切，仿佛要用曾经的豪迈与轻信，拽住如今这个什么都不信的世界 （写于2005年10月） 《在鲁迅故里》 我在黄昏靠近先生的故居。真的猛士个性出鞘之处，一声呐喊的由来……而族群仍在铁屋里徘徊几千年如一日，苦难仍在寻找他呼啸的笔尖—— 自由意志！张扬与抵抗！可更多的灵魂在丧乱中沦陷。乌篷船列队驶过故乡缓慢的脸……听说闰土进城打工阿Q当上网警，孔乙己在咸亨书院讲授假肢上的犬儒学—— 惟子君出走再无消息。又听说狂人被以日记证明搧颠罪，当然难为了宪法和庭辩……我选择在黄昏靠岸为从头穿越先生的目光和目光挑破的长夜一一以认领我的精神籍贯。 （2008、4、27于绍兴） 《回望新疆》 多么缓慢：一粒石子和一群石子在戈壁上走了一万年。雪峰的凝思驻留于远古退却的总是地平线。这一切使我的到来成为必然 风吹草低，太阳在早晨的边缘纵情一跃热瓦甫的急弦上，紫葡萄泪光一闪——多么迅疾西部谣曲中，谁能不俯下傲慢的双肩 从此，我的诗收敛无辜风情，不再卖弄从此，我的眼在不毛之地，也能处处惊艳回望新疆，有多少陡峭，就有多少灵感…… （写于2006年10月） 《喜 欢》 我喜欢独处，在书籍里兀自沉醉与那些高尚的人对话也喜欢春天和二三知己踏青郊野喜欢一荤一素半碗饭就知足的胃口较之物质欲望我更喜欢精神饕餮喜欢在床头备着纸笔捕捉灵感和思考碎片，为此偶尔喜欢上失眠当缪斯引领我俯向沉默的大地同时也诱我喜欢仰望永恒的星空我因而厌恶高音喇叭，喜欢低音琴弦上凝重的倾诉和倔强的起飞在我的履历中，喜欢北京给我的视野也感谢大西北的风沙打磨出我的脊梁喜欢男声四重唱，喜欢抽象画里隐秘的形而上。还喜欢草原歌曲它让我对人生愈益深情且旷达曾经喜欢数学、哲学，神秘又高邈现在喜欢逻辑学，更犀利地戳穿谎言不好意思: 我还喜欢荣膺不喜欢的人的眼中钉，同时被喜欢过的人卡成喉中刺且深入且浅出，以免轻薄爱与恨……当世道沉沦，我喜欢患精神洁癖的人当凛冬突至，我喜欢风雪中的抱薪者愿努力追随，并献上我的敬意 最后，为了写诗，我喜欢某些不如意的经历甚至喜欢上创伤，以便葆有最新鲜的——痛感！只为配得上这伤痕累累的土地。 （写于2021年11月） 《说 小》 曾经指向可爱的事物——娇小，幼小，小巧，发小，小不点儿小得玲珑，天真无邪，令人怜惜如今更多的时候却令人侧目——卑小，屑小，宵小，小心机，小报告另有小品，小说，小时代……恶俗加小家子气地：小。小成了——小人。小得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小得令法令也不敢小觑。只见它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小着，一览众山地小着戴上红袖箍更是恣意妄为地小！告密，监控，文革式围攻小粉红地小；拒绝思考拒绝长大类人孩地小。小到不可方物直接乜睨大——尊大，浩大，远大，大方，大气，大不吝统统死在这个鼓励小的年代 小是小的通行证大是大的墓志铭 小对人的围追堵截只需略施小计：跪舔时行苦肉计，群争时使离间计藏疫情真相时有掩耳到零计或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计战争制裁表决亮出弃权计或明修……暗度……计打左灯挂倒挡施初心计，权斗则用反腐计。连学历也能小试身手一一小博连读，官员博士遍地。36计大大不够用了，只好让人们撸起袖子大力创造：小——女人傍大款急于做小男人更是折了脊梁小成了侏儒当官的比着养小蜜，小蜜在床上较量较量着，就小成了负数蚁民们也竞相缩没了尊严小成0一一啊，Q也行！为讨得小恩小惠小钱小利不惜阉了命根阳痿得再也养不出江洋大盗，而只配小偷小摸。终于全体江山小到了最高境界：做权力的小妾；终于实现了大国自古以来的宏伟理想：跪在皇帝脚下，自称——小的。 （写于20220117-20240131改） 《敏感词》 一切都在麻木口味，眼神，痛感一切都在装睡是非，善恶，真相连谎言的狂欢也穷词少韵瘦成了瘪三不知羞耻的年代除了激活且耽于物欲，贪欲口腹之欲，尚余一事比性欲，还敏感 惊得汉语从五千年前仓皇赶来——数典忘祖？改良创新？或，正下一盘大棋——别字、错字、拼音字拆字、白字、谐音字，更有×××、口口口、- – /……哈哈——千古奇观！悠悠古国的又一特色令秦暴君焚书坑儒、明茶肆莫谈国事、清朝野文字冤狱所有文化蹂躏者都自叹弗如令祖先捂上蒙羞的脸令华夏文明已认不出自己的……人模狗样 那些将母语逼良为娼的那些在网络里蹲守告密的那些神经质到——心虚的或因心虚才神经质才格外敏感的正逼出更多汉字的碎尸让能用的字能说的话越来越少把半部汉语词典打入黑牢让人话与日俱增地被灭掉官话舔话大话谎话鬼话漫天逍遥 此刻，我这首小诗也许又把某根过敏的神经绊倒哦，网络背后蒙面的宵小请高抬贵手，允许我用待脱敏的汉语，与你调笑…… （20211105-20240827改） 《中药罐》 材质、款式，都没变病，也没变和惰性的日子一样仍在万历15年 一切就位，扶正祛邪的必要条件一一心中是热的，血压是高的气是不打一处来的嘴小也是要呼号的沸腾时，越发像革命点火，当是充分条件 为经得起熬煎，需要密封，确保泡沫紧围核心内循环。药方仍是祖上的壮阳+滋阴，儒+法配伍，秘而不宣 重要的是火候要慢有拿捏感。草药如草民被反复萃取，敲骨吸髓时间，被温吞地耐力训练百年之大变局磨蹭在百年之前最终，药引和药渣都烂在肚子里……事儿还没完一一它吐出的苦汁营养了人民的苦，它要做出土文物，千古一帝哦不一一千古一罐 一一历朝，历代。 （写于2023年8月） 《自首书》 你在看深渊时，反被深渊盯住悬崖兀立，才显出悲情的高度 以为诗可抒大地低处的呻吟以为振翅就能划破封冻的天空 坠落即流星喷起即岩浆：殉道必有回声……你以为的皆未发生 那些经你的眼光诞生的人又经你更深情的注目，夭折 狠狠心，没有什么非得作牵绊也没有什么值得你目送，和绝望 你早已是故乡的他乡人与乡音失联，错过了青春风情 将错就错或将计就计地：爱着情到深处，惟有死亡不忍辜负 ——它静默中的燃烧。是时候了天已黑透。这是投名状更是自首书 （写于2023年2月） 《马头琴》 忽然慢下来。黄昏、晚风和夕阳红尘外，心事低迴婉转又旷远悠扬 ——月光下的酒神！令人生宽广却在两根弦上醉倒，莫名地忧伤 晚霞抽出丝丝缕缕的痛，羁绊万马奔腾的心，惟有梦莺飞草长 远古无端走来，泪水无端盈眶长跪音符里，只为认领最柔软的坚强 安静，仿佛也慢下来，适闻天籁星空深邃如无字真经，天堂在上 就这样，独与天地之精神来往看长调起伏草原的胸脯，和体香 因安静而深情的事物又因深情而心旌摇荡 听它提琴的缠绵，听它二胡的凄凉更有独奏孤绝，一把琴辟一方疆场 这一刻，往事纷纷如暮鸦归案紫苜蓿收网马蹄声，野葵收网金黄 琴声，收网故乡—— （写于2023年3月） […]
2025年3月25日詩歌 / 评论何与怀 2018年7月18日完稿于悉尼 第一节：她曾经以现代意识小说打动澳华文坛 上世纪的1998年，悉尼文坛出现一本小说集，书名甚为悲催：“她们没有爱情”，这是悉尼九位女作家的作品。之前三年，还有另一本书，是杂文集，书名也很抢人眼球：“悉尼八怪”，出于八位男作家之手。于是，就有“九妖八怪”之说，当然这不过是戏谑而已。 本文评论的对象西贝女士是《她们没有爱情》的一位作者，书中有她三篇作品：《愤怒的蜥蜴》《一支桃花》和《美的终结》。其中，《愤怒的蜥蜴》曾获台湾《中央日报》世界华人小说佳作奖，并入选中国大学教材《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ｐ323－326）。当年，澳华小说常要处理的主题是中国留澳学生移民家庭中的情感冲突甚至婚姻破裂，西贝小说也不例外。《愤怒的蜥蜴》描写一对夫妻，叫林英的妻子已经适应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但比妻子晚了几年来澳定居的丈夫卢平却无法改变自己，只好退缩到自己的幻想世界，有如神智失常。小说一开头就让人感到什么不祥之兆： 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是人类，卢平不由长舒了一口气，但是想起梦里的蜥蜴，又不免感到似乎若有所失。 故事这样结尾──一个悲剧的暗示： 林英回来得越来越晚，每天刻意地换着时装，用起浓烈的香水。卢平早晚还是一个人蹲在后院，用那把生锈的斧子，一下接一下地砍着地上的树桩。丽丽（家里的小猫——引者注）睁着一只碧绿的独眼远远地盯着他。 西贝小说数量不多，但都出手不凡，读来感觉很有灵性，那种细腻而又丰富的感情色彩与冷静而又深沉的理性品格常能恰到好处地融合一起。她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别在于她有意突破传统的现代意识。萧虹为《她们没有爱情》作的序中谈到西贝，这样说：“她的《愤怒的蜥蜴》令人想起卡夫卡《蜕变》。”甚至还发出她是否是学西方文学的疑问。 西贝却非西方文学专业出身，她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专业是数学、电脑软件程序设计，并以此为生。当年，人们都认为西贝在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她也没有继续以这类作品在澳华文坛亮相，甚至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似乎不见了踪影。幸好，在2015年，她出其不意拿出了一部诗稿。这部称之为《静守百年》的诗稿马上获得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青睐。基金评审委员会作了如下评语：“《静守百年》，让诗歌重回自然，重回美好纯净。含蓄，有丰富的诗味，且蕴藏哲理。”2016年4月，西贝诗集由位于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书店以及亚马逊、当当网、京东网发行出售，得到广泛的好评。 原来，在文学方面，西贝最喜欢的是诗。原来，在她几乎消失于澳华文坛的那些时日里，她继续写了许多诗篇，而且很多都是意象新奇意境深刻的可圈可点的佳作。 第二节：西贝意象探讨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 或者，让我先谈谈西贝的诗论。 2017年10月28日，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作为第一次参加论坛的西贝，提交了一份在会上发言的论文，题目是“诗的多维空间和意象构造”。让她深感荣幸又出乎意外的是，本次论坛六十多篇论文中，她的论文立即被著名诗歌刊物《星星》选中发表在会后的11月期刊上。 西贝可以说从写诗开始一直对诗的意象表达感到特别兴趣。她认为，纵观诗歌史，流派各异形式各异，而诗的意象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今天，现代人的思想变得越来越细致复杂，依靠辞藻的平面抒情和描写，往往不再能唤起诗的共鸣，诗人往往需要探索自己内心的深处，把那些复杂得难以言说的感觉和体验，借助于意象，来间接地传达其多维的深层的蕴涵。比如从某个简单的物体、场景或过程出发，凝定在一些细节的呈现，微妙的关联能使读者在具体化的意象氛围中唤起个体的经验，从而在感悟和超验的空间里产生心灵的共振。 而怎样深化诗歌意象的探讨呢？俗语说，三句不离本行。西贝的诗论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在谈到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这个特征时，西贝使用数学的拓扑学（topology）的概念。她说，意象凝练的诗，可以超越文字的局限，沿着无限的时空之轴，从物象的层面出发，由微妙的心理逻辑向量牵引，走进超验的拓扑空间，并回归物象的本源。拓扑空间虽然属于数学范畴，但数学除了研究数量关系，更是研究模式的科学，对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有力的工具。拓扑学主要研究空间內连续变化下维持不变的性质。重要的拓扑性质包括连通性与紧致性。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比如拓扑学中的“莫比乌斯带”（Möbiusband），可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轻而易举地制作出来。它的特点就是正面和反面是相接的。在谈到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时，西贝又在数学解析几何中一个研究“纤维丛”（或“纤维束”，fiber bundle）分支得到灵感，引荐纤维丛来分析诗的意象丛。数学中的“纤维丛”空间，是用基空间与纤维的乘积空间来定义的。她做了个通俗的比喻：纤维丛可以直观地想象成泥土地上长满的杂草。那么泥土地是平原还是山坡？地面平坦还是凹凸？草叶平直还是卷曲？数学研究纤维丛的各种性质，并把纤维丛分为平庸和非平庸的，比如平面和圆柱面都是平庸的纤维丛。西贝发现，诗歌中的意象丛像极了数学里的纤维丛，意象丛的平庸与非平庸与数学的定义也几乎是一致的——如果诗中的意象丛充斥着规则的物象排列和单调的重复，必然导致诗的平庸。显而易见，平庸的意象丛千篇一律，只能令人感到乏味。但如果是非平庸的意象丛，诗的优胜立马突显。 当然，关于诗与数学，也有其他人有过相关的探讨。例如，1985年3月，在厦门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会议论辩之中，文学批评学者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会后他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上把论文发表了，标题是“文明的极地——诗与数学的统一”，该文当时颇具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文艺批评新方法热，林兴宅教授是开拓者之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林教授的“诗与数学的统一”的命题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当代数学大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丘成桐先生则曾经讲述数学与文学的共鸣。2015年12月，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时说，将一个问题或现象完美化，然后将完美化后的结果应用到新的数学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这是数学家的惯用手法，与文学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文学家用这种手法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罢了。在中国古代，很多传说都是凭想象力，根据已知知识夸大地描述很多无法证明的事情。文学家为了欣赏现象或者舒解情怀而夸大，而完美化，但数学家却为了了解现象而构建完美的背景，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近代数学家在数学不同的分支取得巨大的成果，与文学家的手段极为类似…… 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不过，必须指出，西贝的诗论不但提出饶有趣味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她是其诗论的富有成果的实践者。从浅层来说，数学专业出身且又在从事数学工作的她，写诗时会不经意便使用了数学术语。比如，在《静守百年》诗集里，《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真实被几何形式切割/折射着抽象的影子//颈状的瓶 花朵/是一些叠起的菱形”的句子；《秋千》中，有“把优美的弧线/抛向开花的树顶”、“欣喜 并不顾一切/在四维的春天/横冲直撞”的句子；《小白鼠》中，有“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术语；在《荧屏》中，有“按某种程序自成宇宙/用星星刻画黑暗”、“无穷个0和1 /永远也走不出的循环”的句子……等等。但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并不重要，一般诗人也会在诗中用上某些学科术语。然而，往深里看，无论在情感体验上还是在运思方式上，人们更发现西贝的诗作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第三节：“莫比乌斯带”：让意象走上无尽的循环之路 西贝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诗的莫比乌斯带”： 物象写在纸的表面/难言的真相隐在背面/两者截然相隔/有人戳破了纸/只窥视到一些碎片//但有一条诗的莫比乌斯带/让两者在不经意间相遇/在那里没有分隔的边界/沿物象的层面径直走下去/你能无限地趋近真理 西贝这首诗，把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特征描写得很清楚。的确，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但是，西贝指出，从表面的物象描述，到达隐在背后的超验的感悟，再回归到意象的本源及至更深一层的现实，循环往复间就仿佛是走在一条“莫比乌斯带”上，演示出富于意象的优秀诗歌能够把现实的物象空间和寓意的超验感悟空间奇妙地连接在一处。“莫比乌斯带”像数学无穷大的符号“∞”，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行走，他可以无限地走下去。西贝认为，拓扑的这些性质恰好也概括了现代诗歌意象的某些属性。 西贝这一首《玻璃中的女子》，就很具有显示诗歌意象纵深走向的“莫比乌斯带”特征： 玻璃中的女子/修长 身着华丽时装//优雅的手势/占据显著的位置/一个纤细的指尖折断了/露出石膏的白骨//玻璃中的女子/目光停在伤口上/她漠然的眼睛/因此  有了忧郁的光芒 2018年10月，西贝在悉尼大学校园里开会时所摄。 玻璃中这位“女子”的眼睛和她被折断的手指，两点之间的距离仿佛能让意象形成一条循环之路，就像是一条正面和反面相连相接的“莫比乌斯带”，正面是华丽优雅漠然死寂；反面则是刻骨的创伤所激发的鲜活的痛楚。此诗显然想通过对精美橱窗模特的表层描述，以一条无尽的循环之路让意象纵深地走下去，去展现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诗人的意思是：也许唯有从完美走到伤痕累累，才能从死走向不死，并在循环往复中闪烁最终的充满缺憾的生命之美。 西贝说，传统的写实诗作就像传统的绘画，画得越逼真水平才越高，但确切地说那该算作是技术的水平，而不是艺术的水平。而要把个人的体验升华到艺术的高度，往往需要打破传统的写实。比如毕加索画的《哭泣的女人》，那女人的脸扭曲错裂，我们看到的不是她哭泣的面孔，而是她内心象火山一样喷发的痛苦，画面爆发的强大能量冲击波深深地把人震撼，是传统的方式所无法企及的。西贝补充说，很多人对现代艺术充满质疑，因为的确有一些伪艺术家，以为把形体画得不成比例，把诗句写得荒诞，便可标新立异；即使有些名家经典，也会有败笔之作。事实上，每一首诗都是对诗人的心智、视野眼界、感悟力和文化沉淀以及经历储备等等特质的考核和验证。 第四节：传达内心的不可言说的悟：西贝在意意象丛非平庸性 关于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西贝非常在意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她这首《当轮到我们》是一个实践其诗论的例子： 当轮到我们/怎样去关闭/白色或黑色的盒子/怎样去留存/最好的隐秘的部分//最后一刻的完整酮体/竟然曾是如此冷漠/手持蓝色的玫瑰/白纸遮住脸//当轮到我们/怎样去打扫和退还/那些空旷的房间/一只蟋蟀/跳上月光的凉台//边缘之外  众说纷纭/桌椅被重新放置/灭掉最后一盏灯/空白的墙壁/回音  触到了/无边的  黑暗的丰腴 这是一首关于死亡的诗。每一个人最终必然要面对死亡，自己的或别人的。当轮到我们去面对失去生命的最亲的人，有很多悼念的诗歌写尽悲痛哭泣和缅怀。西贝这首诗试图用意象的丛生去填补死亡留在我们心底深不可测的空寂和茫然。很多情况，这些感受很难用词语来表述，所以她借助了众多的意象：白色或黑色的盒子、完整的酮体、蓝色玫瑰、白纸、空旷的房间、月光、蟋蟀、重新放置的桌椅、灭掉的灯、有形的墙壁和无形的黑暗。这些意象看上去或许并不相互关联，像一堆杂物或一堆杂草，但这些意象丛的杂物杂草全都带着自己特有的敏感脆弱的神经各自生长，并将永远伴随我们度过失去亲人之后的漫长荒芜的岁月。读了这首诗之后，你会深深感受到这种空寂茫然的意境，而且这个领悟会越来越难以磨灭。 澳洲画家、剧作家、诗人罗德尼·米尔盖特（Rodney Milgate）写过一首诗《莫那若的风景》。1996年，澳华文坛成型初期，悉尼英语作家协会的Robyn Ianssen（楊舜）联同在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王一燕编辑出版《纸上的脚印》（“Footprints On Paper”，Robyn Ianssen Productions），书中收了这首诗，它也是西贝选作营造非平庸的意象丛的很好的例子。这首诗译文如下： 我的是那些蓝桉树幽灵，脖颈瘦长，哑然无笑，/迎着晨风翘首睥睨，沿着库玛公路游荡。//我的是那些体肤绷紧的蝉，伏在傍晚黯赤的微光中，/切切鸣唱白骨般的声音，阵阵铜锣敲响大地。//我的是基调，向回忆倾斜，树梦见原罪的赭石，梦见人界的黑色。//我的曾是一支军队，拯救的直线沿距离和时间平行伸延，/当天空响起殷殷的钟声，便如创作意义者在布道，在畅饮蓝天。//我的是拔地而露的树根，将那些沉睡的树干心中半隐半裸的秘密扎围进沙穴。//我的将是太阳的吼叫，为一个孩子充满阳光的日子干杯；/灵魂欢呼时，茅棚便在脑中闪光，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 澳华画家范东旺作品《树》（丙烯画，90×90 cm） 在澳洲内陆行驶过的人都会对那烈日下无边的旷野、空寂的公路、高大的桉树留下无法忘怀的苍然冥冥之感。正如西贝指出，米尔盖特这首诗和他的现代绘画一样，诗中的意象丛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强有力地向各个方向伸出意象丛的触角：向着幽冥的宇宙、大地的白骨；向着原罪的赭石、人界的黑色；向着树根、沙穴、太阳的吼叫以及雨的手指。读着这首在涌动的激情中饱含历史沉思的诗，我们很自然地被它的意象煽动着，好像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了意象丛的基底，似乎每一颗汗毛都像纤维丛一样竖立起来。 显然，西贝很早就非常关注诗歌（包括英语诗歌）中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与诗歌寓意的纵深走向不同，诗的意象丛就像一片花草丛，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有自己的颜色，都是自己的终点，形成了多维的非平庸意象丛。意象的众多有时能够带来某种量变到质变的效应，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象生成的非平庸性。 诗学专家吕进教授认为：“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不可说’的无言的沉默。”（见他的《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一书）西贝说她对此深有体会。想要传达内心的这种不可言说的悟真是很难，而借助于诗的意象丛，横向铺展，往往能帮助诗人通过再现那些闪烁不定稍纵即逝的幻象最终来传达心头的感悟。 第五节：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哲理思考：西贝与高行健共鸣 《静守百年》中许多诗篇，就像这两首可作为西贝诗论范例的《玻璃中的女子》和《当轮到我们》，都非常洁净，纯粹，而且，要进入她要传达的心头感悟，读者似乎需要努力通过一堵墙——一堵在那里竖立着的抽象性的墙。的确，西贝诗作散发着来自数学的影响，抽象性把她的诗与数学拉在一起，进而西贝巧妙地将抽象的诗思化为意象，以其意象透露诗思。 那么，西贝诗作与空间艺术的绘画疏远吗？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自从18世纪德国美学家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他编著的《拉奥孔》（Laocoon： An Essay upon the Limits of Painting and Poetry，1766年出版）一书中论述了他关于“诗与画的界限”的观点，在西方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也为中国许多诗评家所接受。但是，虽然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诗画之间的异质性，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推倒“诗画本一律”的基本理论。具体涉及到西贝的诗作，以及下面要涉及的高行健的水墨画，莱辛提出的“画只宜描写，诗只宜叙述”的见解，就更是可疑了。 《静守百年》正文前，有七幅配诗画，为悉尼画家兼作家吴棣所创作。这为诗集作序的新加坡诗人学者陈剑先生注意到了。他在序中说，吴棣的插图恰到好处地烘托了西贝诗的意境。诗人和画家共同呈现的双重空间，既平行又交织，虚实结合，达到了语境和视觉完美互动的艺术高度。（见陈剑《静守百年》序，《叶尖水珠透析的生命》）而我，当然更感兴趣的是西贝作为诗人的配画诗。去年（2017年），西贝给我一组题为《水墨之境》的诗作，让我在《澳华新文苑》上发表，这组作品就是为高行健一组水墨画配诗。 对这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刘再复先生给以最高的评价。他说他发现高行健前后至少有四次了不起的“人文发现”：发现二十世纪的“现代蒙昧”、发现自我的地狱乃是更难冲破的地狱、发现“脆弱的人”，以及发现对立两极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第三空间（也可称作“第三地带”）（见刘再复，《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华文文学》2017年5期）。本文当然只能简略谈及高行健的绘画。而在这方面，刘再复也指出高行健找到一个前人未曾认识到的宽广领域，在抽象与具象之间，诉诸提示与暗示，提供了一派难以捉摸而极为丰富的内心影像。向来以黑白水墨作画的高行健，其笔触自有光和影在画中涌动，从其心灵最深处勾起，是模糊又难以言喻的身影与记忆。高行健本人，比较自己的文字，对其画作也有更高的自我评价。他在其论著《另一种美学》中这样说：“语言是自我藉以成就意识的工具。言辞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局限；表述明确的逻辑藉此得以产生，辩证与哲学也因此得以形成。绘画则是直呈内心所见(即心象)，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 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水墨画《奇景》（《Miracle》） 作为诗人，西贝非常赞赏高行健的“接棒继续上路”的水墨画。西贝在她的组诗《水墨之境》的前言中说：“高先生的朦胧与半朦胧的水墨色泽和光晕，留给我们广阔的空间于潜意识中去体味，然后那些不期而遇的感悟浮出心的水面。这样的感悟可遇而不可求，蕴含着瞬间一切的可能性，超越了智慧，带来无限的诗的遐思和沉浸。”又说：“高行健先生的水墨画总是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每幅画都像是一首诗。神秘的静寂与苍凉，无论抽象或具象，都以某种独特的韵律震撼心底，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澳华新文苑》811期，2017年9月30日）且看看西贝如何在“一种莫名的感动”下，把高行健一幅画译成一首诗。以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命名为《奇景》（《Miracle》）的一幅水墨画为例，西贝以这首也题为《奇景》的诗作表达她的解读——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 跟随一滴水/进入神的王国/古老的真理  秩序/永恒的气息降临//而她是否还能再变作女神？/乳汁里混合着爱与死//直接回到原始的山林/灵魂裸露着她的不幸和隐秘/天国最后的甘泉/凝固了光明和黑暗 高行健把作画当成物我两者的凈化。凈化结果油然而生孤独感。他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孤独就是其主旨与圭臬。两部小说的文字，把孤独感传达得非常出色。而他的绘画，则像他自己说的，“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在高行健2006年创作的《世界的尽头》（《The end of the world》）中，我们看到，即便画中的人不是单个而是复数，画里却没有“他们”，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孤独且要面对孤独的人。对于高行健来说，复数本质也许根本就不成立，在天地之间，在或坚实或悬浮之间，只有单数的个人才有可能成立和存在。这是何等的孤独！但这又何尝不是伟大的所在。西贝显然在心里产生高度的共鸣，虽然有点沉重。她告诉笔者，看过高行健的小说，比较而言还是高的画作给她的触动更深。“是高行健画中的孤独和虚幻感与我产生了很大共鸣。”（西贝给本文作者的电邮）西贝也和高行健一样，张扬孤独。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自述《看哪这人》中那篇《我为什么这样智慧》第八节说过：他整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盛赞孤独的酒后狂歌，或者，假如人们明白了他的意思的话，是一首赞美洁净的歌…… 的确，对他们而言，赞美“孤独”就是赞美“洁净”。而洁净正是西贝意象的本性。 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水墨画《双视图》（《Double View》） 人说高行健水墨画表现出了一位“怀疑者和洞察者”在文字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不断作哲学思考，作品具有不可排除的哲学层次。他的写意水墨画中，呈现的不仅仅是具象，呈现的是他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现状的形而上思考。西贝显然深深理解了。她说：“他（指高行健——引者）的绘画和他的文字一样冷静而深含寓意。他把人生的孤独和求索在黑白颜色的层次中透析升华，心灵的观照指向宇宙万物的奥秘，静谧中散发着禅宗色彩。禅悟本是非传达的，而高先生的画笔正是在高于理智近似幻化的空间中以心传心，仿佛能让人走回到天地混沌未开之始，去触摸宇宙万物的本源。”（澳华新文苑》811期）她为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双视图》（《Double View》）水墨画配了这样一首同题诗作： 或许梦就像一些窗口/最接近所谓的平行宇宙/双重的时空/一些迷路的形影/在不同的维度里穿行/各自卓越着  深邃  宁静//并相互叠加  纠缠/回到原始图腾古老的本原/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同的过去和未来/神话  瞬间再现/拨动死水深潭里的心弦 第六节：西贝意象与女性诗写：在细腻感触之上的有关完美与生命的悖论的哲理思考 《静守百年》分为五辑，《静寂》、《身世》、《风景》、《草木》这四辑是新诗作品，一共一百零三首；第五辑《古词新韵》则是基本上为2015年所作的七十五首古词。纵观整部诗集，不管新诗也好古典诗词也好，特别是古典诗词，不少作品，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阴气”，很容易看出是出于女性之手。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个局限。但对于一个作者，这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每个人都有局限。而且，我这里所说的“阴气”，绝非贬意，只不过说明一种特性；而且，这种特性，经常陪伴的是柔和、静好、美丽、委婉、温馨……诸如此类。基于此点，我不太喜欢西贝那首被吕进在他的序中作为重点高度称赞的《小白鼠》。这首诗描画小白鼠被解剖的过程：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受够折磨，流尽鲜血，变成了垃圾箱里的白色尸体。吕进当然说得对，“这种对于痛苦的小白鼠的悲悯情怀，来自女性的敏感和细腻”，但诗里现出的这种“细腻”，似乎有点让人不适。还有，诗中直接道出：“你蓦然想到/从痛苦中分离禅的过程“，也太露骨了，近乎推销，难以打动人。西贝诗写，似乎也不好像陈剑在他的序中说的“很具备所谓女性主义写作的意涵”。窃以为最好不要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归结西贝的诗作的特性，主要的一点是，女性主义异义太多因而异议也太多。 说了以上这些，我便要指出，读者可以发现，并会不由得发出赞叹，西贝在她许多诗里，把女性诗写推至到一个何等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境地。 从她一起步来说吧。在《草木》这辑，有一首《无花果熟了》，标明发表于1984年，可能是她的处女作，起码是她发轫时期的作品： 微雨 黄昏是昏黄的/在窗前我等候妈妈/窗台一颗紫色的无花果/无花果熟了//无花果 梦里也在长大/而她是太晚熟了/黄昏露出疲倦的微笑/妈妈  无花果是甜的吗？ 无花果“梦里也在长大”，诗中洋溢着对母爱的沉醉，似乎还让人感觉一种少女特有的淡淡的幽怨和愁绪。写作此诗那时，西贝是一位涉事未深的少女，但如许多论者所说，此诗却出奇地开始“成熟”了——以成熟的诗艺呈现晚熟少女的心境与动静，呈现一种优雅平静而且略带几分虚幻感的色彩氛围。她的诗歌正是在这种情感体验基础上营造出了一个充满幽闭色彩的个人世界。 之后，三十多年来，西贝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有了许多阅历，诗艺更加成熟了。前文所论述的《玻璃中的女子》，是1994年的作品，而199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其中一位撰稿者、文学评论家周可教授，就对此诗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这首诗借助于象征的巧妙，运用诗歌表现方式的超验性追求以及简洁明晰如同数学方程式一样的形式构架，对女性命运及女人自我身位作出哲理性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情绪性体认。诗中，西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将现代女性的命运聚焦在精美的橱窗模特身上来加以把握。大块的橱窗玻璃隔开了诗人与对象的距离，进而也阻碍了诗人的情感投入，因而也就在避免了诗人情绪化倾泻的同时强化了诗人远距离的“出位之思”。玻璃橱窗中女子的装束和姿态虽然华丽而优雅，但却掩盖不了其无生命的苍白和冷漠，而她如果想去争取获得自己的生命，那么她又将以牺牲美丽为代价。周可指出，在西贝笔下，美丽与生命竟以如此难以协调的悖论形式浓缩在女人身上，不仅显示了诗人对女性现代命运的深刻揭示，其内涵的抽象度几乎达到了一种寓言式的高度，同时也是诗人思维方式日趋形式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表现。正像有的哲学家所说，数学之美，美在抽象。而西贝的这首《玻璃中的女子》所呈现的美，恰恰具备了这一素质。 《静守百年》第二辑“身世”中，有一首题为《杯子》，也是西贝女性诗写的范例，这是诗的最后一节： 为什么你要触动/这最后的/脆弱的/完美容器？/把它放回到托盘上/看上去它完好如初 诗中，通过“杯子”这本来完美容器的破裂，暗示生命不堪一击的脆弱，而它在破裂的一刹那所发出的“轻微的声音”，则如同生命毁灭瞬间的叹息，或许，那张“托盘”，才是它的归宿。如周可所指出，无论是《玻璃中的女子》中那漂亮的橱窗模特还是《杯子》中托盘里精致的杯子，都是西贝感知女性现代命运的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具体形式，它们在西贝精神世界中出现并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以致于最终成了诗人进行女性自我定位的最佳坐标。凭借这一坐标，西贝在诗中对女性在现代生活中的尴尬处境——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共存——作了一次简洁抽象的提示。这里有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还有，西贝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西贝女性诗写的意象，显然充满在细腻感触之上的哲理思考。 西贝诗如其人，人如其诗。她为人低调、沉静、简约，还常带着少女般的羞涩。这成因恐怕超出数学专业训练，也许源自她个性中天生的谦卑，甚至如陈剑在他的序中说，还可能与她从小贫血多病有关。西贝在《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这样的自剖：“形体越来越令人羞愧，不祥的预言直达心底”，她希望能突破自己，从而“小心翼翼，想借强化的光线，穿透一条幽闭的通道”，然而，“穷极了所有的方式，难于启齿，永恒的谜团，而沉静、简约、淡到极致，构成一个温柔慰籍的空间”。 吕进在他的序中说得好，欣赏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就是在和一位富有教养的女诗人对话。在喧哗的世界里，她宁静地守护着自己的内心。她不拒绝对日常生活的表达，而是从表达里显示出，她从寻常的事物里寻找诗美的能力，寻找心灵的栖居地的能力。 第七节： “有我之境”抑或“无我之境”？西贝意象与中国传统诗论 西贝在意象上着力，她的诗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独特的意象，把我们带进一种奇妙的意境，让我们深刻感受她所达致的审美境界、精神境界。她的确善于营造意象，或者准确地说，那绝不是刻意营造，而是流自她内心深处的隐喻，是她自然而然的具体化了的感觉。意象能力是判断一位诗人高低文野的重要标尺，西贝的诗艺常常让人赞不绝口。 再试试赏析西贝另一首诗《雪》： 雪落在冬天的路上/多么喧哗的街道/行人和他们的孩子走来/雪僵硬了 凝成一片透明的冰//雪落在隆起的屋顶/多么温暖的房子/雪  融化为晶莹的泪/顺着屋檐滴落//雪落在荒凉的山野/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她静静地绽放/一片洁白的完美和遗忘 吕进教授为《静守百年》作序，其序的标题是“洁白的完美与遗忘”，就是取自西贝此诗的最后一句。他极其欣赏地说，这的确是雪，它落在路上，落在屋顶，落在荒野。但是，这更是诗歌世界的“雪”，它是泪滴，它能绽放。在“雪”的背后是诗人，一位女诗人对洁白的向往：“太阳照不到的”人生和世界的洁白。由《雪》及至西贝其他诗作，吕进觉得，无论写内心状态，写身世，写风景，还是写草木，西贝的运笔方式多是“现实的心灵化”。用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的话，她是在“以心击物”，所谓“击物”，就是以“心”去分解“物”和重组“物”：物因心变，变得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她笔下的世界就这样变成了她的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崭新世界，然后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的，使“物皆著我之色彩”。吕进认为：“以心观物，是西贝写诗的基本方式。”周可教授同样赞赏这首诗。他说，西贝在《雪》中呈现一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在繁荣喧闹的大街上会变得僵硬，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又将融化成水，只有在孤独寒冷的空旷原野，雪才成为雪，冰雪之美才会显得那么纯粹而清高。显然，在《雪》里，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 从《雪》的解读，可以进而议论一下“意象”、“意境”、“境界”这三个诗学和美学术语。在中国诗论上，这三者有许多讨论，也有些不同见解。 何与怀博士在西贝诗歌研讨会上发言。 一般认为，意象既指称作为名词的客观“物象”本身，又肯定意象是意中之象。或者如艾青在他的《诗论》中所说，意象就是“具体化了的感觉”。或者说，物象是客观存在，然而进入诗人的构思，经过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两方面加工，物象便成为意象。或者我们再加上一个概念：“语象”，视之为诗中存在世界的基本视象，包含物象，并包括物象以外的“象”，这样，意象是经过诗人构思由若干语象的陈述关系构成，其结构形态有主次式、辐射式、并列式等等。这样，意中之象，情景交融，由此构成一个包含着意蕴于自身的一个完整的感性世界；而意境，作为意象的总和，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意境是中国独有的一个诗学和美学术语。 关于“境界”，现在这一概念已成判断艺术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已成为一个有高度和深度的层级概念，被套进诗词画照音乐舞蹈戏剧小说甚至体育建筑多种门类，表达作品所达到的审美层次、精神层次。不少学者把“境界”和“意境”混为一谈，而我倾向认同更多学者的这个观点：这两个概念虽然的确有相通之处，但也需要加以区分。综合各论者观点简述之，“境界”可以和“意境”做以下的区分：从艺术范畴的界定上看，“境界”的本质是客观的“景”和主观的“情”两个元质构成，而且这两者都是“观”即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而“意境”强调“境生象外”（刘禹锡），“余味曲包”（刘勰）。从艺术理想的追求上看，“境界”主“真”，且带有浓厚的西方哲学中的“理念”色彩，实为“理念”的“真”；而“意境”主“美”，其基础是“天人合一”的东方生命意识，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积极的生命态度和超脱精神。从思维方式上侧重点上看，“境界”偏重于抽象到具体，是对理念的具体感性的呈现；“意境”则偏重于具体到抽象，是通过有限的具体的各种艺术要素来传达一种无限的抽象的宇宙意识。作为美学范畴，“意境”或“境界”都是一种情景交融而又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作为哲学范畴，“境界”则进而透示人生境界，其最高形态是一种诗意的存在方式。 总而论之，作为艺术审美符号的“意象”、作为艺术审美判断的“意境”，与作为生存价值判断的“境界”，三者之间是各自独立而又交叉融通的关系。 王国维的《〈人间词乙稿〉序》一文所体现的理论是“意境论”，主要流露出西方式的分析推理倾向。他的《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是“境界说”。王国维认为，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无法分解。他的境界说强调与情、景二要素相对的“观”，亦即心灵境界；文艺作品的境界只不过是诗人心灵境界的物态化，是艺术家对于心灵境界的一种肯定方式。王国维推崇“境界”，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他还认为，多数诗人只能创造“有我之境”，只有杰出的诗人才能创造“无我之境”。王国维推崇“无我之境”，表明他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境界。 作为《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王国维的“境界说”既是他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这部著作虽然继承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着重直觉感悟和经验描述的特色，但这是他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评论。从他这两种著作分析看，他的“境界说”是在其“意境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立足于中国传统，融合了西方理论观点，从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 那么，试问：西贝的《雪》所呈现的是王国维说的“有我之境”呢抑或“无我之境”？按前面吕进教授的分析，似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那么，相应而言，诗中应以情为主，多半是情语，感情外露、强烈，是“显我”，是物的“人化”即感情化，文学创造主体色彩浓厚，而对象主体“物”受到改造痕迹明显。但通读全诗，似乎又并非如此。此诗以景为主，大体是景语，感情冷淡、内蕴，是“隐我”，是人的“物化”，感情自然而然流露于物的如实描写中，文学创造主体色彩相对淡薄，外射于对象主体内容与自身意蕴和谐融合。这又似乎是“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全诗的基调绝非宏壮而是以优美见长。如此看来，西贝诗作意象所营造的意境以及所达致的境界很值得考究。 第八节：《悬浮液》：一个解读西贝意象的有趣的例子 为西贝《静守百年》写序的吕进教授和陈剑先生刚好是我敬重的两位朋友。一位是重庆西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该校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一位是新加坡著名学者、诗人与评论家、国际诗人笔会创会诗人与主席团成员。两位诗学造诣很深，不过我还想就他们在其序中都提到的西贝的一首诗再请教一下。这首诗是《悬浮液》： 悬浮液/细小的油珠/漂浮在水中//它们 永远/不会溶于水/任凭你怎样搅动//它们悬浮着 漠然/带着游离的孤独 陈剑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沿着铁道》的诗一起解读。他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只有长长的夕阳/把草的手臂伸向铁轨/让列车带上她的乡梦”，于是认为《悬浮液》也同样透露：“移民的生活有些艰辛，南十字星空下的乡愁是浓的”。吕进的笔墨更多。他觉得《悬浮液》很精彩。为何精彩？他说，诗在笔外，情在墨外。诗笔落墨的地方不一定是诗人想告诉你的，写的是悬浮液，实际上是在倾诉一种惆怅，倾诉一种游离的孤独。吕进也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无根的植物》的诗一起解读。他也是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美人鱼在海底不停地弹着琴/ 歌里歌外 漂泊的游魂/唱着叶落归根——”。于是，《悬浮液》让他得出这样的感觉：“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 很有意思的是，周可教授在他参与编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介绍澳华文学时也对西贝这首诗作过评论。他是把这首诗和西贝另外两首诗《杯子》和《雪》连在一起作出解读的。在《杯子》一诗，诗人从杯子坚硬的质感和细腻的触觉入手，象征性地写出了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但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周可认为，这也就是《悬浮液》一诗中所揭示的境界。毫无疑问，诗人所写的这种“悬浮”可以看成是一种拒绝同化的生命姿态，而从其“游离的孤独”状态中，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周可进而指出，《悬浮液》与前文论述过的《雪》中所表达的情感一样，西贝呈现的也是这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 我个人感觉，周可对《悬浮液》的解读，可能更接近西贝在她诗中以“悬浮液”这个意象所传达的意境和境界，这也是出于我对西贝个人气质思想的感觉。的确，《悬浮液》的境界大大高于世俗的一般异国乡愁。而且，请想一下，如果按照吕进所说，“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那这种命中注定绝对无法调解的乡愁以及在这种乡愁压抑下的生活也就太悲催了吧。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这些成了澳大利亚公民的华裔民众如何在这个新的家园生活下去啊？！ 还可以再议论一下。 何与怀博士与吕进教授、梁上泉先生（左），蒋登科教授（右）摄于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 注明写作日期是1992年5月的《悬浮液》是西贝刚刚移民澳洲第二年的作品。诗人来到这个说英语的西方世界，一下子有个适应的过程，在她一些诗中流露几许乡愁非常正常。不过，中国国内的人，最好不要想当然过分地夸大这种情绪，特别在当前“地球村”时空背景下。因此，吕进在他的序中说西贝的《无根的植物》这首诗不由使他“想起菲律宾诗人云鹤的名作《野生植物》”，也不由得使我生发一些微词。 “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华侨”（吕进把原诗中的“华侨”改为“游子”，可能笔误）——云鹤这首题为“野生植物”的诗，历来被称为“华侨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以“野生植物”这个意象象征“浪迹天涯、无所依归”因而可怜巴巴的华人，一直被中国许多诗评家反复称赞。但是，就整体来说，在今天这个意象并不准确，而且极其有害。世界各地华人生存状况，早就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时代，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会逐步养成全球眼光，做一个“世界村里的世界人”，抱持世界主义，抱持普世价值，使自己当下的生活更具有可信度，更具有充实感。还有，必须指出，“华侨”这个词绝非等同“华裔”或“华人”。而多少年来，甚至直到现在，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华侨”这个词却还是错误地甚至是故意错误地广泛使用来统称居住世界各地的华人，好像他们只不过是暂时在那里“寄居”但仍然是中国统治者管辖下的顺民，完全无视他们甚至已经好几代是所在国的既享受权利又力尽义务的公民。 吕进在序中进而把“文化全球化”称之为当下“一个流行很广的伪命题”，这就进入一个大问题了，这一发挥就更值得商榷了。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第九节：以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 歌德曾经下了断言：诗不可译。西贝也认为，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包括音乐绘画文学等，或许诗歌是最难穿越不同国度的。的确，所有译诗者都有共识：译诗之难几乎有如登天。不过，我在一篇题为《一个挑战》的文章中也同时指出，如果我们不作极端的要求，像歌德所说的“两种翻译的原则”那样——要不把外国作家移居中国，使他们变作中国人；要不自己跑到外国去，去适应该国的生活条件、语言音调和特性——那么，译诗是可能的，译得好也是可能的。我在一篇评论美国华裔诗人非马的文章中说过，比较而言，非马的极其重视意象的诗章可以比其他很多诗人的作品较少困难地翻译成另一国文字，他自己就把自己不少诗作非常精确并且传神地译成英文。同样，西贝的诗作也是这样。 事实上，西贝爱读英语诗歌，自己也很喜欢用英文写诗，有时亦在从事中英诗歌互译。早在1995年，她第一次写的双语诗发表在悉尼大学的《Collage 1995》期刊上；她有一首英文诗《Red Spider》曾获Australia Scribblers National Literary Competition 2013-Poetry诗歌佳作奖；她用英语写的文章曾被选入澳洲出版的英语书籍《Lu Xun and Australia》；她还曾把雷平阳的诗译成英文发表在《当代国际汉诗》2016年4月的期刊上。特别是，她的《静守百年》诗稿提交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时，原来连带还有英文诗稿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考虑国内读者范围，把英文部分去掉了。诗稿中有些诗她其实是先用英文写出，然后再译成中文，比如《帆影》等诗。希望《静守百年》能够尽快出版一个英文版本，我相信其他族人会欣赏的。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西贝把一些诗作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用以证明自己的诗观。其中一首诗，为一位澳大利亚希腊裔诗人尼克斯·诺米克斯（Nikos Nomikos）所写，收在他的诗集“Noted Transparencies”(《显著的透明》，trans by George Mouratidis ，Owl Publishing， 2016)，西贝中译如下： 今天，当美丽世界的庆典开始，/带着所有斑岩一样的心脏，/带着良好的愿望，他们呼唤我的名字，/用扩音器（好像我是个聋子）/他们向我展示旅途的行程，/快点，亲爱的兄弟，他们告诉我，/波丽妮娅正吹着口哨将带你上船。 西贝指出，诺米克斯这首诗，没有丝毫的奇语，甚至没有什么形容词，诗从希腊文被翻译成英文又被她译成中文，因为文字平易，多次转译也不会有质量的损失。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这首诗正是因为在诗人平易的文字后面，通过庆典这一通透的意象，传达了一种局外人与这个喧嚣世界相隔甚远的对孤寂的沉湎和迷惘。这也恰好表现了很多现代人常常怀有的对外部世界的陌生感以及置身于边缘生活中的游移与逃避的矛盾感触。西贝觉得，此诗的超现实主义很有感染力。她读过很多人的诗感慨遗世的孤独，对此都已感到麻木了，但这首小诗却深深地触动了她，甚至让她的眼中充满泪水。心灵的共鸣在物象和超验的多维空间产生，这就是诗歌意象的力量。诺米克斯诗集的名字“显著的透明”，也让西贝很喜欢。通透的意象，朴素真切来自心底去除辞藻包装的诗歌意象，能让地球上被不同语言和国界隔开的空间变得透明，能让诗本身的光芒在广阔的大地上穿行无阻。 西贝在谈到诗的“莫比乌斯带”时，也引用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一首题为《落雪》的诗作，此诗收在他的诗集英译版本《The Great Enigma》（《巨大的谜语》，trans by Robin Fulton.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一书中，西贝把它再转译成中文： 葬礼接踵而来/就像驶近城里时/那越来越多的交通灯//成千上万的人/看着地上长长的阴影//一座桥/慢慢地把自己架起/伸向苍穹 西贝说，这首诗有着多维的意象：雪、葬礼、交通灯、阴影、桥，看似各不相关，有人甚至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跳跃太大，费解，而翻译家罗伯特·布來在题为《半完成的天国》的序言里说得好：“我們之所以感触到他诗歌里阔大的空间，也许因为他每一首诗里的四、五个意象，都來自灵魂深处那些隔得远远的源头”；颁奖的瑞典学院也指出：“因为透过他那简练、透通的意象，我們以崭新的方式体验现实”。西贝完全同意。她觉得，正是这些多维的意象神秘地唤起我们有时是不自知的某种深处的感觉，精致的关联带来心灵隐秘知音的感动。她最为欣赏这位诗人的平静和客观，那种不带评判的观察其实是人类智力的一种极高的形式。他的这首诗就像题目中的雪一样地静和冷，对接踵而来的葬礼没有悲伤，也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意象的流动或跳跃，蕴含内在的知性，诗人以他纯粹个人的细微的体验映射出人类永恒的疑问，能让读者的联想向深处延伸。不同的人，可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唤起不同的感怀或共鸣。西贝进一步指出，跟随诗中一连串的意象，以及平实文字下流动的幽深的感觉，仿佛是被诗人引领着走在一条生死回旋之路，极像是走在“莫比乌斯带”上，从生的层面到死的层面，再到生死合一的层面，直觉和理性在这里不期而遇并得到完美的统一。 2018年9月，西贝在美国密苏里河边。 西贝成长于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不但包括新诗也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其精髓都融化在她的血液里。但同时，在澳洲生活多年的她，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诗歌意象，有着极其敏锐的领悟力。潜移默化中她兼收并蓄中、英诗歌的长处。例如，可以看出，西贝诗作，其意象的营造，具有西方诗歌象征主义的倾向。进而论之，对于生命的无常，命运的荒诞，西贝意象背后，往往藏着独特的哲理沉思和阐释并升华形成深层意念，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是深具“禅”的意味；而在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中，如陈剑所说，西贝应该受到尼采和艾略特的影响，并演化出自己对生命的禅悟。生死存亡可谓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象征主义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一个最佳实例。至于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对生死存亡更是这样阐释：“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 西贝的诗写及其探求之路，也许可以向我们证实：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表现人性以及人类共同抱持的普世价值的文化，包括对文学中的诗歌意象的感悟，是相通的——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西贝自己也说，富有蕴涵和寓意的诗，言之有物，是诗人选择意象的渠道来捧出自己的灵魂，而因为人类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感受是相通的，因此在翻译体中很少会有质量的流失。这样的诗既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超越了语言的隔膜，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声音。前文讨论非平庸意象丛时，引用了罗德尼·米尔盖特的《莫那若的风景》这首诗。西贝极其尊敬这位澳洲诗人。她在1996年《纸上的脚印》发布会上见过米尔盖特先生，他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高大沉静温和。2014年米尔盖特因心脏病去世，西贝看到消息时，在脑子里回旋着他的诗句：“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第十节：静守百年：怎样才能承受真相？ 2016年9月12日，南溟出版基金为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举行新书发布会。这是会后部分与会者合照（西贝前坐右四）。 很多阅读过西贝诗集的人都在想，西贝是怎样想到为她的诗集起名“静守百年”？整部诗集没有一首诗以此为题，不过，诗集第一辑“静寂”开首第一篇《白杨林》，诗的最后倒有被诗人选用来命名这本诗集的四个字——“静守百年”： 白杨  树干林立/压缩的空间/纵深的距离/那么多眼睛和嘴/阅尽一切 缄默无语/述说和请求的能力/转化为他们站立的方式/沉默  沿两个方向伸延/向上是炫目的光圈/向下是脚趾的探寻/穿透深不见底的黑暗/苍然静寂的森林/怎样才能承受真相？/破译的密码/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深深浅浅 静守百年 “静守百年”，让人有说不尽的联想，这个书名当然就是诗人对整部诗集一个精髓概括，可谓又美妙又准确。正如悉尼作家张劲帆在《品读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说，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西贝可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的生命定义为世界的冷静观察者，静静地守望，静静地冥想，静静地书写，诗集中的第一部分以“静寂”来命名，似乎也印证着这一点。 悉尼诗评家进生写了一篇《白杨林》读后感《怎样才能承受真相？》他说，被西贝诗句引导的想象，附着在白杨林的特质上，是展现人类精灵般的诗意与比拟。破译的密码，深深浅浅，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人生自然也得承受真相。破译人生的密码，又该写在哪里？有了白杨林的启迪，回答应该不难。 但是，要猛然一下子就读懂西贝的诗，有时真的却是很难，原因就在于西贝善于把握意象，使之跳跃，使之潜沉，交叉反复，就像数学演算一样深奥莫明。张劲帆在他的文章中说，西贝喜欢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起来，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去解读，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些读者可能会产生厌倦和疲劳。陈剑在他的序中也说，意象的阐释有时并不是十分好理解。如果不能从诗句中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有时真是不容易读懂那些诗。那些诗具有朦胧的意象而使之变得隐晦，反复读才能突然豁然贯通，然后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诗人的哲思。比如《面具》这首诗，既抽象又形象地描述了人的另一个面孔，那个面孔带着最初的爱和痛楚，带着惶恐和羞愧，有时会像幽灵一样走出来，唤醒生命中深藏的最温柔的隐痛。诗写得似乎深奥，但又何其奇妙： 一张苍白的石膏的脸/曾挂在壁橱后面/后来它被留在阁楼/再后来它被你遗忘//一个孤寂的黄昏/你恍惚看到/它在阁楼的门缝张望/一晃 就不见了//你走上阁楼/在突降的沉寂中/听到它低声说/不要开灯/不要驱赶我的阴影 《面具》插图（澳华画家吴棣作品） 话说回来，不管如何赞叹西贝意象如何纯净、简洁、含蓄、深刻，也不管如何感到她一些诗中意象如何费解，她的诗就是她的诗，是诗歌百花园中一种，就是那么一种，值得珍惜的一种。一方面，不应因为西贝的《静守百年》的成就，便把它彰显的自然、美好、纯净等品性看成“让诗歌重回”的唯一的方向；另一方面，不必要求她为了迎合读者而自行改变诗风，只希望她在自己风格上更上一层楼，使自己这独特的一种更加完美。而作为读者，欣赏西贝诗作，的确是需要一点文化准备的，甚至有文化也不一定成——至少你不能在繁忙杂乱的时候读，不能在心绪不宁的时候读。 走笔至此，我不由得想起西贝组诗《水墨之境》其中的一首她为高行健于2006年创作的水墨画《The End of the World》所配的诗作。她这首诗，题为《世界的尽头》，似乎让我顿时深生感悟： 在世界尽头的路上相逢/走向天地浑然的神性//而光阴  把我们/涂抹得面目全非/只有凭熟悉的痛苦/ 辨别你的身影//寂静  在全程闪耀/向同一方向移动  不约而同/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 是谁在把我们引领 也许，为了试探西贝诗意，我们也要静守百年？也许，也要在世界的尽头，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是谁在把我们引领？当然，我知道，此刻，我因极度欣赏而夸大其词了。 注：本文所引诗作及论述，除非另有注明，皆出于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4月）及她发表在中国诗刊《星星》2017年11月中旬刊上的论文。 […]
2024年11月22日小説作者：沈志敏 （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获奖作品 ）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街上没有几个行人，脚步匆匆，走向各自的去处。 有一个穿着旗袍的女青年闯入了这条街，就像一头惊恐迷路的小鹿，她没有去处，也没有方向。因为在几个小时前，她刚从巨福路的一处花园豪宅里出走。在大上海这个迷乱的城市里，她从这条马路走到那条街，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几十条马路，也许是半个上海滩。她的颈上是一条白色的围巾，腋下还夹着一本书，那本书也无法把她领向一个温暖该去的地方。 寒流袭来，冷风嗖嗖，梧桐树上已经见不到一片叶子，枯黄的树叶在地下打滚，在她的脚下围成了一团。天空中的白云一片凄凉惨淡，越来越黯淡，好像要下雨。不，已经有稀疏的雨滴，一滴一滴地从天上飘向大地，其中有一滴飘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和天上云色同样的苍白，大脑已处于半麻木的状态，不知道东南西北，更不知道应该再走向哪一条街？一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在她背后响起，惊动了她，她转过脸看见了一个穿邮递员制服的人就在自己身旁，那顶帽子下面，是一张年轻人的脸。他问她：“你在等人？”她摇摇头。他打量了她一下，又问，“你要去哪儿？”她轻声回答：“我也不知道。” 他推自行车要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因为有几滴雨也飘落在他的脸上，他对她说：“天要下雨了，你没有雨伞，应该躲躲雨。” “躲雨？”她的声音很无奈。 他说：“街对面的那间屋子，就是我的住处，你可以去躲一下雨。” 她看着他的脸问：“你说街对面的那间屋子？” 他回答：“是的，就是街对面的那间小屋。” 这时候一辆黄包车从街上飞奔而过，黄包车夫也不愿意在这种气候下拉客，想快点赶回家去。 没有几分钟，天色又增加了一层灰暗，雨滴子更密了，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了。她跟着他走过了那条七八公尺宽的街道，似乎是趟水过了一条小河，有点儿凉，也有点儿怕。 他用钥匙打开一把挂锁，推开门，“嘀嗒”一下拉亮屋里的电灯，那是一个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十几支光的小灯泡。她看清楚了，一间小的不能再小的屋子，大概只有六七个平方米。里面靠墙是一张木板床，床边是一张油漆剥落的木桌，木桌这边有一个熄了火的煤球炉子，煤球炉子上有一个被熏黑的铁锅。当他把那辆自行车推进屋里，两个人再也没有转身的余地。 他把门关上，插上门后的木头插销。她在他插门的时候，“啊”了一声。他转过脸说：“你放心吧，我不是坏人。”然后转过身来，几乎碰到她的身上，他说，“屋子太小了一点，你找个地方先坐下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找，除了床沿边上。在他说话的时候，她突然看清楚桌上有一尊小小的佛像，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一尊袒露着大肚子的笑眯眯的弥勒佛。她拉了一下旗袍，在床沿上坐下来。 这个秋夜特别冷，气候又下降了好几度，好像进入了冬天一般。木门后贴着旧报纸，冷 空气仍然能从破纸的缝隙间钻进来。秋雨绵绵，浇湿了墙上唯一的一扇小窗。两个人都能听到外面淅沥的雨声，和屋檐上掉落下来的滴水声。屋内的电灯已经关熄，但是桌上的小佛像前的一个酒盅里插着一支香，香已燃到一半，点滴火光在黑暗里闪烁，还有一缕清香漂浮在寒冷的空气中间。 她睡在那张木板床上，盖着他的被子。而他只能坐在床沿上，因为屋里没有一把椅子，他的头搁在桌上，两条胳膊当作枕头。他已经把所有能穿的衣服全穿在身上，两件外套，三条裤子和四双袜子，用来抵御深秋的寒冷，他将伏在这张桌子上熬过一个漫漫的寒夜。 他能感到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床板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因为同样的床板也延伸到他的臀下。他猜想在她身上肯定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睡觉前，他并没有问清楚她的情况。他去附近的老虎灶打来一瓶热水，他的邮件包里还有一块饼子，他和她分享了那块 被热水泡软了的饼子，然后他让出了自己的床。他也想到，孤男寡女在这间小屋里，她能对自己放心吗？他正襟危坐，尽量不动弹。倦意来临，他顾不到想这想那，他感到自己快要进入梦乡，那是脑袋搁在桌子上的梦。 他好像听到她在说话，“大哥，你冷吗？你把床和被子都让给了我。”他不清楚自己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他感觉到自己从额头下面抽出一只手来，那只手在她的被子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然后他也听到了自己的说话声音，“你安心睡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的一只手从被子里面伸出来，突然间，握住了他的那只手。就这样，两只手握了整整一夜。 七十多年前，我的外婆就在那间小屋里认识了我的外公，外公就是那个年轻的邮递员。 后来在那一小块玻璃窗上多出了一个“喜”字，小屋就成了外公和外婆的新房。再后来，糊报纸的墙上多了一张胖娃娃的年画，小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啼声，那个小孩就是我的母亲。 外婆早已学会了在门外生火点燃煤球炉子，然后把煤球炉子提进屋里，给这间小屋里增添几分温暖。外公一直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邮递员，那辆自行车已经锈迹斑斑。岁月如梭，中国大地上经过了一次次动荡，政权更迭。 当我舅舅出生的时候，邮电局给外公分配了一间较大的屋子。这间小屋因为实在太小，也没有被收去，仍然留在外公的名下，里面放点杂物之类。外公外婆也经常去那里看看。这个小屋的故事，已经从外婆嘴里传到我妈妈那儿，又传到了我们第三代。 记得我小时候，外婆还带我来过这个小屋，桌上的那尊小佛像还在。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少年的时候就问过外婆，认为出走挺好玩。 外婆笑笑，“你还太小，不懂。” 当我长大了一些，又问外婆：“一个大姑娘睡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小屋里，你不害怕吗？” 外婆说：“起初，我有点害怕，后来我看到了桌上的小佛像，就不害怕了。还有，你外公穿的是邮递员的服装，面相和善。”外婆说起过，待她最好的是她的乡下外婆。她的外婆信佛，每天要在观世音像前燃香。虽然这个小屋里的桌上是一尊弥勒佛像，她知道也是佛。佛和佛应该是相通的。 我就问她，观世音和弥勒佛是女是男的问题。外婆笑了，说：“是男是女不重要，普渡众生，众生有男有女。” 后来，中国大地上又经历了一场浩劫。外公因为在邮电局勤勤恳恳地干了几十年，已经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造反派揪斗他的时候，说他是三青团的特务，利用送邮件的身份传递特务情报。其推理是这样的，你一个小小的邮递员，资产阶级的大小姐怎么会嫁给你？外公说，外婆是自动送上门来的。那些人瞪大眼睛问，“凭什么？你就编吧，特务就是能编。” 外公和他们讲不清楚。在那个年代，许多道理是讲不清楚的。外公被整得身心交瘁，更严重的是医生在外公的身上查出了晚期癌症，治疗也没用，少则半年，多则八九个月，让他在家里等待末日的到来。可是造反派仍然不肯放过他，还要株连“资产阶级大小姐”的外婆。” 家里人商量后，决定把外公和外婆转移出去。造反派三番五次地找上门来，家里人就说外公和外婆出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造反派甚至派人找到了乡下，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影踪，以为外公已经病死了。其实，外公外婆大隐隐于市，就躲在造反派不知道的那个小屋里他们如同回到了以前的岁月，那个煤球炉子还在，外婆又生起了火为屋子里添上几分热量，同时也为外公煎熬几贴中药。桌子上的佛像被包起来藏在床底下，那个年代谁也没有胆量烧香拜佛。 世界上真的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那场浩劫也降温了。外公仍然活着，他再去医院检查，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以后外公又活了二十多年。我好奇地问过原因，外公也说不上来。我问，“是不是外婆煎熬的那些中药起了作用？”外公说，“也许吧”。但那些中药也是很便宜很普通的清凉排热解毒的药草。 “那是菩萨保佑。”外婆一脸虔诚。尽管那时候，那尊小弥勒佛还躲在他们的床下。外公却很幽默，“外婆也是被菩萨送到这间小屋里来的。不然我这么一个穷邮递员怎么会娶到资产阶级大小姐，凭什么？” 那时候我已经长大，再去问外婆离家出走的原因，外婆告诉了我。她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房姨太太，因为吸鸦片成瘾，在外婆七八岁的时候就病死了。后来她的父亲又娶了一房姨太太。虽然，外婆过的也是有钱人家小姐的日子，但并不幸福。她每天听到的都是冷言冷语， 另几房太太明争暗斗，对她这个失去亲娘的小姐更是白眼相加。她知道自己在那个家里，除了作为出气筒外，是一个多余的人。后来父亲为了生意上的发展，逼着她这个刚跨出校门的女儿嫁给一个上海滩上的大亨，去做人家的填房。 外婆把她珍藏着的那本纸张发黄的旧书拿给我看，当年这本书是她出走的精神支柱。这是一本挪威戏剧家易仆生的翻译作品， 娜拉是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名，“娜拉出走”是那个年代青年女子不满家庭的反抗形式，但是走出家庭后，前途渺茫，凶险莫测。外婆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在上海滩上胡乱奔走，没有想到，会撞进了一个年轻邮递员的小屋。 用外婆的话说，那是她和外公的缘分。而在外公眼里，外婆是降临那间小屋的仙女。 后来在上海滩上兴起怀旧风，我也去过乌鲁木齐（旧名巨富路），那里豪宅一幢连着一幢，那些大洋房都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旧宅，我也不知道外婆家是哪一幢？我就去问外婆。 外婆说，“那不是我家，我的家就是你外公的小屋。那里的洋房再大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稀罕。” 从农村插队回来，我在城里一时也找不到工作，感到很失落。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许多沿街的房子变成了商店。那间小屋实在太小，改成店面也不合适，外婆出了个主意，让我在门口卖茶叶蛋。那只煤球炉子换成了比较新式的煤饼炉子，上面是一只很深的钢精锅， 鸡蛋煮熟后，炉子下面的门开一条细缝，只要一点小火，就能保持锅里的温热，又省煤又实用。在这条街上开出了许多小店，小饭馆，食品店，杂货店，服装店，什么店都有。而小屋门口的“茶叶蛋”恰好弥补了一项空缺。煮茶叶蛋的配方也是外婆教我的，用的茶叶是浙江 乡下带来的，除了一定浓度的酱油，配上一点茴香挂皮。四周住的都是平民百姓，茶叶蛋沿街飘香把他们吸引过来，特别是一早一晚，人们上下班的时候，顺手买上一二个物美价廉的 茶叶蛋，边走边吃，味道好极了。我说：“茶叶蛋卖得好，是外婆的配料好。”外婆说：“生意好是菩萨带来的。”她让我把藏在床底下的弥勒佛又找出来，供奉在桌上，特意关照我，每晚要点一支香，就像外公当年那样。 小屋门口的茶叶蛋给了我自食其力的信心，空闲下来，我就读书，温习数理化，兴致高涨时，对着街上叫喊一声：“五香茶叶蛋！”晚上我也在睡在这个小屋里，床头堆满了书籍，看书至深夜，眼累了，就从那扇小窗里看到夜空中的星星，闭上眼睛，脑海里出现了外公外婆当年相识时的情景，心里平添上一层温情脉脉的感觉，进入梦乡。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恋爱了。那时候，上海年轻人谈恋爱的去处是黄浦江畔的外滩，沿江的围栏边，像插蜡烛似的一对接着一对情侣，几乎找不到一处空隙。谈恋爱本应该是两个人的世界，可是黄浦江畔的情侣们，只要嗓音稍微高一些，就不知道谁和谁谈了， 引起隔壁情侣们的窃窃私笑。那间小屋简直成了谈情说爱的奢侈品，小屋里是我和女友两个人的天地，我俩可以放心大胆地温柔。女朋友指着桌子上笑眯眯的弥勒佛说：“瞧，他在偷看我们。”我说：“他喜欢看。”当年，他看着外公外婆的男欢女爱；如今，他又看见了我和 我的女友的情意绵绵。他袒露着大肚子，笑看人间的欢乐，他是在为我们祝福。女友从我的嘴里知道了外公外婆的故事。她说：“我真想成为你们的家人。”不久后她成了我的妻子。 外公比外婆早走十几年。十几年后，外婆已近百岁高龄，她也生病了，不肯住院，也不肯打针吃药。那些日子，她老是吵着要去那间小屋，说外公在那间小屋里等她。我们告诉她，外公已经故世多年。可是她执意要去，谁也说服不了她。如果她一个人住进那个小屋里，谁来照顾她呢？她说她不需要人照顾，她自己能照顾自己，菩萨也会照顾她。我们都以为她老糊涂了。但是没办法，她天天吵着要去小屋，后来闹得白天不吃饭，夜里不睡觉，一定要去那个小屋。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是很随和的，从来没有这样执拗过，我们只能随了她的愿，把她送去了那间小屋。恰好我女儿学校放假，我就让我女儿每天去小屋照顾外婆。外婆外公和这个小屋的故事也已经传到了我女儿那一代。 外婆在那间小屋里只住了三天，就过世了，走的时候很安宁，神态慈祥，脸上还带着微笑。母亲说：“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菩萨相。”我们只才恍然大悟，外婆并没有糊涂，她执意要来这个小屋，真的是外公在这里等她。外公从天上下凡来到这间小屋里来接她。一般来说，人老的时候，嘴里吐出的气息都有一股儿腐朽的味道，可是外婆嘴里没有。更奇怪的是，女儿说，太外婆住在小屋里的那三天，她的身上发出了一股儿只有幼儿身上才会有的乳香味。 至今，人们也说不出其中的原因。那间狭窄的小屋里让外婆得到了一生的幸福。今天，这个世界上到处是一片浮躁的杂音。 中国到处都在建造高楼大厦，上海滩上许多旧房子都被拆除了。那一条离市中心不远的街也被房产商看中了，整条街上的房子都被推倒了，那间小屋也无法幸免。铲车推倒的不仅仅是那些陈旧的老房子，而是把过去和今天撕裂开来。不久以后，那条街面目全非，建造起十几幢豪华的公寓，被上海人称为新贵们的高尚住宅小区。那间小屋算是我们家的祖宅，也补偿到了一些钱，这些钱肯定买不到那个住宅区里面的一间厕所。 在一个晚上，我又走过那条街道。街道已经拓宽了许多，街道上经常有名贵的轿车来往。 我不知道居住在那些豪华公寓里的人们生活如何？但愿他们的家庭像外公外婆在小屋里建立起来的家庭那样，和谐安宁；而不是像外婆以前的那个家，一片纷争的吵闹声，虽然那里是一处比这里的公寓更加豪华的大洋房。 我又抬起头来仰望夜空，当年外公外婆从小屋里透过小窗看到的星星，以前我住在小屋里看到的星星，和如今夜空中的闪烁的星星没有什么两样，星空下面是万家灯火，是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都市的繁华过程就像一匹巨兽，必然会吞噬许多东西。 虽然，街对面的那间小屋也被吞噬了，但是我相信世界上肯定还有不少相似的房间存在。这间小屋已经活在我们家的几代人的心里，让我们家几代人都保持在一种和睦相处的氛围之中，让我们家的几代人保持着平和乐观的处世心态。 这时候，恰好有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夜空，就像在我心中划过…… 沈志敏 – 澳华作家，曾三次获得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
2024年11月22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本文被收录于作者2023年出版的《嬗变》一书。）   华人来澳已有两百年历史，在此期间，即使零星出现过一些华文文学作品，也很珍贵。就从澳洲一部最早的华文长篇小说《多妻毒》谈起。这部用中国文言文撰写的长篇于1909年6月5日至1910年12月21日在《警东新报》连载，分五十二期刊出。这份报纸的英文名字一直叫Chinese Times，但中文却曾一再改名：开始叫《爱国报》（1902-1904），后来叫《警东新报》（1905-1914）、《平报》（1917），最后叫《民报》（1919-1922），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不久时墨尔本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中文报纸。 《多妻毒》最初连载时作者本来未署名，但从作者其他作品知道他的名字是黄树屏（Wong Shee Ping），又名黄右公或黄又公，笔名江夏二郎，1887年生于广东开平。父兄都在澳洲墨尔本有生意。他本人受过基督教传教士训练，也受过传统中国的教育。起初他在报社任排字员，后来升任编辑，还曾是基督教牧师的领袖。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他，是澳洲国民党的重要党员。他不但要改革中国的政治体系，还主张革新中国的文化，包括反对多妻制，其超前的思想应该是融合了基督教教义和革命的政治思想。还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经领导澳洲华人“维持禁例会”，掀起反对白澳政策的运动。   《多妻毒》表明了作为作者的黄树屏的思想倾向。这是一出悲剧。当年中国人风闻新金山淘金的消息，纷纷以“卖猪仔”的办法登陆澳大利亚。小说主角尚康经过千辛万苦磨难，后来和友人一起做生意成功，享有一定的财力和地位。他在家乡本有结发妻子，但又在澳洲娶了一个名叫俏喜的妾。这个年轻女人成了他在新金山的妻子，在政府登记过的，因此地位比原配还稳固。俏喜完全不理会华人勤俭的传统，生活奢侈，又迷上赌博；而丈夫尚康又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无法制止她，结果破产身亡。这个女人也无法再在澳洲栖身，只得回到亡夫家乡。尚康原配马氏在家乡省吃俭用，攒下了一份薄产，还领养了一个儿子。她宅心仁厚，收留了俏喜，可是这个妾终于因结交了坏人，不但毁了原配和儿子，最后自己也把命搭上。这一家人无一幸存，竟然灭门了。《多妻毒》以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和澳大利亚为叙事背景，通过全知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尚康远赴重洋淘金谋生的艰辛，家中妻子马氏独自生活的不易，并严厉批判了马氏愚守传统以及小妾俏喜谋财害命并最终自食其果。小说不仅反映了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国际局势，更反映了海外华人在新旧文化碰撞中的困顿与抉择。有些研究说，《多妻毒》这个故事发生在澳洲和中国，涉及黄树屏父亲那一代人的历史，也就是淘金热一代。黄的父亲是维州淘金热时期的重要人物，似乎是这部小说人物的灵感来源。小说主角的妻子是一个中心人物，她仍然留在中国，可能就是以作者的母亲或相关女性为灵感，这些女性的丈夫也同样在海外寻求财富。   《多妻毒》是部虚构小说，但也是半历史小说，更如该作品副题所标示，是“社会小说”（A Social Novel）。它所描述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具有确切的历史基础，地理环境讲得也非常真实。从文学角度看，作品展示了华人特别是女性华人在广东和澳洲的生活细节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而它的社会认识价值也很高，它重现了早期华人视角中的当年澳洲日常社会，以及淘金时代以后华人在澳洲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这部将人性放在中心位置的小说，描绘出一幅比枯燥的历史文章更令人难忘的时代图画。而且，它可以充当进入更多学术文献的踏脚石。作者黄树屏显然是在以文学的形式，探讨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探讨身处二十世纪初的澳华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作为，提出当年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文化自信与思想局限的课题。 《多妻毒》是第一部讲述澳洲华人经历的长篇小说，也是澳洲第一部中文长篇小说，甚至也可能是西方的第一部中文长篇小说。它的出现与出版，不但在澳华文学史上也在澳洲文化史上是重要的一个亮点。 2013年，澳洲华裔学者郭美芬博士在其历史研究专著《塑造华人澳洲——城市精英报纸与澳华身份的形成》中，首次提及这部百余年前发表的华人小说，并对其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探讨。2019年，悉尼大学出版社将伊利·芬奇（Ely Finch）翻译的《多妻毒》英译本（The Poison of Polygamy）和它中文原著一起以双语本出版。此后，这部作品不但引起国内外华人研究学界关注，更在澳洲英语文化文学界出现极为热烈的反响。几个重要媒体上如《澳大利亚艺术评论》（Australian Arts Review）和《悉尼书评》（Sydney Review of Books）都有书评发表。书评介绍道，这本由伊利·芬奇翻译的双语版让读者体验到原作者黄树屏独特的叙述风格——他融合了社会批判与道德教训，探讨了贪婪的陷阱及移民在异乡适应的种种挑战。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和革命者，黄树屏借此小说讨论了多妻制、文化适应以及殖民环境中华人移民所面临的社会孤立等问题。书评还说，在关于淘金热时期华人经历的叙述匮乏中，《多妻毒》双语本的出版成了一个显著的例外。而这双语版的意义值得强调，它让澳大利亚读者了解中国-澳大利亚历史中较少被关注的一面。   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外”：在备受期待的2023年新剧季，布里斯班拉布瓦特（La Boite）剧院以《多妻毒》的舞台首演拉开帷幕。剧院宣称，这是一个跨越时间的道德故事，充满谋杀、勒索和背叛的元素。剧院艺术总监考特尼·斯图尔特（Courtney Stewart）不仅将这部大胆的澳大利亚新作编入她的首个剧季，还将亲自执导该剧。结果，这部作品采用了环形舞台设计，于2023年5月8日正式上演。考特尼·斯图尔特的戏剧改编生动展现了社会斗争，突出了华人移民面临的社会挑战，将华人移民的经历具象化，连接了历史与当代澳大利亚的视角，引起了现代观众的共鸣。 《多妻毒》这部小说的重新出版及舞台改编广受好评，不仅重现了这一被忽视的历史，还以寓言般的叙事和犀利的文化观察引发了历史和现代观众的共鸣。 在某种意义上，本文也是对《多妻毒》这部了不起的作品的致敬。 […]
2024年11月21日评论作者：何与怀 （前言：欧阳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才华出众，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他驰骋澳洲英中文双语文坛，成绩斐然，从1991年到墨尔本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出版著作至今，三十多年间竟然难以置信地已经出版各种中英文著作译作多达一百五十种，并获得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创作基金。本文是三万多字的长篇评论《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澳华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欧阳昱的先锋探索意识》中的第四节。全文将收进本人明年出版的新书中。此节提前发表，以就教于方家；另外，对有志于小说写作者也许可以开阔眼界和思路。） 欧阳昱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当然也表现在他的英文小说中。 欧阳昱的英文长篇处女作是2002年10月1日出版的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东坡纪事》，Brandl & Schlesinger出版）。小说中，欧阳昱带领读者踏上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前往中国内陆一个著名的文学小镇。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正在寻找新生活的澳籍华裔诗人庄道，他回顾了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往事，以及导致1989年“六四”的一系列事件。庄道在翻译自己在“六四事件”期间写的中文小说的同时，还为一家澳洲公司做研究。身份、边缘性和后殖民性在这个浓烈的澳华故事中被大规模地探讨。 欧阳昱透露此书就是宋朝伟大诗人苏东波对他的直接影响，书名即是对他的指涉，小说中的“东坡市”即是他熟识的亲切的家乡黄州。但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腊宝、赵红梅认为，当代移民作家如欧阳昱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家园意识”。他们共同撰写的一篇得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AA101214)赞助基金的文章强烈谴责欧阳昱，认为《东坡纪事》暴露了作者迎合移居国主流社会、套用东方主义话语对祖国竭尽攻击的意图（《王腊宝、赵红梅，《“流亡者归来”——评欧阳昱小说《东坡纪事》中的反家园意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页78-82）。然而在澳洲，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可谓一鸣惊人。它一经出版，悉尼大学英文系就把它选为教材，并邀请欧阳昱前去讲学授课。《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认为它“诙谐、愤世嫉俗且粗俗”（amusing, cynical and bawdy）。澳洲另一家杂志《超越》(Overland)则称它“让读者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真相，作品既辛酸、又痛苦、发人深省，还充满幽默与悲伤。”（It confronts the reader with unsavoury home truths and it is poignant, painful, provocative, funny and sad.）《东坡纪事》荣获2004年南澳文学创新奖，并入围2003年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南澳文学奖评审词说： “欧阳昱的作品创新、引人入胜，常常让人不舒服。它从一个移民澳大利亚的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多元文化社会是否能真正实现完全融合的令人不安的问题。”（Innovative, compelling and often profoundly discomforting, Ouyang Yu’s book i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hinese immigrant to Australia it raises troubl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fully integrated multicultural society.） 过了八年，2010年8月，欧阳昱出版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The English Class（《英语班》，Transit Lounge Publishing出版），于2011年获得新南威尔士州总督奖，并四次入围其他大奖。这部小说主角叫京。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时，他是一个在乡村度过几年当农民的知青，后来在一个省级造船厂当卡车司机。京在恶劣的环境下，一边开卡车一边自学英语，最终通过考试进入东湖大学的英语班。在那里，他遇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并爱上了英语老师瓦格纳博士的疏远伴侣德尔德雷。这部小说生动地细腻入微地刻画和展现了一个渴望西方生活的中国卡车司机的虚构生活。与欧阳昱的许多作品一样，它探讨了许多中国人移居英语国家的渴望，也微妙地解构了殖民主义的机制。 澳洲英语文学界许多人认为《英语班》堪称一部杰作，技艺精湛，引人入胜、是一部既睿智、勇敢又富有娱乐性的小说。澳洲当代非常著名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评介说：此书是 “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和澳大利亚文化的理解，这是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史诗般的旅程，欧阳昱以令人信服的诚实和激情讲述了这个故事”。（an utterly authentic story which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an epic journey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counted with all Ouyang Yu’s compelling honesty and passion.见网络。） 组成欧阳昱“黄州三部曲”的第三部英文长篇小说Loose：A Wild History（《散漫野史》，Wakefield Press出版）则接着于2011年出版。 这是一部颇具挑战性的书，属于极端的后现代元小说（meta-fiction），由多个交织的叙事线构成，其中一条是欧阳昱在离开澳大利亚十年后重返中国的经历，另一条则是小说写作本身。在这些叙事之间，还穿插了各种日常琐事，号称来自欧阳昱的日记和笔记，记录了他在中国期间的经历以及他在墨尔本生活的点滴。有许多短暂的故事情节，稍纵即逝，闪烁不已，还出现欧阳昱那个因信仰法轮功而遭到当局惩罚而去世的弟弟。书中充满有趣又古怪地闪烁着的灵感，充满思想，而这些思想相当发人深省：对作为移民的疏离感的探讨，对在新旧国家中同样感到格格不入的体验，身为现代中国人的感受，以及言论自由的实际意义等等问题的思考。 欧阳昱不仅用后现代手法来展示技巧，更是将其作为探索身份的工具，也探讨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让读者在真假之间猜测。如果说它最大特点，那就是——如书名所示：“散”。整部作品就像大杂烩，无所不包，也没有清晰的情节结构。各章节不按传统的数字顺序排列，而是随意加小数点；书中包含日记、回忆、笔记、信件、录音、电子邮件和其他文字资料的片段。小说让人感觉是一部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各种故事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后现代的拼贴手法被用到极致。 亚历克斯·米勒这样形容说： “如何向你描述《散漫野史》？我曾称它为伟大的澳大利亚反小说，但它并不试图遵循任何传统形式，表面上它反对一切——反纪录片、反回忆录、反文化史——其中几乎没有虚构的成分。除了在诗歌方面采用了较为传统的方式，它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强度和嘲讽拒绝了各种文学形式的规范。”（“How to describe LOOSE to you? I’ve called it the great Australian anti-novel, but it doesn’t seek to respect any of the conventional forms and is, on the face of it, anti-everything，anti-documentary, anti-memoir, anti-cultural history — there is very little of fiction in it. Except for poetry (where its approach is conventional) the disciplines of the various literary forms are rejected repeatedly an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vehemence and ridicule.”见网络） 澳洲书评家丽莎·希尔（Lisa Hill）对《散漫野史》评价甚高。她说：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喜欢和欣赏这种写作风格的人群中以某种方式流行起来。这是因为我认为，昱和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及杰拉尔德·默南一样，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潜在候选人。”(I want this book to go viral somehow amongst those who like and admire this kind of writing. This is because I think that along with Brian Castro and Gerald Murnane Yu is a possible candidate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见网络) 希尔把欧阳昱与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和杰拉尔德·默南（Gerald Murnane）这两位备受赞誉的澳洲作家并提，实在非同小可。该知道，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文化身份的探讨而闻名。他的小说《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获得了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和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并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年度图书。此外，他还荣获了2014年的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奖（该奖项由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设立，旨在表彰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杰拉尔德·默南则以其对记忆、身份和澳大利亚风景的独特描绘而著称。他的作品《平原》（The Plains）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学的经典之作。默南曾获得1999年的帕特里克·怀特奖和2009年的墨尔本文学奖，并多次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欧阳昱于2017年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Billy Sing（《沈比利》，Transit Lounge出版），在内容上更在写作形式上一反他的“黄州三部曲”。这是澳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著名的狙击手沈比利的真实故事，书封面就是截取比利1915年随军赴欧途中在埃及休整时照的的一张照片。 沈比利于1886年出生，母亲英裔，父亲华裔，他和两个姐妹在昆士兰州的乡村长大。1914年，他是最早的一位参军者，以出色的射击技术而闻名。欧阳昱以第一人称叙述，借比利的眼睛去看残酷的战争和无所不在的种族主义。在讲述比利辉煌却充满矛盾的生活以及战争的恐怖时，欧阳昱以富有想象力的笔触捕捉到身为局外人和英雄在自己国家的双重身份及其带来的困境，作者对华裔澳洲人的理解使叙事充满敏感和深情，呈现出另一种人生的精妙体验。这是一部既诗意又现实，既炽热又清新、既精致又残酷的小说。这是一个悲伤而深刻的故事。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一个尚未逝去的世界》（Contemporary Australian Literature: A World Not Yet Dead）这部名著的作者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irns）评论《沈比利》说： “……在他最为凝练、易懂且充满人情味的小说中，欧阳昱用强烈的情感与悲剧性的深度，将历史中遥远的人物带回了现实，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感受到他的痛苦。欧阳将沈比利带回了几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历史中，但也让我们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究竟是什么，未来可能会怎样。这本书极其精彩，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In his most concentrated, accessible and humane novel yet, Ouyang Yu brings a figure from remote history fully alive with intensity and tragic depth, lets us hear his voice and feel his pain. Ouyang restores Billy Sing to an Australian history that has threatened to erase him, but leaves us fundamentally unsettled about just what that history has been and might be. This book is terrific, it moved me to tears.”见网络） 欧阳昱迄今最新一部也是他第八部英文小说是去年（2023年）出版的All the Rivers Run South（《条条河流向南流》,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 这部获得澳洲政府两年创作基金赞助的书，厚达414页，它以实验性形式呈现，通过复杂的多层次的叙述，将历史与虚构相融合，在小说中包含又一个小说，声称是一部来自中国在Laurendal大学攻读创意写作博士学位的已故学生张宝辉的未出版的博士论文草稿。英语书评人也说在澳洲人们并不常见这样的书；这部实验小说并非为所有人而写，但它会吸引那些勇于探索的读者，虽然起初他们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弄清故事的脉络。里面有关于一位据说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淘金热时期活跃的名叫阿辛的街头讲故事者的虚构传记，这个“传记”由张宝辉叙述，张的博士导师是斯泰西教授。随着深入探索澳洲历史，张宝辉把学术论文变成一系列思维爆发、日记条目、刻意记录的记忆空白、迷你历史故事、零散的诗歌片段、关于历史和虚构的哲学沉思，以及他自己关于疾病、性模糊、爱情或无法实现的爱情的故事。他把阿辛的故事与自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他的充满了破碎的记忆、沉思和自我反省的创意论文，展现了他面对一系列问题的内心挣扎。这本书让读者窥见张宝辉的自我发现之旅，同时探讨跨文化联系、疏离感，以及拥抱或调和多重身份所需的韧性等更广泛的主题。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散文家、评论家和诗人德克兰·弗莱（Declan Fry）分析道： 我想说欧阳昱在玩弄语言，但其实不然：他所做的是认识到语言在玩弄我们。这种散漫而几近迷幻的叙述融合了欧阳昱长期以来的执念：身份、历史、文化伪善、种族、叙事的本质。我们该如何接近这样一个松散如生活本身的故事——一个必须尊重生活的杂乱无章的故事，仿佛生活的第一稿也是终稿？《条条河流向南流》探讨了如何回应历史，面对一种无法用单一方式叙述的历史（这一点也可以用来形容欧阳昱的作品）。它让人联想到哈维尔·马里亚斯曾说过的有关虚构的观点：在虚构作品中，某种比历史更真实的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作者创造历史，为我们展现生活的真实，以及在其中寻找意义的挣扎——无论是个人历史，还是地缘政治的历史——同时保持对偶然性以及死亡的开放态度（无论是象征的还是字面的）。这构成了历史唯一可担保的凭据。欧阳昱抚慰受苦的人，也震撼舒适的人。《条条河流向南流》对那些曾与卡尔德隆一样认为“人最大的罪行是出生”的人们，既是一剂抚慰也是一记猛击。（英文原文因篇幅关系删去，可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对于亚历克斯·米勒，他禁不住这样说： “在过去三十年里，屡获殊荣的作家欧阳昱创作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作品。他的天才迸发出强大的能量，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和翻译作品中展现的丰富思想和创新无处不在，尤其在他引人入胜的新小说《条条河流向南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对中澳文化交流感兴趣的人来说，了解欧阳的作品至关重要。”（“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award winning writer Ouyang Yu has created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innovative body of work this country has ever seen. The powerful energy of his genius, the rich stream of ideas and innovation in his poetry and novels, and in his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is evident in everything he writes, and never more so than in his enthralling new novel, All the Rivers Run South.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familiarity with Ouyang’s work is essential.”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明年（2025年）2月1日，欧阳昱还将出版The Sun at Eight or Nine（《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这部英文长篇小说，书名截取自曾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毛泽东语录也是“最高指示”（毛的原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它就是以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代为背景，故事围绕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展开，展现极致的苦难与崇高。那段岁月，全国从中央到地方，政治争斗激烈，人们情绪失控，行为疯狂。相信欧阳昱这部新作又将引起澳洲英语文坛关注。但现在，身为澳洲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上述这段评论，真切而又准确，也可视之为欧阳昱非凡的文学成就的一个最简洁的总结了。 （2024年10月25日完成初稿，11月15日定稿于悉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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